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經濟模式是什麼意思

1. 浙江模式的實質是什麼

浙江經濟之所以發展得這么好，很大的一個原因就是政府幹預得少，大部分是有活力的民營經濟，相比於其他地區的發展，更像市場經濟。

2. 經濟模式是什麼意思

經濟模式表示的是經濟主體運行中帶有總體性的本質性的特徵，因此，它通常具有概括性，高度概括經濟中的基本性質；它還具有整體性，描述的對象是某個整體，而非其局部；它也具有聯系性，表示內容之間是有機聯系的，不是孤立的。

3. 浙江經濟如何

浙江的經濟雖然在總量上一直在全國處於領先狀態，但是我到是認為其實浙江在過去的十年裡基本上是屬於倒退階段，經濟層面沒有任何的進步，我們回頭仔細看看，十年前我們談論浙江企業的時候，談誰？萬向。現在我們談誰?還是萬向。十年前娃哈哈就已經全國聞名，十年後還是娃哈哈，這十年來涌現出多少家大型，超大型的企業了么?可以說這十年，浙江經濟領域幾無作為。反倒在一些負面新聞里大家聽到了很多浙江大型企業，從08年的華聯三鑫，到12年的中江控股。從08年的浙玻，到12年的高盛科技到虎牌控股。尤其到現在的所謂600家企業聯名上書。需要反思的並不只是政府本身。

如果按區域來看，浙江在08年到12年，除了經濟不發達的衢州地區和麗水地區外，基本上每個地級市都已經洗牌過一次了。我們鮮聽說有企業能在這四年來安穩的走過來。為什麼？這個命題很值得思考。

我前幾天接到香港一家媒體的電話，問我怎麼看浙江的這次危機，政府能解決么？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我自己總結下來，主要是這么幾個問題吧。

過於發達的金融體系害了浙江。很多人都不贊同這個觀點，但是我覺得我是對的，可能問題出在怎麼理解發達兩個字吧。浙江的金融其實很發達，我走過很多地方，看過很多家銀行，其實很少有地方像浙江這個區域體現出兩個特徵：(1)金融機構數量僅次於上海，北京；(2)金融機構信貸投放的風險容忍程度遠超過金融更為發達的上海、北京。

這兩個特徵很有意思，浙江的經濟總量其實在全國列在廣東、山東、江蘇之後，位列第四，大概2011年的數字是31000萬億左右，但是我們仔細來看，浙江的金融機構家數可能是位列全國之首。基本上所有能開設分支機構的金融機構都在浙江開設了分支機構，如果不能開設分支機構的也以辦事處等名義開設，同時更奇怪的是基本上在2002年到2009年前，基本沒有聽說過虧錢的金融機構，誰來都賺錢，而且盆滿缽滿。

還有幾個數字，大概在2010年之前，工農中建，除了中行在系統內排名不靠前外，其他三家都是系統內排名前三，農行長期在系統內排名第一，工行基本差不多，建行有連續兩年在系統內排名第一。在同一時間段內，三家金融機構同時在系統內排名前三，就本身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另外，更何況中信銀行、民生銀行等等一些股份制銀行也在各自系統內都佔比極大份額，高者甚至佔到四分之一，那是個什麼驚人的數字？

浙江就因為超強的盈利能力使得各家金融機構都擠盡腦汁想來浙江開設分支機構，許多本不被允許開設異地機構的城商行，也開始陸續進駐浙江，到現在為止，杭州街頭的銀行，堪比公共廁所，只多不少，所以我總是跟人調侃，在杭州，你可能找不到公共廁所，但是你肯定找得到銀行。

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是放貸的容易程度，浙江絕對全國第一。我記得06年在銀行當信貸科長的時候，我曾經去北京匯報工作，要求總行增加對浙江貿易流通類企業的扶持力度，當時總行要求對貿易流通企業的資產負債率控制在60%以內，但是浙江事實上的貿易流通型企業沒有低於85%的，按照這個標准，如果總行不進行改變的話，浙江基本上就處於無業務可做的范疇。後來總行給予了許可權，允許到85%左右。當時總行說了一句話，全國就浙江一家，別無分號。這段話讓我回到浙江以後想了很久，我所提的要求，到底這么做是對還是不對?

08 年工作關繫到上海去，當時也在上海看了幾家企業的情況，然後看到一家企業資產抵押全額抵押打7折，申請1500萬貸款，居然被駁回了好幾次，我當時很納悶問銀行，你們難道這樣的企業也不批，那你們還做什麼業務?銀行同事回問我一句，難道你們有抵押就放貸款么?我想想，好像的確是啊，有抵押就放貸款了啊。別說抵押，在浙江，基本上的企業有個擔保基本上就做了。如果一家擔保不行，那麼在拖一家，差不多總就可以了。到是讓上海的同事很詫異。

浙江的現實狀況就是這樣。可能是因為金融機構太多，競爭極為慘烈，企業總是在各家銀行之間遊走，不斷的擠壓銀行的底線，所以很多企業的貸款條件會不斷的下降。尤其這里有個很大的前提是99年到08年的這將近十年裡，浙江經濟極為快速的發展的同時，貸款質量一直非常高，幾無壞賬，我記得當時去總行匯報，總是帶著優越感的抨擊總行的政策說，你看我們一直就這么做的，從來沒有出過問題，你們總行屁也也不懂，就少干預點吧。在這種盲目樂觀的前提下，各家銀行的確也給了浙江的各家金融機構的分行極大的許可權審批業務。

在眾多的金融機構不斷下降放貸標準的兩重原因疊加下，使得浙江經濟出現了一些很重要的變化，最主要的一點，我認為是實業空心化現象的蔓延。很多人奇怪，為什麼浙江金融發達反倒會導致實業空心化，照理說金融發達應該是促進實業發展才是。但是很可惜，浙江並不是這么一條道路而來。

從2002年開始，經濟不斷上行，大量的實體經濟的確得到了高速的發展，但是與此同時帶來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就出現了。很多實體經濟發展到後來，實體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利潤遠遠趕不上固定資產所帶來的利潤增長。舉例來說，很簡單就是很多人辛辛苦苦開廠做實業一年才賺一千來萬，但是他當時買的土地蓋廠房的土地可能反倒能賺幾個億。

