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制度政策影響了經濟的發展趨勢

『壹』 商鞅變法這一政策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產生的影響

歷史影響：商鞅變法是戰國時期一次較為徹底的改革運動，大大推動了社會進步和歷史的發展。通過改革，秦國廢除了舊的制度，創立了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制度。改革推動了秦國社會的進步，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同時，壯大了國力，實現了富國強兵。為以後秦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對中國歷史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性質：富國強兵 意義：經濟上：改變了舊有的生產關系，廢井田開阡陌，從根本上確立了土地私有制。
因由二：
政治上：打擊並瓦解了舊的血緣宗法制度，使封建國家機制更加健全，中央集權制度的建設從此開始。
軍事上：獎勵軍功，達到了強兵的目的，極大的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為秦下一步的戰略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貳』 我國近五年實施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國民經濟宏觀調控的兩大重要工具。財政政策是通過稅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來實現一定的經濟、社會發展等宏觀經濟目標的長期和短期財政戰略，是政府調控經濟的重要手段。根據財政政策在調節國民經濟總量方面的功能可將財政政策劃分為擴張性政策、緊縮性政策和中性政策。貨幣政策是說一國的中央銀行為實現既定的宏觀經濟目標，運用各種政策工具控制、調節和穩定貨幣供給量，進而影響宏觀經濟的措施總和。貨幣政策手段主要有：法定準備金、公開市場業務、再貼現率。
通常一個國家在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實施何種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要根據宏觀經濟運行態勢，相機抉擇。縱觀我國實行宏觀經濟政策的歷程，從建國後一直奉行的「雙松」政策到1998年底起開始施行的歷時近七年之久的「一積極，一穩健」的宏觀政策，再到2005年我國政府開始奉行的「雙穩健」政策，我國政府正是從實際出發，結合我國國內經濟發展的形勢和國際經濟動態的轉變，審時度勢，成功地完成了我國不同歷史時期宏觀經濟政策的轉變。當前從經濟發展趨勢來看，由於國際經濟形勢出現的逆轉以及已經出台的宏觀調控政策的作用，我國經濟增長率將出現一定程度的回調，國際收支不平衡程度將有所緩和。同時，出口增長將回調，但幅度有限，在人民幣升值預期的持續作用下，銀行的流動性雖然比去年有所緩解，但仍然比較充裕，貨幣信貸仍然處於比較寬松的環境。在此背景下，繼續實行「雙穩健」組合似乎是我國2007年繼續實行宏觀經濟政策的科學選擇。
然而，就當前經濟形勢來看，影響我國政府做出宏觀經濟決策、實現我國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有三大矛盾需要高度關注。首先，社會過度儲蓄引起的過度投資問題。從2000年到 2006年11月末，我國金融機構人民幣儲蓄存款余額由123804.4億元增加到334361.4億元，增長了1.7倍，增長幅度平均每年達到18%，存差也由24433.3億元擴大到111219.8億元，存差擴大了3.55倍。在儲蓄增加額中，有45.3%來自於城鄉居民增加的儲蓄，另有31.1% 來自於企業增加的儲蓄。就是說，當前我國儲蓄的迅速增長主要是由居民和企業兩大主體的行為產生的。居民將過多的收入用於儲蓄，一方面是與我國社會保障福利制度不健全有關，另一方面是金融機構儲蓄主要來自於高收入者而中低收入者所佔比重不高相關。企業將過多的資金用於儲蓄而不是投資於創新活動，一方面是與我國的產業政策相關，另一方面是這些儲蓄大部分是大中型企業增加的存款，而中小企業依然缺乏資金。在社會儲蓄持續大幅度增長的情況下，金融機構的壓力不斷增加。隨著存差規模的不斷擴大，金融機構要千方百計將這些剩餘資金「消化」掉。由此，大量信貸資金通過各種渠道又投向了建設領域，新一輪投資過熱和重復建設由此產生。還有，儲蓄過度增長引起過度投資，實際還對消費形成了擠出效應，因為在資金一定情況下，投資過多佔有份額，必然排擠和抑制了消費。
其次，工業的過快增長引起的產能過剩問題。當前，在國民經濟運行中，一方面是越來越多的社會資金向金融機構流入，另一方面是社會消費增長速度又遠遠慢於工業品的生產增長速度。由此，我國經濟發展中又遇到另一個矛盾，工業品產能的過剩。按道理，自2000年以來，我國的社會消費增長並不慢，而且從2004 年以後還有加快增長的趨勢。比如從2004年到2006年社會消費平均增長幅度都在13%以上。但是，我國工業在投資的不斷刺激下產品生產量增長更快，例如2000年到2005年，全國家用洗衣機、電冰箱、彩電、空調器、微型計算機、行動電話、汽車產量分別增長了1.05倍、1.33倍、1.11倍、 2.7倍、11倍、5.78倍和1.76倍。2006年，上述工業品還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長。當工業品持續以快於國內消費增長速度增加時，便被迫形成大量出口，大量出口既造成國際貿易摩擦加劇，又形成巨額貿易順差，由此導致外匯儲備越來越多，而越來越多的外匯儲備反過來又要求M供給規模不斷增加。
再次，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引起的社會收入分配不公問題。當前，我國收入差距呈現全面擴大的趨勢，既存在城鄉居民、地區間收入差距擴大問題，也存在城鎮內部和農村內部不同群體收入差距擴大問題。從2000年到2005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由2.79倍擴大到3.22倍，2006年擴大到3.4倍。如果考慮到城鎮居民公共醫療、養老、教育補貼、住房公積金等社會福利項目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將更大；在地區之間，西部地區居民最低收入省份與東部地區居民最高收入省份差距也呈擴大的趨勢，比如北京、上海、江蘇等省市公務員收入是貴州的3至4倍。在城鎮內部，2000年到2005年，按五等分法，城鎮居民最低收入與最高收入比由1∶3.6擴大到1∶5.7，而困難戶收入與最高戶收入差距達到11倍。行業差距更大，全國事業單位職工年平均工資約1.5萬，一般企業1萬左右，而大企業5至6萬，能源、電信、金融企業可超過10萬。農村內部收入差距也如此，從2000年到2005年，按五等分法，農民最低收入與最高收入比已由1∶6.47擴大到1∶7.26。目前，我國居民收入差距已達到相當懸殊的程度，基尼系數已超過0.4。2005年，我國城鎮有近2000萬人月收入在 200元，有近4000萬農民年收入在800元以下，他們經常入不敷出，要靠借債維持生存。近幾年來，我國消費不足實質是結構性消費不足，主要表現為城鎮低收入群體和農村居民消費不足。當前，我們面臨的矛盾是，一方面，城鎮的收入分配在向高收入群體集中，而高收入群體的邊際消費傾向在不斷下降，他們將越來越多收入存在金融機構；另一方面城鎮中低收入群體和農民邊際消費傾向高，但他們卻無錢消費。如何將經濟社會發展成果公平地分配到不同收入群體，特別是中低收入群體和農民身上，讓他們提高收入水平並增加消費，這是當前我國宏觀政策的關鍵所在。
