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如何影響個人收入

㈠ 經濟對個人有什麼影響

在1999年出版的《中國發展報告：社會與發展—中國社會發展地區差距研究》第4章中，胡鞍鋼博士(1999a)使用回歸分析技術，根據我國30個省區市1979-1994年的有關數據（共16×30=480個樣本點），測算了發展的初始條件（即1978年的人均GDP）、區位條件、基礎設施、資本投入、人口增長、人口質量等因素對經濟增長（用人均GDP增長率表示）的影響。在4個多元回歸方程中，人口增長率作為自變數之一，其回歸系數均為負值，在-0.59至-0.36之間，於是得出結論：人口增長率每降低1個千分點，人均GDP增長率可提高0.36～0.59個百分點，並進而推論：「人口自然增長率只要降低幾個千分點就會明顯促進人均GDP增長」（胡鞍鋼，1999b）。這個結論隨即被大量引用（如田雪原，國家計生委《西部大開發中的人口與發展問題研究報告》等）。

我們試用1998年的數據來檢驗上述結論。1998年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比1997年下降0.53個千分點（註：從1997年的10.06‰下降到1998年的9.53‰。），那麼，根據上述推論，1998年的人均GDP增長率應比1997年有所提高（1998年固定資產比1997年增長13.9%）。但實際情況是，按可比價格計算，1998年人均GDP增長率為6.7%，反而比1997年下降了1個百分點（註：1997年人均GDP增長率為7.7%。）！由此看來，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絕非如此簡捷明了，更不會「立竿見影」。胡鞍鋼博士的上述結論值得商榷。

2 經濟學理論的「矛盾」

作為一種強有力的定量分析手段，回歸分析應該以定性分析為先導，回歸分析的結果也應該用正確的理論來解釋。在發現人口增長率對經濟增長的回歸系數為負數後，由於胡鞍鋼博士沒有分析二者之間內在作用的因果關系，因而從經濟學的意義上看，所得出的結論缺乏說服力。

迄今為止，人們對人口與經濟關系之間的研究還很不充分，對人口增長如何影響經濟增長的內在機制（及作用幅度與方向）還沒有達成共識。關於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理論分析，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大類型，即馬爾薩斯派和反馬爾薩斯派。

馬爾薩斯派的主要觀點是，人口增長會導致勞動生產率降低，生態環境退化，社會總儲蓄減少（率下降），從而不利於經濟增長。盡管技術進步速經濟增長，但是，如果人口無限制地增長下去，那麼，技術進步的步伐將最終趕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從長期的觀點看，人口增長阻礙經濟的增長。

反馬爾薩斯派則認為，人口增長可能在短期內會不利於經濟增長，但從較長的時期看，人口增長將最終促進經濟增長。首先，人口增加將增加勞動力供應，增加人口密度，人口壓力的存在將激發技術創新，推動經濟發展。第二，「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較多的人口可能產生更多的知識與技能，科技進步正是經濟發展的動力來源。第三，人口多也是資源優勢，較大的市場規模必將產生「規模效應」（註：前些時候，有的學者曾在某大報上著文，強調人口多對我國當前擴大內需的積極作用。）。

3 統計方法應用的「陷阱」

統計分析，尤其是基於不同時期不同地區數據（所謂時間序列橫截面數據）的分析充滿了「陷阱」。

在胡鞍鋼博士的回歸分析中，有一個潛在的基本假設條件：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單向的，人口增長本身不受經濟增長的影響（註：用計量經濟學的術語講，人口增長應該是一個外生變數．在以經濟增長為因變數，以人口增長（及其他變數）為解釋變數（或自變數進行回歸分析時，由於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的作用是相互的，得到的人口變數的回歸系數必然是有偏估計，不能反映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真實影響。）。很顯然，這個假定靠不住。人口與經濟的關系是雙向的，人口增長必然要受到經濟增長的影響，並最終取決於經濟增長（註：例如，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國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經濟發展嚴重受損，人口增長率因此急劇下降，甚至負增長。），人口自身的生產必須與物質資料的生產相適應。因此，把人口增長作為自變數，把經濟增長作為因變數，進而計算得到的回歸系數是不正確的，不能正確反映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作用的方向與強度。因此，胡鞍鋼博士的4個回歸方程並不必然支持「人口增長率每降低1個千分點，人均GDP增長率可提高0.36-0.59個百分點」這個結論。

從統計學的意義上講，任何兩個變數在數量上的變化都可能呈現某種「相關」的關系，但如果不對這種「關系」的內在作用做認真科學的分析，很可能導致錯誤的結論。「規律性的現象」並不就是規律本身！「相關關系」不等於「因果關系」。試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改革開放以來，教師收入增長很快，環境污染也越來越嚴重。教師收入與環境污染這兩個變數之間並無必然聯系。但是，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就進行回歸分析，那麼就會得到教師收入增長不利於環境保護的荒唐結論。

