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隱瞞武漢圈城中的經濟學

❶ 電影首席執行官中的經濟學原理

機遇與風險並存！一、機遇是：大學城本身就是把幾萬、十幾萬大學生群體「圈養」起來，有錢（父母供給）、有閑（課余時間充足）、有心（追求時尚、泡妞）等，因此，大學城開影城「錢」力無限！二、風險有：1、網路普及對影院的關注下降；2、已有進入的競爭對手；3、一年2個假期，意味著要在8-10個月內賺回一年的收入；4、兩大假期正是大片熱片集中上映時間，真正的「錯峰」經營，吸引力下降三、競爭手段：1、微信平台：抓住移動互聯時代的特性，搭建定製型微信平台，開通微信支付，然後快速到高校吸粉，並豐富和精彩的微信運營，可以隨時影響到大學生，讓大學生粉絲和影院一起玩。2、異業整合：要多與可口可樂、康師傅等商家進入高校的各類活動合作，搭車推薦，既降低運營成本，又豐富活動類型，實現跨界整合。3、群眾領袖：要在大學生影迷當中多多發展活躍分子和群眾領袖，讓他們多多推薦和拉動身邊朋友前來觀影，以點帶面。4、團購合作：與高校團委、黨委及社團組織合作，到影院包廳觀看愛國主題電影或點播電影，還可以組織到影院包廳舉行報告會、頒獎會、生日會等豐富多彩活動。四、宣傳手段：1、校園餐桌等媒體2、校園論壇、網站、微信平台等3、校園DM單發放到宿舍

❷ 湖北經濟學院是一本嗎

不是，湖北經濟學院是一所省屬全日制公辦普通本科高校，不是一本。

湖北經濟學院的前身可追溯到創辦於1907年的湖北商業中學堂及其後的另外兩所學校發展而來。

2002年9月經國家教育部批准，在原湖北商業高等專科學校、武漢金融高等專科學校、湖北省計劃管理幹部學院的基礎上合並組建為湖北經濟學院。

截至2018年12月29日，學校擁有應用經濟學、工商管理、統計學、法學4個省級重點學科，設有「楚天學者」計劃設崗學科16個。學校開展會計專業碩士研究生教育，開設本科專業57個，其中國家級特色專業3個、國家級和省級綜合改革試點專業9個，國家級實驗教學示範中心1個。

(2)為什麼隱瞞武漢圈城中的經濟學擴展閱讀：

湖北經濟學院位於湖北省武漢市，是以經濟學、管理學為主幹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等學校，入選中西部高校基礎能力建設工程（二期）、湖北省2011計劃。服務國家特需項目碩士培養單位。

學校是2002年經教育部批准，由湖北商業高等專科學校、武漢金融高等專科學校和湖北省計劃管理幹部學院合並組建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辦學歷史可以追溯到1907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創辦的「湖北商業中學堂」（原湖北商業高專的前身）。

❸ 環境問題產生的根源，從經濟學術上來講有哪些

近年來，我國環境問題隨著我們國家的經濟社會飛速發展而日益突出，已經嚴重影響和制約了我國各方面協調發展，特別是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構建和諧社會建設提出了嚴重挑戰。發達國家上百年工業化過程中分階段出現的環境問題，在我國近20多年來集中出現，呈現結構型、復合型、壓縮型的特點。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了巨大經濟損失，危害群眾健康，影響社會穩定和環境安全。我國環境問題的日趨嚴重是與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分不開的。在這種粗放式增長背後還隱含著其他一些主客體原因，歸結起來主要有四大根源：一、環境問題產生的認識論根源1.人類中心主義的誤導。現代眾多的環境問題在很大程度上緣於人們認識上的短視和盲區，表現在人類共享問題上，就是對自然的片面認識所產生的一系列錯誤自然觀——自然控制論、環境決定論和人類中心主義論；表現在人與社會發展關系問題上，就是一種機械的發展觀。(吳次芳等：《我國沿海城市的生態危機與調控機制——以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為例》，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9年第3期)很久以來，人們以人類為中心，忽視自然，忽視人的生存本質，放大了人的主體性，認為人可以成為自然界的征服者。無視自然的存在和價值，使文明的發展一步步地走向了人類的對立面，人類在追求進步的同時也為自己的持續發展設置了障礙和陷阱。2.業務知識欠缺，管理者素養低下。盡管30年來我國環評隊伍的「質」和「量」都大幅提高，但環評隊伍業務素質仍參差不齊，某些環評人員職業素質不高，責任心不強，不堅持科學評價，不能以客觀事實和科學數據說話，評價結論含糊，模稜兩可。某些環評單位或評審專家出於經濟利益的考慮，站在投資者的立場上，不能全方位考慮環境負荷，喪失了第三方咨詢機構起碼的科學性和公正性；還有個別環評單位弄虛作假，編造、偽造數據，或者隱瞞事實，嚴重影響了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的落實。這些現象都使環境問題疏於監管而逐漸惡化。3.法律意識淡薄，依法事觀念不強。在2009年的「環評風暴」中的「圓明園事件」折射出人們的法律意識和依法事觀念的欠缺。由此可見，加強法律法規學習和強化全社會的依法事觀念迫在眉睫。4.觀光旅遊觀念趨同，審美情趣單調。必須承認，很多工程的初衷的僅是為開發旅遊資源，以「滿足遊客」的需求。但是僅從狹隘的旅遊觀光觀念出發，這種審美視角和情趣就會有失偏頗。在我國大力開發旅遊資源的今天，審美情趣也在「畸形」發展。以圓明園為例，如果我們把圓明園等同於一般的公園，就會貶低她作為文化遺址和中國園林之集大成者的價值。圓明園既是中華民族遭西方列強侵略、西方文明踐踏東方文明的歷史見證，是供全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追憶、反思的難得場所；又是體現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的珍稀標本。圓明園管理處應該下大力氣引導中外遊客學習、汲取中國古人的智慧，而不是熱衷於搞劃船旅遊、造新的人工景點。所以，這種僅為觀光旅遊的狹隘觀念和審美情趣亟待更新。二、環境問題產生的經濟根源 1.企業追求高利潤、環保意識薄弱。當前，我國正處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時期，同時又是社會主義初期階段，經濟發展多以粗放型為主。企業大多隻顧追求利潤而對環保問題毫不關心、置之度外，甚至為追求高額利潤不惜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環保意識無從談起。2.地方官員為追求政績，重經濟發展，輕環境保護。各級地方政府作為一級利益主體，為追求利益最大化，往往採取行政手段，實施地方保護，而對跨界生態環境鮮有重視。對堅持和完善各級政府環境目標責任制，完善環境綜合整治目標管理體系，將環境質量改善幅度、污染物排放總量削減率等指標納入考核評估等方面意識不夠。地方政府為追求短期政績而急功近利，甚至為經濟發展不惜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問題還很嚴重。三、環境問題產生的制度根源1.實施環境質量標準的管理戰略和體系尚未整體形成。環境質量標準是考核生態環境質量的最好依據，是保障國家環境安全總體目標的集中體現。但是，由於環境質量標准先於環境法律形成，並獨立於環境法規體系而按標准體系運行，在構建國家環境管理戰略和法規體系時，沒有整體認清和明確環境質量標準的戰略地位和作用。對如何達到環境質量標准目標，尚未形成科學完整的、能夠反映不同環境要素特點的環境質量標准實施體系和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環境質量改善的整體進程。2.環境質量還沒有納入國家可持續發展宏觀調控體系，預警機制不到位。為保障環境安全，應當建立一套以環境質量標准為科學依據的環境質量狀況監測、評價、預警機制，為經濟、社會和環境可持續發展提供准確的環境信息，提高環境對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支撐能力。目前構建的環境管理體系還是基於「先污染，後治理」被動管理模式，環境質量還沒有納入國家發展宏觀調控體系，環境質量預警機制尚未建立。(「十五」國家重大科技專項《我國環境保護標准發展戰略研究報告》)3.排放標准未能有效執行，污染物排放總量居高不下。由於我國基本上是長期實施「超標排污收費」的經濟手段，沒有及時建立「超標違法」強制措施，同時超標排污費遠低於污染治理成本，排污者寧願繳納超標排污費也不願支付過高的污染處理成本，這是污染物排放總量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4.城市擴張的無序化。城市是一個以人類生產和生活活動為中心的，由居民和城市環境組成的自然、社會、經濟綜合生態系統。城市是人口最集中，經濟活動最頻繁的地方，也是人類對自然環境干預最強烈，自然環境變化最大的地方，在城市集中了大量的工礦企業，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活動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和物質，伴隨著生成大量廢棄物，遠遠超出了自然凈化能力，污染日趨嚴重。城市生態系統又是一個多功能的復雜而脆弱的生態系統，只要其中某個環節發生問題，就會破壞整個城市生態系統的平衡，因此使城市成為我國環境問題最為集中、最嚴重的區域。(李愛貞：《城市地域擴張與環境影響評價——兼論濟南市南部山區開發》)我國很多城市存在著類似的擴張問題，有些缺少戰略規劃和戰略評價，導致出現了如人口膨脹、交通阻塞、資源匱乏、環境污染等問題。5.規章制度不健全、監督薄弱。由於我國的環保部門一直沒有獨立的執法地位，尤其是地方環保機構、人員和經費都由地方政府確定，對地方環境負有主要監管責任的環境執法者並未被付諸相應的權力，導致其在執法過程中處境尷尬，經常碰壁，無功而返。由於經濟增長本身就是政府主導的，環保部門無力抗衡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很難對地方官員支持的項目進行嚴格的監管。此外，「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也是我國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在執行中存在一些問題的重要原因。盡管一些地區也制定了一些與環評法相應的法規，但由於各種原因，法規落實不很到位，環境評價不能有效運轉。6.缺乏民主、公開、科學的決策機制。我們需要提倡和發揚民主、公開、科學的決策機制，以使所有的工程項目都能遵照環評法嚴格執行。(李愛貞：《城市地域擴張與環境影響評價——兼論濟南市南部山區開發》)很多部門和地方沒有真正將規劃環評納入決策過程，規劃環評作為環境保護參與綜合決策主渠道的作用難以得到發揮。同時，未進行環評即通過規劃審批的違法現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對違法行為的追究得不到落實。民主、公開、科學的決策機制的缺失，是很多工程倉促上馬的重要原因。四、環境問題產生的科技根源1.科技異化。迄今為止，所有的技術，即使是最原始的技術比如原始技術之運用於戰爭，對人類社會的作用，都具有兩面性，其中有善的作用，也有惡的作用。在實際的社會應用中，技術本身會產生正負兩種效應，即技術的「異化」，也就是說，技術作為人的即主體的客體，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地背離了主體最初創造它時的目的，而分裂出它的對立面，變成異於自己的力量。比如，人類發明農葯的目的是捕殺害蟲，但它又反過來傷害人自身而且可產生持續污染；發明了塑料，卻又增加了白色污染；等等。總之，因科技發展與應用過程中的科技異化使科技應用不當或濫用科技對環境產生的破壞作用所造成的後果是非常嚴重的。(吳次芳等：《我國沿海城市的生態危機與調空機制——以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為例》，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9年第3期)因此要善用現代科技善的一面，慎用其「惡」的一面，確保科技造福社會。2.科技的客體性排斥人的主體性。科技作為客體性的異己力量不斷排斥人的主體性，從而會使人的行為目的發生紊亂，最終使人的理性實踐活動被異化為非理性的本能動作。在一些地方，科技實力比較雄厚，但是功利主義的科技發展使得人們只重視發展那些能夠取得較高經濟效益的科技，卻不管其是否破壞生態環境。這也是造成我國生態環境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總之，我國環境問題已經非常突出，也已經引起了國家的高度重視。問題是我們需要認清和把握環境問題產生的根源，並從根源入手，用切實有效的手段加以解決，以使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與環境和諧有序發展。

