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個國家適應經濟社會快速發展需要

㈠ 國家為什麼要修建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是20世紀30年代在西方國家開始出現的為汽車運輸提供特別服務的交通基礎設施，是20世紀新技術成果在交通運輸基礎領域的重大突破和具體應用。美國國家工程院評選出的20世紀20項重大科技成就和突破中，汽車名列第二，高速公路系統名列第十一。由此可見，汽車和為之服務的高速公路在現代文明發展中佔有重要地位。國內外經驗表明，高速公路具有行車速度快、通行能力大、運輸成本低、行車安全舒適等經濟技術特點，有利於集約利用土地資源、降低能源消耗、減少環境污染、提高交通安全性，對實現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具有積極作用。

經過70多年的探索和發展，目前全世界已有80多個國家和地區擁有高速公路，通車里程超過了20萬公里。其中美國、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已經構築起與本國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高速公路網。審視世界高速公路發展史，我們不難發現，以「快速、安全、舒適、大容量」為特徵的高速公路如同汽車一樣，從誕生的那一刻起，就深刻影響著它所服務的每一個人和觸及的每一寸土地。高速公路是重要的國家資源，對於促進國家經濟增長、提高人民生活質量、維護國家安全等都具有重要價值。高速公路的發展不僅是經濟的需要，也是人類文明和現代生活的組成部分。發達的高速公路網不僅是交通現代化的主要標志，也是一個國家現代化的重要標志。

近十多年來，伴隨著綜合國力的全面提升，我國陸路、航空、水路交通建設實現了歷史性跨越，高速公路建設成就尤其令世人矚目。從1988年我國大陸第一條高速公路——滬嘉高速公路通車開始，經過17年的發展，全國高速公路通車里程超過3萬公里，位居世界第二位。除西藏外，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都擁有了高速公路，有16個省區的高速公路里程超過1000公里。高速公路的快速發展，大大提高了我國公路網的整體技術水平，優化了交通運輸結構，對緩解交通運輸的瓶頸制約發揮了重要作用，有力地促進了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但是，我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經濟總量和民用汽車保有量都處於高速增長時期，運輸需求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目前交通緊張狀況的緩解還是相對於較低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運輸水平而言的，公路交通總體上仍然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不穩定的。

高速公路網的規模效應

高速公路的作用只有在其形成較大規模網路的時候才能充分顯現出來。國外研究表明，車輛在高速公路上運行一般達到500至800公里時才能發揮它的最大經濟效益。換言之，當高速公路在多點之間的延伸距離能夠達到500至800公里，一個區域的高速公路網路自然就必須存在。目前我國高速公路平均斷面交通量為16000輛小客車/日，雖然是普通國道公路交通量的兩倍，但還遠未達到規模效應，主要原因是高速公路總量規模偏小，沒有形成網路。我國剛開始建高速公路時，大多在車流量大的路段根據總體規劃分期分段建設，特點是僅連接同一經濟區域內的兩個大城市，大部分項目里程比較短，分布零散。雖然經過近幾年的快速發展，開始形成了幾條長距離的運輸通道，但不僅沒有形成網路，甚至連主要的骨架也尚未全部建成，難以發揮規模效應。

規模效應是指伴隨生產規模（能力）的擴大，單位產品成本下降而收益上升的現象。網路經濟學認為，任何網路都具有一個基本的經濟特徵：連接到一個網路的價值取決於已經連接到該網路其他用戶的數量，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連接到一個較大的網路要優於連接到一個較小的網路。

如果一個網路規模足夠大，它必然是潛在用戶的首選。供應方規模效應與需求方規模效應作用在一起，導致了產業內強大的正反饋現象，強者越強，弱者越弱。

高速公路連接的節點的技術經濟特性達到一定階段時，通常顯示出明顯的規模經濟或范圍經濟效應，充分發揮出中心城市節點在區域內的經濟輻射作用。擴大高速公路網的規模，可以提高經濟效益。但要強調的是，如此重要的規模經濟並不一定在所有時間都滲透到高速公路網路所有連接的節點的各個方面。對於某些階段而言，過分擴大高速公路網路可能明顯耗費規模經濟，由於其成本的投入與運輸需求的增長存在時間差，運輸資源利用率降低，單位運輸成本因此增加，規模經濟反而降低。