從經濟運行角度看，如何避免或消除經濟運行中儲蓄過剩、產能過剩和收入差距擴大等問題，不僅是近期宏觀調控需要面對的，而且也是國家長期政策和制度安排需要考慮的。就當前而言，我國的貨幣金融政策尚顯偏松，財政政策相對偏緊，這種政策組合不利於控制工業產能的進一步過剩，也不利於擴大國內的消費，因此考慮到情況的變化，我們應該奉行「總體穩健、適度微調」的思路，在目前政策姿態不變的情況下，根據宏觀經濟形勢變化在力度上調整當前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組合
具體調整建議：
一是調整貨幣政策。首先，我國目前的貨幣政策調控仍有空間，適當時機還可進一步提高存款准備金率，並相應提高貸款利率；其次，金融機構應盡快調整資金使用結構，不斷調低投資貸款比例，相應提高消費貸款比例，出台相關配套政策，積極推進住房抵押貸款、汽車、家電消費貸款、教育貸款、婚喪貸款等，鼓勵居民貸款消費；再次，為了緩解資金流動性過剩的矛盾，一方面要通過金融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拓寬居民投資渠道，減少銀行存差不斷擴大的壓力；另一方面要加快發展多元化的資本市場，比如擴大企業中長期和短期債券發行規模，創新高新技術企業融資渠道，積極發展金融衍生產品，探索和支持民間金融機構的發展等；另外，要鼓勵企業走出去，在支持中國企業擴大對外投資的同時，商業銀行還可以以代客境外理財的形式加大投資國際金融市場，以此緩解流動性過剩和因貿易盈餘及FDI流入給央行帶來的外匯儲備增長壓力。
二是調整財政政策。財政政策應從目前的偏緊(壓縮國債發行規模、壓縮赤字規模)狀態向靈活狀態調整，適當擴大政府的投資和消費。一方面，各級財政應進一步增加用於城鎮低收入人群的貧困救濟支出，進一步擴大救濟覆蓋面，繼續提高他們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不斷提高政府職員工資水平，並繼續向有利於消費的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另一方面，通過建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專項基金，推動農民消費。專項基金從三方面籌措：其一，從每年財政增收部分中劃出一定比例(比如財政增收的10%)的資金；其二，每年發行一筆新農村建設專項國債(比如每年500億元)；其三，從每年土地出讓金中切出一塊資金來。將這三塊資金捆成一起，組成新農村建設專項基金，用於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並支持農業、農村生產能力建設，降低農民生存和發展成本，增加他們的收入，以刺激消費。
三是國有及控股企業每年要從利潤中拿出一部分上交財政。近幾年，在企業儲蓄存款中，有很大比例是國有企業存款，這些存款絕大部分來自利潤。目前，在現有體制條件下，許多國有企業的贏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原有財政投資和行業壟斷形成的，這些贏利全部歸企業，明顯地形成了過多的企業儲蓄，為進一步投資創造了源泉。因此，無論是從財政投資回報還是公平性原則看，國有及控股企業每年都應該向財政上交一部分利潤，國家拿這部分利潤用於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以改善城鄉居民的生產生活環境，降低他們的生存和發展成本，提高他們的相對購買能力。
四是健全社會保障制度，降低城鄉居民預期支出。當前，城鎮居民消費傾向偏低，儲蓄傾向偏高，與我國教育、醫療、養老、失業扶助、貧困救濟以及住房制度改革都有密切關系，人們緊縮即期消費，為未來儲蓄，是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滯後造成的結果。必須加快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步伐，消除現有各類社會保障制度規定的沖突與掣肘，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框架，該市場化的要繼續堅持市場取向改革，不該市場化的一定要根據公共服務原則進行制度設計，對於影響居民消費的諸多社會保障制度政策，要及時清理，當前關鍵是要建立和完善公共教育、公共衛生醫療、就業扶助、貧困救濟和養老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提高政府對這些方面的支持力度，擴大城鄉居民的受益范圍，消除他們的後顧之憂。
五是必須著手解決經濟發展中的長期問題。當前，我國經濟運行中出現的許多問題是由長期問題引起的，僅僅靠短期調控是不夠的，還必須著手解決長期問題。眾所周知，我國經濟發展長期以來主要是依靠投資拉動和出口導向實現的，過去我們實行這種戰略是正確的。但是根據日本和我國台灣地區的經驗教訓，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如不及時改變這種戰略，必然會給經濟運行帶來許多難以處理的矛盾。因此，要解決投資過熱、產能過剩、資金流動性過剩問題，還必須從長期制度安排方面入手。比如一方面，改革現行財稅制度，調整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財權與事權關系，按照財權與事權相匹配的原則，將目前一部分事權向上移交由中央承擔，比如義務教育、公共衛生、資源管理與環境治理等，同時將一部分財權向下移交地方政府支配，以此降低各級地方政府抓投資、上項目的沖動；另一方面，改變鼓勵出口的政策安排，統一內外資企業的稅收政策，分步驟取消出口退稅政策安排，適度加快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步伐，適當提高人民幣匯率浮動范圍。同時，在加快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過程中，要建立嚴格的監管制度，高度警惕和監管國際投機資本流入國內，防止惡意炒作人民幣，干擾我國匯率改革的進程。
還有，我國應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既要規范初次分配政策和制度安排，又要進一步利用稅收、財政轉移支付、捐贈、補貼等再分配手段，調節初次分配階段形成的過大收入差距，最終實現「調高、擴中、提低」的目標。

