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中國經濟如何轉型

㈠ 什麼是中國經濟新常態，中國進入新常態有哪些挑戰和機遇

當前的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經濟增長進入了可控、相對平衡的運行區間。在外需疲軟、內需回落、房地產調整及深層次結構變動的力量綜合作用下，經濟下行壓力有所加劇。然而，「新常態」並不是只有困難、挑戰和風險，新常態沒有改變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改變的是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條件；沒有改變我國經濟發展總體向好的基本面，改變的是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因此，中國經濟「新常態」孕育著一個正在崛起的國家擁抱新經濟體系的宏大發展機遇。
第一，大改革與大調整的機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不僅暴露了世界經濟面臨巨大的結構性問題，同時也宣告了鑲嵌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中國傳統增長模式走到了盡頭。高投資帶來的高能耗與高污染、收入分配差距帶來的社會經濟沖突以及過度管制帶來的創新不足已經成為中國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足和民族復興的絆腳石。人民深深認識到，大改革和大調整是重構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基石的唯一選擇。這種「大改革」與「大調整」共識的形成是「新常態」帶給中國經濟下一輪發展的最大禮物，在世界性結構改革的大浪潮中給予了中國良好的機遇期。

第二，大消費、大市場與構建「大國經濟效應」的機遇。中國在GDP穩居世界第二位的同時，其市場份額和消費規模也大幅度提升，中國需求成為世界需求最為重要的決定因素，「大國經濟效應」開始全面顯現。一是在市場上出現全面的規模效應和范圍效應，生產效率的提升有效對沖著各種成本的上升，使中國在世界市場的份額並沒有下降；二是消費開始上台階，中國消費規模依然按照每年平均13%的速度增長，中國開始從「世界工廠」轉向「世界市場」。三是中國的「世界工廠」開始與中國的「世界市場」相對接，在內外貿一體化的作用下使中國經濟的穩定性和抵抗世界經濟波動的能力大幅度上揚。
第三，「大縱深」與構建多元增長極的機遇。雖然到2014年年底，中國各類產業結構的指標已經標志著中國經濟開始向後工業化階段轉化，工業化紅利開始衰竭。但是，一定要看到中國經濟縱深的厚度和寬度，即「長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地區」雖然開始全面轉向服務業驅動，但廣大的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工業化依然處於高速發展的中期階段。這不僅為東部產業升級提供有效的騰挪空間，也為中西部加速發展提供了契機。因此，中國產業的梯度大轉移不僅大大延緩了中國工業化紅利消退的速度，同時通過構建多元化的增長極使中國空間布局更加科學。
第四，「大人才」與構建第二次人口紅利的機遇。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和老齡社會的逼近意味著中國傳統的人口紅利開始消退。但必須注意的是，目前「招工難」和「用工貴」問題主要凸顯在農民工領域。中國的就業格局是「大學生就業難」與「民工荒」相並存。每年700多萬大學生畢業壓力已經使大學生就業起薪與農民工平均工資開始拉平。而這恰恰是中國從人口大國邁向人力資源強國的關鍵，這說明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已經為中國產業升級准備了大量高素質、低成本的產業後備大軍。以大學生和人力資源為核心的第二次人口紅利開始替代以農民工和低端勞動力為核心的傳統人口紅利。
第五，「大創新」與構建技術紅利的機遇。仔細梳理中國技術創新發展的各類指標，我們會發現，在粗放式發展模式走到盡頭的同時，中國創新發展模式已經嶄露頭角：一是專利申請大幅度提升，於2013年達到257.7萬，增速為15.9%，佔世界總數的32.1%，居世界第一；二是R&D經費支出突破低水平閥值，於2014年達到GDP的2.09%，增速達12.4%，進入高速度、中等強度階段；三是技術市場活躍程度大幅度提升，2013年技術市場交易額達到7469億元，增速達到16%；四是高技術產品出口大幅增長，總額達到6603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30%；五是國外發表的科技論文在2013年已接近30萬篇，邁入世界科技論文大國的行列；六是中國擁有世界最龐大的科學技術研究人員。上述這些參數說明，只要進一步進行科技體制改革和鼓勵各類創新創業活動，中國技術創新紅利必將逐步實現。「中國製造」開始向「中國創新」轉型，從勞動力密集型製造業向知識密集產業過渡。
第六，「大升級」與構建升級版中國經濟的機遇。在市場、技術、人力等多方面的作用下，中國經濟開始出現全面升級的勢頭：一是在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時，消費開始出現大幅度升級，開始從過去30年的以吃穿住行為主體的工業化消費轉向以高端製成品和服務消費為主的後工業化消費；二是產業在需求拉動下，開始大幅度由製造業轉向服務業、由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知識與技術密集型產業。中國升級版經濟的雛形開始顯現。
第七，「大開放」與中國經濟全球布局的機遇。中國經濟實力的全面提升以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給予中國前所未有的進行大開放和全球布局的機遇。一是中國開始從「商品輸出時代」轉向更為高級的「資本輸出時代」，海外並購突飛猛進，其平均增速超過30%，對外投資總量2014年已突破1000億美元；二是以區域性自由貿易區的構建全面強化中國開放的板塊效應；三是以「一帶一路」為核心展開中國空間戰略與開放戰略全面對接，並通過互聯互通打造中國新的國際合作格局；四是以金磚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等國際金融機構的構建，打破歐美一統國際金融的格局。這些拓展有效擴張了中國資源配置的空間以及盈利模式，必將把中國發展帶入新階段。

