❶ 什麼是經濟全球化它包括哪些主要內容
全球化作為一個時代的特徵，是近年來一直在討論的熱點問題，從廣義上講，全球化是指不同國家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增加彼此之間相互聯系的一種趨勢，它包含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方面的內容。其中，經濟全球化作為全球化的核心內容備受人們的關注，歷來是全球化研究的焦點。在某種程度上，人們甚至將全球化等同於經濟全球化。因此，本文就西方學者近年來對經濟全球化研究的主題、理論框架和實證描述作一個簡要介紹。
一、定義或概念
對於什麼是經濟全球化，西方學者普遍接受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經濟全球化是指資本、勞動力、技術、知識、信息等生產要素在全世界范圍內自由流動，各要素統一的世界市場逐漸形成，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系日益緊密的過程。如赫爾穆特(Helmut,2001)認為，全球化是指商品和服務的跨境交易和要素的國際流動的數量和范圍的增加，以及技術以更快的速度和幅度擴散所帶來的國家之間經濟依賴性的日益增強。托本等人(Torben etal.,2003)認為，全球化是指各國通過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和資本流動、信息網路和文化交流而形成的高度融合和相互依賴的關系。
在這樣的共識下，有些學者試圖從不同的側面來解釋經濟全球化。戴維·赫爾德(David Held)從空間和網路結構的角度認為，經濟全球化是社會聯系和交易的空間組織結構的轉變所產生的跨洲或跨地區的流動或活動，以及這種轉變所形成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的網路。依照這種定義，經濟全球化具有以下四個特徵：(1)經濟全球化是經濟活動在地理上的延伸，它使經濟活動跨越了政治的邊境、區域和洲；(2)經濟全球化表現為貿易、投資、金融、移民、文化等方面聯系的大量增加；(3)全球聯系的加速和集中是全球交通和通信系統效率大大提高的結果，這一結果往往伴隨著思想、商品、信息、資本和勞動力的擴散；(4)全球聯系的速度、廣度和深度的加強使國內事件與全球事件的邊界變得模糊(Held,1999)。
20世紀90年代以來，網際網路、通信衛星等新技術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應用、新的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成立以及新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傳播，打破了傳統的貿易方式和商品、資本的流動方式，使不少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全球化日益成為一種新的現象。邁克爾等人(Michael et al.,1999)認為，當前的全球化與1914年以前的全球化具有顯著的區別：(1)1914年以前，商業和金融的一體化受到很大限制，而當前商品市場和資本市場的世界一體化程度卻大大加強；(2)與1914年以前的全球化相比，當前的貿易沖突和金融不穩定程度大大增加。亞歷山德羅(Alessandro,2001)則認為當前的全球化已進入一個「新全球化」的階段。他所指的「新全球化」是指戰後全球化的一個最新階段，這個階段大約從1995年開始（當時新經濟開始傳播和WTO開始建立）到20世紀末期結束，其特徵是應用ICT（電話線路、電視頻道和通信衛星）技術和網際網路技術所提供的新機遇進行生產和流通，以及採納主要由WTO管理和實施的關於國際市場規制和反規制的新規則。這種「新全球化」與舊全球化的根本區別是，舊全球化主要是由商品、能源和資本流動的增加來推動的，而新全球化則主要是通過網際網路信息流動的增加來推動的。在「新全球化」條件下，信息訪問時間的縮短和成本的大幅度降低導致世界范圍內的生產結構發生根本轉變，極大地影響著全球化的進程。
二、經濟全球化與經濟增長
全球化是否影響經濟增長在國際上引起了很大的爭議，盡管存在很多運用比較分析框架的多國研究案例，存在著許多運用大型跨國數據集的計量分析以及關於一個國家的對外經濟政策和它的經濟增長率之間相互作用的重要理論模型，經濟學家對這個問題仍然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見。例如錢達(Chanda,2001)使用資本賬戶的開放度指標發現發展中國家從全球化中蒙受損失而不是受益，而羅德瑞克(Rodrik,1998)和愛迪生等人(Edison et al.,2002)卻認為資本的開放度對增長沒有影響。在對外直接投資方面，布洛姆斯特羅姆等人(Blomstrom et al.,1992)認為對於富裕國家的增長有積極作用，加勒特(Garrett,2001)卻認為對低收入國家的作用是消極的。
