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初始於什麼年代

⑴ 經濟全球化起源於什麼時候，論證觀點

經濟全球化出現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90年代得到認可，但目前沒有統一概念。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1997年5月發表的一份報告中指出，「經濟全球化是指跨國商品與服務貿易及資本流動規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術的廣泛迅速傳播使世界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性增強」。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認為，「經濟全球化可以被看作一種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經濟、市場、技術與通訊形式都越來越具有全球特徵，民族性和地方性在減少」。

經濟全球化是指世界經濟活動超越國界，通過對外貿易、資本流動、技術轉移、提供服務、相互依存、相互聯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圍的有機經濟整體。經濟全球化是當代世界經濟的重要特徵之一，也是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趨勢。經濟全球化的過程早已開始，尤其是80年代以後，特別是進入90年代，世界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大大加快了。經濟全球化，有利於資源和生產要素在全球的合理配置，有利於資本和產品在全球性流動，有利於科技在全球性的擴張，有利於促進不發達地區經濟的發展，是人類發展進步的表現，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但它對每個國家來說，都是一柄雙刃劍，既是機遇，也是挑戰。特別是對經濟實力薄弱和科學技術比較落後的發展中國家，面對全球性的激烈競爭，所遇到的風險、挑戰將更加嚴峻。目前經濟全球化中急需解決的問題是建立公平合理的新的經濟秩序，以保證競爭的公平性和有效性。
進入21世紀以來，經濟全球化與跨國公司的深入發展，既給世界貿易帶來了重大的推動力，同時也給各國經貿帶來了諸多不確定因素，使其出現許多新的特點和新的矛盾。為此，研究和了解這一問題有著一定的現實意義。

⑵ 自然經濟開始於原始社會

自然經濟是以家庭（其他時期也包括氏族公社、封建庄園等）為主要基本生產單位，生產規模相當小。大多數情況下產品的原料採集、生產乃至消費都是為了滿足勞動者自身需要（而不是為了進行資本積累並擴大再生產），只有在生產產品過剩的情況下才會將產品拿到市場上交換。並且自然經濟中農業生產同家庭手工業製造相結合，即農產品以及一部分手工業品都是自主生產並使用的，也就是所謂的「男耕女織」現象。
原始社會時期生產力極為低下，通過氏族之間極少的剩餘產品交換產生的就是最早的自然經濟。真正實現完善的自然經濟是在原始社會末期，以家庭為生產單位、採用金屬工具生產、以土地為生產資料的時代出現。在原始社會末期與早期封建社會時期，自然經濟是生產力發展的有力支持。

⑶ 世界經濟向多極化方向發展開始於什麼年代

開始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以蘇聯解體為標志事件.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社會主義陣營出現了嚴重的危機.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世界格局頓時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原來的美蘇兩極均衡格局被打破,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的盟友不再受到安全問題的困擾,開始專心發展經濟.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歐盟等國家的經濟相繼有了巨大的發展,歐盟的總體經濟實力更是超過了美國.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和歐盟都努力尋求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力.加上九十年代以來中印等新興國家的崛起和俄羅斯的復興,世界政治舞台上再也沒有那一個聲音能夠壓到其他的所有聲音,開始了多極化進程.

⑷ 請問市場經濟起源於什麼時候

市場經濟起源於奴隸社會瓦解和封建社會興盛交接時期

什麼叫市場經濟呢？大概一百個經濟學家可以提出一百零一種以上的說法。有人說，市場經濟就是私有制的經濟；有人說，市場經濟就是價值經濟。還有說是自發性的經濟、競爭的經濟、優勝劣汰的經濟、信用經濟、法制經濟等等。

應當說，這些說法都有一定道理。包括「私有制」的說法。但是這些說法都像是「盲人摸象」，都只觸及一個局部，都沒有總體的概括力。

什麼是市場經濟？其實很簡單。市場經濟就是按等價原則進行交換的經濟。

市場經濟得以存在和發展，其根本基礎首先在於分工的普遍化。我們說，沒有工業化就不會有市場經濟。為什麼呢？因為工業化、大機器生產才能造就社會普遍分工的物質基礎。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不需要交換。最多是一家之內的兩口子交換產品。農業文明時代，農村婦女天天晚上摸黑納鞋底也供不上一家人穿鞋。用機器生產，一個工人一天能縫100雙鞋。現在工藝又改進了，不用縫制了，用膠粘。一個工人一天能粘1000雙鞋。生產這么多鞋，當然不是他自己穿，或者給他家人穿，或者給他老闆穿。干什麼用呢？用於出售。就是交換。

