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什麼叫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經濟發展是一種合理經濟發展形態。通過實施可持續經濟發展戰略，使社會經濟得以形成可持續經濟發展模式。這種模式，本質上是現代生態經濟發展模式，它正確地在經濟圈、社會圈、生物圈的不同層次中力求達到經濟、社會、生態三個子系統相互協調和可持續發展，使生產、消費、流通都符合可持續經濟發展要求，在產業發展上建立生態農業和生態工業，在區域發展上建立農村與城市的經濟可持續發展模式。
❷ 為什麼提出可持續發展
我國在實施經濟社會發展戰略方面仍面臨著許多矛盾和問題。
－－制約我國發展的突出矛盾主要是：經濟快速增長與資源大量消耗、生態破壞之間的矛盾，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與社會發展相對滯後之間的矛盾，區域之間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矛盾，人口眾多與資源相對短缺的矛盾，一些現行政策和法規與實施發展戰略的實際需求之間的矛盾等。
－－亟待解決的問題主要有：人口綜合素質不高，人口老齡化加快，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城鄉就業壓力大，經濟結構不盡合理，市場經濟運行機制不完善，能源結構中清潔能源比重仍然很低，基礎設施建設滯後，國民經濟信息化程度依然很低，自然資源開發利用中的浪費現象突出，環境污染仍較嚴重，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沒有得到有效控制，資源管理和環境保護立法與實施還存在不足。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國際社會對可持續發展與共同發展的認識不斷深化，行動步伐有所加快。我國應以加入世貿組織為契機，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優越性，進一步發揮政府在組織、協調可持續發展戰略中的作用，正確處理好經濟全球化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抓住2002年聯合國可持續發展世界首腦會議成功召開的契機，進一步積極參與國際合作，維護國家的根本利益，保障我國的國家經濟安全和生態環境安全，促進我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順利實施。
❸ 中國經濟為什麼能夠保持持續發展
經濟學上的根源是技術進步。
當然中國有其特殊的優勢：1。人口紅利，中國在長時間里勞動人口都站很高比例，這一情況下持續到2030年左右
2。由於過去計劃經濟對經濟的束縛，改革開放後屬於恢復性增長
3。由於歷史問題，中國在進行持續的經濟結構轉型，這是中國近30年持續發展的動力之一
其他方面，比如政策方針， 由過去階級斗爭為主，轉為經濟建設為主。 對外資轉為開放態度。
隨著國家對基礎設施的不斷投入， 投資環境，和勞動力素質都在持續改善。
❹ 高中政治為什麼要走經濟可持續發展
因為可持續經濟發展是一種合理經濟發展形態。通過實施可持續經濟發展戰略，使社會經濟得以形成可持續經濟發展模式。這種模式，本質上是現代生態經濟發展模式，它正確地在經濟圈、社會圈、生物圈的不同層次中力求達到經濟、社會、生態三個子系統相互協調和可持續發展，使生產、消費、流通都符合可持續經濟發展要求，在產業發展上建立生態農業和生態工業，在區域發展上建立農村與城市的經濟可持續發展模式。
《中國21世紀議程》認為，在中國人口基數大、人均資源少、經濟和科技發展水平比較落後的條件下實現可持續發展，主要是在保持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不斷改善發展質量，提倡適度消費和清潔生產，控制環境污染，改善生態環境，保持資源基礎，建立「低消耗、高收益、低污染、高效益」的良性循環發展模式。即經濟發展不但要有量的擴張、也要有質的改善。
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是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按照「五個統籌」的要求，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相統一，實現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
❺ 為什麼要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
簡單來說人類經濟是站在資源上邊來發展的 如果不節約 子孫後代很可能面臨資源枯竭的厄運
❻ 為什麼中國經濟發展沒有可持續性
《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的主題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選題依據：首先，從理論到實踐，不管是新古典增長理論還是內生增長理論都強調資本和技術的重要性，因為技術創新和資本積累都是經濟持續增長的必要條件；其次，《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對三個決定因素——資本、技術和能源的選擇還受到了林毅夫、薩繆爾森的影響，薩繆爾森將技術、資本、自然資源、人力資源稱為經濟增長的四個輪子；最後，更由於中國經濟增長所面臨的資源與環境約束的實際狀況，所以《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確定資本、技術、能源是中國經濟增長是否可以持續的決定因素。《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研究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既不是從需求的角度也不是從供給的角度，在理論上曾經感到困惑，幸虧有先輩指點迷津：不從需求的角度、也不是從供給的角度全面分析，立足點就是從中國實際出發研究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還有從楊瑞龍主張的直面現象」研究方法受到的啟發：有的時候為了揭示問題的實質，需從現象出發，而不是從理論出發展開研究。
