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吳的經濟怎麼樣

❶ 孫吳縣的經濟

孫吳已被黑龍江省和國家確定為商品糧、大豆出口、大豆超早熟種子基地和亞麻生產基地。
2013年，孫吳縣農林牧漁業總產值實現104786萬元，同比增長5.3%，其中，農業產值86725萬元，同比增長4.5%，林業產值2955萬元，同比增長16.3%，牧業產值13156萬元，同比增長11.1%，漁業產值525萬元，同比增長20.7%，農林牧漁服務業產值1425萬元，同比增長5%，。農林牧漁業實現增加值45219萬元，同比增長5.3%，其中，農業增加值35262萬元，同比增長4%，牧業增加值7098萬元，同比增長11.3%。林業、漁業、服務業增加值，同比分別增長16.2%、20.7%、5.1%。 1932年日軍侵入時，孫吳鎮一帶人煙稀少。北黑鐵路通車後，隨著侵略者軍事基地的建設，抓來大批勞工，加上自流人口大量湧入，私營手工業迅速興起。偽康德8年（1941）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全縣共有鐵木、服裝、皮革、鞋帽、鍾刻等11個行業、78家作坊。從業人員271人，擁有資金（偽幣）191700元，年產值599900元，這些作坊多為4—8人。最大的為周新所設大興鞋帽廠，僱工26人，有資金1萬元，年產鞋帽5000雙（頂），產值5萬元。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手工業日漸蕭條。1945年光復前後，作坊大部分關閉。
2013年末，孫吳縣有規模以上工業企業5家。
2013年，孫吳縣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產值74511萬元，同比增長24.5%；其中：輕工業完成產值65953萬元；重工業完成產值8559萬元。從經濟類型看，國有工業企業完成總產值978萬元；股份制工業企業完成總產值73533萬元。 孫吳縣商業發展較晚，清代、民國年間，境內人煙稀少，交通閉塞，只有黑龍江開航期間，過往商人到沿江村屯推銷生活日用品，購買農副產品。
偽大同元年（1932）秋，日軍入侵孫吳，曾家堡逐漸形成商業中心。偽康德2年（1935）北黑鐵路通車後，商業活動中心移到孫吳街（今孫吳鎮）。主要商店有璦琿縣在孫吳設的分號永茂東、旭東、盛永；奇克縣在孫吳設的分號世昌泰、福瑞祥；日本人經營的南海洋行、久真洋行、林謙株式會社等商號。主要經營百貨、日雜、布匹、服裝、副食等商品。1937年至1941年正值孫吳建縣初期，加之日軍大搞軍事基地建設，商業迅速發展起來。孫吳街內店鋪達200餘家，五金業最興盛。大商號集中在瑞鍾街（今文化街）和延清街（今中央大街），主要大商號有：經營日用百貨、日雜用品、服裝、布匹的和盛永、福瑞祥、永茂東、和順隆；經營五金的大隆、協和昌；經營水產、副食品的北滿、林謙（日本人經營）、光天東等。有飯店20家，旅店19家，照相館6家，葯房14家，理發店9家，肉鋪5家，浴池1家。另有家庭雜貨鋪、固定攤床、小商販近百家。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孫吳縣商業日漸蕭條。
2013年，孫吳縣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54370萬元，同比增長14%。縣級43500元，同比增長14%；縣以下10870萬元，同比增長13.9%。批發零售業實現零售額44620萬元，同比增長14.1%；住宿餐飲業9750元，同比增長13.6%。

❷ 三國吳國經濟

以下資料來自網路：
吳國:造船業發達,吳國船隊達夷洲(台灣),加強了內地和台灣地區的聯系
吳國經濟政策：孫權統治時，江東經濟有顯著發展。主要靠航運。江南也出現了象吳郡的顧、陸、朱、張那樣的佔有大量土地和童僕，而且各有門風，世居高位的大族。他們和世襲領兵的武將同是孫吳政權的主要支柱。