㈡ 為什麼說 中國正處於經濟轉型時期

1、從消費需求看，過去我國消費具有明顯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徵，現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階段基本結束，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保證產品質量安全、通過創新供給激活需求的重要性顯著上升，必須採取正確的消費政策，釋放消費潛力，使消費繼續在推動經濟發展中發揮基礎作用。

2、從投資需求看，空間是人類從事經濟社會活動的載體，經濟客體在空間中的相互關系和布局結構便構成了空間經濟。基於課題組前期的研究及判斷，中國將逐漸形成以多中心網群化城市體系為支撐的「一網五帶」巨手型城市中國經濟空間新格局。

3、從生產能力和產業組織方式看，過去供給不足是長期困擾我們的一個主要矛盾，現在傳統產業供給能力大幅超出需求，產業結構必須優化升級，企業兼並重組、生產相對集中不可避免，新興產業、服務業、小微企業作用更加凸顯，生產小型化、智能化、專業化將成為產業組織新特徵。

4、從城市層面GDP空間分布及變化來看，中國東中一體與「一網五帶」經濟空間新格局進一步顯示。主要表現在：

第一，中心城市的經濟集聚引領作用進一步增強，285個地級及以上城市中的前20%（57個城市）集聚全國近3/5的財富。第二，中部地區憑借中心城市的有力支撐正在不斷崛起，東北地區由於中心城市支撐作用下降而出現持續下滑。

㈢ 中國經濟新常態的中國經濟進入轉型關鍵期

《人民日報》的評論指出：「經濟新常態，需要創新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培育經濟發展的持久動力。從根本上說，就是向改革要動力，向結構調整要助力，向民生改善要潛力；就是要『激活力』，把該放的權放到位，讓市場主體真正放開手腳；就是要『補短板』，把該做的事做好，增加公共產品有效供給；就是要『強實體』，把該給的政策給足，夯實發展的微觀基礎。」《人民日報》評論認為：「新常態是新的探索，要創新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統籌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以改革開路，充分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激發企業和社會活力，培育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加快經濟轉型升級結構優化，更好地改善民生。」
「新常態」作為中國高層對經濟形勢的清醒判斷和重要定義，對未來宏觀經濟政策導向有著決定性意義。而《人民日報》的三篇評論恰為人們清晰呈現了「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整體面貌和未來趨勢，正如評論中所說，「面對新常態，我們要有冷靜的心、堅定的心和火熱的心，科學認識新常態，積極應對新常態，學會適應新常態，創造中國經濟發展的新輝煌。」

