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經濟如何

『壹』 供給側改革和傳統需求側刺激需求有什麼不同

最近，全國不少地方都相繼發布了一些投資計劃，一方面旨在拉動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希望借投資新興領域引領經濟升級，厚植發展基礎。不過，在供給側改革的大背景下，投資計劃也引起一些爭論。有觀點認為，既然強調供給側就說明需求側不重要甚至是過時的，因此政策的著力點應該都放在供給端。專家指出，這種觀點忽略了中國經濟的復雜性，也割裂了供給與需求相輔相成的內在聯系，是片面的。實際上，中國經濟結構轉型還需供給、需求兩端發力。

兩端發力 標本兼治

在臨床醫學中，如果兒童生病時伴隨高燒現象，醫生往往會在其皮膚上擦拭一定濃度的酒精溶液，通過酒精揮發吸收熱量來進行「物理退燒」。盡管這種「治標」的辦法並沒解決「高燒」的病灶，但卻降低了患者的痛苦程度與並發症風險，為「治本」贏得了寶貴時間。

供給側改革與需求側管理之間的關系也與之類似。「其實，供給和需求就像一個硬幣的兩面，是對立統一、緊密聯系的，不能簡單地割裂開來。具體來看，供給側改革針對的是我國經濟長期積累的結構性和體制機制問題，需求側管理在當前則主要是穩增長。因為如果整體需求不足、經濟失速，那麼即使是新興、優質的企業也會受到影響。」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張立群分析。

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經濟學系主任金煜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則指出，經濟是一個整體系統，供給側和需求側只是人為的一種劃分方式，改革中不可能只是單一側的改革。

「當前，內外部的各種沖擊讓中國經濟面臨著較大下行壓力，適當進行需求側管理，有助於為供給側改革提供必要的市場激勵，避免出現『債務通縮』現象。」金煜表示。

掌控節奏 精準定向

需求管理穩增長，投資要有好方向。如果把握不好節奏和力度，過度強調需求側管理，可能形成「強刺激」，激化經濟內在矛盾；相反，如果完全只看供給側，則有可能錯失良好的改革時機。

近期中央和各地出台的一系列投資計劃當中，「穩增長」與「調結構」並舉的態勢十分明顯。例如，國家發改委、交通運輸部提出，2016—2018年擬重點推進鐵路、公路、水路、機場、城市軌道交通項目303項，以完善我國綜合交通網路。再例如，湖南省湘潭市近日發布的投資計劃中，智能製造、商貿物流、文化旅遊、現代農業、生態環保等新經濟成為了「主打方向」。

英國倫敦市經濟與商業政策署前署長羅思義對中國投資指向基礎設施和高科技也表示贊同。他認為，相比很多發達國家，中國的基礎設施還不完善，勞動生產率未得到充分提高與此密切相關。與此同時，中國要向創新型經濟發展，資本投資就要投向更高水平的技術創新。

那麼，供需兩端政策的力度和節奏具體又該如何把握呢？對此，金煜給出了3點建議：一是准確找出經濟下行原因，使需求側管理政策精準發力；二是貨幣政策制定的原則和流程可以進一步透明，從而使經濟參與者獲得穩定的預期；三是供給側改革應該有序推動、狠抓落實，珍惜需求側管理創造的改革機遇。

平穩轉型 高質發展

事實上，去年11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首次提出「供給側改革」時，已經明確了供給側改革和需求側管理的作用和地位，即「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以說，我們就是要通過供需二者的配合，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有機統一起來，促使中國經濟社會平穩度過轉型期，以最小的代價邁入高質量發展的健康軌道。

日前，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也指出，全球經濟不景氣、大宗商品價格下跌、西方國家的超低利率和中國的產能過剩，實際上為中國增加基礎設施投資提供了機會。余永定提醒，如果在未來5年中能夠根據「十三五」規劃推進相關建設，我國不僅可以抑制經濟的進一步下滑，而且能夠為未來經濟的持續增長打下堅實基礎。

「需要指出的是，如今中國消費者對價格的關注度在下降，而對質量的敏感度卻日益升高。因此，我們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放在首要位置，就是要將經濟發展從『有沒有』向『好不好』轉變。」張立群對記者說，一方面，需求側管理穩增長關鍵在於「穩」，要遏制經濟下滑勢頭；另一方面，在需求側管理見效後必須及時加大供給側改革力度，牢牢守住「需求側管理要服務於供給側改革」這一根本方向，以免錯失機遇或出現本末倒置。

