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經濟轉型期如何推進金融體系改革
經濟轉型期如何推進金融體系改革
5月29日，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在2016金融街論壇上表示，我國金融業改革的著力點是構建現代金融體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金融改革的體制性目標是建立有效發揮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當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現代金融體系。目前，國務院已決定由人民銀行等十部委共同編制國家金融「十三五」專項規劃，即「十三五」現代金融體系規劃。當前經濟轉型關鍵時期，如何推進金融體系改革，探索謀劃現代金融體系建設新路徑，一時間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對此，國研網專訪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陳道富。
國研網：當前，我國在一系列政策推動以及內外部經濟因素影響下，經濟正平穩轉型到新常態，在這個轉型的過程中，我國金融體系面臨哪些困難與挑戰？
陳道富：我國當前正處於深刻的經濟轉型期。經濟轉型至少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與國際經濟的高度融合引起世界經濟格局的調整；二是經濟增長從高要素投入轉向尋求經濟效率；三是開始平衡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原有的金融體系大體上是適應原有經濟結構和經濟增長模式的，當經濟轉型時就會出現各種金融困境，這也是金融需要轉型的信號。
一、「三元悖論」與「中心外圍」結構制約中國的貨幣政策
隨著中國與世界經濟的融合，金融的跨境融合就給原來相對獨立的金融體系帶來沖擊，集中表現為所謂的「三元悖論」和「中心外圍」結構。
「三元悖論」揭示了一個經濟體不同同時實現匯率、利率及資本管制三個目標。「三元悖論」成立是建立在無套利均衡基礎上的。如果將匯率看作貨幣對外價值，利率看作貨幣的對內價值，資本自由流動則意味著國內外形成一個統一市場，則三元悖論本質上是一價定律在貨幣領域的體現，即一種商品在一個市場只能有一個價格。要想破壞一價定律，則只需破壞該定律成立的前提條件即可，如一個市場、同質商品、無套利成本等。因此，在不同制度和市場結構下，可以有多種方式達到市場均衡。「三元悖論」僅揭示瞬間無套利均衡要求，無法判斷哪個組合的均衡結構更好。
中國當前正在尋找「三元悖論」所揭示的匯率波動、資本管制和貨幣政策獨立性三者之間的平衡點。隨著中國與世界經濟的融合，資本賬戶逐步開放，跨境資金流動日益頻繁、規模巨大。2009年以來，我國國際收支的錯誤遺漏方向開始從凈流入，轉為凈流出，截至2015年底累計凈流出5939億美元。非儲備性質的金融賬戶從2014年二季度開始出現凈流出，截至2015年底累計凈流出5600億美元。人民幣名義和實際有效匯率近些年出現較大幅度升值，2011年4月以來，分別升值了27.6%和30%。其中，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波動幅度逐步加大。跨境資金流動規模和頻率的增大，在有限的匯率波動幅度內，給國內的貨幣政策獨立性帶來了較大的挑戰。央行的外匯占款和外匯儲備分別與2014年的5月和6月達到歷史高點，截至2016年1月和2月，分別減少了30906億元人民幣和7908.92億美元。我國的基礎貨幣余額2015年3月達到歷史高點後開始下降，截至2015年底已累計減少2萬億元人民幣。