❹ 求城市經濟學論文一篇

文章編號:1673-1751(2007)01-0019-03
試論我國城市經濟學的現狀及未來發展趨勢
劉揚
(濮陽市建委測量隊,河南濮陽457000)
摘要:通過分析我國城市經濟學的發展現狀,提出了存在的一些實際問題和一些可行的建議與
方法,展望了未來城市經濟的發展趨勢。對城市經濟學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關鍵詞:城市經濟學;城市經濟一體化;城市理論體系
中圖分類號:F290文獻標識碼:A

城市經濟學自西方傳入我國20多年來,在我
國經歷了從興起到不斷繁榮的發展過程,在許多
領域取得了若乾重大研究成果,為我國城市化和
城市經濟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指導。
1我國城市經濟學科發展現狀
1. 1國外城市經濟研究現狀
國外的城市經濟研究以解決城市問題作為出
發點和己任,在不斷進行理論探索的基礎上更加
注重城市實際問題的解決。在現實經濟問題的左
右下,近年來,國外城市經濟研究的內容可集中歸
結為4個主要的領域:區位分析與城市內部空間
結構演化;城市化與城市體系的一般均衡模型設
計;特定城市市場與城市經濟模型的建立;城市經
濟問題、城市政府行為和城市經濟政策分析。
1. 2國內城市經濟研究現狀
國內的城市經濟研究在改革開放後才起步
但是呈現出迅猛發展的勢頭。20世紀80年代
我國城市經濟學集中研究了城市經濟在區域經濟
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國的城市化道路等問題。
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國內全方位展開了城
市化道路和城市化理論的研究,並對城市經濟學
的基礎理論、學科體系以及具體的城市問題、城市
經濟政策進行了系統的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
概括而言,近年來國內城市經濟學研究主要
集中在下述5個方面:城市化與新型工業化的關
系研究;都市圈發展與城市之間經濟合作及協調
分析;區位選擇與城市內部空間結構演進研究;產業集群與城市經濟發展分析;城市政府職能與城
市治理模式研究等。
2我國城市經濟學的新特點
城市經濟研究直面時代重大問題。現代城市
規劃、城市建設與城市管理等領域越來越引起社
會各方面的重視,越來越需要城市經濟學的理論
指導,實踐的需要促使理論工作者從經濟學層面
上積極進行探討。就城市化和城市發展問題的認
識而言,也取得了一些新認識和新見解。
城市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滲透日趨活
躍。我國城市經濟學發展的另一個重要特徵,就
是在中觀層次和空間范疇上對城市經濟問題進行
了跨學科、跨部門的綜合性研究。
研究方式的多樣化和研究手段的現代化。近
年來,我國的城市經濟學研究方式越來越多樣化,
出現了「個性化研究」的方式。與「個性化研究」
方式相對應的是「群體化的跨空間協作研究」也
正在興起,出現了跨地域乃至跨國界的全球同步
合作研究,這與網路化數字技術和計算機技術等
先進技術手段的應用密不可分。城市經濟學研究
方式的個性化、多樣化,有力地促進了學科發展的
創新與突破。
城市經濟研究的對外交流與國際合作日趨活
躍。改革開放為我國城市經濟學者提供了與國外
進行廣泛交流和對話的機會,各研究機構或高校
的有關單位經常派出學者到國外進修、講學、參加
國際會議,了解國外城市經濟學發展的最新信息,
同時邀請國外專家來華講學,大大拓寬了我國學
者的研究視野。
城市經濟學的學科組織建設和教學工作不斷邁上新的台階。時代呼喚著城市經濟學的新發
展,與此相呼應,中國城市經濟學會於2000年10
月成立了城市經濟學科建設專業委員會(以下簡
稱「委員會」),擔負起促進中國城市經濟學發展
的歷史重任,為學科建設與發展提供了一定的組
織保障。隨著城市經濟學學科建設的推進,城市
經濟學教學工作在國內各高校也得到了相應的重
視。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全國約有20所大學開設
了城市經濟學課程,有10多所大學成立了專門的
研究機構,近百名教師從事城市經濟學及相關問
題的教學和研究工作。
3我國城市經濟學發展存在的問題
城市經濟學理論體系建設存在不足,城市經
濟理論基本觀點的表述不規范,城市經濟理論研
究與實踐部分分離。
城市經濟學研究存在薄弱環節。對城市化問
題、城市經營與管理問題的研究存在不足,對城市
競爭力問題研究不足。
4「十一五」期間本學科發展的主要
領域及其趨勢
城市經濟學基礎研究。一是在重視對特定城
市進行實證研究的同時,關注統領全局的城市經
濟基礎理論研究,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
快速發展的新背景下,對城市化和城市經濟運行
的規律性研究及城市經濟學理論、方法、工具、經
濟模型的研究。其趨勢是完善城市經濟學基礎理
論體系,明確城市經濟學的性質、研究對象、范疇、
結構等問題,創建相關經濟模型,提高研究的規范
性和增強其實踐的可操作性,規范城市經濟學的
研究方法,規范相關概念的使用。二是完善城市
經濟學學科體系與內容,應融會多個學科的理論
方法來豐富和發展自己的內涵和外延。如可探討
建立科學的城市政治經濟學,包括城市及城市區
域的生產關系、上層建築、社會福利和行政區劃等
在內的問題,將制度性和社會性因素視為經濟分
析的內生變數,將所有權的分配、經濟組織結構乃
至社會政治制度結構都理解為城市經濟增長的關
鍵因素。應創新和發展城市化理論,把城市化研
究放到城市化時代的高度加以認識。應反思城市經濟、社會、環境問題以及思想、制度和管理方面
的原因。要提高城市經濟學的實踐性,研究城市
發展的系統工程和價值工程,將城市經濟學研究
劃分為基礎理論、應用理論研究。應研究城市化
定理或定律,使之既接受實證主義的檢驗,又接受
偽證主義的檢驗,成為經過科學論證和可以反復
驗證的結論及指導實際工作者實踐的依據。
城市化問題研究。一是研究城市化的方針政
策。包括城市發展政策、城市產業政策、城市人口
政策、城市戶籍政策、城市土地政策以及城市社會
治理的方針政策等。要加強以生產力為轉移的城
市化規律的研究、以經濟發展水平為依據的發展
階段性的研究和國情與地區差異的研究。二是研
究城市化進程中的具體措施,特別是政府定位及
其作用的發揮。三是研究城市化與區域經濟發
展。如何抓住城市化加速發展的契機,加快落後
地區經濟發展,是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問題。以
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經濟發達地區,較少關注落
後地區的城市化問題,應加強這方面的研究。四
是城市發展的成本效益分析。從宏觀的角度看,
應加強對不同地區城市規模結構的發展規律、不
同地區城市規模效益的發展規律、不同地區區域
差別擴大與縮小的發展規律、不同地區大城市化
與城鎮化的研究和不同地區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
規律等問題的研究。五是城市化的比較研究。如
發達國家許多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可資借
鑒;發展中國家的一些做法和經驗也極具參考價
值。六是研究城市化與教育、文化發展的關系。
城市化不單單是一個經濟過程,也是一個國民生
活方式轉變、文化素質不斷提高的過程。因此,有
必要加強城市化對國民生活觀念的影響及應對措
施的研究。七是城市建設的規劃研究。應加強城
市建設創新性與國際性關系的研究;加強民間建
築與公共建築協調性的研究;加強城市建設方法
論的研究以及城市規劃法制性與指導性的關系等
問題的研究。
城市規劃建設與城市管理問題研究。一是城
市規劃建設與管理中政府的職能與定位。這是城
市建設與管理的首要和基本問題,相關的研究已
有很多,但還不夠清晰明確,指導實踐的能力也不
足,研究工作仍需加強。二是城市經營與管理過程中「三個效益」的統一問題。下一步的相關研
究將集中在確立實現「三個效益」統一的原則和
相應機制的形成與完善上。三是城市發展中的文
化傳承與保護。在追求所謂「現代化」的過程中,
需要從經濟學角度確立保護城市歷史文化的機
制,平衡城市發展與歷史文化保護的矛盾。四是
城市文化與城市文明的建設。研究精神文明與城
市發展的關系;探索政治文明的推進措施;建樹
「倫理經濟」和「道德經濟」的產業文化觀念;剖析
城市環境的人文價值和經濟價值;科學制定城市
文化發展戰略,積極探索發展城市文化事業和文
化產業的新途徑。
城市競爭力問題研究。一是盡快建立一套能
為大多數人所接受、具有一定權威性的評價指標體系,這需要加強相關的基礎理論研究和實踐調
查。二是以城市綜合競爭力來評價城市發展狀
況,對大城市來說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對於中
小城市,特別是具有發展特色的中小城市則有失
偏頗。因此,應建立可以用來評價具有發展特色
城市的指標體系,使之與綜合競爭力評價標准一
起,構成完整的評價城市的指標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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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建設回顧與展望[M]·北京:中國國際廣
播出版社, 1996.
[2][加]伯拉舒特T J·城市測量與制圖[M],
北京:測繪出版社, 2001.

❺ 權利密碼：當歷史遇見經濟學

在決策和規劃、管理等軟科學中，經驗總結和案例分析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歷史最現實的意義就是提供大量的操作案例用以參考。和清代相比，兩千年前的中國人的生活模式和思維方式更接近現代人，夏商周到春秋時期，處於多元文化時代，中國古人的思維方式更接近於現代歐美國家的人，即普遍直線思維，崇尚實力，看著事實利益，風格簡練。崇尚個性尊嚴和個人自由，封建等級制還未形成，階級固化也未嚴重，春秋戰國時期有大量的平民逆襲成功兩性關系也更加開放。同時國家的競爭極其激烈，由商朝時的幾千個部落到戰國七雄到最後一統天下，這期間走到最後，絕不是靠運氣，而是智慧，因此他們的成果失敗的經驗教訓，對我們是一筆財富。

陽謀，就是在不影響也不依賴別人的前提下，正大光明的通過自己的資源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法制，就是把大到國家行為，小到個人言行，都納入一個清晰公開的體系中，制定獎懲規則。

權利，就是你可以讓別人做他不願意做的事情，比如稅收。

大禹治水，就是逐漸掌握權利的過程，遠不是舜主動把權利禪讓給大禹那麼簡單。

四千年前，中國氣溫比現在高，西北地區是森林，而河南還有犀牛和大象，當時確實發生過大洪水。大禹治水，就是對黃河全部流域的治理，因為局部治理無法防住洪水。而當時還沒有國家的概念，人們以部族為單位群居。大禹即是全流域治水的總指揮，也是自己部族的首領。在治水過程中，要協調各個部族一起工作，於是建立最早的上下級服從體制，並且要有人專門從事治水，吃喝由其他人提供-這就產生了稅收。為了保證執行力還產生了常備軍，為了勘察地形產生了國土普查。為了便於管理，分為九州，產生了行政劃分。同時制定了最初的法令和規則。治水完成後對土地的劃分產生了土地所有制-井田制。

大禹治水的過程中，建立了威信也形成了完整的政權體系，包括制度，稅收，法令，軍隊，職業官僚，土地制度，就已經掌握了一部分權利。同時禹部族是強大的部族之一，又有伯益部族的同盟。牢固的基本盤和強大牢固的同盟者，恰恰是實質性權利中重要的組成部分。

類似西方的大選，總統經常變，但後邊的財團較為穩固，且有同盟關系，財團通過政府來對國家施加影響力，但不一定要當官。

當時的帝王是多個部族公推出來的，大禹治水完成後已經獲取了大多數部族的支持，並在會稽山召集諸侯，由他來祭祀天帝（這就是一種越權的行為），並殺掉了故意遲到的防風氏來立威。

隨後大禹把各族組成聯軍，向南方三苗族開戰，使得國家機器再次發揮效能，同時通過戰爭獲得戰功和獎勵，進而加強大禹的權利，以及眾部族對大禹的忠誠。

此時大禹已經掌握了真正的權利，禪讓也就是一個法律程序。所以名義上的權利來自上層，而實質性的權利來自下層：需要讓跟著你的人有錢拿、你要有必要的人脈網路、要在關鍵時間敢於做惡人、掌握實質性權利後還要時時動一動。

