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宏觀經濟包括哪些方面
宏觀經濟，主要包括總供給與總需求、國民經濟的總值及其增長速度、國民經濟中的主要比例關系、貨幣、財政、稅收、物價、就業、匯率、國際收支平衡等。
2. 如何看待當前中國宏觀經濟所面臨的形勢
一、當前中國的宏觀經濟形勢
中國宏觀經濟的問題，其實質是雙重轉軌中的問題：一種轉軌是中國朝著工業化在加速，即中國很多問題是經濟高速持續增長本身帶來的問題；另一種轉軌是中國朝著市場化在轉變，中國很多問題的特殊性是源於特殊的體制的背景，特別是這種特殊的體制轉軌的背景。所以，中國現在宏觀經濟中的問題，其出路第一要靠發展，因為它是發展中產生的問題；第二要依靠改革，因為它很多問題的特殊性是源於體制轉軌。明確了這兩個背景，我們才能夠建設性地面對我們所討論的問題。
中國宏觀經濟現在面臨的問題，概括起來可以用一句話來說明：我們既面臨著通貨膨脹的壓力，同時又面臨著極其深刻的經濟衰退的威脅。那麼，這是否就是說中國經濟現在就進入了所謂的「滯漲」呢?我認為中國還遠遠沒有達到這種「滯漲」的狀態。就停滯來說，中國不是零增長，更不是負增長，中國還保持著非常高的增長速度，2008年預計不會低於9％，2009年普遍的估計是8％到9％之間。但是中國經濟又確實面臨增長速度放慢，而且顯著放慢的問題。2007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是11.9％，如果2008年是9％的話，就是跌了將近3個百分點。年度之間這么大的速度下滑，應當說是震盪起伏非常劇烈的。所以，我們說，中國經濟相對於自己的速度來說是有明顯的回落，這是一個方面。
就通貨膨脹來說，中國現在的通貨膨脹水平並不高，接近兩位數，還不到兩位數。2008年上半年公布出來的一組數據是，工業品出廠價上漲7.6％，消費品零售價上漲7.5％，CPI是7.9％，真正漲幅高達兩位數的是：固定資產投資品10.1％以上，動力、原材料、能源11％以上，建築安裝費用14％以上，即與固定資產投資、與基建有關的事項；一般的消費品還是在8％以下，而且2008年第三季度的數據又有進一步的回落，CPI是7％。從這一點來看，我們物價上漲率的絕對水平並不是很高，因為我們對應的經濟增長的速度是很高的。但與過去相比，尤其是和1997以來12年的情況對比，中國的通貨膨脹水平確實又創下了新高。
這就是中國現在的特殊形勢。即說它是滯漲，還遠遠談不上，但它確實有經濟衰退的跡象，也有通貨膨脹壓力升高的威脅。
從1997年到2007年，中國的物價水平是在通貨緊縮的警戒線以下，從2007年8月到2008年9月份的這一次通貨膨脹與改革開放以來前3次的情況是不一樣的。截至本輪通貨膨脹，改革開放30年以來我們共經歷了3次通貨膨脹。第一次是1984年年底到1985年春天，那一次是因為1984年的秋天召開了十二屆三中全會。這次全會做出了關於全面開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決議。這時，老百姓就擔心經濟體制一旦放鬆，物價會不會上漲，於是就開始搶購，搶購持續了三、四個月，因當時老百姓手頭現金有限，到1985年2月份就回落了。第二次通貨膨脹是1988年的夏秋，1988年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做出了價格闖關的決定，這個決定做出之後，全國各地開始搶購，搶購3個月之後，中央做出緊急聲明，宣布價格闖關失敗。第三次大的通貨膨脹是1994年。鄧小平1992年南巡談話及中共十四大之後，全國掀起了開發區建設的熱潮，各地的投資需求空前高漲，拉動了價格水平迅速攀升，到1994年，商品零售物價指數上漲至24％。這三次大的通貨膨脹，不管其背景是什麼，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直接拉動物價上漲的動力都是需求。需求拉動的通貨膨脹在短期里容易取得比較明顯的治理效果。而且宏觀經濟政策，無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對需求管理來說，短期里都比較容易見效。但是這一次通貨膨脹與前幾次不同，這一次除了需求拉動的原因之外，具有明顯的成本推進的性質。這次需求拉動還起作用，主要是結構性的，主要是固定資產投資在拉動。這幾年我們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確實過快。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投資增長的平均速度是13.5％。據我們對改革開放28年來的經濟實踐數據所做的統計學意義上的分析，在不發生較大的制度和技術變化的條件下，中國國民經濟現階段承受固定資產投資需求實際增長的波動幅度大體上為9個百分點，即上限只要不超過22.5％，就不會由於固定資產投資需求增長過快而導致總需求嚴重膨脹；下限只要不低於4.5％，就不會由於固定資產需求增長過低而使經濟進入嚴重衰退。即如果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速在4.5％與22.5％之間波動，我們的經濟是能夠承受的。按照這個經驗來看，中國從2003年以來固定資產投資實際增長速度在剔除了價格因素之後，到2007年年底從來沒有低於24％，即連續60個月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速明顯地超出了改革開放前28年中國經濟實踐經驗給出的我們國民經濟可以承受的上限。連續這么長時間超出了這個上限，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一個直接的表現就是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品的需求量不斷地擴大，這就拉動了價格水平大幅度上升，與固定資產投資相關聯的，如鋼材、鋁材，即所謂的黑色冶金和有色金屬這幾年的價格上漲幅度都比較大.此外，我國東部發達省份的土地供給也十分緊張。 另外，投資品價格一旦上漲之後，就要擴大它的生產量，而投資品的技術特點是高耗能、高耗電的，這就帶來電力的緊張、煤炭的緊缺及運輸能力、石油的緊張。於是，就帶動了國民經濟的結構性價格上漲，即與投資有關的物品價格的快速上漲。可見，雖然拉動此輪價格上漲的有上游產品需求方面的因素，但更要緊的，是成本推進，其影響機制和涉及面也就更為廣泛和復雜。
社會一般有三個經濟主體：政府、企業和居民。現在這三個主體對未來成本提高帶動價格上升的壓力都有很高的預期和擔心。我們知道，政府是由公權力控制的。現在公權力控制的領域幾乎都存在一個對資源、設施過度使用、超前使用、破壞性使用的問題，而使用者對此造成的損失不付費、不補償。比如，環境這個公共領域。現在很多企業出口的產品有競爭力，原因在於它價格低，成本低，它不治理污染，它自然排放，所以它比歐美的企業有競爭力。歐美的企業要治理污染，它的成本就上去了，價格就上去了，競爭力就下來了。我們的企業對空氣的污染不計入成本。歐美國家的企業留下了干凈的水源和潔凈的空氣，而中國人是呼吸了污染的空氣，喝了污染的水，然後把產品出口到了發達國家。實質上，我們出口的不是產品，而是我們干凈的空氣和潔凈的水和未被污染的資源，留下的是污染。但是這種對環境的破壞早晚是要治理的。今天越破壞，越不治理，今天的成本越低，意味著轉移到未來的成本就越大。比如，兼有南北之靈氣的太湖就受到了很大的污染。據無錫市的領導談，即使用改革開放30年無錫市增長的全部財政收入都用於治理太湖，也難以使太湖恢復到被污染前的那種水質了。即用這30年經濟發展所掙的錢都用於治理太湖也抵償不了這30年發展對太湖的破壞。還有基礎設施方面，比如公路，本來是預計正常使用8年的，但車輛超載現象的出現嚴重縮短了公路的正常使用年限。這些超重車現在之所以有錢賺，實際上就是因為它對破壞的這些設施沒有付費。如果8年使用的路面5年就被破壞，這就等於新增加了3年的代價。現在的基礎設施費用越便宜，意味著將來要重新構建基礎設施所要投入的花費就越大，意味著轉移到未來的成本就越高。我們還可以舉出類似的許多例子，如資源開采，現在很多地方根本不考慮回採，怎麼方便挖，就怎麼挖，如此開采，短期效率是高了，產出也高了，價格有競爭力。但是這樣挖的結果是把礦脈給破壞了，將來回採的時候就要投入更大的成本，即將來產出的成本會更大。類似這種政府公權控制的領域里，過度破壞性使用、超前的透支性使用帶來的損失，我們現在並沒有人去付費。這就形成了在當前的發展過程中似乎成本很低，實際上是成本轉移給了未來的人們，這也就意味著未來的成本會很高。
從企業來看，上游產品的價格明顯漲上來之後就意味著下游產品的成本會漲上來。企業現在之所以不敢提價，是因為現在市場疲軟，它賣不動，一旦市場被激活，它就會把成本上升的這一部分貼到它的價格里去，它馬上就漲價，因為對它來說，成本推進的價格上漲的壓力已經非常的大了。