❸ 孫吳的經濟

盡管東漢時期就已經有人重視對江南的開拓，但真正意義上第一個振興江南經濟的，毫無疑問地是孫吳，孫吳直到滅亡時還是一個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這也是後來的東晉和南朝選擇在三吳地區建國的一個重要原因。吳的經濟活動為後來經濟重心的南移作了一定的准備。 孫權很重視農業的生產。大約在漢建安七年至建安八年間，孫權開始推行屯田。孫吳的屯田分為軍屯、民屯兩種，採用軍中編制，設置典農校尉、典民都尉、屯田都尉等官職管理屯田事務。屯田兵且耕且戰，屯田戶只種田，免除服役。226年（黃武五年），孫權還採納陸遜的建議，擴大屯田面積，並將自己駕車的牛由八頭減為四頭，用於耕地。他還身為士卒先，親自耕田，「與眾均等其勞」，這些作為大大鼓勵了士農的情緒。
在今浙江境內開辟有海昌、上虞、新安等屯田區；在湖灘大規模開墾土地，建立了毗陵、湖熟、溧陽、江乘、於湖、赭圻等屯田區；用南遷人口建造了金寶圩；在長江中游建立了潯陽、陽新、武昌、陸口、江陵、長沙漚口等10餘處屯田區。這些措施促進了江南地區農業生產的發展。 皖城的屯田基地有屯兵數千家，而毗陵的屯田民則有男女數萬口。孫吳屯田的規模可觀，且多用牛耕，耕作技術也較先進。 吳大帝孫權時期，疏鑿長廣溪；在句容修築赤山塘水利；在建業附近鑿婁湖灌溉農田；在烏程建有皋塘、孫塘等水利工程。 築東興堤，以遏巢湖水。 吳景帝孫休時期，從吳興城北到長興修築太湖長堤幾十里，防止湖水泛濫淹沒農田。在江北的皖城鑿石通水，灌溉稻田。在長江中游地區，引長江支流富水、巴水、澧水支流涔水灌溉農田。
破崗瀆，孫吳遷都建業時，為避長江風濤之險，加強首都與主要經濟區太湖流域的聯系，於245年（赤烏八年）發屯田將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以通吳會艦船，號破崗瀆。這條運河起自句容小其，橫越高阜，東通雲陽西城，與原丹徒水道銜接；西連淮水，直抵建業城下，沿途修建十四埭用以蓄水。 丹徒水道，今江蘇鎮江至丹陽間的運河。秦朝始鑿，初無閘壩設施，地勢高仰，河水易於走泄，航行不便。孫吳末年修治丹徒至雲陽水道，因杜野和小辛間「皆斬絕陵襲，功力艱辛」而罷。 造船業 孫吳時期，孫休曾在建安郡侯官設典船校尉，又稱曲郍都尉、曲那都尉，負責率領刑徒造船。 。其戰船有的上下五層，有的還能容納士兵三千人。 青瓷業 青瓷業也在東漢釉陶製造基礎上走向成熟。三國時期，青瓷器在產量、種類和質量上都比東漢時期有明顯提高。
吳國時，青瓷器主要產地包括如今浙江寧波、紹興、溫州及金華等地區，其原料為一種含石英、高嶺、絹雲母類型的偉晶花崗石風化後的岩石礦，風化程度高，含有較多的高嶺石礦物。這種瓷土含鐵量較高，是燒造青瓷器的理想原料，與石灰石配製而成的石灰釉，光澤好，透明度高。 銅鐵冶鑄業 銅鐵冶鑄繼承東漢規模而有發展規律。武昌和會稽是孫吳的兩個手工業中心。武昌的銅鐵器和刀劍大量地運到建業來供應王公貴族們使用。
