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現代經濟如何

㈠ 德國何以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是一個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工業國，1981年國民生產總值達6，849億美元，次於美國、蘇聯和日本，居世界第四位，平均每人佔有11，108美元，亦在世界前列。外貿出口額常居世界第一、二位，而黃金及外匯儲備則為各國之冠。戰後經過短時期恢復，很快進入經濟發展時期，經濟發展速度之快名列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前茅。國民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率五十年代為8％，六十年代是4.7％，七十年為2.9％；1950～80年平均超過5％，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僅次於日本，居第二位。西德經濟發展速度較快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1）物質技術基礎較雄厚。西德佔有戰前德國領土的主要部分和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擁有大量的熟練勞動力和較強的科技力量。雖然戰爭中遭到嚴重破壞，但由於原有基礎好，因此工業生產很快恢復到戰前水平。另外，戰後初期，工資水平較低，軍費開支很小，加上美國的援助，為經濟發展提供了資金和技術。

（2）制定了較長期的經濟發展方針，進行大量而又長期的投資。根據本國情況，制定了發展計劃，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發展重點；戰後投資也不斷增多，投資重點也隨各發展時期的重點不同而有計劃的轉移。

（3）重視科學技術和教育事業的發展，廣泛採用新的技術成就。西德認為不提高科學技術水平，就沒有搞現代化的要求，因此十分重視科學技術的發展，其科研及發展科技、教育的經費比重較高；同時，盡量引進和廣泛使用新的技術成就，促使生產設備不斷更新和勞動生產率迅速提高。（4）大力吸引外資和發展對外貿易。戰後，進口廉價原料和燃料，出口高價製成品，不僅促進了聯邦德國經濟的迅速發展，而且獲得大量利潤。因此，西德很重視發展對外貿易。出口工業品在工業生產中占重要地位，工業就業人員中約有三分之一為出口工作。

（5）進行了某些方面的改良。為了緩和國內矛盾、發展生產，西德政府及企業主也實行了某些改良主義的措施，如廣泛實行社會福利制度，增加工人工資、福利，工人參與某種程度的企業管理等，對於安定社會、提高勞動生產率，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是，自七十年代以來，由於國內市場萎縮，本國及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不斷發生等原因，西德經濟的發展速度明顯放慢，1970～80年，國民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率降為2.8％。
1945年5月8日，納粹德國戰敗投降，由美、英、法、蘇四國共管，後分裂為東、西德。此時，德國境內民生凋敝，生產停滯，經濟完全無法滿足國民的正常生活需求，完全是短缺和管制經濟。以1948年6月21日西方佔領區的幣制改革為標志，德國充分利用了冷戰造成的東西方競爭氣氛，在馬歇爾計劃援助等的啟動下，憑借高素質的人力資本，克服了兩德分裂帶來的產業和地區性結構斷裂，在很短的時間內恢復了國民經濟的運行和發展，達到並超過了戰前水平。

整個1950年代至1966、1967年，德國年均GDP增速達近8％，私人消費活躍，機器和設備等的固定資產投資旺盛，出口增長迅猛，近乎充分就業(失業率跌至0.7％)，進入了著名的「經濟奇跡」時代。這主要得益於全球經濟恢復性需求，以及以朝鮮戰爭訂貨為標志的外需對德國出口的拉動。

此時，崇尚市場力量和自由競爭、反對壟斷，加上注重社會公正和平衡，成為經濟發展的主流思想，並影響了政府的施政方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戰後初期屬於右翼政黨基民盟／社盟的阿登納和艾哈德政府任內的主導經濟口號就是「增長、增長還是增長」。

1966—1967年，德國出現了戰後首次生產過剩危機，國民經濟出現相對罕見的0.7％的負增長，「經濟奇跡之父」艾哈德領導的政府倒台，讓位於左、中、右共治的庫爾特·基辛格大聯合政府，它標志著迄今為止的戰後經濟恢復性補課和一路高歌猛進、惟有輕微周期漲跌的單邊高速經濟增長終止。自此，德國經濟進入了一個需要強調宏觀平衡和總體協調的增長階段。如何防止經濟衰退及宏觀經濟的周期性大起大落和頻繁波動，成為廣受關注的議題，相關的調節經濟周期和商業行情的景氣政策被提上議事日程。

經濟政策思想也出現了較為鮮明的轉變，出現了在德國戰後歷史上較鮮見的、以凱恩斯主義為主導的政府運用財政、貨幣政策刺激經濟運行的總體調節政策，代表人物是當時的經濟部長卡爾·席勒。以新自由主義為主旨的德國式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加入了政府總控的凱恩斯主義新元素，政府對宏觀經濟目標追求也從增長轉向了穩定平衡。

其間，馬克升值壓力成為熱議的話題。由於公眾、尤其是工商界對馬克升值損害德國出口的擔憂，基辛格內閣中反對升值的財長約瑟夫·施特勞斯的主張，壓過了經濟部長席勒和央行意見，作出了馬克不升值的決定。此舉讓聯合政府承受了巨大的國內外壓力。不久，隨著1969年該屆政府的下台，聯邦政府作出了順應升值的決定。

隨著經濟增長的財富效應顯現，社會市場經濟理論的啟迪，萊茵模式對社會保障的強調，東西方冷戰的競爭壓力，要求社會公正、擴大社會福利待遇的改革呼聲漸高。1969年左翼的社會民主黨勃蘭特及1974年施密特政府先後上台執政。左翼為主政府的執政，推出擴大政府支出、保障社會公正和加強福利保障等經濟政策。以僱主、雇員平攤繳費為籌資方式、待遇均等的俾斯麥模式社會保險體制不僅得到恢復，而且空前擴大。一個以強制性社會保險(含養老、醫療、工傷、失業保險等)為主體，囊括社會救濟、社會津貼等的包羅萬象的社會福利體系逐步形成，德國成為社會福利國家。但是，高福利國家的剛性特徵其後日益顯現，使其財政的可持續性備受挑戰，為日後拖累總體經濟發展埋下了伏筆。

應對滯脹困擾

1970年代，德國經濟遭遇了來自外部的強大沖擊，尤其是美元走弱、布雷頓貨幣體系的崩潰和兩次石油危機。德國經濟被迫徹底告別高增長和近乎充分就業時代，進入經濟停滯、失業和通貨膨脹高企的「滯脹」時期。