對於高速公路網路而言，假設一個新的城市節點與已經有n個城市節點的網路建立起連接，那麼現在有n+1個城市節點。這時，除了原有的n個城市節點間存在潛在的交通需求和現有的交通流量外，新增的城市節點與原有的n個城市節點間也將存在潛在的交通需求和現有的交通流量。因此，只要這個高速公路網路有足夠的通行能力（即新的城市節點沒有對原有城市節點的高速公路網路造成明顯的擁擠或干擾成本），高速公路網路的價值對原有城市節點而言就是增加的（因為他們現在沒有增加成本就可以與新增城市節點建立高速網路）。

最大化地產生規模效應有兩種途徑：一是高速公路網路原有的運輸能力存在富餘，可以通過城市節點的連接，增加高速公路網路的使用者，減少網路的服務成本，從而提高網路的整體效益；二是在高速公路網路原有的運輸能力沒有富餘的情況下，根據潛在的運輸需求，可以通過對新增城市節點的連接，使他為原有的網路城市節點提供額外的方便和選擇途徑，減少交通成本或交易成本。

換言之，當高速公路網路擴大時，會有更多的互補性產品和服務供給，同時促進相對或絕對的成本和價格降低。

高速公路網是建設小康社會的必需

本世紀頭20年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發展目標，加快現代化建設，需要一個與之相適應的安全、高效、可持續的交通運輸系統。在這個系統中，高速公路網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將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國現有的高速公路不論是數量，還是服務水平，都遠不能適應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現代化建設的需要，總體上仍處於發展的初級階段。堅定不移地繼續加快發展高速公路，是今後公路建設的一項長期、艱巨的任務。

規劃建設國家高速公路網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現代化的迫切需要，也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提高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條件。高速公路的發展可以直接為經濟和社會發展服務，為實施「五個統籌」發展戰略服務，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服務。按照十六屆三中全會的要求，規劃國家高速公路網將有利於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市場，促進商品和各種要素在全國范圍自由流動、充分競爭。

同時國家高速公路網的建設對縮小地區差別、增加就業、帶動相關產業發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從長遠看，國家高速公路網的建設對於我國保持發展後勁，實現長期持續發展也具有重要意義。

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高速公路的發展必須以科學規劃為指導，這是由高速公路本身的網路性決定的。我國高速公路建設最初是連接主要城市，近幾年轉向大規模跨省貫通，在經濟發達地區和城市帶，高速公路發展目前已開始進入網路化的關鍵階段。現今建成和在建的高速公路，主要是依據1990年前後制定的「五縱七橫」國道主幹線規劃，這個規劃是在當時的社會經濟和交通發展背景下提出的，僅有12條路線，覆蓋能力有限，與新階段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需要比已明顯不能適應。

為確保我國高速公路快速、持續、協調發展，處理好全局與局部利益、近期與長遠發展、行業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系，迫切需要制定全國統一的高速公路網規劃，以明確我國高速公路網的遠景發展目標、布局框架，指導未來全國高速公路的發展。

我國公路建設體制以地方為主，在全國高速公路網發展目標和布局框架尚不明確，中央投資比例不高、宏觀調控有待加強的情況下，適時制定國家高速公路網規劃，有利於合理利用交通通道資源，搞好跨區域通道的布局和銜接；有利於增強中央政府宏觀調控能力，整合整體資源優勢，更好地指導、協調各省（市、自治區）高速公路建設，以形成布局合理、運轉高效的全國性高速公路網路。作為重要的公共基礎設施，高速公路網規劃也是國土利用規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實行最嚴格的土地制度的背景下，為保證資源使用的嚴肅性，防止盲目投資和低水平重復建設，也迫切需要盡快出台高速公路網規劃。

制定國家高速公路網規劃有利於規范高速公路管理，提高服務質量。由於我們沒有全國性的高速公路網規劃，大量已投入使用的高速公路還沒有明確的「身份」和統一的命名編號，與國道網的關系不明確，高速公路網路性的優勢沒有充分體現，特別是標志的混亂和不規范給使用者帶來許多不便，也給高速公路的行政管理、資產管理、運營管理等方面帶來了許多困難和問題。隨著高速公路規模的進一步擴大，這些現實問題的解決從根本上依賴於一個系統的總體規劃。