中國的金融體系與世界金融體系的融合，不僅受套利均衡的「三元悖論」約束，還接受了金融資源的世界再配置。從全球動態均衡來看，二戰後全世界金融體系存在明顯的「中心外圍」的美元周期結構。這與是否採取浮動匯率沒有太直接關系。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世界採取基於美元與黃金掛鉤的固定匯率體系，美元波動牽動全球資金流動。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進入了以浮動為主的匯率體系，但仍呈現明顯的美元周期。美國的利率和匯率調整，引導著全球資金的流動。隨著資本賬戶的逐步開放，中國也成為世界美元周期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周期與美國並不完全相同，近些年甚至出現較為明顯的分化，但仍深受美元周期。
二、金融與實體經濟的割裂
金融是為實體經濟服務的，但中國近些年金融的發展一定程度上脫離了實體經濟發展需要。一方面貨幣大量投放，各類金融創新活躍，發展迅速，另一方面企業面臨融資難融資貴問題，除了承擔大量經營風險，還不得不管理並承擔大量金融風險。企業不是不得不應對流動性風險（資金使用的期限，與金融體系真正提供的資金期限不匹配，不得不從事期限匹配的流動性管理），甚至捲入金融操作（杠桿率不斷提高，通過委託貸款等方式，為其他企業提供資金支持，乃至進入國外被歸入金融業的房地產業和地下金融行業）。此外，通脹預期和資產泡沫的陰霾始終無法消除。
貨幣凝聚著人類的普遍信任。在經濟階段轉換期，特別是經濟增長模式和動力的轉換期，在原有的增長點和增長模式下出現產能過剩，競爭過於激烈，盈利狀況惡化，難以凝聚社會普遍信任。但是新的經濟增長點並沒有經過社會實踐的充分檢驗，沒有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可，規模還較小。這樣以商業盈利模式為基礎的社會信任大幅下降，社會普遍信任轉向以物和政府信用為主，表現為房地產和政府信用（含隱性擔保）的過度膨脹。
貨幣藉助資產實現擴張或收縮，支持貨幣擴張的資產價值的來源不同，貨幣擴張對實體經濟具有不同效果。
當實體資產屬於新的商業創造(包括新項目、原有項目的擴大、改建等)，貨幣因此而擴張會帶來實體經濟的真實擴張，從而引起對現有實體資源的爭奪，引發實物資源的相對價格和絕對價格水平的調整。如固定資產投資增加。當這些投資機會被證明確實具有穩定回報，貨幣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就能實現良性循環。但當投資機會並不具有穩定回報，成為不良資產，貨幣金融體系則需要通過不良資產退出實現貨幣收縮來及時承認錯誤。如果不良資產不能及時退出，則在經濟體中保留了多餘的貨幣創造，產生虛假繁榮的貨幣基礎。
當實體經濟屬於現有的存量資產，只是實現了證券化進入金融領域（貨幣的深化）。這種類型的貨幣擴張不再對實物資源產生增量需求，只是產生金融領域的資產供給。如農村經濟（自給自足經濟）的貨幣化，貨幣的國際化及各類資產的證券化等。貨幣深化並不會帶來對現有資源的增量爭奪，只是貨幣金融體系的邊界擴大。
當資產價值增加來源於現有金融資產的價值重估（利率或者風險偏好變化，那麼並不產生金融領域的資產供給，只是實現金融資產的再配置。如我國上一輪股市繁榮期，大量上市公司將非上市公司裝入上市公司，以獲取兩者之間的價差，等等。當價值評估重估以合理定價機制為基礎時，這是利用金融體系利用其價值評估體系以較低成本提高資源優化配置效率的過程，是廣義的套利和資源整合過程。但當價值評估的定價機制不合理，存在非理性因素主導，或者存在內幕交易、市場操縱時，不再是套利和資源整合，而是價值的再分配和欺詐掠奪。
當經濟處於轉型期是，經濟體中的投資機會匱乏，貨幣擴張越來越多的由存量投資機會證券化和價值重估實現時，貨幣的大量投放並不能帶來實物資源價格的上漲，而會表現為資產價格的上漲。
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通貨膨脹相對穩定，但不斷出現資產泡沫。投資者普遍面臨「資產荒」難題，不斷尋找價值窪地，提高風險偏好。從微觀企業來看，美日歐等發達國家的企業盈利狀況較好，但由於缺乏新的投資機會，上市公司保留較大比例的現金。我國近期更是出現上市公司的盈利不高，但股票價格較高。當房地產價格上漲與貨幣投放相互實現時，市場參與者陷入了囚徒困境：雖然不看好房地產內在價值，但由於房地產價格上漲會顯著損害貨幣持有者的購買力，不得不參與房地產的追逐。