德國政府放開對馬克匯率的管制、實行自由浮動，大量游資的流入使馬克升值、通貨膨脹壓力赫然凸現。增強了談判地位的勞方在勞資薪酬談判中提高工資增幅的要求助長了通脹；通脹率從1969年的2.1％驟升至1974年的7％；升值的馬克和高企的油價令許多行業訂單下降、開工不足、加上1971－1973年的「合理化進程」加速了技術進步，導致失業率上升，達到近100萬人，經濟增長下降(僅0.1％)，德國陷入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

為應對通脹，勃蘭特政府和央行推出了取消稅收優惠、增加燃油稅和提高貼現率等舉措來壓縮政府開支，但無濟於事。施密特政府改弦更張，推出復活總體需求的景氣促進計劃：通過貸款平衡和支持聯邦政府擴大投資，補貼私人投資，專門制定促進建築業、交通、環保能源的投資計劃，改革所得稅體系，降低中低階層稅收，提高育兒津貼等福利補貼；其經濟政策徘徊於凱恩斯主義(擴大政府需求)和供給指向型(減稅以活躍投資、消費、促進經濟增長和就業)之間；同時加強國際經濟合作，希望藉助建立歐洲貨幣體系合作來減弱布雷頓體系崩潰的沖擊、穩定匯率和構建穩定的外部經濟環境。

但是，由於持續危機造成民眾消費慾望低迷，鋼鐵、汽車、機器製造、建築等行業結構問題突出，以及發達國家同陷危機造成出口不振，上述措施不但未能解決德國的滯脹和失業，還導致了公共債務的巨增，使得總體調節政策歸於失敗。

1980年代，經濟低速增長和持續攀升的失業(突破2百萬人)及公共債務問題困擾著德國，促使1982年上台的右翼科爾政府，重回自由主義和發揮市場力量的老路，優先解決失業和社會保障問題。其經濟、社會政策的口號是：「自由、活力和自我承擔責任」，強調政府應回歸本職任務，從「對國家和社會保障制度過度的要求中退回」，社會和政府只提供急需的社會救助和保障。其通過在社會保障領域開源(增加僱主、雇員繳費率)、節流(降低社保待遇)、實行控制政府支出、不舉新債等舉措，控制公共債務增長和鞏固財政政策初現成效；通過減稅以激活企業投資和私人需求，增加企業贏利，拉抬經濟增長的目標基本達到，而依此(甚至加上鼓勵提前退休)創造就業崗位的舉措卻收效甚微；貨幣政策上頂住了美國要求其實施擴張性貨幣和增長政策的壓力，堅持控制通脹、保衛馬克對內幣值穩定，尤其是拒絕了1987年美國逼迫馬克過度升值、從而危及德國出口的無理要求。

破解惡性循環

1990年代，兩德統一，全球化沖擊、老年化構成了對德國經濟、社會甚或萊茵模式的嚴重挑戰，不僅低增長(不到2％)、高失業(最高近400萬左右)始終困擾這一階段的德國社會，且「德國病」綜合症異常嚴重，消費年均增幅僅1.5％，投資多年負增長，財政赤字超過3％，公共債務十年增長1.1倍，令德國從歐洲經濟的火車頭淪為「大拖斗」。

兩德統一對德意志民族來說無疑是一大幸事，但短暫的統一景氣在1990年代初一閃而過。為實現經濟體制轉型、重建東部的基礎設施和社保體系，包括共同振興東部工程和統一基金在內，各級政府對東部的轉移支付至1990年代中期已逾萬億馬克，拖累了西部經濟。為籌集資金和遏止通脹，德國政府不得不連續10餘次提高主導利率，導致大量游資流入，歐洲貨幣體中的英鎊和里拉等也因此遭受沖擊。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德國經濟的走弱，主要是由於福利制度等一系列結構性原因，和兩德統一負擔等臨時性事件綜合作用的結果。過度保障的社會福利制度推高了生產成本，形成了「低增長下高福利——高稅收——高負債——高成本——低投資——低增長」的惡性循環。從1970年代初到1990年代末，德國人均福利支出增加了5.3倍多，成為拖累經濟增長的後腿；1970、1980年代產業結構中過於保護夕陽產業和對信息產業等研發保守滯後使其缺乏富於增長力的主導引領產業；企業治理體制的缺乏靈活性和以利潤為首的激勵機制使微觀缺乏活力；過度的解僱保護和過高的失業保障待遇等造成勞動力市場的僵化，失業率難減。

1998年，面對不斷上漲的失業率，束手無策的科爾政府為社民黨格哈德·施羅德政府所替代，作為左翼政黨的右翼領導人，施羅德的經濟政策主張兼容了左右兩方思想：一方面堅持通過減稅激發投資和消費者的需求，活躍經濟。另一方面，在社保領域，和前任一樣提倡個人承擔責任的同時，盡量保持原來待遇，不提高社保繳費，轉而用生態稅來填補缺口和提倡環保，以體現其左翼色彩。

綜觀德國戰後經濟發展的諸個階段，盡管問題不少，但從總體經濟社會發展來看，能位列世界前茅，還是成功的。其中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堅持「有良心的資本主義」，即以市場經濟體制為基本框架，以市場競爭主導為核心，充分發揮「看不見的手」激勵和微觀促進、調節作用；同時政府和社會適度介入，克服「市場失靈」。尤其是其強調以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適度經濟增長和穩定通貨和為最優標準的「魔術四邊形」目標，追求穩定、平衡和可持續發展的總體干預調節思想；對能源的合理利用和環境保護的高度重視，說明其經濟指導思想已經達到了追求諸多緯度和諧的境界。

(作者系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德國研究會理事)

㈡ 1870-1914德國經濟迅速發展的原因及其對國際局勢的影響.

德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及其帝國主義特徵.

第一,經濟飛速發展的原因.主要有：1871年國家統一的完成,開辟了統一的國內市場；普法戰爭後,法國50億法郎的賠款,為德國提供了經濟發展所必需的資金；從法國割來的阿爾薩斯和洛林儲藏的豐富礦藏,為發展工業補充了重要的資源；德國是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更易於採用新技術和新設備,從而提高了生產效率.