但是很多人會問，這個跟金融過於發達有什麼關系么？有關系，關系而且很大，因為一旦目標發生了改變之後，經營模式就發生了很大變化，正因為大量固定資產的升值要高於實體經濟利潤的創造，使得很多企業就會不斷的去得到資金，然後擴大對固定資產的投入。而且得到的資金遠遠大於實體經濟自身所需要的資金，這裡面金融的過於發達就會助推這種情況的發生。很多金融機構變相的給予企業遠超過企業生產所需要的資金，就是幫助企業去擴大和增加對資產的投入。幫助企業圈地，買房，甚至去做房地產。

過去的十年來，這種情況不斷得到惡化，就產生了一個所謂的劣幣驅逐良幣的情況，什麼意思呢？就是大量真正他是干實業的人沒有好結果，而大量沒有專心干實業，不斷通過實業套錢用來做投機的企業卻一個個暴富。使得很多企業自然而然都依樣畫葫蘆走上了投機生涯。

我有個朋友，主業是做建築工程的，06年才東拼西湊買了套房子，花了三百多萬，一年後這套房子漲到了800多萬，一年不到的時間，讓他春心萌動，於是就是利用他的建築工程公司的平台，房子抵押貸了600多萬，這個錢到手後，他又去買了套房子，花了700多萬，評估1200萬，抵押貸了800多萬，又去買房子，大概用了不到兩年時間，他買了四套房子，都是利用他的建築公司的平台貸的款，到了09年下半年的時候，他的資產就過億了，然後有一次吃飯跟我說，早知道賺錢這么容易，他做什麼建築啊，做了二十多年建築，一身病根不算，而且也沒有賺到什麼錢。他就利用建築企業的平台，不到三年，就賺了五六千萬。

在浙江，這樣的故事不斷上演，02年以來依靠固定資產升值成為暴富的人比實業暴富的要多的多，所以在浙江越來越多的企業陷入到一種怪圈中去，創業，然後請人管理，不求賺錢，只要維系一定的生產量就可以了，然後就開始貸款，貸款來的錢去買地，或者去做別的投資。反倒沒有花錢在實業上，為什麼呢？因為過去的實踐都證明了，在當前的趨勢下，土地的升值或者投資的利潤要遠高於實業的經營。實業日益淪落為企業向銀行貸款的一個依據而已。而銀行也都知道，但是受限制於經營壓力也變相的給予了這種支撐。

浙江從而演變成了全民投資或者全民投機的盛宴狂歡之中去，在經濟不發生太大變化或者下行的情況下，這種盛宴有可能維系，但是經濟形勢一旦發生變化，噩夢就不期而至。

浙江的金融到底發達不發達，我再舉幾個例子。在浙江的銀行中為了將貸款放出去，無所不用其極。不知道別的省份有沒有。在浙江基本上只要有抵押物，不管什麼公司，都有渠道能拿到貸款。在浙江會有很多的貸款品種出來，一般的抵押物基本上都打六折左右，所以通用的操作方法是高評估，然後在打折的方式，但是在浙江抵押物不但可以不打折還可以上浮120%，也就是1000萬的房子，可以貸到1200萬。你沒有企業平台，銀行會給你找企業平台，你缺乏貸款條件，銀行會給你造貸款條件，你沒有流量，銀行會給你造流量。如果這個銀行不幹，那行，我換個銀行。

在浙江在抵押不行的情況下，也還產生了所謂聯保聯貸，就是幾家企業共同互相擔保的方式貸款，政府還大力推薦企業這種貸款模式，但是這種模式是幫助企業還是害了企業呢？

我以前做銀行的時候，有兩個觀點，第一個觀點是如果一個企業確實需要錢，那麼錢要給到位，給少了也是風險。第二個觀點就是給一個企業超過它自身所需要的錢，那不是幫企業，那是害企業。

浙江一直在喊中小企業融資難，我覺得這個提法有問題，我沒有做過統計，我只是自己瞎琢磨的，我可以說浙江的企業所用到的貸款90%是被挪用到生產經營以外的，換句話說，浙江的企業其實不缺錢。那不缺錢為什麼要貸款？因為浙江的老闆有天然的敏感性和賭性。

所謂敏感性就是能賺錢的事情，浙江老闆能先天下人知道，所謂賭性就是只要有1%賺大錢的機會，就會願意去博，結果先不管，幹了再說。這兩種性格是浙江人能闖天下的根本，也是浙江老闆總出事情的根本。

浙江中小企業到底多缺錢，有時候是個偽命題，對於貸不到款的人去擴大資產投入的人，鐵定說自己是缺錢的，因為眼紅人家，也希望能貸到款去做投機，所以會不斷提融資難的情況，從而形成了看上去都缺錢的樣子，但是靜下心來看看，他們應該是缺錢去投資，而不是缺錢做生意。我在干信貸調查的時候，總是發現要幫助客戶去想錢借來干什麼用這個事情，對於有些客戶還要勸他們去貸款，有些心平點的老闆，會說，給我錢干什麼，又沒有什麼用，還要付利息。小日子過的挺好，懶得折騰。你也沒有辦法，但是大多數浙江老闆，卻會很直接的跟你說，他缺錢，因為他要買房子，他要拿地，他要干一票等等。

有段時間我在義烏小商品城裡想開發一個貸款叫商戶貸，其實很多銀行現在都在做了，但是真的很好玩，走訪下來，其實商戶們，如果只是做生意的話，壓根不缺錢，因為他們本身的現金流都很好。除了可能臨時性的進貨的時候，會用到一些錢的話，基本上平時都是賬上一堆存款，他們缺的反倒是理財通道，而不是貸款渠道。所以我對市面上很多銀行打的商戶貸款，很不看好，弄到最後又是一個變相害人的方式。