孫吳的青銅鏡製造業最為發達，這得益於中國東南部擁有豐富的銅礦資源。從東漢中期起，會稽郡（相當於今浙江東部）就成為了青銅鏡製作的中心。 紡織業 紡織業以葛布、越布最為精緻，其柔軟程度甚至超過羅紈。孫吳還盛產「八蠶之錦」； 孫吳宮廷內的織絡作坊擁有上千的生產者。 這些都說明江南的絲織業已有了相當的發展。 孫吳曾大量鑄造大錢，236年，開始鑄造「大泉五百」大錢；238年，鑄造「大泉當千」大錢。此後又鑄造「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
「大泉五百」、大泉當千」較為常見。籌文不作錢而作「泉」，與史文為少異。
大泉二千」、「大泉五千」不見於正史，鮮有記載，鑄造時間較大泉當千要晚。大泉二千雖然罕見，但在廣東、浙江有文物出土；大泉五千卻十分罕見，存世極少。鑄於三嗣主時期。 在孫吳之前，新朝王莽首鑄大錢，吳的大錢與王莽鑄造的大錢「大泉五十」應為一脈相承。孫吳大量鑄大錢導致通貨膨脹程度嚴重。
鑄大泉五百之前，已有「鑄銅」的記載， 所以早在東漢末吳地已經開始鑄造貨幣。因此，孫吳可能於鑄行大泉五百之前，有鑄造五株或「大泉五十」之舉。 道教 孫權信仰道術，與諸多方術之士交往甚密。主要人物為吳范、劉惇、趙達。而被後世尊為道教天師的葛玄也與孫權有過交往。
吳范，字文則，會稽上虞人，研究歷數，知曉氣候；劉惇，字子仁，平原人，知曉天文、懂得占卜，有「神明」之稱；趙達，河南人，研究九宮算數用於預測，深得奧妙。 以上三人均善於推測、計算，凡是遇到各種徵兆，三人都能准確推算變化，並參與軍政活動，在當時受到人們的贊譽。 佛教 建業是三國時期的佛教重鎮，孫吳的佛教中心。佛教雖在漢代已傳入中國，但東漢、魏朝、蜀漢、孫吳及西晉等政權明令禁止漢人出家為僧，漢至西晉間僧人大都是西域胡人，但是也有漢人不顧禁令出家為僧。
三國時期，高僧支謙、康僧會先後來到孫吳，受到吳大帝孫權的推重。孫權為康僧會建造了建初寺。建初寺亦稱佛陀里，為中國歷史上江東地區的第一座佛寺，對孫吳乃至中國歷史上的佛教發展有著積極作用。吳末帝孫皓時，曾設定法令要求廢止不合禮制的祭祀，並打算毀掉佛寺。最終康僧會勸說孫皓改變意圖，孫皓大力弘揚佛教，修繕寺廟，並要求宗室信奉佛教。在孫皓推動下，孫吳佛教得以進一步發展。
支謙，字恭明，月氏人。漢靈帝時來華。深通梵典，有「天下博知，不出三支」之稱。漢獻帝末年，逃避兵火來到江南，從事譯經工作。支謙得到孫權的支持，並被任命為博士，輔佐太子，足以說明孫吳對佛教的重視。譯有佛經《維摩經》、《法句經》、《無量壽經》、《中本起經》等。
康僧會，康居人，世居天竺。247年（赤烏十年）到達建業，傳播佛教。康僧會先後譯有《六度集經》等。 孫吳的書法文化繁榮，書家層出不窮。其中最負盛名的是皇象。
