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人民主出了什麼問題

1. 薛兆豐北大經濟學（5）

整門宏觀經濟學的興起一個很重要的背景，就是經濟周期。

所謂的貨幣政策，就是政府通過調節經濟體當中貨幣的流通量，來調節經濟的發展，從而起到逆經濟周期而行的效果，提出了宏觀調節的四大目標——低的經濟波動，低的通貨膨脹率，高的就業率以及高的生產力、增長率——政府通常可以採取兩大類的政策：一類叫貨幣政策，一類叫財政政策。

財政政策是說，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在總需求下降的時候，在人們沒有信心、不願意花錢的時候，政府主動地替人們花錢；在僱主不願意僱人的時候，政府成為最大的僱主，僱人來修建一些工程；在私人不願意投資一些項目的時候，政府主動地去投資一些項目。

昨天講的貨幣政策，講的是政府直接干預經濟體中貨幣流通的總量，而財政政策講的是在不改變貨幣總量的情況下，政府怎麼通過稅收多掙點錢，而且怎麼把這錢花出去。

財政政策遇到的四個重要的困難：第一是時間滯後的困難；第二是擠出效應，政府支出和私人支出之間互相排斥的關系；第三是政府的效率問題；第四是政府資金來源的問題。

隨著政府開支的增加，不斷地提高稅率，能夠幫助政府收到越來越多的錢嗎？不一定。跟私人賣東西不是價格越高，他賺到的利潤越多的道理一樣，政府不斷地提高稅率，它收到的稅收可能反而會下降。這就是經濟學家拉弗提出來的「拉弗曲線」。

三個經濟學派——第一是芝加哥學派，前面我們在講反壟斷法的時候，我們比較深入地介紹過芝加哥學派的看法。

第二是奧地利學派，奧地利學派對經濟學的貢獻非常大，由它發展的一些基本概念，已經變成了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以至於沒有人再去歸功，說這是奧地利學派的東西了，因為它就屬於經濟學內在不可以切割的最重要內容了。

第三是公共選擇學派，我們在後面再討論那些非市場的組織，包括政府、包括非營利組織、包括科研機構等等，他們在做決策的過程中所遵循的經濟規律的時候，我們會詳細地討論公共選擇學派的貢獻。

奧地利學派最早是兩位經濟學家，卡爾·門格爾（Carl Menger）和他的學生龐巴維克（Eugen Bohm-Bawerk）共同創立的。而奧地利學派這個標簽，是由他們的理論對手提出來的。他們的對手是當時德國的歷史學派——經濟學當中的一個學派。他們主張的是，在經濟現象當中不存在普適的規律，每一個經濟事件都有它發生的獨特環境，我們只能就事論事，一件事情和另外一件事情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它們背後沒有客觀的、普適的經濟規律。但是門格爾和龐巴維克卻認為，紛繁復雜的經濟現象背後有一般性的規律。比方說，由門格爾總結的邊際的概念，這就具有很強的普適性。當時的歷史學派在奧地利的維也納大學裡面占上風，他們就把門格爾和龐巴維克戲稱為奧地利學派，是帶有譏諷成分的。而事實上，奧地利學派就沒有繼續在奧地利發展了，他們的研究方式、研究的范圍、研究的思想轉移到了歐洲，轉移到了英國，其他不同國籍的學者也加入了這個陣營。奧地利學派指的不再是學者的國籍，而是一種特有的研究方法和思路。

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基本主張

第一，只有個人才能做出選擇。第二，研究交易所在的市場，是我們研究經濟學的焦點所在。第三，研究經濟現象要研究人的動機，得有人文背景。4. 奧派看經濟周期的特別之處——第一，它主張貨幣不是中性的。第二，認為資本是異質的，不是同質的。第三，認為社會機制是人們行動的結果，而不是事前計劃的結果。

奧地利學派一直在想辦法，想怎麼樣才能有效地抑制政府亂印鈔票的沖動。他們提出兩個基本的主張：第一是要回到金本位；第二是實施自由發鈔制度。

所謂金本位，就是以黃金的數量為發鈔的依據。但是這種主張已經不受重視了。

奧地利學派的自由發鈔制度，或者說自由銀行制度，雖然實施的難度很大，但到今天也還是徹底解決通貨膨脹問題的一個備選方案。

凱恩斯主義是怎麼看經濟周期的？簡單地說，凱恩斯學派是說，不知出於什麼原因，姑且稱之為動物精神，人們的消費忽然減緩了。人們本來是應該通過價格來調整的，但價格的調整非常遲鈍和緩慢，所以就會直接影響到就業和產出。要抵抗經濟周期政府就應該有所作為，逆經濟周期而行，在人們不願意消費的時候替人們進行消費。錢從哪來？主要靠政府舉債。

貨幣主義認為，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就是政府增發鈔票，而凱恩斯學派所提出的對付經濟周期的措施是沒用的，是不會產生明顯效果的。因為人們的消費不取決於瞬時的收入，而取決於他們的永久收入預期。

而更進一步的是，理性預期學派認為，市場跟政府存在一個博弈的行為，市場可以對政府經濟政策做出預期，從而使政府的經濟政策失效，政府越管，經濟的波動可能會越大。

介紹的幾大學派都分別指出了經濟周期產生的根本原因：

奧地利學派認為，那是亂印鈔票造成的；

凱恩斯學派認為，那是因為人們忽然不消費、總需求不足引起的；

貨幣主義認為，通貨膨脹不僅是政府印鈔過多而引起的，而且認為凱恩斯學派所提出的反經濟周期措施是無效的；

理性預期學派更進一步認為，政府對抗經濟周期的行動本身可能就增加了經濟的波動。

而真實周期理論又再往前走一步，他們甚至認為經濟周期本身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政府連管都不應該去管。

這些不同的理論有時候是互補的，有時候是針鋒相對的，但有意思的是，這些理論的領軍人物都先後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宏觀經濟學家爭論不休的三大原因

第一，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宏觀經濟現象涉及的變數太多了，而我們研究的宏觀經濟現象本身，數量還是有限的，特別是到了近現代對經濟的統計數據才比較健全，人們的研究才比較有依據。

第二個原因，在於宏觀變數本身是一些加總的變數，這些變數之間未必具有必然的因果關系。

第三個重要的原因，是人會形成預期，會產生對策。

這堂課解釋了宏觀經濟學為什麼這么困難，為什麼使得這么多經濟學家經過長期的研究，還仍然彼此不同意的原因。也介紹了宏觀經濟學當今取得的一些基本共識。

我政治法律的模塊，講的就是一群人在一塊做出集體決策的時候所要遵循的經濟規律。

經濟學當中一個專門研究非市場決策問題的學派，那就是公共選擇學派。

1. 內心高冷的諾獎得主布坎南

2. 見識廣博的學術天才圖洛克

公共選擇學派是去掉浪漫的政治學。公共選擇學派的方法論，就是要把經濟學研究人們在市場當中行為的方法，邏輯一致地用到人們在非盈利機構的活動上面去。這種研究方法最重要的有幾點：

第一，個人主義主觀價值觀。也就是說任何決策都是由個人做出來的，集體不會做決策，根本就不存在集體意志這一說，有的只是在一個集體當中活生生的個人。

第二，動機主導論。不論在什麼樣的組織內部，人們在約束條件下追求最大利益這一點不變。我們只要仔細地去分析一個人處在什麼樣的環境下面，處於什麼樣的制度約束下面，我們就能夠分析他的行為，合理地解釋他的行為。

第三，人的偏好、主張、觀念、思想具有外部性。一個集體當中，人們所傳播的思想不僅可以滿足他自己的慾望和偏好，同時也會對別人產生這樣那樣的影響。公共選擇學派關注這些個人言論和觀點對社會整體造成的影響。

公共選擇學派研究的是非市場的決策。官僚機構最大的特點是它們的行動不以錢為指導。

1. 「官僚機構」是個中性詞

什麼叫官僚機構呢？bureaucracy，要注意這可是個中性詞，它指的是具有這樣一些特徵的機構或者組織：

第一，這個機構的僱主和雇員不從這個機構所獲得的收入當中直接分配收入。

第二，這種機構至少有一部分的營運資金不來自於他們的營運活動，錢是從別的地方劃撥過來的。

第三，每一個在官僚體制下面的人，他的績效評估基本上是由他的上司決定的。

2. 官僚中人的追求：津貼、權力與聲望

對官僚體制的經濟學分析，開山之作是圖洛克（Gordon Tullock）在1965年發表的名著，叫《官僚體制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bureaucracy）》。

