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半場經濟戰如何突圍

『壹』 中國目前的經濟形勢

今年，中國經濟總體上呈現了穩中向好、穩中加固的態勢。但第三季度經濟增速放緩、疫情散發、汛情影響、大宗商品價格高企、企業經營困難加大、生產需求制約增多，經濟社會預期需要增強支撐。中國經濟面臨較為復雜的階段性、結構性和周期性問題，風險挑戰依然較大。
拓展資料：如何分析中國經濟
1、觀察分析中國經濟，應當以全面辯證長遠的眼光看待，准確識變，才能在短期波動和長遠的格局中認清大勢；科學應變，才能在壓力挑戰中發掘深層動力；主動求變，才能在亮點韌性中提振信心。可以說，中國經濟持續恢復、邁向高質量發展的態勢不會改變，有能力有條件完成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的預期目標任務。 一方面，經濟增長、就業、物價、國際收支四大宏觀經濟指標顯示，中國經濟「基礎大盤」依然穩固；另一方面我們堅信，中國經濟有辦法、有條件延續恢復性增長態勢，保持戰略定力，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以強大韌性支撐和激發經濟內生動力。 從建言資政的角度，我提幾點建議。
2、針對經濟運行新情況加強跨周期調節，持續推進保就業保民生保市場主體的政策落地生根。目前，一些房地產企業過度擴張陷入困境，一些地方政府隱形債務負擔過重而難以為繼，一些地方採用拉閘限電、運動式減碳等等。要用好寶貴時間窗口，在處理短期與長期、目標與手段、發展與安全的關系中有效化解。比如通過嚴格執法、完善規則，部分領域社會反映強烈的壟斷和競爭失序行為得到糾正，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初見成效；從10方面31項重點任務明確「雙碳」路線圖、施工圖，堅持全國一盤棋，糾正運動式「減碳」，先立後破，堅決遏制「兩高」項目盲目發展；採取依法對煤炭價格實施干預等必要措施，促進煤炭市場回歸理性，收到了一定成效。

『貳』 2020年疫情下的中國經濟面臨哪些挑戰

就業目標的實現仍面臨一定的壓力

第一，我最擔心的仍然是疫情和應對政策的不確定性。現在很多醫學界專家都認為，第二波疫情暴發的概率並不低。從中國經濟的角度，如果疫情再爆發，我們有沒有比過去更好應對政策，以平衡好疫情沖擊和經濟發展。

第二，就業目標的實現仍面臨一定的挑戰和壓力。（一）新增就業900萬人、調查失業率6%左右這一就業目標，本身並不高，但是完成起來仍然有一定的難度。上半年物價持續回落，1-5月份，居民消費價格上漲4.1%，工業品生產者價格下降1.7%。如果按照當前物價的走勢，今年的名義GDP不會比實際GDP高出太多，預計名義GDP增速在1%到2%之間——這么低的名義GDP創造出的就業機會是很有限的。如果要實行新增900萬的就業崗位的目標，需要名義GDP至少達到2%至3%。（二）即使實現了900萬的就業目標和6%的調查失業率，並不意味勞動力市場的問題就沒有了。過去我們合意的調查失業率均值應該在5%左右，此外，我們的城鎮調查失業率並不能充分反映出真實的失業率，仍有隱形就業壓力的存在。目前城鎮調查失業率對農民工的覆蓋面不完整，這部分人群的就業狀況很難劃定，有的即使就業也可能是不充分的就業。比如，有些農民工在疫情前可能一天工作10個小時，疫情影響之下，現在可能一天只工作2個小時，工資也可能不到疫情前的一半。

劉元春：要警惕企業二次停工的風險

當然，當前的中國經濟仍然面臨很大的下行壓力，和很多的不確定性。首先，最大的不確定因素依然是疫情。從世界疫情的蔓延過程來看，疫情帶來的一系列超預期的變化導致全球疫情的拐點一再後延，這也導致世界經濟的底部繼續下探——我們原本預測二季度末，世界經濟就會走到底部，但現在看世界經濟到三季度時仍會進一步下探，中國經濟外部環境會繼續發生更大的變化。目前疫情仍是阻撓世界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障礙，如果這個問題沒有解決，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就很難恢復到常態。

第二，要警惕企業二次停工的風險。在行政性復工復產之後，能否快速實現有效需求的擴張是當前面臨的一大問題。因為只有有效需求的擴張，內需才能夠得以快速地提升，進而保證復工復產的產能供給不會被中斷，否則就會導致企業的二次停工停產。

第三，常態化的政策工具能否同時實現救助企業的兩個目標？對於微觀主體企業的救助有兩個目標：一個是疫情沖擊之下的救助，使得企業能夠運營下去；一個是幫助企業獲得充分的訂單，從而激發企業生產的活力。要想實現救助企業的這兩個目標，可能一種政策工具是不夠的，需要多種政策協調配合：一是要落實目前出台的一系列的直達的救助政策工具。二是要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要在恢復和提振國內需求為主體的經濟循環上下大功夫。三是要通過一系列的改革，有效提升民間主體的信心。

『叄』 社會主義國家如何應對經濟危機以及的經濟杠桿

以美國為首的世界性經濟危機正影響著中國，中國人面臨著從來未有經濟挑戰！
解決美國所帶來的世界性經濟危機，本人認為我們應該，認真地學習一下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從思想上認清這場經濟戰爭的性質。中國社會主義與美國資本主義是兩個不同的陣營：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是周期性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性經濟。中國人可以為世界人民作貢獻、伸援手，但我們必須走自己的路，最好不要轉入這個泥潭之中。我們要堅定的走國家社會主義。
國家社會主義有一個最大的優點，就是能集中力量辦大事。大家一伸手，我 們能讓高峽出平湖，大家再出手，十個、八個航母也沒什麼！中國是一個強大的國土，大家同心，其力斷金，大家心齊，泰山可移！當然我們歷來是以休養生息、不惹事生非為已任。面對當今開放的世界經濟危機，我們應該把國家社會主義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來重新認識：
（1）、消除重復過多或產能過剩的企業，要加大中大型國有企業的重組兼並力度，確保他們有強大的抗風險能力，同時也要加大這些企業的審計、監督和防腐敗力度，國有企業是當前社會最不公平、腐敗最多的地方。
（2）、給力中小型企業。只要他們是創新的、不污染的、有發展潛力的，各地方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國家再放低要求，讓他們進入創業板或再建三板市場，讓他們也能通過市場獲得更多的資金來源，增強他們的生存能力。
（3）、農村是一個廣闊天地，哪裡有我們希望的一切。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要能使更多的人在哪裡安居樂業，我們必須不斷地改變老百姓的生產、生活環境。前期的村村通很多是不合格的，道路建設應納入國家的規劃建設，不光要有，更要有質量，還要有田間通，方便農民生產、出勤，有利於機械化運作；水利是國計民生，國家正在大手筆計劃實施；要加大農村湖泊、小河流的整治建設，還老百姓一個清潔的水源世界；要加大農村的教育、文化建設投入；把城市和農村的污染同時納入環保規劃；沿伸城鄉公交線；加大農村的反腐敗建設，這里也是一個腐敗的地方。
（4）、集中國家社會主義力量，合理布局，再在中國大地上建設一批中大型城市，限制北京、上海等超大型城市的無限放大，加速各城際高速、高鐵建設。
國家社會主義，是一個強大的基石。我們只要把有利於國家安全，老百姓幸福的事做好；把有利於 經濟發展，有利於環保，造福後代的事一步一步做到位 ，利用 國家社會主義可以利用一切有用資源，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國家、地區或組織和全國人民，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同心協力，有什麼事能難倒中國人呢？！ 對付世界性經濟危機，認真建設國家社會主義，利用這個大好機會把自己國家建設強大！