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今江蘇揚州）人，孫吳書法家。工書，尤善章草、八分書，著有《論草書》，代表作有《急就章》、《文武將隊帖》、《天發神讖碑》等。
孫吳的皇帝中，孫權、孫休、孫皓等均在書法史中保有一席之地。孫權與孫皓在唐代張懷瓘的《書估》中被列入第三等， 與謝安、王導同列，明代楊慎《法貼神品目》載有吳大帝黃武二年刻字，在杭州粟山；孫權擅長善行書、草書。孫休也擅長書法；孫皓擅長行書、隸書、小篆和飛白， 其書法被庾肩吾評價為「體裁綿密「。
孫吳擅長書法者還有張紘、張昭、周瑜、賀邵、蘇建、朱育、諸葛融、沈友、張弘等。
孫吳的著名碑刻主要有《天發神讖碑》、《葛府君碑》、《禪國山碑》、《谷朗碑》，被稱為「吳碑四種」。 孫吳的著名畫家有曹不興、趙夫人等。
曹不興是文獻記載中知名最早的佛像畫家。他擅長寫生與繪佛畫，被譽為「佛畫之祖」，著名作品有《維摩詰圖》、《釋迦牟尼說法圖》等。
趙夫人，是孫吳丞相趙遠之妹，善於書法繪畫，成就頗高。相傳，趙夫人曾將自己所畫的地形圖交給了孫權，而且還在方帛上綉上五嶽列國地形圖。趙夫人的繪畫實開後世山水畫之首，在當時影響也很大，彼人們譽為「針絕」。 長江以南許多著名建築始建於孫吳時期，最早多用於軍事及宗教用途。
「江南三大名樓」中的黃鶴樓及岳陽樓系孫吳時期所造。黃鶴樓始建於223年（黃武二年）。根據唐代《元和郡縣圖志》記載：孫權始築夏口故城，「城西臨大江，江南角因磯為樓，名黃鶴樓。」是為了軍事目的而建。三國時期黃鶴樓只是夏口城一角瞭望守戍的「軍事樓」，晉滅東吳以後，三國歸於一統，該樓在失去其軍事價值的同時，隨著江夏城的發展，逐步演變成為官商行旅「游必於是」、「宴必於是」的觀賞性建築。
岳陽樓則始建於220年前後，其前身相傳為魯肅的「閱軍樓」，東晉南北朝時稱「巴陵城樓」。
南京的著名六朝遺跡石頭城全長約3000米，211年（漢建安十六年），孫權遷徙治所到秣陵（今江蘇南京），第二年，在石頭山金陵邑原址築城，取名石頭。扼守長江險要，為兵家必爭之地，有「石城虎踞」之稱。
除此之外，靜安寺、報恩寺塔也建造於東吳時期。 經濟的發展，與外界交往的增加，促進了江南文化的提高，在孫吳涌現了一大批知名的經學家和文史之士，其中的代表人物有虞翻、陸績、張紘、薛綜、胡綜、華覈、韋昭。虞翻長於經學，尤其以研究《易》的成就最高。 陸績博學多聞，是孫吳著名學者。 張紘是孫吳名臣，其文才受到「建安七子」之一陳琳的盛贊。 薛綜是江東名儒，居孫權太子師傅之位。胡綜擅長辭賦，孫權接手江東後的很多誥文、策封任命文書和致鄰國的書函都是出自胡綜之手。 華覈則是孫吳末年政論家。
公元258年（永安元年），孫休詔立五經博士，創立國立學校，韋昭擔任首任祭酒。 韋昭長於史學，著有《吳書》55卷等。韋昭的《吳書》成為晉代陳壽寫作《三國志·吳書》的主要史料依據之一，此外他還長於訓詁學，著有《漢書音義》、《國語注》、《官職訓》、《三吳郡國志》等。