『貳』 《見證失衡雙順差、人民幣匯率和美元陷阱》pdf下載在線閱讀全文，求百度網盤雲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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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見證失衡

作者：余永定

豆瓣評分：8.7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年份：2010-6

頁數：308

內容簡介：

《見證失衡:雙順差、人民幣匯率和美元陷阱》作為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作者十多年來一直呼籲遏制中國經濟的雙順差，理順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關系，但卻並不如願。今日中美經濟關系的嚴重扭曲，使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作者當年的憂慮。《見證失衡:雙順差、人民幣匯率和美元陷阱》遴選其三十多篇代表作品，以年代為序，試圖表現作者一脈相承的見解，同時也表達了一個經濟學家敢於反思研究歷程並接受歷史檢驗的勇氣。

作者簡介：

余永定；1948年生，廣東台山人。牛津大學經濟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研究員。中國世界經濟學會會長。1998年至2009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2004年7月至2006年7月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研究領域：宏觀經濟、世界經濟、國際金融。著有Macroeconomic Analysis and the Design of Stabilization Polioy in China（牛津大學圖書館藏，1994年）、《我看世界經濟》（三聯書店，2003年）、《一個學者的思想軌跡》（中信出版社，2005年）等。

『叄』 你怎樣認識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影響,你認為應該怎樣應對國際金融危機/

第一，這是一次世界金融體系的危機。

現在有這么一種輿論，認為這次國際金融危機是美國的危機，或者把它叫做「華爾街金融海嘯」。我認為不能這樣看。雖然這次危機源於美國，而且由華爾街觸發，但是這不是一次美國金融體系的危機，而是世界金融體系的危機。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危機，我認為有三個層次的原因。

第一，從大的體系背景上說，自從上個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崩潰以後，世界的金融體系就成為一個不受約束的美元所主導的體系。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建立的「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是以美元為中心的貨幣體系，但是這個美元是受美國的黃金儲備的約束的；世界各國的貨幣都與美元掛鉤，美元又與黃金掛鉤；各國都可以按1盎司黃金等於35美元的比例向美國兌換黃金。但是，1971年由於美國經濟走弱，黃金儲備減少，無力兌現，美元兌黃金的比例開始浮動。到1976年的牙買加協議，正式終止了美元和黃金的聯系。

第二，美國經濟戰後出現了越來越大的內部失衡，核心的問題是儲蓄率過低。剛才提姆·賴特（Tim Wright）教授在演講裡面用了很多數字來說明這個問題。近年來，美國的總儲蓄率降低到接近於0 。於是，美國就利用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這個特性向全世界借錢，來維持一定的投資水平和高消費。

第三，以格林斯潘為首的美國貨幣當局在長時期內的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支持美國的資本市場。當1996年12月格林斯潘接受一些經濟學家如耶魯大學教授席勒（Robert Shiller）的的批評，在一次講演中提出美國股市存在「非理性躁動」（Irrational Exuberance，現在往往被譯為「非理性繁榮」）後，世界股價應聲而落。紐約股價也下降了2%。從此以後，格林斯潘就不再提「非理性躁動」，而是轉而採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來支持美國資本市場的繁榮，結果形成了巨大的網路泡沫。2000年網路泡沫破滅以後，美聯儲連續13次降息，而且鼓勵衍生工具的發展，放鬆對它的監管。90年代中期創造的一種衍生工具信用違約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簡稱CDS）到今年總規模已經到了60萬億美元，約為美國GDP的4.6倍，衍生產品總規模達到530萬億美元，約為美國GDP的40倍！

從短時期來看，美國經濟顯得很有活力。但實際上它所創造的大量「金融財富」只是紙面上的財富，甚至只是電腦上的一些符號，一有風吹草動，便會煙消雲散。美國的這個深層的結構問題，通過美元的發行，五花八門衍生工具的出台，通過美國金融體系滲透到世界各國，使世界金融體系中充滿了巨大的泡沫和黑洞。只要受到某種沖擊的觸發，都會引起世界金融體系的系統性危機。次貸正是觸發這一危機的引信。