由於整個官僚體制追求的都不是金錢——他們不能直接追求金錢——他們追求的是金錢以外的其他因素，包括辦公津貼（Perks）、權力（power）、照顧下屬的機會（patronage）。三個英文字母都是P開頭，簡稱3P。

3. 官僚體制中的信息失真

這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現象，是一種任何官僚體制都難以克服的天然困難。

4. 有野心的人最謙虛

有成就的人一定是有野心的，或者稱之為雄心也可以。但有意思的是，有一些官僚體制的升遷恰恰把謙遜當做一個重要的衡量指標，你要能升遷必須是個非常謙遜的人。

5. 什麼樣的人能在官僚體制中存活下來

圖洛克說，我們假定有兩種人，一種叫理想主義者，每當面臨這種兩難選擇的時候，他總是把社會的目標放在第一位；而另外一種人稱之為現實主義者，每當遇到這種兩難選擇的時候，他總是把上司的意願放在第一位。結果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結果會發生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結果，那就是只有那些服從上司意願的人，才能在一次一次的篩選當中，在體制中存活下來。你要成為一位偉大的科長，首先要當一位科長；你要成為一位偉大的參議員，首先要當上參議員。

所以，不管你進入一個行業之前是一個怎麼樣的人，懷有什麼樣的願望，追求什麼樣的理想，經過一次一次的洗禮以後，能剩下來的就是想法、經驗、態度都非常接近的人。

政治選舉的經濟學分析當中，非常重要的中位數投票原理，就是說，你要獲得最大多數的支持，你就要去迎合那些中位數者的偏好。

過去人們以為，政治家是為了實現他們遠大的理想而參加競選；現在人們明白，政治家是為了贏得選舉而去刻意剪裁他們的遠大理想，只有討好中間投票人，他們才能獲得選舉的成功。這種看法讓人們看清楚了政治當中不浪漫的一面、現實的一面。

阿羅就是經濟學家肯尼斯·阿羅（Kenneth Arrow），他在1921年出生，2017年2月21日去世，他一直在斯坦福大學任教，他和我們熟悉的經濟學家阿爾欽（Armen Alchian）是好朋友。阿羅是最早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經濟學家之一。

著名的阿羅不可能定律，它的含義是，在人們有多種不同選擇的情況下，選舉不一定能夠反映出大多數人的意願。選舉會出現議而不決、循環不已的情況，而要阻止這種情況，要麼是由議程決定人決定會議的程序，要麼把選票改成鈔票。用選票來投票往往只能反映投票人意願的有無，但不能夠反映他意願的強弱，而用鈔票投票意願的強弱就會被精準地反映出來，並被加以計算。

介紹兩個政治術語：一個叫pork barrel，豬肉桶，它指的是議員跑到中央為地方爭取建設費用。另外一個詞叫log rolling，滾木桶，指的是議員們互相投贊成票，以便使得法案得到通過的做法。

選票交易有時候能夠使得選舉結果更有效，有時候又使得選舉結果變得低效。這兩種看上去截然不同的結果，共同點在於只要進行選票交易，那麼選舉的結果就會從選舉人的中位數偏好向平均數偏好偏移。

在沒有選票交易的時候，選舉人的中位數說了算；在有選票交易的情況下，選舉人的平均數說了算。所以選票交易最後的結果到底是有效還是無效，取決於選票交易之後，選舉人偏好的平均值到底是有效的還是無效的。

公共選擇學派讓政治忘掉浪漫。

提出了一個連續用三講來回答的問題，民主為什麼會一再產生錯誤的經濟政策？這一講介紹了兩個可能的理由：第一是選民的無知；第二是選舉的機制本身決定了選舉容易被利益團體操控。

把人們在政治領域做選擇的過程，跟人們在經濟領域、在市場領域做選擇的過程作了一個比較。根據經濟學家唐納德·威特曼的意見，在這兩個不同的場景裡面，人們都通過本質上非常接近的制度安排，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在佔有比較少的有用信息的情況下，做出了有效的選擇。

民主制度和政府赤字之間的關系。過去100多年來，民主國家的政府赤字都有大幅增長的趨勢，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民主制度。政客為了贏得選舉，往往要採用避重就輕的辦法討好選民，把好處留到今天，把負擔推到明天。民主伴隨著赤字，這很可能是制度決定的。游戲規則當初這么定下來的時候，結局也已經定下來了。

艾倫·戴維德最早對反壟斷法提出了很多洞見，從而推動了法律經濟學這一門交叉學科的興起。

關於收入再分配的戴維德定律，說的是在一個民主投票的國家裡面，政府的再收入分配政策既不是讓社會最窮的人得益，也不是讓社會中最富有的人得益，而是會讓那些中等收入的人得益。原因是他們有更大的積極性、有更大的話語權、有更多的能力，在政治決策過程當中為自己說話、為自己謀利。

總的來說，世界上在法庭上進行案件的審理可以分成兩大類：一種叫抗辯制（adversary system），那就是通過正方和反方的辯論來釐清事實；另外一種辦法叫糾問制（inquisitorial system），那就是由專家型的法官，通過不斷地追問來尋求事實的真相。

英國和美國的司法體系裡面，有很大一部分是實施抗辯制的，而陪審團是抗辯制度當中的核心部分；而歐洲大陸的法系裡面很大一部分是實施糾問制的。這兩種制度究竟哪一個更好、哪一個更有效率、哪一個帶來更大的公正，一直是法律界和法律經濟學界熱烈討論的問題。

回答這個問題的權威之一就是戈登·圖洛克（Gordon Tullock）教授。我們知道圖洛克是公共選擇學派的創始人，他對所謂大民主產生的效果，也就是一人一票，所有人具有平等的投票權投出來的結果，是抱有深深質疑的。

圖洛克指出，陪審團制度無助於追求事實真相。抗辯制度讓人花錢攪渾水，對追求真相起反作用。

關於陪審團的效率，薛老師介紹給大家看一部美國的經典電影，叫《十二怒漢（12 Angry Men）》，這部電影對陪審團員可能出現的偏頗，做了非常生動和深刻的描繪。

回顧了我們分析問題所採用的幾個維度，從單人的維度到多人的維度，再到時間的維度、信息不對稱的維度，以及從市場活動到非市場決策的維度的擴展。

總結了公共選擇給我們幾個重大的啟示，包括人們是怎麼選擇理由的，管制所造成的贏家和輸家的格局是怎麼變化的，政治候選人是怎麼剪裁定製他們的政綱的，以及從邏輯的角度看，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為什麼是一句含糊其詞的話。

要衡量一個國家物質條件的發展，最簡單、最直接、最有力的指標就是這個國家的生產總值。一個國家的生產總值通常由兩個高度相關的指標來表示：一個叫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ct），簡稱GDP；另外一個指標叫國民生產總值（Gross National Proct），簡稱GNP。

國內生產總值（GDP）是一個與地理概念相關的指標，它指的是一個國家在一個特定的時間內所生產的最終商品和勞務的市場總價值。要注意，它是以國境線這個地理概念為依據的。

而國民生產總值（GNP）指的是一個國家的永久居民，在一個特定的時期內所生產的最終商品和勞務的市場總價值。要注意的是，這個指標「國民生產總值」所關注的對象，是這個國家的永久居民，而不管他們創造的市場總價值發生在國內還是在國外。

GDP與GNP指標局限之一：忽略非市場形式的生產。 局限之二：忽視非法的生產和地下經濟。局限之三：忽視結構、質量和代價等屬性。局限之四：產品未必反映個人真實估值。

人類理想具有共同性。人的理想都是相近的，而要享受美好的生活，追求物質享受跟追求精神享受至少是一樣重要，而在很多時候，追求物質享受的本身其實也就能夠提高精神享受。

經濟學家所做的一個努力，那就是去尋找、去確定那些促進經濟發展的背後因素，他們要探討一個國家富強的原因和結果之間的關系。

1. 經濟自由指數：尋找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

美國傳統基金（The Heritage Foundation）和《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從1995年開始，直到今天，在長達22年的時間裡面，一直每年都發布年度報告，衡量全球100多個經濟體的經濟自由情況，他們稱之為「經濟自由指數（The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他們編制的這個自由經濟指數有十個維度，他們看什麼呢？

