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簡述經濟增長的源泉（1）創新（2）技術（3）勞動
傳統經濟學認為資源和技術是經濟增長的源泉。但正如庫茲涅茨1971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後的演講中所說的:「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可表述為在一個長時期內為其居民提供種類越來越多的經濟物品的能力。這種日益提高的能力基於不斷進步的技術,以及所要求的制度上和意識形態上的調整。」可見,經濟增長的源泉,不僅來自資源稟賦、技術進步,制度因素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那麼三者作用的邏輯次序究竟是什麼樣的呢?本文的目的就在於通過對三種理論的梳理,闡明三種要素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我們認為每一個後起的觀點或者理論都是對前一觀點的進一步的補充和發展,而不是簡單地否定,且反映了經濟增長理論的內在的發展邏輯和由宏觀向微觀向更加精細化和具體化的演進的客觀趨勢。
一、從古典經濟學家到哈羅德一多馬:資源稟賦觀
古典經濟學家顯然沒有忽視經濟增長問題。亞當.斯密(Adam Smith)對分工在財富增長中重要性的洞察,以及他賦予節約的重要意義就反映了這一點。斯密在其經典著作中談到,經濟增長的源泉有兩個,其一是勞動生產力的提高(技術);其二是勞動數量的增加(資源稟賦)。所以經濟增長問題從一開始就是基於技術和資源的。當然,斯密論述的是國民財富的增加,與經濟增長還有一定的區別,但這種區別顯然不是本質上的。
哈羅德-多馬首先在凱恩斯的通論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不同以往的增長理論,試圖解釋充分就業條件下導致國民收入和勞動供給增長的因素。新古典的生產函數在假定土地供給不變的條件下將產出看作是勞動和資本的函數。哈羅德一多馬則進一步地假定技術和制度條件不變,把勞動生產率僅僅看作是資本供給的函數。這樣,經濟增長的源泉就由原來的以勞動為主轉向了以資本為主。這當然是與當時的資源稟賦的豐裕程度有關的。他們的增長理論所不能解釋的一個問題是:如果勞動、資本以及土地供給在不同的國家或不同的時期相等的話,那麼為什麼單位資本產生的財富會在某個國家或某個時期高於另一個國家或另一個時期呢?
總的來講,無論是古典還是早期新古典的分析方法,考慮的都是經濟增長中土地、勞動和資本這三種非制度的資源稟賦之間的相互作用。因此,哈羅德與多馬在他們所討論的跨期的經濟增長問題上,認為經濟增長的源泉是勞動和資本供給的增長。通過將增長建立在勞動和資本供給上,哈羅德與多馬採用了經濟增長的資源稟賦觀點。但是,他們的資源稟賦觀點是相當狹隘的,這表現在兩個方面:(1)將資源稟賦僅僅局限於土地、勞動和資本三種資源,而沒有將其他對經濟增長同樣重要的資源考慮進來;(2)未能考慮技術與制度條件,以至於在三種資源不變的情況下無法解釋經濟增長。而經濟學家們意識到制度和技術上的差異很有可能可以解釋上述問題,因此隨後的理論發展就是圍繞這兩點不足展開的。隨著對經濟增長源泉的探索,首先得出的是對技術條件的修正。
二、技術決定論的沒落
技術決定論雖然是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發展到後期才被明確提出和發展起來的,但是卻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
馬克思比他同時代的學者更為深刻地洞見了技術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他將發明看作是一個社會進程,在馬克思的體系中,階級斗爭反映了經濟制度的演進與生產技術之間的不斷的沖突。而且馬克思相信,生產方式的變化(技術變遷)為生產關系的變化(制度變遷)提供了更為動態的力量。凡勃倫更是將技術視為經濟進步與增長的動態因素,而制度是靜態的因素。在凡勃倫的體系中,正是動態技術與靜態制度之間的沖突導致了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這明顯與馬克思的觀點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隨著哈羅德和多馬的著作而產生的對新古典生產函數的經驗調查,開始揭示出資本和勞動的供應不足以解釋總生產率的趨勢,以索洛(Solow,1957)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家,紛紛對新古典生產函數進行修正。