第二,經濟飛速發展的情況.應該著重指出的是：1870年,德國在世界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占第三位.但是,19世紀最後30年,德國建立了現代化的工業體系,工業生產的發展速度僅次於美國,躍居世界第二位.

第三,帝國主義特徵.經濟的飛速發展,引起生產和資本的集中,德國成為壟斷組織發展程度僅次於美國的國家.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也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它被稱為「容克資產階級帝國主義」.這是因為：德國完成統一後,國內存在著濃厚的封建殘余.容克地主階級在經濟上,佔有全國一半以上的土地,在保持半封建剝削的同時,採用資本主義方式經營農業,並投資於工廠、銀行,同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漸趨一致.在政治上,他們獨佔了德國的軍政要職,在國家政權中一直起著重要的作用.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後,壟斷資產階級進一步依靠容克地主階級專政,以便對內鎮壓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對外爭奪市場和世界霸權.這種容克地主階級和壟斷資產階級在經濟、政治上的結合,便形成了德國帝國主義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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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德國經濟是走怎樣的道路的

淺談德國統一與德國現代化
我們在探討現代化問題時一般考慮的是社會層面的因素，比如產業結構的變化、科學 技術的發展、新興階級的形成或是新的思潮的傳播。這在本質上屬於一個漸進的自然的 變化過程。而統一問題主要涉及的是一些政治層面的事件，如統一力量、統一方式或是 統一策略等等。這更多地屬於劇烈的人為的速變過程。這兩種不同性質、不同時空的過程並沒有必然的聯系。然而，在德意志近代這一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統一與現代化之間 卻存在著極為密切的特殊關系。政治上的分崩離析一直是德意志民族發展史上的重大不 幸。1517年的路德宗教改革揭開了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民族統一運動的序幕，然而統一 是披著宗教的外衣進行的。隨著西歐的現代化浪潮向周邊推進，德國社會也深受震盪， 此後的統一運動開始與現代化緊緊地結合起來。1807年開始的反拿破崙戰爭，1848年的 德意志資產階級革命，都深深地打上了現代化的烙印。現代化客觀上要求統一的市場， 現代工業資產階級也需要統一的民族國家作為其民族利益的代表和保護神，現代化離不 開國家的統一。同時，現代化的發展，工業革命和工業化的進展，對德國的統一也起了 巨大的推動作用，德國的統一同樣也離不開現代化，並且在很大程度上講它是現代化的 產物。因此，德國的統一和德國的現代化之間是一種密切相聯、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 關系。
一
現代化問題在德國一經出現便與德國的統一緊緊地交織在一起。這是德國歷史發展的 必然，更是德意志民族自身發展的客觀需要。
近代英國和法國早就確立了統一的民族國家，解決了統一問題。對內，這些民族國家 的專制王權為了鞏固其統治致力於度量衡的統一，道路的建設，關卡的消除及金融系統 的建立，促進了自由貿易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對外，專制王權奉行重商主義和殖民主義 ，保護國內工商業的成長，開拓原料產地和商品市場。市民階級在專制王權的襁褓里得 到了很大的發展。英、法等統一的民族國家遂也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而德意志社 會雖受影響卻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在30年戰爭中，英、法甚至是瑞典等民族國家為 了本國利益而浴血奮戰，而此時的德意志諸邦還在相互廝殺，統一的德意志民族的意識 還是很淡漠。如果說，在18世紀，德意志人開始有了一種民族意識，那麼也僅僅只是一 種流傳於思想界、知識界精英觀念上的浪漫主義的文化民族主義[1](第112頁)。這與英 法等民族國家基於共同政治意志與經濟利益而形成的「政治民族主義」有著顯著的差異 。即便是到了18世紀中後期，雄心萬丈的弗里德里希大王也沒有提出過要統一德意志之 類的話。那麼，到底是什麼事件或是什麼因素最終使統一問題提上日程?筆者認為這個 事件便是拿破崙戰爭，這個因素便是現代化對德意志社會的影響。
從1800年的馬倫哥戰役到1815年的滑鐵盧戰役，拿破崙同封建歐洲進行了歷時15年的 戰爭。毗鄰法蘭西的德意志受戰爭的打擊最為巨大。1805年第三次反法聯盟的失敗及《 普蘭斯堡和約》的簽訂和「萊茵聯邦」的建立直接導制了神聖羅馬帝國的解體。至此， 形式上的德意志國家不復存在，如何重拾舊山河提上了日程。1806、1807年普魯士軍隊 和普俄聯軍的失敗及《提爾西特和約》的簽訂使普魯士這個曾經擁有30萬平方公里土地 ，逾1000萬人口和25萬軍隊的強邦，連同它那自稱為歐洲最強的軍隊，以及曾被資產階 級視為進步和理性之所在的開明專制主義精神一道，陷於全面崩潰的境地[2](第241頁) 。拿破崙軍事上的勝利代表了法國大革命的成果，是統一的資產階級國家的勝利。以普 奧為代表的德意志的失敗反映了以農奴制為基礎的分裂的諸侯專制統治的沒落。拿破崙 戰爭沉重打擊了德意志的封建專制制度，破壞了德意志強固的封建分裂格局，客觀上有 助於德意志的統一和社會內部新因素的興起和成長。1803年，德意志有關邦在拿破崙戰 爭打擊下召開的一個全帝國代表會議取消了112個邦國，使邦國數減少到30幾個，德意 志在統一的道路上邁進了一大步。更為重要的是，戰爭中產生了德意志的政治民族主義 ，人們意識到：落後是由國家的分裂造成的，於是，新的社會力量出現了，它以西方的 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為旗幟，要求國家統一和政治自由。在它看來，自由和統一是不可 分割的。普魯士雖然元氣大傷，但它是全德惟一獨立的國家，是德意志希望之所在，只 有復興普魯士才能統一德意志、復興德意志。因此，全德精英分子聚集於普魯士，共話 改革。同時，軍事上的慘敗使普王無力實行專制統治，也意識到了對封建農奴制進行改 革的必要性。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德意志自由主義貴族和民族主義者得以推行改革，拯 救德意志，出現了1807年開始的施泰因——哈登貝格改革。改革雖只在普魯士殘存的一 半國土上推行，卻具有全德意義：它既為德國歷史開辟了一個新的時代，即開始走上了 現代化，又為德意志提供了統一的力量。與此同時，拿破崙在萊茵蘭地區推行的資本主 義改造使萊茵蘭地區成為德意志境內最先轉向資本主義發展的地區，促成了一個德意志 現代工商業資產階級，為普魯士改革者提供了可借鑒和效法的榜樣。1815年後萊茵蘭最 發達地區歸屬普魯士成為此後德意志現代化的火車頭，在19世紀三四十年代出現了「萊 茵文明」，它不僅發展成為全德的重工業基地，而且成為德意志自由和統一運動的中心 。