商業自由，興辦企業的難度；

貿易自由，看國際貿易壁壘的高低；

貨幣自由，看一個國家價格管制的程度；

政府規模和支出，看政府的規模在GDP當中的佔比，相當於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混合比例；

財政自由的程度，也就是納稅人繳稅的負擔；

產權保護，個人積累起來的財富有沒有受到政府嚴格的保護；

金融自由程度，看金融機構免受政府幹預的程度；

投資自由程度，看國內和國際之間資產轉移的自由度；

貪污程度，看個人的財富和投資受到強權侵蝕的程度；

勞動自由程度，也就是一個國家的法律和政策，對勞動者自願締結勞動合同的自由度的保護。

2. 沒有商業自由的國家很難走向富強之路

3. 我們還沒有真正找到經濟發展的根本原因

一些得分很低的國家，比如中國，他們的經濟增長卻非常強勁，而且這不是一年、兩年的事情，是持續多年的事情。換句話說，總有那麼一些事情中國做對了，但這個指數並沒有捕捉到。

4. 貪污腐化和價格管制有一定的抵消作用

5. 不能忽視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總的來說，我們把經濟制度看成是原因，把經濟增長看成是結果，要探索原因和結果之間的規律，要完成這個任務，要做的事情還很多。

再一次討論了公平和效率之間的關系，效率重要還是公平重要？我們的結論是效率其實就是最大的公平。

我們在講馬糞的故事的時候就指出，人們所認可的那些公平觀念，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那就是它符合效率的原則。其實它是因為有效率才變成社會的規范，才被人們認為是公平的，其實人類在效率和公平之間的搖擺從來就沒有停過。

我們討論了兩套把公平置於效率之上的理論，包括羅爾斯的無知之幕理論和伊斯特林悖論。

這些理論與現實當中人們真實的追求是有很大差距的，它們並不能如實地反映真實的生活，更不能指導真實的生活。

介紹了經濟學家對各種脫貧致富方法的研究，與其說告訴你答案，不如說告訴你為什麼還沒有答案。經濟學家本身就還沒有能夠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而更重要的答案可能根本不在經濟學的范疇之內。回顧整個人類的歷史，貧困、野蠻、戰爭、飢餓是常態，富裕、和平、文明是奇跡。

1. 探索人類脫貧致富之路的不同方式

有一派學者認為，持續的經濟增長、物質的極大豐富，才是人們走向幸福的必由之路；

另外一派學者卻認為，物資的增長是沒有止境的，人們的幸福只取決於他們的感受，他們覺得快樂就快樂了，知足常樂。通過政府的財富再分配、收入再分配，讓社會中大部分人都覺得自己生活在同一個平均水平上，而不管絕對水平是高是低，大多數人就會感到幸福了。

由此再衍生出的兩派經濟觀點也是有分歧的：

一派認為只要社會的餅做得足夠大，那麼哪怕社會當中最窮的人也能夠獲益，也能夠伴隨社會的進步而提高幸福的程度；

而另外一派則願意犧牲餅的增長，而換取分餅的平均。

2. 十種事與願違的經濟政策

1）最低工資制度。

2）同工同酬制度。

3）罷工制度。

4）各種行業的准入限制。

5）各種各樣讓人們產生依賴感的福利制度。

6）各種過分的政治平權政策。

7）貿易保護政策。

8）一些把人綁在貧困地區的政策。

9）把人綁在單一的教育體制的政策。

10）民主投票導致不良經濟政策。

3. 國家富強的原因與結果常常難以區分

摘自《經濟學通識》序言——

以純朴的眼光看，人類至少面臨四項普遍約束：（1）東西不夠；（2）生命有限；（3）互相依賴；和（4）需要協調。人類種種制度安排，一概是為了應付這些約束而衍生的。粗略地概括，這四項約束對應著四類經濟理論：（1）需求定律；（2）利息理論；（3）制度理論；和（4）宏觀理論。