分工還不是市場經濟的唯一基礎。可分工引起的交換並非只有出售一種方式。計劃經濟下也有分工，但大量的產品是「計劃調撥」的。不是真正的出售。因為「一大二公」體制下的傳統理論認為，大家都是一家人，用不著算計那麼清楚。「肉爛在鍋里」。誰多誰少不都是「國家」的嗎？或者說是「勞動者共同所有」的嗎？我們在改革的初期就開始力圖打破「大鍋飯」。但那個時候所說的「大鍋飯」主要指企業中「干好乾壞一個樣」的平均主義分配製度。其實原有體制下最大的「大鍋飯」並不在平均主義的分配上，而在於否定等價交換的市場交易原則上。

市場經濟下的交換就是「親兄弟明算賬」的交換。交易雙方必須計較多少，必須維護自己的利益。人們都有在菜市場買菜，和賣菜的小販討價還價的經驗。蘿卜白菜的價格貴一毛錢，小販的利益就多一毛錢。價格便宜一毛錢，買方的消費者利益就多一毛錢。誰的錢也不是白來的。

請注意，交換中這個「必須維護自己的利益」的行為非常重要。可以說，這是市場經濟一切規律的根本出發點。在所有經濟學中，其實都存在一個無需證明的、共同的假定前提。這個假定前提就是，人都是趨利避害的。

我們的改革實踐已經明確無誤地證明，公共利益、共同利益一定是建立在個別利益的基礎上的。否定了個別利益，實際上也就否定了公共利益。在我國農村改革前的人民公社中實行「工分制」。理論上說，誰幹活都會導致大家共同的分值提高。這種「工分制」把大家的利益聯系在一起了吧？但實踐證明，這種否定個別利益的制度設計導致了農民「出工不出力 」的反抗。無窮無盡的政治運動、反復的「大公無私」教育也無助於事。結果是大家共同受窮，誰的利益也沒有得到保障。上世紀70年代末，我們首先進行的改革就是「分田到戶」， 承認農民的個別利益。結果是什麼呢？是1984年建國35周年慶典時，鄧小平在天安門閱兵那個時候，全國農民高唱「在希望的田野上」。

我們不想扯進「人是不是自私的」這種沒有多大意義的爭論中去。我認為，這個爭論就像「無所不能的上帝能否提出一個連他自己也回答不了的問題」那樣的一個悖論命題。悖論本身是門學問。研究悖論也是有意義的。下面我們就會講到，市場經濟的一切活動都充滿悖論。比如，「分散的所有權能夠更高效率地集中資源」。但這個「自私」與否的爭論是把人的本質這種哲學命題拿來解釋現實、生動的社會經濟生活。迄今動輒質問別人這種問題的，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它理解為對理想社會嚮往的單純。這是典型的「形而上學」。論證方式上有個「歸繆法」。例如我們可以問，人都是要死的，人就不應當避死求生了嗎？

實際上，黨的「十六大」報告已經對這個問題做出了回答。「十六大」報告說，不能以人有財產還是沒有財產、財產多和少來區分人們在政治上的先進與落後。我認為，我們可以把這句話在理論上詮釋為，不能以人們是否有趨利避害的利己動機來區分人們在政治上的先進與落後。「十六大」報告說，關鍵要看人們的財產是怎麼來的。在我們的問題中，關鍵是趨利避害要有規則。

大家知道，任何資源都是有限的，經濟學重點研究的就是有限的資源，或者說，稀缺的資源的優化配置問題。由於資源有限、機會有限，當人們都想趨利避害的時候，由此就產生了競爭的問題。

供給不足，大家都想買到，那就產生了需求方的競爭。供給充分而需求不足，賣方就希望買方優先買自己的產品。由此就有了供給方的競爭。供求雙方討價還價表現為供求之間的競爭。實際上，市場經濟下的競爭是無所不在的。其表現形式也是變化萬千。不僅同類行業之間、滿足同種需求之間的產品會有競爭，例如出版社和電視台之間有競爭；生產完全不同產品之間的企業也會有競爭。因為有可能兩個企業、兩種行業會使用同一種資源。例如石油既可以作燃料，又可以生產化工產品。而石油是有限的。技術替代、功能替代、效用替代都會導致競爭。

在過去一些年的改革過程中，大家對競爭的存在已經比較熟悉了。但對競爭的評價恐怕仍有不同看法。因為競爭必然牽扯到一個問題，就是公平的問題。還有人更把市場經濟下的競爭道德化，說，承認人會「趨利避害」就已經頗有「抑善揚惡」的味道了，還要提倡競爭，這不是在倡導「弱肉強食」的罪惡理論嗎？