歷史上的商紂王，博聞廣識、反應機敏、孔武有力。簡單說是文武雙全的君王，最後卻身死國破。從實力上看，商朝也是強國周朝，但是當時的國家實力不等於君主的實力，當時的宗族制類似股份有限公司，商紂王治理時內憂外患，內部貴族壟斷權利和財富，外部有新崛起的部族不斷叛亂。紂王登記後對內打破貴族對官員系統的世襲壟斷，從平民中選拔官員甚至釋放奴隸，還減少祭祀，影響了貴族和祭司的權利。對外征討東夷。內外同時進行，導致了貴族的反撲，這時周武王開時伐紂，特意籠絡商朝的貴族，導致眾多商朝貴族叛變，紂王在東邊和東夷打仗的時候，西邊武王從陝西打到洛陽都沒被阻止，說明貴族都叛變了。

這里看到的是紂王的做法是正確的，但是商朝到了生命末期，各種利益階層樹大根深，難以撼動。因此改革的時候要有合適的環境和足夠的利益，因為最先改變的是眾人的利益關系，只要影響了其他人的利益，就會有很大的阻力。

吳起身兼儒家、法家、兵家，一生大戰七十六次，無一敗績。吳起出生在富裕家庭，福爾不貴，缺乏政治資源，和對權利、權謀的理解。後來拜曾子為師卻又鬧翻，可能是因為理念不合，因為承擔了帶領魯國抵抗齊國的戰爭並且勝利，才名聲大振。卻被說道德不堪（德需自律，不能律人。吳起被批評道德不堪，說明他功績很大，沒有什麼缺點只能拿道德做武器，而道德問題很容易造謠並且無統一標准。）吳起在魏國建立了魏武卒所向披靡，但是在老皇帝死後沒有獲得新皇帝的信任（因為決絕了新皇帝許配給他的公主）。

吳起最後因在楚國的變法遭到貴族的地址，在老皇帝死去後被殺。他的舉動和紂王本質差不多，就是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做了一件正確的事。他的改革就是強化中央集權、打擊既得利益階層、像平民釋放利益、打破爵位世襲、建立職業官僚制度。但是對於貴族盤根錯覺的楚國，外來人的改革在失去支持後很快被撲滅。

胡服騎射的改革，本質是削弱軍事貴族的力量，因為當時連貴族封底的稅都收不上來。趙武靈王的強勢，使得改革得以推進，趙國國力增強。但趙武靈王晚年因為立太子的事情想把國家分給兩個兒子，導致兩個兒子的爭斗，最終使得自己被餓死在行宮里。這里就是反對貴族接著皇族的斗爭，推翻了趙武靈王的通知，立了傀儡為皇帝。只靠強人的強勢推動，卻沒轉化為制度，最後迎來了反撲。

任何改革，動增量肯定比動村裡的阻力更小，改革從成敗取決於人是否能讓足夠多得的人成為新政的受益者，從而擴大改革派的基本盤。改革就是兩種：修改利益分配規則和修改利益關系，前者讓分配更均衡，後者則是永久改變利益分配的規則，後者往往更難。

為什麼衛國出來吳起、李悝、張儀、呂不韋？衛國處於幾個國家的交匯處，各種文化不同的碰撞競爭，彌補了各自的缺點

商鞅出身貴族家庭，天然懂得上層的政治斗爭，又在魏國丞相手下工作，熟讀李悝吳起等人的制度和政策，他後來的變法有很多出自李悝的著作。

秦國的基礎：廢除了皇帝換代時殺掉老臣的制度，贏得君臣的感激。把都城靠近魏國，加重危險性，使君臣同心。同時與魏國停戰，修養聲息。發布求賢令，指出歷代君王的錯誤，要從外部引入管理人員並且承諾利益豐厚。

變法關鍵：抓住穩定症結，抓住核心不放。三個目的：強化中央集權，壓制既得利益階層，扶持壯大中產階層、打開上升通道。三個關鍵：官制，爵位制度，稅制。官制是去掉貴族世襲，採用職業官僚。修改爵位制度不能世襲，平民可以因功封爵（戰功和努力生產糧食都算）。

當時的情況：貴族經常去前線打仗，因此因以功得爵得到了很好的推進，而新形成的政治精英返回來會擁護變法。新法還推行了人口登記，摸清了家底。

手段：對增產的農民給與減稅，為了擴大改革獲利者的基本面。實行什伍連坐，摸清國家人口。全國宣讀法令，籠絡人心。對外戰爭，增加封爵人數，擴大基本盤。

第二階段：十年後變法基本盤擴大，經濟上回收貴族的稅收權，政治上實行郡縣制，中央集權直接管道鄉村，權利極大擴大。

採用一刀切的稅收模式，節省人力成本，減少有權人士的灰度操作空間，增加公平性，反而是一種高效的做法。

王翦伐楚的方案是60萬士兵兩年，李信的方案是20萬士兵突襲。而秦王處於成本考慮採用了李信的方案，但是容錯率太低，最終失敗。

失敗後秦王作為有擔當的皇帝，自己擔下整個責任，請王翦出山伐楚，最終統一六國，並且李信在度被啟用，參與遼東戰爭，大獲全勝。而李信作為少壯派，保住李信，就是為了以後的人才承接。

這里看出領導人的擔當，身居高位的人總以為認錯會損害自己的微信，事實上地位取決於你掌握的資源，也包括智力資源，認錯也是一種智慧。

人的發跡，不僅靠勤奮努力，還要守正、積勢、待時。就是提升能力，保持基礎的底線，拓展人脈、才學、經驗，擁有非凡的見識，以及等待最後的命運。

李斯師從荀子，是儒家中的實用派，然後進入呂不韋的舍人工作，但是卻能贏得嬴政的信任，在呂不韋倒台後還能繼續留在舞台上。

李斯的上位過程：罷免呂不韋後，大臣請求放逐外國人（也就是驅逐外來精英，本地大族重新掌權）。而李斯通過《諫逐客書》，說動嬴政，取消驅逐外國人。這其實是國內大族利用政治事件加強自身地位的手段，而嬴政和李斯都看到了這一點，並且李斯抓到了嬴政的要點，嬴政則順水推舟。

而李斯最後成為廷尉兼丞相時，已是權臣的頂峰，很有可能始皇死後的篡位，就是他主導，只是把罵名留給趙高，他通過控制傀儡繼續留在權力場。然而規則被破壞後，一定會有後人繼續破壞規則，結果就是李斯的權利被趙高奪取，也被趙高滅族。

當成功來臨時，如果你沒有處理好與元老之臣的關系，那麼這些人會成為你的麻煩。

秦滅六國後，通過軍工升級的布衣精英，已經成為第二個既得利益集團，他們此時已經成為改革的絆腳石，希望階級固化守住自己的功勞，同時此時已經天下大統，再想去建工立業也不現實。臣子的價值取決於可替代性，越不可替代越價值高。但是國家穩定後，已經步入正軌，常態化必然意味著穩定和固化。

對於皇帝來說，則要讓核心圈子忠於自己，不能另外抱團，要有制衡。同時要有心選血液補充到體系中。因此商鞅之後的丞相，大多數軟著陸，體面的從高位退下，並有不錯的晚年。

統一之後，丞相王琯就提出要分封天下，成立諸侯國，為了給貴族提供更多的諸侯國的管理崗位。同時多個諸侯國的競爭，也使得中央政府具有量裁權，這也擴大了貴族的利益，但也加重了平民的負擔。

秦王博士官制度的問題：博士官定位混亂，沒有行政權利，在朝堂上也沒有做學問，還沒參與任何具體事務的謀劃，且主要以儒家為主，學派單一同質化。而最後官僚集團的逼宮導致了坑儒事件。

任何改變，開始讓人感覺到的都是不適應和麻煩，好的感覺往往都是滯後的，只有在政策全面鋪開且穩定運行一段時間後，人名才見得到收益。

秦昭襄王五國伐齊的目的：當時秦國兵力強生，齊國富裕，中間是一些二流國家來回搖擺的局面。齊國貪圖小利不知要拉攏搖擺的國家，要滅掉宋國整個小國，被秦國抓住機會，以不佔有土地的方式聯合其它國家伐齊，斷絕了搖擺國家和齊國的聯系，並削弱了齊國。

