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生經濟增長理論政府要發展哪些領域

❶ 內生經濟增長理論

• 內生增長理論

  編輯討論

內生增長理論（The Theory of Endogenous Growth） 內生增長理論是產生於20 世紀80 年代中期的一個西方宏觀經濟理論分支，其核心思想是認為經濟能夠不依賴外力推動實現持續增長，內生的技術進步是保證經濟持續增長的決定因素。強調不完全競爭和收益遞增。

• 中文名

• 內生增長理論

• 外文名

•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 產生於

• 20世紀80年代中期

• 屬於

• 西方宏觀經濟理論

目錄

• 1理論簡介

• 2概述

• 3基本思想

• 4現代發展

理論簡介

編輯

內生增長理論（The Theory of Endogenous Growth） 內生增長理論是產生於20 世紀80 年代中期的一個西方宏觀經濟理論分支，其核心思想是認為經濟能夠不依賴外力推動實現持續增長，內生的技術進步是保證經濟持續增長的決定因素。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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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長理論家主要在完全競爭假設下考察長期增長率的決定。內生增長模型又包含兩條具體的研究思路。第一條是羅默、盧卡斯等人用全經濟范圍的收益遞增、技術外部性解釋經濟增長的思路，代表性模型有羅默的知識溢出模型、盧卡斯的人力資本模型、巴羅模型等。第二條是用資本持續積累解釋經濟內生增長的思路，代表性模型是瓊斯—真野模型、雷貝洛模型等。完全競爭條件下內生增長模型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完全競爭假設條件過於嚴格，限制了模型的解釋力和適用性。二是完全競爭假設無法較好地描述技術商品的特性：非競爭性和部分排他性，並使一些內生增長模型產生邏輯上的不一致。

為了克服上述內生增長模型存在的問題，從20 世紀90 年代開始，增長理論家開始在壟斷競爭假設下研究經濟增長問題，提出了一些新的內生增長模型。這些模型又可以根據經濟學者對技術進步的不同理解，分成三種類型：產品種類增加型內生增長模型、產品質量升級型內生增長模型、專業化加深型內生增長模型。這三類模型的提出，表明內生增長理論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基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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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亞當·斯密以來，整個經濟學界圍繞著驅動經濟增長的因素爭論了長達200多年，最終形成的比較一致的觀點是：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一國的經濟增長主要取決於下列三個要素（Tanzi and Zee,1997,p.180）：⑴隨著時間的推移，生產性資源的積累；⑵在一國的技術知識既定的情況下，資源存量的使用效率；⑶技術進步。但是，60年代以來最流行的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依據以勞動投入量和物質資本投入量為自變數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建立的增長模型，把技術進步等作為外生因素來解釋經濟增長，因此就得到了當要素收益出現遞減時長期經濟增長停止的結論。可是，90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經濟學」即內生增長理論則認為，長期增長率是由內生因素解釋的，也就是說，在勞動投入過程中包含著因正規教育、培訓、在職學習等等而形成的人力資本，在物質資本積累過程中包含著因研究與開發、發明、創新等活動而形成的技術進步，從而把技術進步等要素內生化，得到因技術進步的存在要素收益會遞增而長期增長率是正的結論。當然，許多經濟學家早已看到了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Schumperter,1934；舒爾茲，1990；貝克爾，1989），但是，他們都是把它們看作是外生因素。

這樣，這兩種理論的政策含義出現了分歧：盡管財政經濟學家認為財政政策能夠影響經濟增長（因為財政政策與經濟增長間的內在聯系表現在許多方面，諸如扭曲性稅收的負效應、累進稅對儲蓄傾向的不利影響以及增加稅收動用額外資源以提高公共投資水平），但是新古典增長論卻認為，長期經濟增長完全是由理論本身的外生因素決定的，因此無論採取什麼政策，長期增長都不變，或者說，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充其量只有短期效應，而不能影響長期增長；而內生增長論則認為，一國的長期增長是由一系列內生變數決定的，這些內生變數對政策（特別是財政政策）是敏感的，並受政策的影響。如果增長率是由內生因素決定的，那麼，問題就是經濟行為主體特別是政府如何能夠影響增長率的大小，因而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再次成為關注的焦點。