『肆』 戰時經濟的平戰轉換措施

為保證戰爭的順利進行，要在經濟體制和資源配置上迅速實現由平時向戰時的轉換，通常採取的措施是：
①調整國家經濟體制，建立健全統一的管理機構，運用行政、法律、經濟等手段，對國民經濟進行統一管理，必要時實施統制。
②制定、頒布和實施動員計劃和法規，健全動員體系。
③編制發展計劃，重新分配經濟資源，迅速擴大軍工生產，新建和擴建軍工企業，組織民品生產企業轉產軍品，擴大戰略物資儲備。
④加速發展國防科技，加快利．研成果向生產的轉變，加快突破關鍵技術，研製新型武器裝備。
⑤按照戰爭要求調整經濟布局，特別是對國防科技和國防工業、交通運輸等部門的重點企業和設施進行合理配置，加強重要經濟目標的防護，組織受到戰爭威脅的重要企業向戰略後方轉移。
⑥修建新的鐵路、公路交通網，徵集各種交通工具，並對交通運輸、郵電通信部門實行軍事管制。
⑦實施戰時財政和金融政策，發行國內公債、籌借外債和增加稅收，必要時增發貨幣，以保證戰時財政的需要。
⑧實施統一的物價政策，嚴格控制物價上漲幅度，控制對外貿易、貨幣{Hgl、匯市場，運用法律手段嚴厲打擊擾亂流通秩序的不法分子。
⑨實行戰時基奉生活品管制和供給的政策，限制居民和社會團體的生活消費，實施限量供應，必要時實行實物配給制，同時限制奢侈品的需求量。
⑩組織和實施反經濟戰，有效地抵禦來自敵對國家或國家集團的經濟制裁、經濟封鎖、經濟破壞、經濟摧毀、經濟佔領等，最大限度地保護本國的經濟實力和經濟潛力。

『伍』 經濟保衛戰

「3月份尤其是4月份以來，就業、工業生產、用電貨運等指標明顯走低，困難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比2020年疫情嚴重沖擊時還大。發展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做好疫情防控需要財力物力保障，保就業保民生防風險都需要發展作支撐。」5月2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全國穩住經濟大盤電視電話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對當前經濟形勢進行分析。

「當前正處於決定全年經濟走勢的關鍵節點，必須搶抓時間窗口，努力推動經濟重回正常軌道。」李克強表示，把穩增長放在更加突出位置，著力保市場主體以保就業保民生，保護中國經濟韌性，努力確保二季度經濟實現合理增長和失業率盡快下降，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非常時期，穩經濟保民生成為了各地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這場始於今年上半年的穩經濟大戰，在全國拉開帷幕。

工人在趕制海外電梯訂單

長三角多管齊下紓困中小微

疫情期間誰最愁？量大面廣的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無疑是受沖擊最大的群體。街道邊無法正常營業的小餐廳、景區附近無人問津的民宿、停止作業的工廠……紓困中小微，是穩經濟的重要基礎、穩就業的主力支撐。

長三角地區作為我國民營經濟最活躍的區域，助企紓困成為該區域政策的重點。「上海21條」「江蘇40條」「浙江45條」……在這些紓困政策中，減輕負擔為重頭戲，集中體現為減稅、退稅、降費。

在「上海21條」出台前兩天，杭州出台了《杭州市人民政府關於促進服務業領域困難行業恢復發展的政策意見》，共包含40條具體措施。「杭州40條」在減稅降費的基礎上，還突出了一個「緩」字，如對受疫情影響符合條件的企業，可申請緩繳企業職工醫療保險費、失業保險費、住房公積金、水氣費等，幫企業解燃眉之急。

「減的是稅，增的是信心。」月星集團董事局主席丁佐宏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3月24日，月星集團旗下的上海環球港和常州江南環球港響應政府號召，針對環球港品牌商戶的相關費用實行「三減半」，即一減半個月租金，二減半個月物管費，三減半個月能耗費（指水、電、燃氣費）。

紓困政策的另一重點，便是精準。同樣是「上海21條」，針對餐飲、 旅遊 、交通、零售、會展等受疫情影響嚴重的困難企業，制定了一系列個性化的幫扶政策，包括提高 旅遊 服務質量保證金暫退比例、暫停航空鐵路運輸企業預繳增值稅、引導互聯網平台進一步下調企業服務費標准等。

在珠三角地區，5月份，廣州市發布了《促進服務業領域困難行業恢復發展的若干措施》，針對餐飲業、零售業、 旅遊 業、水路公路鐵路運輸業和民航業等不同行業進行精準紓困。

另外，金融支持則是助企紓困的另一重要方面。降低融資貸款成本和加大信貸投放力度，是各地政策的主要內容。

今年2月，浙江省政府辦公廳發布了《關於減負強企激發企業發展活力的意見》，共包含8個方面45條意見，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進一步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上海在降低融資貸款成本方面，力度較大。針對防疫重點企業和受疫情影響較大的中小微企業2022年新申請的銀行貸款，上海市融資擔保中心融資擔保費率為0.5%，再擔保費率減半收取，對創業擔保貸款繼續免收擔保費。杭州、蘇州、合肥等地則提出將政府性融資機構擔保費率降至1%以下。

信貸投放力度方面，江蘇較為突出。中國人民銀行南京分行公布的信息顯示，一季度江蘇省信貸投放領跑全國，新增貸款量居全國第一，佔全國份額同比提高0.2個百分點。3月份江蘇省企業短期貸款新增1133億元，是上年同期的2.7倍。

4月21日上午，上海銀保監局也正式發布了《關於堅持人民至上做好金融支持抗疫和復工復產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確提出「要加大信貸投放，滿足復工復產資金需求」。據悉，3月以來，上海市各金融機構向受疫情影響的1萬多家企業發放貸款723億元。