大家可能還記得，2001年的春運前夕，國家計委就「旅客列車提價」問題舉行聽證會。

這個聽證會實際上就是用價格競爭來解決資源優化配置問題和公平問題。在春運這個例子中，我們還有沒有其他解決辦法呢？也有。例如，我們也可以不提價，沿用讓大家提前排隊的辦法，誰買到算誰的。但這個辦法中，旅客徹夜排隊的代價、「走後門」的代價、讓「票販子」倒票賺走的代價加到一起，可以肯定地說，需求方多支付的代價要遠遠大於火車票漲價的代價。更重要的是，作為需求方，漲價時旅客們多支付的代價將直接有助於鐵路今後增加供給，而在「排隊」方案中旅客們多支付的代價則完全無助於鐵路供給增加。再例如，我們還可以用計劃經濟下的配給方式。每個公民發500公里的鐵路購票證，大家自己去相互調劑餘缺。這個方案聽起來夠公平吧？但是社會能夠承受，或者說有必要承受這么大的一個資源配置成本嗎？而且可以斷言，即或這個方案真的行得通，那「購票證」的黑市將立刻興盛起來。真正需要購票的旅客真的能夠少付代價嗎？

那我們在競爭中就不需要關照弱勢群體了嗎？就不需要體現公平嗎？需要。這個公平同樣可以，而且應當通過價格杠桿實現。那就是加大軟卧票的漲價幅度，降低硬座票的漲價幅度。後來實際實行的漲價方案證明是正確的。

我們說對軟卧票多漲價，是不是就是一種非市場化的不公平呢？不是。這個建議是有充分的經濟學道理的。

經濟學上有兩個極為重要的概念，一個叫「影子價格」，一個叫「機會成本」。

先說「影子價格」。鐵道部關於春運漲價的理由之一就是存在著「影子價格」。在火車票這個例子中，大致說，票販子賣出來的價格就是春運票價的影子價格。票販子們都知道，倒騰硬座票是掙不了多少錢的，加價幅度很有限，能掙錢的是卧鋪票。這因為稀缺。這個稀缺不僅表現為卧鋪票少，而且表現在買卧鋪票的人購買力強上。影子價格是最能表現資源稀缺程度的價格。既然你鐵道部提出了「影子價格」的理由，那就應當遵從「影子價格」所表現出來的價格差。軟卧的「影子價格」最高，所以軟卧就應當多漲。

再說「機會成本」。你來聽講座就得少做生意。少做生意的損失就是你聽講座的機會成本。要讓人家說聽這門課「值」，就得讓大家覺得聽這個課的收益大於你的機會成本才行。

那在春運這個例子中，鐵路的機會成本是什麼呢？我們假定正常情況下一節硬座車和一節軟座車的票價銷售收入都是一萬元。現在由於春運超員，硬座擠進了更多的人。比如說50％吧。票價不漲，一節硬座車廂已經可以有一萬五千元的票價收入了。可是軟座一般不能超員，收入還是一萬。你說鐵路該不該考慮少掛一節軟卧多掛一節硬座，或者對軟卧提價50％ 呢？因為這時軟卧車廂的機會成本已經提高了50％。提價50％才能讓軟卧的機會成本和硬座的機會成本持平。這很公平。

硬座是在超員情況下增收50％的。就是說每個旅客享受的空間大大縮小了。而軟卧即或提價50％，因為並沒有超員，旅客享受的空間並沒有縮小。那麼坐軟卧的旅客該不該為供求失衡條件下佔有優質資源再多付一些代價呢？應該。在這個例子中，在硬座不提價的情況下，軟卧只漲50％還不行，應當漲80％，甚至100％才合理，才公平。如果硬座提價，那軟卧應當漲得更多。

這就是市場經濟。這就是競爭。競爭有什麼好處？競爭的好處主要有三條。一條是優化配置資源。提高有限資源的利用效率。二是優勝劣汰。優勝劣汰不僅是把資源配置給更有效率的支配者的意思，更重要的是不斷促進社會、市場、技術不斷向前發展。三是降低社會交易成本。在很多場合，用不著開很多會，無休止地討論個沒完，誰出價高就賣給誰。決策變得非常簡單。

市場經濟下制度與秩序的本質是社會共同約定。

我們知道，有了競爭，就必然引起另一件事，那就是秩序。近年來媒體上經常討論的一個重點話題就是整頓和維護市場經濟秩序。對市場經濟秩序的討論從一個角度反映出，我國的市場經濟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因為市場經濟發展了，競爭普遍化了，人們才需要考慮和關注秩序。

要有秩序就得講求規則。沒有規則就亂套了。那就不是競爭，而是戰爭了。戰爭也沒離開規則。戰爭的目的用經濟學眼光看有兩種，一是通過踐踏規則掠奪資源，二是通過強制手段重建規則。

規則、秩序都是一種制度安排。我們說到過，制度安排就是一種社會共同約定。那什麼是市場經濟秩序呢?由此而來，市場經濟秩序就是為保證社會經濟系統順暢運行的社會共同約定。