羅默模型、[1]盧卡斯模型和格魯斯曼－赫普曼模型只是最著名的內生增長模型，還有很多其他模型側重不同的增長方面，諸如金和羅伯森（King and Robson,1993,p. 445-466）的知識傳播內生增長模型、阿格赫恩和豪威特（Aghion and Howitt,1992,p. 323-351）的模仿與創造性消化內生增長模型以及楊（Young,1991,p. 369-405）國際貿易內生增長模型。所有這些模型表達出來的一個重要思想是：企業是經濟增長的最終推動力，特別是這些模型試圖說明企業如何積累知識，這種知識廣義地包括人力資本和技術變化（Rogers,1997,p. 43）。這種知識積累表示為增加人力資本、生產新產品和提高產品質量。這些模型表明，知識和積累過程會出現外部性或知識外溢效應，需要政府政策的干預：各種政策旨在扶持研究與開發、革新、人力資本形成甚至關鍵性產業部門。

綜上所述，我們對內生增長理論所表達的經濟增長的原因作出如下簡單的非技術性陳述：第一，獲取新「知識」（包括革新、技術進步、人力資本積累等概念）；第二，刺激新知識運用於生產（市場條件、產權、政治穩定以及宏觀經濟穩定）；第三，提供運用新知識的資源（人力、資本、進口品等等）。

內生增長理論突出了第一個方面，而第二個方面隱含在各種內生增長模型中，因為這些模型對企業面臨的市場條件、產權和經濟穩定性作了假定，同時，還強調了這兩個方面出現於企業層次上。最後一個方面按理說也穩含在內生增長模型中，因為，從數學上講，這些模型都建立了消費者模型，用來解釋（比如說）在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率是正的既定情況下，隨著時間的推移消費者配置消費的動態最適化問題。

現代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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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理論的進展，不少經濟學家已經意識到，內生增長理論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進行實證分析。從研究來看，這種實證研究事實上是沿著兩條技術路線進行的：一條是進行國別間的研究，尋找內生增長證據。另一條是利用一國的長時段數據，研究一國的經濟增長因素；或者單獨討論某個具體因素，如對外開放、稅收、平等、金融進步、教育支出、創新等，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從內生增長理論的進展來看，它仍處於一個活躍發展的時期，盡管還沒有劃時代的創新，但在現代方法與經典理論的結合方面還是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如對 R&D（研究與開發）投入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定量模型的建立、對熊彼特的創造性毀滅的重新探索等。另外，在實證分析方面，盡管仍存在大量問題尚未解決，但在估計方法、變數的調整、數據的調整、定性因素的量化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從未來的發展來看，內生增長理論的發展將沿兩個方向進行：一是沿非線性動態模型路線進行，以更復雜的數學模型更精確地模擬現實經濟世界；二是計量檢驗的研究。