那麼在去想一個問題，為什麼浙江企業明明不缺錢，為什麼還會這么多銀行拚命給他們貸款呢？還幫助他們去造假以獲得貸款呢？

這個問題很有意思，我年輕時候也問過很多次我的領導，我領導說，歸功於浙江人民神奇的賺錢能力吧。浙江人民過去幾十年裡在沒有任何資源的情況下，率先創富成功，樹立了很好的榜樣，同時浙江人民也還是很講究信譽，一般來說刻意違約的情況是很少的。所以08年以前浙江的金融機構的盈利能力和壞賬指標一直是全國第一。前面也論述過這個問題，使得越來越多的銀行明明知道浙江的企業可能並不是實質需要用錢，但是也是樂意給浙江企業家錢，一方面是相信浙江企業家有賺錢的能力，所以能還得起錢，另外一方面其實也是因為的確全國范圍內來看，可以給貸款的地區並不多。

我接觸過很多地區，因為當地根本貸款貸不出去只能變相跑到浙江來收銀行承兌匯票來解決放貸問題的地方。相對任何一個地區而言，浙江的風險度還是低的。所以這就能理解為什麼個別股份制銀行會將全國的信貸規模的一半投放到浙江市場上來的原因了。

但是，我們回過頭來看，浙江真的吃得下這么多貸款規模么？！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所以大規模的風險事件就爆發了。

當一個區域內都只是個別性的投機的事件的話，影響其實總歸是有限的，但是一旦區域內的群體性的投機的時候，問題就大了。再加上中國的金融機構本身就存在極大的制度缺陷的時候，兩者疊加的情況一旦出現，那麼山雨欲來風滿樓就很自然了。

我這里談談自己的幾點對風險的理解，我是09年離開銀行的，當時我就寫過一篇文章抨擊銀行貸款跟企業需求不匹配的現象，導致企業一直在做短貸長用的事情，所以，我認為當貸款的期限與企業的實際用途期限不匹配的情況下，其實企業的風險是巨大的而不確定的。

浙江的企業，賭性很重，膽子很大，敢用短期的資金去做中長期的事情，於是不可測的事件就會非常多，再加上浙江的金融普遍接受擔保貸款，那麼就自然衍生很多外圍事件。舉個例子，我有個朋友在有個工廠，年產值4個億，利潤大概3000萬左右。廠因為建的比較早，所以土地價值前幾年升的很快大概值2個億左右。維持廠的擴大在生產，大概也就需要五六千萬貸款就足夠了，甚至都不用。但是突然有一天，他來跟我說，他在東北某個省會城市拿了塊地，准備造大型商用物業，他自己測算利潤可以有10來個億。

於是他自己土地抵押貸款1.5億，擔保貸款1億。都是用公司的平台貸款的，給銀行的用途是擴大在生產，其實銀行都知道他是准備投資去搞房地產，但是都睜隻眼閉隻眼給批了。貸款期限都是一年期的。因為用途是流動資金，流動資金的測算怎麼來的，就是銷售收入要增加，所以導致采購增加，庫存增加等等，理論上是銷售完畢之後，就可以用現金流歸還的，所以自然期限都不會長，而且在我國的銀行體系內，大家都知道批中長期貸款很難。許多銀行為了省事，都是以短期貸款來替代中長期貸款的，在貸款之前都信誓旦旦的會說，沒事，第二年會繼續給你貸款的。

我這朋友就拿了這2.5億到了東北，買了地，造了房子，到最後造造停停，造了七年。他說他這七年生不如死，每年為了繼續貸款，不斷的找擔保單位也就算了，靠著圈子裡的人脈，每年還都能找到人給他擔保，擔保找到後，他每年都要先還後貸，讓他疲於奔命，耗費很多心血而且成本極高，在浙江轉貸一天的成本是千分之三。一般轉貸過程都在五天左右。那麼就是百分之一點五的成本。一個億的轉貸就是要150萬。還不算利息成本。等他把房子造好弄好，等銷售的時候，其實他所設想的利潤沒有賺到還是虧的。錢都給銀行和高利貸給賺走了。

但是我想說的是他還算是幸運的，悲慘的人在那裡呢？悲慘的人是那些被抽貸的企業，企業都在控訴銀行如何不負責任，隨意的抽走資金。但是我們要問的問題是，企業自己准備好足夠的流動性來應付銀行隨時發生的抽貸了么？

抽貸的問題很難准確描述，但是我想說的是合理使用資金做實業的企業是不存在這個問題的，因為企業不會借入超過自己現金流的資金的，當然排除一些大型固定資產投入或者重大並購等資金使用，但是這些資金的使用，負責任的企業也都是必須保證長期資金的借入，也不會去做短期的拆解，因為一旦項目啟動上馬，而資金如果無法持續，那麼隨時面臨流動性問題。我自己也走過很多企業，企業總是說，不這么干，企業得不到發展。其實我想說的，很多時候往往想趕在人家前面，但是事情的最後往往是你走到了最後。

而事實也恰恰證明，對資金有所要有所不要的企業，往往發展的最好，對資金來者不拒的企業，到最後都是死路一條。這個論斷，我不需要去調研都知道。我看過太多的企業家，暴富是因為資金來的容易，死掉也是因為資金來的太容易。

實業空心化的第二個原因是什麼呢?前面說的資產增值過快讓企業無心實業是一個原因，那麼第二個原因，就是金融機構的責任了。

在浙江金融機構眾多，理論上照理說應該使得浙江的中小企業都應該獲得比較低廉的貸款資金的，但是讓人感到奇怪的是，在浙江，金融機構可以在信貸審批條件上不斷的放寬條件，但是兩點是出奇的攻守同盟。第一是要求足夠的存款，第二是貸款利率。

幾乎所有的金融機構都要求企業配套存款，第二幾乎所有的金融機構發放的貸款利率都要上浮較高的利率。

據說溫總理去溫州調研的時候很納悶一個事情，就是銀行的配套存款，他說，企業貸款一千萬，為什麼還要存款一千萬，有能力存款了，那還貸什麼款？

是啊，總理說的很對，我能在銀行存款一千萬了，我干什麼還要貸款？吃飽了撐著么。但是事實上浙江的銀行這個慣例已經很多年了。所謂1：1配套已經還好了，很多銀行都要求1：2配套，貸一千萬要存二千萬。當然現在普遍的是貸一千萬，存五百萬。