再看居民，這里主要是工資帶動的成本。工資主要是與CPI有關系的。2008年第一季度的CPI是8.3％，第二季度是7.9％，第三季度是7.0％，這都是12年來同期最高的水平。而且CH與大家的感受並不一樣，因為它選擇吃穿用住幾大類，這幾大類中，它選擇每一類中若干種有代表性的商品計算它的價格指數，然後把這幾種放在一起加權平均。它選擇的幾種有代表性的商品有漲價的，有降價的，有價格不變的。而老百姓在市場上買得多的商品多為漲價的，這樣老百姓對物價的實際感受就要比CPI反映的物價指數強烈得多。因為老百姓買得越多的商品，物價漲幅越大。這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為什麼老百姓買得多的商品多是漲幅高的呢?正因為老百姓買得愈多，所以它才漲得高。市場就是這個道理。這就是為什麼大家感受到的物價與CPI反映的不一致的道理。各國都是這樣。因此，過一段時間，各國都要對CPI進行修正。如果不調整、不修正，它就愈來愈脫離市場的現實，它就越來越說明不了問題。即使這樣，2008年以來CPI也是本輪通貨膨脹以來最高的。居民這一次對CPI的感受是從基本生活層面開始的。2007年8月份CPI開始攀升，首先是從食品類開始的，比如豬肉等，這對全社會各行各業成本的影響是非常大的。成本大就會進入工資，進而影響物價。
因此，這次物價上漲，除了具有需求結構性拉動的作用之外，還有成本全面推進的因素。這就和過去三輪通貨膨脹不一樣了。而成本推進的通貨膨脹，要想治理的話，短時間很難見效。因為降低成本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它需要在管理上、制度上和技術上等各個方面有相當大的變化，而這些制度和技術上的變化都不是短時間能夠明顯見效的。這就要求我們對治理通貨膨脹有一個長期的准備。
這次通貨膨脹還有特殊的國際環境的背景：全世界都在漲價，中國能不漲嗎?中國經濟的開放度愈來愈大，受世界經濟影響的程度也愈來愈大。剛開始，我們對這次全球漲價對中國影響的估計沒有這么嚴重，因為雖然中國經濟的開放度在提高，但全球化的融入水平還是在過程當中，影響應該是有限的。當時我們感到大概會有兩類商品對我們的影響比較大，但我們認為問題不大。現在看來，它比我們估計的影響程度要大得多。這就是兩個「油」：食用油和石油。關於食用油，當時我們認為全球農產品漲價對我們不會有太大沖擊。這幾年歐洲的主要產麥區受了災，非洲也有災荒，美國在調整它的生物能源計劃之後，減少了穀物的播種面積。這樣，整個世界的糧食市場就趨緊。本來我們中國糧食的自給率是99％，是可以自己平衡的。當時我們想，大不了我們封閉起來，糧食產品不出口，也不進口。現在看來，問題不是這么簡單。中國糧食產品進口的主要是植物油油料，近年來進口的油料已佔中國總需求量的60％左右，對進口的依賴度非常大。而恰恰這次農產品漲價，油料這一塊漲幅是最猛的，對我們的影響程度最大。如花生油在去年價格就上漲了近1倍，由於食用油在中國百姓生活中的地位，這次食用油漲價對人們的心理沖擊很大。提到食用油，這里順便提一下，中國的壓榨業基本上被外資壟斷了，而他們不用中國的大豆，不用中國的油料，他們認為不合格，他們主要用進口的。這就使得油料本身供求趨緊的狀況更顯得對進口的依賴度增大了。由此來看，外資對我們相關行業的控制確實值得我們認真反思。另一個是石油，「石油危機」之前，每桶是1.9美元，到2003年之前，也只是每桶20多美元，而前一陣子曾漲至每桶150多美元，前幾天回落了，也還是50多美元。中國每年對石油的消耗是以8％的速度在遞增，而且從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來看，未來我們對石油的需求還會大幅度地上升。2007年我們進口的石油占消耗量的54％，2008年則有可能超過60％。我們對石油進口的依賴度越來越高，而我們自己 石油產出的前景並不樂觀。因此，未來世界石油價格的變化會更嚴重地影響國內石油價格的變化。
由此來看，這次價格上漲，除了創12年來的最高水平之外，還有兩個特別的背景，一個是從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背景來看，這一輪通貨膨脹，除了有需求拉動的作用之外，還有突出的成本推進的特點；另外，從中國走向世界的國際化背景來看，這次是在全球都在漲價的背景下，而全球都在漲價對中國又有一定的影響。這就使得我們對通貨膨脹問題不得不給予高度的重視。
與通貨膨脹壓力長期並存的是我們經濟衰退的威脅也相當深刻。2008年上半年有一組數據很值得關注。即中國2008年上半年的貨物運輸量的增長速度大幅度地下滑。2007年上半年貨物運輸量的增長速度是16.3％，2008年則是7.1％，也就是說，從增速來說，2008年比2007年同期差不多下降了一半以上。貨物運輸量下降了，庫存量就會增大，工商業企業的存貨就開始大幅度上升。存貨一上升，倉儲業的生意就好了。因此，在統計表上還有一個數，2008年上半年，倉儲業的營業稅大幅度上升，2007年同期，倉儲業的營業稅上漲率是負的2％，2008年倉儲業的營業稅上漲率是正的24％，倉儲業的實際業務量要比營業稅還要大。這兩個數據放在一起，就很值得考慮，這表明貨物的存量增大了，而貨物存量增大是經濟衰退非常重要的先行指標。在我們高度關注通貨膨脹的同時，其實，經濟衰退的先行指標就已經出現了。我們認為這種不景氣指標的出現不僅是個偶然的指標問題，而且有它的社會效果了，即失業問題。經濟一旦衰退，失業率就要上升。從1998年到2003年，中國每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是7.3％，那幾年特別是國有企業比較困難。「擺脫困境，抓大放小」，那幾年的增長速度相對來說比較低。當時城市登記失業人口是500多萬。城市勞動力是2億多人，失業人口佔2.2％。2007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是11.9％，但2007年年底登記的城市失業人口突破了1千萬，城市失業率超過了4％。這說明經濟增長並沒有帶來失業率的下降，且失業率幾乎成倍地上升，這很令人擔心。這種情況下，如果經濟增長率再降下來的話，失業率會更高。為什麼中國的經濟增長並沒有帶來失業率的下降呢?這源於中國正處於工業化的過程當中，工業化愈深入，資本愈排斥勞動。根據我們的研究，中國2007年的工業化指數已經超過0.4，工業化到了中期或者中後期，就是從一般加工工業和製造業為內容的工業革命朝著重工、重化工、基礎材料工業和動力工業以及裝備工業轉化，而這個轉化恰恰是資本密集型產業空前增大的時候，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增大就是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排斥。另外，中國還處於市場化過程當中，市場化就要鼓勵競爭，競爭就截減冗員。根據有關統計，上世紀80年代，中國GDP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新增加的就業崗位是240多萬個；上世紀90年代，GDP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新增加的就業崗位是170多萬個；現在GDP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新增加的就業崗位是90萬個。這就是中國的國情。再加上經濟出現周期性的波動，經濟增長速度出現回調，這個問題就會更加突出。因此，現在中國不僅是經濟增長速度開始回落，市場不景氣、市場衰退的跡象越來越嚴重，同時衰退帶來的後果，也就是失業的問題也會越來越嚴重。
這次衰退之所以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同樣它與過去也不一樣，和改革開放30以來周期性的回調也不同，它也有著特殊的背景，也有兩個最大的特點
一個特點是：這次衰退是長期內需不足所導致的。多年來，在固定資產投資需求旺盛的時候，實際上就同時存在著消費增長乏力，導致內需疲軟的矛盾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這個矛盾一直積累到現在。
為什麼消費需求不足呢?第一個原因是投資增長速度過快，排斥了消費需求增長的空間。根據我們的研究，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每增加1％，消費需求就減少0.5％；若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達到所謂的上限22.5％後仍然增長，其每增加1％，消費需求就減少0.84％，基本把消費抵消掉了；若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達到30％後仍然增長，其每增加1％，消費需求將出現負增長。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內，社會儲蓄的增長量是既定的。總需求的增長量如果是既定的，最終用途一個是投資，一個是消費，如果投資需求增長過快客觀上就擠佔了消費需求增長的空間。因此，中國從2003年以來連續5年多固定資產投資過快的增長對消費需求就形成了非常顯著的排斥效應。
第二個原因是中國收入分配差距過大。這些年中國隨著經濟高速發展，收入分配差距過大也是個不爭的事實。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越來越快，所佔的國民收入比重越來越高，而高收入群體的特點是消費傾向低，即消費占收入比重低，財富越是更多更快地集中到消費傾向低的群體手中，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也更多更快地沉澱到消費傾向低的群體手中，他們把這些財富或者用於儲蓄或者用於投資，但很少或者不用於消費，使得消費的增長與經濟的增長難以同步。
