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經濟新常態是什麼樣子的
明年國務院重點關註：一是積極穩妥化解產能過剩；二是幫助企業降低成本；三是化解房地產庫存；四是擴大有效供給；五是防範化解金融風險 這就是所謂新常態問題。
⑵ 個人如何應對經濟新常態
新常態下的新思維應當著眼於長遠，真正在改革和創新上下工夫。
新常態下的主要任務是通過創新尋求新的增長點。不創新就難以完成新常態的任務，應當通過改革使「創新」成為新常態下的常態。
這種創新是大眾創新，是來自於草根階層的創新，是市場經濟的體制、機制驅動的結果。這種機制的特點在於競爭，卻可以把人們的創造力、潛能淋漓盡致地挖掘出來，因為不戰勝別人就會被別人所戰勝。創新是競爭的手段。
但
是，他認為，一個社會不能創新或絕少創新不是人的問題，是體制機制能不能激勵人們創新的問題。已有的30年的快速發展，是通過改革激發了曾經潛伏著的生產
力。面對著新的歷史任務，需要創新的時候，需要通過進一步的改革，最大限度地煥發起人們的創新激情，使創新成為人們的自覺行動，而創新更需要切實保護創新
者的受益。
「當體制、機制到位的時候，創新就會自然涌流。」
真正地相信市場
李義平認為，「新常態」更該具有的題中之義是，經濟發展應當靠健全的市場機制的力量，靠內生的力量有節奏地發展，再不是靠行政力量運動式地發展。
「新思維應當真正地相信市場機制，而不是『葉公好龍』。」
他解釋，一個具有深厚的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歷史遺產的政府，雖然「千呼萬喚始出來」地選擇了市場經濟，但骨子裡還是時有時無地不放心市場，還是依然相信政府萬能。
具
體表現為：不放心反映著經濟發展方向的市場力量的自發，總是試圖通過行政力量，通過宏觀調控把市場的自發扭轉到政府認為正確的方向、范圍和軌道上，其結果
是只要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染手的項目，我們看到了太多的「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栽柳柳成蔭」的現象。通過審批項目配置資源，實際上是政府在資源配置中起
決定性作用。
「不
放心市場的自發，實際上是不理解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就是通過價格的自發波動，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引領資源的合理流向，同時在自發中展示著必然，展示著經
濟規律。一旦把『自發』去掉，讓它按照政府希望的軌跡發展，也就多半違背了規律。明白了這些，也就明白了怎樣才能遵循規律了。」
李義平認為，面對新常態，我們必須著眼於長遠，長遠就是要建設一個能夠促進經濟有節奏地、有自我調節和提升功能的、遵循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高質量的發展的經濟體制。
「這
樣的體制建設，可以使廣大人民群眾受惠於永遠，比一個短時間內的增長速度意義偉大得多。故此，中國經濟應當咬定長遠的目標，不為一時的經濟波動所動搖，不
為情急之下的應急之舉沖擊長遠目標，例如為了短期的GDP的增速一次次地實施刺激政策，干擾改革、干擾經濟體制的建設。」
⑶ 對於員工來說面對經濟新常態應該怎樣做
以下材料供你參考：
經濟新常態下不要人人發財，要人人過安穩的生活
必須重申：發展經濟是為改善人的生活服務的，而不應該使人淪為經濟的附屬品和奴隸。其中核心的問題是如何使用已經積累起來的財富？如上所述，無非就是投資、生產和消費，可是怎麼投？怎麼生產、生產什麼？怎麼消費？這就不僅僅是經濟問題，而是事關人的智慧和才智。古人雲「明其道而不記其功」，意指應該追求是非和真理，不要計較得失，在經濟新常態背景下，社會已經具備了追求更高精神境界的條件。或者說，人們安穩安逸生活的社會基礎已經具備。在經濟實力和調控能力空前強大的今天，中央政府有能力做到在保持經濟合理理性增長的同時，通過完善公共基礎設施和二次分配的方式，為普通的群眾提供較安穩的舒適的有保障的生活。換言之，與其使財富在富豪手裡爛掉，不如用在普通人的生活上，要在人民群眾感覺到為難困難的地方，創新思路、下猛葯，以不記其功的氣魄，徹底加以解決。