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羅伯特(Robert,2003)認為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的原因：(1)研究對象的不同。一些研究者僅僅關注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率之間的關系，而另外一些研究者卻對影響經濟增長的其他變數非常感興趣。因而研究對象的不同定義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一個人對全球化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結論。(2)數據來源的可靠性問題。很多發展中國家的數據難以收集，而計量統計分析又需要大量這樣的數據。
到目前為止，大部分對於全球化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模型都是使用跨期時間系列模型，這樣的理論模型無法用於內生控制，也就是說，這些模型研究結果無法反映一段時間內不會改變或無法觀察到的特性。意識到這種跨期時間系列研究方法的缺陷，最近一些研究開始使用平面數據來檢驗全球化的各個維度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多拉爾和克拉伊(Dollar and Kraay,2001)發現貿易流動的改變和對外直接投資的結果會導致較高的經濟增長率。格里納韋等人(Greenaway et al.,1999)也發現貿易和經濟增長具有緊密的聯系。在對外直接投資方面，博倫斯坦等人(Borenstein et al.,1998)提供了對經濟增長具有積極影響的證據，它給予人力資本一個最低的進入門檻；相反，卡克維奇和萊文(Carkovic and Levine,2002)則沒有發現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影響。愛迪生等人(2002)詳細分析了金融一體化的幾個指標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結論是二者之間不存在顯著關系。
然而，無論是跨期時間系列研究還是平面數據的檢驗分析都只是從全球化的一個維度來考察全球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這種影響是以事先假定全球化的其他維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不變為前提的。這種比較靜態的分析在當前復雜多變的世界經濟環境中顯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於是一些經濟學家開始從全球化多個維度來綜合考察全球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肯托(Kentor,2001)從外資依存度和貿易自由度兩個角度考察1980-1997年88個較不發達國家的全球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結果發現外資依存度對於經濟增長起到遲緩的消極作用，而貿易自由度對於經濟增長來說則具有長期的積極作用。阿克塞爾德埃爾(Axeldreher,2003)利用跨期時間系列對全球化的多個維度（經濟一體化、社會一體化和政治一體化）對經濟增長的綜合影響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結果表明，全球化確實有助於經濟增長，全球化程度越高，經濟增長率也越高。例如，假設拉脫維亞的經濟一體化程度與西班牙相當的話，它的經濟增長率將從5.94%上升到7.1%。又如，全球化對於中國經濟增長具有巨大的積極作用，1975-2000年期間中國的全球化指標上升了2.14個百分點，直接導致中國2000年的經濟增長率比1975年上升2.33個百分點。因而，對於全球化導致貧窮的指責是無效的，那些經濟增長率較低的國家恰恰是反對全球化的國家，如盧安達、辛巴威等。
三、經濟全球化與不平等