所謂權謀，最高境界不是玩陰謀，不是隱瞞欺騙，而是把握事態發展的節奏、操弄規則，而最高明的攪局，則是把握大勢、操弄人心。

不存在外行能做好內行的事，這和跨專業是兩碼事。所謂誇專業是從一個行業的內行變成另一個行業的內行。外行領導內行，本質是統和治的關系。在古代，君王負責統，達成負責治。治就是處理具體的事務，包括大量專業知識和實際操作經驗。統則是處理人的問題，用合適的人做合適的事，保持不同的人直接的權責平衡、利益平衡。作為高層管理者，過細的插手事務是越俎代庖的舉動，效果不好。術業有專攻，你的職責就是明確賞罰，維持管理人員的穩定和平衡，具體的事情交給下變得人來執行。君不與臣爭功，上不與下爭功。但是需要有完備、可量化的獎賞機制，並且最高處領導心裡有數，知道功勞是誰的。

能力分兩種，判斷能力和實際操作能力，這兩種能力帶來的實際利益，則要看人生定位。

以屈原距離，他正確判斷了秦國的威脅，但是卻沒法解決整個問題，沒辦法協調好資源，推動變革，也無法實現自己的抱負。

與人打交道的能力，向上級溝通的能力，把問題轉化為解決方法，層層分拆成具體可執行的任務，並找到合適的人，這都是能力的一部分。

巨鹿之戰，其實並不是以少勝多，當時秦軍因為趙高的瘋狂排除異己，導致軍中已經失去了對中央政府的信任，而項羽則是被派去送死的將領，二軍最後以」會盟「合並在巨鹿城下，說明項羽無法真正剿滅秦軍。此時項羽成了名義上的盟主，但是卻並不掌握全部兵力的權威。此時的他，權小，責任大，收利小。我們應該盡量保持權、責、利的平衡。此時項羽只是被眾人退出來的出頭鳥，用來承擔最大風險。

當時關中作為全國最發達的地方，如果留給項羽，則項羽會變成實力極其強大的 盟主，而對關中的燒殺，有可能就是項羽背後的各個軍事集團的作為，項羽背了黑鍋，燒殺完成後，秦人極度仇恨項羽，項羽也就難以留在關中。項羽到如今，只獲得了一個名號，卻沒有多少實際的利益。

彭城之戰，雖然項羽勝利，但是並不能改變歷史，因為戰事發生在東部，劉邦的實力地圖並不受影響。而且由於項羽個人作戰能力太強，導致手下沒有能乾的將領，一直是項羽一個人到處撲火。

項羽為什麼做不到劉邦那樣？因為楚國是多個諸侯國的聯盟，大家之間是鬆散的聯盟，各自獨立，項羽很難沿襲了這一套血親制度，很難任用圈子外的人員，也沒法給人以利益。項羽集團天然對外姓精英缺乏凝聚力，也就很難擴張。劉邦則是靠更大的盤面，並通過能力和實際利益的賞罰，最大限度的提昇平民精英，以擴大基本盤和帶來新鮮血液。