第三個原因是中國財政體系的不完善以及社會保障機制的不健全，使得人們對於未來的預期不確定性大大提高。為能夠承受未來更大的風險，人們往往增大現期的儲備以用於未來的支出。包括養老退休制度、失業保險制度、醫療制度、教育制度、住房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和發展中的不確定性，都會促使人們增大儲蓄，相應減少現期消費。本來低收入群體的消費傾向是高的，財富增加後用於現期消費的比例應該是較大的，但由於對未來的擔心，越是沒有錢的群體越不敢花錢。這就形成了在中國經濟在高速增長，公眾的購買力水平不斷提高的情況下，消費品市場並沒有體現出與收入水平提升相對應的高速增長局面。
第四個原因是中國發展的本身出了問題，即城鄉二元化在加深。除了上世紀80年代初和2006年以來的一段時間，中國農民的實際收入有比較大的改善之外，其他時間農民實際收入的提升水平與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嚴重地不相匹配。農民得到改革發展、經濟發展的好處相對少一些，中國城鄉之間的差距擴大了。現在中國的城市化率是42％左右，即中國大約有58％的人口收入增長很遲鈍。因此，中國13億人口這么一個大國的經濟增長，它的市場需求的增量主要依靠42％的城市居民的需求來拉動，而58％的農村居民的需求，也就是它的收入長期停滯或增長遲緩，這就使得中國經濟增長的需求動力在體制上過於狹隘。現在談建設新農村，刺激農民需求，啟動農村市場，擴大內需，這些都是有意義的。如為農村修路、鼓勵城市的商業企業到農村去銷售等，但這些不是啟動農民消費的根本，啟動農民消費的根本只有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我們還要認識到刺激農民的消費需求與刺激市民的需求是不一樣的。市民的需求主要就是消費，農民的總收入主要用於生產支出，剩餘的才是消費支出。因此啟動中國農村市場，對農民來說，重要的是還不是刺激農 民的消費需求，重要的是活躍農村的投資需求，即生產需求。因此，第一，要提高他們的收入，使他們有投資能力；第二要使他們具有把財產變成資本的能力。現在農民承包的土地、房屋等是他們的資產，但不能變成資本，不能進入市場，不能變成可以增值的價值。所以，現在有人討論能不能抵押呀，能不能流轉呀，實際上就是使農民的資產變成資本。但這樣做的風險也極大，我們也不太敢輕易推動這樣大的變革。再一個，我們的金融體制改革要為農民提供一個籌資、融資的正規的制度安排。中國的2.6億農戶首先是生產者，而不是消費者。現在中國這2.6億個生產體，國家卻沒有為他們提供正規的籌資、融資的制度安排。他們的融資沒有體制保障，而且風險極大，承擔風險的能力極其脆弱。因此，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不在於給農村要修多少路，蓋多少樓房，而是為我們的農村逐漸引入現代的新的生產、生活方式，這才是最要緊的，包括他們的社會保障，包括他們作為生產者的投、融資的方式，都要納入現代的文明生活，現代的城市的生活。這就叫做城市化。一個最好的城市化，應該是大多數人過著現代城市的生活，有著城市的效率，但這個國家大部分的資源和土地保持著鄉村的寧靜。如果到處都是瀝青馬路，但人還都是農民，這就有問題了。
這兩個大的背景就使得我們對這一次的衰退對我們的影響以及由此可能引發的失業問題應該引起我們高度的重視。我們通常講，國際上失業的警戒線是7％，美國2008年的失業率可能就會達到7％。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勞動力的存量，我們有7.6億勞動力；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勞動力的增量，每年新增勞動力1300多萬；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勞動力蓄水池，就是1億多准備轉移的農村勞動力。我們原來有5億多農村勞動力，這些年轉移出來2億多，一個億進了城，一億多在當地的鄉鎮企業就業，還有3.4億多勞動力在農村種地。中國共有18.2億畝耕地，需要多少人耕種呢?根據我們在全國三個地區的調查，一個勞動力平均可以種10畝地，按這樣來算，18億畝耕地需要1.8億勞動力就夠了。現在農村的勞動力是3.4億，那就意味著還有1.6億多勞動力處於半失業狀態，他們隨時准備轉移到城市就業和其他非農產業的勞工市場。而且我們不能按國外通常的7％來算，因為我們勞動力的基數大，如果達到7％的話，人數的規模就會非常的大，它帶來的社會後果會更嚴重。
二、當前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特點
針對近年來中國宏觀經濟既有通貨膨脹又有通貨緊縮的雙重壓力，2003年以來中國政府採取的宏觀經濟政策的特點是：淡化總量調控，強調結構調控。1998年5月之前，中國的宏觀經濟形勢基本都是需求大於供給，所以都是採取緊縮性的宏觀經濟政策。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需求大於供給，不表現為物價上漲，因為物價是凍結的，它表現為排隊。排隊越來越長，報批項目等待審批的時間越來越久，消費者發的票證越來越多，憑票供應的東西越來越多。票證就是經濟學上所說的排隊模型，就是政府出面組織的排隊。為了保證最後一個人能夠買到一份，只有從第一個人開始就限制你的購買量。改革開放以後，當需求大於供給時，價格就開始上漲，就是前面所說的3次大的通貨膨脹。從1998年5月之後，中國開始出現過剩。這有兩個原因：一個是生產發展了，物產供應豐富了；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體制原因，即市場化深入了。原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很多東西不要錢，不要錢的東西永遠短缺；市場體制下許多東西需要付費了，這就使得很多物品開始出現存貨了。所謂生產過剩或不過剩，說起來是個生產現象，更要緊的是一個體制現象。相對市場購買力來說是過剩，但對實際需求來說並不過剩。1998年5月的工業和商業企業存貨是5萬多億，當年的GDP是8萬多億。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提到第九個五年計劃宏觀經濟政策總的方向選擇是：整個「九五」期間「適度緊縮，保持不變」。當時主要是反通貨緊縮。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提到：整個「十五」計劃期間，「以擴大內需為目標的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不變」。即「九五」期間緊縮，「十五」期間擴張。2007年十七大報告中對總需求是緊縮還是擴張沒有明確。為什麼呢?因為現在是既不敢擴張，也不敢緊縮。如果是緊縮的話，對抑制通貨膨脹有幫助，但失業率、經濟衰退的威脅已經很深刻了。如果全面緊縮，失業率和經濟衰退會到什麼程度就很難預測。擴張的話，對解決失業有幫助，但通貨膨脹的壓力，尤其是前一段時間開創了12年來的最高，一旦全面刺激需求，可能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因此，前一段時間是既不能擴張，也不能緊縮。這樣看來，這幾年就是迴避總量政策，不提總需求如何，只提結構調控，稱之為「有保有壓，區別對待」。地區與地區之間有區別，產業與產業有區別，行業與行業之間有區別，同樣行業里，不同的企業之間也有區別。這樣的辦法從一定意義上說，也是無奈之舉。因為總量的目標確實不好選。這種結構調控的辦法其好處是使得宏觀調控避免總量的簡單性，其不足是有行政性。因為所謂結構調控其實質就是歧視性調控，而不是市場調控。 因為市場調控就是機會面前均等的調控。這種調控作為權宜之計可以，但不能長期化，不能體制化。長期來說，資源配置還要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就是近兩年我們的領導人多次強調要深化改革，要通過完善社會主義競爭秩序來配置資源的原因。這次世界金融危機中，包括美國、歐洲和日本等政府聯手干預這么強烈，動輒幾千億、幾萬億的救市計劃，但它的主流經濟學家和政策的主導者仍反復強調，政府幹預的力量再大也只能是彌補市場失靈，而不能代替市場，否則，帶來的災難比市場失靈可能還要深重。我們認為，在現代社會，市場機制是配置資源的最有效的方式，在中國，改革帶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和競爭的深入是我們未來努力的方向，這一點，我們不能動搖。2008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這30年的經驗確實證明了這一條。
現在我們提出的問題是：現在是否到了需要明確總量的時候了。給人的感覺是，2008年上半年明確了，是朝著緊縮方向明確了。奧運會之後，隨著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國內的經濟衰退驟然加速，中央的精神就調整為以擴大內需為主。這就說明現在的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變化，矛盾復雜的程度是我們難以想像的，變化速度之快也是我們難以想像的。幾個月之前，反通貨膨脹是主要的，幾個月之後，形勢就急轉直下，衰退就成為首要的問題。這就需要我們的宏觀調控及時地變化和跟進，僵化和呆滯恐怕都有問題。從2008年9月份之後，給我們的感覺是：總量是要朝著擴張的目標在變化。