市場經濟下的各種秩序，或者說各種社會約定是人們在萬千次交易、競爭中總結出來的。人們在市場交易的實踐中逐步懂得，建立秩序是有利於所有市場參與者的利益的。約束所有的人，也保護所有的人。最初的秩序、規則可能是自發的。但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交易范圍的不斷擴大，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自發的秩序、規則早已經不能滿足需要。於是有了經過特定程序，由專門的社會管理部門制定、頒布的規則和規則約束下的秩序。社會共同約定是市場經濟秩序。把這種約定上升為法律、法規、交易規則、技術質量標准以及道德准則等就是規則、制度。

人們對競爭經常有善惡褒貶的說法，但對秩序、規則本身則一般沒有。不會有人說我們不需要秩序，不需要規則。但是對規則的認定則有很大的不同。

依據管理學的基本理論，規范化的社會共同約定，或者說社會共同行為規范，應當包括「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和「違背規范的後果如何」三個基本方面。常識可以理解，完善、順暢的交通秩序一定包括「行人車輛靠右走」、「非機動車不可以在機動車道行使」和「違規要受到懲罰」三個組成部分。維護交通秩序的「硬體」設施、交通秩序的具體組織與維護者等都是「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和「違背規范的後果如何」這三方面基本約定的延伸。如果秩序出現混亂，一定是這三個方面中的某一個環節出現了漏洞。市場經濟秩序及維護這個秩序的規則也同樣如此。

現在人們在討論秩序、規則時喜歡說「公正」、「公開」、「公平」的「三公」原則。這三項的確是建立良好秩序的根本基礎。但怎麼樣才算公正、公平?大家的判斷標准並不一致。

在我國現實的市場環境中，我們經常碰到一些地方、行業、企業用種種形式搞壟斷價，地區封鎖的事。壟斷價肯定是侵害消費者利益的行為。但搞壟斷價的人也有很充足的理由。什麼理由呢?為了保證國家稅收，為了改善國有企業經營狀況，為了國有資產「保值增值」。這話聽起來理直氣壯。你消費者不過是個私人，為了國家、公家、國有資產的利益吃點虧還不是應當的么?這種說法完全沒有道理。

市場經濟有個最基本的規律，叫等價交換。只能在供求雙方平等的基礎上才能真正實現。任何道德、法律或行政權力方面的不平等都會使等價交換的原則扭曲，都會導致市場經濟關系紊亂。用理論化的語言說就是，市場交易規則中不能有任何的超經濟強制。

我們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基本關系是兩個完全平等的經濟主體之間關系。他們之間不應當存在一方利益優先於另一方的特權。認為企業、供有者、政府一方是公，是公有利益；消費者是私，是私人利益，認為不能讓公有利益吃虧的說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這是把不同的經濟關系，把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關系偷梁換柱地換到了供給與需求、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經濟關繫上。在廠商與消費者的交易過程中，不存在任何公與私的關系，消費者不論面對國有、集體、個體或外資企業，都是等價交換的過程，要遵循等價交換的原則。消費者沒有義務為任何企業的所有者利益承擔責任，沒有義務為政府的稅費增收承擔責任。

把生產與消費區別為姓「公」和姓「私」的觀念其實是在所有制關繫上姓「公」姓「私」的爭論在消費領域中的延續。為什麼我國的市場經濟秩序會出現混亂?這種錯誤觀念的存在，以及在這種錯誤觀念下形成的市場規則不合理是重要原因之一。這就提出了一個很嚴肅的命題，我國的消費理論、消費政策也要撥亂反正，而且要從深層次撥亂反正。

有必要強調指出，消費者利用自己的合法收入，在合法的消費過程中支出貨幣以換取消費資料，這是市場經濟下正常合理的經濟行為。消費者在這個經濟行為中絲毫也沒有占公共利益的便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與消費之間的經濟關系，以及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經濟關系，與「公有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間的關系毫不搭界。不僅如此，在當前改革的過程中，我們所要推進的恰恰是消費的「私人化」進程。例如公車改革、住房貨幣化改革、職務消費貨幣化改革等。可以而且應當理直氣壯地說，這個「私人化」代表著對客觀規律的順應，符合歷史進步的方向。

別以為維護消費者利益是個小事。消費者這個概念本來就是市場經濟的概念。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們有「消費者」這個概念嗎?沒有。那時只有勞動者、創造者、貢獻者的概念。人們認為消費是惡，生產、貢獻是善，盡可能少地從社會索取，盡可能多地給社會貢獻，才是必要的、崇高的。市場經濟不是這樣的，有生產就有消費，消費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必要環節。社會發展到今天，消費已經不再是生產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附屬的環節，而是關鍵的、第一位的環節。創造出需求，才有生產發展的餘地；創造不出需求，生產就會停滯、萎縮．經濟就無法增長。改革發展到這一步，維護消費者權益已成為當前改革進程中社會經濟關系調整最核心、最直接、最前沿的問題。