《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研究內容和結論：作者首先通過對基本概念的討論，結合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實際問題，給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做出定義。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是指：經濟增長能夠保持適度高速，比如9%左右，速度不要大起大落，並且各主要決定因素能夠支撐經濟增長在中長時期內（比如10年以上）保持這種平穩高速增長態勢的可能性。這個定義可以概括為速度高、運行穩、時間長三個要點。然後分析了中國經濟增長目前的狀況，探討了中國經濟可持續性增長的突出矛盾和關鍵制約因素，從而引出《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接下來的研究重點。
投資增長——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首要因素。《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認為，投資在中國經濟連續27年的高速增長中起到了第一位的作用，投資必須而且能夠繼續保持快速增長：處於加速增長階段的中國經濟現在需要大規模的投資，技術進步需要藉助於資本積累才能得以實現，計量檢驗投資和經濟增長的關系顯示固定資產投資增加1億元，則可以引起GDP增加約0.6635億元，高投資對應高增長是一條規律。中國現在的投資中超過20%是住房投資，近30%的投資是基礎設施投資，也就是說中國目前的投資構成中約50%的投資增長是可以看作消費的，是短期、也是長期經濟增長和消費的需要，因而是可以持續的。中國的儲蓄率在總體上呈現緩慢的上升趨勢，儲蓄率在短期內仍然在40%以上，在中長期內也將會保持在40%左右，不會低於35%，中國所具有的較高的儲蓄率極其緩慢上升趨勢，為滿足較高的投資率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計算發現IcoR的數值變化趨勢與中國經濟增長趨勢相反，說明投資效率與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之間的正相關性。《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提出，政府應當加大教育投資、改革教育體制，加強新農村建設的投資和環境保護投資。只要政府在宏觀調控中對投資的控制更具科學合理性，更符合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調控的手段越來越制度化、規范化，投資增長在目前仍然能夠支撐中國經濟增長持續下去。作者認為，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或建設現代服務業、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依靠技術進步等等方法和手段帶動經濟增長都需要一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等到增長方式轉變了再去帶動經濟增長，只能在增長的過程中逐步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並通過增長方式的轉變繼續推動經濟增長。所以，作者特別強調通過投資增長維持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性。
技術進步——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因素。經濟增長理論闡明，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可持續的發動機」。本章首先通過TFP分析研究中國技術進步狀況，進行TFP分析的目的並非是要發現其絕對量，而是要探求其相對變化的程度。《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的研究結論是中國的技術進步貢獻率在最近時期以來呈現出上升趨勢。1992年峰值以前，我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總體呈現出漲跌互現的波動情形且波動較為劇烈頻繁，1992年以來則呈現出逐年下降趨勢，直到1999年穀底才得以緩解，此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總體上呈現出攀升勢頭。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變化與宏觀經濟波動呈現出明顯的正相關關系，這與《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在前一章總結的、使用ICOR反映的投資效率與我國經濟波動也是明顯的正相關關系類似。
雖然我國已經是經濟大國、貿易大國，但中國的科學技術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較多採用模仿、購買等方式來實現技術進步。這已經成為制約中國經濟在中長期內持續增長的瓶頸環節。中國一些產業的核心技術受制於人，許多產業基本處於國家產業價值鏈條的末端，80%以上採用的是加工貿易方式，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低。我國科技投入佔GDP的比重2000年為1%.明顯低於發達國家2.3%的水平。「十五」時期研發支出佔GDP的比例逐年增長，2005年達到了1.34%，說明研發支出的增長速度快於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這是個令人鼓舞的趨勢。
筆者認為，技術進步是中國經濟中長期內持續增長的關鍵因素，但促進技術進步的制度改革是背後的決定性因素，制度改革只有「把激勵搞對」，技術進步和持續的經濟增長才能發生。文章批評政府基礎教育投入不足以及高等學校太過於行政化、政府統的太死、高等學校缺乏創新精神。預算內教育經費占財政支出比例從20世紀90年代的20%左右下降到現在的15%稍多，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佔GDP的比例總也達不到4%。《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否定政府直接組織科技攻關的有效性，技術進步必須依靠市場機制的利益激勵才能取得，技術進步只能依靠企業在完善的市場體系、法律環境、制度保證以及利益激勵的引導下才能實現。對產權的界定和保護，進而對知識產權進行嚴格的保護，這些制度方面的激勵取向直接決定著人們是否進行投資，是否有能力進行投資以及是否進行技術創新的決策。