3. 淺析我國當前宏觀經濟政策的具體內容，經濟背景及意義
一、我國經濟形勢展望目前，我國的通貨膨脹已經基本得到控制，2011年第四季度通脹率走入下行通道，11月通貨膨脹率為4.2%，可見我國的通脹治理已經初見成效。展望2012，宏觀經濟形勢錯綜復雜，全球經濟下行風險加大，通脹壓力仍然較大；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很可能引發國際金融市場反復大幅震盪；各國宏觀調控目標和方向存在分歧和沖突，宏觀政策協調難度加大（畢吉耀等，2011）。對於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張立群（2011）認為，2011年經濟增長呈下行態勢，貨幣政策取得明顯成效，進入2012年後，經濟增長率將繼續平穩降低，受世界經濟和國內房地產市場調整等不確定因素影響，當然也存在發生較大波動的可能，其中經濟發展的主要問題在於企業困難和就業問題等。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課題組（2011）總結，中國宏觀經濟復甦的步伐放緩，呈現出「經濟增速逐季回落、通脹壓力高位回緩、經濟泡沫逆轉、資源錯配加劇、金融風險上揚與結構剛性持續的局面」。中國季度宏觀經濟模型(CQMM)課題組(2011)使用預測模型得出，2012年,GDP增長率可能回落至9.45%，CPI預計將維持在4.55%的水平。我們認為，在進入2012年以後，通脹並不像之前那樣是宏觀調控的最主要目標，但基礎還不牢固，仍有繼續影響的可能。因此，通貨膨脹問題仍不容忽視，但考慮到中國經濟內生動力和外圍環境都面臨一個嚴峻形勢，應當對於增長情況賦予的關注。在國內經濟中對民生和經濟總量有重要影響的房地市場調控已經取得成效，從經濟的長遠健康角度而言，目前的房價仍具有泡沫成分，房地產市場調控在2012年仍然重要。（一）通貨膨脹問題通貨膨脹率雖然回落，但通貨膨脹的危險猶在。通過對歷史數據的考察，我們可以發現，進入2010年以來，通貨膨脹就開始成為經濟中一項不容忽視的問題。2011年7月CPI甚至達到了6.5%的峰值，之後在中央大力的調控治理下雖然開始走入下行通道，但參考09年末的形勢，在11月CPI和PPI數據雖然都處於低位，並不意味著來年的通貨膨脹可以完全放鬆。隨著美國繼續推行小規模的國債購買計劃，並長期將名義利率維持在低位，全球的流動性仍然充裕，這部分流動性是否會向我國傳導，仍是一個重大問題。縱觀2012，通貨膨脹仍然是影響經濟平穩運行的重要因素，需要對其予以足夠的關注和重視。（二）增長問題1.外圍環境仍然不穩定2012年，歐元區國家將迎來一個還債高峰，歐洲債務危機將繼續發酵，為應對歐洲債務危機，歐元區國家將被迫採取緊縮性財政政策。據統計，歐洲債務危機主要國家在明年2-4月會有大量債務到期，債務違約風險將會集中凸顯，歐洲能否就此問題達成一個合理的解決方法，並將其對經濟及金融市場的影響降至最小化，將是2012年全球經濟的一個重要驅動事件。歐洲的債務危機已經通過金融市場對全球主要發達國家的經濟進行傳導，在美國、日本等經濟體本身增長乏力的狀況下，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已經成為大概率事件。觀察2000年以來數據，可以發現，出口一直是我國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借鑒2009年的經驗，如果我國的凈出口表現不理想，那麼投資就擔負起了保持經濟增長的重擔，這樣與歷史數據相比過高的投資拉動額，對之後的經濟會有一個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的壓力。在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的總體態勢下，2012年我國出口將受到嚴重挑戰，而「外向型經濟」也將受到重大的影響，經濟增長總體情況並不樂觀。2.中國經濟的內部制約因素除去國際環境的外生影響，隨著我國經濟近30年來的高速發展，中國經濟的要素稟賦結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要素相對價格體系也隨之在迅速調整。（1）勞動力成本上升目前我國各地都出現了工資上漲的情況，特別是從事服務業和製造業這一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的熱門行業。蘇劍（2010）通過依據經濟增長對勞動力需求的拉動作用來進行研究，發現以「民工荒」為特徵的特定市場勞動力短缺將是今後中國經濟面臨的重大問題。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顯著優勢就是勞動力資源豐富，我國的二元經濟特徵十分明顯，勞動力無限供給是我國的比較優勢。然而，在工資上漲的壓力下，我國的經濟發展將發生很大的變化，首先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尤其是一農民工為主要勞動力的勞動力密集型的行業）的競爭力將受到影響，經濟增長方式將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及技術密集型調整；其次，勞動力及價格的上漲對於經濟總量增長、經濟結構調整以及物價控制等等方面都有深遠的影響。（2）房地產泡沫房價泡沫是金融危機的主要來源之一，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我國的房地產市場成為泡沫資產的溫床，其中僅2009年，從年初到年末，北京的房價幾乎翻了一番，而政府的房價調控措施幾乎毫無效果。而我國的經濟增長水平和城市化水平仍然按照一個平穩的增長速度進行，這說明房地產市場已經出現的泡沫化的趨勢。進入2009年以來，在北京上海廣東等過剩流動性的目標城市，房地產價格的上升幅度遠遠大於全國平均值。根據北京市統計局的最新統計數據，北京市城鎮居民月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728.73元，這就意味著一名平均收入水平的北京市民一年的工資並不能夠在同期的北京購買1平方米的房子。房價水平與收入水平脫鉤，正是房地產出現泡沫化的重要表現之一。目前，雖然房地產銷售價格並沒有明顯的下降，但是我國的商品房銷售增速已經開始下降，這些都說明房價調控已經取得了階段性成果，應繼續加強調控。與此同時，房價下跌將導致我國房地產投資的下降，這也就意味著經濟增長率下滑的可能性加大。同時，由於剛需商品房的替代品——「保障房」建設力度的不斷加大，商品房投資的增加對經濟的沖擊可能會得到一部分的緩沖，但由於房地產的高產業關聯性，房地產「去泡沫化」給2012年帶來的經濟增長下行壓力仍然不容忽視。二、政策目標選擇（一）調控政策總體目標的選擇2011年12月14日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了2012年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基調、方向和主要任務，「穩中求進」成為2012年中國經濟工作的主調。所謂「穩中求進」，就是在鞏固價格水平穩定這一成果的情況下，實行調整性的政策組合促進經濟的增長。張立群（2011）對此的解釋是統籌協調好控物價、穩增長、調結構、轉方式之間的關系；孫學工、樊彩躍（2011）認為需要充分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提高重要資源的配置效率，並尋找新的增長點。我們認為，2012年我國應警惕通貨膨脹，以保增長為主要政策目標，同時繼續堅持房地產市場調控，擠除房價泡沫。因此，我國2012年的政策目標應該是：保增長、抑通脹、控房價。（二）引入供給管理的總供求分析框架目前的宏觀調控理論認為，宏觀經濟政策在保增長和抑通脹二者之間只能保證一個，這就是宏觀經濟學中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線」，也就是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的交替關系。要想解決失業問題，就必須忍受較高的通貨膨脹，而要解決通貨膨脹問題，就得忍受高失業。這是需求管理必然的結果。實際上，有一些政策措施是能夠同時保增長、抑通脹的。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和稅收的措施就是如此。降低生產成本和稅收能增加企業的利潤，刺激企業的生產積極性，從而增加供給，穩定物價，這就同時達到了保增長、抑通脹的目標。這種政策被稱作「供給管理政策」。「供給管理政策」與以傳統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特徵的「需求管理政策」不同，後者在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之間同一時期只能保證一個，而且在實現一個目標時必然以另一個的惡化為代價。蘇劍（2008）、劉偉和蘇劍（2007）探討了供給管理在短期宏觀調控中的作用。許多人認為，供給管理政策只適應於長期調控，不適合短期宏觀調控。在他們看來，一個經濟的總供給是由這個經濟的技術水平和可用資源的規模決定的，而這些因素在短期內都是不會發生大的變化的，因此在短期內總供給是無法調控的。