㈣ 如何認識中國經濟新常態的機遇和挑戰

經濟泡沫巨大，已無力支持，好就軟著陸，但十有八九要爆破，又要過苦日子，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㈤ 如何認識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

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正是這樣的大勢和機遇。
怎樣推動中國經濟爬坡過坎，是一場新的考試，考驗駕馭市場經濟的智慧，檢驗掌控復雜局面的本領。新常態需要適應，更需要引領。2014年，在世
界經濟復甦動力不足的情況下，我們實現了7.4%的增速，勞動生產率提高7%，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下降4.8%，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上升3個百分
點。發展質量和效益的不斷提高，正是全國上下主動適應、積極引領新常態的結果。然而毋庸諱言，也有人一時半會兒轉不過彎來，或多或少表現出換擋焦慮症。

今天的經濟，某種程度上說是一種信心經濟，社會預期對經濟走向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面對新常態下的新變化，惟有變被動為主動，才能頂住下行壓力，抓住新常態下的新機遇，實現新常態下的新作為。

以新作為引領新常態，首先要有堅定的自信。發展速度換擋，是我國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的必然。以我國經濟現有體
量，7%的增速所產生的實際增量，差不多相當於每年貢獻了一個中等發達國家的經濟總量，所聚集的動能是過去兩位數的增長都達不到的，這表明我國經濟增速
「換擋不失勢」。蹲下去才能跳得更高，上世紀以來各發達經濟體伴隨產業革命實現的經濟轉型，無不向我們昭示這一點。堅定信心，是祛除速度崇拜、換擋焦慮背
後傳統思維慣性的最好葯方。

以新作為引領新常態，最重要的是務實進取。必須堅決破除以往的思維定勢、行為慣性和路徑依賴，牢牢扭住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這條主
線，著力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著力加大公共產品、公共服務投入力度，打造「雙引擎」牽動經濟發展的新格局。我們高興地看到，經濟結構中服務業佔比繼續
提高，消費升級方興未艾，企業內部創新步伐加快，市場新主體、新業態、新動力蓬勃發展，經濟運行亮點頻現。這些新變化都是干出來的。只有實干，我們才能跨
溝邁坎，迎來百尺竿頭的更進一步。

「堅決的信心，能使平凡的人們，做出驚人的事業。」國外經濟學家認為，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可能是惟一從「借鑒型經濟體」發展為具有獨立研發創新能力的國家。堅定信心、腳踏實地、奮發有為，以新作為主動引領新常態，我們定能將中國經濟的航船駛向新勝境。

㈥ 什麼時候提出的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如何轉型

你好，
今年3月兩會召開時就提出了新常態下中國經濟轉型的相關政策。
我對目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解是，一方面，國家在宏觀上加強管理和調控，使宏觀經濟具有較高效率；另一方面，充分發揮市場機製作用，發揮由市場配置資源作用，使微觀經濟保持較高的效率。如果國家能處理好這二者關系，經濟仍然能長期保持較穩定、較快的發展。
有人認為，西方不是也採取國家宏觀調控措施嗎，宏觀經濟不也是能保證較高的效率嗎？其實，否認大財團對西方國民經濟的控制，是不符合實際的。總統選舉，難道沒有大財團支持嗎？受大財團控制，國家宏觀調控很難到位。這是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規模到達一定程度後，就要出現危機，出現倒退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國只要在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上都能保持較高效率，只要內部不出大問題，也就是說，只要兩手硬，兩手都抓好，中國的經濟就非常具有競爭力。我們國內不少人，甚至包括專家精英們總是對中國國家管理經濟提出異議，但國外許多經濟學家們是十分清楚的。這有點象游擊戰，許多人都清楚，但有的人能打好，有的人卻打不好，為什麼？因為游擊戰要有群眾基礎和群眾的配合。國家宏觀管理和宏觀調控，也是這個道理。只有為人民的政府，不受大財團干擾的政府，才能做好這件事。理論在這里顯得蒼白且無濟於事。