為什麼這樣說呢?大家想，中國現在經濟發展中最大的「瓶頸」是什麼?是有效需求不足，是供大於求的失衡。過去幾年來，我們花了那麼大的政策代價去啟動內需。在過去幾年中，我國的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始終保持著兩位數的增長。目前這個余額已經達到10萬億元。這說明，人們消費的物質基礎是存在的，老百姓有這個消費能力。人們為什麼不消費?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市場秩序不利於消費者，市場規則沒有切實保護好消費者。當老百姓實現自己的消費行為時，他的利益總是受到侵害，你說他會願意打開錢袋子嗎?我們的消費者是理性的，是聰明的。他們不會因為市場規則的偏移而放棄自己的權力和利益，去選擇那些質次、價高的產品。我們可以這樣說，善待和尊重消費者，維護消費者利益就是擴大內需，就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具體體現形式之一，就是應對加入WTO挑戰的最重要舉措。

市場秩序、市場規則不是哪個國家想怎麼定就怎麼定的。隨著分工和交換范圍的擴大，這種社會約定的范圍也在不斷擴大。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實質上就是在加入一個世界公認的規則、秩序。WTO的核心問題是在「公平交易、自由競爭」基礎上的一系列協定，即大家共同遵守的「游戲規則」。政府不能或只能盡可能少的設置障礙。我們必須遵守這些規則。否則無法加入國際競爭中去，無法與外部世界形成穩定的分工關系。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中國的產業、企業和外來競爭者之間將處於面對面的競爭格局，面對質量、價格、服務以及可持續發展以及維護消費者權益等諸多因素的較量。加入WTO後，我們面臨的挑戰不僅僅是在企業的規模、技術、資本實力、產品質量、售後服務等方面，更重要的是完善市場經濟制度，完善交易規則的挑戰。舉個例子說，我們維護消費者權益就得按照國際標准，而不是按傳統思維下的「中國國情」來說話。我們的出口產品質量必須符合國際通行的，或者進口國規定的標准，不然就會受到抵制。

目前我國的水果生產在規模上已經是世界第一，在品種、成本上也具有很強的競爭力，但遇到一個新問題，就是「農殘」問題。農葯殘留在水果表皮及其深處，洗都洗不掉。製成果汁都去不掉。這個「農殘」標准不是我們定的，是有國際標準的。這種標准既是一種市場規則，也是當前一種新的貿易保護、國際競爭工具，叫做非關稅壁壘。非關稅壁壘包括技術壁壘、環保壁壘、消費者保護壁壘等。

不僅在國際市場如此。在國內市場上也得遵守國際共同的「游戲」規則。例如，如果中國企業在國內市場上維護消費者權益的標准低於國際標准，那麼消費者就會買外國企業的東西。中國企業就不可能在國內市場上的競爭中取勝。很多人擔心中國的企業能否承受得了國際標准。為什麼承受不了呢?為什麼只能由中國的消費者承受較低的權益保護標准，不能由企業承受較高的國際競爭標准呢?一方面，不是你想不想承受。這個共同的「游戲」規則是迴避不了的。另一方面，沒有什麼比危機更能促進進化、進步和群體素質提高的了。事情逼到那一步，我相信中國的企業只會做得更好，不會做得更壞。

要想建立規范的秩序，就得解決「不遵守秩序怎麼辦」的問題。這就要有法。法律就是專管「不能幹什麼」的。為什麼人們說，市場經濟是法制的經濟?因為離開法制，市場經濟的秩序、規則寸步難行。

前期我國社會經濟秩序的混亂狀況已經發展到了失控的程度。我們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有個分析。認為其根本原因，在「無法可依」與「有法不依」兩方面中，有法不依是導致混亂的主要原因；在「體制內」因素和「體制外」因素兩方面中，政府、執法機構腐敗及「貓鼠串通」等體制內因素的失控是主要原因；在市場機制與非市場機制兩方面中，依託行政權力的壟斷行為、地方保護主義等非市場機制是主要原因。

有人把當前我國市場經濟秩序混亂的原因歸結為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的制度「真空」。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其說明的只是表層原因。中國的市場經濟運行規則盡管仍不健全，但禁止和懲處故意危害人民健康與社會安全行為的法律還是明確具備的。一個顯然的事實是，「毒大米」、「『豆腐渣』工程」出現的原因並非是無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關鍵是為什麼有法不依。