上海推動餐飲企業復工復產

珠三角打通堵點，重點穩外貿

「進出口保穩提質」——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這一預期目標。但今年國內外壓力重重，我國外貿增速進一步回落，凸顯下行壓力。5月9日，海關總署發布數據，4月份中國進出口總值增速放緩明顯，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3.16萬億元，同比微增0.1%；出口1.74萬億元，增長1.9%；進口1.42萬億元，下降2.0%。

當前，外貿產業主要面臨的困難究竟是什麼？

從國內看，3月以來，本土疫情多點頻發，部分外貿企業生產經營受到影響，物流運輸受阻，長三角、珠三角等地區供應鏈不暢，企業綜合成本居高不下。從外部看，俄烏沖突等超預期因素帶來復雜國際形勢，全球供應鏈瓶頸仍未緩解，通脹壓力上升，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趨緊，全球經濟和貿易增速下降。4月12日，世貿組織將2022年全球經濟和貿易增速預期分別下調1.3和1.7個百分點。

因此，打通堵點，暢通外貿供應鏈，是當前穩外貿的重要工作，也是基礎性工作。而推動外貿物流暢通，首先要確保國內的商貿物流暢通。沒有後者，前者也就無從談起。

但受疫情影響，當前國內物流景氣方面的數據並不樂觀。根據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日前發布的數據顯示，4月份，中國物流業景氣指數為43.8%，環比回落4.9個百分點，跌入近兩年穀底，僅高於2020年2月疫情最嚴重時期。原因是由於長三角供應鏈、產業鏈企業密集布局，多個產業集群聚集、輻射帶動作用強，而域內疫情導致的長時間管控，對產業鏈復甦和物流循環暢通帶來較大影響。

中央首先在國內物流暢通方面做出了動作。4月，交通運輸部公布了《重點物資運輸車輛通行證》，建立貨運司乘人員「白名單」，保障涉疫地區重點物資運輸，有效緩解道路貨運通行難題。

同月，國務院物流保通保暢工作領導小組總指揮、交通運輸部部長李小鵬先後主持召開會議，對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區域物流保通保暢工作進行專題調度。會議要求，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區域要全力保障區域物流暢通有序。

在地方，長三角地區進行了響應。4月30日，上海海關、南京海關、杭州海關、寧波海關、合肥海關聯合發布《關於保障長三角地區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暢通的聯合通告》，保障長三角地區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暢通，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經濟 社會 發展的影響。同時，建立長三角地區產業鏈供應鏈重點企業「白名單」，實現「白名單」企業5家海關互認，建立統一綠色通道，實現通關手續從快從簡。

「外貿重鎮」珠三角地區也動作頻頻，出台了多項政策，多管齊下保暢通、穩外貿。

4月27日，廣東省政府常務會議強調，要把暢通貿易通道作為當前穩外貿首要任務，積極擴大國際國內海運、鐵路貨運、航空貨運運力，提升港口作業效率。要一對一幫助重點外貿企業解決物流、融資、勞動力等接單障礙，實施好廣東高質量落實RCEP行動計劃，辦好「粵貿全球」等展銷活動，擴大出口信用保險覆蓋面，組織企業多渠道搶抓訂單。要千方百計挖掘外貿增量，大力支持跨境電商、市場采購、加工貿易等業態發展，拿出務實管用措施保持外貿穩定發展。

5月下旬，在穩外貿28條舉措的基礎上，廣州海關推出落實海關總署促進外貿保穩提質十條舉措的25項細化措施，突出「保暢通、降稅費、穩供給、優服務」，進一步激發外貿市場主體活力，助力外貿企業降低生產經營成本，扶持外貿企業保訂單、穩預期。

「穩住廣東，也能穩住全國。我們內部是這樣說的，把外貿問題也一個一個『清零』。」5月19日下午，一名海關代表人員在海關總署廣東分署與外貿企業的調研座談會上如是說。這句話道出了廣東在我國外貿產業中的重要地位。

今年前4月，廣州海關關區所轄7地市（廣州、佛山、肇慶、韶關、清遠、河源、雲浮）進出口總值6207.6億元，同比增長1.3%；有進出口記錄的外貿企業達2.5萬家，同比增長9.8%。珠三角外貿正被喚醒，曾一度因疫情而短暫停擺的「世界工廠」再次加速運轉。

太湖購物節夏日消費季開啟，現場發放萬元惠民消費券。

蘇州快遞助力「東山枇杷」經濟，數以千計的東山白沙枇杷裝箱啟運。

鐵路有序增加運力配置，助力復工復產。

多地「萬券齊發」促消費紓困

4月份本土疫情多發頻發，波及全國多數省份，居民外出購物、就餐減少，非生活必需類商品銷售和餐飲業受到明顯沖擊。4月份， 社會 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11.1%，其中，商品零售下降9.7%。促消費，迫在眉睫。而讓普通百姓最有獲得感的紓困政策，便是發放消費券。

今年前4個月，浙江、江西、四川等地先後發放總額超過34億元的消費券。業內人士表示，發放消費券可以撬動需求，助力消費市場復甦。

「發放消費券是用激發消費的方式推動經濟的一個手段。發放一元錢的消費券，因為『乘數效應』，就可以撬動幾元甚至幾十幾百元的消費。」廣東省統計局黨組書記、局長楊新洪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

在剛剛過去的「5·20」，即5月20日，成都市發放了第一批66萬張消費券，開放不到一分鍾就被一搶而空。「太火爆了，我一直蹲著時間都沒搶到，下一波還要搶。」成都市民小王說。

據了解，成都「5·20」消費券促消費活動共發放消費券264萬張，分4批次發放，每批次發放66萬張，包含「滿600元減200元」「滿300元減100元」「滿100元減40元」「滿50元減20元」4種券。這是今年以來成都首次面向全市大規模發放消費券，涵蓋了全市重點零售、餐飲企業以及個體工商戶。

為企業紓困也是各地發放消費券的重要目的。4月17日，江蘇出台助企紓困政策，其中一條內容就是「鼓勵有條件的地區發放餐飲消費券」。

「消費券的拉動作用最為直接，可以起到立竿見影的作用。搭配一些使用規則，消費券可以撬動需求杠桿，放大財政資金的拉動效果。」浙江大學國際聯合商學院數字經濟與金融創新研究中心聯席主任、研究員盤和林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

穩住經濟大盤，多省份立刻響應

在5月25日的全國穩住經濟大盤電視電話會議上，李克強總理指出，地方肩負著促一方發展、造福一方的重任，要守土盡責抓落實。不斷解決兩難多難問題，是對各級政府行政能力的考驗。要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時完成經濟 社會 發展任務，全面把握，防止單打一、一刀切。要創造性工作，因地制宜挖掘自身政策潛力，幫扶市場主體紓困、穩崗拓崗等政策能出盡出。