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強調總生產函數與經濟增長的一致性。在生產函數理論中,假定資本與勞動的投入比例是可以變化的,而且生產要素之間存在著替代關系(技術變化)。索洛認為,總產出的增長比土地與勞動供應的增長更快。因此,經濟增長存在其他的源泉。在此基礎上,索洛宣稱技術變化是一個重要但受到忽視的變數,且技術變化可以解釋經濟增長。
此後,經濟增長的技術決定論風行一時。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初,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理論受到廣泛的關注,人力資本中的技術含量被認為是比資源稟賦更為重要的促進經濟增長的因素。到了20世紀70年代後期,科學技術在經濟增長的作用更是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更多的經濟學家開始把經濟增長的源泉歸結為技術的進步與創新。
但是波蘭依在分析工業革命的原因時形成了一個不十分有力的傳統,即他們主張制度變遷(而不是技術變遷)是經濟發展的動態原因。按照這一線索,道格拉斯.諾斯對1600年-1850年間世界海洋運輸業進行了實證研究。諾斯發現,在此期間,世界海洋運輸業並沒有發生類似輪船代替帆船的重大的技術進步,但這期間海洋運輸業的生產率卻有了很大提高。諾斯的研究結果表明,僅僅是由於海洋運輸業變得更安全和市場制度變得更為完善,就導致了這種提高,而不一定要技術進步。因而,經濟增長的真正根源並非技術進步,而是技術進步背後的制度創新或者變遷。
三、諾斯制度決定論及其邏輯循環悖論
1.制度決定論
諾斯是從探索技術創新的根源中追溯出制度因素的。與索洛等技術決定論者一樣,諾斯試圖用技術變遷來解釋經濟增長,並將技術看作與「普通投資」不同的要素。與一般學者不同的是,諾斯並沒有將研究停留在技術層面,而是試圖找出技術變遷的深層次的原因。
根據這一思路,諾斯批判了以往經濟增長的技術決定論者,認為他們僅僅將注意力集中於技術變化本身,而忽略了對導致技術進步的原因的研究。諾斯提出,技術進步要麼來源於市場規模的擴大,要麼來源於產權制度的完善,而不完善的產權制度更是技術變化緩慢的根源。這兩種限制技術進步的原因從本質上講具有很明顯的制度特徵,市場規模的制度特徵相對較小,但在新制度經濟學的范疇裡面,市場被看作是組織交易的制度安排,那樣的話,市場規模也就具有了某種制度特徵。
諾斯的工作對技術進步的根源做出了說明,從而將經濟增長的源泉向前推進到了制度層面。他的理論的邏輯是,技術內生於制度,有效的制度及相應的產權安排,能夠保證創新活動得到最低限度的報酬,形成技術進步和運用先進技術的激勵,進而推動社會發展和經濟增長。諾斯(1994)對產權制度的重要性做了如下闡述:在過去,人類一直都在發展新技術,但進程緩慢又時有間斷,主要的原因在於發展新技術的動機是零散出現的。通常,創新被無代價地抄襲,發明人或創新者得不到任何補償。
諾斯和托馬斯將西方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歸結為在人口相對於稀缺資源賦予的壓力增加時,那些支配產權規則的制度發生了變遷。按照諾斯和托馬斯的觀點,只有當經濟組織是有效的時候,經濟才會發生增長。有效的經濟組織可能要求產權的修正,以便減小創新活動中私人和社會收益的差別。對於制度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經濟發展的歷史從來不缺少例子。在其他方面,如資源稟賦相近的國家,產權制度的不同對於經濟增長的差異有很大的影響,如在16、17世紀,法國和西班牙由於分配與政治的原因而保持原有的產權制度付出的代價是相對於英國和荷蘭喪失了更高的經濟增長率,而後兩個國家在經濟上的快速增長,則主要歸因於其有效的產權制度安排(諾斯、托馬斯,1998)。
2.邏輯循環悖論
根據前面的論述,似乎問題的答案是很明顯的。制度是自然而然的經濟增長的源泉。因為,從表面上看,資源稟賦、技術進步和制度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是不屬於同一個層次的。制度一般屬於組織范疇,而資源稟賦和技術則只是在生產階段起作用,因而前者先於後兩者,是更根本的東西。另一方面,從深一層次來講,制度創新的目的就是為了使技術創新更有效率,使技術得到更充分有效地利用。
然而問題並非如此簡單。首先,當我們把經濟增長的源泉定義為制度時,我們卻犯了與此前的經濟增長理論同樣的錯誤,忽視了制度問題的另一個側面:即制度從何而來,因何而變?很明顯對制度安排的解釋必須求諸於非制度因素。