在進入九十年代以後，經濟學家對於內生增長理論的研究不斷深入，並取得了新的進展。

這些進展主要體現在對原有的內生增長模型的精緻化方面。如自從Romer（1986）提出外在性以後，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的內生淵源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如Romer（1990）將技術進步視為一種中間產品的擴大化，並且假定這種擴大來源於個體最優化決策。Young（1991）提出了一個有限的干中學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干中學是有限的，因此，增長可能受到發明約束。Young（1993）針對中間產品的替代性與互補性，提出了一個具有中間產品與最終產品數量同時擴大的內生增長模型。Oritigueira（2000）將閑暇引入到人力資本驅動的內生增長模型，由於閑暇的引入，效用函數不再是單調的，因而導致了多均衡的存在，增長路徑不再穩定。Basu與Weil（1999）則提出了一個將技術與特定的K/L比例相聯系的增長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增長由兩個方面驅動，一方面是由干中學驅動的（K/L比例特定），另一方面是技術進步與資本積累共同驅動（技術進步要求一個改變了的K/L比例）。Jones（1995，1999）及Dinopoulos等（1999）、Young（1998）、Segerstrom（1998）則對經濟增長模型中的規模效應進行了深入的討論，他們認為Romer/Aghion and Howitt/Lucas等人所建立的增長模型都隱含著規模效應，但這種規模效應事實上沒有經驗支持，但如果在上述模型中去掉規模效應，則從根本上改變了模型的長期性質，增長亦可能從內生變成外生。因此，他們致力於建立一種沒有規模效應的增長模型。Chol-Won Li（2000）則通過建立一個具有兩個研究與開發部門（即新產品質量提高的研究與開發部門與增加中間產品品種的研究與開發模型），對增長的內生性進行了新的思考。在他的模型中，內生增長（即沒有人口增長的增長）需要嚴峻的條件，半內生增長是一種更合理的解釋。在最近的一些文獻中，如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2001）出的一期關於內生增長模型與非線性之間關系的專刊，經濟學家已經開始討論內生增長可能導致的混沌路徑或內生增長過程中的分叉點，將經濟增長的研究引入到了非線性方向；另外也有一些經濟學家討論了增長中的不確定性，尤其是在增長路徑中存在多個均衡點時（如Kuzuo Mino （2001））。

新熊彼特主義（neo-Schumpeterism）的復興

內生增長理論在九十年代的另一個重要進展是新熊彼特主義（neo-Schumpeterism）的復興。自Aghion and Howitt於1992年提出了增長過程中的創造性破壞的作用，在他們於1998年出版的《內生增長理論》一書中，花了大量的篇幅講述熊彼特方法，並對技術進步的創造性破壞作用進行詳盡的分析。Aghion and Howitt在他們所建立的模型中，引入了新技術使原有技術過時的概念，從而使技術進步成為一種具有創造性的破壞過程。新熊彼特主義的另一個特點與技術進步的微觀機制有關。在九十年代關於增長理論的文獻中，很多模型[12]發展了市場結構與技術進步的關系（例如Aghion and Howitt（1998））。但是，就筆者所見，如何建立一個市場結構內生的技術進步模型，仍是值得經濟學家努力的[13]。

以楊小凱為代表的分工驅動經濟增長思想，由於引入角點解而將分工與增長模型化，逐步得到了主流經濟學家的認可。基於分工的研究尚未在經濟增長的研究中占據主流地位。由Smith第一次系統提出並強調的分工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14]，由A.Young（1928）進行了發揚，但其間直至八十年代才重獲經濟學家的重視。對於分工的概念及與增長的關系，經濟學家的研究是沿著兩條思路進行的：第一條思路是基於分工是生產迂迴程度的加深，這是從廠商進行最優決策的角度來展開研究，如A.Young、Romer（1987）、Grossman（1991、1992）等人所作的研究；第二條思路是基於分工是經濟中的個體（agent）最優選擇的結果，體現為個體的專業化水平。這條思路的沿這條思路進行研究的有G.Beker（1992）、楊小凱（1991、1992、1993）等人。沿第一條思路進行的分析，主要問題在於忽略了分工的生成與演進過程。雖然Romer（1987）以中間產品的品種數作為生產的迂迴程度，並假定中間產品的非完全替代性與非完全互補性（事實上，Romer所運用的模型中的生產函數是一個D—S型的生產函數），解出了一個生產迂迴程度的一般均衡解。但其分析過程中沒有討論因生產迂迴程度增加而帶來的交易成本增加問題，其模型對現實的意義並不太大。楊小凱的貢獻在於其認識到了Romer模型忽略交易成本的缺陷，將分工與交易成本聯系起來，用交易成本來解釋分工的演進。然而，從他已發表的論文與專著（如楊小凱（1998，2000，2001））來看，楊小凱體系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在於演進（evolution）的概念。在楊那裡，分工是一個演進的過程，決定分工演進的是交易成本。但交易成本的定義與測度本身所存在的問題局限了楊的模型的應用，而且，更為致命的是，在楊那裡，經濟人（AGENT）的理性是有問題的，即在既定交易成本具有無窮的理性推理能力，但在預見交易成本的演進方面卻一無所知[15]。