統一是德意志民族發展的客觀要求，現代化是當時的時代精神，拿破崙戰爭最終把這 兩件關系德意志民族生存的大事提上了日程，並促成了兩者的結合。
二
19世紀20年代，德意志工業開始繁榮、活躍起來。三、四十年代是德意志現代化的起 動階段。德意志現代化一經起動便與德意志的統一事業息息相關。拿破崙戰爭雖然歸並 了大量的諸侯國，但德意志依然處於30多個邦國的分而治之之下。這種分裂局面在德意 志現代化啟動之後愈來愈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民族分裂問題的克服已成為德意志 現代化必須突破的關卡。德意志工商業資產階級的傑出代表和德意志民族統一的先驅弗 里德里希•李斯特為建立德意志關稅同盟和全德鐵路系統所作的努力，把德意志現代化 的進步和實現民族統一的進程緊緊地結合起來，首先在經濟上成功地突破了這種分裂局 面。關稅同盟和全德鐵路系統成為當時德意志現代化和統一運動的最主要的載體，是德 意志現代化和統一之間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最典型的體現和最完美的結合。李斯特曾 貼切地描述道：「鐵路系統和關稅同盟是連體雙胞胎；它們在同一時刻誕生，彼此肢體 相連，只有一個思想和一個感官，它們互相支持，追求同一個偉大的目標，即把德意志 各個部分聯合成一個偉大、文明、富足、強大和不可侵犯的民族」[3](P.347-377)。
在拿破崙戰爭的影響和李斯特的倡導下，德意志各邦意識到鐵路在政治、經濟和軍事 上的重要性，掀起了鐵路建設的熱潮。1835年德國建成了長6公里的第一條鐵路，1939 年建成鐵路133公里，到1845年德國一共建成20條鐵路，長達2871公里，1849年全德的 鐵路長度超過了法國。從19世紀50年代開始德意志的鐵路建設達到了高潮，開始形成鐵 路網，到60年代末，現代德國的鐵路格局基本形成。據統計，德國鐵路線的長度(不包 括奧地利)，1850年為5822公里，1855年為7781公里，1860年為11026公里，1865年為13 821公里，1870年為18560公里[4](P.93)。普魯士鐵路在其中佔了主要份額：1850年為3 869公里，1870年為11520公里[5](P.376-380)，從而控制了全德鐵路網的運營，鞏固了 它在德意志的經濟領導權。鐵路建設極大地帶動了煤鐵鋼等重工業的發展。鐵路網的建 成便利了德國煤炭的開采，使德國煤炭產量急劇增加，到1860年時，德國的煤產量已超 過比利時和法國。煤礦的開采給鋼鐵工業提供了豐富的能源，鐵路又成為鐵的主要消費 者。1861年至1870年，德意志的制鐵業出現了強勁的高漲，生鐵產量超過法國逼近英國 [6](P.2)。普魯士新建立的煉鐵、鐵器製造和機器製造企業，為全德之冠，佔70%以上 。鐵路事業發展的結果，還帶動了一些新興工業部門的建立。50年代建立的電報業，60 年代建立的化學工業和光學工業以及銀行業和股份公司的建立也開始促進德意志的工業 化。鐵路事業發展的另一個後果是促進了德意志各邦國的聯系。全德鐵路網的建立不僅 在經濟上方便了交往，促進統一市場的形成，而且大大增進了德意志民族的政治文化和 思想交流，增強了德意志統一民族的認同感和凝聚力。
以上論述表明，鐵路建設和全德鐵路網的形成成為德意志現代化的強大拉力，使德意 志社會的整個經濟結構和階級力量的配置發生了「決定性的，實際上是革命性的變化」 [7](P.235)。而資產階級力量的增強客觀上又需要一個統一的政府和廣闊的市場，從而 有力地推動了統一大業。正如當時的詩人把鐵路稱為「德意志統一的結婚綬帶」，鐵路 不僅在經濟上，還在促進德意志各地區的思想交流和自由、民主思想的傳播上起著重大 的作用。普魯士也因其對全德鐵路網的控制而成為德意志諸邦中的領頭羊，並最終成為 德國統一的中心力量。
關稅同盟的建立與全德鐵路網的形成一樣，在德意志現代化和統一進程中同樣佔有重 要的地位。它的建立使德意志民族在尚未得到統一的情況下，事先造就了統一的內部市 場，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經濟上的統一。可以說關稅同盟從倡導之日起便具有兩個 明顯目的：現代化和統一。
由於奧地利對德國統一持冷漠和否定態度，給了經濟上強大的普魯士以爭奪全德霸權 的機會，它越過德意志聯邦，執行一種全德性的關稅政策。1828年普魯士與黑森——達 姆斯塔特締結的雙邊條約和1829年與南德商業同盟締結的條約奠定了1834年關稅同盟的 兩個重要步驟。受奧地利支持的中德商業同盟遭到孤立，開始分化。1831年黑森選侯國 轉入普魯士關稅體系，打通了普魯士東西領土之間的壁壘，建立了一條通往西部的關稅 橋梁。1833年把上述的締約條約合並，產生了德意志現代化史上意義深遠的關稅同盟。 1834年1月1日關稅同盟生效，其他小邦紛紛加入，到1836年1月，已擁有居民25151000 人，佔1871年統一時德國居民的85.6%，一個巨大的德意志國內市場逐步建立起來。這 樣，日益增長的德國國內產品能按統一的方針銷售了。由於奧地利的自我孤立，德國政 治上同時也是經濟上和地理上的二雄相爭局面首先在經濟上消除了[8](P.77)。當時很 多仁人志士都意識到經濟聯合對政治統一的巨大促進作用。普魯士財政部長莫茨在給國 王的備忘錄中對可以預見到的後果這樣寫道：「……收取進關、出關和過關稅僅僅是各 國在政治上的分裂所造成的後果，如果這一點確是政治學真理的話，那麼反過來說，這 些國家結成關稅和商業聯盟的同時，它們也必將統一成一個政治體系，這也應當是真理 ……德意志將統一在普魯士的霸權之下。」[8](P.77)全德鐵路系統的形成和關稅同盟 的建立極大地促進了德意志經濟的發展，進一步壯大了德意志資產階級力量。資產階級 力量的壯大又推動了小德意志地區同普魯士經濟一體化。從19世紀40年代起，關稅同盟 為保護自己年輕的工業，對內部採取自由貿易，對外部和外國採取一定的關稅保護，這 種政策受到大部分資產階級的歡迎，也使普魯士容克階級大受其利。在資本主義強有力 的影響、滲入下，容克階級也被捲入現代化——工業化的浪潮，並不自覺地參加了德意 志民族統一運動。