這種觀點是錯誤的。正是由於供給管理政策的長期性特點，使人們對供給管理政策的重視僅限於其對經濟的長期影響，而對供給管理政策的短期調節效應沒有予以充分承認。事實上，供給管理政策不僅能夠，而且經常被運用於調節短期經濟波動，只是不被人們關注，或者不被視為供給管理政策，被想當然地看作需求管理政策了。總供給是由企業的生產成本決定的，而企業的生產成本卻是可以由政府在短期內調控的，政府只要能夠影響企業的生產成本，就可以影響短期總供給。因此，供給管理是可以用於短期調控的。蘇劍（2008、2011）指出，調節短期經濟波動經常運用的供給管理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幾類：（1）財政政策，比如針對企業的稅收政策，減稅意味著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企業的實際利潤上升，其效應相當於企業生產成本的下降。（2）要素價格政策。調節生產要素的價格，比如能源、原材料價格、利率等，都能夠影響企業的生產成本。貨幣政策實際上就是要素價格政策的一種。（3）第四，行政、法律手段。這些手段影響企業在某一市場的准入條件和審批手續的難易程度，因此可以達到調節某一行業的總供給的目的。（4）提高企業生產率的政策，比如促進技術進步、改善管理、深化改革等等，都有助於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三、2012年我國宏觀經濟的政策建議（一）宏觀政策組合在進行政策設計時，首先要明確的是，我國目前經濟增長的下滑雖然有外部經濟環境惡化等因素的負面影響，但主要原因還是政府緊縮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因此，要想實現較高的經濟增長率，只要稍稍放鬆政策緊縮力度就可以了，不需要大幅度的刺激措施。否則就會出現經濟大起大落的局面，房價調控和抑制通脹的成果就將毀於一旦。因此，正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指出的，我國應採取「穩中求進」的方針。在這一大背景下，為了同時實現保增長、抑通脹、控房價三個目標，我們認為我國應該採取以下的政策組合。1.貨幣政策：「總量穩健、定向擴張」用穩健的貨幣政策控制流動性的總規模，防止流動性在2011年緊縮後的大規模擴張，從而抑制通貨膨脹和房價，並以定向擴張的貨幣政策扶持小微企業以及符合國家產業政策、有助於經濟結構調整的企業和項目。目前我國的貨幣政策基本偏緊，但是是全面性的偏緊，所以造成了中小企業的運營問題。因此進入2012年以後對經濟中的流動性應當進行有目的的傾斜，通過利率政策和信貸政策等，對小微企業以及其他符合長期目標的企業予以定向寬松。2.財政政策：以供給管理型財政政策為主，同時實現保增長、抑通脹兩個政策目標財政政策總的方向應該是擴張性的，但以供給管理（尤其是降低企業稅收）為主。大型的國家財政購買計劃可能會使得目前已經過剩的部分夕陽產業再度擴張，不利於經濟總體的結構轉型和長期穩定增長。而且如果實施大規模刺激需求的財政政策，還可能使經濟陷入新一輪的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而降低企業稅收一方面刺激了企業生產的積極性，增加供給，從而刺激經濟增長，而供給的增加又有助於抑制物價上漲，因此這種政策能夠同時實現保增長、抑通脹兩個目標。3.實現體制改革與宏觀調控有機結合任何改革措施都會對宏觀經濟產生一定的影響，有些改革措施影響總需求，有些改革措施影響總供給，在宏觀調控中應該積極、充分地利用體制改革的有利效果，既推進改革，又實現宏觀調控目標。跟降低企業稅收一樣，一些體制改革措施可以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從而刺激供給、抑制物價，有助於同時實現保增長、抑通脹兩個目標。（二）具體調控措施1、供給管理層面（1）降低企業稅費在短期供給管理政策中，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自然是減稅。為了增加企業的生產能力，應當降低企業繳納的各種稅費。企業繳納的各種稅費就相當於企業的成本，因此減稅就相當於降低了企業的成本。值得注意的是，降低企業稅收和降低個人稅收雖然都是減稅，但對經濟的影響不一樣。降低個人稅收通過增加個人可支配收入增加了消費需求，因此是需求管理政策；這種政策有助於提高經濟增長率，但卻會加劇通貨膨脹。但降低企業稅費是供給管理政策，企業能夠在原材料位於高位的情況下維持其原售價，同時又提高了企業擴大生產能力的激勵，從而一方面穩定了物價，另一方面又促進了經濟的增長。減少企業生產稅費不僅僅從生產成本角度減低了企業的成本，從交易成本的角度而言而言，減稅政策一方面壓縮了稅收機構的運行成本，降低了政府對實體經濟的干預，減少了政府規模、另一方面也同樣減少了企業的繳稅成本，能夠為企業正常運營管理節約的經費，激發企業內部管理活力。降低企業稅收降低針對企業的各種稅收，尤其是要大幅度降低微型企業的稅收。我國最近在某些地區試點的營業稅改增值稅、提高這些稅收的起征點的做法就是這種政策。（2）降低物流成本降低物流成本顯然有助於降低企業的生產和銷售成本。我國目前的物流成本很高，據統計，2011年上半年我國物流成本佔GDP的18%，同比提高0.1個百分點[1]。其中很大比例是由於高速公路的壟斷收費權（過路費、過橋費）使得物流業成本居高不下。實際上，降低物流成本這種政策我國近年來一直在採取，但僅主要針對農產品，對抑制農產品價格上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當前形勢下，應該擴大到所有產品的流通過程。由於一國的總生產成本肯定小於其國內生產總值，因此我國社會物流總成本占總生產成本的比重肯定大於18%。因此，如果把物流成本降低10%，就會使我國的總生產成本降低至少1.8個百分點，假定這會一比一地反映在價格上，那就意味著通貨膨脹率下降至少1.8個百分點。在執行上，政府只需要出台一個降低高速路收費標準的規定就行了，不會增加政府的額外財政支出。因此，這種政策的效果應該非常好。（3）降低企業生產成本的其他輔助方法降低企業注冊門檻，鼓勵各種創業活動，尤其是對小企業和非國有企業，更應如此。改進工商管理，簡化行政管理環節，降低行政性收費標准，免去可以免去的各種收費。加強和改善經濟方面的立法、司法、執法，增加這些方面的透明度，提高執法、司法公平，降低交易成本，促進合同的履行，盡可能降低經濟糾紛出現的可能性和處理經濟糾紛的成本。（4）實行以豬肉價格為主的肉禽價格保護制度我國近期的通貨膨脹中，食品價格佔到了很大一部分，通過觀察09年12月以來的數據，我們可以發現，食品消費價格指數均基本上高於我國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而在通貨膨脹高企的時期，居民肉禽及其製品的價格上漲幅度遠遠大於CPI，峰值達到了33.6%的漲幅，相對應的，本期CPI指數也到了6.5%的峰值。因此可以認為，肉禽價格對我國的通貨膨脹有著巨大的影響。而考慮到我國居民的飲食習慣，在肉禽價格的上漲中，豬肉價格對CPI上漲率起到了主導性作用。究其原因，在於我國對豬肉等肉禽價格的管理措施存在問題。以豬肉為例，在價格上漲時，政府出手穩定價格；而在價格下跌傷及養豬者時，政府並沒有採取相適應的措施。肉價漲時政府打壓，肉價跌時政府不管，其結果，肉價波動的風險大部分由養豬者承擔，這種做法嚴重打擊養豬者的生產積極性，其結果是肉價下跌時，養豬者大幅度減少生產，使得下一期豬肉價格大起；肉價上漲時，養豬者不敢大幅度增加產量，結果肉價大漲的局面加劇。這部分風險又將轉化到民生中，造成我國的通貨膨脹風險。要避免豬肉等肉禽價格的大起大落，就要像糧食保護價一樣，實行豬肉保護價制度，而且肉禽保護價應該保證養殖者有一定的正常利潤。這樣就能保護養殖者的生產積極性，保證肉禽生產。供給有保證，肉價自然不會大起；保護價的存在則避免了肉價大落。這從供給層面，對保證民生，調控居民消費價格水平也有著非常好的效果。2、需求管理層面：擴大有效需求（1）實施進口替代戰略，把我國對部分產品的進口需求轉換為對本國產品的需求我國雖然每年出口規模很大，但進口也不少，凈出口的規模其實並不大。2009年我國的進口總額達到了68618.4億元，接近消費總額165526.8億元的1/3。刨除通貨膨脹因素，我國1990-2009年的進口平均增速為13.5%。這意味著我國的國內需求還是有的，只是有相當一部分需求花在了購買外國產品上，只要能夠把這些需求轉換為對本國產品的需求，就相當於擴大了內需。鼓勵企業通過引進技術或自主創新的方式進行國產化工作。這既有利於擴大內需，也有利於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和經濟結構的轉換。（2）嚴厲打擊生產犯罪和地方保護主義，提高產品標准，確保產品質量和消費安全，尤其是食品安全，增強我國產品的吸引力和美譽度，擴大對我國產品的需求自從三聚氫胺事件發生以來，我國的乳製品業受到了嚴重打擊，尤其是嬰幼兒乳製品受到的打擊最大，高端嬰幼兒乳製品行業幾乎成了外國品牌的一統天下。盡管政府加強了監管，但老百姓依然不買賬，究其原因，就在於對生產犯罪的懲罰力度太小，老百姓無法相信生產者不會繼續造假。因此，加強對生產犯罪的打擊力度，確保消費安全，才能保證我國產品在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的競爭力，才能擴大對我國產品的需求。