只有當市場激勵充分時，廣泛的創新和經濟增長才會發生。《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根據增長極理論提出汽車、房地產等高增長行業對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長期帶動作用。汽車產業不僅具有很強的關聯效應，而且科技含量高，對主要的工業行業技術水平提升有著非常大的促進作用。根據增長極理論，經濟的快速增長通常不是各個產業均衡增長的產物，當部分產業的增長速度脫離產業的平均增長速度而顯著提高時，整體的經濟增長速度也隨之提高。因此，中國必須在中長期內找到數個增長極，抓住足以支撐經濟長期高速增長的支柱產業。而這個支柱產業，無論從哪個方面看，都只能由汽車工業來擔當。作為現階段中國經濟增長極的住宅、汽車等產業，具有20～30年的相當長的高速增長周期。另外，《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還提出，汽車產業的快速增長是我們體制和政策調整「把激勵搞對」了的一個突出例子，政府放鬆進入管制是中國汽車產業飛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制度的激勵和保障與政府的政策導向決定了技術進步，也在更深的層次上決定了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隨著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中國的儲蓄率和投資率必定會有一個自然減速的過程，這就需要技術進步逐步成為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主要驅動力量。中國政府已經開始「創新型國家」建設，《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的研究結論表明，只要政府「把激勵搞對」，中國的經濟增長依靠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為主要驅動力量必定可以實現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所以《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認為，技術進步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因素。
能源消耗——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約束因素。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正處於能源需求快速增長的階段，能源問題關系國民經濟建設的全局，有無充足的能源供應，是制約國民經濟發展的硬約束條件，能量守恆定律是不能打破的。作者認為，只要不超出資源承載能力的限度，不超出環境承載能力的限度，我國的經濟增長就是可以持續的。耕地資源、淡水資源短缺以及環境保護在一定的限度內不是經濟持續增長的硬約束因素，筆者提出能源消耗才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硬性約束因素。《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指出，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能源消費強度呈現出明顯的下降趨勢，從1978年的8.67一直下降到2000年2.60的最低值，所以說中國以相對較低的能源消費支持了快速的經濟增長。也因此使得中國能源經濟關系的真實性與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成為國內外研究者關注的焦點。「十五」期間隨著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加快，能源強度有了小幅回升，2004年和2005年分別是2.84和2.83。能源強度的上升是因為「十五」期間中國經濟進入了新一輪的快速增長期，固定資產投資迅速增長，重工業的比重出現了增加的趨勢，鋼鐵、建材、電解鋁等高能耗產業急劇擴張，由此導致了能源消費量的迅速增長。2004～2005年，中國部分地區出現能源供應緊張的局面，中國的能源生產總量和消費總量在「九五」時期平均每年增長0.0%和1.1%，但在「十五」時期卻陡升至平均每年增長9.8%和9.9%。電力消費彈性系數和能源消費彈性系數在近幾年快速增長，其中電力消費彈性系數在2000年、能源消費彈性系數在2003年都處於大於1的水平，而且2003年和2004年兩者都越過了1.5。在政府的宏觀調控之下在2005年才開始下降。能源形勢的嚴峻也是懷疑中國經濟增長是否可以持續的一個主要原因。中國的能源生產與能源消費在總量上是大體平衡的，但相對而言煤多油少的結構性矛盾非常明顯。中國石油進口大幅增加的同時煤炭出口卻在迅猛增長，石油進口依存度達到了43.9%，以煤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帶來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在2005年的2.47萬億千瓦時發電量中，火力發電佔到了其中的81.55%，由於煤炭燃燒必然排放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等有害氣體，於國際國內帶來了很大的環境壓力。
突破能源瓶頸首先必須「開源」，即大量進口各種能源，因世界石油探明可采儲量在增長。而且中國的能源外交和中國石油企業的「走出去」戰略已經初步實現，已經成功的建設完成了「中哈輸油管線」和已經簽約的俄羅斯「遠東輸油管線——大慶支線」將為中國帶來穩定的每年至少5000萬噸的石油。「節流」，即節約能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結合起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強調制度的作用，強調市場經濟規律的作用機制。政府可以通過改變市場的贏利預期，引導企業從「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舊增長方式向「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率」的新增長方式轉變。建議政府用指標施行總量控制，分配「水權」、「排污權」等權利，並且建立交易市場，政府「把激勵搞對」就行了。對煤、油、氣以及電力等能源則務必遵循市場價值規律，《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舉例政府扭曲電價導致電解鋁行業爆發式增長的後果說明，政府不能扭曲能源的市場價格，要依靠價格機制調節能源的供求。