到1852年，除奧地利和漢堡等個別地區外，所有其他各邦都已相繼加入關稅同盟。鐵 路不僅把東部農業經濟區同西部鋼鐵工業區緊緊連接起來，而且把北海沿岸和南部山區 都拉入民族經濟市場里來。各邦資產階級大受其利，把普魯士看成是自己在德意志的政 治和經濟代表，並且這時他們已有能力保護關稅同盟。1853年，向來與普魯士不和的薩 克森王國政府准備接受奧地利首相施瓦爾岑貝格要求建立奧地利領導下的大德意志—— 中歐聯盟的計劃，但在資產階級的壓力下被迫站到普魯士一邊，支持關稅同盟。南部和 西部各邦出現了支持關稅同盟的真正請願風暴。普魯士在全德資產階級的支持下終於挫 敗了施瓦爾岑貝格計劃。這場危機表明，各中小邦已不可能奉行自己的政策，他們已經 不再是同普奧鼎足而立的政治力量。奧地利也正是經濟的落後而久久未能打入關稅同盟 。1862年普法商約的簽訂使奧地利再也沒有加入關稅同盟的可能，並最終被其他諸邦拋棄。
19世紀60年代以來，小德意志地區的經濟已同普魯士一體化。據統計，1860年德意志 聯邦鐵路總的貨運量為1700萬噸，絕大部分由普魯士掌握和承擔。1846年成立的普魯士 鐵路委員會，60年代擴大為德意志管理委員會，採取多種手段向各邦滲透[9](P.8-9)。 在全德鐵路網的有力支持下，關稅同盟地區形成了共同的經濟生活，完善了共同的語言 和這個時期發展起來的共同文化。德意志民族最終形成並得到鞏固。經濟的統一為政治 的統一奠定了基礎。19世紀五六十年代德意志現代化的發展，特別是工業革命和經濟的 發展，已經成為一種強制力量，不僅資產階級迫切需要民族統一，連容克階級甚至是一 些邦的諸侯貴族也感到，如果他們對抗統一的潮流，德意志將把他們拋棄。可以這么說 ：統一在德意志已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強大而又野心勃勃的普魯士在俾斯麥的運作 下，審時度勢，最終以自上而下的王朝戰爭的形式排除了奧地利，統一了德國。德國的 統一是在德國現代化造就的資產階級的大力倡導和推動下，是在現代化所造成的國際國 內有利形勢下，更是在現代化創造的偉大力量(財力、技術和新式武器)的支持下相繼擊 敗丹麥、奧地利、法國，頂住俄羅斯在戰爭後期的壓力取得的。俾斯麥在德國的統一事 業中能取得成功，歸根到底是順應了現代化歷史的潮流。
三
如果說德國統一以前現代化與統一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關系更多地表現為現代化對 統一的決定作用，那麼在德國統一之後兩者之間的關系更主要地表現為統一對現代化的 反作用。德國的統一極大地促進了德國的工業化。
(一)德國的統一是工業化所必要的政治先決條件，統一掃除了德意志經濟發展中的最 大障礙，加速形成統一的民族市場
德國的統一不僅把整個德意志的經濟緊緊地結合在一起，而且在德意志形成一種經濟 民族主義。加入帝國的各邦在「自由貿易」和「關稅保護」的激烈競爭中，在統一帝國 的全力保護與支持下，它們的工業實力和作用大多在這場競爭中大為提高。全德在對外 貿易中的入超局面也因此得以扭轉：1872年德國的對外貿易中，進口為32.62億馬克， 出口為23.21億馬克；到1880年，進口下降為28.3億馬克，而出口則上升為29.23億馬克 [10](第366頁)。如果說，政治上是普魯士領導了德國，那麼經濟上卻是普魯士「融化 」在統一的德國之中。統一成為德國經濟現代化的巨大助力。這種具有統一價格、統一 法規的經濟一體化進程，造成德國經濟現代化的巨大容量。
(二)德國的統一，標志著普魯士道路的最終確立
農業的資本主義改造的完成，為經濟起飛打下雄厚的基礎。德國不同於英國，工業化 的過程不是以犧牲農業為代價的，相反是在工業現代化的基礎上，保護農業的發展，並 在工業革命中起相互促進的作用。「保護農業利益」雖然是為了照顧政權在握的容克階 級的利益，但農業和工業之間保持一種比較平衡的發展卻是德國經濟現代化的特點和優 點。統一國家的建立使得「重商主義」的推行成為可能。從這個角度講，統一對農業現 代化有著直接的影響。1879年俾斯麥承認對農業實行了保護關稅以抵抗大量穀物從東歐 和美國湧入，1885年和1887年他又提高了關稅。在國家關稅的保護下德國的農業得到了 蓬勃發展。據統計，1870—1913年德國穀物產量由1500萬噸增至3100多萬噸。農業經濟 的發展給德國工業化的發展注入強烈的興奮劑，為發展工業提供了豐富的生活資料、生 產資料、原料、資金和充足的勞力。
(三)統一國家對經濟的保護或者說是干預極大地促進了德國經濟的發展
德國此時的經濟在國際市場還遠未能與英國相抗衡，為了保護德國的民族工業，更是 為了盡快提高其民族工業的競爭力，俾斯麥推行保護關稅政策，設立鐵路基金，確立鐵 路法案和建立以中央銀行為首的銀行體系，進一步促進國內的經濟聯系和自由貿易，扶 持德國工業的迅速崛起。此外，俾斯麥出於國防上的考慮，把國家經濟發展的重點放在 擴充軍備方面，特別是修築堡壘和發展與軍工生產有關的重工業部門。軍事交通運輸業 和軍火工業的膨脹又帶動了鋼鐵、機械、冶煉等一系列重工業部門的發展。德國的統一 大大加強了國家力量，使其有能力推行所謂的「大陸政策」，營建起一種歐陸均勢防衛 體系。這樣就為德國的經濟起飛創造了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爭得了20年和平發展的時 間。單就工業增長而言，統一前1860—1870年的年均增長為2.7%；1870—1880年即達到 4.1%；1880—1890年為6.4%；1890—1900年為6.1%。其增長速度遠遠超過英法等國，僅 次於美國[11](第110頁)。世界歷史表明國家權力並不一定能加速經濟的發展，但應當 承認，19世紀後30年的德國，國家利用統一的有利條件，利用來自人民復興國家的民族 意識，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促進了德國的現代化。
(四)德國的統一有助於教育、科技的發展，從精神上保證德國經濟現代化的快速進程