❹ 三國吳國後期發展的如何，三國吳國是怎麼走的下坡路呢

黃龍二年（公元230年）春正月，孫權派遣大將魏文和諸葛智帶著一萬名士兵出海，訪問了義縣和蜀丹縣。這次遠征也成為中國歷史上大陸首次遠航台灣的正式記錄。然而，在茫茫大海中很難找到一個彝族縣。魏文等人只到了宜州，一年後帶著宜州的幾千人返回。然而，出海的一萬多吳軍損失慘重，陸遜說這是不值得的。孫權被激怒了，以魏文和諸葛智違抗命令、無所作為的罪名將他們處死。

治理的概念是有問題的。在整個《三國演義》中，曹操、劉備、諸葛亮以及孫策和早期的孫權，都堅持以嚴刑峻法治國的策略。這主要是由亂世的性質決定的。嚴刑峻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壓制地方強人，幫助和保證政權的穩定。不幸的是，孫權在當上皇帝後推翻了這一策略。廣法的嚴重後果導致了地方豪強的逐漸壯大，官員出現的概率大大增加。這些豪強大多有自己的私人武裝，調度起來非常麻煩，也降低了東吳的軍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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❺ 南北朝的經濟為何落後：既有通脹又有通縮

對於三國歷史，社會大眾包括專業學者關注、研究的主要是政治變遷、軍事斗爭，貨幣經濟及其造成的政治後果長期以來被輕視甚至忽視。陳教授據此指出，在貨幣經濟上，三國卻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晉書?食貨志》雲：「及黃初二年，魏文帝罷五銖錢，使百姓以谷帛為市。至明帝世，錢廢谷用既久，人間巧偽漸多，競濕谷以要利，作薄絹以為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陳教授引此為證說，魏文帝不鑄幣，讓百姓以物易物，市場上幾乎沒有貨幣流通，這當然屬於自然經濟的范疇。

魏明帝為了大興土木而發行曹魏五銖。陳教授發現此錢「鑄工粗糙、不修邊幅，外緣多毛刺，內穿偏大，錢體輕薄。形制、質量與漢末剪輪五銖、對文五銖相近。」而剪輪五銖與對文五銖都是不符合法定價值的，易言之，這是通貨膨脹下的貨幣。總之，曹魏通縮與通脹不定的貨幣政策，對社會經濟負面影響很大，造成官民不便的嚴重後果。陳教授認為，這也是司馬氏篡魏的部分原因。

蜀漢一般被認為是三國時期最弱小的一個政權，但頗為奇怪的是，蜀漢雖然最先亡國，卻沒有發生過像曹魏、孫吳那樣嚴重的政局動盪。以往的研究沒有注意到蜀漢的貨幣政策，陳教授強調，這是了解蜀漢乃至整個三國歷史的重要缺環。

《三國志》注引《零陵先賢傳》雲：「（劉備）拔成都，士眾皆舍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劉備占據四川後，鑄造直百五銖，此錢價值一百個（東漢）五銖，理論上它的成色應為五銖的一百倍。

陳彥良通過出土實物證據的考察，證明了直百五銖的實際價值低於其法定價值。也就是說，此錢的發行實際上是通貨膨脹。陳教授還分析說，由於東漢末年嚴重的通貨膨脹造成交易體系崩潰，蜀漢此錢相對也能為百姓所接受。這種「有限通脹」，基本支撐了蜀漢社會經濟的發展，就也是其政局相對穩定的貨幣經濟史原因。

相對於蜀漢，孫吳則是嚴重通貨膨脹。《三國志?吳書?吳主傳》雲：「中（嘉禾）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計銅畀直。設盜鑄之科。」此《傳》又雲：「赤烏元年春，鑄當千大錢。」這種法定上當五百、當一千的大錢的實際價值嚴重低於其法定價值，且越到後來此錢的質量越輕。因此，孫吳長期處於通貨膨脹狀態，對社會經濟造成嚴重傷害。

陳教授強調，根據考古實物的研究，孫吳的許多墓葬中出土的錢幣，漢代錢幣占絕大多數，而孫吳自鑄錢幣非常少。由此可知，孫吳所鑄的通脹錢幣遠遠不足社會經濟發展之用。就此而論，孫吳地區也存在嚴重的通貨緊縮。綜而論之，孫吳政權是嚴重的通脹與通縮並存。史書上經常出現孫吳經濟落後與內政動盪同時並存的記載，從貨幣經濟史的角度看，也就無足為怪了。

魏晉南北朝貨幣情況為何混亂不堪？

除了全漢N的「中古自然經濟論」，陶希聖在《南北朝經濟史》中說，這是一個貨幣大混亂的時代。全、陶二人的概括雖然比較准確，但是並不能說明，魏晉南北朝貨幣混亂產生的原因。陳彥良教授認為，研究貨幣經濟史與政治史一樣，解釋歷史如何發展之外，更重要的是解釋歷史為何發展。

杜佑《通典?食貨》雲：「原夫立錢之意，誠深誠遠。凡萬物不可以無其數，既有數，乃須設一物而主之。其金銀則滯於為器為飾，谷帛又苦於荷擔斷裂，唯錢但可貿易流注，不住如泉。若谷帛為市，非獨提挈斷裂之弊，且難乎銖兩分寸之用。」陳教授說，這個概括差不多已經點出魏晉南北朝貨幣問題的全部症結所在。