高速公路網路化是世界各國高速公路發展的經驗。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全世界已有80多個國家和地區擁有高速公路，通車里程超過20萬公里。其中擁有1000公里以上的國家有17個。各國高速公路的發展大多從人口集中、工商業發達、汽車數量多的城市外環和輻射路線以及城際交通量較大的路段開始，由點串線，由線帶面，最終形成一個國家或地區的高速公路網。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公路運輸面對的不再是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市場，而是一個全球性市場。相鄰國之間合作修建高速公路，促成了國際高速公路網的形成，成為調整公路發展的大趨勢。為了更好地發揮高速公路效益，加強國際間的公路運輸聯系，一些發達國家把主要公路運輸通道用高速公路連接起來，形成國際高速公路網路。

總結中外高速公路發展的實踐經驗，針對當前我國高速公路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為進一步保障國家政治、經濟和國防安全，提高我國國際競爭力，增強中央政府控制力，規劃建設國家級的高速公路網路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研究制定國家高速公路網規劃，不是就具體工程項目進行決策，而是要從整個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根本要求出發，立足於建立完善的綜合運輸系統，整合資源、強化功能、提高效率，合理布局國家層次上的統一的高速公路網路。通過規劃，力求為我國高速公路的長遠發展，構造一個相對穩定的遠景框架。在此基礎上，促進與之相關政策法規體系的完善，依法規范中央和地方的職能和許可權，增強各級政府和部門決策的一致性、協調性，更好地適應深化行政體制管理改革的要求。規劃的制定，將有利於提高高速公路建設決策的科學性，對於防止重復建設、提高交通資源利用效率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和長遠意義。

總之，在我國構築完善的國家高速公路網，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現代化建設目標的客觀需要和迫切要求；對於促進國家經濟增長、提高人民生活質量、維護國家安全等都具有重要價值；

不僅對交通發展具有劃時代意義，而且對整個社會經濟發展都將產生深遠的積極的影響。

㈡ 一個國家要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必須找到一條什麼的發展道路。

一個國家要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必須找到一條既適合自己國情、又符合時代要求的發展道路。一個民族要實現自己的偉大復興，必須有共同的理想信念。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我們黨在長期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歷經艱辛探索而逐步開辟出來的，是一條實現中國繁榮富強和中國人民幸福安康的正確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奮斗的理想信念。

實踐充分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沒有別的什麼主義才能發展中國、富強中國。在前進的道路上，無論遇到什麼復雜局面，無論遇到什麼風險考驗，我們都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2)哪個國家適應經濟社會快速發展需要擴展閱讀

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新時期黨的歷屆代表大會始終貫穿的主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順應社會歷史發展趨勢的道路，是實現民族振興、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唯一選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與人民群眾的生活、命運息息相關。

廣大官兵要自覺地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真理來信仰，作為原則來遵循，作為理想來追求，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局面貢獻力量。

㈢ 澳門經濟快速發展的優勢區位條件

澳門經濟快速發展的優勢區位條件包括：地理條件優越，背靠珠三角，面向港台，有天然深水港，交通便利，招商引資競爭力強，另外澳門經濟制度自由，因而有活力，加上旅遊業博彩業等服務行業發達等方面。
簡單地說，經濟就是人們生產、流通、分配、消費一切物質精神資料的總稱。這一概念微觀指一個家庭的財產管理，宏觀指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在這一動態整體中，生產是基礎，消費是終點。
拓展資料：
一、經濟
經濟，人有著自身的消耗需求，物質資源因而得以認知與定義，而同時，貨物有著其自身的界限與范圍，因人的需要而產生作用。這樣的一種基於人體需求而存在的時效性用途，在人的思維認知之下，而給予了它一種表面性的客觀價值，從而在人的一定的思維下被普遍接受，從而形成一種基本的思維常識。
如此，貨物得以確定規格，在人的相互認定之下繼而得以流通，人與人之間也就有了置換與交易，人有著自我意願上的偏向與取捨，這也就決定到了所需物質的每個方面。或許，這樣的一種以貨物的客觀價值為共知，以人的自我意願為前提，由此而產生的合理有序的人類活動，是為經濟。
經濟之下，由人的意願和對貨物的價值認定，而產生公平自由的交易原則，而同時，各種各樣的意識、行為、交易的出現和發生，都在人的理解之下，或許，這樣的一片、整體的意識思維的承載，就是場，隨著人的意願而自由伸展。
二、經濟快速發展的優勢
1、有利於在短期內提高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實力，加快經濟發展，擴大經濟規模；
2、對於社會發展的各方面，經濟的快速發展可以積累一定的經濟基礎，服務相關事業的開展；
3、有利於積累國民財富，在總體上提高國民的收入水平；
4、在快速發展，可以提高自身的競爭力，縮小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差距。