㈦ 如何確立中國經濟新常態

中國經濟新常態，是中央對於當前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徵的重要判斷。各級領導幹部只有正確認識理解，把握經濟發展趨勢，保持平常心態，著力於促改革，調結構，推動經濟轉型升級，才能更好地引領和服務於各項經濟工作使經濟增長以適宜的速度平穩健康運行。
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從當前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在戰術上要高度重視和防範各種風險，早作謀劃，未雨綢繆，及時採取應對措施，盡可能減少其負面影響。
這是總書記第一次以「新常態」來描述當下的中國經濟，此後在他親自主持召開的經濟形勢座談會上，在聽取一些專家、學者的發言時，他又一次提到要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強調發展必須是遵循經濟規律的科學發展，必須是遵循自然規律的可持續發展，必須是遵循社會規律的包容性發展。

㈧ 如何在中國經濟新常態下致勝下一個十年

如何在中國經濟新常態下致勝下一個十年！

吳敬璉

我的題目是如何在中國經濟新常態下致勝下一個十年。我們30多年來，一直是以開放促改革，以改革來促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這是我們非常關心的主題。

一、當前中國經濟具有什麼樣的特性呢？

中國經濟已進入了一個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階段。所謂增長速度的換擋期是指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GDP增長速度進入了一個下行的通道。大致上從2010年第三季度開始，GDP增速就從超過10%一路下行，這是進入所謂新常態。

我認為生產函數是最為實用的分析框架。根據生產函數理論框架產出的水平是由三個基本因素決定的，一是勞動力，二是資本，三是效率。

驅動增長的三個因素近年來都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第一因素就是新增勞動力，大致上在2003到2004年中國一些經濟學家就發現人口紅利正在消失，新增勞動力的數量大大減少。第二因素資本，通過改革開放使得我們的效率提高，這個因素也在減弱。第三因素，投資，我們一直在用這個辦法。它一方面使得產能過剩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另一方面因為過量的投資，資源損耗和宏觀經濟資產負債表的負率積累起來，到了可能引起資產性風險的程度。在這種情況下增長率的下降就是一個必然的趨勢。

二、應該怎樣解決面臨的問題呢？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用改革推動發展轉型是唯一出路。

黨的十八次代表大會確定了要全面推進深化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於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一個整體的設計，作出了一個戰略部署。經濟改革的核心問題就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也要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

三、怎樣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呢？

十八屆三中全會說的一針見血，它的基本任務就是要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也就是建立起能夠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制度基礎。

這個基本任務包含一系列的改革要求，它正好是針對著我們現在體制中的一些缺點。比如說建立開放的市場。我們這個市場缺乏競爭性，缺乏法制，缺乏規則和嚴格的執法、執行規則。我們這個市場體系是發展水平參差不齊的，而且其中資本市場特別落後。能不能把這些改革要求落實，決定了我們今後經濟能不能持續穩定的發展。

關於政府的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

從十八大前後對於全面深化改革的討論開始，已經進行了一些改革，從這些改革的成果來看，我認為應該增強我們的信心，走這么一條新的道路，是能夠解決問題的。從2012年開始，我們在結構優化、在改善就業情況兩個方面都出現了一些好的跡象，它最突出的一個表現就是服務業的發展。

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核心就是提高效率，提高效率的主要來源就是要發展製造業內服務的成份，加強研發，加強設計，加強品牌銷售，渠道管理、售後服務，另外就是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的服務業。