德國統一後，俾斯麥政府加強對教育的控制，頒布了一系列帝國教育法令。70年代完 成了近代教育革命，實行強制義務教育制。這使整個德意志民族的文化素養大為改善。 全德文盲率從1841年的9.3%，下降為1865年的5.25%、1881年的2.38%和1895年的0.33% 。在這個基礎上，調整了中等學校的體制，大力開展職業技術教育，改革高等教育，建 立了一系列的科學研究機構。這所有的一切如果沒有國家的統一籌備是無法想像的。在 國家的大力建設下，德國的科研能力得到了飛速的發展，科研的發展直接帶動了技術的 進步，而且德國人更善於把科研成果應用於生產、轉化為生產力。科技人員與工人之比 ，到1896年已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位。當代著名的經濟史學家卡洛•M•奇波拉對此 作了這樣的評論：「正是德國人在19世紀下半葉對科學的偏愛使德國工業比英國和美國 工業進展更快。」[12](第194頁)關於德國統一和重視科技教育同德國經濟現代化之間 的關系，在1904年德國鋼鐵廠職工聯合會慶祝大會上主持者不無自豪和自負的演說中得 到明示，他說，德國鋼鐵工業的輝煌發展可以「溯源於一種旺盛的事業心，在政治統一 後它鼓舞我們整個祖國……以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我們的鋼鐵工業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如 果不是政治分裂起了阻礙作用，……我們鋼鐵工業早就達到這個階段了」[13](P.468) 。<BR< p>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統一後的德國，在19世紀後半期，出現了歷史上最引人注目和 最令人驚異的經濟轉變。在大約30年時間內，德國經歷了英國用100多年才完成的工業 革命，將一個農業占統治地位的落後國家轉變為一個現代高效的工業技術國家。
德國的統一不僅大大促進了德國的經濟現代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德國的政治 現代化。德國的政治現代化始於1848年的資產階級革命。在這次革命中召開的全德國民 議會中誕生了形式上的德意志聯邦政府和制訂了德意志帝國憲法。1849年3月28日，德 意志帝國憲法獲得通過。該憲法是德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最民主的一部憲法， 它是德國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構建的新的國家嘗試。然而，由於當時德國還處 於四分五裂之中，資產階級力量又很弱小以及普魯士還不足以克服奧地利的阻礙，這部 憲法成了一紙空文。然而，在德國統一進程中誕生的這部憲法對德國的政治現代化影響 頗大，它是民主政體精神的「發源地」，為魏瑪共和國憲法所直接繼承。
德國的統一使新憲法的制定和推行成為可能。1871年4月16日，俾斯麥親自領導制訂的 帝國憲法，在新選出的德意志帝國議會上原樣通過。就本質而論，帝國憲法是俾斯麥的 傑作，他使1867年制定的北德聯邦憲法適用於整個德意志帝國。根據憲法，帝國的主權 屬於各邦的代表，由邦代表組成的聯邦議會是帝國最重要的機構，掌握國家權力。普魯 士國王是世襲的德意志帝國皇帝。在國際法上他代表這個新的國家，有權宣戰、媾和、 結盟、接受和委派大使。皇帝任命宰相和其他行政官員，也可免除他們的職務。皇帝還 有軍隊統率權，召集立法機構開會或宣布解散的權力，法律由皇帝簽署並頒布。皇帝以 下設帝國宰相，由普魯士首相兼任，具體負責領導帝國事務，然而他並不對議會負責， 只對皇帝負責。帝國議會是人民的代表機構，但實際權力很小。它沒有一個對它負責的 政府，所以有人說帝國議會只能發表「獨白」[14](P.176)。
和法蘭克福時期的憲法相反，俾斯麥的帝國憲法是君主立憲的聯邦制憲法，它謀求強 大的中央集權。基於該憲法原則建立起來的統一的德國依靠其強大的中央集權進一步鞏 固了統一，比一切小邦分裂主義的傾向都來得優越[8](第156頁)，並為資產階級謀得了 巨大的國內外經濟利益。然而，這種在「自上而下」統一促成下的政治現代化深深地打 上了普魯士的印記。德國普魯士風格的君主立憲是由君主和容克掌握實權，直接行使統 治權，它同英國的君主立憲制有著重大的區別，成為近代具有廣泛影響的普魯士式君主 立憲制模式。德意志帝國是現代意義上的普魯士，即是「一個以議會形式粉飾門面、混 雜著封建殘余、已經受到資產階級影響、按官僚制度組織起來、並以警察來保衛的、軍 事專制制度的國家」[15](第23頁)。
不可否認，德國的統一和德國現代化之間的這種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關系在雙方的 實現過程中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德國的統一是德國現代化的產物，沒有德國的現代化就 沒有德國的統一；德國的統一一方面成為德國現代化的動因，另一方面又為德國的現代 化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成為現代化的強大助力。統一的現代化的德意志帝國終於於19世 紀後期威廉二世皇帝時代崛起於歐洲的心臟。然而歷史表明，德國的統一和德國的現代 化存在著自身的特點或者說自身無法克服的弊病。那麼，這種弊病可否在德國的統一和 德國現代化進程及兩者相互的關系和作用中找到根源?
筆者認為可以。其一，現代化促成的統一使德國在民族問題上留下了後遺症。德國的 統一是在容克貴族領導下的現代化強制力(更是經濟力)作用下實現的，然而這種容克可 以控制的強制力量，只能把奧地利排除在外，實現小德意志地區的統一。一方面，周邊 大國英、法、俄決不允許在歐洲的心臟出現一個南抵地中海、北達波羅的海的統一的德 國，而普魯士顯然沒有力量對抗這三個隨時可能結盟干涉的國家。另一方面，容克力量 有限，如果採取「大德意志方案」，那麼就意味著向哈布斯堡統治下的奧地利擴張，這 必然遭到波西米亞人的強烈反對，也會受到在奧地利處於統治地位的德意志人的反對。 即使普魯士將整個奧地利置於統治之下，容克本身的根基必然動搖。俾斯麥選擇了現實 可行的「小德意志方案」，統一了德國，然而不得不把奧地利的德意志人排除在外。這 就使以俾斯麥為代表的容克階級陷入了兩難境地：要麼因失去德意志民族統一旗幟象徵 而失去領導德意志的資格，要麼它突破「小德意志」界限，從而使容克無力控制局面。 為了證明容克統治的合理性，威廉二世高舉德國民族沙文主義的旗幟走上了侵略擴張的 道路。
其二，德國實現統一所依靠的力量和採取的方式使德意志民族主義深深地打上了普魯 士的烙印。統一以後，德國民族主義在普魯士封建的、軍國主義傳統的影響、滲透下惡 性發展，並隨著德國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擴張力的急速膨脹而於19世紀末發展起新形 式的民族沙文主義。德國統治集團利用各種教育機構向國民灌輸民族沙文主義。1890年 12月，威廉二世發表演講，要求學校培養「年輕的德意志民族主義者」，並要求學校「 向社會民主主義作戰」[16](第315頁)。壟斷集團也積極製造輿論、籌建組織，宣揚民 族沙文主義。1882年建立的「德意志殖民協會」，1894年的「德意志東部邊疆協會」， 1898年的「德意志海軍協會」和1904年的「反社會民主黨帝國協會」等組織公開為德國 民族沙文主義搖旗吶喊。這種新形成的民族沙文主義與在德國統一後復活了的中世紀德 意志大統主義相結合，隨著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的推行和擴軍備戰而迅速膨脹起來 ，並為威廉時代的軍國主義政策提供意識形態的根據和自我辯護的理由，成為統治者推 行侵略擴張主義的動力。<