這樣的操作手法，變相的推高了企業的貸款成本，在浙江，如果說高利貸橫行的話，某個意義講，銀行是最大的高利貸，因為按照我前面說的哪怕1：1配套，基本上貸款利率這算下來都要到12%以上了。還不算別的各項費用。

這個情況直接帶來的後果有兩個，實體更加空心化，因為實體經濟一年的利潤毛利也就在10%左右，去那裡來的利潤支付利息?所以企業貸款之後更多的都投入到比實體經濟更賺錢的行業中去——房地產或者別的投機性領域。如果自己實在沒有能力的怎麼辦?借出去。借給誰?借給願意出更高利率的人。也就是說12%銀行借來，然後20%或者30%借給別人。這個過程無形中又極大的加大了風險的疊加。

所以，在浙江，我可以說90%的貸款其實是以直接或者間接的方式留到了兩個領域中去，一個是房地產，另外一個就是投機性行業，這個投機性行業，在某個意義上也更把實業推到了一個很難維系生存的地步中去。

浙江的游資很出名，炒房團我們就不去說了，在許多生產資料方面，浙江游資其實也幹了很多事情，主要在流通領域，浙江的游資喜歡囤積各種東西，然後推高價格，白菜、大米、豬肉、大蒜、鋼材、銅、鐵、鹽等等，反正你想的出來的東西，浙江的游資都曾經囤過，推高了價格之後，使得這些東西的下游產業，根本沒有空間可以繼續生存下去。在這些領域里做實業的企業家很可憐，弄到最後也被逼的不得不去做投機性事情。

前些日子有人說，武漢鋼鐵養豬的事情，我反過來說，其實那真不算什麼，在浙江大型國企因為背靠政府信用，長期都在從事影子銀行的事情，他們從銀行以極低的價格拿到貸款，然後到市場上較高的價格出去，已經十多年了。這種資金最後的趨向在那裡呢?還是我剛說的要麼房地產，要麼投機性的機會中去。因為能支撐如此高利息的行業實在不多。

隨著經濟形式的惡化，大量投機性行業的萎縮，房地產行情的持續萎靡，那些利用短期銀行資金從事投機的企業，面臨當下的現狀，是在正常不過的事情了。這裡面剛才說的幾個問題都集中性爆發，山雨欲來片刻之間的事情。

總的來說，貸款條件的過於寬松，使得銀行一旦開始嚴格條件之後，企業的資金勢必被抽走。而事實上按照當前浙江的企業的狀況是沒有一家企業經得起銀行抽走一分錢的貸款的，因為浙江的企業的杠桿用的很高，同時，都不在實體經濟中流轉，大量資金都挪用到了別的項目投資中去，流動性很差，所以一抽貸款，必然出事情。這個是當前最直接的導火線。

這次所謂六百家聯名上書的表面原因是因為龐大的擔保鏈使得企業被抽貸了，但是深層次的原因還是因為企業的資金都被挪用到別的地方去了，流動性不夠。

其實，我一直想表達的是擔保是個惡制度，擔保制度是連坐制度的衍生，擔保無助於風險的控制的同時，反倒極大的加劇了風險的產生。為什麼這么說呢?因為，企業是否出風險，其實跟有否追加擔保本身沒有必然的關系。擔保是一種事後風險追償的機制，但是並不是風險的防範措施。為什麼說加劇了風險是，因為擔保鏈條，你不知道會牽扯到多少人，而且極大的加劇了整體性的風險，你給我擔保，我給他擔保，他在給他擔保，不斷衍生下去，其中鏈條上任何一家擔保出問題，整個鏈條跟著完蛋。我見過很多不少好的企業，都因為給人擔保，留下無盡遺憾。

經濟形勢的急劇惡化，是導致浙江今年大事頻發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我不想說是根本原因，因為別的省市其實都沒有浙江厲害，其實我們回頭看，每次經濟形勢的惡化，浙江都會出大事，為什麼呢？還是我前面說的，浙江的企業太喜歡用杠桿了，喜歡把自己綳的特別緊，尤其在資金挪用到投機性行業和房地產行業，等這些資金密集型行業上的時候，出事情成了定律。今年浙江的很多企業，普遍碰到了被套牢的情況，加上，經濟形勢的不好，使得銀行發放貸款更為謹慎，浙江企業今年的出事也就是必然可以預料到的事情了。我在銀行的時候，挺極端，我一直想說的一個問題是，銀行是周期性行業，大勢判斷很重要，其實大勢看好的時候，你放開手腳做，怎麼做都是對的，有沒有擔保，有沒有抵押，都不關鍵，因為周期向上，出事概率不高，這個時候要多賺錢。在周期下行的情況下，就要嚴格貸款條件，盡量少做，甚至不做，只有賺錢的時候拚命賺錢，才能在虧錢的時候少虧錢。

前面說了金融加劇了實體的空心化，但是其實，實體空心化反過來也導致了金融無法進一步發展，金融是實體經濟的潤滑劑，但是替代不了實體經濟，實體經濟空心化，某個意義上講又將浙江金融推到了風口浪尖，在浙江這兩個是互為因果的關系，空心化的實體經濟，讓浙江金融其實真有心去做實體貸款，也沒得做。浙江省內，遍看全省居然找不出一個大型和超大型的企業，而反觀江蘇、山東、廣州，浙江是應該低頭反思的。

其實，我不是很認同當前金融改革的策略，因為前面我說了，金融是過於發達，而當前的金融改革卻是在推動金融的進一步民營化以及新設金融機構制度上下文章，我到覺得路走反了。對於過於發達的金融，我們要壓制要收縮才是，怎麼可以還不斷放開呢?我們的金融體制要在鼓勵金融差異化發展上下道路，同時也鼓勵創新金融產品發展上下文章。