經濟新常態下，發大財和一夜暴富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改革開放之初，絕大多數群眾沒吃沒喝，社會底子薄，需要很強勁的經濟增長，才能滿足需求。與此同時，我們的監管調控措施不完善，政策有漏洞，合理的不合理的因素創造了讓一部分人發大財、一夜暴富的機會。當然，有了經濟實力，這些人的生活條件會有明顯改善，社會地位也提高很快，各方面也神通廣大了，辦事不僅不愁不難，而且處處享受特權，所以大家都嚮往之，以至於全國上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夢想著發大財的白日夢。發不了財的，乾脆貪污受賄、偷盜搶劫、拐騙販毒，等等丑惡和非法手段大行其道。此種邏輯或許有偏頗，但不可否認，這是趨勢人們去犯罪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經濟新常態下，經濟的增長放緩，相適應的是社會法治逐步完善，人們滿足感得到實實在在的支撐。無論是大環境，還是小家庭，都在呼籲一種理性、人性的財富觀、經濟觀。大發展、大變樣、大拆大遷、大折騰、發大財等這些極不正常的浮躁行為應該杜絕。對於社會個體而言，不要奢望發大財，要考慮如何過一種有尊嚴的屬於自己的生活。
經濟活動的設計和調控是一門專業性很強的科學，但是經濟活動在本質上卻是圍繞著人們生老病死、吃穿住用行的生產、交換和消費活動，經濟指標的好壞並不特別緊要，要緊的是生活在一種經濟環境下的群體生活是否得到改善，特別是那些弱勢群體和艱苦地區群眾的生老病死是否無憂無慮，日子是否順心，吃穿住用行是否安全便利舒適，是否還有為難的事情、作難的事情、叫人失望和絕望的事情等，這才是實實在在的經濟指標。經濟新常態下，就應該讓快速奔跑的經濟列車調整速度，讓每一個自願參與經濟活動的人都安安全全、安安穩穩、安安樂樂生產、消費和投資，讓每一個人都追趕得上，享想用得上經濟的實惠，並能從經濟運行的鏈條上解脫下來、解放出來！
希望能幫到你。
⑷ 什麼是經濟新常態
全球經濟危機的大爆發宣告了世界經濟步入「大調整」與「大過渡」的時期。這種大時代背景與中國階段性因素的疊加決定了中國經濟進入增速階段性回落的「新常態」時期，並呈現出與周期性調整不一樣的新現象和新規律。因此，宏觀調控理論、調控模式及其工具也應該做出相應調整
1「新常態」不僅具有堅實的事實基礎，還有相應的理論支撐編輯
自2010年以來，中國宏觀經濟指標在本輪調整中呈現出幾個新現象：一是隨著GDP增速逐步回落，CPI卻保持相對穩定，沒有出現整體性通縮；二是隨著GDP增速跌破8%的水平，就業水平並沒有惡化，反而在服務業的不斷發展中有所改善；三是很多金融企業的財務指標依然不錯，但總體金融風險卻在持續上揚。傳統的周期理論和發展理論都不能很好解釋這三大現象，但潛在經濟增長理論與結構理論的新發展卻能夠充分說明這3個新現象出現的原因在於：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回落的主導因素不是傳統的總需求不足，而是潛在增速的回落，不是傳統的周期性波動，而是結構性的趨勢下滑。[1]
2治理「新常態」的宏觀調控的理論基礎應該轉換編輯
鑒於目前中國經濟增速回落的主導型因素是結構性的，凱恩斯主義的逆周期調控理論就不能成為宏觀調控的核心理論基礎，需求導向的強刺激就不能成為當前宏觀經濟政策框架的合理選擇。因此，結構性改革政策框架就成為必然的選擇，一方面通過改革來重構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強化總供給、總需求對於價格機制反應的靈敏度，另一方面通過化解深層次結構問題，創造新階段的增長源。[1]
3宏觀經濟調控要強調定力，還要強調底線管理編輯
目前中國不僅處於「增長速度的換擋期、結構調整的陣痛期」的疊加期，同時也處於房地產周期、全球化周期、存貨周期以及固定投資周期的疊加期。這決定了我們依然面臨著不少周期性問題。
但是，如何區分結構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卻是大難題。在一個實際與潛在增速都存在易變性的時期，最好的辦法就是底線管理，即一方面要守住就業的底線和通脹底線，另一方面還要守住風險底線。守住這些底線，在很大程度上就守住了宏觀經濟潛在水平的大致區間和經濟運行的合理區間。所以，宏觀調控一方面需要強調在面對趨勢性回落過程中保持定力，切忌草率啟動強刺激政策，另一方面還要強調「底線管理、區間調控」。[1]
4要不斷探索新的宏觀調控工具編輯
這主要體現在5個方面：一是將「微調」與「預調」常態化，在「新常態」框架中合意的增長速度是不斷變化的，因此需要不斷進行探索。二是打破「調控」與「被調控」的兩分法，將改革與調整貫徹到底。當前，結構性問題不僅出現在宏觀經濟運行體系之中，也出現在調控主體之中。因此，傳統的改革者與調控者都是被改革與調整的對象。三是重視結構性問題引發的系統性風險。國際金融危機讓我們認識到傳統宏觀經濟政策不能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因此，在中國目前杠桿率過高、金融風險持續攀升的環境中，必須建立宏觀審慎監管框架作為宏觀調控的第三隻手。四是在區間調控中更注重定向調控，瞄準突出問題確定「靶點」，在精準、及時、適度上下功夫。應該強化「定向寬松」與「定向收緊」相組合的結構政策，如貨幣政策在保持總量穩健的基礎上，對「三農」和小微企業進行定向寬松，對房地產、產能過剩行業進行定向緊縮。五是突破傳統分類治理的教條，強化綜合治理的導向。在「新常態」中，社會、經濟、宏觀、微觀的運行體系都面臨重大調整，都將出現強烈的外部性，因此單一領域的工具難以達到預期目標，全面改革與調整需要各領域的多種工具相互配合進行綜合治理。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托底」。[1]