如果我們反復從這四類約束來理解社會，我們就很容易察覺人類社會的一些不同尋常的特點。

首先，人類主要以社會的方式而不是自然的方式展開競爭。

其次，競爭與合作不可分。

再有，貧與富未必有關聯。

的是，觀念的力量是驚人的。令人深思的是，打著善意的旗號所犯下的罪行，也往往比明目張膽的犯罪造成的破壞更深重。

用什麼樣的眼光，就有什麼樣的世界。改造「世界」，非經濟學所長；但改造「世界觀」，卻是經濟學的強項。

2. 詹姆斯·布坎南的「經濟人」假定

在布坎南的闡述中，包含了公共選擇理論的一個基本假定：即「經濟人」假定。布坎南以「經濟人」這一假定為分析武器，探討在政治領域中經濟人行為是怎樣決定和支配集體行為，特別是對公共選擇所起到的制約作用，並由此證明政治領域存在缺陷是可能的。
何為「經濟人」？微觀經濟學家認為，作為一個人，無論他處在什麼地位，人的本性都是一樣的，都以追求個人利益極大化、個人的滿足程度為最基本的動機，並假定人都具有經濟人特點。根據這一假定，布坎南認為，通過類似的行為假設，也能夠對集體選擇的結構特徵進行一些基本的預測。它的理論價值在於：首先，保證了對人類行為分析的一致性。在此之前，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對人類行為的分析採取的是兩個完全相反的標准，在市場選擇領域，假定人人都是自利的；而政治選擇領域，自利的人又變成了「慈善、博愛」的利他主義者。其次，它是進行制度比較分析的理論前提。制度比較分析的目的是考察在什麼體制下，可能產生最壞的政策結果及避免產生最壞政策結果的方法，並且探討什麼樣的體制會是最好的。如果假定人人都是利他主義者，就不存在壞的體制，同樣也無法解釋現實中我們所能觀察到的壞的政策產生的原因了。
基於「經濟人」這一假定，布坎南進一步提出，公共選擇理論的宗旨是要把經濟市場中的個人選擇行為與政治市場中的公共選擇行為納入同一個分析模式，即經濟人模式，從而修正凱恩斯經濟學把政治制度置於經濟分析之外的理論缺陷。
「政府失靈」研究根據「經濟人」的分析模式，布坎南的政府理論研究了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幹預行為的局限性或政府失靈問題。這是公共選擇理論的核心問題。 所謂政府失靈，是指個人對公共物品的需求在現代議會制民主政治中得不到很好的滿足，公共部門在提供公共物品時趨向於浪費和濫用資源，致使公共支出規模過大或者效率降低，政府的活動並不總像應該的那樣或像理論上所說的那樣「有效」。
在布坎南看來：「政府作為公共利益的代理人，其作用是彌補市場經濟的不足，並使各經濟人所做決定的社會效應比政府進行干預以前更高。否則，政府的存在就無任何經濟意義。但是政府決策往往不能符合這一目標，有些政策的作用恰恰相反。它們削弱了國家干預的社會『正效應'，也就是說，政策效果削弱而不是改善了社會福利」。於是就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政府幹預會產生「負效應」以及如何從制度上彌補這些缺陷。布坎南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就構成了公共選擇理論的政府失靈說。
布坎南對政府失靈的幾種主要表現形式及其根源進行了較為深入的剖析，並就如何補救這種「失靈」提出了具體的政策建議。
政府政策的低效率。布坎南認為，所謂政府政策的低效率是指所執行的政策不能確保資源的最佳配置。一般說來，美國政府的政策在理論上可分為三類：一類是由政府有關部門擬定方案，最後由選民投票確定的政策，像重大稅收政策的調整、對國家前途影響較大的對外政策的制定等。第二類是由政府的高級領導層擬定方案，如聯邦政府或地方州政府擬定的方案。第三類是由政府部門全權獨立制定與實施的政策，這種政策的合理性通常是由憲法等法規來保障的，政府部門的職責是照章辦事。這里僅以第三類政府政策擬定的方案作為政策低效率的考察對象。
就這類政府政策而言，因為每個政府部門所遵循的政策，通常是由該部門領導人根據自己對公共利益的理解來決定的，所以，一方面是由於這些部門的政治家的行為具有相當大的自由，使得他們有意或無意地被自身的「經濟人」動機所左右，以至於對公共利益的理解經常難以符合實際；另一方面，由於該部門政治家行為的靈活性與他們的自利動機的強刺激性，使得他們的行為實際上不是傾向於為最大限度地增進公共利益服務，而是依據自己獲得的信息和個人效用最大化原則來決策。布坎南認為，產生這一政府行為的外部原因是缺乏一種約束機制來制約政府行為方式。如果約束機制不能提供一種良性壓力，以確保任何人處於某一特權地位時均不能過多地牟取私利，那麼，再高尚的執政官也不能保證公共利益不被他人或他的後繼者有意或無意地損害。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公共選擇理論強調，不應該把增加社會福利與保證個人平等的權力隨便交給某一特權機構，然後再虔誠地等待它的恩賜。理性的做法是，使這些特權機構或特權人物受制於某一硬約束機制，並且由公民真正地而非形式上地掌握該約束機制的最終決策權。
政府工作機構的低效率。政府失靈說認為政府機構低效率的原因在於：①缺乏競爭壓力。在美國的政府機構里，由於相當一部分官員和公務員，受終身僱傭條例的保護，沒有足夠的壓力去努力提高其工作效率；在提供公共服務的政府機構里，也往往因只此一家，別無分店，而使其不注重提高服務的質量和效率。②政府行為趨向於資源浪費。布坎南認為，首先，官員花的是納稅人的錢，就像弗里德曼所說的「用他人的錢，為別人辦事」，由於沒有產權約束，他們的一切活動根本不必擔心成本問題。官員行事時無成本壓力，自由度比市場中私人企業家還大，使不計成本的政府行為不斷發生。其次，政府行為也沒有利潤含義，官員從個人的得失出發，為追求選票和政績，盡量滿足來自方方面面的要求，結果使公共產品超量供應，社會福利費用過高，造成了資源浪費。還因為官員的權力是壟斷的，有「無窮透支」的可能，他們一旦決策失誤，由此造成的資源浪費可能遠遠大於一個企業家的投資失誤。③監督信息不完備。從理論上說，政治家及公共服務機構並不能為所欲為，而是必須服從公民代表的政治監督及司法、審計監督等，以保證政府運行的效率。然而在現實中，這些監督的效力很可能因為信息的不完備而降低、甚至失去。這是因為監督者為了有效履行其職能，必須對被監督者的情況了如指掌，但向監督者提供信息的往往是被監督者，由於政府部門對其經營業務有著自然的壟斷性，可以利用其壟斷地位來封鎖一部分公共產品所涉及的有關資源和成本的信息。因此，監督者根據被監督者提供的不完備的信息所進行的監督，其實效是大打折扣的。
政府的尋租活動。根據布坎南的定義：「尋租是投票人，尤其是其中的利益集團，通過各種合法或非法的努力，如游說和行賄等，促使政府幫助自己建立壟斷地位，以獲取高額壟斷利潤。」如紡織業尋求政府的關稅與配額的保護，將外商拒之於國門之外，維持本行業的壟斷地位，而高額壟斷利潤超過平均利潤的部分被稱為經濟租金。可見，尋租者所得到的利潤並非是生產的結果，而是對現有生產成果（利潤）的一種再分配。因此，尋租行為具有非生產性特徵。同時，尋租的前提是政府權力對市場交易活動的介入，政府權力的介入導致資源的無效配置和分配格局的扭曲，產生大量的社會成本，這些成本包括：尋租活動中浪費的資源，經濟尋租引起的政治尋租浪費的資源，尋租成功後所損失的社會效率。公共選擇理論認為，市場經濟條件下，最常見的尋租行為有4種：一是政府定價；二是政府的特許權；三是政府的關稅和進口配額；四是政府訂貨。
因此，布坎南等公共選擇學派對西方現行民主制度，對國家和政府深表懷疑。正如布坎南所說的：「公共選擇理論以一套悲觀色彩較重的觀念取代了關於政府的那套浪漫、虛幻的觀念。公共選擇理論開辟了一條全新的思路，在這里，有關政府及統治者的行為的浪漫的、虛幻的觀點已經被有關政府能做什麼、應該做什麼的充滿懷疑的觀點所替代。而且，這一新的觀點與我們所觀察到的事實更為符合。」 布坎南教授的思想博大精深，他畢生探求的是市場經濟持久繁榮的政治制度基礎。
布坎南在1986年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演講中，區分了「規則的制定」與「政策的制定」。換言之，我們可以將政治過程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規則或者憲法秩序的設計階段；第二個階段為規則的實施階段。用博弈論的語言來講，第一個階段是博弈規則的設計，第二個階段是博弈的展開階段。如果將社會博弈比喻成一場體育比賽，那麼在第一個階段就是要設計好比賽規則；在第二個階段按照事前設計好的規則來比賽。
就像體育比賽要有清楚的比賽規則一樣（沒有清晰的規則，比賽必然一片混亂），經濟政治生活中人們的有效互動也需要清楚界定的規則，而且這種規則是共識。否則，可以想見，經濟政治中就會出現很高的交易費用和低效率。例如，在經濟生活中，企業家就可能不會有長久的規劃，這樣本來可以提高社會福利、使所有人都變好（帕累托改進）的投資就不會發生。更壞的是，這種沒有事前界定好規則的社會，就會出現一種強盜邏輯，即沒有規則的規則——「叢林規則」，這樣的社會是可怕的。
也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當代英國經濟學家肯·賓默爾也說，「界定清晰的社會契約是市場出現的先決條件」。
所以，第一個階段即事前的規則設計至關重要。布坎南認為，最公正的憲法秩序應該是在「無知之幕」後設計出來的。這是一種理想狀態：在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的類型（即屬於哪一類利益群體）的情況下，大家通過形成共識來達成憲法秩序的設計。雖然這樣的情況在現實生活中很難出現，但收入差距不大的相對同質性的社會，還是比較接近這個理想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設計出來的規則應該是最公正的。
更普遍的情況是，在憲法秩序設計的過程中，人們都知道了自己的類型；在一個利益分化的異質性社會中，最後形成的憲法秩序是不同利益群體博弈、妥協的結果。因此，排除革命的話，和平的憲法秩序設計要滿足所有類型人的參與約束和激勵相容約束。參與約束就是要保證每類人接受憲法秩序設計後不比原來的狀態差（即每類人願意參與），激勵相容約束就是在滿足參與約束的情況下，每類人的行為盡可能與社會目標相吻合。
我們知道，在異質性很強的社會，這兩個條件都很難滿足。拿參與約束來說，在收入差距很大的社會中，憲法秩序設計很有可能會損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這樣既得利益集團很可能就不會贊成憲法秩序設計，他們的行為很有可能與社會目標也是不吻合的，即激勵相容約束也不滿足。
因此，一個社會的收入差距和社會分化越嚴重，公正的憲法秩序設計就越困難，因為參與約束和激勵相容約束就越難滿足。所以，憲法秩序改革的時機是非常重要的。歷史地看，憲法秩序民主和經濟發展都比較好的國家，往往是在那些憲法秩序確定的時候收入差距和社會分化比較低的國家。
現在，人們越來越認識到起點公平對於憲法秩序的設計和持久繁榮的重要性。美國自立國之初，政治家們（尤其是傑斐遜）就認為，初始經濟稟賦的平等和相對平等的財產權利是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的先決條件，這被稱為「傑斐遜主義」，也是美國主流的政治哲學之一。後來的經濟史學家們認為，這是造成北美洲和拉丁美洲不同發展路徑的根本原因。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將這種哲學灌輸給並影響了當時的東亞國家政府。日本在美國（麥克阿瑟將軍）的管理下，成功解散了大財閥，並實行了平均主義的土地改革。與此同時，在美國影響下，韓國在1950年左右，也成功實施了「耕者有其田」的平均主義的土地改革。在政治上，初始稟賦的平等使得利益集團問題不嚴重，容易達成社會共識和社會契約（憲法秩序），政府可以實施有利於整個社會的經濟政策。