第二，中國不可能獨善其身和置身事外。

現在有一種看法，認為中國經濟近來出現的困難是由「華爾街金融海嘯」，或美國金融危機這一外生原因造成的。我認為這種判斷並不準確。由於中國經濟已經深深的融入了全球經濟體系，是全球經濟體系的一部分。全球經濟體系中積累起的種種問題不可能不在中國經濟體系中有所反應。事實上，近年來人們愈來愈被中國經濟日趨嚴重的內部失衡和外部失衡所困擾。這里所謂的內部失衡，是指儲蓄率和投資率過高、消費率過低；而外部失衡，則是指國際收支的盈餘過大，人民幣升值壓力劇增。雖然中國經濟的內、外失衡和美國經濟的內、外失衡方向正好相反，卻是互為補充的。它們共同構成了當代世界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具有類似的缺陷，因而表現出某種「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特性。

從中國方面來看，事情的根源還要從中國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或者叫做經濟發展方式說起。這種從蘇聯學來的增長模式的古典狀態，是靠高額資源投入，特別是高額投資來支持經濟增長。雖然馬克思早在19世紀70年代就指出過，西方國家這種由投資驅動的早期增長模式一定會造成利潤率下降，工農大眾消費不足，並導致資本主義的危機爆發，但是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卻把它確定為「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方式和工業化道路。中國從第一個五年計劃起引進了了這種經濟增長方式。它的極端形態，1958年的「大躍進」，使中國人吃盡了苦頭。

改革開放以後，用投資拉動增長的方式並沒有得到根本改變，但維持了相當長時間的高增長而沒有出現50年代出現過的嚴重問題，這主要是得益於中國在對外開放中採用了一些東亞國家和地區戰後實行的出口導向政策，用出口需求來彌補的內需的不足。

在改革開放的早期中國農村有數以億計的剩餘勞動力需要在非農產業中找到工作崗位的情況下，利用發達國家儲蓄不足、消費旺盛的格局，採取出口導向政策向它們出口，這對中國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產生了無可置疑的積極影響。

但是，正如所有採用出口導向的國家和地區在成功地執行了這種政策十多二十年後幾乎無一例外地出現外匯存底大量積累，貿易摩擦和本幣升值壓力增加等問題那樣，中國在本世紀初也出現了類似的問題。按照經濟學的原理來說，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是進一步推進外匯形成機制的改革，實現它的市場化。東亞實行這種政策的國家和地區或多或少的認識到了這種必要性。但哪怕是認識到了，由於調整原來利益格局的困難，使這種改革很難進行。就中國而言，2003年以後，以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的余永定教授等經濟學家就不斷呼籲實現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和升值，但這種意見很難得到政府領導和大眾的認同。直到2005年7月，人民幣才開始緩慢升值。由於存在進一步升值的預期，促成了熱錢流入，更加大了人民幣的升值壓力。在升值壓力很大的情況下，中央銀行採取入市干預的辦法，大量收購外匯來抑制人民幣升值的速度。中國人民銀行收購的外匯越來越多，收購的速度在2003年年初是每天平均收購約3億美元，到了2005、2006年已經到了每天平均收購7、8億美元。今年最高點是4月，每天約收購26億美元。2006年10月國家外匯儲備達到8800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一。目前的國家外匯儲備超過了1.9萬億美元。根據「克魯格曼三角原理」（Krugman Triangle Theorem），在資本自由流動的情況下實行固定匯率，必然使貨幣政策失去了獨立性。為了收購這么多的外匯，中國人民銀行大致發行了15萬億元人民幣的基礎貨幣，形成了70萬億元人民幣的購買力。雖然人民銀行採取了一些措施去對沖，但是很難把它沖完。由於貨幣超發和流動性泛濫，使中國的金融體系中也形成了大量虛擬資產泡沫。股市和房市價格雙雙飆升。2007年11月，中國股票市場的靜態市盈率（P/E）上升到60－70倍，股票總市值33.62萬億元（現在只剩下9—10萬億元）。

第三，金融海嘯加重了中國的經濟困難。

其實，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對中國經濟造成的損害，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就已經暴露出來了。1995年中共中央全會要求在1996－2000年的第九個五年計劃期間實現從投資拉動的增長方式到效率拉動的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但是一直沒有轉變過來。21世紀最初幾年，資源瓶頸和環境瓶頸已經完全收緊，粗放經濟發展方式無法再續下去了。2003年以後，出口需求驅動造成的種種問題也日益顯現。等到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以後，各種矛盾都同時暴露出來，就使中國當前的經濟形勢顯得更加復雜和難於處理。