杜佑的意思是，貨幣的最重要功能是價值尺度。貨幣價值尺度功能之所以能執行，往往不是因為數量過多，就是因為數量太少，或者是種類太多、不利兌換以及輕重或成色變化太快而引起。一旦發生通脹、通縮或形制混亂，貨幣的流動性功能就無法正常發揮，社會經濟的發展因之受損，甚至退回到更原始的以物易物狀態。

陳教授說，杜佑之論與現代貨幣經濟學理論深相契合，可以解釋魏晉南北朝貨幣情況混亂不堪的原因。如前述，魏晉南北朝的統治者長期很少鑄錢，一旦開鑄又都是虛價劣錢即通脹，這導致錢廢而不用，原來的優質好錢更被大量窖藏，遂至通縮。如此一來，通脹、通縮同時肆虐，造成社會經濟的結構性困局。

那麼，對於這種通脹、通縮、幣制混亂同時並存的情況，為何當時的統治者沒有採取有力的措施去阻止呢？陳教授總結道，在位者無深識遠慮、官僚 *** 、戰亂不斷是主要的三大原因。而這三種原因又與貨幣混亂互為因果，共同導致了魏晉南北朝政治、經濟、軍事的全面落後。

陳教授最後舉例說，東魏北齊的高澄曾經提出過與漢文帝完全相同的放任鑄幣政策，可惜大臣出於私利群起反對，故未能落實。且高澄提出此議不久即被降將刺殺，魏晉南北朝唯一一次有希望成功整頓幣制的曙光也就消失了。

❻ 魏、蜀、吳三國的經濟實力與戰爭實力

魏國
東漢末年統治階級的殘酷壓榨和軍閥連年的的混戰，嚴重破壞的了北方廣大地區的社會經濟，再加上不斷的自然災害的危害，人民生活困苦已極，千千萬萬的農民流亡，社會一片凄慘景象。曹操集團為了恢復社會經濟，積蓄統一全國的力量，在經濟採取了許多措施，其中主要有：1.推行屯田制度。這種制度分民屯和軍屯兩種。當時社會流民眾多，土地荒蕪，加之曹操又從黃巾軍手中掠奪的許多農具，勞力、畜力、土地一應具全。因而，屯田制度一推行便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第二年即向全國推廣。曹魏政權在中央設大司農、在州郡設典農中郎將或典農校尉，在縣設典農都尉，專門負責屯田事宜。2.安定流民穩定自耕農。這使大批流民回歸故里，定居下來，重新恢復了農業生產。曹魏政權為了提高農業的產量，還大修水利，扶植養畜，種樹，蠶桑以及發展手工業等。3.建立士家制，即發士家制的形成固定相當數量的兵源，把士卒之家列入特別戶籍，世代為兵。而且嚴苛地規定，士卒死後，其妻子改嫁、但客觀上卻起了一定的穩定農業生產勞動力的作用。
曹魏由於採取了以上措施，使它的經濟逐步得到發展，府庫充實，經濟和戰爭實力大為增強。魏國雖然當時總人口只有443萬多人，但經常可以保持20多萬常備大軍。民兵比例高達20：1。這在經濟很不發達的古代，沒有相當的經濟實力為後盾，是很難維持的。