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的局面稍有不利，因為中國現在收入差距比較大。但憲法秩序的設計對於中國的持久繁榮是不可或缺的，就像沒有界定好比賽規則的體育比賽會出現混亂一樣，中國若要維持持續繁榮，繞不開憲法秩序的設計。在中國收入差距已經很高、利益群體已經出現的情況下，憲法秩序的頂層設計就變得很重要，這樣可以繞過利益群體的干擾。
另一方面，政府要通過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縮小收入差距，提高不同階層的社會流動性，這樣可以創造一個動態平等的社會，也有助於實現公正的憲法秩序設計，為中國的長治久安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製度保證。 這位自稱「田納西農民」的老人，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語速平緩，眼神沉靜，喜歡使用令人緊張的多義詞或隱喻來表述自己的思想——這樣表述的思想於是有了強烈的「內在沖突」。
從他的著作中常可感受到這一經驗主義信條——亞當.斯密恪守了這一信條，時刻警惕著不將具體情境內的觀察和命題推廣為一般命題或「定理」（任何懂得經驗主義方法論的經濟學家都不願意使用「定理」來表述自己的思想）。布坎南常用來描述他自己的（價值觀、政治立場、對世界的基本態度），是這樣一個短語：「not absolutely absolute, nor absolutely relative, but relatively absolute」（我的態度既不是絕對地絕對的，也不是絕對地相對的，而是相對地絕對的）。
越到晚年，他越意識到現實政治失敗之根源是沒有原則——政治人物和他們制訂的公共政策越來越追尋短期利益，這是布坎南為1998年這本著作提出的最緊迫任務。與他的其它著作一樣，他的理論從未離開美國現實。原則，或「generality」（一般性），成為他晚年不斷呼籲的核心觀念，並且在這一意義上，他走向或走入了奧地利學派。「金融危機」之後，他呼籲將「貨幣」問題提升到立憲層次來討論。凱恩斯經濟學占據主導，通貨膨脹政策成為侵吞人民財產的主要途徑。財產權是社會正義的核心，也是美國憲法的核心。在布坎南的立憲經濟學視角下，最高的一般性（原則），屬於立憲范疇。
上帝死了。在各國，無一例外地，政客們（以政治為追尋短期利益之手段）逐漸驅逐了政治家（以政治為實現更高理想之舞台）。貨幣政策，與外交、教育、人口和社會福利及其公共政策一樣，不再有原則。於是，哈耶克鼓吹的「貨幣非國家化」政策正在成為市場經濟的憲法議題（參見Edward Peter Stringham and Todd J. Zywicki，2011，「Hayekian anarchism」（哈耶克式無政府主義），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與其聽任這些政客如中國各地政府的「賣地財政」這樣濫發紙幣，為何不將鑄幣權交給自由競爭的民間錢庄呢？紙幣的價值敏感依賴於發行者是否珍惜自己的名聲。政客和錢庄，誰更珍惜名聲？
布坎南先是在1975年發表的《自由之限度》最後一章的腳注里批評哈耶克「盲目相信傳統」，後來又在討論哈耶克1988年《致命的自負》初稿的小型研討會上發表了類似的批評（當然是友善的）。布坎南的立場，他說：「與羅爾斯的更接近」。事實上，最新發表的一篇論文，主旨就是論證哈貝馬斯1980年代發表的「社會交往」理論與奈特（Frank Knight，布坎南的老師和布坎南心中的兩位「英雄」之一）在1940年代發表的「自由對話」理論，有無法忽視的相似性（Dalibor Roháč，2012，「Knight，Habermas，and Rawls on freedom, personhood and constitutional choice」，The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vol. 19，issue 1，pp. 23 - 43）。
現實政治和公共政策的普遍失敗，經濟學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布坎南寫道（1986《自由、市場與國家》）：「經濟學，如它在80年代的那個樣子，是一門忘記了最終目的或意義的『科學』……在非常現實的意義上，80年代的經濟學家們在他們自己領域的基本原理方面其實是文盲，……他們似乎是一群被閹割了意識形態的人……。我們的研究生院正在成批生產著這樣的訓練有素的和高度機智的技術專家，這些專家被訓練為幸運地可以無視他們學術事業的最高宗旨的匠人。他們絕不感到有道德上的義務去說服和傳授給他們的學生那些有關一群自由個體究竟如何能組織為可以相當有效地利用自然資源並且不發生導致社會解體的重大沖突的社會過程的理念。」我特別喜歡布坎南這段文字，所以在我的傳真問卷里全文加以引述。這段文字最後一句的關鍵詞「社會過程」，也就是奈特1942年發表於《倫理》期刊闡述了「free discussion」（自由對話）的那篇文章的關鍵詞（Frank Knight，1942，「science，philosophy，and social procere」，Ethics，vol. 52，no. 3，pp. 253 - 274）。
似乎意識到布坎南即將離去，JEBO（《經濟行為與組織》）2011年7月出版了「布坎南」專號。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在這期專號發表了一篇情誼深厚的文章，「on James Buchanan」（論布坎南）。與眾不同，森的文章，核心只是一句話：布坎南的貢獻很多，擇其最重要者，森認為是：「The cultivation of the taste for public reasoning in an open-minded way, which James Buchanan has done so much to advance, is one of the features of his greatness for which economists and other social scientists— and indeed the world at large—have much reason to be grateful」（開放心態的公共理性之品味陶冶，布坎南貢獻最為卓著，是經濟學家以及其他社會科學家——事實上全世界——都有充分理由為布坎南這一偉大特質而感激他）。森在這篇文章里宣稱，在追尋這一思路時，布坎南是他心目中的首要英雄（「a major hero of mine」）。森的評價，在我看來極中肯。在公共領域，大眾需要發言，可是大眾容易有兩極化的傾向。布坎南長期努力於陶冶一種更復雜的從而可以超越沖突的話語品味，在公共領域尤其難得。所以，布坎南認為經濟學家的首要職能是「教育民眾」。因為，這也是奈特的見解：公眾普遍地很難接受哪怕是最膚淺的經濟學原理及其運用所得的結論。
綜觀布坎南畢生的思考與表述，我感觸最深的，如上述，是他晚年視為最緊迫任務的「基於原則的政治」。雖然，「末法時代」，有原則的政治很難不被無原則的政治淘汰。
布坎南晚年的思想，對中國當前的政治改革和經濟政策都具有重要意義。他感慨：「政治在一切地方都已超越了它的限度，人們已經意識到它的失敗之處，公共選擇理論只不過為他們的意識提供了一種解釋——理解他們所意識到正在發生的事情。」中國讀者需要了解為什麼政治在各地都已失敗，以便為中國尋找更可能不失敗的政治。
首先要澄清的是「政治失敗」的涵義。布坎南，更接近羅爾斯的「契約主義」立場。最出色地為這一立場辯護的，是哈佛的天才教授斯坎倫（參見Thomas M. Scanlon，1982，「contractarianism and utilitarianism」（契約主義與功利主義），in Amartya Sen and Bernard Williams，eds.，Utilitarianism and Beyond）。任何政治行動，不論在主持者看來取得了多麼重大的成功，只要違背契約，就是失敗的。憲法是一套政治契約，不論是羅爾斯還是他的批評者都會同意，憲法的基本職能（在羅爾斯解釋的「基本社會結構」和「主要制度」的意義上）是維護社會正義。以契約主義闡釋憲法的這一職能，用斯坎倫的樸素語言就是關於「what we owe to each other」（我們相互應盡的責任或義務）的基本原理——斯坎倫1998年以這一短語為標題發表了他的名著《我們相互應盡的責任》（哈佛大學出版社1998）。政治的成功或失敗，於是取決於它是否實現了最初的承諾。政黨落實它對人民的承諾（政治契約），是基於人民支持而取得權力的政黨對人民應盡的責任。在多黨競爭的或在黨內多派別競爭的體制內，執政者本應超越黨派利益（他的私人「口味」），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Jeremy Bentham），所謂「立黨為公」（他的公共「價值」）。這是阿羅《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第2章第3節「社會狀態的排序」關於選民行為的基本假設（Kenneth Arrow，1951，Social Choice and Indivial Values，1963年第二版），我稱之為「公民意識」假設——每一位公民在公共領域里的「價值」不應被他在私人領域里的「口味」主導。否則，就沒有阿倫特意義上的「政治」（Hannah Arendt，1958，The Human Condition，第1章和第2章）。阿羅說（上引著作第1章第1節），他的老師奈特多次指出，在與自由市場體制相類的民主政治體制里，選民也如同他們在市場經濟中一樣只根據他們的「局部知識」投票，於是「公共選擇」總是傾向於強化「特殊利益」從而導致更大的不平等（富人容易獲得更大的代議權）。不論如何，阿羅聲明自己的論文「只研究民主的形式而不涉及它的內容」。奈特是布坎南的老師，也是阿羅的老師。與阿羅相比，布坎南與這位老師更相似，他始終在探究民主的實質（內容）。
原則，是政治家的生命。與政客不同，政治家有信仰。原則是信仰的政治表達，它不能交易，所以它不是利益。政治普遍失敗，因為政治家在各處都已消失。奈特的預言，與他的其它預言一樣應驗了。以「冪律」方式在過去十年迅速增加的不平等以及「佔領華爾街運動」，可說是奈特預言的晚近驗證。更早的驗證發生在中國。張君勱（素享「民國憲法之父」美譽）在1948年發表「民國憲法十講」總結辛亥以來政治不能成功之教訓時發表的見解，與上述相類。
2013年1月9日，布坎南離世，享壽93歲。他的祖父曾任田納西州州長，這位州長的孫子卻因家境清貧而養成了務農早起的習慣。政治，從不承諾為掌握權力的個人帶來財富。喬治.梅森大學的「布坎南小屋」（Buchanan House）是公共選擇研究中心的辦公室。小木屋被樹林和一大片草地包圍著，十足是一座農舍，尤其是那條林間小路，剛夠一輛汽車駛過，曲曲彎彎來到門前一株老松前。老松對面的門廊里擺著一對舊搖椅，窗上吊著一盆家養的野花。這格調與喬治.梅森大學氣派的建築群格格不入，卻充分表現了布坎南的「低調人生」。