5新常態下的新機會編輯
我國2013年服務業增加值首次超過了工業增加值。新常態背後有經濟結構優化、增長動力切換、制度環境改變，機會要比過去大得多。未來十年或者更長一點時間，最少有七個機會。
6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發展的機會編輯
概說
「十二五」初期，七大新興產業占經濟比重只有5%，計劃到2015年佔比提高到8%，到「十三五」提到10%。這就意味著從「十二五」到下一個五年計劃，新興產業的增長速度要在20%～22%之間。比如節能環保產業，未來5年內的投資需求超過3萬億元，固廢處理投資有望達到7000億元，城市污水和垃圾處理投資超過8000億元。未來7年內，新能源投資將達到5萬億人民幣。[2]
服務業的跨越性發展和機會
過去幾年發生了很多的變化。最值得期待的是服務業。服務業占經濟總量的比例，發達國家平均是在70%，全世界平均在60%，我國則不到50%。
我國2013年服務業增加值首次超過了工業增加值，服務業成了中國第一大就業主體，吸納就業人數超過了製造業。照這個趨勢，未來幾年第三產業佔GDP比重就要達到50%，等於第一產業、第二產業之和。今年上半年，服務業對GDP的貢獻超過了資本的貢獻，凈出口的貢獻則是負數。[2]
城鎮化的機會
去年四季度，中央開了城鎮化會議，提出了新城鎮化概念，就是「人的城鎮化」。過去農民工到城裡打工，本質還是農民，到一定的時候還得回家種自己的自留地，這不叫城鎮化。真正的城鎮化是現在已經在城裡的2.6億農民工，首先要變成城裡人，戶籍要改變；其次，他們要和城裡人一樣享受教育、養老和各種服務，享受城裡人享受的一切。
這個巨大的變化會給我們帶來非常多的機會。一個農民進城，國家至少要投資10萬元，算算2.6億人相應投資是多少？城鎮化是我們未來二三十年經濟增長的強有力推動力。[2]
中西部地區崛起的機會
我國實施了一系列中部崛起、西部大開發政策，現在看政策已經起到了效果。尤其是國際金融危機以來這幾年，勞動力人口紅利的減少，中西部的發展機遇大了，這幾年中西部的經濟增長速度都是遠超過沿海的。中西部和東部剛剛改革開放時的基礎完全不一樣了，他們已經有了非常好的基礎設施，交通運輸四通八達，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思想觀念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接受了改革開放。所以，今天中西部的崛起完全不必像東部沿海需要那麼長的時間。[2]
中西部崛起還有一個優勢，《福布斯》叫「城市經營成本指數」，即在不同的城市辦企業，經營成本是不一樣的。當然，這個優勢不一定永遠有，將來還是要靠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來取得優勢。
技術變革的機會
在我國，移動互聯和大數據不僅給生產經營帶來了巨大變化，也給人們的生活方式帶來了巨大的變化。現在我國的手機用量達到了13億部，是全世界最多的，移動互聯用戶達到5億戶，也是全世界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比的。據測算，我國2015年移動支付的交易規模將會超過1.5萬億元，每年增長將近100%。加上雲計算、搜索引擎、移動終端、感測器的普及，一個大數據時代撲面而來，會給我們的產業帶來一次根本性的變革。[2]
企業「走出去」的機會
我國這幾年已經成為凈資本輸出的國家。「走出去」有很多挑戰，制度、法律、貿易封鎖、融資難、文化等等，但從主流上看，中國企業「走出去」，現在是一個好時機。
歐美國家現在主動招商引資，特別是美國。美國認為由「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不允許再發生，因此又開始再工業化過程。另外，歐洲國家也積極歡迎中國企業到他們那裡投資，有一些國家給予減稅，甚至免稅優惠。但中國不光要看到歐美市場，還需要到新興市場去投資。[2]
新興業態的機會
現在很多新的業態涌現出來，與過去完全不一樣。比如，基於互聯網技術的中介服務平台。
還有基於產業鏈、工業鏈的延伸和細分的業態，包括服務外包、服務配套、配件研發、商貿、物流，也是很好的機遇。基於社交網路趨勢，像博客、微博、微信、交友、婚戀，即時通信類，像上哪吃飯、買什麼東西等等，太多了。這些都是新的業態，都有非常廣闊的想像空間。