結構優化在2012年出現了苗頭，2012年歷史上第一次第三產業增長速度趕上第二產業的增長速度。到了2013年這個情況進一步變化了，第三產業的增長速度超過了第二產業的增長速度，而且因此第三產業第一次成為國民經濟中第一大產業。這就表明這個結構優化在這一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服務業的發展還使得我們就業狀況雖然在增速下降這樣的背景之下，而就業的情況卻有了改善，不同方向的運動，增長在下降，就業也上升。

四、為什麼會取得這樣的成績呢？

2012年深圳、廣東在轉變政府中做了一個改革，就是工商注冊登記的便利化。實現便利化以後，許多地方新登記注冊企業的數目大量增加，新增加企業數目比去年同期增長了60%，再就是營改增，營改增的改革有兩方面的好處，大家注意的一個方面，就是減負。其實更重要就是分工深化的改革。因為營業稅是全額征稅的，一分工一個企業要分成兩個企業，就要多交很多稅，而分工的深化正是推動經濟發展最強大的動力。

如果小試牛刀，取得一定的成果，給我們一個啟示，就是改革能夠解決我們的問題。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開局之年，這個開局之年現在看起來有些方面改革進行得不錯，但是有些方面還有待加強。

簡政放權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一方面要落到實處。另一方面就是金融改革，網路金融對原有的體制有很大的沖擊。

財政改革正在按照深改小組批準的計劃落實，現在把它限制起來了，但是怎麼消化，怎麼使得地方政府有新的財政來源，這些問題還有待研究，採取措施來解決，解決這些問題並不是十分容易的。

看起來有一個比較大的分歧，就是農地改革。現在似乎是找到了某些大家選擇一致的變通的辦法來加以解決，比如說把土地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分離，然後經營權可以流轉，諸如此類的東西。

最後一條就是國有經濟改革需要加快，最重要的是三中全會決定所說的對國有企業的管理要轉化為管資本為主。

另外，就是對外開放新局面的問題。

現在各地除了走出去之外，有一個國內體制如何對接的問題。走出去要做的好，海外投資要做的好，首先我們自己走出去這些企業在國內經濟環境、制度環境、法制環境要好，否則很難適應國際化的要求。

這裡面就有一個很重要的改革，就是自貿區的建設。它的意義在於促進貿易和投資的便利化，營造市場化、國際化、法制化的營商環境。在我看來這是中國為了適應貿易和投資規則可以預見的一個大的進步，作出的一個很重要的決定。我們的企業特別是要走出去的企業一定要適應這個大趨勢。

五、為什麼說國內企業也要適應這個大趨勢呢？

因為這個大趨勢某些要求已經在我們的國內體制上起作用了。市場化、國際化、法制化的營商環境是我們希望中國乃至全世界將來都出現這樣一個營商環境。這樣一些東西當然是有黨政領導機關來主導向前推進的，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企業也應該適應這個變化作出自己的努力。

總的來說，在粗放增長模式下靠政府主導、海量投資實現的高增長模式掙快錢的日子已經過去了，必須要靠自己的核心競爭力才能在激烈競爭的市場中，存活和發展。要提高自己的核心競爭力。一是把握全球市場發展大趨勢，二是咬定技術創新不放鬆，三是提高對全球貿易投資規則適應能力。

我們對於全球世界各國的貿易和投資規則不是那麼熟悉，全球貿易和投資規則正在面臨一個新的變動、新的升級。即使我們對於原有的規則還比較熟悉，也需要不斷吸取新的知識。而提高自己競爭力的關鍵是在於吸收人才，並且使得這些人才能夠在自己的企業裡面脫穎而出，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發揮他們的才能。