3. 例舉一些經濟學小現象，並分析原因

跟經濟學有關的應該是展現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納什的《美麗心靈》。

蝴蝶效應也似一個經濟學現象

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和社會形態的漸進轉型，腐敗之風呈現蔓延、擴張趨勢。
作為一種病態（Unhealth）經濟現象，腐敗在表現形式上具有多樣化特點。本文從以下幾個方面對腐敗產生的經濟學根源進行了分析：腐敗主體（腐敗者）自身分析；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產生腐敗的經濟原因；體制轉換時期法制建設滯後，權力制衡約束力量軟化，缺乏獨立監督體系。
腐敗危及政府形象，影響經濟改革政策執行、實施，嚴重惡化經濟環境，導致社會經濟的「內耗」，阻礙經濟增長。
基於此，作者認為應當通過「制度創新」途徑遏制、削化腐敗，並且倡導建立一門新型經濟學科——「腐敗經濟學」，嘗試從經濟學的角度對腐敗這一人類社會的共存現象進行分析、研究。
一、腐敗——種病態經濟現象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和社會形態的漸進轉型，腐敗，也像瘟疫一樣在神州大地滋生、蔓延。從1982年起，中國共發起五次「嚴打』高潮：1982年、1983年、1988-1990年、1993年、1995年。時至今日，全國范圍的腐敗之風非但沒有抑制住，反而呈現出規模增大、頻率加快趨勢。（見圖表1、圖表2）
從1988—1992年的五年中，全國各級檢察機關立案偵查貪污、賄賂案214318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95818人，追回贓款、贓物計25．8億元，涉及縣處級638人，廳局級38人，省部級4人。
而從1993—1997年，全國共立案查處違法違紀案件387352件。其中：立案偵查貪污案102467件，賄賂案70507件，挪用公款案61795件，徇私舞弊案5507件，玩忽職守案22211件。通過辦案為國家和集體挽回經濟損失229.2億元。五年中共起訴貪污賄賂、瀆職犯罪案件被告人181873人，其中縣處級領導幹部2903人，廳局級幹部265人，省部級幹部7人。
1998年檢查機關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瀆職等職務犯罪案件35084件、40162人，通過辦案為國家和集體挽回直接經濟損失43.8億元。共立案偵查徐炳松等3名省部級幹部、103名廳局級幹部和1714名縣處級幹部涉嫌貪污賄賂、瀆職犯罪案件，立案偵查貪污、賄賂、挪用公款等50萬元以上案件1773件。
1999年全年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瀆職犯罪案件38382件，比上年增加9.4%。通過辦案為國家挽回直接經濟損失40.9億元。查辦涉嫌犯罪的縣處級幹部2061人，廳局級幹部136人，省部級幹部3人。
世紀之交的2000年，更是腐敗分子「前赴後繼」、大案要案頻傳的一年：先是原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因行賄受賄被判處死刑，繼而又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克傑因收受3700萬元巨額賄賂而被送上斷頭台，緊接著廈門遠華特大走私案被公諸於眾，這是建國以來查處的涉案金額特別巨大、案情極為復雜、危害極其嚴重的走私犯罪案件，走私貨物價值人民幣530億元，偷逃稅款人民幣300億元，首批案件涉案14人被判處死刑，25名涉案黨員被開除黨籍和公職，其中包括8名廳級幹部。
這些數據警醒我們：中國的腐敗速度正以遠遠超出GDP增長速度「同步逼進」：一方面腐敗主體由中低權力層向高層甚或最高權力層蔓延、滲透、擴張；另一方面，腐敗數額呈現高額、巨額特徵，具有驚人化、高速化發展趨勢。（見圖表3）
數字，令人振聾發聵；現實，更加觸目驚心。
日益嚴重的腐敗問題正在危及政府的形象，成為社會經濟不穩定的「重磅定時炸彈」。有識之士不無憂慮地指出：今後最有可能中斷中國改革與現代化進程的因素來自惡性腐敗。
現實的嚴峻和嚴峻的現實迫使我們從經濟學角度對腐敗這種病態（Unhealth）經濟現象進行理性分析與冷靜思考。
從政治學的角度看，腐敗是指公職人員為實現其私利而違反公認規范行為。該定義的假定條件是一國制度和法律是完善的，即腐敗是違反制度和法律的一種與權力相關的活動，適用於現代市場經濟國家。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腐敗是一種「制度化逃避」現象。這里，制度化是指社會行為符合社會規范體系（即具體社會制度和規章制度）的程度以及與之相符合的過程，亦即制度的制定與實施的狀況。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腐敗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權力與經濟財富之間的交換，實質是「權錢交易」。馬克思說，貨幣是特殊商品，其實在特定經濟條件下權力是一種更加特殊的商品。在市場經濟體制中，由於示範效應的結果，只要有一個人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撈取特殊利益，其他人就會跟著這樣干，在消
費慾望極高而消費水平極低情況下，就會出現一種被稱為「權力泛化」的社會現象。商品交換被「權利交換」所取代，而權力已經成為一種特殊商品，「權力上市」促成了權錢交易的實現，進而確立了權利交換關系。在與其它商品，包括貨幣這種特殊商品交換時，權力具有連續的交換價值。用權力和社會做
生意，百分之百賺錢，簡直可以說是一本萬利。
本世紀70年代，美國的澤.布坎南等學者提出一種「尋租理論」，他把種種生產要素供求差價及優惠條件，亦即支付給要素所有者的報酬中，超過要素在任何可替代用途上所得到的報酬的那一部分，稱作「租金」。這些租金是政府管制、干預市場的結果。「尋租活動」就是指企業為了尋求租金，向政府官員行賄以獲得這些差價。通俗地講，尋租就是用較低的賄賂成本獲取較高的收益或超額利潤。澤.布坎南認為，要克服「尋租」現象，根本出路就是解除行政權力對市場干預和管制，通過市場開展公平競爭。政府對微觀經濟的管理應有明確規范，提高透明度。
腐敗雖然給尋租人帶來收益，但並不增加社會財富，相反卻增加全社會的交易成本，消耗相當部分的社會經濟資源，使得資源配置低效率以及資源嚴重浪費，導致社會經濟的「內耗」。由於尋租活動具有示範效應，導致腐敗惡性化。尋租者不需通過市場競爭和技術創新，輕而易舉地獲得高額甚至超高額利潤，這為尋租者提供強烈激勵，同時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尋租活動，造成更大范圍的腐敗蔓延。
作為通過權力上市而產生的對社會經濟資源和公共財富非理性侵吞和佔有的反經濟行為，腐敗這種病態經濟現象，不是基於對社會經濟資源的有效、合理配置。而只會造成對經濟秩序的震盪與破壞。腐敗是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一種反動。
二、腐敗的主要表現形式
在形式上，腐敗具有多樣化特點，主要有以下幾種：貪污，賄賂，以權謀私，生活腐化，揮霍國家資財，為特殊利益者提供優惠便利，任人唯親，兼職經商，嚴重失職、瀆職，徇私舞弊等。
從1988一1998年這10年中，在社會坐標圖上，貪污賄賂案件呈曲線上升趨勢，此間全國檢查機關根據群眾舉報立案偵查的各類職務犯罪案件共計64.2萬件，查處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6100餘人。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人們往往對以權謀私、行賄受賄等腐敗行為深惡痛絕，而對危害同樣嚴重的官僚主義、失職瀆職行為並未引導起足夠的關注和重視。
1991年，全國各級檢察機關立案查處的玩忽職守案件高達3189件，給國家造成直接經濟損失多達8.3億元，平均每案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就有26萬余元之多。同樣，經全國各級紀檢部門處分犯有嚴重官僚主義、失職瀆職、玩忽職守錯誤的黨員幹部就有3339名之多，立案標准僅局限在10萬元以上。
據有關人士最保守評估，嚴重官僚主義、失職瀆職、玩忽職守等腐敗行為，一年給國家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至少也在十幾億到二十億元，加上間接經濟損失，估計約有30個億。驚人的數字意味著全國12億人平均每人每年都要掏出2-3元錢來填補因嚴重官僚主義、失職瀆職、玩忽職守所造成損失的經濟「黑洞」，意味著人均3000元年收入的100萬名職工一年勞動成果被付之東流。
從某種程度上說，嚴重官僚主義、失職瀆職、玩忽職守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甚至要比貪污受賄、以權謀私行為給國家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更大、更多、更慘重。
三、產生腐敗的經濟學根源分析
（一）從腐敗主體（腐敗者）自身分析。
l、慾望的無限膨脹及擴張超過「慾望滿足均衡點」，此時佔有欲處於強勢、統馭狀態。
在市場經濟中，官員作為經濟人具有自利性動機，以慾望的滿足為追求目標，而人的慾望是經濟行為的原動力。在經濟學中，理性的經濟人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因此，政府官員具有自利動機並非不正常。但是在消費慾望極高而消費水平極低情況下，人的慾望無限擴張趨勢和社會經濟滿足慾望實際狀態之間差別不斷加劇，意味著人的「滿足慾望壓抑」的增強。為了彌補這種差別，人們便產生了「補充壓抑」需要。於是在利益動機驅動下，腐敗主體慾望逐漸逼進或超出「慾望滿足均衡點」，而這種慾望的滿足要通過權力上市和權錢交易的順利完成來得以實現。
2、自利性動機擴張一（導致）公共權力異化一（獲取）個人特殊利益一（誘導）尋官、跑官、要官一（形成）「權力拜物教」（「拜權主義」）
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由於公職人員自利性動機擴張，他有可能將公共目的（利益）轉變為他的個人目的（利益），當這種可能性轉變為現實的時候，實際上的公共權力異化便出現了，其實質是將國家的目的和公共的利益變為官員個人的目的和利益，即官員個人獲得了特殊利益。這種現象誘使人們去「尋官」、「跑官」、「要官」，甚至不惜重金「買官」，然後又以官撈本。權力和官位在這里代表著名利，在權、錢的關繫上，權力占居主導地位，從而使權力蒙上一層神秘色彩和誘人光環，權力大小和職位高低成了衡量人的價值標准。於是，「權力拜物教」（「拜權主義」）在整個社會盛行開來。因為人們深信，不經濟怎麼改革，只要政府還管經濟，權力就永遠是最有價值的財富。