⑸ 適應經濟新常態，2015怎麼做
從過去兩位數的高速增長，到現在成為個位數——2015，中國經濟如何適應「新常態」
2014年，全球經濟波譎雲詭，錯綜復雜的局勢給中國經濟帶來新挑戰。2015年，對於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將走向何方，專家學者們在2015《財經》年會上給出了各自的答案。「『新常態』不等同於經濟下滑。」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說，「而是意味著從粗放型經濟走向更加精緻的現代經濟的必不可少的階段。」
合理速度是多少
「就業可實現、企業可盈利、財政可增收、民生可改善、風險可控制、資源環境可持續——和它相對應的速度就是一個好的速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強調，實現有質量的增長比單純以GDP論英雄更重要，要以質量為目標倒推速度標准。
「新常態有很多標志。」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分析說，新的速度——從過去兩位數的高速增長，到現在成為個位數，但我們不希望增速下滑到5或者4，所以要「穩」；新的動力機制——現在中國經濟轉型面臨四大陣痛：製造業要去產能化、金融要去杠桿化、房地產要去泡沫化、環境要去污染化，解決這四種陣痛，關鍵要實現創新驅動。
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總經理黃海洲表示，目前歐洲經濟復甦仍不確定。相對來說，中國經濟表現穩健，預計2015年中國經濟增長仍會保持在7%以上。
從內部要求看，中國政府作出承諾，2030年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將達到峰值，「也就是說2030年以後，無論中國GDP如何增長，人民生活水平如何提高，二氧化碳都進入絕對減排階段。這無疑會給經濟增速帶來考驗。」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表示。
改革重點是什麼
「激活市場力量、實現創新驅動是未來改革的關鍵。」辜勝阻指出，「『新常態』最重要的含義在『新』。我們過去的發展模式主要是靠要素驅動，特別是人口紅利以及投資驅動。如何切換新的動力機制，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這是保障新常態的關鍵問題。」
「目前，創業面臨融資難和融資貴，相當一部分小企業得不到貸款。」辜勝阻建議，應該讓更多的社會資本進入創業、創新領域，政府的角色應回歸公益，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看來，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調整是改革的一個重要突破口。「央地財政關系調整和改革，目標就是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高培勇說，「在稅收制度改革方面，《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明確提出要逐步提高直接稅的收入比重。《預演算法修正案草案》也為地方發債提供了法律依據，這些有利於地方政府相對獨立地處理自己的收支平衡問題。」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認為，「通貨收縮」是當前世界經濟中的普遍問題，通脹率低帶來投資乏力，生產不振，只能依靠房地產和基礎設施建設拉動經濟，制約了復甦的力度和政府穩增長的努力。解決通縮要靠貨幣、財政政策和結構改革的深入推進，「唯此才能真正從結構上解決問題」。
「新常態」下，改革不只局限於經濟領域。財訊傳媒集團董事局主席王波明指出，法治體系、社會管理體制等方面都會進入「新常態」。
哪些底線要守住
「在經濟增速放緩時，應當守住底線，守住不發生風險，或者風險不引爆的底線。」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尹中卿說。以地方債為例，尹中卿指出，風險體現為三個方面：一是過分依賴融資平台，地方政府主要通過土地質押、項目收費；二是過分依賴金融機構貸款，地方債務中，債券直接融資比例很小，來自於開發銀行、商業銀行和影子銀行的債務佔80%；三是過分依賴土地收入償債，房地產價格上升或下行，最終會反饋到地方政府債務上。
他認為，防範地方債風險，一要保證地方政府依法舉債，實行規模控制；二要保障和促進地方政府依法管債，將債務收支分類納入全口徑預算管理，保證債務環境的公開透明；三要嚴格限制地方債的用途，提高地方債的使用效率；四要保障和促進地方政府依法還債。