『叄』 固定匯率下的穩定政策有哪些及其對經濟的影響

固定匯率下的穩定政策對經濟的影響，有幾個方面：
1、匯率穩定政策可以促進實際的外幣交易的穩定，保證外貿經濟的平穩運行。
2、匯率政策穩定對於國內的大宗交易有促進作用，可以降低匯率消耗。
3、直接增加企業的稅後利潤，鼓勵企業生產，繁榮經濟。
4、投資與消費增加，有利於經濟繁榮，加強國際貨幣地位。
松的貨幣政策，即利率下降，投資與消費增加，有利於經濟繁榮，同時松的貨幣政策，企業的生產成本下降，有利於企業生產的積極性，有利於經濟增長
松的財政政策，即減少稅收，增加支出，減少稅收，直接增加企業的稅後利潤，鼓勵企業生產，繁榮經濟，增加支出，就是增加了消費，引起人們對消費的慾望，當然也是繁榮經濟.緊的財政政策和緊的貨幣政策對經濟的作用則相反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往往兩者配合使用.
固定匯率（fixedexchangerate）是浮動匯率的對稱，是在金本位制度下和布雷頓森林體系下通行的匯率制度，這種制度規定本國貨幣與其他國家貨幣之間維持一個固定比率，匯率波動只能限制在一定范圍內，由官方干預來保證匯率的穩定。
按照「布雷頓森林協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會員國必須確認美國政府在1934年規定的35美元摺合1盎司黃金的官價。美國政府承擔各國按此價格用美元向美國兌換黃金的義務。當黃金官價受到國際金融市場上的炒家沖擊時，各國政府要協同美國政府進行干預。
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基金組織各會員國的貨幣必須與美元保持固定比價。美國政府根據上述黃金官價，規定1美元的含金量為0.888671克純金，各會員國貨幣對美元的匯率按各國貨幣的含金量與美元確定固定比價，或直接規定與美元的固定比價，但不得輕易改變。匯率波動幅度應維持在固定比價的上下1％以內。如果貨幣含金量的變動超過1％，必須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批准。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雙掛鉤，使美元等同於黃金，各國貨幣只有通過美元才能與黃金發生聯系，從而確立了美元在國際貨幣制度中的中心地位。在這一貨幣制度下，資本主義世界各國
都用美元作為主要的國際支付手段，許多國家還以美元作為主要的外匯儲備，有的甚至還用美元作為發行貨幣的准備金。因此，戰後的國際貨幣制度實際上是一種美元本位制。
如二戰後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制度，國際貨幣基金各成員國貨幣兌美元的官定比價就是平價，各成員國貨幣匯率只能在平價上下1%波動，由中央銀行出面干預。
（1）有利於經濟穩定發展（2）有利於國際貿易、國際信貸和國際投資的經濟主體進行成本利潤的核算，避免了匯率波動風險。
（1）匯率基本不能發揮調節國際收支的經濟杠桿作用
（2）為維護固定匯率制將破壞內部經濟平衡。比如一國國際收支逆差時，本幣匯率將下跌，成為軟幣，為不使本幣貶值，就需要採取緊縮性貨幣政策或財政政策，但這種會使國內經濟增長受到抑制、失業增加。
（3）引起國際匯率制度的動盪和混亂。東南亞貨幣金融危機就是一例。
在金本位制下，各國貨幣的金平價是固定匯率確定的基礎，黃金輸送點則是匯率波動的界限。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建立之初曾經規定，會員國的貨幣平價一律以一定數量的黃金或美元來表示，並據此形成國際固定匯率制度。在這種制度下，會員國的貨幣匯率只能圍繞該國貨幣同金平價之比在上下限各1%幅度內波動。後來，匯率的波動幅度雖然不斷擴大，但波幅規定仍不變。當某國貨幣對美元匯率的波動超過這一幅度時，該國貨幣當局有義務干涉外匯市場，將匯率波動限制在規定的上下限內。60年代以後，美元一再貶值，1971年8月15日美國宣布停止外國銀行用美元向美國兌換黃金後，1973年2月美元再次大幅度貶值，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西方各國貨幣紛紛與美元脫鉤，不再實行固定匯率制而改行浮動匯率制。
是以某些相對穩定的標准或尺度作為依據，以確定匯率水平的一種制度。在固定匯率制度下，現實匯率水平受平價的制約，只能圍繞平價在很小的范圍內上下波動。