3、主體行為的示範效應，導致腐敗惡性化。
尋租活動具有惡性循環趨勢。由於尋租活動具有學習示範效應，其本身是企圖獲得一種壟斷和特殊利益，破壞市場競爭的公平性，其他人或部門就會感到「吃虧」，進而也想「不拿白不拿」、「不幹白不幹」，這樣促使更多的人參與尋租活動。由此出現從上到下，從官到民，形成比以往更普遍、更廣泛的腐敗。
（二）在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基於經濟特權與壟斷權的上市而形成的不公平競爭，政府對微觀經濟干預過多造成的價格扭曲和價格雙軌制，國有經濟產權模糊形成產權虛置、資產流失，以及市場經濟利益最大化原則誘發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和投機心理等，都是腐敗產生的經濟原因。
l、權力上市形成不平等競爭。
前面講過，權力上市促成了權錢交易的實現，進而確立了權利交換關系。一旦這種違反公平競爭原則、超越法律和制度限制之外的經濟特許權或壟斷權作為市場要素投入市場，便具有連續的交換價值，並且保證百分之百賺錢。
而這一切與經濟學中的「機會均等」原則是完全相悖的。在市場經濟中，競爭是創造個人收入的機制，只有在平等基礎上的競爭所帶來的收入才能被認為是真正符合「等量貢獻獲得等量報酬」的第二平等原則。競爭，通俗地說就是人們在市場上的競相爭先以及人們為此付出的努力。所謂的「競爭基礎」其實是指個人參與競爭之前手中所掌握的生產要素產權的大小，個人找到和進入競爭場所的可能性大小，以及競爭過程中「裁判」的執法在每個人之間保證公正一致性的大小。人們又把競爭基礎的平等稱之為獲勝機會的均等，即「機會均等」。
權力作為市場要素上市所形成的非經濟的強暴力造成了機會不均等和不公平競爭，它使各經濟主體一開始便處在不同的起跑線上，因此獲勝機會對不同主體來說是不可能均等的。
2、價格扭曲和價格雙軌制。
改革以來，在市場經濟轉型條件下，政府過度干預造成價格扭曲，生產要素價格市場化程度還比較低，仍存在少數商品價格雙軌制。隨著市場化程度的迅速擴大，商品價格雙軌制正趨於向市場價格單軌制過渡。目前農副產品價格、社會商品零售額價格、生產資料價格中由國家直接控制或者計劃指導的比重已經很小，然而部分租金仍然存在，這就為尋租者提供了相應的市場活動空間。
3、國有經濟產權模糊，導致產權空置和資產流失。
這里產權指的是企業資產的所有權與控制權的統稱，即企業資產的所有權與法人財產權相分離。現實中由於國有經濟產權關系的模糊，導致「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擔風險、自我約束」落空，而國有資產運營及保值、增值有效監督機制的空白或不健全，使得企業對出資者不承擔資產的保值增值責任，造成國有資產流失、浪費現象。傳統的國家所有是理論上的公有（所有權虛置），現實中的空有（造成經營者對生產資料的離異），這種產權責任主體模糊不清，是與現代市場「企業所有，經營者權、責、利界定明確，二者各司其職，共同配合，保證企業有效營運」要求相悖的。
4、市場經濟利益最大化原則，勢必使人們在心理上存在著個人慾望膨脹與擴張，誘發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和投機心理。
（三）體制轉換時期法制建設滯後，權力制衡約束力量軟化，缺乏獨立監督體系。
在由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轉軌過程中，原有的一些法律法規已不適應經濟發展需要，而新的法律法規尚未出台，導致法律空缺滯後，直接影響經濟秩序和經濟主體行為的規范化。加之受部門利益比較均衡化的驅使，司法機關一些掌權人利用手中的權力以法謀私、貪污受賄，走上執法犯法的道路，直接導致司法腐敗。
體制轉換時期政治體制改革滯後，權力制衡外部力量軟化，約束機制懸空，使得權力失去有效的監督制約，從而導致權力泛化、濫用，使其作為要素進入市場，權錢交易盛行，造成尋租活動和腐敗的滋生與蔓延。
四、腐敗的經濟破壞性與危害性
（一）危及政府形象，影響經濟改革政策執行、實施。
貪污、賄賂、以權謀私等腐敗行為，扭曲政府的經濟政策、國家法律法規，破壞其執行、實施，危及政府形象，破壞改革開放聲譽。而行業不正之風，又使作為經濟主體的企業和勞動者重負難堪，進而挫傷其生產積極性，在社會上產生動盪和不安定因素，是政府掘墓人。
（二）在市場經濟轉型中腐敗成為中國最大的社會經濟污染，嚴重惡化經濟環境。
市場經濟是商品化、貨幣化經濟。一切商品是由金錢來衡量、買賣，金錢往往越界，對權力產生極大的腐蝕性。由於權力的上市，使得市場經濟秩序和經濟主體行為扭曲，導致市場競爭一開始就處在不同的起跑線，機會均等原則在權力要素麵前顯得無可奈何、蒼白無力。這種非經濟的強暴力直接導致市場化改革步伐與進程放緩，嚴重惡化經濟環境，成為中國最大的社會經濟污染。腐敗的惡性化趨勢甚至可以斷送中國改革與現代化已取得的成果。
（三）導致社會經濟的「內耗」，資源配置低效和嚴重浪費，並使公共財富受到掠奪和破壞，公眾利益直接受損。
腐敗雖然會給尋租者帶來個人收益，但卻增加了全社會的交易成本，消耗相當部分社會經濟資源。它不是以「看不見的手」來對經濟資源進行公正、合理、有效的配置，而是通過政府對微觀經濟的過度干預來獲得部門壟斷利益，而使另一部分經濟主體在競爭中受損。經濟資源配置低效和嚴重浪費，使得社會財富在不均等競爭中受到破壞和掠奪，而公眾利益直接受損。
（四）腐敗現象妨礙私人投資，阻礙經濟增長。
腐敗造成經濟環境污染，使得投資者對市場望而卻步，一些本應付諸實施的投資項目也因此「流產」。投資主體的投資行為在不平等競爭機制下顯得猶豫不決，投資曲線呈左下趨勢，而經濟的增長也因此而受阻。
五、遏制、削化腐敗的經濟學途徑
（一）「制度創新說」
一些學者認為，現行中國社會腐敗是與市場經濟轉型過程相關的，包括制度缺陷、體系變動、法制不完善等，當腐敗成為社會的普遍現象時，必須以制度創新鏟除滋生腐敗的溫床和土壤。
所謂「制度創新」，就是建立現代市場經濟制度；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包括取消價格雙軌制，取消經濟特權，取消經濟壟斷，促進要素自由流動和貿易自由，限制特殊利益，糾正政府過度干預，減少政府失效程度。通過堵塞經濟體制中的漏洞，鏟除滋生腐敗現象的溫床。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看，反腐敗與市場化改革並不是相互矛盾、相互對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
（二）「標本兼治，綜合治理」說
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所謂「標」就是已經形成的腐敗現象，所謂「本」就是腐敗現象產生的主要原因。體制、機制、法制、思想、世界觀問題，是帶有根本性的原因。治標就是懲治腐敗現象，治本就是消除腐敗現象產生的基本原因，鏟除其得以滋生的土壤。治標和治本，二者相輔相成、互為促進。
而在治標與治本的著力點上，又存在著幾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應加大治本力度，以「預防為主」；第二種觀點認為，應根據腐敗現象的特點與反腐敗斗爭的形勢，確定治標與治本的對策以及各工作機構的任務，做到各有側重；第三種觀點認為，在當前腐敗還沒有得到根治及治本措施力度不夠的情況下，要繼續著重治標，同時，要加大治本力度，並使兩者緊密結合。
（三）「國際反腐敗協議公約」說
由於腐敗問題正在國際化，所以一些人士指出，要在國際上採取有力的反腐敗措施，達成國際反腐敗協議，對成員國國內企業賄賂外國政府官員也要進行懲罰。而持反對觀點的學者則認為，雖然誰都明白腐敗在全世界造成的有害後果，但國際社會難以採取共同行動，因為在國際性腐敗中存著一種經濟學家所說的「囚徒困境」，所有有關方面都可以從沒有腐敗的世界得到好處，但是，促使一個國家單方面採取反腐敗措施的刺激卻非常小。
追本溯源，中國社會現階段尋租活動的猖獗，從制度上講，主要是源於資源分配權掌握在各級政府手中。與真正的市場經濟體制相比，資源配置不是由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承擔，而是由各級政府代行市場功能來進行資源配置，從而使權力這只嚴重變形的手介入國家資源配置，導致腐敗現象叢生，尋租活動蔓延。
基於此，本文認為，應當通過「制度創新」途徑來遏制、削化腐敗。這里的『制度創新」包含五個層面：一是經濟制度創新，即推進市場化改革，創造機會均等、公平競爭的經濟環境；二是政府行為改革，即政治權力從經濟活動中退卻，或者如哈耶克所講，社會與國家應分開；三是法律體系的健全與完善，即加強法制建設，真正朝「依法治國」方向邁步；四是構建強有力的權力制衡機制和新聞監督體系，對尋租活動說「不」；五是國民意識創新，即全力提高民族整體素質，樹立、倡導國民「納稅人」意識、民主意識、憂患意識。
作為現代化與現代市場經濟的後來者，中國可以學習和借鑒發達國家花費上百年時間，付出巨大代價不斷發展完善的制度創新經驗，包括制度框架、經濟體系和法律規范，為我所用，發揮所謂的「後發優勢」。
六、創立「腐敗經濟學」的緊迫性
在當今文明社會，貪污腐敗現象被人們視為公敵，稱作「灰色瘟疫」。環顧全球，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在發達國家，也無論是在哪一種社會制度下，腐敗現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嚴重地危害著社會和公眾利益。
當中國政府高舉「反腐倡廉」大旗向腐敗現象毫不妥協宣戰的時候，世界上其他國家一些有識之士也開始驚呼「狼來了！」。德國《經濟周刊》曾以「賄賂風行全球」為題向世人警示——腐敗問題正在國際化。面對腐敗的滋生與蔓延，國外的經濟學家們不無堪憂地指出，腐敗現象妨礙私人投資和經濟增長，會在全世界造成有害後果。因此國際社會應當採取強有力的反腐敗措施，進而達成國際反腐敗協議，向腐敗這種病態（Unhealth）經濟現象舉起「達摩克利斯劍」。
腐敗，危及政府形象，影響經濟政策的執行、實施，是政府的掘墓人，成為社會經濟不安定因素。腐敗的滋生與蔓延，成為最大的社會經濟污染，嚴重惡化社會經濟環境。正如投資風險具有不可避免性一樣，腐敗作為一種經濟現象亦不可能完全消除，只可能最大限度地遏制、削化，將其控制在最小范圍、最低程度之內，使社會經濟資源在市場化、規范化基礎上得到較為公正、合理配置。因此，經濟學界應該像醫生那樣，對處於病態的社會機體及時進行治療，使之早日恢復健康。
由此看來，從經濟學的角度對腐敗這一人類社會的共存現象進行分析、研究，已勢在必行，而作為研究腐敗現象產生根源、表現形式、造成危害、治理途徑的新型經濟學科——「腐敗經濟學」的創立，應該真正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