今年1—9月，全國城鎮新增就業人數1082萬人，同比多增16萬人，提前完成全年就業1000萬以上的預期目標。「就業是最大的民生，要繼續以保持經濟適度增長確保就業穩定，守住底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葛延風指出，這就要建立更加有效的就業監測和信息發布體系，強化職業教育和職業培訓，針對特定領域、特定行業可能出現的局部失業壓力過大問題，實施必要的企業破產保護、以工代賑及其他保護性政策。
⑹ 把握經濟新常態，需要消費方面應怎麼做
從消費需求看，過去我國消費具有明顯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徵，現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階段基本結束，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保證產品質量安全、通過創新供給激活需求的重要性顯著上升，必須採取正確的消費政策，釋放消費潛力，使消費繼續在推動經濟發展中發揮基礎作用。
從投資需求看，經歷了30多年高強度大規模開發建設後，傳統產業相對飽和，但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一些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機會大量涌現，對創新投融資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須善於把握投資方向，消除投資障礙，使投資繼續對經濟發展發揮關鍵作用。
從出口和國際收支看，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前國際市場空間擴張很快，出口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動能，現在全球總需求不振，我國低成本比較優勢也發生了轉化，同時我國出口競爭優勢依然存在，高水平引進來、大規模走出去正在同步發生，必須加緊培育新的比較優勢，使出口繼續對經濟發展發揮支撐作用。
從生產能力和產業組織方式看，過去供給不足是長期困擾我們的一個主要矛盾，現在傳統產業供給能力大幅超出需求，產業結構必須優化升級，企業兼並重組、生產相對集中不可避免，新興產業、服務業、小微企業作用更加凸顯，生產小型化、智能化、專業化將成為產業組織新特徵。
從生產要素相對優勢看，過去勞動力成本低是最大優勢，引進技術和管理就能迅速變成生產力，現在人口老齡化日趨發展，農業富餘勞動力減少，要素的規模驅動力減弱，經濟增長將更多依靠人力資本質量和技術進步，必須讓創新成為驅動發展新引擎。
從市場競爭特點看，過去主要是數量擴張和價格競爭，現在正逐步轉向質量型、差異化為主的競爭，統一全國市場、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是經濟發展的內生性要求，必須深化改革開放，加快形成統一透明、有序規范的市場環境。
從資源環境約束看，過去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空間相對較大，現在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必須順應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期待，推動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新方式。
從經濟風險積累和化解看，伴隨著經濟增速下調，各類隱性風險逐步顯性化，風險總體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桿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徵的各類風險將持續一段時間，必須標本兼治、對症下葯，建立健全化解各類風險的體制機制。
從資源配置模式和宏觀調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邊際效果明顯遞減，既要全面化解產能過剩，也要通過發揮市場機製作用探索未來產業發展方向，必須全面把握總供求關系新變化，科學進行宏觀調控。
⑺ 經濟新常態：如何作為
經濟新的經常態勢，政府，企業，個人，政府要優化相關制度，提供更好服務，促進市場的發展，企業要積極開拓市場，提高產品的質量和附加值，個人要做好自身工作，不斷發展自己，為自己為家庭為國家做出自己的貢獻。
⑻ 如何適應經濟新常態