從經濟學意義上說，市場經濟秩序出現普遍性混亂的根本原因不在於社會中有一部分人唯利是圖或法制、道德操守低下。在任何制度背景下，唯利是圖、損人利己、鋌而走險或缺乏遵守共同行為准則意識的人總是存在的。所有的經濟學說都有一個共同假定，即人總是趨利避害的。不論社會具有怎樣的公開約定，如果在實際經濟運行中，當人們發現，破壞制度總是可以比遵守制度獲得更大的收益，那麼這個社會的經濟秩序一定會趨於紊亂。因為將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自覺或不自覺地從遵守制度轉向破壞制度。譬如制售假貨可以騙錢且不受懲戒，或違規成本遠低於違規收益時。這一點從常識中就可以理解。為什麼會出現普遍性的「有法不依」?因為維護制度的人或機構本身也在從破壞制度中撈取「好處」。可以斷言，凡是違規、違法現象長期、普遍存在的地方，一定有執法者與違法者的串通，一定有執法者從違法行為的存在中獲取利益。

這期「話說什麼是市場經濟」要講第三個問題：開拓信用資源的制度基礎是財富歸屬的多元化。

我們知道，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人們碰到一個問題。「一手錢一手貨」的交易方式不能滿足需要。有時候需要先交錢後付貨，有時候需要先付貨後收錢。交換這個過程在時間被分割開了。還不僅如此，人們還看到，有時候做生意時自己的資金不夠，可以和親戚朋友借。在進一步發展中，人們發現，這種「借」還可以由一個專門的社會中介機構來承擔，當成個生意來做。於是就有了銀行。由此，就發展起了我們今天所說的信用經濟。以後，隨著工業化的不斷發展，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更多的信用工具、信用方式被創造了出來。比如說人們已經有一定了解的債市。企業發債，投資者買企業債。在這個借貸關系中，雙方誰也不認識誰。那債權人為什麼能夠把自己的錢讓債務人拿去用呢?因為有信用參與其中。

在實踐中人們發現，信用原來也是一種資源。利用信用資源，可以放大實際的資源規模，可以大大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可以動員更多的閑置資源投入到經濟活動中去。

在我國過去20多年的改革開放實踐中，動用信用資源並不是一件新鮮事。我們的改革開放始終是伴隨著信用資源的利用、優化配置和擴張而發展起來的。上海的寶鋼最開始就是借錢蓋的。債權融資在我國不是一件新事物。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幾乎所有重大事件都和債權債務關系的發展密切相關。借錢就是動用信用資源。但是當時動用的主要是政府和財政的信用資源。此後，我們不僅懂得了動用信用資源，而且這個信用資源的涉及領域和范圍還越來越擴大。

在90年代後期，我們有以增發國債為基本內容之一的「積極的財政政策」等。這個歷史過程表明，信用資源已經在我國的經濟運行中佔有著重要地位。

現在大家對國債這個信用形式的投資品種已經很熟悉了。最開始發行國庫券時，各單位是攤派的，不買都不成，從你工資里扣。現在買國庫券要排隊。由於國庫券具有風險低、收益高、流動性好等特點，現在這種信用品種已經為社會所普遍認同。

⑸ 中國什麼時候出現的市場經濟唐宋的時候算嗎還是鴉片戰爭之後啊

唐宋的時候是經濟繁榮的時代。大體來說也是市場經濟的時代。只不過范圍是局部地區之交的國際貿易。中國提出來的市場經濟在90年代初，當時由計劃經濟開始轉變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跟歐美提倡的市場經濟有點體制上的不一樣。關於市場經濟一詞的來源及在中國的發展。可以看 吳承明先生在《傳統經濟市場經濟現代化》(《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年第2期)一文中說：「什麼是市場經濟，沒有一個經典定義。馬克思從未用過市場經濟一詞，只講商品經濟。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開卷就講市場，但也無市場經濟一詞。」「首先使用市場經濟一詞的大約是J希克斯1969年出版的《經濟史理論》，但也是偶爾使用，更多是用『商業經濟』。」

近來，筆者在為商務印書館撰寫《中國農業現代化之路——近代中國農業結構、商品經濟與農村市場》(該書於2000年8月出版)一書過程中，查閱二三十年代中國社會性質和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中有關農村商品化性質、影響與作用的資料時，發現3處使用「市場經濟」一詞。

1、1928年7月《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土地問題決議案》中使用了「市場經濟」一詞，它是作為自然經濟的對立物、「貨幣經濟」的同義語而使用的：「貨幣經濟關系的發展，到處都已經是用金錢交易，而不是『自做自吃、自做自用』的經濟(自然經濟——以前中國的農村經濟大半是如此)，市場經濟的制度也已經成為統治的制度，已經籠罩一切，農民的出產品必須賣出一部分，得了錢以後，才能買其他消費品(洋油，火柴，布匹，鹽等等)，於是農民一天天地格外需要金錢。因此種種，造成了高利貸資本發達的條件。農民大多數每年都要借債，所以富豪便放債收息，利錢越抬越高。商業資本對於農民的剝削也是如此」。①