三、金融運行與金融管理的割裂
微觀金融機構從業務發展出發，順應實體經濟轉型的需要已進行了大量創新。從實踐看，近些年隨著我國金融放鬆管制，金融跨業和跨界融合日趨豐富，傳統金融領域外出現了大量創新。受制於本身的缺陷和政府經濟社會管理框架的制約，金融管理無法有效回應金融發展。
在相當長時期內，我國金融體系事實上承擔著除資源優化配置外的宏觀調控、產業政策的功能，「窗口指導」、「行業目錄」廣泛存在。我國政府（中央和地方、一行三會、監管部門和行業協會、投資者保護機構）在金融領域的職責和管理架構，特別是政府和不同市場主體在風險管理和風險承擔方面的界線並不清晰。政府在金融領域中，所有者、監管者、行業促進者、經營者的職責交錯，甚者承擔了部分社會安全網的職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權責（險）利並不能基本匹配，大量的金融風險最終轉化為財政風險和貨幣風險。
事實上，我國有必要將監管部門應從微觀金融風險中解放出來，更多關注行業風險和系統性風險。加強一行三會、中央和地方在監管方面的分工合作。強化政府在平衡市場力量（消費者、投資者保護；反壟斷和不正當競爭方面,尤其是防止部分金融機構將某個領域的市場影響力不合理地滲透到其它市場）的職責。需要發揮行業協會在促進行業發展中的作用。充分發揮市場服務機構的作用，推動服務中介的去行政化進程。金融機構應在風險管理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性並因此承擔相應的風險損失，獲取必要的風險收益。
國研網：「十三五」時期，金融改革將面臨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效率和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兩大任務。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列為2016年五大結構性改革任務之一。當前存在哪些金融風險？
陳道富：隨著經濟增速持續放緩和經濟金融轉型的不斷深入，過去多年積累的體制機制矛盾讓我國進入了金融風險集中暴露期。個人認為金融風險可以分為三種類型：
第一類風險是中國經濟階段性轉換和經濟下行伴隨的風險。2015年，中國經濟增長為6.9%，今年的增長目標為6.5%~7%。隨著經濟下行和世界經濟環境的惡化，一些企業會破產退出，同時更多風險也會暴露。這一類風險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無法避免，必須要面對的。
第二類風險是「三期疊加」之前的一些政策所導致的負面效果新的階段表達而產生的風險。
第三類風險是金融改革本身的風險。金融改革是中國進行的巨大探索，無論是利率、匯率市場化還是資本賬戶開放或者國內的政策調整，本身都是風險和收益並存的過程。越是偉大的改革轉型，越是要踏足未知領域，對未知的探索是金融領域企業家精神的體現，是可能帶來巨大收益的。中國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決心「去產能、去庫存和去杠桿」，這是主動暴露並解決問題的過程，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定的金融風險。從投資的角度看，承擔資產風險也是獲取金融收益的主要途徑。因此，金融風險是破舊立新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是「危」和「機」並存，需要在實踐中實現「轉危為機」。
國研網：在當前經濟轉型大背景下，您認為金融體系的轉型應該如何推進？
陳道富：目前，我們看到金融體系非常火熱，看到互聯網金融，看到體制外的體系，看到非常火熱的金融，所有人都在從事金融業，都在做金融業務。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實體經濟融資難等等一些問題依然沒有解決。所以，我們需要尋找實體經濟真正響應的方面，大致有三個方面：