而項羽最後拋下眾多楚君單獨逃跑，也是一種不夠擔當的表現。

劉邦並不是我們認為的精英，但他那種大開大合的態度，大格局的觀念，在恰當的時候則成就了他的事業。身份和思維的脫節，並不是好事。王者的思維配上底層的低位如果沒有機遇就是悲劇；反過來地位上升後依然是窮人的思維，則會成為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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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城市低碳經濟網是最權威專業的低碳官方第一站。獨家擁有483個會員城市市長、100位著名專家、學者等高端資源，獨家擁有中、英、日三語頻道，資訊及時迅達全球，目前已經成為低碳類網媒搜索引擎收錄最多的權威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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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卓元，1933年7月出生，男，漢族，廣東梅州市梅縣區人，中共黨員。1954 年7月中南財經學院經濟系畢業，大學學歷。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成本研究會會長、中國價格協會副會長、中國城市發展研究會副理事長、中國城市經濟學會副會長、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秘書長。學術專長為政治經濟學、價格學。1990年獲「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稱號；1991年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
程津培，男，漢族，1948年6月出生，籍貫江蘇灌雲。化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城市發展研究會副理事長。中科院院士、有機化學家。1989年5月加入中國致公黨，現任中國致公黨中央副主席、致公黨天津市委名譽主委，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院士。此外，還擔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教育部科教委員會委員，教育部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評委，《高等學校化學學報》編委等職。
潘家華教授現為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發展研究會常務理事。1985年獲碩士學位，1992年獲劍橋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經濟學)。1993年回國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從事環境經濟學與全球可持續發展領域的研究。1997/98年任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北京代表處資深項目官員和能源與環境顧問。1998-2001，赴荷蘭參加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關於溫室氣體減排的社會、經濟、技術綜合評估報告的協調、組織、寫作和統纂工作。2001年10月回中國社會科學院，任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書長。2005年10月，任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副主任。應聘為浙江省等生態省建設活動顧問。同時擔任中國生態經濟學會副會長、中國保護母親河顧問團成員、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委員、歐洲氣候論壇理事。研究領域為環境經濟學、可持續城市化、全球變化與世界經濟、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發表學術(會議)論文200餘篇，撰寫專著4部，譯著1部。主編大型國際綜合評估報告和論文集3部。分別有一篇論文和一部專著獲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成果一等獎和二等獎，參與撰寫的一套叢書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二等獎。
鄭新立，經濟學碩士，研究員，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鄭新立,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城市發展研究會副理事長，主要研究領域為宏觀經濟理論與政策。長期從事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研究，在計劃和投資體制改革、宏觀經濟調控、中長期發展政策等領域，都有較深的研究和獨到見解。多次參加中共中央全會、《政府工作報告》和「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規(計)劃的起草工作。2009年4月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
范恆山，1977年考入武漢大學經濟學系，分獲經濟學學士、碩士學位。1984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系，獲經濟學博士學位。1988年進入原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主要從事經濟體制改革總體規劃，方案的研究設計和城市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工作，後任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綜合改革司司長，2006年6月任國家發改委地區經濟司司長，中國城市發展研究會副理事長。學術研究領域廣泛，尤其是在經濟改革與發展理論研究方面造詣很深，主持或參與了一系列重要文稿的撰寫，提出了許多重要政策建議。
楊朝飛，男，漢族，中國城市發展研究會副理事長。1951年9月出生，河北定州人，1968年12月參加工作，1973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武漢大學法學院環境法專業畢業，在職研究生學歷，法學碩士。北京師范大學環境史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政法大學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環境法學會副會長。2010年11月任環境保護部核安全總工程師。
陳淮，國家級有特殊貢獻專家，中國城市發展研究會副理事長，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導師。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現為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城鄉建設經濟研究所所長。出版有《工業化-中國面臨的挑戰》等專著十餘部，公開發表論文數百篇；主要研究領域：工業化理論、產業結構理論、區域經濟理論。工業化理論與房地產經濟研究者。
周天勇，1958年生，經濟學博士，教授，中共中央黨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北京科技大學博士生導師。1980年從青海省民和縣考入東北財經大學投資系，1984年畢業留校，1989年考取東北財經大學汪祥春教授博士研究生，1992年獲東北財經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在東北財經大學期間，經濟理論方面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東歐經濟學各流派、西方經濟學；並學習了貨幣銀行、財政稅收、會計、統計、工業經濟等部門經濟學。1994年調入中央黨校執教和從事研究至今。中國城市發展研究會副理事長，中國小城市發展促進會副會長，國家行政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北京科技大學、東北財經大學兼職教授；北京科技大學博士生導師。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價格咨詢專家；浙江資本與企業發展研究會名譽理事長。
徐嵩齡，中國社科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長期從事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經濟學、文化和自然遺產經濟學研究工作。2009年5月16日國務院續聘徐嵩齡為國務院參事。
劉迎秋，男，北京市人。1950年8月出生河北深澤。南開大學經濟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1993年起評為終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1996年評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院級突出貢獻專家。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院長兼研究生院教授委員會和學術委員會及學位委員會主任，中國城市發展研究會副理事長。
朱鐵臻，江蘇省南京市人（祖籍鎮江）。中國城市發展研究會副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東北財經大學兼職教授、城市生態經濟委員會常務副會長。1992年榮獲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長期從事經濟理論、城市發展與城市生態經濟理論研究、在國內外發表學術論文200餘篇。
劉樹成，1945年10月出生於上海，男，漢族，中共黨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副主任，中國城市發展研究會特邀理事。1967年8月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畢業，1981年8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經濟系畢業，碩士。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兼任《經濟研究》主編，中國數量經濟學會顧問。學術專長為宏觀經濟學。1992年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1998年獲「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稱號。