筆者強調，經濟的持續增長並不必然伴隨著環境質量的持續下降，市場經濟的發展也並非必定要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欲使我國經濟持續性的增長和發展，必須首先研究怎樣使各相關主體在致力於經濟增長的同時，投入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積極性也可持續。這就需要制度建設並且嚴格地執行法律法規，用制度建設使消費者（公眾）的需求，生產經營者（企業）的利益及社會管理者（政府）的目標得到三重「激勵兼容」，這樣中國經濟才可能「內生」出可持續性的經濟增長。
《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的研究結論是：在除了投資、技術、能源三個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條件和環境沒有大的變化的情況下，在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能夠深入、政府職能轉變有所突破、不斷「把激勵搞對」的條件下，近年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能夠在中長期內持續下去，即中國經濟增長具有可持續性。
❼ 為什麼要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
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已成為世界各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共識，也是我國對聯合國等世界組織作出的承諾。
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是我國的國情所決定的。我國人口佔世界人口的22％，而耕地只佔世界耕地的7％。從1980年到 1996年，糧食產量增長52．9％，但由於人口增長24％，人均佔有糧食只增長23％。近幾年每年凈減少耕地面積在300萬至500萬畝左右。據有關部門測算，目前受水土流失危害的耕地佔耕地總面積的1／3；過去10年沙化土地佔國土面積的15．9％；由於過度採伐，現有森林覆蓋面積只佔全國面積的13．4％；由於水資源短缺，部分城市缺水現象嚴重。在全國500個城市中，有300多個城市缺水，其中40多個城市嚴重缺水。在資源相對不足的情況下，又存在著大量的使用浪費，而且對資源的再生利用又不重視，廢鋼鐵和廢有色金屬回收利用率只有30％，大大低於經濟發達國家60％—80％的水平。
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必須堅持計劃生育和環境保護的基本國策。要切實控制人口增長，提高人口素質，力爭全國人口2000年要控制在13億以內，2010年要控制在14億以內。要認真執行計劃生育政策，提倡晚婚晚育、優生優育、一對夫妻只生育一個孩子，嚴格控制多胎生育，並把控制農村和流動人口作為計劃生育工作的重點，積極推行計劃生育同發展農村經濟、脫貧致富和建立文明幸福家庭三者相結合。
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必須統一思想，更新觀念，加強領導，綜合決策，並力求做到「四個結合」。要把經濟社會發展同人口增長、資源利用、環境保護結合起來。在制定和實施經濟社會發展規劃時，要把控制人口、節約資源、保護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並統一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的中長期規劃，作為衡量發展質量、發展水平和發展進程的客觀標准。要把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同實行兩個根本性的轉變結合起來。實行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方式兩個根本性轉變的結合點，都是優化資源配置，特別是優化生產要素的配置。必須在實行兩個根本性轉變中始終貫徹可持續發展戰略，在可持續發展中逐步實現兩個根本性轉變。要把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同依法治國、加強法制建設結合起來。在制定和實施法律、法規時，要貫徹可持續發展的戰略，以法律手段保護人口、資源、環境。要加快控制人口、節約資源和環境保護的立法工作，並開展各種形式的執法監督，建立和完善法律監督、行政監督、群眾監督和輿論監督相結合的監督體系。要把全面規劃和重點突破結合起來。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處理好經濟建設與人口、資源、環境的關系，是一項極其復雜的系統工程，必須全面規劃，整體推進，並突出重點，狠抓落實，盡快取得明顯成效。
❽ 對中國來說 可持續發展為什麼重要
摘要 可持續發展戰略 : 指在現代化建設中，要把控制人口、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長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使經濟建設與資源、環境相協調，實現良性循環。它既是實現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舉措，也是造福當代、澤及子孫的大事。 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經濟與人口、資源、環境、社會的相互協調中推動經濟建設的發展，並在發展過程中帶動人口、資源、環境和社會問題的解決，從而實現經濟、資源和生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❾ 為什麼經濟是區域可持續發展的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區域擁有高素質的人力資源和科研教育資源，能夠使得公司總部以較低的成本進行知識密集性價值活動的創造。提高城市的人力素質，同時，制定優惠政策，吸引優秀人才到該城市創業發展，是該城市發展總部經濟的重要條件。第二個條件是區域要有良好的區位優勢和良好的交通運輸網路設施。第三個條件是區域必須具有便捷的信息獲取以及良好地同異地溝通的信息通道，同時在基礎性資源條件方面能夠同附近周邊地區形成較大的差異。第四個條件是區域必須具備良好高效的法律制度環境，具有多元的文化氛圍。