蜀國
蜀國地處巴蜀漢中，地域偏辟狹小，社會的發展遠較中原地區緩慢，因而其經濟和軍事實力就遠遠不如委、吳兩方。劉備集團入蜀之後，便按照諸葛亮的建議，採取了「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穩定其統治區的社會秩序，安撫人心，發展經濟的各種措施。
諸葛亮本人因飽受遷徙游離之苦，既體察了一些民間的疾苦生活，也看到農民起義的憤怒力量。因而他出於開明地主階級的本能，注意發展經濟富國強兵。為此蜀國採取了一些重要措施：1.發展農業生產。諸葛亮為保護都安大堰（即四川都江堰），專門派駐1200人維護這一偉大工程，有效地揮了它的灌溉效益。當時成都平原地區有的地區畝產稻穀可達斛。據一些史書描述，當時蜀地溝渠縱橫，遍地稻黍金黃，一派「天府之國」的景象。2.發展制鹽業和手工業。當時的成都「家有鹽泉之井」。蜀地的織錦遠銷全國各地。《中國志·王連傳》記述：「較鐵之利，利人甚多，有裨國用」，這無疑對蜀魏戰爭起了重要作用。3.移民蜀地，開發南中（今雲南、貴州和緬甸的一部分）。蜀漢打破了南中地區長期封閉的狀態，促進了該地區的經濟發展，建成了蜀國安定的後方之後，諸葛亮又將青關羌1萬多戶遷至蜀地，從事農牧業生產，並將其中青壯組成軍隊，成了勇敢善戰的鋒銳之師。
蜀國的上述措施，大大加強了它的經濟和軍事實力，盡管蜀國人口最高時才達到94萬，不足曹魏集團的四分之一，但卻能維持一支10多萬人的常備軍，民軍比例高到位9：1還多，而且諸葛亮六次北征伐魏，足見其有多麼可觀的經濟與戰爭實力。

吳國
吳國由於地處江南江東，自漢未以來，相比之下所受戰亂較少，對農業生產的破壞也較輕。孫權集團建國之後，為了雄據江東，爭霸全國，也採取了一些富國強兵的措施，主要的有：1.採取屯田制度。孫權集團也和魏國一樣，以軍屯和民屯兩種方式屯田積谷，發展農業生產，它設典農校尉和典農都尉專管民屯生產，在毗陵一地（今江蘇武進一帶），從事民屯的人數曾高達數萬口。2.發展冶煉、織錦、制鹽和各種手工業。當時的冶鐵治銅業，以今湖北武昌最為發達，吳國曾在一年的時間里於武昌鍛造寶劍1000口、刀一萬口。吳國的織錦和鹽業也為其積累和大量的財富。3.開發南方和東南方的廣大地區。當時這些地方居住著眾多的越人和蠻夷人，東吳屢次派兵征伐這些地區，強迫他們遷移，與漢人雜居。東吳每征服一個部落，便使「強者為兵，贏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這對發展農業經濟，增強軍事力量都大有裨益。
吳國上述措施，使本來就比較富裕的江南、江東地區更加。當時吳國人口只有230多萬，僅及魏國的一半，但也擁有甲兵20萬之眾，具有相當強大的經濟和戰爭實力。這使曹操在赤壁之戰之後，一直不敢與孫權集團作最後的決戰。

以上全部手打！參考資料：《中國戰爭史》

❼ 三國的建立：魏,蜀,吳國的經濟分別是

魏國經濟：屯田制
曹操迎獻帝於許昌後，以「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為方針，在許昌附近實行屯田。結果「募民屯田許下，得谷百萬斛」。因此，曹操設置田官於各州郡內，招募流民屯田，把屯田制加以推廣，以改東漢末年軍閥混戰所做成的「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境況。正因屯田制之成功，地方變成「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正因採取屯田措施，使北方的社會轉向穩定，終達至

吳國經濟政策：孫權統治時，江東經濟有顯著發展。主要靠航運。江南也出現了象吳郡的顧、陸、朱、張那樣的佔有大量土地和童僕，而且各有門風，世居高位的大族。他們和世襲領兵的武將同是孫吳政權的主要支柱。

蜀國經濟：發行大面額貨幣的辦法
「休士勸農」，「分兵屯田」的政策

不知能不能幫助你

❽ 吳蜀兩國的經濟開發有哪些

蜀漢土地肥沃，物產豐饒，因地理位置原因，東漢末年遭受的戰亂，相對於中原來說要輕很多。蜀國丞相諸葛亮嚴格採用法治，使蜀國農業和手工業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國力得到增強。特別是諸葛亮招撫西南夷，使少數民族地區得到開發，加強了民族團結和經濟發展。