經濟全球化會造成窮國越窮、富國越富的兩極分化，還是帶來全球收入分配的更加平等，引起了經濟學家的廣泛興趣。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的統計，全球五分之一指數在1960年僅為1/30，1990年則上升到1/60，1997年進一步上升到1/74。弗蘭科西斯和克里斯琴(Francois and Christian,1999)採用1820-1992年世界33個國家的實際人均資本的GDP的數據，研究了近兩個世紀以來世界不平等的變化情況。他們的研究發現，自1820年以來世界不平等實質上在增加。1820-1910年是迅速增長和全球化階段，錫爾(Theil)指數從0.533上升到0.799，上升了0.226，上升幅度高達50%；1910-1960年則保持相對穩定；1960-1992年，錫爾指數上升0.093，即上升了12%。
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化與世界不平等出現了「歷史的轉折點」(Lindert,2001)。梅爾基奧爾等人(Melchior etal.,2000)使用115個國家（包括中國在內）的人均資本收入的數據，利用人口權數計算世界收入分布的基尼系數，發現基尼系數從1965年的0.59下降到1997年的0.52。道瑞克等人(Dowrick et al.,2001)使用購買力平價(PPP)調整數據，發現20世紀末期以來，全球的總體不平等出現收斂的現象。巴羅(Barro,2000)使用擴展的Deininger-Squire數據集，通過對建立在人口、土地面積和貿易基礎上的開放程度的綜合測度，發現開放與不平等之間存在緊密的聯系。當GDP的單位資本收入低於13000美元時（1985年不變價），開放會增加不平等的程度；但當超過13000美元時，開放會降低不平等。
林德特和威廉姆森(Lindert and Williamson,2001)從世界不平等的構成、全球化的來源、單個國家實際全球化的度量和歷史的時間段四個維度展開分析，發現全球化對於經濟不平等主要有五大影響：第一，商品和要素市場的全球化會縮小而不是擴大國家間的收入差距，至少對於已經融入世界經濟的這些國家來說是如此；第二，1914年以前，勞動力豐富的國家的國際貿易和國際要素流動降低了不平等，而且當勞動力大量流動時，這種影響是顯著的；第三，對於勞動力短缺的國家來說，國際貿易和國際要素流動增加了不平等，在1914年以前這些國家出現大量移民時，這種影響是巨大的；第四，綜合國際和國內的影響，全球化的加深意味著世界不平等的減少；第五，在全球經濟完全一體化條件下，世界收入仍然是不平等的，但全球經濟的完全一體化比部分一體化更能降低世界經濟的不平等。
由於上述以人均資本的GDP為不平等測度指標的傳統研究方法囿於自身的局限性，它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批評。魏和伊(Wei and Yi,2001)認為，跨國研究的文獻由於不同國家的體制不同和不平等的數據難以比較而存在較大的缺陷，因而深入對一個特定國家的研究可能比跨國的比較更為有用。通過對中國1988-1993年100個左右城市的城鎮—農村收入比率的測度，他們發現城市在貿易方面經歷較大開放程度的同時有助於降低城鎮—農村的收入不平等。這樣，全球化是有助於減少而不是增加城鎮—農村收入的不平等。這一結論同時暗示，如果僅僅依賴中國全國的加總數據，認為總開放度的增加而導致總收入不平等的增加是不正確的。加里等人(Gary et al.,2003)認為，僅僅以人均資本的GDP作為衡量不同國家之間的不平等是不夠的，因為健康狀況（如長壽）也是社會發展的重要指標。他們通過計算1965-1995年49個國家壽命預期價值的「全部」收入，發現低收入國家的「全部」收入比發達國家增長更快，發達國家「全部」收入的平均增長率大約為140%，而發展中國家則高達192%，這樣，如果僅僅從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看，全球化擴大了國家之間的不平等，但如果將健康狀況也計算在內的話，全球化則會減少這種不平等的程度。尼古拉斯(Nicholas,2000)則認為，應該以人類發展指數(HDI)來衡量不同國家之間發展的不平等程度，因為人類發展指數可用於測度經濟發展對人類福利的最廣泛影響，它代表人民的實際生活水平。HDI包含三個重要組成部分：教育、收入和壽命。通過對各大洲HDI加權平均值的計算，尼古拉斯發現各大洲之間的人類發展指數呈現一個長期收斂而非發散的趨勢，例如1950年南亞和非洲的HDI與北美的差距為0.698和0.683，到1995年這一差距分別縮小到0.496和0.51。
四、經濟全球化與可持續發展