㈣ 德國的社會保險制度優缺點

首先，德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與德國社會經濟發展之間呈現出緊密相連、相互適應的特點，從而有利於促進德國經濟的快速發展。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工業化開始發展，德國成為經濟發展較快的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在德國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社會問題隨之嚴重化，德國政府適應工業化快速發展的需要，最早建立起社會保險制度；20世紀20～30年代，德國社會經濟從初步發展走向大危機帶來的蕭條和動盪，德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呈現出從初步發展到陷於動盪進而轉變為法西斯專制管理與發展同時並存的過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社會經濟經歷一個從恢復和重建到快速發展的過程，德國社會保障政策也經歷一個從恢復和重建到走向福利國家的趨勢，進而出現社會保障制度既發展也改革的過程。德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與德國經濟發展變化之間的密切聯系和相互適應，既有利於德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也有利於德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其次，德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道路呈現出明顯的統一化。社會保障制度發展道路是指一個國家在社會保障制度發展中所選擇的基本制度路徑，尤其是指一個國家的社會保障是選擇全國統一的制度，還是選擇差別性的制度。任何一種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道路都有其重要作用和影響，社會保障制度發展道路並沒有優劣之分，只有選擇得是否合理亦即是否適合本國國情的差別。德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道路呈現出明顯的統一性。1911年的社會保險法典奠定了德國社會保障制度發展道路統一化的基礎，1919年的魏瑪憲法確立了德國社會保障制度統一化發展道路的法律基礎，法西斯政府的社會保障政策強化了德國社會保障制度發展道路的統一化，戰後德國社會保障政策則進一步推動著社會保障制度沿著統一化的發展道路前進。再次，德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變化明顯受到國家干預理論發展變化的影響，使得德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過程體現出強烈的國家干預色彩。德國社會保障制度發展的階段與國家干預理論的發展階段基本吻合，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新歷史學派提出多種強化國家干預的社會政策建議，主張建立社會保險制度，以適應德國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所導致的社會問題的發展變化，使得德國成為最早建立社會保險制度的西歐國家；20世紀20～30年代，德國社會經濟理論從以前的有限的國家干預走向極端化國家干預，法西斯主義對這一時期的德國社會產生重要影響，德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表現出法西斯專制管理與發展同時並存的過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指導思想從極端的國家干預主張轉變為社會市場經濟理論，德國社會保障政策也經歷一個從恢復和重建到走向福利國家的趨勢，進而出現社會保障制度既發展也改革的過程。最後，德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過程中呈現出明顯的共同責任原則。政府、僱主與雇員在社會保障制度中的責任機制對社會保障基金來源、津貼水平、覆蓋范圍、制度模式、基金安全、保障觀念、改革道路以及制度效果等重要方面都產生直接影響，進而直接決定一個國家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特徵。德國社會保障制度發展過程中始終遵循政府、僱主與雇員間共同責任的原則。無論是在德國社會保障制度初建時期，還是在法西斯專制集權時期，抑或是在戰後快速發展時期，德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始終堅持和遵循政府、僱主與雇員共同責任原則，僱主責任與雇員責任在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和發展中始終處於重要地位，但政府責任在社會保障制度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明顯表現出來，這種責任機制使得德國的社會保障基金具有自助化特徵，除了工傷保險費由企業單方面負擔外，德國養老、醫療與失業保險費用均由僱主和雇員共同負擔，政府只對各種社會保險項目的虧空給予補貼並承擔社會救助的資金。同時，德國社會保障的管理也呈現出高度的自治化，德國社會保障實行政府與互助團體合作管理，除失業保險以外的各種社會保險均由勞資雙方共同參與管理與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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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為什麼說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適合我國國情字數不少於200字