4 統計水分的「迷霧」

統計數據存在系統誤差，使分析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十分困難。

由於種種原因，特別是體制方面的原因，我國的人口統計數據和經濟統計數據與實際情況均存在較大誤差。據估計，計劃生育統計報表的水分約為30～40%。有人認為，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出生和人口增長數據可能還存在一定的漏統。

與人口統計數據相比，經濟統計數據的水分更大。據2000年2月3日的《中國經濟時報》，連續兩年獲湖北省「十強縣市」的丹江口市的經濟統計數據水分極大（見下表），GDP和鄉鎮產值高報幅度分別在100%和160%以上。毋庸諱言，這種虛報經濟增長指標的現象在全國非常普遍。

表1 湖北省丹江口市經濟數據統計水分

附圖{圖}

說明：「1998年統計水分」的計算中有一個假定，即：1999年有關經濟指標的實際值與1998年相同。如果1999年經濟有所增長，那麼，實際的統計水分將比以上計算值更大。

經濟統計數據高報、人口統計數據低報，勢必人為造成（或加劇）經濟增長與人口增長之間的負相關關系。目前，我們還很難計算經濟增長與人口增長的數量關系。換句話說，即使我們能夠確定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定性關系，在計算定量關系時也沒有太大的把握。

5 實證分析的「反例」

1992年11月，為迎接開羅「人發」大會的召開，聯合國秘書處經濟和社會事務司（註：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atariat.）在巴黎召開了專家組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法國學者Blanchet運用世界各國的歷史數據做過類似的分析。

其回歸結果表明，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口增長率與人均GDP增長率出現強烈的負相關，而在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顯著聯系。雖然這項研究結果得到許多其他研究的驗證，但是，Blanchet認為，這些分析並不必然表明80年代以後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具有明顯負作用。相反，他認為，回歸系數為負，意味著增加經濟活動人口（註：總人口與經濟活動人口高度相關。）將使社會總產出下降，這很難從理論上得到解釋。因為在較短時間內，大致可以認為資本總量、自然資源的數量和質量等其他因素基本不變，勞動力的邊際生產力不可能為負值。Blanchet還用實例說明，即使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內在作用機制不變，人口增長率的回歸系數的符號和數值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一定時期為正，在另一時期為負，在某一時期甚至接近於零。

6 結論

在我國（及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控制人口增長有利於經濟發展，這一點毋庸質疑。但是，現有的研究還不能完全揭示人口與經濟相互作用的內在機制，尚不能准確反映人口變動與經濟增長有關指標的數量關系。正如一些學者（註：如Srinvasan;Johnson and Lee。）所指出的，目前所完成的研究經常出現樣本有限、數據質量不佳、定性分析失當、定量分析欠妥等問題，對發展中國家及地區人口增長率下降的後果（如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的研究還很不夠。因此，從提高人均GDP的願望出發，提出人口增長的控制目標，是不合適的。

胡鞍鋼博士的這項研究是一次非常有意義的嘗試，我們願意與胡鞍鋼博士一道，繼續探討我國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的相互關系。

後記：在本文剛剛完成後，我們看到了西部某地計生委的一個立項報告。該報告說明項目實施後，每年可使當地的人口增長率降低2個千分點。因為「人口增長率每降低1個千分點，人均GDP增長率可提高0.36～0.59個百分點」，所以，控制人口增長可以使當地每年的GDP至少增加xx億元（這個GDP的增加值＝人口增長率下降幅度×0.36×總人口）。未來幾年，這個地區的人口增長率仍有下降的空間，但GDP是否能增加xx億元，我們期待著結果。

㈡ 中國經濟發展對你個人的生活及就業有什麼影響

經濟在高速擴張期，大家做什麼都是賺錢的。充分就業，工作特別好找，生活壓力不大。錢也好賺。如果經濟進入停滯，首先導致失業率上升。生活成本上升，壓力山大。

㈢ 中國經濟開門穩來之不易，疫情對我們個人的經濟情況有哪些影響

中國經濟開門穩來之不易，疫情對我們個人的經濟情況有以下影響：

一、收入降低

相信自新型冠狀病毒一脈，不僅是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受到了嚴重的影響，每一個公民的經濟狀況也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尤其是一些從事旅遊行業或者服務行業的人員，他們的收入則是出現了斷崖式的下降。另外由於疫情的原因，很多工廠無法正常開工，許多行業無法正常的進行生產，就會導致這些相關的從業人員沒有收入或者被裁員收入直接降低。

受疫情的影響，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都會出現一個大幅度的下降。而這種下降會保持較長的時間，它的影響也是非常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