楊聖明，山東金鄉人，1939年7月13日生，從1966年至今的35年間，先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財貿所和研究生院工作，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兼副秘書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對外經貿與國際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城市發展研究會特邀顧問。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所長、學術委員會主任、黨委書記、《財貿經濟》雜志主編。主要社會兼職有：中國價格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城市金融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成本研究學會副會長、中國國際貿易學會理事等。1992年10月獲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證書》。1993年經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准，任博士生導師，至今已培養20名博士和2名博士後。1994年獲國家人事部頒發的《中青年有突出貢獻專家證書》。2003年當選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
陳棟生，男，1935年10月出生於湖北省應城市，著名區域經濟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國家級有突出貢獻專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貼。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西部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咨公司總經理、內蒙古呼倫貝爾盟副盟長。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西部發展研究中心名譽主任，研究生院教授，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東中西部區域發展和改革研究院學術委員，中國城市發展研究會特邀理事，武漢市社會科學院名譽院長，10餘個市（地）政府經濟顧問和深圳大學等幾所大學的客座教授，武漢市政府決策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國際工程咨詢公司特聘專家。雲南財貿學院區域發展研究所兼職教授。曾獲孫冶方經濟科學著作獎，第二屆（2005）中國發展百人獎。1991年獲國務院頒發的有突出貢獻專家證書，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趙人偉,1933年3月出生於浙江金華。195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系。1957—1985年，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實習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1990年被評為博士生導師，中國城市發展研究會特邀理事。趙人偉研究員還曾擔任過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所長、所學術委員會主任、《經濟研究》雜志主編等職務。他長期從事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並且因為計劃和市場問題的研究而獲得1984年孫冶方經濟學獎；因為收入分配問題的研究而分別獲得1986年和1994年孫冶方經濟學獎。自1995年以來，曾被列入美國的世界名人錄（Marquis Who's Who in the World）。
張平，現任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導)，經濟所副所長，江南信託首席經濟學家，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中國城市發展研究會常務理事。曾任宏觀經濟研究室副主任，資本理論研究室主任，所長助理。
高培勇，1959年1月出生，男，漢族，天津市人，中共黨員。1978年至1985年，在天津財經學院財政學系獲經濟學學士、經濟學碩士學位。1991年至1994年，在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系獲經濟學博士學位。2000年，在英國卡迪夫大學商學院做高級訪問學者。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易研究所副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城市發展研究會常務理事。
陳耀，經濟學博士，漢族，1958年出生於湖南長沙。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研究員，工業布局與區域經濟研究室副主任；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社科院西部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秘書長；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常務理事、副秘書長；中國管理科學院資深院士，中國城市發展研究會特邀理事。專業研究領域：區域經濟、產業空間組織和政府政策。研究重點：國家區域政策、區域規劃、產業集群與區域競爭力、開發區定位、資源型城市轉型、大都市圈經濟、西部開發戰略、老工業基地振興、中部崛起、以及縣域經濟。
董志凱,女,1944年生於上海市。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現任中國經濟史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現代經濟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城市發展研究會特邀理事。曾多次主持國家重點項目研究，如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常務副主編、國家重點項目《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第一卷、第二卷主編等。
曹建海，河北省永年縣人，1967年12月28日生，經濟學博士，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投資與市場研究室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投資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國城市發展研究會特邀理事。
魏傑，1952年9月生於西安。曾先後獲得經濟學碩士、博士學位。曾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主任、教授、博導，國家國有資產管理局研究所所長。現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導，企業戰略與政策系主任，中國城市發展研究會特邀理事，兼任全國十三個省市的經濟顧問，十五家企業經濟顧問，中國國有資產管理學會等5家學會的副會長。1991年被評為國家級有特殊貢獻的中青年專家。自1979年起至今，20餘年共發表論文400餘篇，出版專著20餘本。
呂斌，男，日本東京大學博士、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城市和區域規劃系主任、北京大學城市規劃設計中心主任，中國城市發展研究會常務理事。
肖灼基，廣東汕頭人。1953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大三時因品學兼優被推薦攻讀研究生。現為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全國政協常委兼社會與法制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特聘顧問。獲首屆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等諸多獎項。1992年國務院批准為享受政府特殊津貼專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全國政治經濟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市場經濟研究所所長，《經濟界》雜志社社長兼總編，中國城市發展研究會特邀理事。
周一星，教授，江蘇常州人，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系教授，中國地理學會常務理事，城市地理專業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城市發展研究會特邀理事。
胡兆量，教授，男，1938年出生，浙江人，1952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現任北京大學教授，中國城市發展研究會特邀理事。兼任中國經濟地理研究會理事長，主要貢獻：完成寧夏南部山區、溫州等國土與城市規劃工作，獲教委和省級一等獎，對地理學基本理論、中國發展規律、北京城市發展、中國鋼鐵工業布局等有系統論著，講授經濟地理學導論和中國經濟地理等課程。
衛興華，山西五台縣陽白鄉善文村人。中共黨員一級教授。於1952年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專業研究生畢業後留校任教，歷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系主任、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校學位委員會理論經濟學分會主席、《中國人民人學學報》總編輯等職；曾任第三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經濟學科評議組成員、全國哲學社會科學經濟學科規劃小組成員、中國《資本論》研究會副會長、全國綜合性大學《資本論》研究會會長、中國城市發展研究會特邀理事。
何偉，1926年11月12日生，河北趙縣人。曾任教研室副主任、中國人民大學主辦的《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雜志主編，國家幾個研究所特邀研究員及企業的顧問和幾所大學的客座教授，為進行學術交流曾到日本九州大學講學。現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私營企業研究會理事、中國城市發展研究會特邀理事等職。

❼ 微觀經濟學的問題(個人需求和市場需求):圖中我用方框圈出來的「實際收入」是指什麼為什麼不變

物品價格本來是下降了
所以實際收入相當於上升了

現在平移預算線，使得預算線與原來的無差異曲線相切
相當於提高了衣服的價格
所以現在的實際收入水平就下降了
和食物降價前一樣了。

❽ 武漢城市圈各產業的具體數據

正確選擇武漢未來十年既能帶動產業結構優化與升級，又與居民消費結構升級要求相適應的支柱產業，是關系武漢國民經濟長遠發展的重大問題。立足於武漢現實產業基礎與未來武漢城中功能的提升方向，作為「一家之言」，我們擬選擇光電子通信產業、鋼鐵產業，交通運輸產業。商貿產業。旅遊產業，住宅產業等八大產業作為新時期武漢的支柱產業（以下稱新的支柱產業）。需指出的是。六大產業伙發育狀況看可分三個層次，一是具有發展優勢的新的經濟增長點，如光電子通信產業，目前規模雖然不大，但具有巨大發展潛力；二是發展比較成熟的傳統產業，如第二產業小的鋼鐵業，第三產業中的商貿業、交通運輸業，特別是鋼鐵業，歷來是武漢經濟的強鞏需要在新時期再領風騷；三是新興的服務業，如旅遊業、住宅業，武漢要掘棄「非生產性領域」觀念，將它們納入到支柱產業范疇培育發展。我們認為，以上六大產業可構成武漢經濟跨世紀發展的新的支撐框架，到2010年六大產業佔GDP比重可達64%左右。