其次,諾斯的經濟增長制度決定論本身存在著邏輯循環悖論。前面我們提到,諾斯在解釋技術進步的原因時,提到兩個制度因素:市場規模與產權制度,認為巨大的市場規模與完善的產權制度是技術進步的首要因素。但是要看到的是,根據諾斯的理論,市場規模的擴大,是由於運輸成本的下降,而運輸成本的下降又根源於技術創新,這樣一來,諾斯的邏輯就相當於是用技術變遷解釋技術變遷了。至於產權制度與技術變遷,拉坦應用他對技術變遷的研究方法來研究制度變遷,將諾斯的理論推進了一步。他認為,制度變遷不僅是諾斯討論的對更為有效的制度績效的需求所引致,而且也是技術進步的結果。導致技術變遷的新知識的產生是制度發展過程中的結果,技術變遷又反過來代表了一個對制度變遷需求的有力來源。
因此總的來講,對制度變遷的需求的轉變,是以下兩方面的非制度因素所引起的:其一,根據諾斯的理論,資源稟賦的變化,將導致要素相對價格的變化,相對價格的變化進而對制度和技術的變遷形成壓力。因為,相對價格的變化將導致制度變遷的成本和收益的變化。其二,技術變遷也會使制度安排的變化變得更為有利,比如技術創新導致市場規模的擴大,會改變特定製度安排的收益和成本,從而也產生制度變遷的壓力。
四、小結:用三者之間的互動關系解釋經濟增長
根據前面的對資源稟賦論、技術決定論與制度決定論的論述,我們得出結論,單獨依靠哪一個理論都無法完整的解釋經濟增長。因此,我們在對三個理論進行梳理之後,提出一個折衷的理論框架來解釋經濟增長:即用資源稟賦、技術與制度三者之間的互動關系解釋經濟增長。
1.資源稟賦與技術、制度的互動
導致經濟增長的因素如前所述可以歸納為三個:資源稟賦、技術與制度。那麼,在經濟發展的不同時期和階段,三個要素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在經濟發展的初始階段,資源稟賦的作用就比技術和制度要大,因為技術和制度在這一階段還是不明顯的。
資源的初始票賦與過去的人類行為無關,不能被看作是制度安排,因此是一個真正的解釋經濟增長過程差異的外在的因素。然而,一旦經濟開始持續增長,初始稟賦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力就開始減弱。諾斯在論述海洋運輸成本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時,就提到,運輸成本的下降,使得原本資源缺乏的國家,如日本也可以開始迅速的經濟發展過程。當然,資源稟賦的作用永遠不可能完全消失。
土地價格相對於勞動力價格的提高誘致了用於減少對土地的無彈性供給所導致的有制約的生產技術變遷,同時也引致了能更准確地定義和配置土地的產權制度的變遷。勞動力相對於土地的價格的提高,導致了能使資本替代勞動的技術變遷,同時也導致了能增進代理人生產能力並增進工人對他自己的就業條件進行控制的制度變遷。
2.技術對資源稟賦、制度變遷的促進
由技術變遷所釋放的新的收入流確實是對制度變遷需求的一個重要原因。現代信息技術進步對包括生產方式、交易方式、決策方式、管理方式等內在的社會經濟制度結構和運行機制的廣泛影響代表了技術進步對制度變遷作用的又一個重要方面。
由技術變遷所形成的新的收入流以及制度效率的收益引致了對資源的相對需求的變化,從而導致資源的相對價格的變化。形成技術變遷的動力,在另一個方面形成制度變遷的動力。科學與技術知識的進步降低了由新技術進步所形成的新收入流的成本,同時社會科學及有關專業的知識的進步降低了由制度效率的收益所形成的新收入流的成本。
3.經濟增長:三者之間的互動關系
資源稟賦、技術和制度的進步及其相互作用是現代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根本保證,三者不可偏廢。經濟增長的源泉問題一直是理論界爭論的焦點,且一直都沒有定論。本文認為,對於經濟增長貢獻而言,三者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可以說都是經濟增長的源泉。關鍵的問題是,這三個源泉之間的邏輯關系、互動關系。因此本文的結論和用意是顯而易見的:資源稟賦、技術和制度三者之間的匹配情況決定的經濟增長,決定了經濟的繁榮與蕭條。制度因素,雖然重要,能起到激勵和刺激作用,但非制度因素同樣重要,這不僅僅是因為它們自身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更是因為它們的變化能夠直接影響到制度安排的變遷。
② 促進經濟增長的因素有哪些
促進經濟增長的因素可分為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
內部因素主要有：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科學技術進步；勞動力數量的增長和素質的提高。
外部因素主要有：相對穩定的國內環境和國際環境；符合經濟發展要求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有利於經濟增長的宏觀經濟政策，包括財政政策、金融政策、產業政策、投資政策、人口政策等。