對生產犯罪的打擊力度過小，甚至在地方保護主義的庇佑之下犯罪者毫發未損（比如雙匯「瘦肉精」事件），必然迫使國內消費者轉而消費外國產品，這不僅降低對本國產品的需求，也會削弱政府擴大內需的其他政策的效果。具體措施方面，可以考慮借用市場力量打擊生產犯罪。比如鼓勵消費者通過法律手段討回公道，為避免搭便車的情況發生，可以實行最先起訴者優先政策，規定一旦確認生產犯罪，將對犯罪者處以高額罰款，並把對犯罪企業的處罰的一定比例甚至全部歸最先起訴者所有。（3）吸引民間資金進行生態治理和生態開發，用對荒地、荒山、荒漠的長期使用權或所有權吸引私人企業投資擴大投資的關鍵是給企業提供好的投資機會。隨著我國經濟規模的擴大，我國對土地的需求也將擴大，地價將逐步上升。因此，許多沿海城市都已經開始了填海造地的工程。在內地，我國還有大量的荒山、荒地、荒漠，尤其是面積巨大的沙漠。隨著地價的上升，距離繁華經濟帶較近的荒山、荒地、荒漠甚至沙漠就逐步有了開發價值。我國目前的生態治理主要是由政府進行的，以後可以考慮吸引民間資金，雙方共同進行生態開發和治理。可以考慮如下政策：由政府提供必要的基礎設施和其他配套設施，然後進行招標，本著誰治理誰受益的原則，將該土地一定時期的使用權甚至所有權賦予治理企業，以此來吸引企業進行生態治理和開發，從而擴大投資。參考美國「西進運動」對西部地區的成功開發，有理由相信吸引民間資金對荒地、荒山、荒漠等的開發是切實可行的，也具有很大的長期效應，這部分刺激出的有效需求是依乘數擴散的，如果切實能夠成規模開發，很可能會帶來我國經濟的一個新長期增長點。3、控制房價，擠壓房產泡沫在房價調控中，應強化住房的居住功能，淡化投資功能，去除投機功能；同時合理調控預期。在2012年，房地產市場的調控仍應放在與增長問題和通脹問題同樣重要的地位上，對其進行持續性的科學調控，讓房地產市場回歸理性的同時又將其對經濟的不利影響降至最低。（1）稅費層面調控首先，按現行所得稅法，對住房投資徵收利得稅，並在此基礎上徵收住房投資附加利得稅，並按持有年限執行累退稅率。比如，持有兩年以內，對稅後所得按100%徵收；持有兩年以上五年以內，對稅後所得按80%徵收；持有五年以上至十年以內，對稅後所得按50%徵收；持有十年以上二十年以內，對稅後所得按20%徵收；持有20年以上，不再徵收附加利得稅。這樣，就可以有效抑制投機性住房需求，只留下居住性和投資性住房需求。其次，全面徵收物業稅，把投資性住房逼向房屋租賃市場，抑制房租，並給地方政府提供穩定的稅源，預防地方政府財政危機。目前我國的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很大一部份來自於出售土地使用權，這就形成「房地產綁架地方財政」的情形，而全面徵收物業稅，有利於開拓地方政府稅收來源，不僅對房價起到調控作用，還能消除房產調控的後顧之憂，並預防地方政府債務危機，一舉多得。如果在持有環節不征稅，那持有者就幾乎沒有持有成本，考慮到交易成本等因素，租出住房的積極性就不高。因此，實行物業稅可以為市場提供的租房選擇，抑制房租大幅上漲，為改善民生起到重要作用。之所以要全面徵收物業稅，就在於一個人可能在許多城市都有住房，對其持有的部分住房征稅將造成地方政府間稅收利益的分配不公。借鑒發達國家經驗，一個住房所在的政府為這套住房及其所有者提供了保安、教育、醫療、道路等公共服務，因此所有者應該繳納稅收。（2）選擇執行限購政策，盡量避免用提高利率、提高首付等手段控制房價由於限購政策在根本上還是違背市場的選擇機制，長期實行會給社會帶來福利損失，因此如果上述稅收政策能認真貫徹實施，就不再需要限購手段。但考慮到我國的國情和政策可能的滯後周期，上述政策不是短期內就能出台的，因此，限購政策就應該繼續執行下去，直到住房稅收體系完善為止。而控制房價的目的首先是民生范疇的意義，提高利率雖然可能有助於抑制房價，但卻提高了房貸和月供，這部分支出受影響最大的還是「剛性需求」中的工薪收入者。工薪收入者的住房支出可能並沒有發生大的變化，然而提高首付則直接限制了工薪收入者的購房能力，對「剛性需求」有大的擠出效應，與調控目的不符。因此房地產市場的直接調控中，還是應選擇好調控指標和手段，以防出現與調控初衷背道而馳的現實。（3）合理調控房價預期應該注意到政府政策尤其是政府房價調控目標及政府對該目標的表述方式對老百姓房價預期的影響。房價調控是政府調控者與老百姓之間的博弈，政府對老百姓的房價預期有很大影響，而預期對房價則具有正反饋作用。比如，我國政府去年宣布的房價調控目標是「抑制房價的過快增長」，這就導致老百姓認為，即使政府的調控目標實現，也只不過是房價增速下降，而房價還會繼續上漲，因此老百姓就會抓緊時間購房，結果就導致房價過快增長，政府的調控目標就實現不了。因此，在老百姓的預期作用下，如果政府宣布的目標是「抑制房價的過快增長」，最終結果必然就是「房價過快增長」。目前，我國的房價下降的預期逐漸形成，這也將有一個正反饋機制，政府應注意謹慎選擇宣布房價調控目標，以免房價下降過度。我的建議是，在目前階段，應該繼續堅持「讓房價回到合理水平」這樣的目標，利用預期的正反饋機制，讓房價降下來；隨著房價的緩慢回落，逐步調整政策目標和明確合理房價區間，讓老百姓形成「房價穩定」的預期。當然，老百姓房價預期的最關鍵決定因素還是之前所說的政府採取的其他實質性調控措施，比如限購、利得稅、物業稅等，這些政策的選擇應考慮到其對老百姓的預期的影響。（4）加強保障房建設，優化保障房結構，對保障房合理定位，完善保障房分配製度對於極低收入群體，應以保障房來滿足其住房需求。同時從經濟運行的層面而言，調控房價所帶來的固定資產投資下降，很大一部分可以通過保障方的建設來彌補。可以說，保障房一方面從住房需求角度滿足了極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促進社會公平，同時又作為調控政策對刺激實體經濟方面的「緩沖墊」，防止房地產市場調控對其上下游企業造成的巨大沖擊。但一方面，現在保障房太少，另一方面，保障房分配製度有缺陷，導致許多高收入者得到保障房，而極低收入者反而得不到。我們可以在保障房的戶型、面積等方面進行專門考慮，以擠出高收入者對保障房的需求。比如，可以考慮保障房面積分20平方米、30平方米、50平方米三種，小面積的給單身使用，中等的給沒有孩子的兩口家庭使用，大的給三口之家使用。使用者可以申請購買，也可以以保護價租賃。而且保障房不得在市場上出售，也不能出租，只能按原買入價（可以進行通貨膨脹調整）賣回給政府主管機構，一個家庭買了商品房之後必須把保障房賣回給政府。這樣，高收入者就沒有了獲取保障房的積極性。第一，戶型小，不符合高收入者的需求，而低收入者則能夠接受。第二，不能在市場上出售，意味著不能取得投資收益，投機者也不需要。第三，一個人不會永遠都是低收入者，隨著年齡、資歷、經驗等的增加，人們的收入水平會提高，比如剛畢業的學生肯定買不起房子，只能住保障房，隨著收入的增加，就能買得起更好地房子，於是就會搬走，保障房騰出來給新的年輕人使用。也就是說，保障房就是僅能滿足人們的最基本的住房需求的住房，保障房的條件不能太好，否則就會產生尋租行為，保障房可能就到不了真正需要的人手裡。對住房有更高需求的人可以進入商品房市場，用市場價格滿足自己的居住需求。
4. 出現當前宏觀經濟問題的原因是什麼
當前宏觀經濟形勢很特殊，既不同於90年代中期以前的嚴重通貨膨脹，又不同於前幾年的持續通貨緊縮趨勢。雖然去年以來消費品物價指數由負轉正，投資品和部分生產資料價格漲勢強勁，去年九、十月後物價上漲趨勢較為明顯，但消費品價格除糧食等農產品上漲較快外，其餘比較疲弱，甚至還有下降。消費品物價指數總的看還在合理區間移動。當前我國雖然由於部分行業投資擴張較猛，引起部分物資如煤、電、油、運籌供應緊張，但我們的勞動力不緊張，失業率還在增長；資金不緊張。銀行存差很大；生產能力不緊張，大部分特別是製造業、工業消費品能力寬松甚至過剩.我國潛在的經濟增長率大約為9—10%。現在實際增長率僅及潛在增長率的下限，未到上限。不過碰到的瓶頸制約應當引起重視，因為它影響發展的全局。從經濟運行來看，當前既有局部過熱，特別是投資過多的現象，又有在總體上供大於求，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前幾年，我國實行的宏觀調控政策，實質上是「從松」的經濟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就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之所以講穩健，實際上是放鬆銀根的同時防範金融風險。現在通貨緊縮趁勢已經淡出，宏觀調控政策應該由「從松」的政策轉向「中性」政策。由「從松」轉向「中性」，就是要求適度收緊。現在積極的財政政策力度逐步減弱，方向正在調整轉型。穩健的貨幣政策也要從緊一些，但不能太緊。所謂不能太緊，就是說不能像治理嚴重通貨膨脹時採用約剎車手段。對一些消費熱點和投資重點還要繼續支持，還要支持擴大就業；但對過度的低水平重復投資要「削峰」，採取「中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實質上是要「雙防」，既要防止通貨膨脹苗頭的滋長，又要預防通貨緊縮趨勢重現。要堅持上下微調：松緊適度，這與中央提出的「穩定政策，適度調整」是一致的。