隨著理論的進展，不少經濟學家已經意識到，內生增長理論面臨著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進行實證分析。無論是沿著Romer的獨立研究與開發部門研究路線進行的研究，還是沿著Lucas的人力資本溢出研究路線進行的研究，都面臨著如何進行實證分析的問題。

從研究來看，這種實證研究事實上是沿著兩條技術路線進行的，一條是進行國別間的研究，尋找內生增長證據；另一條是沿一國的長時段數據，研究一國的經濟增長因素；或者單獨討論某個具體因素，如對外開放、稅收、平等、金融進步、長周期、教育支出、創新等，對於經濟增長的作用。

沿第一條技術路線進行的研究，大部分實質上是以著名的Barro型回歸（Barro-type regressions）進行的，即以一國的人均收入增長率為因變數，同時以一國的人均收入為自變數，對國民收入增長率是否趨同進行回歸檢驗。如Barro（1995，1996）對92個國家、美國國內各州、日本國內各縣的趨同趨勢進行了檢驗；Kremer（1993）對於全世界有史以來的經濟增長過程的研究表明，經濟增長與人口規模存正相關關系，這在經驗上支持了內生增長理論；Michael J.Boskin（2001）對戰後的經濟增長進行了實證研究，他認為技術進步應同時體現在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調整上，據此，他得出結論，技術進步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在50%以上，而可見資本為25%以上，而70年代以後增長率的下降則應歸因於單純物質資本調整型技術進步；Greenwood等（1998,NBER，W6647）對二戰後美國的經濟增長進行了核算，認為美國的增長與技術進步之間有著很強的關聯關系，同時，他們認為，經濟增長過程中，人力資本與技術進步及資本改進之間有著強互補性，得到了一些內生增長的證據；Aghion and Howitt（1998）所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尋找到能代表國家間差異的數據，如一國與另一國之間所存在的增長率的差異，可能是因為兩國間的文化傳統與政治經濟制度所造成的[16]，同時國與國之間的GDP差距是否如匯率所顯示的那麼大，是值得探討的，然而，對於GDP的調整，雖有PPP之類的方法，但迄今為止尚沒有能得到廣泛認同的方法。更為重要的是，沿著第一條技術路線進行的研究，並沒有找到很多對內生增長理論進行支持的經驗證據，如DeLong and Summers（1991）對美國的經濟增長事實的研究表明，設備投資的增長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Mankiw,Romer,Weil（1992）所進行的研究（即著名的MRW檢驗）表明，有著遞減報酬和外生技術進步的Solow-Swan模型，能夠對經濟增長率進行解釋，而且，他們的工作也表明了條件趨同的存在；Young（1995）使用超越對數總量生產函數，對東亞新興工業國家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進行了測算，Young的研究表明，東亞新興工業國家，如香港、新加坡、中國台灣、韓國，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其TFP的增長率是很低的，不足以解釋其超過一般發展中國家的增長，Young認為，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來自於資本的大量積累、勞動力參與程度的提高、人均教育水平的提高等；Jones（1995）研究了OECD國家在二戰後的R&D對生產率增長的作用，他發現，戰後OECD國家R&D開支的急劇提高，對於其生產率的提高並沒有實質性的作用。Dinopous與Thompos（1999）通過對經濟增長中規模效應進行檢驗，認為並不存在對於規模效應進行支持的經驗事實。所有這些均說明內生增長理論在與經驗事實相吻合方面尚不盡如人意，正如Temple（1999）所指出，對於增長的經驗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50年代類型的新古典增長理論。Sala-I-Martin（2001）亦指出新古典增長理論比AK模型更能解釋趨同。