第五個條件是區域應逐步形成圍繞總部服務的專業化服務支撐體系。與總部經濟相適應的專業化服務支撐體系應覆蓋金融、保險、會展、商貿、航運、物流、旅遊、法律、教育培訓、中介咨詢、公關、電子信息網路等諸多領域。總部經濟發展的6個一級指標：基礎條件、商務設施、研發能力、專業服務、政府服務和開放程度。不僅僅是北京、上海、深圳、廣州、杭州等中心城市都在吸引總部企業，鄭州、三亞、太原等一些二三線城市也將發展總部經濟作為「十二五」時期推動城市轉型升級、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戰略。其主要原因在於總部經濟作為發展區域經濟的一種新的經濟形態，不僅可以促進區域經濟的快速、健康和可持續發展，還能對區域稅收做出貢獻。中心大城市由於人才、信息和生活便利等的優勢，一直是大企業青睞的區域。和大學生畢業選擇工作地一樣，最吸引中國500強企業的大城市都是在我國著名的綜合環境好的城市。據統計，中國企業500強平均總部所在地選擇的前十名分別為北京、廣東、江蘇、山東、浙江、上海、天津、遼寧、河北和河南。北京以首都的獨特優勢一直獨占鰲頭，天津以直轄市的特殊地位和濱海新區等的快速發展成為吸引大企業前往的前七名。從排名中發現不僅東部，中部和西部也都有擅長培養大企業的省份，而且隨著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西部地區越來越吸引中國500強企業。此外，上海市擁有347家跨國公司地區總部，數量居內地之首。因此，總部經濟是一種能夠實現企業、總部所在區域、生產加工基地所在區域「三方」利益都得到增進的經濟形態。一是知識性。企業總部集中了企業價值鏈中知識含量最高的區段，研發、營銷、資本運作、戰略管理等，屬於高度密集的知識性勞動。二是集約性。企業按照收益最大化原則布局產業空間結構，最大限度取得中心城市服務業發達、智力資源密集的優勢，最大限度利用了生產基地土地、勞動力、能源等要素優勢，形成產業配套，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成本。三是層次性。總部經濟模式在不同城市、不同區域，其產業、功能、規模都各不相同，具有全球總部、地區總部、國內總部以及行政總部、營銷總部、研發總部等多種層次，從而充分發揮不同地區的資源優勢，形成不同城市、不同區域之間的合理分工與合作。四是延展性。總部經濟形成了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之間的經濟鏈條，不但能夠實現二產向三產的延展，而且能夠實現知識性服務業向一般性服務業的延展。五是輻射性和共贏性。在總部經濟這種模式下，可以通過總部——加工基地鏈條實現中心城市的信息、技術、人才等區域資源向欠發達的區域輻射，增強中心城市對周邊地區的帶動能力。同時，總部經濟模式改變了區域之間對同一產業在企業、項目上「非此即彼」的簡單爭奪，實現不同資源優勢的區域之間通過功能鏈不同區段的再分工進行合作，實現共同發展。第一個條件是區域擁有高素質的人力資源和科研教育資源。比如，在過去4年裡，香港特區政府用在教育方面的開支比1997年時增加46%，良好的人力資本是香港成為外國公司亞太地區總部和地區事處首選的至關重要的原因。發展總部經濟需要國際化人才和開放式的知識創新氛圍。豐富的人力資本和教育資源，可以滿足公司總部知識密集型價值創造活動的特定需要。紐約、香港、新加坡以及北京、上海等這些城市良好的區位優勢、完善的基礎設施條件有利於吸引大批集團公司總部所需的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入駐，這是其發展總部經濟具有的優厚條件。第二個條件是區域要有良好的區位優勢和良好的交通運輸網路設施。比如紐約、香港、新加坡等城市，公司總部在這些城市聚集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這些城市天然的區位條件。這些城市天然的港口，為總部物流提供了便利。另外，便利的交通運輸，完善的交通網路體系，也是決定總部區位選擇的重要因素。便利的交通網路，有利於公司總部與公司內其他分部、子公司、加工基地之間的各種聯系，這能夠使公司主要決策者與相關人員之間有良好接觸，掌握公司運營脈搏，及時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第三條件是區域必須具有便捷的信息獲取以及良好地同異地溝通的信息通道，同時在基礎性資源條件方面能夠同附近周邊地區形成較大的差異。?便捷的信息、網路可以大大節約公司總部與製造加工基地分離導致的空間成本，進而有力地吸引銀行、集團公司總部的落戶。如三個全球性城市，即紐約、香港、新加坡集中了數量極多的大跨國公司的總部，這與其便利的信息獲取和溝通渠道是密不可分的。與此同時，在基礎性資源方面，比如土地、普遍勞動工人等，該區域與其周邊地區應形成較大的落差。這樣可以增加企業利用區域之間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進行獲利，從而促使總部經濟在該區域的形成。第四個條件發展總部經濟，除了城市建設等硬體要達到較高標准，更重要的是在城市管理、文化氛圍等軟體方面具備良好的素質。發展總部經濟要具備適應現代化城市管理的制度。城市決策層要努力營造一流的投資發展環境，使城市的綜合營運成本最佳，並不斷提高政府的服務效率，法律法規要與國際通行規則接軌，提高政府事效率，增加政府的透明度，為投資商創造良好的法律環境。同時，城市的社會服務體系、市場秩序、通關秩序、誠信體系、社會治安狀況、城市文明程度等等也要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同時發展總部經濟要使城市成為世界各國優秀文化的熔爐。寬容的多元文化、多元夢想的城市性格正是一個城市發展總部經濟的必備條件。寬容多元的人文環境可以降低企業空間成本，而語言和文化習慣的相同或相近，有助於信息的溝通、情感的交流。第五個條件：事實上，國際化程度高、對公司總部吸引力強的城市，服務業在其國民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重都在70%以上，比如香港，它的服務業比重已達到了82%。高度發達的服務業、連貫性的鼓勵競爭制度、完整的服務業發展戰略，是提高城市經濟效益與經濟實力的必然選擇，也是發展總部經濟的重要條件之一。中心城市總部經濟的形成是市場機製作用的結果，發展總部經濟符合中心城市資源稟賦特點，是中心城市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具體來說，總部經濟能夠為中心城市帶來五種效應：一是「稅收貢獻效應」，總部對於中心城市的稅收貢獻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企業的稅收貢獻，企業無論採取那種組織方式，總部如果作為獨立的經濟實體，都要向總部所在地方上繳一定的稅收；另一方面是企業總部員工的個人稅收貢獻，在總部工作的高級白領，其豐厚的個人收入，必然要通過個人所得稅形式為總部所在區域經濟做出貢獻。