2、1930年3月華岡在《1925——l927年中國大革命史》中，也使用了「市場經濟」一詞，它也是作為自然經濟的對立物、「貨幣經濟」的同義語而使用的：「中國因為貨幣經濟關系的發展，到處都已經使用金錢交易，以前那種『自做白吃、自做自用』的自然經濟(以前中國的農村中大半都是這種自然經濟)早已崩壞，市場經濟的制度已經籠罩一切成為統治的制度(農民生產品必須出賣一部分得了錢再能買其他日用品——洋油，火柴，布匹，食鹽等)，於是農民一天天地格外需要金錢，因此造成了高利貸資本發展的條件……商業資本對於農民的剝削也是如此……。」②

3、1939年3月何干之在《中國社會經濟結構》一書中，也使用了「市場經濟」一詞：「商品經濟發展的結果，已經到用金錢交易，市場經濟的制度已經籠罩著一切，農民必須賣出一部分生產品，得了錢再來買其他日用品。然而由於工業品與農業品跌價的剪刀形狀，被犧牲的和被轉嫁的也自然是農民。」③

迄今為止，筆者所見到的文獻中，1928年7月《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土地問題的決議案》中，首先使用了「市場經濟」一詞，比希克斯《經濟史理論》(1969年)中使用這個詞早40年。

⑹ 小農經濟最早產生在什麼時候

小農經濟最早產生在什麼時候：小農經濟產生於春秋戰國時期鐵犁牛耕的背景下,而自然經濟早在原始社會就產生了。

小農經濟產生時期：春秋戰國時期。原因：社會生產力的提高 ；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確立。

中國古代小農經濟形成的條件有哪些：春秋戰國時期鐵犁牛耕技術的出現和推廣；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確立。這兩者都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提高，使以家庭為單位的個體農業經營成為可能。

中國的小農經濟是怎樣形成的：春秋戰國時期鐵犁牛耕技術的出現和推廣；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確立。這兩者都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提高，使以家庭為單位的個體農業經營成為可能。

小農經濟產生的原因：小農經濟是一種自然經濟形態，任何一種經濟形態產生的根本原因都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而在生產力諸因素中生產工具是中心因素，所以鐵犁牛耕的普及是封建土地私有制確立的關鍵也是小農經濟產生的根本原因。

小農經濟它的特點一個是分散，說它分散呢是因為它是以家庭為生產生活單位；罰是生產出來的產品都用來自己消費或絕大部分用來自己消費，所以說它是一種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

小農經濟是在春秋戰國時期鐵犁牛耕的背景下產生的。總體我覺得產生的原因就是土地私有制的產生和生產需要滿足自己是需要。以個體為單位，以精耕細作、男耕女織為方式，自給自足為生產目的。

⑺ 經濟全球化開始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經濟全球化開始的時間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90年代被逐漸認可。廣義的經濟全球化開始於：新航路開辟。也就是14-15世紀。狹義的經濟全球化是在二戰後，80年代以後明顯加快。

如果從以新航路開通和地理大發現為經濟全球化標志的15世紀末算起，到現在的500多年間，經濟全球化大體經歷了三個歷史階段，也就是三次具有不同特點的經濟全球化。通過對外貿易、資本流動、技術轉移、提供服務、相互依存、相互聯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圍的有機經濟整體的過程。

經濟全球化是商品、技術、信息、服務、貨幣、人員、資金、管理經驗等生產要素跨國跨地區的流動，也就是世界經濟日益成為緊密聯系的一個整體。經濟全球化是當代世界經濟的重要特徵之一，也是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趨勢。

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因素

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生產力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生產力的發展，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堅實的基礎，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信息技術革命，不僅加快了信息傳遞的速度，也大大降低了信息傳送的成本，打破了種種地域乃至國家的限制。

把整個世界空前地聯系在一起，推動了經濟全球化的迅速發展。跨國公司的發展。跨國公司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適宜的企業組織形式。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利用各地的優勢組織生產，大大促進了各種生產要素在全球的流動和國際間分工，並由此極大地推動了經濟全球化進程。

⑻ 商品經濟產生於什麼時期

商品經濟產生於原始社會末期。
商品經濟 ，「自然經濟」的對稱，是商品的生產、交換、出售的總和。商品經濟是指直接以交換為目的的經濟形式，包括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

商品經濟最早產生於第二次社會分工即手工業從農業中分離並進一步擴大，在第三次社會大分工時出現了商品經濟的重要媒介——商人。
在原始社會，人們生活在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氏族組織里，生產資料和勞動產品共同佔有，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到原始社會末期逐漸出現了剩餘品，於是就有了氏族（或部落）之間對剩餘品的偶然交換。當發生了畜牧業和農業的分工時，商品交換逐漸擴大；後來發生了手工業和農業的分工，從而出現了直接以交換為目的的商品生產貨幣，出現了商品經濟；商品生產的產生使商品交換經常化，進而產生了貨幣。 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商品經濟是在自然經濟的縫隙中生長的；而在資本主義社會，商品經濟才完全取代自然經濟，成為普遍的經濟形式。