4. 關於經濟學家的問題

不對，他在1990年還任The Tenured 的教授，1996年還曾出過書。

加爾布雷斯（1908～ ）
Galbraith，John Kenneth

美國經濟學家。新制度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出生於加拿大安大略。1930 年獲安大略農學院文學士學位。1933 年獲加利福尼亞大學碩士學位，1934年獲哲學博士學位。先後在加利福尼亞大學、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任教。曾任美國價格管理局局長助理、民主黨顧問委員會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擔任過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蘭卡政府顧問。1961～1963 年任美國駐印度大使。1972 年被選為美國經濟學會會長。
加爾布雷斯繼承美國制度學派的傳統，堅持以制度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認為把資源配置與利用作為研究對象是一種錯誤，把經濟學分為微觀宏觀是一種不幸。經濟學研究要改變重物輕人，只看產值不見福利的傾向。他研究了廣泛的課題，使制度經濟學成為龐大而復雜的體系。從制度角度分析資本主義社會，提出二元體系理論。認為美國社會由計劃體系和市場體系兩部分構成，計劃體系由1000家大公司組成，權力掌握在技術和管理人員手中，控制著市場和價格，從而也控制著市場體系。市場體系則由1200萬小企業、農場、個體經營者組成，完全聽任市場支配。由於計劃體系占統治和支配地位，美國這種豐裕社會存在各種收入分配不平等、經濟發展不平衡、資源配置失調、通貨膨脹與失業等問題。為解決這些問題，需進行制度改革，通過國家力量使兩種體系的權力與收入平等化。稱實現兩種體系平等化的社會為新社會主義。著有《美國資本主義：抗衡力量的概念》、《1929年的大崩潰》、《豐裕社會》、《 經濟發展》、《 新工業國》、《經濟學、和平與歡笑》、《經濟學和公共目標》、《不確定的年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