金融海嘯對中國經濟形成的沖擊，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第一，在中國金融體系中存在大量泡沫的情況下。金融海嘯一爆發，美元資產減值，或美國公司回救母公司使美元迴流，都會使中國金融體系中的虛擬資產突然消失，使流動性過剩轉眼間變成流動性短缺。南方地區有些企業前幾天還經營得好好的，資金鏈突然中斷。

第二，我國經濟的出口依存度高達35％，當其他國家特別是占我國出口20%左右的美國市場出現衰退，出口企業就會受到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做過一個分析，他們認為美國的增長率如果下降1%，中國的出口就會下降4個百分點。

既然金融海嘯會對我們的金融體系造成這些直接、間接的各種各樣的沖擊，應該把這個困難估計得大一些，及時採取有效的對策。

第四，可以考慮的對策。

我們可以從短期和長期兩個角度去分析應當採取的對策。

短期對策

從國內看，可以考慮採取以下措施：

一是通過宏觀經濟政策的運用，努力保持市場不至於崩潰。由於虛擬財富的大量消失，資產市場崩盤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股價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中下降了70％以上，逐步釋放了泡沫中的空氣。現在更值得關心的是房地產市場。怎麼防止突然崩盤，實現安全著陸，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需要審慎對待。

從宏觀經濟政策來說，我的看法是在貨幣政策方面不宜於大幅度放鬆。當然，在流動性極度短缺的情況下為防止金融系統崩潰適當放鬆可能是必要的。但是也要防止過度放鬆。

在貨幣政策不宜於太松的情況下，可以考慮用松的財政政策來跟它搭配。此外還應該用一些不需要注入貨幣和增加市場需求的辦法來活躍經濟和防止中小企業大批歇業、倒閉。1998年面對東亞金融危機沖擊的時候，中國政府除了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如1800億的國債投資以外，還採取了一系列政策扶植中小企業：要求經貿委建立中小企業司，統籌扶持小企業的事務；同時，要求各專業銀行建立中小企業貸款的專門機構；決定銀行對中小企業貸款利率可以上浮10個百分點；經貿委和財政部還幫助各地建立中小企業信貸擔保公司。這一系列的措施不需要花多少錢，但對支持中國經濟抵禦東亞金融危機的沖擊起了非常好的作用。最近期間國務院頒布的《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對解除勞動合同各種情形所作的歸納說明、浙江把「地下錢庄」的借貸活動「翻明」、「轉正」等等，我認為都是很正確的措施。

另外，從對外政策上說，現在也有各種各樣的議論。比如說是不是應該趁此機會用人民幣去取代美元，或者是前一段時間有些國家提出來要與美元脫鉤，我們是不是也應該採取這樣的辦法，或者說是不是應該拋售美國國債。我同意一些學者的意見，覆巢之下無完卵。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各國在穩定世界經濟上有共同的利益。因此，我贊成中國政府公開表明的態度。這就是加強與世界各國之間的通力協作，同舟共濟，共度時艱。

長期對策

從長期來看，對國內經濟根本的任務還是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因為這是造成中國經濟內外失衡的根本原因。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經濟中的一些由資源過度耗費造成的問題，對於環境造成的問題，由於投資率過高、消費不足所造成的問題，以至於金融體系的問題都解決不了。我在討論「十一五」的時候寫過一本書《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抉擇》，以前出過兩版，最近根據金融海嘯以後的情況加寫了一章，把2003年以來經濟學界對這一問題的認識，特別是50人經濟論壇在2006年7月的田橫島會議上就這個問題提出的意見作了概括。

對於世界金融體系，目前最大的問題是如何改變「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崩潰後形成的由不受約束的美元所主導的金融體系，建立一個有利於各國經濟穩定發展的新的世界貨幣金融體系，有的人把它叫做 「新布雷頓森林體系」。中國應當發揮自己的作用，努力促其實現。對於應當建立一個什麼樣的新體系的問題，目前有各種各樣的意見。比如說國際儲備貨幣的多元化，形成地區的儲備貨幣體系等等。有關國家應當對這些方案的利弊得失做深入的研究，進行討論和協商。我想最低限度的要求是要給美元的發行套上籠頭，置於某種國際監管之下，而不能沒有約束。