『肆』 國家經濟政策的影響

在不同時期發展戰略的引導下，國家經濟政策對地區經濟的發展格局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是影響地區間差距變動的主要環境性因素。影響最大的主要是產業布局政策、對外開放政策和財稅體制改革。
(一)產業布局政策對開放型經濟的影響
我國的工業區域布局具有「南輕北重、東輕西重」的基本特徵。東部地區以輕型或輕重混合型產業為主，中、西部地區則以重型產業為主。產業結構性差異往往會導致地區間經濟產出水平的巨大差距。據專家研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省份大多為輕型或混合型的工業結構類型。另外，在漸進式的市場化改革中，國家先放開了消費品市場，消費品價格由市場決定，而對能源、原材料的價格實行嚴格控制。由於東部地區是我國主要的消費品生產基地，中、西部地區是我國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輸出基地，於是東部向中、西部高價輸出製成品，而中、西部則向東部提供廉價的能源和原材料。這種產業布局和區位分工決定了中、西部與東部存在著不平等交換。
由於東部企業的技術和資本優勢，中、西部很難在製造業上與東部競爭。中、西部地區這種高投入低產出的被動地位，嚴重製約其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時也是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經濟發展差距日益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新中國成立以後，國家制訂的每一個五年計劃，其經濟布局政策在資源的宏觀配置、產業的空間布局、區域經濟格局的形成方面發揮著極其重要的指導作用。1953—1978年的傳統計劃經濟時期，國家經濟布局的指導方針是：為迅速改變生產力過分倚重於沿海地區的嚴重不均衡狀況，並考慮到戰備的需要，強調內地與沿海均衡發展，對中西部地區進行大規模開發，投資重點長期指向中西部地區。國家用於中西部地區的基本建設投資總額在全國基本建設投資中的比重：「一五」時期為50．2%；「二五」時期為56．7%；三年調整時期為60．5%；「三五」時期為68．8%；「四五」時期為56．2%。除了「一五」、「二五」時期國家投資的地區分配既有重點傾斜，又考慮到總體協調，扭轉了新中國成立初期工業集中分布於沿海地區的格局，人均國民收入、居民消費水平的東西部差距出現了普遍縮小的趨勢外，其他幾個五年計劃時期由於過分注重政治、國防意義而忽視經濟效益，一方面東部老工業基地的充實、改造未能得到應有的重視，原有的基礎和條件沒有得到充分利用；另一方面，布局在中西部的企業又表現出突出的「嵌入式」的特徵以及存在著協作配套條件差、微觀選址失誤等不足，盡管國家在中西部地區投入大量資金，但實際效果並不理想，其經濟發展速度滯後於東部地區，三大地帶人均國民收入和居民消費水平的差距仍出現了擴大的趨勢。
總體上看，這一時期實際上並未達到均衡發展的目標，人均國民收入和居民消費水平的地區差距在總體上仍然有所發展。1978年以後，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國家開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經濟布局的指導方針有了重大轉變，效率優先成為重要的目標取向，生產要素向邊際產出率高的東部沿海發達地區集中，「六五」與「七五」時期，在追求整體發展速度與效益的方針指導下，國家投資和布局的重點大幅度向原有基礎條件較好、投資能力較強、投資環境優越的東部地區傾斜。東部與中西部地區的政策梯度明顯，例如，若以中西部地區全民所有制基本建設投資為1，則東部地區的投資「五五」時期為0．84；「六五」時期上升到1．02；「七五」時期上升到1．27；1993年上升到1．33。1990～1993年，全國基本建設投資的55．8%分布於東部地區。雖然「六五」至「七五」時期東部地區的投入比例明顯增加，但中西部地區「三五」至「五五」前期的大量投資項目進入產出期，經濟增長速度較快、三大地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和居民消費水平的相對差距出現了縮小的趨勢。1991—1992年東中西部地區均以較高的速度增長。但東部地區投資需求強勁，經濟增長速度明顯快於中西部地區，使得三大地帶間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和居民消費水平的相對差距開始逐步擴大。
(二)對外開放政策對開放型經濟的影響
在改革開放的初期，為了盡快形成體制變革與經濟增長之間的互動關系，發揮體制改革對釋放經濟潛能的作用，政府選擇具有改革開放優勢的東部沿海地區實行率先改革開放的特殊政策。這給沿海地區的迅速發展創造了極其重要的制度優勢和發展機會。這樣，區域經濟增長差異除了由其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內生的要素構成差異來決定外，在轉型期，也會因轉型經濟條件下外生的制度變數影響而加劇。改革開放以來，對外開放和利用外資政策已成為影響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我國的對外開放是從東部沿海地區逐步向中西部地區推進的，國家對於實行對外開放的地區在利用外資建設項目的審批許可權、稅收、外匯、外貿和信貸方面給予政策上的優惠。
到1997年，東部地區首先享受了對外開放的優惠政策，利用其優越的區位條件，建立了5個經濟特區、14個沿海開放城市、260個沿海經濟開放市縣；全國30個國家級的經濟技術開發區中，東部地區就有25個；13個保稅區也全部分布於東部沿海地區。而中西部地區僅從1992年起才逐步在沿長江地區和邊境地區建立了享受國家對外開放優惠政策的城市，到1993年共設立了6個沿江開放城市、13個沿邊開放城鎮以及13個邊境經濟合作區；中部地區僅建立了4個國家級的經濟技術開發區，西部地區則僅有1個國家級的經濟技術開發區。可見，中西部地區享受對外開放政策的年限和開辟對外開放地區方面均落後於東部地區。因而，東部地區在對外開放方面與中西部相比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僅以利用外資為例，1989～1993年，我國各地區實際利用外資618．8億美元，其中東部沿海地區實際利用外資達544億美元，佔全國的87．9%，而中、西部地區實際利用外資總額分別只有43．4億美元和31．4億美元，分別佔全國的7%和5．1%。東部地區大量引進外資對其經濟增長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西部地區則從引進外資中得益較少。
(三)財稅體制變遷對開放型經濟的影響隨著經濟、政治形勢的發展變化，改革開放後中國財稅體制共經歷了四次大的變遷，總體是從「包干制」向「分稅制」轉變：首先，1980年，中央決定改革高度集中的「統收統支」的財稅體制，實行「分灶吃飯」的辦法，以調動地方增加財政的積極性，即對15個省、區，中央將全部財政收入劃分成中央固定收入、地方固定收入和共享收入三個部分，共享收入的80%歸中央，20%歸地方，其他省、市、自治區實行定額上繳、定額補貼或保留老體制的做法。
除個別稅種(如關稅)之外，所有財政收入由地方負責徵收，但所有的稅基、稅率和上繳利潤的 辦法均由中央確定。其次，到1985年，中央決定在劃分收支的基礎上，對各地方實行不同的分配辦法，即凡地方固定收入大於地方支出者，實行定額上繳，凡地 方固定收入小於地方支出者，中央確定一定比例留給該地方部分共享收入，若地方固定收入和全部共享收入全部留給地方仍不抵其支出，中央實行定額補貼。再次，1988年，中央決定實行一種新的承包體制，這個體制包括六種不同的辦法，分別適用於六類省、市、自治區和計劃單列市。最後，1994年，中央宣布取消承包制，實行分稅制。在此過程中總體驅使地方獨立一級財政的地位也不斷得到加強。由於「包干制」的財稅體制存在缺乏公開性、地方財力分配不合理、稅基計算不科學、缺乏公平性等缺點，實行「分稅制」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但現行分稅制對欠發達地區帶來了特殊的影響：
1．正面效應
分稅制的實施調動了中央與地方的積極性，建立了中央與地方財政收入穩定增長的機制，1993～2002年全國財政收入增長了4．35倍，年均增收1455億元，地方財政收入同口徑比較增長了4．59倍，全國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993年的12．33%提高到2002年的15．87%。分稅制的實施，更好地發揮了中央財政的再分配功能，實現了中央與地方、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的「雙贏」
2．負面效應
(1)轉移支付方面存在問題，因為欠發達地區具有其特殊的情況。以西藏為例：對於(2002年過渡期轉移支付辦法》，中央在測算西藏工資薪金所得稅時，未考慮西藏特殊津貼和生活補貼等免稅因素導致標准收入高估；而在測算支出時，又未考慮西藏的一些特殊情況，例如：在職進藏幹部職工休假費用、物價水平遠遠高於內地的支出成本等因素導致標准支出低估。此外，在中央對地方的補助中轉移支付比例過小而沒有統一納入中央政府對地方轉移支付范疇的專項補助比例過大：2002年中央下達西藏專項補助(不含增發國債補助)和轉移支付二者之比為71：29，由於轉移支付規模過小，均衡各地市發展的作用受到很大限制。
(2)與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不盡協調。西部欠發達地區大部分是民族自治區域，實行分稅制後無論是在地方固定收入項目的劃分上還是在共享稅收的分成比例上都與其他省市沒有區別，中央在國債分配、外匯留成、出口退稅、中央駐地方企業的利潤留成、體制的轉軌或局部調整等方面無不採取「一刀切」的辦法，客觀上減少了欠發達地區的財政收入，進一步拉大了欠發達地區與全國問的財政差距。
(3)由於西部地區資源型產業和國有經濟比重較大，1994年的新稅制改革使其平均稅負的提高幅度均高於全國平均稅負的提高幅度，不利於欠發達地區經濟的發展。
(4)現行的轉移支付制度有利於發達地區，而不利於欠發達地區。理由是：
①從1993年地方財政收入執行情況來看，沿海地區擴張基數的規模及能力遠大於中西部地區，地區財政收入已出現兩極分化的格局，因此，用基數法可能進一步拉大沿海與內地的財力差距，從而拉大生產水平、收入水平、消費水平的差距。
②稅收返還與全國平均稅收增長掛鉤的本意可能難以實現。落後地區只有在發達地區有較高的增長速度，中央通過轉移支付支持內地，才有可能縮小與發達地區的差距。但由於現存的政企不分的狀況未得到充分解決，在地區利益的驅動下，發達地區有可能藏富於企業。