㈨ 如何看待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變化

經濟新常態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的積極變化當前，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如何看待新常態？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怎樣的挑戰？又將迎來哪些機遇？要理解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就必須將我國經濟發展目前所處的新階段及其所表現出的新特徵、需要的新改革等結合起來系統理解。當前的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經濟增長進入了可控、相對平衡的運行區間。在外需疲軟、內需回落、房地產調整及深層次結構變動的力量綜合作用下，經濟下行壓力有所加劇。然而，「新常態」並不是只有困難、挑戰和風險，新常態沒有改變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改變的是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條件；沒有改變我國經濟發展總體向好的基本面，改變的是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因此，中國經濟「新常態」孕育著一個正在崛起的國家擁抱新經濟體系的宏大發展機遇。第一，大改革與大調整的機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不僅暴露了世界經濟面臨巨大的結構性問題，同時也宣告了鑲嵌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中國傳統增長模式走到了盡頭。高投資帶來的高能耗與高污染、收入分配差距帶來的社會經濟沖突以及過度管制帶來的創新不足已經成為中國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足和民族復興的絆腳石。人民深深認識到，大改革和大調整是重構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基石的唯一選擇。這種「大改革」與「大調整」共識的形成是「新常態」帶給中國經濟下一輪發展的最大禮物，在世界性結構改革的大浪潮中給予了中國良好的機遇期。第二，大消費、大市場與構建「大國經濟效應」的機遇。中國在GDP穩居世界第二位的同時，其市場份額和消費規模也大幅度提升，中國需求成為世界需求最為重要的決定因素，「大國經濟效應」開始全面顯現。一是在市場上出現全面的規模效應和范圍效應，生產效率的提升有效對沖著各種成本的上升，使中國在世界市場的份額並沒有下降；二是消費開始上台階，中國消費規模依然按照每年平均13%的速度增長，中國開始從「世界工廠」轉向「世界市場」。三是中國的「世界工廠」開始與中國的「世界市場」相對接，在內外貿一體化的作用下使中國經濟的穩定性和抵抗世界經濟波動的能力大幅度上揚。第三，「大縱深」與構建多元增長極的機遇。雖然到2014年年底，中國各類產業結構的指標已經標志著中國經濟開始向後工業化階段轉化，工業化紅利開始衰竭。但是，一定要看到中國經濟縱深的厚度和寬度，即「長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地區」雖然開始全面轉向服務業驅動，但廣大的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工業化依然處於高速發展的中期階段。這不僅為東部產業升級提供有效的騰挪空間，也為中西部加速發展提供了契機。因此，中國產業的梯度大轉移不僅大大延緩了中國工業化紅利消退的速度，同時通過構建多元化的增長極使中國空間布局更加科學。第四，「大人才」與構建第二次人口紅利的機遇。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和老齡社會的逼近意味著中國傳統的人口紅利開始消退。但必須注意的是，目前「招工難」和「用工貴」問題主要凸顯在農民工領域。中國的就業格局是「大學生就業難」與「民工荒」相並存。每年700多萬大學生畢業壓力已經使大學生就業起薪與農民工平均工資開始拉平。而這恰恰是中國從人口大國邁向人力資源強國的關鍵，這說明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已經為中國產業升級准備了大量高素質、低成本的產業後備大軍。以大學生和人力資源為核心的第二次人口紅利開始替代以農民工和低端勞動力為核心的傳統人口紅利。第五，「大創新」與構建技術紅利的機遇。仔細梳理中國技術創新發展的各類指標，我們會發現，在粗放式發展模式走到盡頭的同時，中國創新發展模式已經嶄露頭角：一是專利申請大幅度提升，於2013年達到257.7萬，增速為15.9%，佔世界總數的32.1%，居世界第一；二是R&D經費支出突破低水平閥值，於2014年達到GDP的2.09%，增速達12.4%，進入高速度、中等強度階段；三是技術市場活躍程度大幅度提升，2013年技術市場交易額達到7469億元，增速達到16%；四是高技術產品出口大幅增長，總額達到6603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30%；五是國外發表的科技論文在2013年已接近30萬篇，邁入世界科技論文大國的行列；六是中國擁有世界最龐大的科學技術研究人員。上述這些參數說明，只要進一步進行科技體制改革和鼓勵各類創新創業活動，中國技術創新紅利必將逐步實現。「中國製造」開始向「中國創新」轉型，從勞動力密集型製造業向知識密集產業過渡。第六，「大升級」與構建升級版中國經濟的機遇。在市場、技術、人力等多方面的作用下，中國經濟開始出現全面升級的勢頭：一是在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時，消費開始出現大幅度升級，開始從過去30年的以吃穿住行為主體的工業化消費轉向以高端製成品和服務消費為主的後工業化消費；二是產業在需求拉動下，開始大幅度由製造業轉向服務業、由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知識與技術密集型產業。中國升級版經濟的雛形開始顯現。第七，「大開放」與中國經濟全球布局的機遇。中國經濟實力的全面提升以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給予中國前所未有的進行大開放和全球布局的機遇。一是中國開始從「商品輸出時代」轉向更為高級的「資本輸出時代」，海外並購突飛猛進，其平均增速超過30%，對外投資總量2014年已突破1000億美元；二是以區域性自由貿易區的構建全面強化中國開放的板塊效應；三是以「一帶一路」為核心中國空間戰略與開放戰略全面對接，並通過互聯互通打造中國新的國際合作格局；四是以金磚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等國際金融機構的構建，打破歐美一統國際金融的格局。這些拓展有效擴張了中國資源配置的空間以及盈利模式，必將把中國發展帶入新階段。當然，要很好把握上述七大機遇，將各種戰略機遇轉化為真正的增長和發展，這不僅需要我們有效解決「新常態」面臨的各種問題和挑戰，同時還需要我們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礎上構建出適合下一輪經濟發展的制度體系。