蜀鑄錢對蜀國的經濟發展起了較大的促進作用。在公元214年，劉備入蜀後，巴蜀地區財政非常混亂，蜀國的尚書令劉巴提出鑄直百錢，平衡物價，為劉備解決入蜀後的財政困難問題。當中五銖錢與直百錢並用，為犍為郡所鑄，從中知道蜀鑄錢不只在一地，而蜀錢在三國時期一直是蜀國重要的輸出品，甚至連魏國都大量流入並通行使用。

諸葛亮派人整修和護理都江堰，保障農業灌溉。蜀漢的手工業以鹽、鐵和織錦業等最為發達。左思在《蜀都賦》中提到「技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所以蜀錦能遠銷吳、魏二國，諸葛亮亦認為蜀錦為支持國家的重要物資。 而南中金、銀、丹、漆、耕牛、戰馬等貢品，令蜀漢軍費有所供給，國家富裕。至蜀漢亡時，官府仍有金、銀各二千斤。首都成都也是當時的商業都市之一。

吳國自公元211年孫權遷都建業後，東南地區很快得到開發，共得43郡313縣，比東漢時大大增強。孫吳所處的江南，社會經濟起步較晚，在三國時還是人口稀薄之地。但由於這里戰亂較少，使得北方人民大量遷居至此，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勞動力，這樣就為吳國土地開辟，農業生產，航海業發展等奠定了基礎。
孫權登位後設置農官，實行屯田制，江南地區的農業生產和社會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紡織業和冶鑄業發達。在紡織業方面，江南以產麻布聞名四方，豫章郡（今江西南昌）的雞鳴布名傳千里，家喻戶曉。三吳出產「八蠶之綿」，諸暨、永安一帶所產絲的質量很高。冶鑄業以武昌（今湖北鄂州）為最發達，孫權曾在此開采銅礦，打造兵器，同時促進經濟發展。



由於地處江南及海邊，吳國在造船和鹽業方面都相當發達，在海鹽（今浙江嘉興海鹽）、沙中（今江蘇蘇州常熟）設派官員，負責管理這兩地的鹽業生產。孫吳在建安郡（今福建福州）設典船校尉，海船南抵南海、北達遼東。海上貿易亦有所興起，建業（今江蘇南京）、吳郡（今江蘇蘇州）、番禺（今廣東廣州附近）四地為孫吳的重要商業都市，其中番禺主要發展國外貿易。

❾ 東吳的經濟有什麼發展

東吳的軍隊以舟師為主，步兵次之。孫吳水軍發達，設有水軍基地和造船廠，所造名為「長安」的戰船，可載士兵千餘人。其精銳軍隊有車下虎士、丹陽青巾軍與交州義士等。還有設有山越兵、蠻兵、夷兵等少數民族部隊。

東吳的經濟有顯著發展。當時因為戰亂，北人南來，加上山越人接受孫權安撫，從山區移居平地，使得東吳勞動力增多。長江兩岸地區都設有屯田區，其中毗陵屯田區就是後來江蘇常州、鎮江、無錫一帶昀大。

絲織業開始在江南興起，但織造技術還不高，所以蜀錦成為重要的輸入物資。銅鐵冶鑄繼承東漢規模而有發展規律，青瓷業也在東漢釉陶製造基礎上走向成熟。

由於河海交通的需要，造船業很興盛，海船經常北航遼東，南通

南海諸國。230年，東吳的萬人船隊到達夷洲，即今我國的台灣省，這是祖國大陸與台灣聯系的昀早記載。吳國使臣朱應、康泰泛海至林邑、扶南諸國。大秦商人和林邑使臣也曾到達建業。

❿ 請問三國時期曹魏，孫吳，蜀漢都以什麼為經濟來源，經濟區都在哪裡

三國時期的曹魏，孫吳和蜀漢都以農業為基本經濟來源，其中還有一些手工業，曹魏的經濟區主要在黃河流域，孫吳的經濟區主要在長江流域，蜀漢的經濟區主要在四川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