沿第二條技術路線進行的研究取得了廣泛的成果，盡管這些成果之間對於各個單個因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的結論仍缺乏一致性。Abhijit.V.Banerjee的《不平等與增長》（NBER WORKING PAPER NO.7793），Douglas Holtz-Eakin,etc的《代際沖突、人力資本積累與經濟增長》（NBER WORKING PAPER NO.7762），Paul Beaudry and David Green（2001）的《人口增長、技術應用與經濟產出》，S.EDWARDS（1997）《開放、生產率與增長》[使用93個國家的數據，研究了開放與TFP增長之間關系的強健性，得出了肯定的結論][17]，Engen etc.（1996）的《稅收與經濟增長》[本文使用了歷史數據分析方法、國別分析方法、微觀分析方法等對稅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出了在短期內稅收近似中性，而在長期內的累積結果顯著的結論]等，分別對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進行了詳盡分析。但從總體上看，正如Ben Fine（2000）所指出的，許多內生增長理論的經驗分析工作仍然與舊的全要素生產率（TFP）分析方法相似，只是投入要素被更寬泛地解釋，以包含產生增長的因素，這樣，能夠在一個微觀的基礎上，對市場不完全背景下所產生的增長更深刻地進行刻劃[18]。

新經濟增長理論發展的另一個方向是研究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動之間的互動關系。例如，John Laitner（2000）討論了結構變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他認為，一個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儲蓄率內生地上升，因此，經濟增長率也隨之發生變化。John Laitner的這種觀點事實上是對九十年代後興起的兩部門（或多部門）增長模型的一個重要擴展。

從九十年代內生增長理論的進展來看，內生增長理論仍處於一個活躍發展的時期，如對R&D投入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定量模型的建立、對熊彼特的創造性毀滅的重新探索等。另外，在實證分析方面，正如Ben Fine（2000）所指出，增長理論的實證研究面臨著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變數的獨立性（模型的檢驗假設了數據的獨立性，但在實際上，變數之是相互影響的，獨立性無法保證）；數據基於模型所進行的選擇性，這種選擇忽略了增長過程而注重增長的結果；數據的隨機性與變數的隨機性的匹配，模型中所使用的是隨機變數，但現實中的數據卻是各種隨機沖擊的後果。但是，90年代在估計方法（如對於Barro型回歸的突破）、變數的調整（如多國的長時期數據，見Summers-Heston （1988/1991/1995），又如對於教育數據的調整，見Barro and Lee（1998））、數據的調整（對各國經濟增長率的調整）、定性因素的量化（如對於民主與增長關系的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從未來的發展來看，內生增長理論的發展將沿兩個方向進行，第一個方向是沿非線性動態模型路線進行，以更復雜的數學模型更精確地模擬現實經濟世界；另一方向是計量檢驗的研究，包括引入更多變數、對變數進行調整以具有現實性、定性因素的定量化等

❷ 新經濟增長理論強調的內生增長機制主要有哪些

經濟增長更多的還是需要依靠科技的發展。
科技的發展才是經濟增長的內生增長機制。

❸ 根據經濟增長理論，應該如何實現我國經濟增長的長期穩定增長

在我國經濟社會體系需要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改革需要進一步推進的情況下，立足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一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態勢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中央及時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果斷出台一系列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有針對性的政策措施，我國經濟在世界各國經濟增長中仍然處在前列。二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優勢條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基本建立，改革開放30年的持續快速發展為我國打下了應對各種風險和挑戰的堅實物質基礎。三是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加快發展的趨勢沒有發生根本變化，我國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依然強勁。四是我國發展的外部環境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和平、發展、合作仍然是當今世界的潮流，全球經濟面臨的調整和重組也為我國經濟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堅持擴大內需為主和穩定外需相結合，採取更強有力的措施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擴大消費需求，以拉動經濟增長。要堅持保增長和調結構、增效益相統一，把保增長建立在提高質量、優化結構、增加效益、降低消耗、保護環境的基礎之上，努力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和競爭優勢。要堅持把改革開放作為保增長的強大動力，抓住時機、掌握節奏、把握力度，積極推進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加快形成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有利於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通過改革創新增強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能力、增強解決我國發展深層次矛盾和問題能力。要堅持把改善民生作為保增長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注重把保增長、擴內需同改善民生緊密結合起來，急群眾所急，解群眾所難，進一步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切實維護社會穩定。謝謝，望採納！