現在小額貸款公司很火熱，但是新設小額貸款公司或新設村鎮銀行，能解決我前面說的這些問題么?中國的銀行以及類銀行，數量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美國雖然幾千家銀行，但是大量都是規模很小的社區銀行，是不能跨區域經營的，但是我們的銀行呢？

在反過來看，小額貸款公司和新設村鎮銀行走到最後，我可以說一句不負責任的話，勢必走到比銀行還黑的高利貸之路上去，逐利性是所有企業的本能。現在小額貸款公司的平均放貸利率在18%左右，他們的貸款客戶會是誰?用腦子想想就知道會是誰了。能解決實體經濟空心化的問題么?只會加劇。

中國的金融機構很有意思的一點就是到最後都會形成同質化競爭，典當、小貸、村鎮銀行、城商行、股份制銀行、國有銀行，甚至租賃公司，走到最後居然都是放貸款，或者都放高利貸。你新設再多的金融機構，也是到這條路上來，有意義么？我覺得毫無意義。

浙江的這次事情出的不是壞事情，讓浙江的企業回歸到合理的發展道路上去，不然下一次危機會更大，總的來說，我覺得利用巨大杠桿進行擴大投資固定資產，在未來十多年裡這條路已經很難在走下去了。未來的十年，中國的GDP會逐步的從8%降到4-5%之間，這個曲線下滑基本成趨勢，換句話說，利用資產的大幅度升值來獲得收益的可能性逐步在降低。

這次事件最後的解決，需要政府的努力，也需要企業家自己表現最大的誠意，當然也許要銀行的配合，結果怎樣，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這種情況遲早要來。

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翻出我去年給投資人寫的一封信，看到我去年說的這段話：

「有時候，夜深人靜看金融史，很多時候也在想，中國的經濟2012年最壞的趨勢是什麼?大蕭條的時代會到來么?悲觀一點的看，的確也有類似的可能，政府一直在試圖引導和調控經濟，在適當的保障民生的前提下，加大了對經濟下滑的容忍度，這個程度上也意味著明年的考驗不是通貨膨脹而是通貨緊縮，如果一旦政府無法有效控制通貨緊縮的邊際，外需不振，內需未起的情況下，引起一定程度上的蕭條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通貨緊縮的情況下，現金可能比任何理財產品都要更值得投資。明年合適的配置個人反倒認為在上半年持有較高比例的現金，應該是首選策略。 」

如果今年二季度我還跟人提這個觀點，或許很多人會笑我，但是到了三季度來看，我擔心的趨勢在逐步顯現，大面積的通貨緊縮，經濟衰退跡象已經很明顯了。而政府手裡可打的牌在日漸減少，今年三月份，我寫過一個微博說，今年是凱恩斯主義破產的一年，我不是堅定的原市場教旨主義者，我還是很迷信政府的干預措施的，但是我對今年政府的干預手段表示很沒有信心，不是不相信政府，而是因為在很多時候，政府作為市場的一個主體，他能做的也相當有限。未來的幾個月很考驗執政能力。