當日會議結束後，雲南、海南、江蘇、浙江等多省份立刻召開會議作具體部署。「堅定信心、迎難而上」「疫情要防住、經濟要穩住、發展要安全」「堅決頂住經濟下行壓力，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成為多省份強調的關鍵。

2022年下半年即將開啟，接下來就要看各地如何發揮主觀能動性，在特殊時期倒逼出創新舉措，穩住經濟增長，打贏這場經濟保衛戰。

（本文刊發於《中國經濟周刊》2022年第10期）

2022年第10期《中國經濟周刊》封面

『陸』 我國當前經濟面臨的挑戰1500字

隨著轉型發展階段的到來，中國經濟將面臨如下九方面問題與挑戰：經濟增速下滑帶來挑戰，通脹長期化帶來挑戰，經濟泡沫累積帶來挑戰，經濟增長動力結構轉型帶來挑戰，產業結構和區域結構調整帶來挑戰，資源環境約束加大帶來挑戰，經濟發展的社會成本增加帶來挑戰，經濟發展的國際環境惡化帶來挑戰，改革阻力增加帶來挑戰。問題與挑戰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不知道它在哪裡。認清了問題和挑戰之後，我們完全可能應對好挑戰，在應對挑戰中不斷前行。

隨著持續三十多年高速增長階段的結束，隨著中國轉型發展階段的到來，中國經濟面臨如下幾個方面的問題與挑戰。
中國經濟增速下滑
帶來挑戰
首先，中國經濟增速下滑是一個事實和趨勢。2012年二季度GDP增速已降到了7.6%。這不是暫時現象，而是反映了一種趨勢。
根據國研中心的研究，「十三五」期間年均增速很可能下降到7-8%左右，到2020年前後中國經濟總量可能接近美國，開始進入到「高收入國家」門檻。據國際經驗，到這個階段後，即2020-2030年期間，經濟增速會進一步下降到5-6%左右。
到2030年中國有可能提前20年實現小平同志說的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其後經濟增速會進一步下降到2-4%左右。總之，過去三十多年來持續保持10%左右高速增長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當然也不排除個別年份達到10%以上。
其次，為什麼中國經濟增速會逐步下滑？
一是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了。潛在經濟增長率是各種資源環境和生產要素能夠支持的最優增長率。過去由於資源環境約束不是太大，加上制度變革釋放的生產率較多，故可以保持那麼長時間的高速增長。但現在資源環境約束不斷加大，制度變革釋放生產率的空間也相對縮小了，因此潛在經濟增長率也下降了。
二是經濟開始進入到大調整時期。要進行持續若干年的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這種調整需要在比較合理的增速下進行。因此從經濟調整來看，經濟增速也存在下降的需要。實際上「十二五」規劃提出的增速目標只是7%左右，2012年確定的增速目標只有7.5%。
三是外需下降了。外需不僅是短期下降，而且很可能是中長期下降。由於美國等也在反思國際金融危機，反思其過去以「高消費、超前消費、負債消費」為特徵的發展模式。反思的結果是他們今後不再搞這么多的高消費、超前消費和負債消費了。這意味著即便是國際經濟危機結束，有一部分中國產品的外需永久地消失了。
四是工業化開始進入到「重化工業階段下半場」。總體上我國工業化正處於中後期階段，這一階段最重要的特徵是重化工業快速發展。根據我對工業化國際經驗的研究，「重化工業階段」長則持續上百年，短則持續三五十年，我國作為後發國家可以發揮後發優勢，不需要持續那麼長時間，但是再短也要20年左右。
現在已經發展10年左右了，我最近的判斷是，「重化工業階段上半場」已結束了，正在進入「重化工業階段下半場」。下半場與上半場不同，上半場是量的擴張階段，下半場是質的提高階段，經濟增速必然下降。重化工業階段結束後，就進入到「後工業化社會」，因此2020年後經濟增速將進一步下滑。
五是城市化開始進入到加速階段的下半場。根據國際經驗，城市化率30%-70%時是城市化的加速階段，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是51.27%，正處於加速階段上半場向下半場的過渡階段。與工業化一樣，城鎮化上半場也是量的擴張階段，到了下半場，盡管速度還是比較快，但已過渡到質量提升階段。進入這一階段後，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開發就會相對減少，導致經濟增速下降。
六是「人口紅利」、「市場化紅利」、「國際化紅利」在減少。過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與這些紅利釋放有很大關系。但現在「人口老齡化」社會提前到來，「劉易斯拐點」到來了，沒那麼多人口紅利了。
「市場化紅利」也減少了，過去市場化改革提高效率帶來了很大的紅利，但今後的改革更多的是公平分蛋糕的問題，沒那麼多紅利了。「國際化紅利」也在減少，當中國經濟總量達到世界第二後，其他國家不像以往那樣敞開懷抱歡迎中國加入國際大家庭了，而是針對中國搞貿易保護，讓中國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等。
再次，經濟增速下滑帶來了什麼挑戰？
經濟增速下滑，意味著需求要減少，訂單要減少，市場要萎縮；意味著很多企業可能要虧損，要破產；意味著就業崗位要減少。過去我們之所以追求經濟高速增長，一個重要原因是為了解決就業問題，但今後隨著我國經濟增速下滑，就業壓力會加大。我們要不斷適應經濟增速下滑這個趨勢，積極應對挑戰。
通脹長期化帶來挑戰
通脹確實一直都存在，只是有的時候表現不甚明顯，有的時候表現得更明顯一些。不僅中國如此，全球都一樣，上世紀70年代以前一盎司黃金兌35美元，現在則是1500美元以上。從歷史上看，通脹是一個趨勢性現象。
2011年我國CPI一度高達6.5%，2012年6月雖然下降到了2.2%，但隨時有反彈的可能。近兩年一直處於負利率狀態，現在好不容易出現正利率了。需要關注的是，通脹壓力究竟是短期問題還是中長期問題？很可能是一個中長期問題。所以我們必須提高對通脹的容忍度和承受力。
為什麼通脹存在長期化趨勢？因為造成通脹的根源性因素沒有消除。
第一，信貸還得接著放，鈔票還得接著印。在穩增長政策下，遏制經濟增速過快下滑短期最見效的措施是放信貸。2012年4月信貸投放6818億元，5月7932億元，6月9189億元，今後還得保持較高水平。而且廣大中小企業也確實面臨「融資難」問題。今年以來，很多重化工行業開始出現較嚴重的困難，最好的救急辦法是放信貸，但這樣做通脹就在後面等著。
第二，「輸入性通脹」壓力始終存在。一方面，美國還要繼續印鈔票，因為只有印美鈔才能體現美元霸權，實現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元印多了，美元貶值，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就得上漲，對我們來說就是「輸入性通脹」。
另一方面，西方國家新一輪通脹已經開始起來，因為在反危機過程中，很多國家都採取了印鈔票、降利率、放信貸等政策來刺激經濟復甦。這套政策的必然結果就是通脹，這也會給我國造成「輸入性通脹」。
第三，「高成本時代」到來，將持續推動「成本推動型通脹」。高成本包括土地高成本、房價高成本、原材料高成本、能源高成本、環保高成本、人才高成本、普通勞動力高成本、資金高成本、知識產權高成本、物流高成本、稅費高成本和交易高成本。這些成本的上升必然會帶來「成本推動型通脹」。而且，「高成本時代」是一個中長期現象，會導致通脹的長期化。
第四，農產品價格存在持續上升的趨勢。工業品可以大規模、標准化生產，提高效率的空間很大，只要一漲價，就可以大規模供給，價格就上不去。但農產品不一樣，它是靠天吃飯，而且多數是一年一個周期，難以大規模、標准化生產，提高效率的空間有限，同時土地越來越少，因此很多農產品價格存在持續上漲的趨勢，成為推動物價上漲的主要因素。