㈣ 德國有多大和中國相比，經濟到底哪些方面比中國強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面積 357030平方公里

例如德國汽車業經濟比中國強 其他的就太多了

中國 博大精深幾千年了還是素質低，沒辦法的事……

㈤ 請問德國的經濟特徵是什麼

經濟：高度發達的工業國家，經濟實力居歐洲首位。屬世界第三大經濟強國。德國是商品出口大國，工業產品的一半銷往國外。德國的出口額現居世界第二位。德國近1／3的就業人員為出口行業工作。主要出口產品有汽車、機械產品、電氣、運輸設備、化學品和鋼鐵。進口產品主要有機械、電器、運輸設備、汽車、石油和服裝。主要貿易對象是西方工業國。政府奉行整頓國家財政、減少預算赤字、進行稅制改革、刺激個人投資、進一步實行非國有化、減少國家干預、充分發揮市場機製作用的政策，使德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同時積極採取措施，推動信息技術的發展並調整經濟結構。自然資源貧乏，除硬煤、褐煤和鹽的儲量豐富之外，在原料供應和能源方面很大程度上依賴進口，2／3的初級能源需要進口。德國的工業以重工業為主，汽車、機械製造、化工、電氣等佔全部工業產值的40％以上。食品、紡織與服裝、鋼鐵加工、采礦、精密儀器、光學以及航空與航天工業也很發達。中小企業多，工業結構布局均衡。農業發達，機械化程度很高。農業用地約佔德國國土面積的一半。產品可滿足本國需要的80％。旅遊業、交通運輸業發達。德國是啤酒生產大國，其啤酒產量居世界前列。它還是最早研製成功磁懸浮鐵路技術的國家。2002年2月28日24時，德國馬克正式停止流通，歐元 (EURO)成為德國法定貨幣。德國是首批使用歐元的11個國家之一。資本主義國家都是以資本輸出為重點`

㈥ 德國後經濟危機時代發展怎麼樣現代的德國的綜合國力如何相比英、法怎麼樣

德國看家的產業除了汽車就是機械製造,機械製造包括機器人和流水線等.

這些機器人和流水線大多出口到中國,只要中國不倒德國就沒有大問題,這些機器人和流水線的利潤是非常大的,至少百分之一百!

綜合國力歐洲最強,英國相對金融業強一下,法國時尚業強些,英法加一起航空業強些.

㈦ 德國的經濟發展為什麼內陸反而比沿海更好

從近代開始，人們就已經逐漸的認識到了海岸線對一個國家和城市發展的重要性。一般來說，近海又擁有天然良港的城市大多都會經濟發達，不過這在德國卻是一個反例。

總結說來，因為歷史上的傳統因素，現代工業革命後的高速發展和地理位置上帶來的交通差異，也終於造成了德國成為一個沿海經濟不如內陸經濟的「另類」國家。

㈧ 德國的綜合國力怎麼樣

德國的綜合國力還是十分強大的，綜合各方面來看的話，德國的綜合國力是排在世界第七的，就在日、英、法之後。可以說還是排在世界的前列的。

我們看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基本上就是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科技這幾個指標。

而在這個文化領域，就我們了解到的或看到的，德國的文化影響力實在不行，文化的輸出也比較弱。但是德國卻在教育方面是獨樹一幟的，因為他們不會扼殺孩子的天性，這樣的情況下也是讓德國出現了很多知名的科學家，所以他們的科技也是比較發達的。