㈩ 中國經濟怎麼轉型，轉型有什麼困難

國際金融危機無疑給中國經濟帶來巨大沖擊，但大危機下往往蘊藏著大機遇。我們要抓住這次機遇讓我國經濟徹底轉型，實現我們10多年的追求和夢想。

面對國際金融危機，中國難以獨善其身，因為中國的金融體系已經步入全球化的進程。由美國次貸危機迅速引爆的世界性金融危機，中國不可能置身事外。不僅是外面這個病造成了我們經濟環境上的問題，反觀我們自己的金融體系，也有不少問題，所以美國金融危機才會給我們造成這么大的沖擊。這個沖擊不能小視，不能說只要美國穩住了，我們就沒事了。我們經濟體系生病的根源是經濟發展方式出了問題。

依靠投資和出口支撐的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曾經維持了我國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的高速增長。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學會了用出口來彌補國內需求不足。美國的儲蓄率過低，要向其他國家借錢來買其他國家的產品，從物質財富來說，它本身物質資源不夠，怎麼去借外國的資源呢？東亞國家正是利用了這么一個格局大量出口，也就是等於把我們自己的資源通過出超送給發達國家用，來增加國內需求，維持經濟的高速度增長。這種經濟增長方式的短暫繁榮是因為當時我們有大量的勞動力需要就業，而且資源還不是那麼緊張。但是隨著投資比例的不斷提高，投資的效率卻越來越低，這嚴重製約了消費，特別是普通勞動者的消費，最終造成產能過剩、需求不足、貧富差距拉大。而資源的短缺和環境的惡化也讓出口驅動難以為繼。

一方面要救濟，一方面要轉型。去年下半年出現的「倒閉潮」,說明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已經迫在眉睫，而我們卻動手晚了，以至於現在有些企業面臨能不能活下去的問題，已經沒有能力考慮升級和轉型。救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這一波危機過去了，還有下一波會來，或者乾脆這一波就挺不過去。因此，無論如何，一方面要救濟，要讓大多數企業活下來，另一方面要堅定不移地進行升級和轉型。

延伸產業鏈促行業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