『伍』 制度為什麼可以影響經濟增長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從原始社會到封建社會再到資本自已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變遷，都帶動了經濟的增長。經濟基礎為上層建築服務，上層建築必然制定相應的制度促進經濟的增長。國家利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穩定，促進經濟增長；改革經濟體制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國家對產業稅率的調整以及央行對存款准備金等制度都會影響經濟增長。後果就是經濟發展會轉變現在的狀態去適應這些制度，從而加快自身的增長。

『陸』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於經濟的影響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宏觀調控的兩大政策支柱，相應地，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效應是決定宏觀調控成效最為重要的兩個方面，事關國民經濟能否保持平穩運行和實現長期增長，以下是我整理分享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於經濟的影響的相關文章，歡迎閱讀!!!!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於經濟的影響

1992年，黨的十四大正式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此後10多年，我國經濟增長先後經歷了速度過快、穩中趨降和平穩較快三個階段，總體上呈現出持續較快增長和波動幅度收窄的良好態勢。在這個過程中，財政政策作為政府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發揮了積極作用。特別是自2004年5月份以來採取的財政貨幣政策調控，深化財稅管理體制改革，長期居高不下的投資規模終於大幅回落，物價無論是PPI還是CPI均疾步走低，貨幣供應量回到央行盯住范圍內。從而體現了財政政策在促進體制改革、促進協調發展和構建和諧社會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2005年，中國在加強財政宏觀調控、推進依法理財，推動城鄉、區域、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等方面，邁出了實質性步伐，實施了以“控制赤字、調整結構、推進改革、增收節支”為主要內容的穩健財政政策，促進了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財政經濟狀況進一步改善。

2005年，全國財政收入31627.98億元，突破3萬億元大關，比上年同期增長19.8%。2005年，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脈絡已經清晰。國民經濟在保持強勁增長勢頭的情況下，出現了幾個值得關注的趨向：一是國內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連續下滑，目前已經進入理想的區間;二是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順利實施，人民幣匯率在初始升值2%之後穩中有升;三是在人民幣升值後凈出口繼續上升，貿易順差大幅增加，外匯儲備創歷史新高;四是工業企業利潤率下降;五是部份行業產能過剩矛盾突出。

在這樣的背景下，政府實施宏觀調控政策增加了操作的難度。若要保持高增長、低通漲的理想發展格局，短期內通過利率、匯率調節經濟增長、改善進出口平衡、提高工業企業經濟效益、壓縮長線投資等已經沒有太大的餘地。而與貨幣政策相比，財政政策則可以通過降低企業稅負總水平、調整進出口關稅政策、實行有差別的行業稅制和稅收優惠政策、調整公共支出的方向和比例、加大轉移支付等措施，促進經濟穩定增長，抑制和消除目前經濟發展中存在的不健康因素，實現社會的協調發展，從而實現政府的宏觀調控目標。

2003年以來，公開市場操作在整個貨幣政策調控中發揮了重大作用。從2003年4月份開始，人民銀行通過發行中央銀行票據，加大對沖外匯占款的力度;此後下發《關於進一步加強房地產信貸業務管理的通知》，向商業銀行提示房地產信貸風險，要求商業銀行加強貸款管理;此外，還將法定存款准備金率由原來6%調高至7%。2004年一季度開始，人民銀行連續出台了三大政策：3月25日起分別上調中央銀行再貸款利率和再貼現利率;4月25日起再次上調存款准備金率0.5個百分點，並實行差別存款准備金率制度;10月人民銀行分別上調了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0.27個百分點，同時放開了貸款利率上限和存款利率下限。利率市場化改革取得明顯成效，從而體現出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