20世紀經濟全球化取得了顯著的進展，然而伴隨全球化的卻是世界生態環境平衡的嚴重破壞（如森林砍伐、沙漠化、河流和海洋的污染、城市煙霧、溫室效應、臭氧層的損耗、生物多樣性的喪失、關鍵自然資源的耗竭等）。這種全球化所引起的環境退化現象引起了世界各國的廣泛關注，環境的可持續性問題日益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對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GATT的烏拉圭回合以及後來成立的WTO都對環境保護問題進行談判，但卻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其原因在於各國對環境的評價標准不同，以及經濟理論和實證研究的滯後導致各國缺乏共同的溝通語言。因此，全球化的發展迫切需要對環境的可持續性問題要有理論方面的突破。
最近關於全球化對於環境影響的研究主要圍繞環境的庫茲涅茨曲線(EKC)展開。格羅斯曼和克魯格(Grossman and Krueger,1993)通過模仿庫茲涅茨(Kuznets,1955)在美國經濟學會上提出的關於經濟增長與不平等之間的「倒U型」關系假說，認為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之間亦存在一種倒U型關系，也就是說，相對低或高的收入水平與相對低的環境污染相聯系，而在收入的中間階段，環境污染達到最高點。布拉德福德等人(Bradford et al.,2000)從環境規制的邊際收益與非環境收益的邊際成本方面說明了這種倒U型曲線在理論上是可以成立的。在實證的分析方面，格羅斯曼和克魯格(Grossman and Krueger,1955)分析了66個國家在12年期間（水污染的跨度為1979-1990年，空氣污染的跨度為1977-1988年）14種不同層次的水污染和空氣污染，結果發現一個國家的收入水平與大部分所檢驗的污染類別確實存在可覺察的倒U型關系。布拉德福德等人(2000)利用隨機影響方程，採用平面數據，驗證污染與收入之間的關系，結果發現有些污染物符合EKC，有些不符合，有些則需要進一步考察。當然也有些學者(William et al.,2003;Brain et al.,2003)認為EKC的描述過於簡單，在僅有的少量數據和缺乏基本理論的條件下，我們對於經濟增長與環境的關系仍然是不清楚的。
環境的庫茲涅茨曲線在全球化條件下又可以表述為：貧窮國家收入的增加與污染的增加相對應，而發達國家收入的增加卻伴隨著污染的減少。薩瓦斯(Savas,2000)首先對這種觀點提出質疑，他認為在一個2×2的笛卡爾模型中，國家之間的貿易聯系將使它們進行合作，最終有利於環境保護。帕特拉(Petra,2001)則從發展中國家企業的自我規制的角度出發，認為全球化對於發展中國家環境的影響也可能是積極的。他認為全球化有助於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的自我規制，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全球化會增加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由於這些跨國公司能夠方便轉移先進的環境技術和管理體系給它們的子公司，導致這些跨國公司的子公司會比國內企業更好進行自我規制。第二，全球化有助於發展中國家國內企業的自我規制。來自FDI投資的跨國公司改變了全球的供應網路，跨國公司的子公司就對國內的供應者的環境自我規制提出要求，造成壓力。第三，全球化將增加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出口，這些發達國家的消費者可能使用較為嚴格的有利於環境保護的標准（如IS014000），這同樣對發展中國家國內企業的自我規制構成壓力。布雷恩等人(Brain et al.,2003)認為人均資本收入和環境之間的關系並非像EKC所描述的那樣僅僅是一種簡單的可預測的關系，為此他們建立了一個與國家特性（收入、要素稟賦和技術）的污染水平和貿易機會（比較優勢和當前的貿易限制）相聯系的簡單的環境供給和需求體系，結果發現，環境污染與收入之間的關系對函數的形式、國家和城市樣本和時間段的選擇都非常敏感。他們的檢驗發現，第一，並沒有充分證據說明收入的增加對於環境質量的改善有積極的影響。一個國家的自然資源、資本充足率和其他重要的因素對於環境有高度的影響。第二，環境政策對於貿易和投資都會產生重大影響。第三，污染避難假說（即認為減少貿易壁壘將導致環境污染嚴重的工業從管制嚴格的國家向管制較弱的國家轉移）並沒有得到證據的支持，但污染避難影響（即認為環境規制的加強將對企業地點的選擇和貿易流動有影響）卻是可以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