我悲觀的想，經濟大面積下滑的情況下，動盪和社會不穩定會成為常態，大家要習慣接受一個不安分的2012或者2013，當然，如果還有明年的話。

4. 廣州和浙江這兩地方的經濟模式有什麼不同

1.引論：對我國經濟地方化與市場化的一般性評注 我國乃泱泱大國，地廣人多，各地情況千差萬別，發展路徑各異。這決定了經濟學者必須避免對我國國情一概而論，任何整體描述或者藉助均值進行描述易於流於空洞無義，因此應在經濟分析中因區域而論，即採取「地方主義」（Regionalism ）分析範式（Herrmann-Pillath，1995年，前言第30-31頁）。也正是出於同樣的原因，胡鞍鋼博士在最近的一次杭州講話中把我國的情況歸納為「一個國家，四個世界」——所謂四個世界，乃指浦東之類為第一世界，浙江之類為第二世界，農村地區為第三世界，邊遠山區為第四世界。 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政府把部分行政和經濟管理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這才有了地方的相對獨立行為主體地位，有了地方的相對獨立行為主體地位，才也為地方之間的橫向競爭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間的縱向競爭之加劇埋下了伏筆。通過權力的地方化（localization），一部分原有國有企業的管理權和控制權轉入了地方政府手中，形成了地方政府作為地方國企產權主體的"地方產權制度"（regional property rights of local governments ）（何夢筆，2000年，第1頁）。 另外一個方面，80年代鄉鎮企業在地方政府的扶持下異軍突起。鄉鎮企業為我國的經濟高速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在本文的語境中，鄉鎮企業是指廣義的鄉鎮企業概念，即「除了包括鄉（鎮）、村集體經濟組織建立的企業外，還包括農民聯戶辦和戶辦企業，以及各層次的聯營企業、中外合資企業和農村股份制（含股份合作制）企業」（唐忠等，2000年，第3頁）；鄉鎮集體企業是指內含集體股份、其份額大到鄉鎮村足以控股或者對其經營活動（包括利潤分配）行使各種干預的企業[2].但是，鄉鎮集體企業雖則屬於民營企業范疇，其產權制度是一種集體產權制度，實際上可以與地方政府的國企產權制度相比擬。在本文中，我們把鄉鎮集體企業的集體產權制度稱作為鄉鎮村的「地方產權制度安排」。與地方政府作為地方國企產權主體的「地方產權制度」一樣，鄉鎮村作為鄉鎮集體企業集體產權主體的「地方產權制度」都是企業產權的「地方化」形態。 我國的「抓大放小」戰略實際上是把我國的中小國有企業通過各種形式的改制推向市場，實行「民營化」（包括私有化）、「市場化」（指任何政府控製成分或程度的減少），其目的在於提高效率。我國鄉鎮集體企業的改制也是沿著通往市場化的同樣邏輯理路進行，實現同樣的目的。 本文主要考察我國的諸種經濟發展模式，著重關注「浙江模式」和「蘇南模式」。以這些模式為切入點，本文將從側面（而非正面）證實兩個判斷。判斷之一為：經濟領域的「地方化」現象要被「市場化」所取代。 判斷之二是：隨著我國引入競爭機制，地方之間的競爭加劇，各種企業之間的競爭也加劇，而治理結構較差的企業一般來說成本（包括內部成本和外部成本，如支農成本）較高，治理結構較好的企業的經營成本較低。企業之間的競爭在某種程度上也表現為治理結構的競爭，即制度競爭。在競爭壓力下，治理制度差的企業淘汰出局或者虧損的可能性更大。我國企業大量改制的動力也源於此。 從上述判斷出發，作者在本文中正面提出並初步論述五個方面的命題：（1）"浙江模式"的本質是"自組織經濟模式"；（2）"浙江模式"具有可擴展性；（3）"蘇南模式"具有過渡性；（4）晚清文化傳統中的近代化因素對中國經濟發展諸模式有著整合作用（陳建軍）；（5）"浙江模式"很可能是"哈耶克擴展秩序（extended order）模式"或者"自發秩序（spontaneous order ）模式". 2.我國諸種經濟發展模式盤點 一般來說，所謂「溫州模式」，就是以發展個私經濟為主的發展模式；所謂「蘇南模式」，就是以發展鄉鎮集體企業為主的模式。浙江的整體發展可以總括為「浙江模式」，它是「溫州模式」的更新和擴展模式。其原因是：「溫州模式」在不斷變遷之中，逐漸得到規范，脫去了過去「坑蒙拐騙」形象；浙北地區原來學習「蘇南模式」，目前又重新皈依改良後的「溫州模式」；近年來浙江鄉鎮集體企業和國有企業改制已基本完成，又走在了全國的前頭。 過去許多人熱衷於討論「浙江之路」尤其是「溫州之路」到底姓社姓資的問題。事實上，這種討論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早在半個世紀前，弗萊堡學派代表人物歐肯就拋棄了往往引入誤入歧途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兩分法，而是對經濟現象採取創造性的形態學分析（morphological study ）理路（歐肯，1995年中文版，第5頁）。他把經濟現象分為兩種理想類型，其一即為交換經濟，其二即為統制經濟或稱集中領導的經濟（比較歐肯，同上，第106-122頁）。所謂交換經濟，是指「整個社會經濟是由兩個或多個個別經濟組合起來的經濟，其中每個個別經濟（馮注——指企業和家戶）都提出和執行自己的經濟計劃」（梁小民，1996年，第123頁）。對於歐肯，理想的「交換經濟」是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理想的經濟秩序則是一種競爭秩序。 還有一種「江浙模式」的提法產生較晚，最早是由浙江社會科學院的研究者於90年代初提出來，而對之最為具體的分析是由陳建軍完成的（陳建軍，2000年，第3頁）。陳考察了1978-1993年間江蘇和浙江的工業化路徑，之所以把江蘇和浙江的經濟發展歸納為「江浙模式」，理由是兩者都有著這樣的特點：主要依靠區域內部或國內的資金積累和轉移，對外資依賴性較小（從而區別於外資依賴性很大的「珠江模式」或者後來演化而成的「華南模式」），主要依託國內的銷售市場，由此帶動非國有企業，帶動經濟發展，全面推動地域經濟的市場化和高速增長（陳建軍，2000年，第19頁）。兩者的大文化背景並沒有什麼不同，都是華人文化，都有商業文化傳統。陳的觀察期較早，故而不能涵蓋後來的發展。 「浙江模式」中企業所有權構成和「蘇南模式」是不一樣的，前者以私人產權為主，後者以集體產權為主。在浙江，即使過去有許多鄉鎮集體企業，其中也有許多實屬假集體、「紅帽子」企業。改制之後浙江的私人產權特徵越發明顯，而始於1998年的「一次改制」後的蘇南集體產權卻以另外的形式（「不可分配給個人的集體股」）存續。近年來亞洲金融危機成為一種試金石，「浙江模式」的生命力經受住了考驗，「蘇南模式」遭遇嚴峻的挑戰。從這一角度看，分頭探討「浙江模式」和「蘇南模式」要比籠統討論「江浙模式」妥當，除非我們不區分經濟運作中的政府行為和市場行為。 3.對「浙江模式」和「蘇南模式」本質特徵的甄別和認識 本文對「浙江模式」和「蘇南模式」的內涵作一重新梳理，關鍵目的在於對兩種模式的本質區別作一強調。我認為，既應從產權結構、又應從市場和政府在兩地經濟發展的作用角度去把握「浙江模式」和「蘇南模式」的本質，從而區別於一般的區分方法。 「浙江模式」本質上是一種市場解決模式、自發自生發展模式和自組織（self-organizing）模式（比較馮興元，2000年），在其中，政府的作用雖則重要，但起著促進性的、輔助性的、倡導性、主持性的作用，而不是經濟管理作用。政府的經濟促進作用不同於經濟管理作用。

5. 浙江的經濟有什麼特色

浙江發展市場經濟之路，走的是以民為本、發掘民力、信賴民智、產權民有、成果民享的「五民」之路。由於堅信「五民」之路是浙江的出路，因此，在全國，浙江的行政審批事項最少，市場准入門檻最低，率先對民企投資項目全部實施備案制和核准制；又因為政府一以貫之地扶持民營經濟發展，浙江才能日均誕生234家私企，民企才能為浙江創造70％以上的稅收。可以這樣說，沒有「五民」之路，浙江經濟不可能持續地創造出新的特質，而沒有「新的特質」打底，浙江外貿也不可能持續多年創造三個「第一」。其實，「五民」之路的本質，就是以富民為發展的惟一出發點和落腳點。浙江城鄉人均收入已連續20年來穩居國內各省區之首，浙江的社會保障走在國內前列。這些都是例證。

6. 晉江模式 浙江模式 蘇南模式 是什麼

蘇南模式，通常是指江蘇省和蘇州、無錫和常州（有的也包括南京和鎮江）等地區通過發展鄉鎮企業實現非農化發展的方式。其主要特徵是：農民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展鄉鎮企業；鄉鎮企業的所有制結構以集體經濟為主；鄉鎮政府主導鄉鎮企業的發展。
詳見http://report.drc.gov.cn/drcnet/corpus.nsf//?OpenDocument