第五，根本問題在於推進經濟和政治改革，建立能夠保證持續、穩定、協調發展的體制。

前面講到，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但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問題已經提出很久了。1995年制定「九五計劃」的時候就提出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但是十幾年過去了，這個目標至今沒有能夠實現轉變。「十一五」在這方面提出的變革方向、要求採取的實際措施是正確的，可是轉變進行得並不是很順利。主要的問題在於實現這一轉變存在體制性的障礙，其中最重要的障礙，就是各級政府仍然掌握了過大的資源配置權利，使政府官員能夠運用這種配置權力，投入大量土地、資本等資源來營造所謂「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等政績目標。

為了實現產業提升，一方面需要對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行業和企業進行某些限制，另一方面應當加快新的、具有較高附加價值的產業和企業的發展，現在看來它們的發展遠遠跟不上需要。現在對於新增長點發展緩慢的主要原因，有種種不同的說法。有人說中國技術人才不足，中國人創新能力差，不具備這方面的比較優勢，產業提升還不現實。我不贊成這種消極悲觀的估計。雖然中國技術人員總人口中的比例還不高，但是因為中國人口基數大，改革開放以來教育事業有了很大量上的擴張，因而受過高等教育的科研和技術人員的絕對數早已超過美國，佔世界第一位。2007年研發經費也已經超過日本，佔世界第二位。我們在全國各地的考察表明，目前我國技術人員自主的發明為數不少，其中有些已經走到了前沿。但是這些發明的產業化，創造我們自己有國際競爭力的拳頭產業，卻步履維艱。障礙在目前這種政企不分的體制。在許多重要的領域握有壟斷權的企業壓制創新，阻礙新技術的產業化。這方面的事例所在多有，報刊上也有一些報道。不改變這種體制狀況，新技術、新工藝、新產品就很難破土而出，得到應用和發展，產業提升也很難實現。

按照「十一五」規劃，產業提升有兩條主要的路徑：一個是製造業的服務化，即從簡單加工向研發（ R & D ）、設計、品牌銷售、售後服務等服務業務的方向延伸；另外一個是發展知識含量高的現代服務業。但是為什麼服務業的發展緩慢呢？正如耶魯大學的陳志武教授所說，重要的原因是服務業較之加工製造業對制度環境的要求高得多，而我們的制度環境不夠好，首先是法治沒有很好地建立，使中國服務業的交易成本過高。

總之，中國要轉變自己的經濟發展方式，有賴於改革的推進。經濟改革、民主法治建立等改革的成敗決定了經濟發展方式根本轉變的前景。

『肆』 《中國經濟新時代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epub下載在線閱讀，求百度網盤雲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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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中國經濟新時代

作者：吳敬璉

豆瓣評分：8.8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8-2-1

頁數：464

內容簡介：

本書為中國經濟50人論壇「長安論壇」每年推出的研究中國經濟的品牌讀物，匯聚了中國經濟研究領域的*研究專家，對中國經濟各領域的深度解讀與分析，涉及新常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金融風險、匯率改革、產業政策等多個經濟熱點話題，為公眾解讀中國經濟多領域改革與政策。

書中既有對繼續推進中國經濟改革的宏觀政策分析，把脈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長期挑戰，又包含了對「三農問題」、中國製造業以及金融監管等關繫到整體經濟安全運行的具體問題的真知灼見，並在大量宏觀經濟數據的支撐下，給出了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開創中國經濟新格局的政策建議。

作者簡介：

吳敬璉，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是中國經濟學界的泰斗，當代中國傑出經濟學家，被譽為「中國經濟學界良心」。

余永定，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牛津大學經濟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博導，中國世界經濟學會會長，聯合國發展政策委員會委員。主要研究領域是國際金融、中國經濟增長和中國的宏觀經濟穩定問題。

陳錫文，中國經濟50人論壇學術委員會成員，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許善達，高級經濟師，注冊會計師。中國經濟50人論壇學術委員會成員，中國注冊稅務師協會顧問、聯辦財經研究院院長。