一、光電子通信產業

光電子通信產業是全球剛剛起步的高科技產業，光電了通信技術的發展，將以新供給創造新需求，又以新需求推動新的供給，引發新一輪經濟的高速增長，是當今新經濟發展的龍頭產業。選擇光電子通信產業為新的支柱產業，符合武漢市這一產業技術與規模發展的現狀與要求。
（一）武漢具有較強的技術優勢與人才優勢
武漢是我國光纖通信的發源地，武漢郵電科學院在光纖光纜、光電器件、光傳輸設備、光儀表方面的研究與工藝技術在全國居領先地位，該院兩個IP技術標准獲國際電信聯盟批准，標志著武漢在這一領域走在世界前列。華中科技大學擁有我國第一個激光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和兒個激光工程研究中心，該校46項激光方面科研成果有16項獲國家專札並保持國內領先地位。武漢地區42名兩院院士中有10人是我國光於信息技術領域的學科帶頭
（二）武漢具有一定規模的產業現實基礎
光電子通信產業在光子與電子相輔相成的基礎上發展，其產業鏈很長，相關產品可以分解出光纖光纜、設備、軟體、電子商務等很多行業。1999年，全市規模以上電子丁業企業66家，完成電子工業產值72.13億元，在電信設備製造業方面，有移動通信、光通信等為代表的通信產品，電傳機、傳真機產品產量在全國領先；新型元器件方面具有生產優勢，石英晶體、熱敏電阻、金屬膜電阻生產居同類城市前列水平；計算機應用服務方面在全國擁有知名度，武漢大學、華中師范大學的多媒體軟體、華工大的機械CAD軟體、武漢大學和中國地質大學的地理信息系統核動力所的模擬軟體等多項成果獲國家及其他科技獎。全市計算機社會擁有量超過50萬台，政府上網、企業上網、家庭上網取得明顯效果，電子商務已經展開。以網路服務為載體的通信業發展迅速，其通信綜合能力。綜濟效益水平與發展前景均居全國城市的前列。1999年全市通信業業務收入29.24億元，固定資產原值82.25億元，交換機容量30.69萬門，固定電話用戶155.24萬戶，行動電話用屍50.79萬戶，市電信數據及多媒體通信用戶5.9萬戶，全市網際網路用戶達到35-40萬戶（專家測算數），對擴大內需，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鋼鐵產業

武漢鋼鐵公司是武漢鋼鐵業的主體，武鋼作為全國最重要的特大型鋼鐵聯合企業之一，於1958年建成投產。四十多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生產規模不斷擴大，新時期，隨著「控制總量調整結構」政策的實施，武漢鋼鐵產業作為國家重點區域布局之一將進一步發揮優勢，使其成為鋼鐵產品中的精品生產基地，進而繼續成為武漢的支柱產業。可以說，鋼鐵業是當前武漢最具優勢的產業。
一是具有綜合經濟效益的優勢。當前武鋼已經具備年產鋼鐵各700萬噸的生產能力，1999年生產鋼625.8萬噸，鐵61.4萬噸，分別比1990年增長29.5%和36.6%。完成工業增加值50.96億元、佔全市規模以上工業19.5%；全員勞動生產率為13.22萬元／人年，處於工業行業前列，在全市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二是具有新產品開發的優勢。武鋼是我國鋼鐵工業品種、規格最齊全的重要板材和關鍵鋼村生產基地，曾被評為全國綜合技術開發能力百強第2名。主要產品有熱軋卷板、冷軋卷板、鍍鋅板、鍍錫板、彩色塗層板、中厚板、冷軋硅鋼片、型村、重村、高速線材、棒材等200多個品種，80年代以來，一批主體設備通過更新改造，技術狀況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先後實施三煉鋼系統工程、硅鋼改擴建工程、高速線材軌軋工程，一煉鋼「平改轉」工程等，具備了較強開發和生產新產品的能力，科技進步貢獻率一直保持在60%以上。近六年來研製開發的新產品有47個系列、139個產品，尤其是研製開發的高強匿橋梁鋼、壓力容器鋼、電機機系列用鋼、低焊接裂紋敏感鋼及取向硅鋼片等一大批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的產品，在國內僅武鋼獨家生產；集裝箱板、IF鋼。石油管線鋼等在國內也只有武鋼與寶鋼生產，均是國內目前十分短缺的替代進口品種。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
三是具有產品質量的優勢。武鋼堅持和深化質量效益型發展道路，不斷深化質量保證體系，成為我國首家通過質量體系國際認證的國有特大型企業。先後有100多產品獲全國、省。部優質產品證書，有24個鋼材品種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四是具有明顯的價格、營銷、售後服務優勢。武鋼近五年來開展「成本效益縱深行」活動，不斷降低成本，在國內具有一定的價格優勢，並逐步建立起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營銷體制，鋼材銷售網路覆蓋除台灣、西藏以外的全國所有地區。並向海外輻射，產品銷往東南亞、韓國、日本、台灣、美國、德國等國家和地區。

三、商貿產業

商貿產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產業，是市場經濟成熟度的重要標志。國外經濟學家把商貿業稱為經濟發展的推進器和穩定器，即是指在經濟的高速增長期，繁榮的商貿流通能夠推進國民經濟的全面增長；在經濟的緊縮調整期，商貿業又可以吸納大量勞動力，從而對社會生活的穩定起到十分突出的作用。對於武漢而言，商貿業是反映綜合實力水平和社會繁榮程度的一個「窗口」，是不斷強化中心城市的集聚功能與輻射功能的助推器。因此，選擇商貿產業作為武漢新的支柱產業、具有重要意義。
（一）商貿產業對國民經濟的增長具有明顯的推動作用
武漢歷來是我國內地最大的商貿中，商貿產業是傳統的重點優勢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至關重要。建國初期在總體經濟水平較低的條件下、商貿產業比重超過20%。隨著國家建設重點的轉移，商業比重下降，但一般佔10%左右。改革開放以來，商貿產業作為「兩通」之一翼開始起飛，九十年代商貿業大發展，有力地推動了國民經濟的增長。
1999年武漢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539.55億元，是1978年的8.4倍（扣除價格影響）年平均增長速度為10.7%，比GDP年均10.5%速度高0.2年百分點，其規模從1994年以來僅次於上海、北京、廣州、天津、重慶等城市、居第六位，在全國15個副省級城市中穩居第二位。商貿產業的發展與經濟總量增長關系密切。統計資料表明、由市場銷售所決定的消費需求，對經濟具有顯著的推動作用，且呈剛性推動。進入九十年代以來，武漢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52.3%其中最高為1999年達到80.6%，最低為1994年40.0％，水平差異為40點。而同期投資貢獻率差異達105點，凈出口貢獻率差異達164點，可見商貿業的發展事關上市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人局。據投入產出資料，商品流通貨幣值增加1元，可以推動社會生產2元以上的增加量，武漢每人增加1元的銷售值，全市即可增加1500萬元的社會生產量。
（二）商貿產業市場化水平大幅度提高
1、網點、人員增加，市場服務化程度提高。1999年末，武漢而業及餐飲業網點為14.68萬、其中：零售網點佔63.15%，批發網點佔22.11%；小型企業佔98.72%。全部網點比1990年增加1.35倍。隨著商業網點密度上兒從業人員迅速增加，1999年商貿及餐飲業吸納勞動力76.74萬人，比1990年增加1.31倍，佔全社會從業人員的18.37%，從業人員與全中人口比例為1：9.63，而1990年為1：20.00；每個網點的服務人口為50.4人，而1990年為107.0人，1978年為 640.0人。
2、主體多元發展，市場競爭激烈。在放開經營、公平競爭的大環境下，經濟主體竟相發展，結構調整抓緊進行。1999年非公有經濟銷售比重佔46.3%，比1990年上升30.l上百分點。其中三資企業銷售佔2.1%，其數額比外資開始迸漢的1993年增長11．3倍。大型商場經過更新改造提供了現代化的購物環境，發展了連鎖經營、特許經營、代理配送，網上購物等經營業萬言書態，精品屋、專賣店遍布武漢三鎮，舊貨業、租賃拍賣也開始出現，各種促銷手段把經營管理方式推人高水平。
3、商品市場建設規模持續擴大。商品市場建設進展順利，基本形成以市一級市場為主體，區（縣）級市場互為補充，多種經濟主體，多種經營方式的大市場、大流通、大服務的格局。到1999年底全市商品交易市場共有699個，其中消費品市場621個，生產資料市場78個，營業回積超萬平方米的市場57個；商品市場成交額億元，年成交額超億元的市場37個，市場規模的增長幅度在同類城中處於前列。