第五，投機使通脹火上澆油。近年來，由於經營實業環境惡化，很多人轉向搞投機，炒完這個炒那個，結果是價格越炒越高。為什麼都喜歡炒呢？因為炒更能快速發大財。大家都熱衷於投機，對通脹造成了新的壓力。
通脹長期化給我們帶來什麼？通脹意味著老百姓的財富在縮水，意味著人們生活水平的相對下降，意味著財富在不同階層之間發生轉移，意味著貧富差距的擴大，意味著部分產業發展成本的上升，意味著經濟發展環境的惡化。
經濟泡沫累積帶來挑戰
我國經濟在高速增長的同時，也積累了不少經濟泡沫。高房價就是經濟泡沫的集中表現，還有其他資產價格也比較高。大家都不搞實業，都去玩金融，這本身就是泡沫。許多行業存在嚴重產能過剩，這也是泡沫。很多地方政府建了很多投融資平台，直接「經營土地」、「經營城市」，效率又不高，「後遺症」很多，這同樣是泡沫。
經濟泡沫如何擠掉？有人說，中國經濟正在「軟著陸」中，「軟著陸」即泡沫擠掉的過程。問題可能沒有這么簡單，經濟增速和通脹下降並不意味著完整的「軟著陸」。「軟著陸」必須是安全著陸，安全著陸就是隨著經濟增速下滑，經濟結構得到了順利調整，新的增長點逐步形成。如果不是這樣，就會造成企業虧損破產增加、債務負擔加重、金融風險增加，這就是「硬著陸」。而新增長點的形成，要靠制度變革、要素升級和結構優化這「三大發動機」（而不是短期的「三駕馬車」），這需要一個過程。
2012年既是泡沫繼續累積、又是逐漸擠泡沫的非常關鍵的一年。
一是房價仍在高位運行，處於漲不得、跌不得的狀態，繼續漲則引發民眾不滿、繼續跌則恐刺破泡沫。
二是隨著集中還款期的到來，地方政府的收支缺口拉大，債務負擔加重，債務危機如影隨形。
三是隨著基礎設施建設放緩、房地產開發減少、企業效益下降，銀行不良資產在累積，中小銀行的壓力在加大。
四是隨著經濟增速下滑，產能過剩行業和企業的市場需求進一步減少，部分中小企業面臨巨大的生存壓力。
五是隨著美國經濟緩慢復甦、中國經濟相對放緩，部分熱錢正在面臨留下還是撤走的抉擇，若熱錢大規模快速撤出，則對中國經濟泡沫破滅帶來較大壓力。
六是隨著經濟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日趨復雜，宏觀調控難度加大，稍有不慎就會引發不良後果。所有這些都意味著經濟泡沫正處於漲不得、破不得的狀況中。
現在很多人關心這個泡沫會不會破？如果政府運用高超的宏觀調控技術，將泡沫一點一點地擠掉，又不至於引起經濟危機和社會動盪，同時又適時地培育起新的經濟增長點和新的競爭優勢，推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這就算是「軟著陸」了，泡沫就不會破。但2013年這個泡沫將承受前所未有的壓力，對此必須引起高度的警惕和重視。
經濟增長動力結構轉型帶來挑戰
經過三十多年的持續高速增長，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面臨轉型，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由原來主要依靠外需向主要依靠內需轉型；二是由原來主要靠投資向主要依靠消費轉型；三是由原來主要依靠政府投資向主要依靠社會投資轉型；四是由原來主要依靠普通要素投入向主要依靠高級要素投入轉型。
中國必須推進經濟增長動力結構轉型，否則中速增長都可能難以實現。問題是這種轉型容易嗎？很可能不那麼容易。歷史上日本和拉美都經歷過這種轉型，但沒有轉好，最後陷下去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高收入陷阱」了。我們現在也面臨這個挑戰。
如，外需不行了，就要擴大內需，但擴大內需不那麼容易，因為擴大內需需要增加廣大老百姓的消費，需要解決其就業、收入、社會保障和消費環境等問題。增加收入需要進行收入分配體制改革，需要調整既得利益格局，這就涉及一系列深層次制度變革，而這些變革需要的不僅是時間。
原來主要靠政府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今後要更多地靠社會投資了。但社會投資是用自己的錢投資，投資者會很謹慎，要判斷投資的收益大不大、風險高不高。如果投資者感覺到風險較高、回報不夠多，就不願意投，寧願選擇觀望和投機。
原來主要依靠一般要素（如資源、勞動力等），今後要主要依靠高級要素（如技術、人力資本等）來拉動經濟增長。一般要素我國具有一些優勢，但高級要素則相對稀缺。要轉到依靠高級要素來拉動經濟增長，首先遇到的問題是與發達國家形成了正面的競爭。要利用高級要素，我國的激勵機制特別是產權保護，還有很多問題要解決。
若增長動力結構轉型不到位，則新的增長點形成、新興產業成長、新競爭優勢形成都難以實現，走出經濟低谷也就很難實現。
產業結構和區域結構調整帶來挑戰
經濟結構調整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涉及很多方面，其中較重要的是產業結構和區域結構調整。
產業結構調整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淘汰落後產能；二是推進產業升級。淘汰落後產能涉及很多利益格局調整問題，誰都不願意被淘汰。即便是強行淘汰，也要做好補償工作。產業轉型升級需要技術、高素質人才、現代化管理。所有這些都具備了，才能上台階，這是「驚險的一跳」，很多企業可能跳不過去。到目前為止，真正成功實現產業轉型升級的地區和企業並不多。
區域結構調整也面臨一些新問題。從經濟增速來看，近年來東西部地區之間的差距有所縮小。但在差距縮小的過程中，也出現了新問題：中西部地區的節能減排壓力在增加。去年我國部分節能減排指標任務沒有如期完成，任務完成不太好得多數是中西部地區。
中西部地區現在都在高速發展，主要依靠資源優勢在發展高耗能工業。但現在必須加大節能減排力度，這對中西部地區來說就是一個限制。中西部地區希望國家和東部地區給予保護生態的補償，但現在國家財政收入大幅減少，東部地區經濟增速下滑，補償能力相應下降。
資源環境約束加大帶來挑戰
資源壓力較大集中體現在重要能源和原材料的價格在上升。全球新增的原油需求中國佔了百分之七八十。因此全球的主要能源和原材料產品價格受中國的影響較大。因為中國是一個擁有近14億人口的大國，比國際上已實現工業化國家的人口總和還要多。那些先行工業化國家發展到我們這個階段時人口都只是幾百萬或幾千萬。它們當時主要靠殖民掠奪來滿足工業化快速推進對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
我們這么一個人口大國進入到工業化中後期階段，需要大規模消耗能源和資源，而我們又不能搞殖民掠奪，必須通過國際市場去購買，所以中國對全球資源能源市場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反過來，由於我們對國際資源需求巨大，價格變動對我國企業的影響就很大，在沒有定價權的情況下還常常受制於人。而且，比較容易開採的礦產大都開採得差不多了，越往後開采成本越高，價格就要進一步上漲，在沒有獲得新的替代能源的情況下，我們不得不承受高價格帶來的高成本。
同時，環境保護帶來的壓力也越來越大。現在全球氣候變暖，在國際上我國面臨越來越大的碳減排壓力。中國2008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居全球第一。按照此趨勢下去，到2020年前後全球30%以上的碳排放量都將由中國貢獻，屆時我國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國際壓力。
我們已在國際社會承諾了碳強度減少的任務，到2020年前後估計要承諾碳排放總量控制任務。事實上我們已在國內啟動碳排放交易試點，北京就已規定二氧化碳排放年均超過一萬噸的固定設施排放企業必須納入強制減排范圍。低碳發展乃當今世界潮流，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在這方面不能過分相信陰謀論者的鼓噪，因為這是西方國家的一個「陽謀」，而非「陰謀」，若我們死抱著陰謀論不放，當世界上多數國家已步入或適用了新的低碳發展規則和秩序時，最終吃虧的一定是我們。二氧化碳只是溫室氣體排放的一種，低碳發展並非只是減少二氧化碳，實質是通過低碳發展解決地球的可持續發展問題，這是一種普世價值，消極應對者最終是要吃虧的。