『伍』 經濟危機如何應對

應對經濟危機，可以分為政府、企業、個人等三個層面。
1、政府層面。主要是加大宏觀調控的力度，要保證金融市場的穩定，要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所以，這段時間以來，政府已經出台了很多政策措施來保持金融市場及整個國家經濟的穩定發展，如股市政策、樓市政策、擴大內需的政策等。
2、企業層面。主要是保證企業不破產、不倒閉，保持一定的發展速度及空間。所以，這就需要企業從自身情況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或裁員、或減產、或加大投資、或加大研發、或開拓國內市場等等，關鍵是要保證企業能夠渡過這次危機。
3、就個人而言。主要是保證自己不破產。所以，就要謹慎地參與股市、樓市的交易，就要謹慎的對待各種投資，就要謹慎地對待跳槽等。

『陸』 介紹一本經濟雜志

《世界經濟》月刊創刊於1978年，由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共同主辦。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和北京高校圖書館期刊工作研究會共同主持的全國核心期刊評選中連續被評為中國「世界經濟類」78種核心期刊中的第一名，在高等院校、研究機構、政府決策部門和企業擁有眾多讀者。
2000年《世界經濟》在國內出版的經濟學期刊中率先實行雙向匿名審稿制度，得到《經濟研究》等多家刊物的響應，被《光明日報》等媒體譽為「直擊學術腐敗」，並得到學術界的高度贊揚。目前，《世界經濟》擁有將近200名審稿人，均為國內外最為活躍的中青年經濟學家。《世界經濟》實行雙向匿名審稿制度的創新和實踐推動了中國經濟學界學術規范的建立和學術評價的發展。
《世界經濟》凝聚了國內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他們最有創造力的工作就發表在《世界經濟》。20年前，《世界經濟》上就已經出現了厲以寧、余永定等經濟學家的名字，而當時他們仍然是血氣方剛的中青年。如今，《世界經濟》上更是群星閃耀，她清新的魅力吸引著眾多經濟學家。楊小凱教授生前最後一篇論文就發表在《世界經濟》。20年後，從《世界經濟》走出去的經濟學家們帶領中國經濟學進入一個全新的境界，我們滿懷信心地期待著從《世界經濟》的作者中成長出中國的第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目前，《世界經濟》設有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地區與國別研究、中國經濟、資本市場、綜述等欄目，全方位追蹤國際學術動向，展示中國經濟學前沿。每年3月的《世界經濟》專輯特邀國內最有權威的經濟學家評點世界經濟形勢並展望世界經濟的發展趨勢，剖析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發展中的熱點問題。
《世界經濟》的主編為著名經濟學家余永定教授。余永定教授在牛津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中國世界經濟學會會長、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
《世界經濟》的編輯部主任為著名青年經濟學家何帆博士。何帆博士同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助理、中國世界經濟學會中青年委員會主任、中央電視台財經觀察員等職。他是經濟學團隊「博士咖啡」的核心成員並被譽為「京城四劍客」之一。

『柒』 余永定：國內經濟反彈力度有所減弱，擴張性政策不宜過早退出

3月27日晚，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與歐洲50人論壇（Euro 50 Group）、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共同主辦「中美歐經濟學家學術交流會」，主題聚焦「新地緣政治環境下的美元、歐元和人民幣」 。

CF40學術顧問、中國 社會 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在本次會議上分享了他對當前中國經濟形勢和宏觀政策的看法，核心觀點是：

去年二季度開始，中國經濟增速出現了強勁的反彈，但目前反彈力度有所減弱，同時2021年中國經濟的財政貨幣政策趨於收緊。由於消費暫時還不足以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因此基建投資仍應當繼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不宜過早退出。

余永定認為，對於當下中國來說，經濟增長仍然十分重要。中國不需要過度關心通脹，泡沫可以用其他手段抑制，但是金融環境的脆弱性會因為經濟增長速度不足而加劇。創造就業也應當以經濟增長為基礎，財政貨幣政策的首要任務應當是促進經濟增長。

本文由CF40秘書處翻譯整理，轉載請註明出處。

中國經濟在疫情導致的戲劇性下跌之後，已經出現了相當強勁的反彈——2020年中國經濟年增長率達到了2.3%，這個增長速度遠遠超過很多其他國家。

盡管這樣的經濟表現讓人滿意，但是 2020年底也出現了一些經濟反彈力度減弱的跡象 ，例如：去年12月消費領域的增長速度相比11月已經有所減弱，固定資產投資領域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固定資產投資可以被分解成三個部分：房地產投資、基礎設施投資、製造業投資，這三個領域的投資力度在2020年最後幾個月均有減弱的跡象。