2005年，金融宏觀調控取得明顯成效。人民銀行執行了穩健的貨幣政策，通過市場化手段加強總量控制、優化信貸結構、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保持金融穩定運行，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2005年11月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同比增長18.3 %，狹義貨幣供應量M1同比增長12.7 %;全部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增加2.2萬億元;信貸結構有所改善，短期貸款和票據融資同比多增4413億元，中長期貸款同比多增344億元，農業貸款同比多增75億元。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都是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 , 是國家的重要政策。但兩者又有不同。調節經濟的手段不同 , 財政政策是運用財政收入和支出來調節 , 貨幣政策是通過調節貨幣的供應量和需求量來調節。制定政策的機關不同 , 財政政策中的財政收支計劃必須經過人大的批准 , 貨幣政策由中國人民銀行制定。財政調節更具有直接性 ,貨幣調節則相對具有間接性。財政政策要在促進經濟增長、優化結構和調節收入方面發揮重要功能，貨幣政策要在保持幣值穩定和總量平衡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財政政策推動體制改革和制度建設

承擔體制改革和制度建設的成本，是我國財政肩負的特殊重要職能。回顧我國的改革發展歷程，國有企業改革中的債務處理、人員安置和分離企業辦社會職能，金融改革中的壞賬處理和資本金補充，多年欠賬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理順價格關系時各方面利益關系的協調等，都有財政資金大量投入。這與那些體制和制度基本定型、公共財政主要著眼於社會事業發展的國家有很大不同。從全局和長期看，增加財政對改革的投入意義重大。體制沒有理順，會加大生產和交易成本，因而加快改革有著明顯的制度收益。通過投入於改革，財政政策不僅成為穩定社會的“減震器”，而且成為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增強社會活力、保持長期較快發展的“助推器”。

財政政策促進社會協調發展和社會公平

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和國際化步伐加快，經濟社會各個領域都發生了深刻變化，社會利益關系急速調整，統籌兼顧各方面訴求的壓力加大。最近幾年，財政通過稅收、國債、補貼、轉移支付等手段，更加註重促進城鄉協調發展特別是農村的發展，注重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特別是落後地區的發展，注重促進社會事業發展特別是義務教育的發展，注重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特別是環境保護和資源節約，調節了各方關系，維護了社會穩定。我國是一個正在進行體制改革和發展很不均衡的大國，基本國情決定了宏觀政策既要調控總量又要調控結構，財政政策既要支持經濟社會發展又要支持改革，調控手段既要利用市場力量也要利用行政力量，這樣才能保持經濟持續平穩較快增長。

財政政策推動體制改革和制度建設

承擔體制改革和制度建設的成本，是我國財政政策肩負的特殊重要職能。回顧我國的改革發展歷程，國有企業改革中的債務處理、人員安置和分離企業辦社會職能，金融改革中的壞賬處理和資本金補充，多年欠賬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理順價格關系時各方面利益關系的協調等，都有財政資金大量投入。這與那些體制和制度基本定型、公共財政主要著眼於社會事業發展的國家有很大不同。從全局和長期看，增加財政對改革的投入意義重大。體制沒有理順，會加大生產和交易成本，因而加快改革有著明顯的制度收益。通過投入於改革，財政政策不僅成為穩定社會的“減震器”，而且成為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增強社會活力、保持長期較快發展的“助推器”。

貨幣政策保持物價穩定促進經濟增長

我國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是保持人民幣幣值的穩定，並以此促進經濟增長。保持人民幣幣值穩定具有兩方面含義，一是穩定物價，二是維護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中央銀行通過運用貨幣政策工具調控中介目標來實現最終目標。現階段我國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是貨幣供應量。現行的貨幣政策工具有公開市場操作、利率、存款准備金率等。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中央銀行在宏觀調控方面積極探索，針對宏觀經濟運行狀況，靈活採取寬松或緊縮的貨幣政策，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通過信貸、利率、匯率、資產價格等渠道，影響企業和居民的生產、投資、消費等行為，既成功地治理了通貨膨脹，又有效地防止了通貨緊縮，為國民經濟的穩定健康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

1993—1994年，各地涌現開發區熱、房地產熱和股票熱，投資需求、消費需求急劇擴張，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中國人民銀行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戰略決策，實施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通過對商業銀行推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靈活調節利率、協調運用本外幣政策等措施，適時調控貨幣供應總量和結構，同時大力整頓金融秩序、規范市場行為。包括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在內的綜合治理措施，有效地控制了通貨膨脹，使國民經濟成功實現“軟著陸”。再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周邊國家貨幣大幅度貶值。中國從自身實際情況和國際形勢的要求出發，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為地區金融穩定作出重要貢獻，贏得了廣泛的國際贊譽。由於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出口需求減少，同時國內供給能力提高，部分商品供大於求。在內外因素綜合作用下，國民經濟出現通貨緊縮跡象。根據黨中央、國務院制定的擴大內需方針，中國人民銀行執行穩健的貨幣政策，適當增加貨幣供應量，通過政策法規和“窗口指導”，引導貸款投向，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同時執行金融穩定工作計劃，促進商業銀行深化改革，改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穩健貨幣政策的執行，為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創造了良好條件。在各種宏觀經濟政策的綜合作用下，我國經濟成功抵禦了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中國人民銀行作為中央銀行在宏觀調控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同時承擔的任務更加繁重，面臨的挑戰也更加艱巨。

結論

2006年，我國將繼續執行穩健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今年面臨稅制改革的良好機遇，深化稅收制度改革料有新措施將陸續出台，所涉及的改革內容包括：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開征燃油稅、調整進出口環節稅收政策等。今年的財政政策將充分發揮財政的再分配職能，促進社會公平協調發展。將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貨幣信貸平穩增長，增強貨幣政策在保持幣值穩定和維護總量平衡中的主動調控能力，維護價格水平基本穩定，促進經濟更加協調平衡增長。

對於推動經濟增長，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已失效

2009年以來全球經濟發生了一個最大的困惑，就是整個的經濟有一個反彈以後，2010年以後，持續的往下走，以不斷的往下往下，今年整個經濟增長速度只有3.1%左右，在過去五年裡無數的機構預言全球經濟將又一次陷入危機，它沒有發生，在過去的五年歷，無數的機構預言全球經濟將強勁反彈復甦，它也沒有發生。全球經濟持續性的往下走到現在，雖然這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經濟可能在明年有所反彈，今年是3.1%，但是整個的風險仍然在往下走，所以全球經濟可能進一步持續下行，與此同時我們看到的是在這個經濟下行的時候，各國的經濟都處於一個產出缺口狀態，就是它的產出GDP水平沒有達到它的最佳水平，這其中包括發達國家，大概都在它產出最佳能力的1.5%以下，新興經濟包括中國等其他的國家也都處於它的產出前在水平1%左右，經濟達不到它應該和預期可以達到的水平，為什麼會這樣，一個很重要原因投資水平不斷下降，我們看到這個投資水平在居民的投資水平相比以2007、2008年預期的水平缺了一個大缺口，企業的投資一個很大的缺口投資疲軟是當前全球經濟低迷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在投資疲軟的同時更意外的發現全球貿易增長速度下跌，在過去20年通過是GDP速度的一倍，在1986到2007年的時候這是GDP的增長這是全球貿易增長，總是超過70%80%左右，2007到2008第一次GDP增長速度超過全球貿易，再一次一個很大的變化出口下滑。