❹ 內生經濟增長模型的理論概述

內生增長理論概述
內生增長理論的主要任務之一是揭示經濟增長率差異的原因和解釋持續經濟增長的可能。盡管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為說明經濟的持續增長導入了外生的技術進步和人口增長率，但外生的技術進步率和人口增長率並沒有能夠從理論上說明持續經濟增長的問題。 內生增長理論是基於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發展起來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突破在於放鬆了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假設並把相關的變數內生化。

❺ 內生增長理論名詞解釋

內生增長理論是產生於20 世紀80 年代中期的一個西方宏觀經濟理論分支，其核心思想是認為經濟能夠不依賴外力推動實現持續增長，內生的技術進步是保證經濟持續增長的決定因素。強調不完全競爭和收益遞增。

❻ 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綜述

內生經濟增長理論，認為：勞動投入過程中包含著因教育、培訓期職工在教育而形成的人力資本，物質資本積累過程中包含著因研究開發活動行成的技術進步，生產性公共投資的增加也有助於提高物質資本的邊際收益率。雙音詞生產要素積累的收益率不會發生遞減趨勢，長期增長率將大於0，也就是將技術進步作為促進經濟增長的外在因素內在化了。

❼ 內生經濟增長模型的理論內容

早期的新古典增長模型假設儲蓄率是外生的，Cass(1965年)和Koopmans(1965年)把Ramsey的消費者最優化分析引入到新古典增長理論中，因而提供了對儲蓄率的一種內生決定：儲蓄率取決於居民的消費選擇或者說對現期消費和遠期消費（儲蓄）的偏好。
內生儲蓄率意味著資本積累速度和資本供給的內生決定，從而決定經濟增長的一個投入要素（資本）從數量上得以在模型內加以說明。然而，Ramsey-Cass-Koopmans模型對儲蓄的內生性的技術處理並沒有消除模型本身長期人均增長率
內生經濟增長模型
對外生技術進步的依賴。Ramsey模型暗示長期增長率被釘住在外生的技術進步率值x上。一個更高的儲蓄意願或技術水平的增進在長期中體現為更高的資本或更有效的工人產出水平，但卻不會引起人均增長率的變化。 新古典的另一個關鍵外生變數是人口增長率。更高的人口增長率降低了每個工人的資本和產出的穩態水平，因而趨於減少對於一個給定的人均產出初始水平而言的人均增長率。然而標准模型沒有考慮人均收入及工資率對人口增長的影響——被Malthus所強調的那種影響——也沒有把在養育過程中所使用的資源考慮在內。
內生增長理論的一條研究路線通過把遷移、生育選擇和勞動/閑暇選擇分析整合進新古典模型中來使人口增長內生化。首先，考慮針對經濟機會的移入（immigration）和移出(emigration)。對於給定的出生率和死亡率而言，這一過程改變了人口及勞動力；其次，引入有關出生率的選擇。這是容許人口和勞動力的內生決定的另一條渠道；最後，另一條與在一個增長框架中勞動供給的內生性有關的研究思路則涉及遷移及勞動/閑暇的選擇——勞動力與人口不再相等。
Becker,Murphy and Tamura（1990年）， Ehrlich and Lui(1991年)， Rosenzweig(1990年)討論了勞動供給、人力資本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把技術變遷理論包括進新古典框架中是困難的，因為這樣做的話標準的競爭性假設就不可能得到維持。技術進步涉及新觀念的創造，而這是部分非競爭性的，具有公共品的特徵。對於一種給定的技術，換言之，在給定有關如何生產的知識水平的情況下，假定在標準的競爭性生產要素如勞動、資本和土地中規模報酬不變是合理的，則以相同數量的勞動、資本和土地來復制一個企業從而得到二倍的產出是可能的。但是，如果生產要素中包括非競爭性的觀念，那麼規模報酬則趨於遞增。而這些遞增報酬與完全競爭相沖突。特別的，非競爭性的舊觀念的報酬與其當前的邊際生產成本（等於零）相一致，這將不能為體現於新觀念創造之中的研究努力提供適當的獎勵。
經濟的長期增長必然離不開收益遞增，新古典增長理論之所以不能很好地解釋經濟的持續增長，在於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的穩定均衡是以收益遞減規律為基本前提的。內生增長理論在理論上的主要突破在於把技術進步引入到模型中來，其消除新古典增長模型中報酬遞減的途徑有三種： ：
考慮把物質和人力資本都包括在內的廣義的資本概念（AK模型）
選擇什麼樣的生產函數是研究經濟增長的關鍵。新古典增長理論假設總量生產函數具有規模收益不變的性質。內生增長理論的關鍵性質是資本報酬不再遞減，其對新古典增長模型的關鍵修正在於將技術因子A看成是經濟的內生變數。在新古典增長理論的框架中，因為資本的邊際生產力遞減規律決定了資本的凈增長上限必然為零，所以資本的邊際生產力決定了資本投入量的上限，從而使得均衡增長狀態的效率人均資本的增長也等於零。如果能夠避免資本邊際生產力遞減現象出現，則有可能使得均衡增長狀態的效率人均資本能夠持續增長。