由於2020年的低基數，市場預期2021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速將會到達雙位數。 但這並不一定意味著中國經濟已經充分發揮了增長潛力。 可以預期，由於2020年經濟自第二季度以來的改善，中國經濟在2021年的後三個季度中將會逐漸下降。

圖1 中國經濟消費領域同比增長情況

圖2 中國固定資產投資領域同比增長情況

2021年中國經濟增速目標為「6%以上」。我們不知道潛在的上限是多少，但可以肯定，如果僅為6%，則明顯低於市場預期。事實上，如果同2020年相比，2021年GDP全年同比實際增速為6%，就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速還並未回歸疫情之前的正常水平。

相比2020年，今年財政政策基調強調回歸常態，貨幣政策也比2020年更加謹慎。政府並不想啟用強勢的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其原因可能在於：第一，政府擔心擴張型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會放大金融環境的脆弱性。第二，政府希望為未來的風險保留政策空間。

從數據來看，同2020年相比，2021年中國財政政策會有一定的收緊：公共預算支出減少的同時，公共預算收入會增加，因此，2021年中國政府的預算赤字將比2020年的預算赤字有所減少。由於今年政府已經確定了6%以上的經濟增長目標，所以可以預期，今年中國的預算赤字與GDP的比值會降低。

此外，中國的貨幣政策也並非十分寬松，從數據上看，中國的回購利率（如DR007）是傾向於收緊的，盡管收緊的幅度不是很明顯。

根據政府到目前為止所發出的種種信號，總的來看，今年中國宏觀經濟政策會有所收緊。

圖3 中國政府公共財政及政府性基金收入情況

圖4 中國政府公共財政及政府性基金支出情況

圖5 中國回購利率（DR007）

第一， 政府制定的經濟增長目標較低，餘地較大。政府制定的6%的經濟增長目標下限不足以調動經濟資源。假定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速是6%，考慮到去年經濟增長的基數較低，即便今年實現了6%的經濟增速目標， 2021年中國的經濟增速仍然在潛在經濟增速之下。

第二，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不宜過早退出 。一些國內的經濟學家擔心，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可能會帶來不利後果，所以主張盡早退出擴張性政策。我以為，即便不考慮疫情前中國經濟增速的下行壓力， 由於中國經濟處於經濟增長的恢復期（還未回到長期增長路徑），過早退出將難以消除經濟下行時期所產生的下行慣性和「磁滯」。

第三， 財政和貨幣政策的首要任務是促進經濟增長，而不是穩定杠桿率，尤其是公共部門的杠桿率 。

第四， 中國不需要過於擔心通脹問題 。事實上，目前國內的核心通脹率水平非常低。2021年2月的核心通脹率不到1%，而且在過去十年的相當大部分時間里，PPI指數一直處於負值。

第五， 中國可以用其他手段來應對資產泡沫。 政府不應該因為擔心失去對資產價格的控制而停止使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 ，政府有很多其他的手段來控制資產泡沫。

第六， 經濟增長速度不足會增加金融環境的脆弱性，而不是減少這種脆弱性 。中國在上世紀90年代末和本世紀初便經歷過這種情況。

第八， 在目前的情況下，消費難以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 。雖然政府希望能夠促進消費，引導消費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但是現在經濟增長前景還不完全明朗，居民收入的增長還不足以使他們完全消除對收入前景不確定性的擔憂。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首先考慮的還是補充、甚至增加儲蓄；消費無法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所以，為了促進經濟增長，政府需要 通過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支持基礎設施的投資 。2009年中國基礎設施投資增速在40%以上。雖然這一增速確實過高，但中國2020年基建投資的增速只有1%左右。這一增速不能不說是過低了。在實現逆周期調節時期，基礎設施投資增速高於GDP增速是普遍規律。

第九， 拉動經濟增長只靠宏觀經濟政策是不夠的。 應該同時採取多種改革措施，使所有的經濟主體，特別是地方政府，有足夠動力對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做出積極反應 。