還可以從人力資源要素、資本要素、自然資源要素和技術水平要素來分析：
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力資源要素。其經濟增長包括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兩個方面，從經濟增長數量上來看，涉及可投人的勞動力人數.及勞動工時數。從經濟增長質量方面看.涉及勞動力的受教育水平和勞動技能培訓狀況。
資本要素。即經濟增長以往生產活動中積累的廠房、機器設備等物質資產。這些資產與勞動力結合起來可以為經濟社會提供大量的產品和勞務，以滿足經濟增長人們的消費需求。同時許多資本品還是生產其他資本品的機器設備。從而提高經濟增長生產的遷回程度，提高勞動生產率。
自然資源。其包括土地、石油、礦藏、森林、水力等資源.經濟增長是整個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投人物，它是經濟增長生產各種產品和勞務的必要投人品，當然對經濟增長一國來說。它並不是經濟增長的必要投人，可以通過貿易方式從世界其他國家獲得。
技術水平。技術的發展和變化，往往最終體現在勞動力技能提高經濟增長以及各種資本品生產產品和勞務的效率上來。當前，發達國家的高經濟增長，主要是建立在經濟增長持續不斷的發明和技術創新上。
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措施有：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社會主義現代經濟體系；強化創新引領，加速轉換經濟增長核心動力；布局先導產業，培育世界級的先進產業集群；推進區域協調發展，打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城市群。
③ 交通便利是如何使經濟發展起來的
在人類文明社會早期，工具十分落後，交通工具也是如此，隨著人類社會科技的發展，古老的農業社會開始出現了馬車，牛車以及船等交通工具，這些早期的交通工具改變了人類長期以來依靠步行的交通方式，是一次巨大的飛躍。這些發明促進了古代社會的科技，政治尤其是經濟的交流與發展，促進了古代社會的文明交流與融合。
交通工具的另一次巨大飛躍開始於工業革命。18，19世紀人類進入了「科學的世紀」，詹姆斯·瓦特發明的現代蒸汽機的成型，標志著人類開類經入了新的交通發展階段，蒸汽機車，汽船發明，極大地「縮短」了區域之間的距離，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交通工具的種類大大增多，極大地促進了世界經濟，科技，文化的交流，使世界最終成為一個整體。
今天，方便快捷的交通發揮著更大的作用。展望未來。交通工具將往快捷，方便和安全等方向發展，尤其是在航天領域交通工具的發展，將帶領人類進入全新的時代。
總而言之，交通工具的發展見證了人類社會的進步，促進了世界經濟，政治，文化以及科技等領域的交流與發展，進而促進整個人類社會的繁榮進步。
④ 經濟增長的源泉有哪些
經濟增長的源泉可以歸結為兩個：一是對一個國家比較優勢的有效利用；一是對公共品的提供。
比較優勢是一個古老、同時也經常被人們忽視的概念。比較優勢產生於一個國家的要素稟賦。任何國家、任何地區、甚至是任何個人都具有獨特的比較優勢。它的廣泛存在使得社會分工成為可能。利用比較優勢最好的辦法是依靠市場。只有市場才可能擔當起對無數物品進行定價的職能，而價格是國家、地區和個人確定各自比較優勢必不可少的參數。國家對市場的干預如果扭曲了價格信號的話，就會妨礙經濟主體對自身比較優勢的認識，從而使得社會資源得不到有效的利用。過去的歷史和當前的東南亞危機都說明了這點。
但是，對比較優勢的利用離不開一個社會對公共品的積累。公共品是具有外部性的產品，即它所產生的社會收益超過了個人所願意負擔的成本。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的介入就非常必要。有效的公共品的提供需要完善的市場機制和領導機制。這要求存在一種合理的機制來規范和監督當權者的領導行為。公共品得以有效提供的基礎是全社會的通力合作，經濟的穩定和持續增長，以及充分就業和資源的正常流動。東亞各國在提供公共品方面做得很好，主要表現在它們對教育的大量投入、對社會基礎設施的重視，等等。北大的成就即是這方面的典範。
Garnaut教授所定義的公共品比一般認可的范疇要大得多。最明顯的是，他將道德的培育和社會的認同也歸入公共品的范圍。社會道德是市場得以正常運轉的必要條件；同時，社會的認同減少社會摩擦，從而增加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