第一，金融體系放在更廣的范圍內，放在經濟系統、社會系統里，它的命題是經濟發展階段提出的命題，這個命題就是所謂的新常態或者三期疊加，所以首先要服務於新常態，尤其是轉軌過程。轉軌過程對金融體系來說，它的價值發現功能，重新創造價值功能，給金融體系提出了很強烈的要求。
第二，金融體系本身，整個世界的金融體系都不是穩定的系統，怎麼實現它的優化配置？如果是一個穩定的系統，它是缺乏流動的系統。大家看到的亂，看到的不協調，一方面是發出了信號，在制度上有缺陷、有限制。另一方面，其實反映的是中國金融體系成長、突破過程中的煩惱。金融體系必須要面對他的亂，面對他的不穩，只有真正去面對自己金融體系不穩的根源，才能解決他。所以這個過程，中國需要充滿活力、總體穩健的金融體系，這又是矛盾又是統一的過程。微觀上需要活力，需要尋找經濟的增長點，需要尋找市場機會，需要套利，需要破。在宏觀上穩定的系統，一定是權、責、利一致的，中國現在很多問題都是制度設計上在破壞權、責、利，有一些是無意識的破壞了權、責、利，因此，宏觀上就要進行對應，所以這是第二個層面，把金融體系變成一個有活力的、穩健的體系，這個過程中需要打破金融體系之間不合理的流動性障礙，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更加開放的系統，所以我們要從市場生發出來，更加市場化，更加開放的系統，需要開放、活力、穩健的系統。
第三，對金融體系來說它不是一張白紙，金融改革會在第三個層面產生問題，中國的金融體系是金融的轉型。它最終的目標來源於實體經濟，但是它又不是一張白紙，它是在一定的經濟和社會環境下進行的金融改革，是在原有的金融體系裡進行的金融變革，所以它只能是一種成長。這種變革的深度取決於處在哪個層面上，在枝節上的改革、改良，這些年的金融改革中已經做了很多了，就是大家講的很多物理層面的變革。接下來是理念上的變革，這種變革需要建立在原有的基礎上。所以怎樣在現有的格局下歸位，原有的金融體系相當程度上表現為錯位，表現為對金融體系認識上的偏差，所以需要一種歸位，需要一種轉型的設計，這種歸位有橫縱兩個坐標。
第一個是財政和商業的橫的關系，中國一直在處理財政和金融的關系，今天中國很多問題都是來源於金融在執行很多財政、產業的職能，財政和金融之間到底如何協調？如何在這個光譜上處理政府和商業機構之間的關系？我覺得這是中國需要重新考慮的，金融體系外施加了很多金融體系不可完成的任務，或者不是最優完成任務的時候，所以首先需要做這方面的討論。
第二個是縱軸，金融體系怎麼發揮作用？整個企業家創新的最初動力就是破壞權、責、利的有限責任，只拿股本金，到這兒而止，這是一個斷層。在國家層面可以看到國家隱性擔保的行為，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壞權、責、利的一致，需要在宏觀上進行糾偏。但是我需要給你的偏差產生巨大的活力，這是在縱軸上，你會發現怎麼劃分微觀實體的權利，行業監管，金融救助，宏觀調控，整個縱軸的關系，這是在商業運行的點上，依然是需要分工才能完成的靈活金融體系，中國在這方面其實有很多的偏差。
為什麼講中國是「成長的煩惱」？小孩子總有青春叛逆期，在小孩不懂事的時候，家長處於愛護，可以給小孩任何指點。但是小孩成長起來了，有自己的思維，自己行為能力的時候，有自己的發展空間的時候，你會發現有一種叛逆。這時候不是把我認為應該怎麼做更好的東西給你，而應該是包容的，允許你犯錯，允許你探索，允許你有不一樣價值觀。這裡面就會涉及到微觀主體、監管部門和宏觀救助的關系。從國家的角度來看，任何一個改革真正能推動的力量都是來源於自己，其實最核心的是自己怎麼看到自己沒有跟上金融變動的情況。
所以國家再怎麼管理，怎麼面對金融體系更加靈活響應實體經濟需求產品的風險點，所謂系統性風險一定是制度上的偏差，使得這種風險可以持續累積。國家要做的，就是在中國這個土地上尋找真正的風險點，建立起針對這樣風險點的監管體系、救助體系、宏觀調控體系，這是今後三五年會產生化學變化的地方。我希望中國金融體系在未來，能為中國經濟新常態形成穩健、靈活、可持續發展的，真正發揮資源優化配置功能的一個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