二是「產業乘數效應」。企業總部在中心城市聚集必然帶動相關服務業，特別是知識型服務業的發展，形成為企業總部服務的知識型服務業產業鏈，包括由通信、網路、傳媒、咨詢等組成的信息服務業，由銀行、證券、信託、保險、基金、租賃等組成的金融服務業，由會計、審計、評估、法律服務等中介服務業，由教育培訓、會議展覽、國際商務、現代物流業等組成的新型服務業等等。實證研究表明，跨國公司總部向一個區域遷移，會帶動幾個、甚至是十幾個與其有緊密業務關聯的知識型服務公司隨之遷移。與此同時，總部經濟所帶動的商務寫字樓、房地產等城市投資對中心城市的增長貢獻也是很大的。通過總部經濟這種「乘數效應」可以擴大一個區域的經濟總量，提升第三產業結構水平和區域經濟競爭力。三是「消費帶動效應」。總部對於所在區域的消費帶動也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總部的商務活動、研發活動所帶來的各種配套消費;第二方面是總部高級白領的個人生活消費，包括住宅、交通、子女教育、健身、購物等等，這種消費對於推動區域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四是「勞動就業效應」。總部經濟發展會充分利用所在區域的智力人才資源，帶來大量高智力就業崗位。同時，通過產業乘數效應，帶動第三產業，包括知識型服務和一般型服務業的發展，提供的就業崗位。五是「社會資本效應」。一個區域聚集了大批的企業總部，說明這個區域的商務環境、綜合環境比較優越，無形之中提升了這個地區的知名度、美譽度和國際地位，促使這個區域的地產升值。同時，總部經濟加速知識型人才的培養與聚集，多元文化的融合與互動，加快這個城市的國際化步伐。基於上述分析，總部經濟是我國中心城市產業升級、品位提升的動力引擎，也是政府推進中心城市產業升級的戰略選擇。對欠發達地區的意義總部經濟理論對欠發達地區的意義根據總部經濟理論，欠發達地區如能躋身總部經濟價值鏈的製造基地環節，對當地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將產生重要而積極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對產業發展的影響。企業的產品製造功能可直接帶來欠發達地區產業經濟總量的迅速增加，同時，製造基地的形成還能為欠發達地區帶來產業聚集效應和產業乘數效應，從而繼續放大區域產業總量。代表了先進生產力的製造基地的落戶，可使所在地的各種經濟資源得以迅速激活，加快區域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步伐。二是對就業的影響。一般而言，製造基地所需的普通勞動力要實現本土化，即充分利用當地的人力資源，這將進一步擴大區域的就業總量。製造基地通過學習培訓、技術推廣等方式，培育熟練的生產技術人才和企業管理人才；製造基地生產技術的溢出效應及競爭機制，還將推動生產基地人才素質的提升和外地人才向該區域湧入，促使欠發達地區就業結構趨向高級化。三是對稅收的影響。製造基地的企業大部分屬於加工製造業，特別是跨國公司或大型企業集團設立的加工製造企業，具有投資規模大、生產資料流動量大、市場交易量大等共性，這類企業創造的利潤和稅收數額不菲。此外，製造基地一經落戶，固定資產的天然弱流動性決定了此類稅源大戶的穩定性和長期性。四是對消費的帶動。製造基地可從4個方面來影響區域消費總量：企業職工的個人生活消費總量，企業集體新增的消費總量，製造基地形成或入駐而新增的社會公共消費總量，製造基地的關聯產業及其就業人數的增加帶來的區域消費量的提升。欠發達地區如果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結構升級的機遇，承接其製造基地轉移，形成比較優勢的產業集群，增強加工配套能力，是區域經濟從欠發達走向發達成熟的重要路徑。
❿ 如何理解經濟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發展」作為一個專有名詞，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將其定義為「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後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涉及到人口、資源、環境、社會、經濟的方方面面。實現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各國政府促進經濟發展，保護全球環境的共識。我國政府在《中國21世紀議程》中也明確提出了「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經濟體系、社會體系和保持與之相適應的可持續利用資源和環境基礎」的奮斗目標。用「可持續發展」概念界定「經濟體系」的性質，要求我們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在保持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不斷改善發展的質量，體現了我們所要建立的經濟體系是與自然、社會相和諧，具有長久、活躍的發展能力。改革開放以來，我市工業化進程不斷加快，經濟體系建設取得了明顯成效。但當前存在的問題和差距也十分突出，比如三次產業的比例仍不協調，工業結構層次偏低，重點產業缺乏鮮明特色，知識、智力投入不足，參與世界經濟分工的程度不高，持久穩定發展的基礎尚不牢固。正是從應對入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出發，致力於不斷增強我市經濟的持久競爭力，始終保持城市經濟的活力和優勢，黨代會報告提出了構建可持續發展的經濟體系這一戰略思路。其內涵主要包括以下七個方面。