改革開放40年，我們黨全部理論和實踐的主題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管長遠、管根本的。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內容，就是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建立一套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即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我國40年的發展實踐充分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有效的、管用的，是具有鮮明中國特色、明顯制度優勢、強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進制度。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能夠最大程度促進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使廣大人民群眾充分享受到發展成果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運動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其中生產力是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上層建築要適應經濟基礎發展要求；同時生產關系對生產力、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又具有反作用，適應時會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不適應時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在現實生活中，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集中體現為制度體系。這也意味著，社會制度優劣的評價標准根本上在於是否能夠最大程度地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以及是否能夠妥善處理各種社會矛盾，從而使最廣大人民群眾共享發展成果。之所以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明顯制度優勢，就是因為這套制度體系能夠最大程度地促進我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使廣大人民群眾充分享受到改革發展成果。

從生產力角度來看，一系列指標都充分表明，在過去的40年裡我國社會生產力實現了大幅度提升，在許多方面優於同期世界發展水平。

首先是經濟發展速度較快。1979—2017年，我國經濟年均增速9.5%，遠高於同期世界經濟2.9%左右的年均增速，也高於世界各主要經濟體同期平均水平。1978年我國經濟總量居世界第11位，自2010年後穩居世界第2位。2018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更是達到900309億元人民幣，首次通過90萬億元門檻，佔世界經濟總量的15%左右，比1978年提高13個百分點左右。特別是近年來，世界經濟長期低迷，我國仍保持中高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成為全球經濟復甦和可持續發展不可或缺的發動機和穩定器。2017年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達到31399億美元，穩居世界第一。

其次，我國的供給能力實現了大幅度提升。2017年，我國糧食總產量繼續穩定在1.2萬億斤以上，比1978年翻一番；鋼材產量10.5億噸，增長46.5倍；能源生產總量35.9億噸標准煤，增長4.7倍，年均增長4.6%。穀物、肉類、花生、茶葉、粗鋼、煤、水泥等產量穩居世界第一位。

再次，基礎設施不斷完善。2017年末，我國鐵路營業里程達到12.7萬公里，比1978年末增長1.5倍，其中高速鐵路達到2.5萬公里，佔世界高鐵總量60%以上；公路里程477萬公里，比1978年末增長4.4倍，其中高速公路達到13.6萬公里。

與此同時，我國的科研實力大幅增強，重大科技成果不斷涌現。根據美國康奈爾大學、歐洲工商管理學院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最新發布的全球創新指數顯示，我國的全球創新指數排名從2012年的第34位躍升至2018年的第17位，躋身世界上最具創新性的前20個經濟體之列，我國的科技發展水平也從以跟蹤為主逐步提升到跟蹤和並跑、領跑並存的新階段。從能夠較好地衡量科技實力的專利申請數來看，同樣可以證明我國的科技實力正處於大幅度上升階段。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所公布的2017年各國申請注冊國際專利的數據，從2003年開始，中國的國際專利申請數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長，2017年更是達到48882件，同比增長13%，首次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僅次於美國。我國在載人航天、探月工程、量子科技、深海探測、超級計算、衛星導航、高溫超導、納米材料、古生物考古、生命科學、超級雜交水稻、高性能計算機等戰略高技術領域，都取得了大量原創性成果。