但我國推進低碳發展面臨幾個特殊挑戰。
第一，我國正處於工業化、城市化中期階段，也就是高碳排放階段。發達國家工業化、城市化已基本完成，已進入低碳階段了。在這個時候強調二氧化碳減排，對我們來說是砍在脖子上，對發達國家來說是砍在尾巴上。我國在高碳階段推進碳減排挑戰巨大。
第二，我國的資源稟賦是一個高碳結構。我國多煤、缺油、少氣，新能源比重也偏低，目前只有9.8%左右。煤炭開采和消費是碳排放的主要來源，我國多煤資源結構不利於推進低碳發展。
第三，在國際分工體系中我國處於加工製造的低端環節，不利於低碳發展。在國際分工中，搞加工、組裝碳排放相對較多。而我國處於「微笑曲線」中間的加工製造環節，發達國家則處於「微笑曲線」兩端的設計和營銷環節。實際上這意味著發達國家把很多碳排放的環節移到了中國，導致「碳排放國際轉移」問題。
第四，我國人口多。人口越多，碳排放就越多。近十四億人口，每一個人就是一個碳排放源。
第五，我國的粗放發展模式具有一定的「鎖定效應」。我國現有的發展模式表現為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這種模式一旦形成，就形成了「路徑依賴」，想要改掉它，成本很高。
經濟發展的社會成本增加帶來挑戰
近年來，我們一直在強調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因為經濟發展本身並非目的，滿足人的各種需要才是目的。但從經濟學角度看，社會發展會增加成本。大力發展養老、醫療、住房、教育等社會事業，所有這些政府和民眾都是要掏錢的。
公益性教育和醫療是政府的職責，是不能搞產業化的。但如果像計劃經濟時代一樣，將所有公益性和非公益性教育和醫療都壓在政府身上，那政府財政將不堪重負。十三億多人要實現全覆蓋，哪怕是低水平，乘以十三億也是一個巨大數字。僅保障性住房建設就已將許多地方政府財政壓得喘不過氣來。
目前，很多地方政府的支出壓力不斷加大，行政事業費支出、基礎設施建設支出、保障性住房建設支出、社會福利支出、維穩支出等都或是剛性，或要增加。但政府收入卻在減少，工商業稅收因中小企業不景氣在減少，土地財政因房價下跌在減少。
導致政府收支缺口拉大，債務負擔增加。「歐豬五國」等陷入主權債務危機，主要原因是經濟增長已不足以支撐龐大的福利負擔，造成資金鏈緊張。即使是富如美國，在醫療改革上也是舉步維艱。福利保障一旦上去，就成為所有人的既得利益，要減下來很難。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人們的福利保障一定會加強，但與此同時經濟發展的社會成本將增加，必須使經濟新增財富能力超過福利保障支出水平，才能保持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而這需要滿足多方面的條件才能實現。
經濟發展的國際環境惡化帶來挑戰
首先，我國產品出口的國際環境惡化了。主要是因為國際經濟危機還在持續。國際經濟危機一般分三個階段演化：第一個階段主要表現為金融機構破產，如雷曼兄弟破產；第二個階段主要表現為「主權債務危機」，如「歐豬五國」的「主權債務危機」；第三個階段主要表現為國際貨幣體系危機。
目前正處於第二個階段上。國際經濟危機何時才能走出來？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是能否取得重大的技術進步；二是能否推進重大的制度變革。只有這兩個條件是走出危機的根本出路，像印鈔、發債、降息、放信貸、投資等措施，都是拎著自己的頭發往上，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危機，且只會為新的危機創造條件。在國際經濟危機還在持續的情況下，國際經濟至少還將低迷兩三年，這對我們的出口帶來較大的不利影響。
其次，我國對外投資的國際環境在惡化。我們不僅要「引進來」，還要「走出去」。不僅要將產品走出去，而且要將投資走出去。但「走出去」也面臨新的問題：其他國家不像我們當初歡迎他們的投資那樣歡迎我們的投資。我們要投資他國的高科技企業和項目，他們就擔心我們竊取他們的技術；我們要投資他國的資源，他們就說我們要控制他們的資源；我們要將開發區建設的經驗移植到國外，他們就說我們要控制其土地。總之，他們以國家安全等種種理由對中國投資進行限制。
再次，人民幣匯率調整的國際環境也一直不太好。由於中國擁有低成本競爭優勢，我們的中低端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價廉物美的競爭力。西方國家不從我國產品價格低主要源自於低勞動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環保成本等來考慮，而將中國產品具有競爭力一並歸結為人民幣幣值被低估。於是，就不斷地通過壓人民幣升值，來削弱中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
同時，人民幣匯率還直接受制於美元的變動：美元貶值，人民幣就被動升值。同時，我國外部的整體環境在惡化。隨著我國經濟總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後，美國越來越強調將中國作為其主要的競爭對手，將其戰略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等。
改革阻力增加帶來挑戰
過去三十多年來，我國之所以保持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原因就在於體制改革釋放了巨大的生產率。但隨著我國發展到新階段，面臨一系列新挑戰，出路在於深化改革，但改革面臨兩大障礙：
一是既得利益障礙。由於過去三十年改革採取的是不平衡改革戰略，導致政治改革、文化改革、社會改革與經濟改革嚴重不平衡、不協調。在帶來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貧富差距拉大、尋租蔓延等問題。在這個過程中培育不少既得利益集團。既得利益集團由於受益於這種不平衡、不協調的過渡型體制，因而成為新一輪改革的障礙。
二是觀念障礙。改革行動首先要有觀念的突破。過去三十多年的改革每一次重大突破都源於思想解放。按理說，現在的觀念應較改革前期更好，但由於不平衡改革本身產生的新問題，使得很多人對改革產生了質疑。
比如，很多人將貧富差距拉大、腐敗嚴重等歸結為市場化改革。殊不知，這些問題不是市場化改革帶來的，而是改革不徹底、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不平衡帶來的。隨著「民粹」流行，原來本已解決的觀念問題現又成為問題了。如國有企業改革本來在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就有了明確的說法，要收縮國有經濟戰線，要推進國有經濟戰略性改組，要大力發展非國有經濟。但現在討論國有企業改革反而會引起很多上綱上線的爭論。更令人擔憂的是，改革的阻力在增加。
改革阻力增加，改革自然就難以推進，一些深層次問題就不能解決。深層次問題不能解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諧社會建設等就難以正常推進，我國的可持續發展就面臨挑戰。
認清問題和挑戰是應對挑戰的前提，其實挑戰本身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不知道挑戰在哪裡，稀里糊塗地倒在挑戰中。認清了挑戰後，我們完全可能應對好挑戰，因為過去的歷史反復證明，我們就是在應對一個一個挑戰中不斷前行的。