防止通貨緊縮趨勢，雖然目前並不緊迫，但還是要警惕其再現。從經濟走向上看，從去年到今年是從通貨緊縮趨勢向通貨膨脹趨勢轉化。因此，首先要擋住通脹苗頭的壓力，特別要注意控制投資的過度擴張。防止大起大落，關鍵是防止投資的大起。整體經濟的大起大落，往往肇因於投資的過度擴張。投資擴張的規律首先是引起投資品需求的擴張，繼而引起消費品需求的擴張，再進而引起生產能力和產品供應的擴張。故而物價走勢的軌跡，也是投資品和生產資料先漲，消費品後漲；終而因供大於求導致雙雙下跌。我國本輪物價上漲趨勢，也是上游產品價格漲幅高於下游產品。按照通例，下游最終消費品價格上漲滯後期約為半年到一年。但我國此輪物價上漲，上游產品能否順暢將漲價傳遞到下游產品，與過去相比，受阻因素頗多。如居民收入差距急劇擴大，就業增長落後於經濟增長，社保教育等支出預期加大等導致消費傾向下降，關稅減免，進口限制放寬取消，以及國際通縮尚未過去等等，最終消費需求受到上述種種限制影響，生產資料價格上漲難以向最終消費品傳遞。至於上游產品漲價能否通過成本推動最終消費漲價，未必盡然，主要原因是勞動工資。因為就業問題困難，漲不上去，通脹的一個核心機制即工資與物價的輪翻上漲，現在看不出有發生的跡象，所以現在離嚴重的通貨膨脹還很遠。在這種情勢下，過一兩年後，一些部門過度投資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而形成的生產能力過剩。會導致通縮壓力。所以，對新一輪投資擴張造成的產能過度膨脹要密切注意。通過投資規模的適當控制，我們既能遏止因投資膨脹而導致的投資品價格領先上漲，防止通脹苗頭滋長於先，又能抑止過度建設造成的產能過剩，防止通縮趨勢再現於後，實現雙防的目的。
現在宏觀調控當局對於防止通貨膨脹壓力非常警惕，並為此採取了收縮貨幣信貸一系列措施，是非常必要的。今年貨幣供應增幅和新增貸款規模的安排均低於上年實際水平，有助於約束投資過度擴張，控制物價上漲趨勢，使CPI同比增幅保持在3%左右。但亦不排除形勢發展出現不可預計的不確定因素，顯示出現有財政信貸政策調控力度不足，投資規模得不到有效控制，上游產品上漲趨勢迅速向下游最終產品傳遞，引起通脹預期驟升，泡沫性需求（包括對資產的需求和產品的需求）爆發的現象，推動通脹升級。如果CPI升至5%以上。並持續數月、半年以上，在通脹加劇的情勢下，則需考慮出台更加從嚴的調控措施，如大幅減少赤字國債，向上調整利率，進一步提高准備金率等手段，但這只是作參考的預想，且要有備用之具。目前至少在近期較少有現實的可能性。
現在讓人比較放心的是，通貨膨脹有益論的市場大大縮小了，大家提高了對防止通貨膨脹的警惕。像在87年、88年通脹時期那樣，有人鄭重其事地把通貨膨脹政策當作有利於經濟增長的政策在人民日報上公開推薦出來的事情不會再發生了，像在93—95年通貨膨脹時期那樣有人推出「兩位數的通貨膨脹不可怕，兩位數的經濟增長才過癮的主張，有人提倡有人響應的事情也不會再有了。這次出現通脹的苗頭後，某些利益集團對通脹的期待，也只剩下了「怕冷不怕熱」的微弱呼喊。但是社會上和政府宏觀調控當局更多傾向於對宏觀經濟運行進行理性的思考對策探討，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5. 急~~~~~~~~宏觀經濟學產生的原因
宏觀經濟學是以國民經濟總過程的活動為研究對象，著重考察和說明國民收入、就業水平、價格水平等經濟總量是如何決定的、如何波動的，故又被稱為總量分析或總量經濟學。
宏觀經濟學又稱總體經濟學、大經濟學。是微觀經濟學的對稱。宏觀經濟學是現代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宏觀經濟學以整個國民經濟為考察對象，研究經濟中各有關總量的決定及其變動，以解決失業、通貨膨脹、經濟波動、國際收支等問題，實現長期穩定的發展。
宏觀經濟學的內容
宏觀經濟學包括宏觀經濟理論、宏觀經濟政策和宏觀經濟計量模型。
1）宏觀經濟理論包括：國民收入決定理論、消費函數理論、投資理論、貨幣理論、失業與通貨膨脹理論、經濟周期理論、經濟增長理論、開發經濟理論。
2）宏觀經濟政策包括：經濟政策目標、經濟政策工具、經濟政策機制（即經濟政策工具如何達到既定的目標）、經濟政策效應與運用。
3）宏觀經濟計量模型包括根據各派理論所建立的不同模型。這些模型可用於理論驗證、經濟預測、政策制定，以及政策效應檢驗。
以上三個部分共同構成了現代宏觀經濟學。現代宏觀經濟學是為國家干預經濟的政策服務的。戰後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政策在西方各國得到廣泛的運用，相當大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但是，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也引起了各種問題。
其具體內容主要包括經濟增長、經濟周期波動、失業、通貨膨脹、國家財政、國際貿易等方面.涉及國民收入及全社會消費、儲蓄、投資及國民收入的比率，貨幣流通量和流通速度，物價水平，利息率，人口數量及增長率，就業人數和失業率，國家預算和赤字，出入口貿易和國際收入差額等。
宏觀經濟學的產生與發展
宏觀經濟學來源於法國魁奈的《經濟表》和英國馬爾薩斯的「馬爾薩斯人口論」。1933年，挪威經濟學家弗瑞希提出《宏觀經濟學》的概念。現代宏觀經濟學在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1936）出版後迅速發展起來。凱恩斯把國民收入和就業人數聯系作為中心進行了綜合分析。
宏觀經濟學的產生與發展，迄今為止大體上經歷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17世紀中期到19世紀中期，是早期宏觀經濟學階段,或稱古典宏觀經濟學階段。第二階段：19世紀後期到20世紀30年代，是現代宏觀經濟學的奠基階段。第三階段：20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是現代宏觀經濟學的建立階段。第四階段：20世紀60年代以後，是宏觀經濟學進一步發展和演變的階段。
「宏觀經濟學」一詞，最早是挪威經濟學家弗里希在1933年提出來的。經濟學中對宏觀經濟現象的研究與考察，可以上溯到古典學派。法國重農學派創始人魁奈的《經濟表》，就是經濟學文獻對資本主義生產總過程的初次分析。
然而，在古典經濟學家和後來的許多庸俗經濟學家的著作中，對宏觀經濟現象和微觀經濟現象的分析都並存在一起，並未分清。特別是自所謂「邊際主義革命」以來，經濟學家大多抹煞經濟危機的可能性，無視國民經濟總過程中的矛盾與沖突，只注重於微觀經濟分析，以致宏觀經濟問題的分析在一般經濟學著作中幾乎被淹沒了。
但隨著傳統庸俗經濟學在二十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的襲擊下破產，隨著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出版，宏觀經濟分析才在凱恩斯的收入和就業理論的基礎上，逐漸發展成為當代經濟學中的一個獨立的理論體系。
宏觀經濟學主要觀點
宏觀經濟學研究的一個中心問題是：國民收入的水平是如何決定的？宏觀經濟學認為，國民收入的水平，反映著整個社會生產與就業的水平。
宏觀經濟學在解釋經濟周期時，很強調投資的變動的關鍵作用，認為投資的變動往往比消費的變動來得大，指出投資在相當程度上既是收入變動的原因，也是它的結果。它在「解釋」投資的變動與國民收入的變動之間的關系時，提出了「加速數」和「乘數」相互作用的學說。
「加速原理」與「乘數論」所要說明的問題各不相同。「乘數論」是要說明投資的輕微變動何以會導致收入發生巨大的變動，而「加速原理」則要說明收入的輕微變動何以也會導致投資發生巨大變動。但二者所說明的經濟運動又是相互影響、相互補充的。
宏觀經濟學正是利用所謂「加速數」和「乘數」的相互作用，來「解釋」經濟的周期性波動。據說，在經濟危機的條件下，生產和銷售量下降，加速原理的作用會使得投資急劇下降，而乘數的作用又使得生產和銷售進一步急劇降減，後者再通過加速原理的作用會使得投資成為負數(或負投資)。
加速數和乘數的相互作用，加劇了生產萎縮的累積過程。一旦企業的資本設備逐漸被調整到與最低限度的收入相適應的水平，加速原理的作用會使負投資停止下來，投資狀況的稍許改善也會導致收入重新增長，於是一次新的周期便重新開始。收入的重新增長，又通過加速數的作用，導致新的「引致投資」；後者又通過乘數的作用，促使收入進一步急劇增長，這便開展了經濟擴張的累積過程。這個累積過程會把國民經濟推到「充分就業」的最高限，並從那裡彈回來而轉入衰退。
宏觀經濟學討論的價格問題，是一般價格水平，而不是個別產品的價格問題。按照前面講的「國民收入決定」論，一般價格水平主要取決於總需求水平。然而，總需求水平的變動一方面影響著貨幣的供求，另一方面也受貨幣供求變動的巨大影響。所以，貨幣分析在宏觀經濟學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宏觀經濟學重視對貨幣供求的分析，不僅在於可通過對貨幣供給、利息率的調節去影響總需求，而且在於貨幣供給的變動與總的物價水平有著密切的關系。關於貨幣供給量與物價水平之間的關系，寵觀經濟學著作大多承襲傳統的「貨幣數量說」，只是略加修綴。
許多宏觀經濟學著作者認為傳統「貨幣數量說」過於粗糙，他們把貨幣數量說的基本觀點跟「收入決定」論的基本觀點聯系起來，認為在經濟達到「充分就業」的水平以前，貨幣供給的增加，其主要影響將表現在擴大「有效需求」、增加生產(或收入)上對價格水平的影響很小；只有當經濟達到「充分就業」水平之後，這時閑置設備已全部使用，若再增加貨幣供給，已不能再促使產量增加，而只會產生過度需求，形成通貨膨脹缺口，導致物價水平不斷上升，釀成真正的「通貨膨脹」。