出口下滑的同時全球資本流動全球下降，全國FDR直接投資的水平，整個佔GDP的比重，從2000年佔全使酒的比重4.8%左右跌了2.8%，跌了40%，貿易不懂，物不流，資本下降，資本不流，投資下降，所以全球經濟持續的往下走，在這個情況下當然對石油的需求在下跌，所以我們看到石油的價格在大幅度的往下降，2014年2015年不斷往下走，這個圖講石油價格下跌的時候，表示石油供給結構的變化，紅的典型是Opeic(音)，藍的是以美國為主導頁岩油的發展，結構走向頁岩油。看一下石油未來十年的發展，現有原有產量的一半被取代，因為老齡化到期，新取代一半的產能大部分是頁岩油，經濟低迷，需求下降，結構的變化從傳統的石油生產專項頁岩油，頁岩油今天最低生產水平和平均生產水平50美元，因為在前面講到油價結構變化，從傳統的Opeic(音)轉向頁岩油，所有石油的價格將來被頁岩油成本決定，我的分析未來的石油價格也就在50美元到60美元左右。在中期服務，投資下降、貿易下降、油價下降當然是物價下降，全世界進入一個低的通貨膨脹階段，在此展示不是物價有多低，展示有多少的國家物價水平低於零，有多少國家它的物價水平低於2，全世界大概有30%左右的國家今天物價水平低於1%，有20個國家低於0%，也就是說進入通貨緊縮的狀態，全世界幾乎所有的國家80%通貨狀態低於20%的理想目標。

通貨膨脹低還不是主要，今年面對物價最大的問題生產指數急劇下降，全世界80%的國家，特別是製造業出口，產品的出產價格連續負增長，中國的PPR在過去的50個月是負，最近有所反彈，最低達到4.9%，這就表明全球處於產能過剩，處於激烈的出口競爭的格局，把這些所有一切放在一起，可以看到現在處於什麼樣的全球經濟格局，經濟低俗增長，低投資，低貿易增長，低全球資本流動增長，低油價，低通貨膨脹，這是我們很多年裡沒有見過的現象，這是一個全球經濟的新的變局，所以剩下的問題就是說在這個期間下，利率水平當然也就不斷的下跌，跌到了零，利率跟著弱經濟走，跟著通貨膨脹走，所以在這個情況下這個問題像這樣的低增長，低投資，低出口，低資本流動，低油價，低利率水平會不會持久，從深層次結構的概念來說有很大的概率，會繼續生活在這樣一個低的世界經濟格局之中，我來解釋為什麼，第一個很重要的原因2008年的全球經濟金融危機對現行的經濟造成巨大的沖擊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2007年之前做出全球經濟預測是上面藍色，2008年再次預測經濟有下調，沿著紅色走，黃色是全球經濟的實際走勢，全球經濟受了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極具的下滑，但它從來沒有能力反彈，過去經濟危機是正常的事情，任何有危機經濟下滑但是它會反彈超過原有的曲線，然後緩緩原有的曲線，所以經濟可以維持一個原有的規模，2008經濟危機全球近70年以來第一次經濟下跌以後從來沒有能夠回到最早的基線，所以全世界丟掉一塊GDP水平，這塊水平已經拿不回來了。

有產出缺口，經濟走軟，總需求不足，能不能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斷拉動總需求，使得需求上升推動經濟增長，過去五年來無數政府試圖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拉動，今天已經沒有這個空間。最早是對發達國家經濟，2007年預測財政赤字從這里往下走，從100%跌下來，實際情況危機以來因為增加了財政赤字，財政刺激不斷的上升，而且跌不下來，要到2020年發達國家財政赤字逐漸逐漸往下走，還是發達國家GDP的50%左右，甚至新型國家，受危機的影響，財政赤字，財政支出一直往前走到2020年才能穩住包括低收入國家和平。財政政策受到最大的約束在這張表上，做了分析各個國家為財政支出財富的利息水平，2007年發達國家債務佔GDP比重71.6%，到2014年債務比重到104.6%，增加了46%但他的付息成本仍然是2.9%，它沒有任何增加。

為什麼，當然很簡單，因為利率不斷往下走，利率水平太低，財務赤字在上升，這個利率水平也上不去，因為它無法通過調利率來調動經濟，因為不然的話，財務沒法承擔成本，所以這是第一個財政空間非常有限，而且財政和利率水平形成了一個死結。在貨幣政策佔在全世界25%的國家，瑞典、荷蘭、瑞士，歐盟現在進入負利率政策也沒有貨幣政策的空間，在沒有總需求政策的時候，進一步發現在未來全球的潛在的增長水平也在下降，全球潛在增長水平有勞動力潛在增長水平，資本的增長水平和勞動生產率的潛在水平決定，到2015到2020年略有反彈，但遠遠低於本世紀初中的水平，潛在增長水平下降是決定未來經濟潛在增長能力的基礎，如果這一個統計是能夠得到確認，未來的增長應該會仍然處於一個低迷的狀態。為什麼能夠確認未來潛在的經濟增長水平會下降，第一個投資下降，相比2007年的水平看一看在發達國家裡，整個的投資水平跌了一大塊，很多國家特別是歐洲國家，發達國家投資水平跌了20%到25%左右，這是一個巨大的缺口，大部分的投資跌在哪裡，跌在企業，企業不投資，藍的是企業，紅的是居民的住房投資，這是美國，這是發達國家總計，這是英國，這是日本，大家可以看到巨大的企業不投資，在私人和公共部門，綠的是公共部門，黃的是私人，私人企業不投資。低投資是決定低增長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