『柒』 戰後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加劇,國際社會該如何應對

像這種情況的話，其實我們已經有了歷史上的一些經驗，要設法去團結，大多數人進行生產修復，戰後的經濟落後的局面

『捌』 美國與中國的經濟之戰

目前的中美經濟戰中，沒有輸和贏的說法。美國有美國的經濟發展方式，但中國也有中國的經濟發展渠道，兩者的發展情況是無法簡單比較的，而且是動態變化的。
中國總出口21%到美國，但美國總出口不到9%到中國，中國對美國出口依賴太嚴重了。
但是中國出口美國的那21％是生活基本商品（中國也估計大部分只能賣賣沒科技含量的商品），美國人就不敢隨便加關稅，不然美國老百姓不答應，隨之就會影響大選的選票；而對於中國進口的那9％，如果科技產品、奢侈品居多的話（比如像飛機、電腦等等），就算我們提高關稅，對普通人影響不大；對了最重要的是我們是一黨制，只能跟著黨走，不像美國一黨讓我不爽就換另一個。
雖然中美經濟戰爭的確正在進行，但是中美相互依存度過高，所以最終的結果必然是相互和諧。
畢竟經濟是價值的創造、轉化與實現；人類經濟活動就是創造、轉化、實現價值，滿足人類物質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動。經濟就是生產或生活上的節約、節儉，前者包括節約資金、物質資料和勞動等，歸根結底是勞動時間的節約，即用盡可能少的勞動消耗生產出盡可能多的社會所需要的成果。後者指個人或家庭在生活消費上精打細算，用消耗較少的消費品來滿足最大的需要。