資本的邊際生產力下限不為零僅意味著，在一定的范圍內，資本的邊際生產力遞減現象的消失。一個不存在遞減報酬的最簡單的生產函數是AK函數。Jones,L. and Manuelli,R.(1990);Rebelo(1991)論證了規模收益不變的生產技術足以保證經濟實現內生增長。
具有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單部門模型在某種意義上與AK模型是一致的。而為了區別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形成機制的差異，許多內生增長模型都假設經濟是由兩個部門組成的，資源需要在兩個部門之間進行配置。Uzawa-Lucas模型是兩部門內生增長模型的代表。 Arrow(1962)和Sheshinski(1967) 通過假設知識的創造是投資的一個副產品來消除掉報酬遞減的趨勢。Arrow指出，人們是通過學習而獲得知識的，技術進步是知識的產物、學習的結果，而學習又是經驗的不斷總結，經驗的積累體現於技術進步之上。一方面一個增加了其物質資本的企業同時也學會了如何更有效率地生產，生產或投資的經驗有助於生產率的提高——經驗對生產率的這一正向影響被稱為干中學（learning-by-doing）或邊投資邊學（learning-by-investing）。另一方面一個生產者的學習會通過一種知識的外溢過程傳到另一個生產者，從而提高其他人的生產率。
一個經濟范圍內的更大的資本存量將提高對每一生產者而言的技術水平。這樣，遞減資本報酬在總量上不適用，而遞增報酬則有可能。 干中學和外溢效應抵消了單個生產者所面臨的遞減報酬，但社會水平上報酬是不變的。社會資本報酬這種不變性將產生內生增長。
模型的關鍵在於：第一，干中學要靠每個企業的投資來獲得。特別地，一個企業資本存量的增加導致其知識存量Ai同樣增加。第二個關鍵假設是每一個企業的知識都是公共品，其他任何企業都能無成本地獲得。換言之，知識一經發現就立刻外溢到整個經濟范圍內。這樣一個瞬時擴散過程之所以在技術上可行，是因為知識是非競爭性的。Romer(1986)後來證明在這種情形下仍可以在競爭性框架中決定一個均衡的技術進步率，但是所造成的增長率將不再是帕累托最優。更一般而言，如果發明部分地依賴於有目的的R&D努力，而且如果一個人的創新只能逐步擴散給其他生產者，則競爭性框架 將崩潰。
在這樣的現實構架中，一種方法是把不完全競爭整合到模型中去。另一種方法是假設所有的非競爭性研究——一種經典的公共品——都由政府通過非自願的稅收來予以融資。 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另一個途徑是人力資本的積累。
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對勞動生產要素的引入，使得有關人力資本因素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的研究在技術上成為可能。但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中的勞動投入是指一般的勞動投入，看不出不同質量或不同技術熟練程度的勞動的投入對於產量所起的作用大小的差異，需要對生產要素的投入進行進一步的區分，以說明人力投資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
Lucas(1988)引入了Schultz和Becker提出的人力資本概念，在借鑒Romer(1986)的處理技術的基礎上，對Uzawa的技術方程作了修改，建立了一個專業化人力資本積累的經濟增長模型。
在Lucas(1988)中，企業能獲得的知識的多少不依賴於總資本存量，而依賴於經濟的人均資本。Lucas假設學習和外溢涉及人力資本，且每一個生產者都得益於人力資本的平均水平而非人力資本的總量。不再考慮其他生產者所積累的知識或經驗，而是考慮從與掌握了平均水平的技能與知識的平常人的（自由）互動中得來的收益。 技術水平可以被諸如R&D支出之類的有目的的活動所推進，這樣的內生技術進步將使得我們從總量水平上的遞減報酬的束縛中擺脫出來，特別是如果技術上的進步能以一種非競爭的方式被所有生產者分享的話。對於知識進步，也就是對新思想而言，這一非競爭性是存在的。 將R&D理論與不完全競爭整合進增長框架中始於Romer(1987年;1990); Aghion and Howitt(1991);Grossman and Helpman(1991,chapter3, chapter4)。在這些模型中，技術是有目的的R&D活動的結果，而且這些活動獲得了某種形式的事後壟斷力量作為獎勵。如果經濟中不存在想法、觀念耗竭的趨勢，那麼增長率在長期中可以保持為正。然而由於新產品及新生產方法的創造有關的扭曲的緣故，增長率和發明活動的基本數量趨於不再是帕累托最優。在這些框架中，長期增長率依賴於政府行動，諸如稅收，法律和秩序的維護，基礎設施服務的提供，知識產權的保護以及對國際貿易、金融市場和經濟的其他方面的管制。因而政府通過它對長期增長率的影響具有好或壞的巨大影響。
新的研究也包括了技術擴散的模型。雖然對新發現的分析與領先經濟中的技術進步率有關，對擴散的研究卻屬於分析後進經濟在這一進步過程中如何通過模仿來分享好處。既然模仿比創新要來得便宜，擴散模型預測了一種與新古典增長模型的預測類似的條件收斂形式