一、三次產業協調。經濟體系中的第一、二、三產業之間必須要形成較為合理的比例關系，才能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從國際產業發展的歷史來看，農業、工業、服務業的依次興起是產業結構成長的必然規律。當代經濟學的「配第—克拉克定理」認為，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均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勞動力首先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移動；當人均國民收入進一步提高時，勞動力便向第三產業移動。這是由需求與效率兩個因素結合所造成的，即對一產、二產產品的需求呈不斷減小趨勢，而一、二、三產的效率呈依次升高態勢，兩者的結合導致了三次產業比例關系的變化。背離這一規律，各產業之間和產業內部各門類之間不能實現均衡、協調發展，極易導致各類要素資源配置失衡、利用效率低下，使得經濟增長的基礎變得脆弱，發展出現大起大落。目前，發達國家和我國一些先進城市的第一產業比例在5%以下，第二產業在40%左右，第三產業在50%以上，有的甚至達到60%。而2002年我市的三次產業結構為9.6:50.4:40，一產比重過高、三產比重偏低的問題比較突出。今後應在提升一產內部結構的同時調減一產比重，加快發展第二產業，努力增加三產的比重，做到三次產業協調發展。我市有500多萬農村人口，調減一產比重並不是單純地壓縮規模，而是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合理配置勞動力等要素資源，優化農村經濟結構，為二、三產業發展拓展更廣闊的空間。我市目前人均GDP為2565美元，正處於工業化中後期、加速起飛的階段，必須進一步發展製造業，重點是重化工業和高新技術產業，扭轉結構過「輕」過「低」的局面。增加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的比重，並通過中介產業的發育，在更廣泛的領域為工農業發展創造條件。
二、骨幹突出。一個城市的經濟體系中如果擁有若干規模大、實力強、科技含量高、效益佳的骨幹行業和企業，就會對地方經濟的發展起到重要的支撐和帶動作用。產業的成長有賴骨乾的支撐，骨幹行業、骨幹企業對一個城市的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它們以大規模的產能提升整個城市的經濟能級，大規模的利稅壯大城市綜合實力，較強的科技創新能力推動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是提升城市產業結構和檔次的主導力量。著名經濟學家邁克爾·波特指出，絕大多數國家成功的產業都是由企業集群組成的，在企業集群內，企業的合作與適度競爭是該集群內單個企業與整個企業集群保持活力與競爭優勢的決定性因素。我市目前的「十大」企業集團佔全市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比重近40%，實現利稅佔50%左右；「九五」期間確定的六大支柱產業產值佔60%，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力軍。但是如果站在全國乃至世界的范圍來審視，我市的骨幹企業規模偏小、骨幹行業「點高面低」，尚無一家企業進入世界500強，產品銷售收入過百億元的企業只有三家；整體效益不佳，百元產值利潤率僅在15個副省級城市中列第13位，缺乏整體競爭力強的行業，對少數優勢企業的依賴較大。有鑒於此，今後應在繼續扶持「十大」集團，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向世界500強進軍的同時，迅速提升「十強」企業，並積極培育後備企業，形成梯度發展的良性格局，努力增強大企業持續發展能力。通過制定合理的產業政策，搞好環境建設，培養專業人才等措施，集聚大批優勢企業，著力培育企業集群，形成一批具有帶動、示範作用的骨幹行業，使經濟體系的發展具有持久、多元的支撐力量。
三、特色明顯。城市經濟的產業結構、重點產業和產品必須具有鮮活的個性和特點，才能培育差異性優勢，在激烈的區域競爭中搶佔先機。縱觀我國產業結構調整歷程，各地在經濟結構上追求大而全、小而全，戰略主導產業定位不清晰，造成產業結構雷同，重復建設嚴重，經濟效益低下，教訓相當深刻。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立足自己城市的實際，用自身鮮活的個性和特色來標定城市經濟發展的重點，根據產業的成長性和市場需求的前景確定戰略主導產業。特色就是優勢，特色就是競爭力。作為發展中國家及其城市，發展特色產業和強勢產業，是實現後發優勢、搶佔世界經濟戰略制高點的最佳路徑選擇。我市確定的發展港口、旅遊、海洋三大特色經濟，建設電子家電、石油化工、汽車機車船舶集裝箱製造、新材料四大工業基地，既是我市的特色產業，也是骨幹產業。今後要堅持「以港興市」戰略，著力推進北方國際航運中心建設；大力發展旅遊業，把青島建成世界著名海濱度假城市；充分發揮海洋科研優勢，加快科研成果產業化步伐，把青島建成我國著名的海洋科技產業城。抓好大項目是建設四大工業基地的關鍵，要落實責任、全力推進，盡快形成各具特色、在國際國內佔有重要地位的生產基地，力爭生產能力、創新能力和市場份額、出口規模位居全國前列。
四、融入世界經濟循環。沿海開放城市的經濟發展，必須通過國際市場配置各類生產要素、參與國際產業分工、在全球范圍營銷，不斷提高經濟體系融入世界經濟的緊密度，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獲得更多的利益。當前，經濟全球化已經成為席捲世界的浪潮。它表現為生產、分配、消費、市場、投資與貿易、科技等各個領域的全球化，已經成為推動經濟社會進步和擴大交易利益的主要力量。投資、消費和出口是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應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挑戰，抓住全球范圍經濟結構調整步伐加快特別是製造業轉移和我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有利時機，盡快融入世界經濟循環，有利於我們吸引更多的國際資本前來投資，有利於改變和提升我們自己的消費結構和消費水平，進一步擴大消費，有利於我們的產品和企業直接走進國際市場，擴大出口規模，從而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我市作為沿海開放城市，迅速融入世界經濟循環，對於實現建設特色鮮明的現代化國際大城市的目標，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長期以來，我市一直把對外開放作為經濟發展重中之重，2002年外貿依存度已達92.2%（在地原則），實際利用外資累計超過120億美元，吸引了5300多家外商投資企業在青生產經營。但與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區相比，對外開放的規模和質量還有很大差距，特別是缺乏產業龍頭項目，缺乏世界著名的跨國公司，尚未形成在國際具有重要地位的製造業中心。今後的首要任務就是進一步擴大招商引資，引進更多的世界知名企業，引進更多國際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及專業人才，提高技術創新水平，努力建設現代化的製造業中心，在世界產業鏈條中成為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同時要構築起牢固的城市經濟安全體系，防範和化解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沖擊。