浙江模式是中小企業集聚的典範,主要以勞動密集型為特徵。它的形成源於浙江本地靠近沿海,信息流暢,各個區域的農民大都是從做小買賣起家

7. 浙江經濟為什麼叫小狗經濟

小狗經濟是著名經濟學家鍾朋榮在考察浙江經濟發展後概括出來的。小狗經濟的秘訣在於分工明確、合作緊密，優勢在於產業集中和競爭，在於專業化和協作，在於體制和機制創新，在於用市場交易關系代替企業內部管理關系。本刊將摘登浙江小狗經濟發展文章二篇，以期對我市發展產業聚集有所借鑒。 一、什麼是小狗經濟 在中央電視台動物世界節目中，曾經看到以下場面：三條兩尺多長的小狼狗，居然能把一匹大斑馬吃掉！三條小狗是怎樣打敗大斑馬的呢？大致過程是，三條小狗一起撲上去，第一條小狗一上去就咬住斑馬的鼻子，無論斑馬怎麼撞它，它都死死地不放；第二條小狗一上去就咬住斑馬的尾巴，無論斑馬怎麼踢它，它照樣死死地不放。斑馬前後都無比疼痛，已經喪失了自衛能力，第三條小狗則咬斑馬的腿，咬了很久，斑馬已經站立不住了，猛地倒下，三條小狗開始置斑馬於死地。 三條小狗能吃掉一匹大斑馬，其秘訣在於八個字：分工明確，合作緊密。正因為大家分工明確，各司其職，決不動搖，才產生了分工的優勢，產生了合作的能量。在經濟工作中，許多經濟活動也是採取這種分工協作的方式完成。這種經濟活動稱為小狗經濟。 二、小狗經濟的基本特徵 １、一個區域范圍內的產業集中與單個企業的環節集中的統一。所謂一個區域，即一個鄉鎮，一個縣市乃至一個地市。區域范圍的產業集中，即在一個鄉鎮，一個縣市，一個地市幾十家企業、幾百家企業，甚至上千家企業，共同生產一種產品。這叫一鄉一品，一縣一品，一市一品。所謂單個企業的環節集中，即單個企業只生產產品的某個零部件，比如生產一個螺絲，生產一個外殼等等，其它部件由別的企業生產。 ２、用市場交易關系代替企業內部的產權合作關系，代替企業內部的管理關系。所謂用市場交易關系代替企業內部的產權合作關系，即不是將十家八家的資產通過歸大堆的方式合在一起，把企業規模搞得很大，然後由一個企業將所有的零部件統統生產出來，而是由這十家八家各自辦企業，每家獨立生產一種零部件，然後在市場上交易。所謂用市場交易關系代替企業內部的管理關系，即不是將幾千人乃至上萬人集中在一個企業，由一個廠長統一指揮，統一管理，在這種統一指揮，統一管理之下，將所有零部件都在企業內部完成，而是把這幾千人乃至上萬人，分解成幾百個甚至上千個獨立的企業，每個企業獨立生產一兩個零部件，然後在市場上交易，通過市場交易實現產品的總裝。 ３、既爭取了規模經濟的優勢，又保留了家族體制的優勢。所謂規模經濟的優勢，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單個企業的規模經濟。就單個企業來講，雖然資產規模不大，廠房不大，人員不多，產值也不是很高，但由於非常專業，只生產一個或兩個零部件，這個零部件的數量非常大，一個企業所生產的零部件，在全國同類零部件的總產量中可能佔到50％甚至70％以上的比重。由於產量大，企業的各種生產設備和生產能力會充分的利用。因此，雖然每個企業都是小企業，但每個企業都能實現規模經濟。二是整個區域的規模經濟。如果說單個企業已經擁有單項零部件生產的規模經濟優勢，則整個區域范圍內，擁有一個完整產品的整體規模經濟優勢。在溫州，一個鄉鎮事實上就是一個大企業。比如，鰲江鎮就是一個生產塑料編織袋的大企業，柳市鎮就是一個生產低壓電器的大企業；又如，整個嵊州市就是一個生產領帶的大企業，整個台州市就是一個生產摩托車的大企業。只不過，這樣的大企業是由幾百家或上千家獨立的小企業通過分工和市場交易形成的。這種經濟模式，既爭取了單個企業和區域經濟兩種規模經濟的優勢，同時又保留了家族體制的優勢。家族體制的優勢在於，經營者的動力和壓力直接來自於產權激勵和產權約束。由於沒有兩權分離，所有者和經營者是統一的，二者之間沒有形成委託--代理關系，來自產權的原動力（激勵力和約束力）到經營者那裡沒有遞減；來自市場競爭的壓力完全由經營者（同時也是所有者）承擔。 三、小狗經濟優勢何在 總體說來，小狗經濟的優勢來自於產業集中，來自於專業化和協作，來自於競爭，來自於體制。 小狗經濟與斑馬經濟的一個重要區別，就是用市場交易關系代替企業內部的管理關系。這既是兩種不同的經濟體制，也是兩種生產方式：一種方式，一種產品的幾百種、上千種零部件都是自己做，將幾千人、上萬人集中在一個企業，由一個老總統一來指揮，統一來管理。另一種方式，幾百種、上千種零部件分別由幾百家或上千家獨立的企業各自完成，然後通過市場交易實現零部件的匯總和產品總裝。這兩種方式的比較，本質上是成本的比較。小狗經濟優於斑馬經濟，就在於前者的成本比後者低，即交易成本低於管理成本。 為什麼交易成本比管理成本低？原因在於以下幾點： 首先，區域性的產業集中是發展小狗經濟的前提。由於區域性的產業集中，幾百種、上千種零部件雖然由不同企業生產，但這些企業都集中在一個縣市或一個鄉鎮，大家相距很近，有的相距幾公里，有的相距幾十米甚至幾米，加上交通、通訊的發達，不同企業之間的交易費用、運輸成本很低，與同一個企業內部不同車間之間的零部件調運沒有多大差別。如果不同的零部件廠家，有的在新疆，有的在內蒙，有的在海南，交易成本和運輸成本就會大大增加，外部交易就不如內部管理，就不如將所有的零部件都集中在一個企業做。因此，我們說一個地方應該盡可能做到產業集中，就在於產業集中便於分工，便於發展小狗經濟。 其次，小狗經濟用外配代替內配，用外部交易關系代替內部投資和內部管理關系，這就有利於形成市場競爭機制。內配是壟斷性配套，外配是競爭性配套。自己投資幾百萬，建一個車間，生產某種零部件，即使成本比較高，質量比較差，也不得不用，因為這里沒有競爭。外配是競爭性配套，因為同一種零部件的生產企業有幾家甚至幾十家，這樣可以貨比三家，誰做的好就用誰的，那些成本較高，質量較差的零部件企業就會迅速被淘汰。這樣就會促使所有的企業都會拚命提升自己，不斷地降低成本，不斷地改進質量。 其三，小狗經濟的優勢來自於專業化分工和協作。小狗經濟的概念來自於動物世界裡三條小狗吃掉一匹大斑馬的故事。三條小狗為什麼能吃掉一匹大斑馬？首先是因為分工明確。第一隻小狗咬鼻子，它就死死的咬住鼻子不放；第二條小狗咬尾巴，它就死死地咬住尾巴不放。如果大家什麼都咬，東咬一下，西咬一下，斑馬就不可能被置服。 英國著名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其名著《國富論》中非常深刻地論述了分工的優勢。他認為，分工是一個國家富強的根源之一。分工本身就會形成專業優勢。他以制針為例，如果每個人從頭到尾獨立地制針，則一天恐怕連一根針也制不好。由於分工，每個人做一段，結果一個人一天能制幾百根針。在小狗經濟模式下，每個企業只生產一個零部件，甚至只生產一個螺絲，大家將全部資源，全部精力，全部智慧整天都用於研究螺絲，因此，他們可以把螺絲的成本降得很低，把質量搞得很好，品種不斷創新，自然就會產生成本優勢和質量優勢。 其四，小狗經濟模式能夠與家族體制結合在一起。如果將所有零部件都由一個企業生產，這個企業必定是大企業。這種大企業，要麼是國有制，要麼是股份制。這種大企業管理起來也很困難，管理成本很高，特別是在目前中國職業道德水準普遍不高的情況下管理成本就更高了。大企業容易犯大企業的病。大企業病一詞，是日本立石電機株式會社立石一真會長1981年最先提出的。所謂大企業病，是指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之後，在企業管理機制和管理職能諸方面，不知不覺地滋生出阻滯企業繼續發展的種種因素，使企業逐步走向倒退甚至衰敗的一種慢性綜合病症。大企業病的主要表現是，企業家精神衰退；企業治理結構不健全；企業決策機制失靈；機構臃腫，人浮於事；企業中樞神經鈍化等等。 小狗經濟模式由於每個生產環節甚至每個零部件都分散到獨立的企業完成，這樣能使家族企業也能勝任，從而能充分發揮家族模式的種種體制優勢。 四、兩種思路：造斑馬還是養小狗 當前市場競爭劇烈，如何應競爭，有兩種思路： 一種思路是造斑馬。認為我們要與國外大的跨國公司相抗衡，必須組建聯合艦隊，即組建大集團。不少地方政府或主管部門，將七、八個或十幾個互不沾邊的企業，捆在一起，企業規模一夜之間就膨脹了幾十倍，但企業的競爭力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的。企業效益明顯下降，有的甚至進入困境。這種案例在我國已非常普遍。 另一種思路是養小狗。即大力發展民營企業，加快區域產業集中，促進企業之間的深度分工和協作，通過這種辦法迅速形成競爭優勢。 事實上，國外大企業並不怕中國的斑馬，他們怕的就是中國的小狗。嵊州領帶為什麼能將全世界的領帶都打垮，浙江的經濟為什麼在激烈的競爭中保持快速發展，因為它們不是斑馬，而是小狗。