❽ 外生經濟增長和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差別是什麼

外生經濟增長模型將技術進步視為外生決定，從而無法解釋技術進步迅速發展的事實。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將技術進步視為內生決定，能夠解釋技術進步的原因。

❾ 內生增長理論對我國優化財政支出結構的借鑒意義

1) 在現代經濟增長理論中，新古典增長理論是最成熟也最具有代表性的。該理

論將經濟增長解釋為生產要素（特別是物質資本）的積累過程，認為只要投資超過重置的原有機器（或者人口增長帶來的人均資本下降），人均產出就會增加，經濟就會增長。
2) 這一理論對財政政策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也進行了新的詮釋，認為生產性公
共資本、人力資本和研究開發活動是一個國家長期經濟增長的內在因素和內在動力，而這些因素具有明顯的非競爭性、非排他性和外溢效應，具有「公共物品」的某些屬性。也就是說，這些因素屬於財政政策的變數范圍之內，所以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的調整，特別是對長期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的調整，具有特殊和重要的作用。
3) 財政支出結構不是一成不變的，不是僵化的。從客觀上說，它取決於一個國
家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使財政支出結構的發展變化帶有一定的規律性。但從政府財政政策的角度看，則必須根據一定時期的發展戰略和政策目標以及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推動財政支出結構的調整和優化，而內生增長理論為調整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提供了重要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