四、交通運輸產業

交通運輸產業是國民經濟的命脈、它溝通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提升城市形象，維系武漢跨世紀發展的重要基礎。武漢交通便利，素有「九省通衢」之稱，其置居中，中國絕大部分大城市都在以武漢為中心，半徑為1000公里的圓圈內。優越的地理自然條件，促成了綜合交通運輸體系的獨特優勢。未來二十年，交通運輸產業將進一步發展成為新的支柱產業。
（一）武漢交通運輸產業的優勢在於綜合交通運輸體系
武漢的交通運輸產業由鐵路、水路、公路、航空、管道等五種運輸方式構成，各種運輸方式有其不同特點。五種運輸方式共同構成了優勢互補的武漢綜合交通運輸體系。
（二）綜合交通運輸體系建設發展迅速
「八五」以來武漢集中財力投資於交通基礎設施，使綜合運輸能力加強。鐵路方面，建成了華中第一站一漢口火車站，改造了我國第一條電氣化鐵路一京廣線鄭武段，機車車輛達到牽引內燃化；公路方面，道路面積增長較快，1999年達到1500萬平方米，比1990年增長41.6%，先後完成了107國道、318國道等10條出口通道。建成了日運輸力達12000人的武漢客運總站，公交，汽車線路達700多條，日客運能力達20萬人、增加了空調卧鋪客車、雙層客車、集裝箱貨運汽車等。水運方面，建成了內河最大的客運站一武漢港客運站和一些大型碼頭、如年吞吐量90萬噸的武漢青山外貿碼頭、集四項國家科技成果於一身的紅鋼城多用碼頭和年吞吐量150萬噸的舵落口碼頭；航空方面，建成了國內一流水平的武漢大河機場，引進租賃了一批波音737大中型客機。空中航線達91條。日客運能力達到1．80萬人以上。綜合運輸體系建設的加快，為武漢提供了展示區位優勢，變區位優勢為經濟優勢的機遇。1999年交通運輸產業增加值為59.76億元，比1990年增長10.3%、占當年GDP比重為55%。

五、旅遊產業

旅遊產業是當今世界最富生機與活力的產業其經濟份額與勞動就業面均佔全球10%以上，有專家預測，未來二十年。世界旅遊人數與旅遊創匯將分別以年均4.3%與7.6%的速度增長。這一速度遠遠高於全球的經濟增長。當前「入世」在即、經濟一體化的浪潮沖擊著生產。貿易要素，也必將伴隨入流的涌動。因此武漢要盡快採取應對措施，搶占旅遊戰略高寺。在武漢846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做起這個朝陽大產。
（一）發展旅遊業的山水資源依託
依託山水建設旅遊城市、是面向21世紀發展旅遊產業的首要舉措。武漢總體地勢低平，北部小片山丘最高海拔87.3米，其餘95%以上的面積均屬江漢平原東部的地域，是淺丘性的河湖沖擊平原。武漢的山不高，但數量約有200多座，一般都有較好的觀賞價值。自然賦予武漢的山水以獨特的美，其誘人的魅力是旅遊業的最可寶貴的資源。
（二）建設旅遊城市的歷史人文資源依託
武漢歷史文化積淀豐厚。據有關旅遊資料，目前全市己開發的旅遊人文景觀256處，其中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4處，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61處，市級104處，區級87處。全市有優秀歷史建築102項。為了建設獨具特色的武漢旅遊業，必須從開發浩如煙海的歷史遺存中，突出入文旅遊資源建設的承接性、融合性、革命性、發展性。承接性是指楚文化、中原文化、漢味民俗文化景點的保護與建設、加以黃鶴樓、盤龍城、集家咀等為標志的文化景觀的進一步仟發；融合性是指宗教文化遺存及其交融，如晚清洋務派代表人物張之洞及其「湖北新政」的歷史遺存、漢口中西合壁交融的建築的保護與開發；革命性是指辛亥革命的遺存、毛澤東及其他老一輩共產黨人在武漢活動遺存的深度開發；發展性是指改革開放以來的人文景觀建設，如蔚為壯觀的南望咀——龍王廟旅遊景觀建設等。如能將以上四者結合起來，就能體現武漢旅遊產業的深厚文化底蘊與面向未來的氣魄，從而就抓住了建設武漢優秀旅遊城市的精、氣、神。
（三）建設旅遊城市的產業依託
武漢旅遊業的發展一是依靠旅遊業本身，二是需要其他產業的支持、融合與交流。 從旅遊業本身來看，90年代以來武漢硬體設施明顯改善，現代化程度逐步提高、為發展旅遊業打下了基礎，1999年末全市賓館飯店142家，從業人員2.1萬人，全市裡級飯店47氛其中五星級飯店1家、四星級飯店2家，旅行社106家，定點院校14家。本年接待國內旅遊者1748萬人次，實現收入104.8億元；涉外旅遊者16.1萬人次，創匯收入7336萬美元。從產業融合情況看，綜合開發型的旅遊產業開始興起。旅遊業亦稱無煙產業，投入少、收益大，產業關聯度高，可以橫跨一、二、三產業進行深度開發。有資料顯示，旅遊收入多增加1元，相應第三產業增加值可增加10.2元。目前由於觀光農業的發展，全市相繼出現森林公園、度假村、垂釣區，旅遊業與農業融合的趨勢明顯。與此同時，旅遊業與二、三產業發展也在互為融合，到開發區觀光、漢正街購物逐漸成為旅遊時尚。
（四）發展旅遊業的區位優勢依託
武漢的區位優勢，是發展旅遊業的重要條件。要利用這一優勢，合理組織豐富多彩的旅遊市場。編排以武漢為中心的旅遊線路，盡快建設以武漢為中心，以長江中游地區國家級風景區、自然保護區、歷史文化名城、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在內的輻射全國、接軌國際的「大武漢旅遊圈」形成吸納客源與輸送客流的良性循環譏制。

六、住宅產業

住宅產業是為人類生活提供居住空間的產業。它包括第二產業中的住宅建築業和第三產業中的房地產服務業。大力推動住宅消費、扶持與培育住宅產業，使其成為支柱產業，是武漢面向21世紀，振興經濟的重要舉措。
（一）住宅市場需求潛力巨大
住宅是人們最大的生活資料，有著巨大的市場需求。
從消費需求演變趨勢看，80年代人們的衣食、住、行四大基本需求中的前兩項已經基本解決。進入90年代後，市場無新的消費熱點，消費性儲蓄持續積累，城市居民總體購買力上升到「萬元級」，但消費尚未「升級」。因此開拓住宅市場，調動與滿足經濟發展的最終需求，是居民消費的內在迫切面積為8.5平方米，距小康水平差3.5平方米，按原七城區人口384.78萬人計算，需住房1347萬平方米；城調資料還顯示，現在單元式配套住宅只佔總量72.8%，還有27.2%的住宅處於普通住宅及其他住宅的低水平狀況；每年有近5萬對新婚家庭；全市有170多萬流動人口，以上因素都構成住宅市場的巨大潛在需求。
（二）住宅產業發展前景廣闊
住宅業有較強的相關效應，前後與50多個行業相關聯。與建材、冶金、紡織、化工、機械、儀表、木材等行業密切相關，並直接影響家電、傢具、裝修、金融、保險、旅遊、運輸、商業等行業發展。有關專家預測，如果住宅建設增長10%，就能推動GDP增長0.5至1個百分點。未來10年武漢如能發展市場潛力大而又與其他產業相關性強的住宅產業，對於促進國民經濟的良性循環，保持長期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同時又會給住宅產業自身發展帶來寬松有利的宏觀環境。
21世紀初葉，武漢住宅產業面臨著產業水平不斷提高的機遇。首先是資金來源增加，隨著投資環境的改善，在區位優越的武漢，住宅產業將成為外商投資的重要目標。
其次是產業技術含量不斷提高。隨著開放的擴大，人們對住宅的要求越來越高。目前住宅消費個性化的超勢已見端倪，千樓一面，千戶一面的「火柴盒」式住宅樓不吃香了，除面積需求外，還出現個性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