第十， 促進中國經濟在2021年的高速增長，不僅符合中國的利益，也有利於世界其他國家。中國需要讓自己的國際收支更加平衡。但也只有使GDP保持合理的增速，才能增加進口，改善貿易平衡。

『捌』 為了實現更好更快的經濟增長，政府應該實行什麼公共政策

宏觀經濟政策方向正確
盡管目前各方對2003年以來央行採取緊縮性貨幣政策有不同評論，余永定認為2003年到現在政策的基本方向是正確的，如果有些問題的話，也是政策力度不夠。因為2003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一個基本事實是實際增長速度高於潛在增長速度，盡管關於如何定義潛在增長速度仍然是一個可以爭論的問題，但就大家達成的共識來看，這是一個比較明顯的事實，尤其是2007年差距最大。這種形勢下實行適度從緊貨幣政策是理所當然的。
中國經濟增長特點和短期經濟波動原因
中國經濟增長有兩大引擎，一個是對外出口，增長速度非常快，另外一個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也非常快，這兩項在2007年對GDP增長的貢獻超過了60%。從歷史數據看投資和凈出口變動相對於GDP變動都很大，如果一個經濟中對經濟增長貢獻最大兩塊都極為不穩定，而且這兩塊變動的方向都一致，那麼這個經濟就容易產生比較劇烈的波動。換句話說，消費相對來說是比較穩定的一個變數，所以如果消費在GDP中的比例很低，而固定資產投資和凈出口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很大，那麼經濟自然就會產生強烈的波動。
有些學者認為，之所以現在經濟增長速度下滑是由於央行採取了過度緊縮的貨幣政策。余永定教授認為貨幣政策在什麼時候轉變以及轉變力度如何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但是他認為將今年八、九月份以來經濟增長率的急速下降歸結為我們過去採取了從緊的貨幣政策是有失偏頗的。
以鋼鐵行業為例，從實際數據可以看到，中國鋼鐵的急劇下降和全世界經濟增長速度的急速下滑是密切相關的，十月份中國鋼產量減少了23%，鋼產量由6月份的4700萬噸下降到3600萬噸，波羅的海乾散貨指數也急劇下降，這充分說明了鋼產量下降與外需下降密切相關。更直接的例子是鋼產量的減少到底由哪個因素決定，數據顯示9月份減少鋼產量的53%直接來源於鋼鐵出口的減少。另外，除了直接出口的減少外，還有間接出口的減少，因為鋼鐵要用在集裝箱業，船舶製造業，這些行業的出口需求的大量減少，也就造成鋼鐵出口的大量減少，所以總體而言鋼鐵出口減少對鋼產量的直接和間接影響是最主要的，占鋼產量減少的60%甚至更高。同時房地產投資增長速度的下降也有一些作用，可以具體分析一下哪種鋼生產量減少，發現用於建築的鋼材產量確實有所減少，但減少程度與出口減少的程度相比相對較小。盡管隨著時間的推移，房地產投資增長速度下降對鋼產量減少的影響程度可能會逐漸增加，但從目前為止最主要的因素還是出口的減少。
從鋼鐵行業的分析可以推而廣之，從目前來看，中國經濟的急劇下滑主要是因為出口需求的急劇下降，同時投資需求增長率的下降也是主要原因。盡管很多人強調，房地產投資增長速度下降起到了很大作用，事實也確實看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到底起了多大作用還需要進一步研究，目前仍然不能說這是最主要的影響。所以總體上看，這次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可以說是緊縮政策和外部沖擊的結合，由於我們採取了緊縮性的政策，房地產投資的增長速度下降了，很多行業的投資增長速度也開始下降，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外部沖擊造成的。而當初採取緊縮性政策就是希望讓投資增長速度下降，讓過熱的經濟恢復到正常狀態，所以應該說，當初的緊縮性政策也沒有錯，唯一可以討論的是政策放鬆是否可以早一點，放鬆的力度是否可以大一點。
短期波動應對方法
面對這種局面，我們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方法來讓經濟增長速度可以不要下滑太快呢？余永定教授指出讓經濟增長速度不要下滑太快的政策應該有助於中國經濟的結構改革，而不是使中國的經濟結構進一步惡化，也不應該使中國的經濟結構增長方式進一步背離已經好轉的方向。
很多人提出應該刺激投資和刺激出口，但他認為這兩種主張都是值得進一步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