從共享發展成果方面來看，無論是人均收入還是社會事業的發展也都非常迅猛。

2017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比1978年實際增長22.8倍，年均實際增長8.5%。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GNI）由1978年的200美元提高到2017年的8690美元，超過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平均水平。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實際增長18.0倍，年均增長7.8%；全國恩格爾系數為29.3%，比1978年下降34.6個百分點；城鎮居民、農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築面積分別為36.9平方米和46.7平方米，比1978年分別增加30.2平方米和38.6平方米。我國15歲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的5.3年提高到2017年的9.6年，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10.5年。居民預期壽命由1981年的67.8歲提高到2017年的76.7歲。我國建成了包括養老、醫療、低保、住房在內的世界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養老保險覆蓋超過9億人，醫療保險覆蓋超過13億人。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我國在反貧困問題上譜寫了輝煌篇章。按照農民年人均純收入2300元扶貧標准，農村貧困人口從1978年的7.7億減少到2017年的3000多萬，減少了7億多。按照2011年購買力平均每天1.9美元的貧困標准，1981—2012年全球貧困人口減少了11億，同期中國貧困人口減少了7.9億，佔全球減少貧困人口的71.82%。

改革開放至今的40年時間里，我國實現了經濟快速發展、政治穩定、社會和諧的良好局面，這與世界上一些國家和地區出現的各種亂局形成了鮮明對比，根本原因就在於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建立了能夠適應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長期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因與西方國家的制度模式存在差異，而屢屢遭到一些戴著有色眼鏡的人的非議、攻擊。在他們來看，中國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因為中國的制度並非所謂的西式自由民主制度，這也是「中國崩潰論」不絕如縷的原因。早在1990年，《經濟學人》就在《中國的經濟將陷入停滯》的報道中唱衰我國經濟；1993年，一位哈佛大學著名經濟學家曾經撰文認為當時中國的改革正在陷入困境，因為沒有實行徹底的自由化路線，而後的「中國崩潰論」都深受這種觀點影響；近年來，美國一位著名經濟學者用所謂的「攫取型政治制度」來形容我國的制度，在他看來，只有像西方民主制度的那種「包容型政治制度」才能實現國家的持續發展，因而中國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當然，事實無情地證明了這些觀點是多麼的離譜。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現了經濟快速發展、政治穩定、社會和諧的良好局面，這與世界上一些國家和地區出現的各種亂局形成了鮮明對比。我國經濟不僅沒有崩潰，相反卻一舉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民生活水平勃勃上升、國際影響力日益增強，2018年11月18日，《紐約時報》刊發名為《一個沒能失敗的國家》的文章，稱「西方曾斷定中國道路註定會失敗，並且一直在等待它的發生，直到現在還在等」。此文可謂道盡了那些一次次判定中國經濟即將崩潰、但又一次次以失望而告終的懷有偏見的人心中的苦楚。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有效的、管用的，是具有鮮明中國特色、明顯制度優勢、強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進制度

無數歷史經驗教訓表明：世界上並沒有定於一尊的制度。社會制度是用來調整社會中存在的各種利益關系和矛盾沖突的，而不同國家和地區由於歷史傳承、文化傳統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情況不同，其中存在的利益關系和矛盾沖突顯然是不相同的。當然，這並不意味不可以借鑒其他國家有效的制度，但是不顧本國實際，認為照搬照抄其他環境下演化而成的制度就能妥善協調本國存在的各類矛盾，必然是要失敗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之所以具有明顯的制度優勢，就在於這一制度是立足中國社會實際，在中國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逐漸完善、內生性演化而形成；是在吸取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在應對國內外紛繁復雜挑戰的艱辛探索中得來的，而不是按照教科書上的金科玉律來的。

一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現代政治是政黨政治，政府是屬於特定政黨領導下的政府，執政黨的價值理念、執政方式及領導人的能力從根本上決定了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質量。近年來，一些國家和地區出現的各種經濟問題、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些國家的執政黨往往囿於本政黨所代表的特定利益集團的利益，既難以提出和實施有利於社會大眾利益以及國家發展長遠利益的政策措施，也無法處理好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系，結果出現社會共識喪失、治理失效。

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共產黨並不是如資產階級政黨那樣代表特定利益集團的政黨，而是要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並帶領中國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實現全面發展。中國共產黨實行民主集中制這樣的根本組織制度和領導制度，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是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正確制定和執行的科學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能夠有效保證我國所實施的各項大政方針方向的正確性。在具體的制度安排中，中國共產黨起著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黨把握方向、謀劃全局、提出戰略、制定政策。這能夠確保我國政治環境和社會的穩定，有利於各項制度在總體上實現相互協調、有效運轉、發揮效能。