綜合這幾個方面來看的話，德國的綜合國力也就是排在了世界第七的位置。

㈨ 1865年,恩格斯評價德國經濟背景

19世紀上半期，德國經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勢頭，資產階級「由於自己的怯懦在政治舞台上遭受可恥的失敗以後就熱心的去辦大工業，從中求得安慰」。在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推動下，德國資本主義經濟呈現高漲局面，經濟發展的一個特點就是快速。19世紀30年代中期，德國開始工業革命以後，棉紡織業、鐵路建設、鋼鐵、煤炭等行業出現了迅速擴張。德國的棉紗產量在1836-1868年間由3700多噸增加到了37000多噸；1840年，在除奧地利以外的德意志空間里，已有468公里長的鐵路修築成功，而到1850年，這個數字已上升為5859公里；鋼鐵產量分別由1840年的12萬噸和19萬噸增加到1870年的104萬噸和139萬噸；同期石煤產量由318萬噸增加到2640萬噸。增長速度超過了每十年翻一番。此外，德國的機器製造也在這一時期也有較快的發展。1848年，德國境內有機器製造廠131家，1861年增加到了300多家。1862年的世界博覽會上，德國機器製造業展出的產品已經可以與英國的產品相媲美。1863年，德國的機器出口第一次超過進口，由機器進口國變成了機器出口國。恩格斯在談到19世紀50、60年代的德國經濟發展時指出，「在二十年中帶來的成果比以前整整一個世紀還要多。」
經濟的發展使德國的統一問題提上日程。
首先，國家的分裂局面制約著德國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現代化商品經濟的發展不僅有賴於分工的不斷進步、區域經濟之間聯系不斷加強、市場領域不斷擴大的傾向，而且也依賴於關稅、交通、貨幣區域經濟的統一化。然而，德意志39個擁有獨立主權的邦國與城市區域之間的關稅界限，造成了德意志經濟現代化發展的嚴重障礙。各邦關卡林立、稅目繁多，都有自己的工商業法令、戶籍法和所謂的外人居住條例。各邦自行鑄造貨幣，度量衡也極不統一，甚至一邦之內的貨幣和度量衡就有兩三種之多。德國商人每走幾里路就從這個邦走到了那個邦，便要受檢查，便要納稅，還要遭受稅吏的敲詐勒索。德國資本家不能隨意利用國內各邦的自然資源，也不能隨便僱傭國內的自由勞動力。這些五花八門的工商業法令、貨幣、度量衡體系和各自的國籍法等，嚴重阻礙著德國統一的國內市場的形成和勞動力的自由流通。
此外，德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迫切要求追逐國際市場，而國家的分裂使德國資產階級在國外市場競爭中缺少強大的國家力量的保護。他們在國際市場上必須使用其他國家的貨幣和度量衡。棉線要用英鎊來稱，絲綢料子要用公尺來量，對外貿易用英鎊、法郎和美元來計算。英法等國商人在國外可以得到本國駐外使館的保護，必要時還有軍艦來保護他們。德國商人則完全得不到這樣的保護。當一個普魯士商人在國外向他的駐外大使訴苦時，幾乎總是得到這樣的回答：「你完全自作自受。你在這兒尋求什麼呢？你為什麼不安安靜靜地呆在家裡呢？」所以，德國商人在國外常常託庇於英、法、美各國的使館，或者乾脆加入這些國家的國籍。即使是德意志各邦的駐外使節也處於二流國家的地位，在國際上得不到應有的尊重。於是，「掃清從歷史上遺留下來的阻礙工商業自由發展的全部小邦廢物」，「德國商人想插足世界市場」等，使「德國的統一」日益成為「經濟上的必要」。換言之，德國必須結束四分五裂的狀態，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以適應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㈩ 德國的經濟結構

德國經濟
德國經濟是指德國的經濟現狀。德國是經濟極為發達的國家。以美元匯率計算的話是世界第四大經濟體，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為世界第五大經濟體。德國也是歐洲最大經濟體。
德國為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出口對德國經濟有著重大影響。幾十年來，德國貿易出口額高居世界第一，被譽為「出口冠軍」。
德國使用歐元。歐洲央行的總部亦設在德國的法蘭克福。
中文名
德國經濟
類型
出口導向型
快速
導航
工業預測
農業
全國土地面積一大部分用於農業，但德國從事農業工作的人口，僅占從業人員的2%至3%。
工業
德國是全球八大工業國之一。魯爾區是德國的傳統煤鋼工業區。慕尼黑（寶馬汽車總部所在地）、漢堡、斯圖加特（賓士和保時捷總部所在地）、沃爾夫斯堡（大眾汽車總部所在地）也形成了強大的製造業集群。柏林、萊比錫、德累斯頓則是德國東部的工業重鎮。新興工業集中在慕尼黑一帶。
德國的主要工業部門有電子、航天、汽車、精密機械、裝備製造、軍工等。德國產品以品質精良著稱，技術領先，做工細膩，但成本較高。德國的工業品在世界享有盛譽，而德國也是西歐最大汽車生產國。
經合組織認為，德國的失業率會進一步下降，2015年將降至5.2%，這一數字在2011年尚且維持在6%左右。「失業率的降低和專業人才的供不應求會進一步促進收入的增加，德國民眾可支配收入將在2014年和2015年分別增加3.1%和3.5%」。
德國數據顯示，德國8月IFO商業景氣指數為106.3，預期值為107.0，前值為108.0，創2013年7月以來最低。分項數據來看，德國8月IFO商業現況指數為111.1，預期值為112.0，前值為112.9；德國8月IFO商業預期指數為101.7，預期為102.0，前值為103.4.IFO表示，德國出口領域的推動性往往遜於預期，暗示德國經濟正持續丟失動力，另外德國第三季度GDP增速恐怕會接近零，將德國2014年GDP增速預期下調0.5個百分點至增長1.5%。整體上看歐洲的經濟數據並不是非常正面。
預測
2019年10月2日，預測2019年德國經濟將增長0.5%，低於春季預測的0.8%；2020年德國經濟將增長1.1%，明顯低於上次預測的1.8%。造成經濟疲軟主要原因是全球需求下降、政治不確定性增加和德國汽車行業發生結構性變化。此外，英國一旦無協議「脫歐」，將導致德國經濟2020年增長率下降0.4個百分點。
報告預計，德國2020年失業率將從2019年的5.0%升至5.1%。這份報告主要由德國經濟研究所、伊弗經濟研究所、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萊布尼茨經濟研究所和哈勒經濟研究所這五家德國最權威的經濟研究機構聯合完成。每年發布春季和秋季報告，是德國聯邦政府制定經濟政策的重要參考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