『玖』 怎樣認識經濟因素對世界政治的影響日益

一、大國博弈，一刻都沒停止過的經濟戰爭當今世界，經濟戰爭已取代軍事戰爭，成為一個國家奪取財富和利益的主要手段!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趨勢的不斷影響下，不斷擴大的經濟市場為經濟戰爭提供了更為便利的條件和環境。也可以說，「地球村時代」的來臨，不僅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更是改變了國與國之間博弈的方式。倘若說核武器能夠摧毀一、兩座城市，那麼隱蔽經濟戰的威力則足以令一個國家的整個工業乃至金融體系陷入癱瘓狀態，摧毀整個國家的綜合國力。蘇聯戰敗造成的社會災難惡果，頻繁爆發的金融風暴橫掃世界各地，東南亞企業家債務纏身廉價變賣工廠，戈爾巴喬夫損失了全部私人財產，顯示了其隱蔽經濟戰爭的巨大威力。當前，隱蔽經濟戰爭較軍事攻擊，更具威脅性，不僅威脅到國家安危和經濟命脈，還直接威脅到普通人的切身利益，包括就業、工資、存款、股票等等經濟戰爭隨時隨地都在進行，掠奪與反掠奪，制衡與反制衡，顛覆與反顛覆，這一切都在悄無聲息但卻驚心動魄地上演。而且，每當大規模的經濟危機來臨的時候，這種經濟戰爭進行得更為猛烈和殘酷。每一次經濟危機都是弱肉強食的戰場，危機過後，強者更強，弱者更弱，無論對哪個國家都是如此。戰爭已始，卻不見硝煙彌漫。
二、掠奪與反掠奪，透視經濟戰爭的內幕創造財富和分配財富是人類面臨的永恆命題。人類要生存和發展，就必須不斷地創造財富。創造出財富後，就不得不面臨如何分配等問題。人類的財富通常是通過社會分工和公平交換來實現流轉和分配。在這一過程中，產生了市場和市場價格。市場價格的漲跌，決定了人們所擁有財富的增值和貶值。而影響市場價格的因素非常復雜，市場價格常常被人為地操縱，這樣，經濟戰爭必然發生，財富必然成為掠奪與反掠奪的對象。以前，經濟戰爭通過實物貿易來進行。而今，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以及虛擬經濟的高速發展，經濟戰爭以更隱蔽的方式進行著：貿易戰、貨幣戰、匯率戰、貿易保護主義.人們的財富在不知不覺中被洗劫一空。
三、經濟戰爭，大國博弈的「核武器」21世紀，經濟戰爭已經成為國家博弈的最重要方式，其實質就是全球范圍內財富的掠奪與反掠奪。這種掠奪的過程，雖然看不見硝煙，也沒有血流成河，但是比常規軍事戰爭更加可怕。當今世界的局勢，因為有核武器的威懾，想爆發像「一戰」與「二戰」這樣的世界戰爭的概率相對較小，因為大國都投鼠忌器，一旦發生世界性的大戰，可能毀滅整個地球，這對於人類來說是個無法承受的災難。但是，經濟戰爭已經替代了常規的軍事戰爭，成為了大國之間博弈的重要手段，成為大國制勝的另一種「核武器」。在經歷了東南亞金融風暴之後，沒有人會比亞洲人對「金融戰」有更深刻的印象。不，豈止是印象，簡直是錐心刺骨：一場由國際游資擁有者們處心積慮發起的金融偷襲戰，竟把一個接一個不久前還被世人譽為「小龍」、「小虎」的國家掀翻在地，曾令整個西方艷羨不已的經濟繁榮，一夜間秋風落葉般地蕭條了。僅一個回合下來，便不止一個國家的經濟向後倒退了10年。經濟戰線的失守，更使社會政治秩序幾近崩潰。此起彼伏的騷亂造成的傷亡簡直不亞於一場局部戰爭，而對社會機體的傷害程度甚至比局部戰爭還要嚴重。這是那些非國家組織用非軍事手段向主權國家打響的第一場非武力戰爭。由此，金融戰作為雖不流血但同樣具有巨大破壞力的非軍事戰爭形態，正式登上了曾被軍人和武器、流血和死亡一統天下數千年的戰爭舞台。與歷史上貧窮弱小的國家無力反抗西方殖民侵略的情況完全不同的是，前蘇聯擁有著強大到讓美國寢食難安的軍事力量，在軍事實力仍然相當強大的狀態下，整個國家遭受到外部勢力如此瘋狂與徹底的洗劫，這在人類歷史上還是第一次。經濟戰爭所展現出的巨大破壞力，絲毫不亞於蘇聯整個衛國戰爭的損失程度，所不同的是，衛國戰爭的巨大代價換來的是世界超級大國的地位，而經濟戰爭的慘敗，導致了國家解體和經濟長期衰敗。戰爭對蘇聯的破壞僅僅持續了4年，而經濟崩潰所造成的社會經濟的災難已經接近16年。由此可見，經濟戰爭猛於虎，雖然它沒有硝煙，但已然成為改變世界的重要力量。一個國家要想成為真正的強者，就必須看透經濟戰爭內幕，善於運用經濟原理打贏經濟戰爭。
四、「骯臟的手」，經濟全球化經濟全球化為經濟戰爭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因此，一個國家必須認真對待全球化帶來的巨大風險，必須審時度勢，時時權衡自己的行為和政策，以避免全球化帶來的巨額財富損失。人類面臨著的永恆命題是：其一如何創造財富，其二如何分配財富。在解答這兩個命題的過程中，最經典的理論當屬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AdamSmith)的「看不見的手」。1776年，亞當·斯密發表了經濟學奠基之作《國富論》，其核心的論述是一隻「看不見的手」。他認為，只要每一個人都是理性的，並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那麼不需要有人來管理，將會有一隻看不見的手來進行調控，經濟運行由此可自動達到最佳狀態。這只「看不見的手」就是市場經濟運行規律。一般情況下，這只「看不見的手」能維持市場的健康運行，推動經濟不斷發展，實現財富的正常流動。可是，在一定的條件下，這只「看不見的手」完全有可能變成一隻「骯臟的手」，成為攫取他人財富之手。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的情況下，這只手就更容易變得更臟。許多人天真地以為，只要積極參與了全球化，就理應分享國際協作所帶來的巨大經濟收益。但這里想要告訴大家的是，錢幣有兩面，劍鋒為雙刃：一個國家必須認真對待全球化所帶來的巨大風險，必須審視度勢，時時權衡自己的行為和政策，否則全球化帶來的也可能是巨額財富損失。尤其當經濟全球化發展到一定程度，在從實物經濟向虛擬經濟過渡，並且虛擬經濟異常繁榮甚至居主導地位的時候，更是如此。現在，全球經濟的一體化和市場化不僅體現在實物產品市場上，更重要的是還體現在金融領域。隨著世界各國金融領域的逐漸開放，加快實行自由化、深化以及金融產品的不斷衍生，各國的貨幣市場、債券市場、外匯市場、股票市場、貨幣市場等已經形成了一個全球性的巨大交易網路。在這個網路作用下，全球金融產品的交易額遙遙領先於實物產品的交易額。在這個全球性網路中，金融產品的交易是全天候的。相對實物產品而言，金融產品的數量是非常少的，然而它聚集了幾十倍於實物產品交易量的資金，而且金融產品的交易極其迅速，成本極其低廉。金融市場中「看不見的手」更有可能成為「骯臟的手」。1992年，國際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對英鎊發起攻擊，結果，英國損失慘重，而他本人卻收獲了10億多美元。1997年，他沖擊東南亞金融市場之後，那些國家人民積累的財富被洗劫一空，經濟一夜之間回到了起飛前。還有美國，利用美元的霸主地位，貶值貨幣，轉嫁危機，奪取他國利益。20世紀70～80年代拉美債務危機,就這樣，「華盛頓共識」被創造出來了。即通過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的手段對拉美國家的經濟進行結構性調整，迫使這些國家不斷開放產品和資本市場，放鬆政府管制，大力推進私有化進程。在私有化進程中，債權轉股權的方法被廣泛用來解決債務危機，從而保證了發達國家的債權利。軍事攻擊最多摧毀建築設施消滅人體，以大國的疆域之廣，常規戰爭對經濟命脈的摧毀不是毀滅性的。而金融戰爭的隱蔽性和無戰例借鑒無實戰演練的殘酷性，對國家防務是一個巨大挑戰。一旦整個國家的經濟秩序遭到金融戰打擊，會迅即造成國內局勢動盪，由「外患」引發「內亂」。內亂和外患交織在一起，後果將不堪設想。經濟戰自古就是敵對國家利用經濟手段「和平」地削弱甚至搞垮他國經濟實力的一種不流血的戰爭方式。經濟戰的「和平」手段並不排斥其成為流血的軍事戰爭的補充手段，並已經上升至戰略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