8. 浙江玉林屬於哪個市

玉林市。
浙江省有11個地級市，下分90個縣級行政區，包括37個市轄區、20個縣級市、32個縣與1個自治縣。浙江的縣域經濟一直都是全國領先的，全國百強縣中，浙江一個小小的省份就佔到了四分之一。浙江縣域經濟體現了浙江活躍的經濟模式，也就是大家所說的浙江模式。浙江模式的形成有其自身的地理、歷史條件和文化基因，本質上是具有浙江地方性特徵的經濟發展模式。
浙江是我國大陸地區面積倒數的省份，境內山川丘陵遍地，人多地少。這樣的自然條件，在生產力落後的年代，浙江很多老百姓甚至是吃不飽飯。浙江溫州、台州等地的老百姓被迫外出經商創業，艱辛程度可想而知。當我們看到浙江如今的發展成就時，不能忘了浙江老一輩商人的無私付出。改革開發四十年，浙江人經商技能逐步提高、創業經驗不斷累積，大量的商業信息和商業資本被帶回家鄉，促成了一大批個體和私營企業的誕生。浙江產生了全國首家個體私營企業、首家股份合作制企業、首家股份合作制城市信用社等等，浙江人對於資本與產業發展的敏銳，是與生俱來的。浙江模式最早的受益地區，無疑就是農村、鄉鎮以及縣市。浙江這些基礎地區的發展，才促使了杭州、寧波省內大都市的崛起。成都支撐不了四川全省的發展，武漢同樣支撐不了湖北全省的發展，真正的發展是由內而外、自下而上循序漸進的發展模式。浙江的發展能有今天，離不開杭州、寧波等城市的帶頭作用，更離不開下面強縣的重要支撐。

9. 經濟模式是啥意思

車輛在提醒車主開啟經濟模式，經濟模式會省油，經濟模式下1500轉升檔位，始終保持高擋位低轉速的狀態，相同車速下，擋位高，發動機轉速就低，轉速低油耗就會小；開啟經濟模式的具體操作步驟如下：

1、打開廣汽本田鋒范駕駛員這邊的車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