這種分析，就是所謂貨幣分析與收入分析相結合的一個重要表現。這種分析表明，不僅政府開支和稅收的變動，而且貨幣供給量的變動，都會對總需求水平(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產生影響。這就為政府主要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國民經濟的活動進行干預，提供了理論依據。
宏觀經濟學認為政府應該，而且也能夠通過運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手段，對總需求進行調節，平抑周期性經濟波動，既克服經濟衰退，又避免通貨膨脹，以實現「充分就業均衡」或「沒有通貨膨脹的充分就業」。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運用，是相互配合、支持的；但在經濟蕭條、通貨膨脹等不同時期或條件下，二者將採取擴張性或緊縮性的不同對策。
在蕭條時期，採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財政政策方面，主要措施是減稅和擴大政府的開支。減稅可以使公司和個人的納稅後收入增加，從而刺激企業擴大投資和個人增加消費；而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的擴張將導致總需求增長，以克服經濟蕭條。
擴大政府開支，主要是擴大政府的購買或訂貨，增加公共工程經費和擴大「轉移性支付」，目的是通過擴大公私消費，以刺激投資。這種擴張性財政政策勢必導致財政赤字。根據凱恩斯的「有效需求學說」，資本主義經濟的常態是一種「小於充分就業均衡」。因而擴張性的赤字預算，也就成了戰後西方國家政府的常備政策工具。
在貨幣政策方面，主要措施是擴大貨幣供給量和降低利息率。這些措施包括：在公開市場上購進政府債券，把更多的准備金注入商業銀行。商業銀行的准備金增加後，就可擴大對企業和個人的貸款，從而擴大貨幣供給量，降低貼現率，刺激投資，從而增加總需求。
通貨膨脹時期，採取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依然運用上面所介紹的那些政策工具，只是朝著和上述相反的方向，即按著緊縮性方式而不是按擴張性方式來加以運用。
現在西方經濟學界開始企圖用供給分析來補充需求分析的不足，在宏觀經濟分析中探討微觀經濟基礎，出現了一種供給分析與需求分析相綜合、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相結合的新動向。
宏觀經濟學建議採用適當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匯率政策，以及建立獨立的中央銀行等手段，以控制和解決通貨膨脹問題。
宏觀經濟學首先關注一國的經濟增長，經濟增長指的是一國生產潛力的增長。一國生產潛力的增長是決定其實際工資和生活水平增長率的關鍵因素。
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的區別
經濟模型可以用於分析許多領域的決策。我們把有些領域歸入微觀經濟學中，而把其他領域歸入宏觀經濟學中。微觀經濟學（microeconomics）研究家庭和企業如何做出選擇，它們如何在市場上相互作用，以及政府如何試圖影響它們的選擇。微觀經濟學問題包括解釋消費者如何應對產品價格的變化以及企業如何決定收取什麼樣的價格。微觀經濟學還涉及到政策問題，如分析減少未成年人吸煙的最有效方法，分析批准銷售一種新處方葯的成本和收益，以及分析降低空氣污染的最有效方法。
宏觀經濟學（macroeconomics）研究作為整體的經濟，包括諸如通貨膨脹、失業和經濟增長這樣一些問題。宏觀經濟學問題包括解釋為什麼經濟會經歷衰退和失業不斷增加的時期，以及為什麼在長期內有些經濟體比其他經濟體增長得快得多。宏觀經濟學也涉及政策問題，如政府幹預能否降低衰退的嚴重性。
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之間的區分並不是嚴格且固定不變的。許多經濟情況既涉及微觀經濟也涉及宏觀經濟的層面。例如，企業投資於新機器和設備的總體水平有助於確定經濟增長的速度—這是一個宏觀經濟問題。但要了解企業決定購買多少新的機器設備，我們又需要分析單個企業所面臨的激勵—而這是一個微觀經濟問題。
二者的區別主要表現在：
（1）研究對象不同。微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單個經濟單位，如家庭、廠商等。正如美國經濟學家J亨德遜（JHenderson）所說居民戶和廠商這種單個單位的最優化行為奠定了微觀經濟學的基礎。而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則是整個經濟，研究整個經濟的運行方式與規律，從總量上分析經濟問題。正如薩繆爾遜所說，宏觀經濟學是根據產量、收入、價格水平和失業來分析整個經濟行為。美國經濟學家E夏皮羅（EShapiro）則強調了宏觀經濟學考察國民經濟作為一個整體的功能。
（2）解決的問題不同。微觀經濟學要解決的是資源配置問題，即生產什麼、如何生產和為誰生產的問題，以實現個體效益的最大化。宏觀經濟學則把資源配置作為既定的前提，研究社會范圍內的資源利用問題，以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
（3）研究方法不同。微觀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是個量分析，即研究經濟變數的單項數值如何決定。而宏觀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則是總量分析，即對能夠反映整個經濟運行情況的經濟變數的決定、變動及其相互關系進行分析。這些總量包括兩類，一類是個量的總和，另一類是平均量。因此，宏觀經濟學又稱為總量經濟學。
（4）基本假設不同。
6. 1929-1932資本主義大蕭條的宏觀經濟原因
根本原因：1929～1933年世界性經濟大危機的產生不是偶然的，它的根本原因在於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性和生產成果的私人佔有性的矛盾的惡性發展。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社會化大生產和生產資料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也就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矛盾。
資本主義社會在經歷了兩次工業革命之後，生產力飛速發展，社會分工越來越細。這就要求各個生產部門必須密切協作、步調一致，進而形成社會化大生產。但在資本主義社會，由於生產資料歸私人所有，少數壟斷資本家佔有大部分生產資料，他們為了無限制地追求利潤，尤其是在經濟繁榮時期，不斷地擴大再生產。這就勢必打破平衡，引發惡性競爭，激化社會生產各個部門之間的矛盾，從而導致新的經濟危機爆發。
②直接原因：
根據上面的分析，經濟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我們已經明確了，但是這里有個問題：社會化大生產和生產資料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是感受不到的，普通人能夠分析出的問題是什麼呢？或者說，經濟危機發生的直接原因是什麼呢？是市場供需出現矛盾。人們所能認識到的只是它所表現出來的生產和銷售兩個環節之間的矛盾。表面上來看，生產出的產品太多，市場需求有限，產品過剩，出現滯銷。但產品是真的過剩嗎？當然不是。那又是什麼原因使供需矛盾逐步激化了呢？
以經濟大危機的首發地美國為例，首先，美國20年代的繁榮建立在不穩定的基礎上，少數壟斷組織控制著國家的經濟命脈，這就造成國民收入分配不均，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一方面，資本家攫取了高額利潤，20年代，國民收入的1/3為占人口5%的最富有者所佔有；另一方面，廣大勞動人民日益相對貧困，1929年，約60%的美國家庭收入僅夠維持生活，他們的收入在全國總收入中尚不足24%。這就限制了社會實際消費能力的增長，造成市場的相對狹小。第二，分期付款和銀行信貸刺激了市場的虛假繁榮。20年代後半期，美國市場日益盛行分期付款，以此來刺激消費，造成市場的虛假繁榮。這種繁榮不是社會實際消費能力的增長，而是一種提前消費的形式，隨之而來的必然是消費的疲軟。而資本家為眼前利潤驅使，盲目擴大生產，使得生產和市場的矛盾日益尖銳。第三，無限制的股票投機活動。當時美國的股票投機活動非常猖獗，不但職業投機者，一些普通的美國人也參與股票的投機，把它作為致富的捷徑。人們不但把自己的積蓄全部投入，甚至向銀行貸款購買股票，結果造成這一時期股票價格被大幅度哄抬，發展到令人難以相信的極端，股票以其帳面價值的3倍到20倍的價格賣出，這就大大增加了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為貨幣和信貸系統的崩潰埋下了隱患。1929年10月，以紐約股市的崩潰為開端，引發了一場空前規模的世界性經濟大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