五、資源消耗遞減。21世紀經濟的發展，不能再走大量消耗自然資源的老路，自然資源消耗的成本在最終產品成本中所佔比重應不斷下降，知識、智力在成本中的比重不斷增加。傳統的依靠資源、能源的高投入、高消耗為特徵的粗放型經濟增長，必然受「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的影響，導致生產成本不斷上升，經濟效益和競爭力不斷下降，最終難以實現可持續發展。針對這一問題，世界各國政府在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時，都主動遵循「非對稱性零增長」理論，盡快有序地通過實現三大「零增長」，達成可持續發展的三大目標，即實現人口數量和規模 (自然增長率)的「零增長」，同時實現人口質量的極大提高；實現物質和能量消耗速率的「零增長」，同時實現社會財富的極大提高；實現生態和環境惡化速率的「零增長」，同時實現生態質量和生態安全的極大提高。因此，要構建可持續發展的經濟體系，必須按照「實現物質和能量消耗速率零增長」的要求，逐步遞減經濟發展中的資源消耗，在經濟增長方式上盡快實現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這種轉變的實質是減少有形的物質投入，增加無形的知識、智力投入。當前知識、智力已經成為比原材料、資本、體力型勞動力更重要的經濟因素，例如美國微軟公司，每年只需推出幾種軟體產品，裝入造價低廉的光碟、磁碟中，一張就可賣到數百、數千元，其產品成本絕大部分是由知識型勞動力成本、核心技術研發成本構成的，具有極高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青島要構建可持續發展的經濟體系，今後要突出抓好科技創新，大力發展知識經濟，實現電子信息、生物、新材料等高新技術的產業化；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工業，提高生產要素的利用效率，提高資本的運營效率，提高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抵消和克服投資的邊際效益遞減；通過教育和職業技能培訓，不斷增值人力資本，提高全社會的勞動生產率。
六、環境發展同步。在經濟發展的同時絕不能以犧牲生態質量和環境質量為代價，必須實現經濟與自然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20世紀西方工業文明帶來了全球性的資源危機、生態破壞和嚴重的環境污染，已經成為制約經濟社會發展、威脅人類自身的難題，並呈加劇的態勢，這也是傳統工業化進程中帶來的重大問題之一。環境不可交換、買賣，對環境的破壞難以逆轉，環境的再生代價巨大。如果不顧對生態環境的破壞，片面強調經濟發展，最後勢必會使一個地方喪失基本的生存和發展環境條件，一時的經濟增長最終也會停滯甚至倒退。更何況，在當今國際社會高度重視環境問題的大背景下，國際經濟貿易中的「環境壁壘」日益森嚴，如果我們不能實現環境發展同步，就無法融入世界經濟循環，同樣會對構建可持續發展的經濟體系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因此，我們必須按照「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要求，堅持經濟建設與環境保護同步，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改善生態質量，防止長期性的生態退化，改善環境質量，防止短期性的環境污染，避免走「先污染後治理、先開發後保護、先破壞後恢復」的老路。按照「環境發展同步」的要求，我們在推進現代化建設中，應當堅持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協調，經濟資本與環境資本並重，實行環境與發展綜合決策，結合產業結構戰略性調整，誘導環境友好型項目和產業群的建設，從開發和建設的源頭控制破壞生態；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和綠色經濟，實施清潔生產、「零污染」排放，倡導綠色消費；建立反映環境價值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完善環境保護法規和政策體系，加大執法力度和環保投入，加強城市環境綜合整治，實現經濟與環境同步發展。
七、大中小企業分工有序。在經濟體系中，大型企業與中小企業要形成分工合理、協作緊密的良好局面，共同促進國民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在一個成熟的地方經濟體系中，大企業的作用是「1+3」，一方面為政府提供主要稅收來源，另一方面成為集聚優勢產業、集聚高新技術和招商引資的平台；中小企業的作用是「1+1」，一方面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另一方面為大企業提供配套服務。大企業和中小企業定位不同，但都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二者缺一不可，不能互相替代。目前我市大企業發展勢頭良好，但大量的中小企業產品單一，科技含量低，導致市場競爭力弱，效益不佳。據統計，我市規模以上中小企業個數占總數的88%，從業人員佔58%，但利稅總額僅佔29.5%，虧損額卻佔到56.2%，中小企業與大企業以及中小企業之間，合理有序的分工協作局面尚未真正形成。中小企業發展質量低，勢必對全市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造成不利影響，制約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此，今後在積極發展大企業的同時，必須大力扶持中小企業，一方面要通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推進技術進步，拓寬融資渠道，加強信用體系建設等措施，使中小企業向「專精特新」方向發展，形成在一些特殊產品、特定領域的獨有競爭優勢，不斷做大做強；另一方面，要積極引導優勢企業集團在技術、人員培訓上對中小企業予以指導、扶持，在大中小企業之間建立密切的分工協作關系，培育產業鏈條，形成良性互動、共存共榮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