近代以來我國的歷史以及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教訓告訴我們，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我國必將失去安定團結的政治環境，將成為一盤散沙，什麼事也幹不成。「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不是一句抽象的口號，而是在深刻總結歷史經驗教訓中得來的。就拿經濟發展來說，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固然是重要的一方面，但是市場機制積極功能的有效發揮是有條件的，包括穩定的政治環境、完善的法律制度、有效的外部規范和監管力量、基礎設施，等等，這就需要一個有為的政府。很多國家無法做到這一點，就是因為其執政黨囿於各種條件而無法做到「有為」。

二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前提下發展市場經濟，建立了有利於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實現了長期的高速增長，即使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階段，增速也依然位於世界前列，其中的關鍵就在於建立了有利於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在人們的傳統思想認識中，曾經長期把社會制度與資源配置方式劃等號，即把計劃經濟等同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同於資本主義。這種認識的誤區在於，沒有認識到資源配置方式是從屬於社會制度的，社會基本制度的特徵規定了社會配置資源的范圍、方式和目的，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本質區別。經濟發展史的實踐還表明，市場經濟相對於計劃經濟是一種更有效率的資源配置方式，但也存在不少缺陷，如自發性、盲目性、滯後性。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言，以追求剩餘價值為目的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僅不能克服這些缺陷，而且進一步激化了這些問題，導致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日益突出的生態環境危機、不斷加劇的貧富差距等問題的出現。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前提下發展市場經濟，一方面是通過市場機制而不是計劃機制來最大程度地實現資源配置效率和經濟活力；另一方面則是要防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端，實現社會主義要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生產目的。

在我國的具體實踐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處理好了兩個核心問題：一是在所有制層面，建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既強調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遏制非公有資本發展所造成的負面效應；又強調要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激發非公有制經濟的市場活力，使得我國形成了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所有制格局，既發揮了國有資本在經濟社會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開拓國際市場、維護國家安全、增強我國綜合實力方面的重要作用，也發揮了非公有制經濟在激發市場活力、增加財政收入、促進社會就業、滿足多樣化的社會需求等方面的積極作用。二是在政府與市場關繫上，既強調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也強調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從而實現「有效的市場」與「有為的政府」有機統一。我國能夠成功實現經濟體制轉軌以及有效應對國內外各種經濟金融危機和風險，與正確處理好了政府與市場關系有很大關系。

三是建立了適合我國國情和實際的民主政治制度，切實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但上層建築也反作用於經濟基礎，某些時候上層建築對於經濟社會發展甚至起到決定性作用。對一個國家的發展來說，能否選擇正確的政治發展道路是一個關系全局、關系根本的重大問題。環顧古今中外歷史，因政治發展出現錯誤而導致社會動盪、國家分裂、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民主政治是當今世界各國政治發展的共同追求。但是判斷政治制度是否民主，關鍵在於是否能夠解決人們政治生活中的實際問題、真正保證人民當家作主，而不是出現人民形式上有權、實際上無權的情況。這就需要從國情和實際出發、從歷史文化傳統和長期積累的政治發展經驗出發來謀劃和發展一國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囫圇吞棗、照搬照抄某些金科玉律。

我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國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實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這是一套紮根中國土壤、結合了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我國歷史文化傳統而形成的、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政治制度。這樣一套制度安排，有效地調節了國家政治關系、政黨關系、民族關系、宗教關系、階層關系、海內外同胞關系，保證了人民廣泛參與政治生活、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的權利與自由，也保證了我們國家在一些重大問題上能夠較好地達成共識，從而形成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這樣一套制度安排，有效防止了一些國家和地區時常出現的選舉時漫天許諾、選舉後無人問津那種人民形式上有權、實際無權的局面，也克服了因各種黨派和利益集團為了維護自身利益相互競爭而導致重大問題議而不決、黨爭紛沓、相互傾軋、排除異己的現象，還防止了不少國家出現的民族隔閡加深、民族沖突不斷甚至國家分裂的局面。

㈥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適應經濟社會快速發展需要推進什麼什麼什麼成為世界上最大的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適應經濟社會快速發展需要，加快推進能源改革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產消費國和能源利用效率提升最快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