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表現在哪些方面
人口到底是經濟和財富增長的包袱呢？還是財富和經濟增長的動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能給出不同的回答，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人回答也不一樣。對於人口的財富內涵的理解，是一國文化理念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由不同的歷史發展路徑加在人們心中的一個烙印。人口增長先於GDP的增長到底人口增長是推動財富增長的原因？還是財富增長一段時期後所形成的結果？一個簡單的邏輯是，如果觀察到的相關關系是每一次人口的增長都是發生在GDP增長了一段時期以後，那麼人口增長就有可能是財富增長的結果；反之，如果我們發現每一次GDP增長都是發生在人口增長一段時期之後，那麼人口增長就是財富總量增長的推動要素和先決條件。因此我們先看看不同國家和地區在過去2000年以來GDP指標和人口增長指標，哪個領先。在公元1700年之前，西歐國家人口一直保持穩步增長，但是GDP卻幾乎沒有明顯的增長。公元1700年，當人口增加到近1個億的時候，GDP才開始明顯增加，並且GDP增加的速度明顯低於人口增長速度。直到1950年前後，西歐國家的GDP增長速度才開始超過人口增長的速度。西歐衍生國和拉丁美洲國家在公元1700年之後，人口開始加速增長，而直到150年以後的1870年以GDP為標志的財富創造能力才開始明顯增加。並且直到1950年前後GDP增長的速度才開始逐漸超過人口增長速度。顯然，在新的財富創造方式出現之後，上述國家的GDP增長並沒有迅速增加，而是新的財富創造方式首先帶來人口增加――人口增加100多年以後，GDP才開始真正飛躍式增長。讓我們再來看看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人口和GDP關系與西歐等國家有什麼不同。與西歐及其衍生國、拉丁美洲等國家不同的是，日本、亞洲其它國家、俄羅斯、非洲等國的人口在公元1700年之前，就一直保持穩步的增長。並且人口的增長從時間上先於GDP的增長，從增速上比GDP的增速高。西歐及其衍生國以及拉丁美洲，之所以在公元1700之前沒有明顯的人口增加，是因為那裡沒有像亞洲、東歐、俄羅斯、日本等地繁榮的農業文明。也就是說，一種穩定的財富創造方式，是人口穩定增加的前提條件。然而，在具備了一定的財富創造方式之後，亞洲、日本、非洲等農業文明地區的人口的增長，從時間上都領先於各自區域的GDP增長。進入20世紀以後，製造業財富創造方式開始在亞洲傳播，因此中國、印度這些傳統的農業大國，在較高的人口基數上開始了比以前更高速度的人口增長，而GDP增長的提速，比這些地區人口增長高峰至少滯後50年到100年。比如，二戰以後1950－1973年期間，隨著工業財富文明的傳播，中國和印度人口開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增加其中――值得玩味的是，中、印兩國在各自人口迅猛增長的第40年以後，也就是在公元1990年前後，才同時迎來了連續若干年每年8%以上的GDP高速增長。當一個歷史時期人均GDP開始下降時，新的財富創造方式即將出現。簡而言之，公元1500年以後，除了未發現的新大陸，和荒原、凍土之外，世界上大部分農業社會都出現了人口和可耕地的矛盾，從而逼迫人類尋求農業之外的其他財富創造方式，正是這長達300年的「人口與可耕地」的矛盾導致了技術革命和工業文明的誕生，並在1820年前後，歐洲和亞洲發生了完全不同變化和歷史路徑選擇。因此，雖然人類社會大部分歷史時期，人口的增長就意味著社會財富總量的增長；但是當人口的增長速度階段性地超越了資源發現和技術進步速度，則意味著人均財富擁有量的下降。而下一次人均財富量的提升，則必須有新的財富創造方式的出現。生產技術決定人口增速與財富增速的差異比較1820年以前的亞洲和歐洲人口與GDP增長情況，我們可以發現：人口增長較快的亞洲，GDP增長遠遠快於歐洲――在生產技術穩定的農業社會中，財富的增長主要依靠人口的增長。當工業社會來臨以後，生產技術開始決定人口增速與財富增速的差異――財富的增長既依賴於人口的增長，更依賴於技術的增長。無論是在農業財富時代，還是在製造業財富時代，越是不發達的國家，財富增長對人口的依賴越強；越是科技和生產技術發達的國家，財富增長中技術的貢獻越強。就同一個國家和地區而言，在技術停滯的時代，財富的增長主要靠人口的增長，在技術革命和產業升級時代，財富的增長主要靠技術和生產效率的提高。如上所證明的，在人類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只有短短的300年時間里，人口因超出了資源承載能力而弱化了其財富的含義，其餘的歷史時期，人口都是財富增長的源泉。那麼，為什麼在東方人的眼中，人口總是被視為財富創造的負擔；而在西方人的眼中，人的財富價值卻更被看重呢？人口到底是不是財富，如果是，具有哪些財富特性呢？人口的財富兩重性特徵：既是財富的創造者，也是財富的消費者。長期受農本思想統治的中國，幾乎人人都知道「勤勞致富」的古老訓條。在勞動價值論的財富思想傳播到古老的東方國家之後，人們更加相信：勞動是財富的源泉！如果勞動是財富的源泉，那麼什麼是勞動的源泉？毫無疑問，人口是勞動的源泉。既然人口是勞動的源泉，勞動又是財富的源泉，人口怎麼可能不是財富的源泉呢？顯然，古老的東方哲學出現了人文理念上的矛盾――承認勞動是財富的源泉，又認為人口是財富的負擔，解決這個問題的法只有一個，那就是「既讓馬兒跑，又讓馬兒不吃草」――雖然不存在只勞動、不消費的人口，但是卻可以某些人口多勞動、少消費。所以，在人類幾千年的歷史中，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分別創造了奴隸制、農奴制等等，壓制人口財富消費的一面，而擴張其財富創造的一面。隨著生產技術的不斷進步，以及人口素質的提高，絕大部分成年人口的財富創造能力都逐漸超過了其財富消費能力。只有到了這樣的歷史階段，人的財富價值才受到整個社會普遍的重視。顯然，明代以後的中國，由於土地稀缺；20世紀60年代以後的中國，由於人口的短期增加超過了資源承載能力，人們才忽略人口的財富價值。而進入21世紀，當中國享受了20多年「人口紅利」之後，第一次開始面臨勞動力稀缺的狀況，這個社會也開始更加重視人的財富價值。可見，人口作為財富的終極意義，取決於其財富創造能力與財富消費能力的對比。也就是說，人口到底是剩餘產品的生產者，還是稀缺產品的凈消費者。在資源豐富、生產技術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大部分人口都是剩餘產品的消費者，因此人的財富價值受到整個社會的普遍重視；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由於生產技術落後、資源貧乏，或人口年齡結構或素質的原因造成太多的人沒有勞動能力，這個社會就會忽視人口的財富價值，甚至把人口作為社會福利提高的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