⑼ 我國古代商品經濟最初產生於什麼朝代呢

在原始社會後期就出現了以交換為特徵的商品經濟

⑽ 信息經濟學起源於20世紀什麼年代

信息經濟學起源於20世紀40年代，發展於50～60年代，到70年代基本發展成熟。在創建初期，研究重點多種多樣，有的學者側重於基礎理論研究，有的學者則側重於應用研究，也正是這兩種研究的互相補充和互相促進，才奠定了信息經濟學的理論基礎。進入70年代以後，信息經濟學的發展基本上達到了成熟，其標志是有大量信息經濟的論著問世。如：美國霍羅威茨的《信息經濟學》，英國威爾金森的《信息經濟學-計算成本和收益的標准》，日本曾田米二的《情報經濟學》等。
簡介：
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從一開始就有兩條主線。
一是以弗里茲·馬克盧普(Fritz Machlup)和馬克·尤里·波拉特(Mac Uri Porat)為創始人的宏觀信息經濟學。
宏觀信息經濟學又稱情報經濟學、信息工業經濟學。以研究信息產業和信息經濟為主，是研究信息這一特殊商品的價值生產、流通和利用以及經濟效益的一門新興學科。是在信息技術不斷發展的基礎上發展建立起來的，是經濟學的重要領域。
二是以斯蒂格勒和阿羅為最早研究者的西方信息經濟學、微觀信息經濟學。
微觀信息經濟學又被稱為理論信息經濟學是從微觀的角度入手，研究信息的成本和價格，並提出用不完全信息理論來修正傳統的市場模型中信息完全和確知的假設。重點考察運用信息提高市場經濟效率的種種機制。因為主要研究在非對稱信息情況下，當事人之間如何制定合同、契約、及對當事人行為的規范問題，故又稱契約理論或機制設計理論。
形成發展
宏觀信息經濟學方面最早的研究者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弗里茲·馬克盧普(F.Machlup)教授。他在1962年發表了一本專著：《美國的知識生產和分配》，書中提出了知識產業的問題，並對1958年美國知識產業的生產進行了統計測定。這本書1966年被譯成俄文，1968年又被譯成日文。自1980年起，馬克盧普又擴展前書，陸續發表了《知識：它的生產、分配和經濟意義》8卷本巨著。其中第1卷名為《知識與知識生產》。第二位著名的早期研究者，當推美國斯坦福大學的馬克·尤里·波拉特(Mac Uri Porat)博士。他在書中更新了美國知識產業的統計數據。他在馬克盧普的研究的基礎上，在丹尼爾·貝爾(Daniel.Bell)的影響下，於1977年完成了《信息經濟》(The Information Economy)9卷本的內部報告。這個報告是在他的博士論文《美國信息經濟分析》的基礎上擴展後寫成的。波拉特第一次把產業分為農業、工業、服務業、信息業，並把信息部門分為第一信息部門和第二信息部門。第一信息部門是由向市場提供信息產品和信息服務的企業所組成的部門，第二信息部門是由政府和非信息企業的內部提供信息服務的活動所組成的部門。波拉特還用投入產出技術按不同於馬克盧普的最終需求法的另一種增值法，對1967年美國的信息經濟的規模與結構作了詳盡的統計測算和數量分析。這種方法不僅引起美國商務部的重視，而且於1981年被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所採納，用來測算其成員國的信息經濟的發展程度。
微觀信息經濟學起始於20世紀50年代，形成於60年代，發展於70-80年代。最早從經濟學角度研究信息的是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和日本的宮澤等。早在1961年，美國經濟學家，信息經濟學的創立者之一的喬治·斯蒂格勒就在《政治經濟學》雜志上發表了題為「信息經濟學」的論文，其中對信息的價值及其對價格、工資和其他生產要素的影響進行了研究，認為獲取信息要付出成本，不完備信息會導致資源的不合理配置。美國的維克里教授和英國的米爾利斯教授還在不對稱信息的前提下，延伸出了委託-代理理論。他們把掌握信息多的一方稱為代理方，另一方稱為委託方，通過引入「激勵相容」等概念，把不對稱信息問題轉化制度安排和機制設計問題。這一理論的提出得到高度重視，其中的約束—激勵機制正被廣泛應用。美國主要從具體應用方面研究有關信息的成本和價值，信息對價格、工資和其它生產因素的影響；日本則側重於抽象研究信息系統評價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兩者都是信息經濟學的理論基礎。70年代以後，美國霍羅威茨的《信息經濟學》、日本增田米二的《信息經濟學》、美國霍肯的《下一代經濟》等著作相繼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