第二個就是人口結構的變化，全球處於一個人口結構大變化的根本格局變動之中，第一個人口在持續往上走，可以看到人口從現在7.5億到7.6億逐漸會在2011年80年後變成110億，但是人口結構發生很大變化，在發達國家他的人口逐漸的老齡化，勞動力在下降，只有非洲或者南印度地區人口在增長，人口增長從高勞動生產力從高收入的國家轉到低勞動生產力低勞動收入的國家和地區，全球人口的根本的變化，當然拉低了全球人均GDP增長水平，更不理解一個最大的變化就是全球勞動生產率降低，全球勞動生產率在過去15年普遍下降，美國、歐洲、日本、韓國包括印度等等。勞動生產率下降的有投資下降的原因，有勞動人力資本下降的原因，現在還有很多原因不理解，天天看到新經濟，特別是看到杭州那麼多網羅經濟，仍然在今天這個階段沒有把它物化成一個產業經濟，所以勞動生產力在創新不斷出現的同時，全球勞動生產率普遍下降，回到最早的潛在增長力水平這個圖，潛在的投資在下降，潛在的勞動率供給速度在下降，當然潛在的經濟增長速度在下降，最後全球分配惡化，也給全球經濟增長帶來了負面的影響，當收入更多的集中在1%或者0.01%的時候他們的需求對於整體經濟而言是有限的，中產階級收入下滑，是推動總需求下降一個非常主要的原因，所以需求又是走軟。

在整個需求走軟的同時全球發生新的變化，為什麼貿易會下降，是我們發現在居民收入水平不提高的時候，居民對貿易產品需求彈性下降，這是一個很新的現象，以前從來沒有見過，因為全球化就是居民對貿易品的需求彈性上升，這個曲線就表明從2003和2006年相比，在發達國家和新型國家而言，所有對於貿易品的需求都在往下走，2012和2015年，相比2003和2006年兩個階段，仍然在今年是一個迷，還沒有充分的理由解釋為什麼，但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因為我們更多轉向服務業。

而消費也更多轉向服務業，在所有資項引起投資下降，消費下降主要的原因全球增殖的不確定性，這個中國全球的普圖，藍的表示社會和諧，紅的表示危機出現，大家可以看到僅僅2000年，僅僅16年以前全球所有國家基本是綠的，今天幾乎所有國家沒有一個是綠的，政治的不確定性是影響投資的消費性是最大的不確定，科技變化的的最大的因素是對企業的產生的最大的不確定性，當有滴滴的時候，當有Mvp(音)的時候，投資旅館，傳統的汽車製造業還會擴張么?所以創新對現成的企業的是影響巨大的。

『柒』 影響經濟增長的制度因素有哪些

影響國家經濟實力的因素:（1）制度是一種涉及社會、政治和經濟行為的行為規則。制度決定人們的經濟與其他行為，也決定一國的經濟增長。制度的建立與完善是經濟實力增強的前提。（2）資源。經濟實力的增強是產量的增加，產量是用各種生產要素生產出來的。各種生產要素是資源，因此，增長的源泉是資源的增加。資源包括勞動與資本。勞動指勞動力的增加，勞動力的增加又可以分為勞動力數量的增加與勞動力質量的提高。資本的概念分為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物質資本又稱有形資本，是指設備、廠房、存貨等的存量。人力資本又稱無形資本，是指體現在勞動者身上的投資，如勞動者的文化技術水平，健康狀況等。經濟實力的增強中必然有資本的增加。（3）技術。技術進步在經濟實力的增強中的作用，體現在生產率的提高上，即同樣的生產要素投入量能提供的產品。技術進步在經濟經濟實力的增強中起了最重要的作用。技術進步主要包括資源配置的改善，規模經濟和知識的進展。

『捌』 新經濟政策的影響

法律分析：一是鞏固了工農聯盟，調動了廣大工農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從而加速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二是新經濟政策是列寧根據俄國經濟落後、生產力低下的國情，探索建設社會主義新道路、新方法的偉大實踐。是對傳統社會主義理論的一次重大突破，創造性地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第六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 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

『玖』 我們近幾年的財政政策對我們經濟的影響

近幾年的財政政策對我們經濟的影響，從對我們居民的生活影響方面看更直接些：城市居民的生活環境變好，出行、購物等方便，設施多了，生活變的有趣了，物質生活、精神生活都豐富了，質量也有較大的提高。農村居民的飲水、交通、就醫、就學條件也有很大改善，免稅、直補等措施收入有了提高。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措施多了，後顧之憂少了。從國民經濟的角度看，影響是非常明顯的：一是交通等基礎設施水平大幅度提高，高速路、高架橋、空客、和諧號等高科技裝備將我們帶入了暫新時代，最難完成的鐵路也修到了拉薩，經濟發展的交通通道已經接近完成或有了櫃架，經濟發展將進入高速發展的時代。二是社會保障體系的逐步完善，基本解決或形成新的體系，人的難題快要得到解決，經濟發展中的最大包袱即將減輕，為經濟發展打下了最堅實的基礎。三是從金融、證券、期貨的高端市場到分地區、分城市的專業化的批發、零售市場等越來越完善，一個具有新時期、跨國、跨地區的立體融資、投資、盈利經營的大規模市場化基本建成，貨物、資金的流動速度離科幻社會的流動速度也差距不大了。四是文化、教育、衛生等服務體系的建設很快，每一個國人都有了共同的體驗。公共服務中監視器的安裝、警察限時到現場，讓居民在安全方面有了安心的感覺。。。。。。五是注資、融資多了些大規模、高科技的大中型企業，由你隨便選個汽車製造廠就知道什麼是生產速度，什麼是效率。總之，處在這個時代的人是幸福的，財政政策的好處無處不在，財政政策對經濟的影響是巨大的。

『拾』 政府都採取了哪些宏觀經濟政策應對疫情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應對疫情對經濟的影響政府依然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增加財政支出，降低稅率，減免稅收，加大補貼力度，減輕企業稅收負擔，激發企業活力，增加社會總需求，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降低存款准備金率和存貸款基準利率，擴大信貸規模，增加社會貨幣流通量，提高資源利用率，推動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推動科技進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以推動實體經濟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