經濟增長速度適度回落是客觀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只能適應不可改變。因為伴隨著我國經濟總量的擴大，增長速度自然要回落，猶如滾雪球一樣，當雪球小的時候，可以很快翻一番，隨著雪球體積的增大，速度必然要降低。世界各大經濟體在經濟增長中都出現過這種趨勢。當然，速度降低並不影響總量繼續增大，當前我國經濟增長率每提高1%帶來的增量比10年前增加10%還要大。
經濟增長速度的適度回落，有助於緩解資源、能源、環境的緊張狀態並從根本上緩解產能過剩。過去30多年高速增長，在促進綜合國力、城鄉居民收入快速提高的同時，一方面造成了越來越多的資源和能源難以為繼，供給壓力越來越大，越來越多的資源、能源嚴重依賴進口，水、土壤、空氣等環境污染問題越來越突出，為此付出了沉重的經濟社會代價。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行業產能過剩，產品供大於求，造成了資源嚴重浪費。通過強力刺激、大規模擴大投資雖然可以提高經濟增長率，但會產生更多的矛盾，顯然不是正確的選擇。
經濟增長速度適度回落，並不影響我國經濟發展戰略目標的如期實現。黨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其中經濟方面的重要指標就是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也就是年均經濟增長率達到7.2%。就經濟增長率來看，2011年至2013年，我國年均經濟增長率為8.2%，從2014年至2020年年均經濟增長率只需要增長6.8%即可實現預期目標；從城鄉居民人均收入來看，2011年至2013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8.3%，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10.5%，從2014年至2020年，城鄉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或純收入只需分別增長6.7%和5.8%即可，而目前我國保持7%以上的經濟增長率，顯然可以提前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經濟和人民生活目標。
經濟增長速度適度回落，同樣可以創造出新的世界奇跡。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的數據，從1980年到2013年，世界平均經濟增長率只有4個年份達到5%以上，美國只有9個年份達到4%以上，日本只有8個年份達到4%以上，巴西只有三個年份達到7%以上，印度只有9個年份達到7%以上，南非沒有一個年份達到7%以上，俄羅斯自1993年以來只有5個年份達到7%以上。過去30多年中國的快速增長已經創造了世界奇跡，未來我國年均經濟增長率能夠保持在7%-8%，顯然仍將是全世界最高的。
需要進一步強調的是，經濟增長只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方面，經濟增長進入新常態，不僅僅是指經濟增長率進入中高速增長區間，還指保護環境已經成為常態。保護生態環境不是短期政策，而是長期的基本國策，與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共同構成「五位一體」，從而也要求以最嚴格的制度保護生態環境，再也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得一時的經濟增長。
經濟運行的新常態還意味著要擠掉經濟增長中的水分，實現實實在在的GDP。應客觀地看到，過去高速經濟增長中有一定的水分，既有來自消費需求的水分，也有來自投資需求的水分，還有地方在統計方面的水分。從消費需求來看，無論是政府消費還是居民消費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浪費。從政府消費來看，伴隨著GDP的快速增加，政府消費急劇膨脹，固然政府消費中的絕大部分屬於維持國家機器正常運轉所必需的，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浪費，特別是在三公消費方面。居民消費也有浪費嚴重的現象，比如餐桌上的浪費就十分驚人。從投資需求來看，長期以來我國存在嚴重的重復建設、大拆大建以及因為經濟結構不合理而產生的虛假GDP。從統計中的水分來看，數字出幹部，幹部出數字也不是個別現象。因此，擠掉水分，讓GDP回歸正常狀態是客觀要求。
經濟發展的新常態，不僅指經濟增長，還包括社會發展更加協調，我們不要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產生的黑色GDP，也不要一味追求經濟增長、忽視社會協調而產生的帶淚的GDP。
⑼ 在中國經濟新常態下青年人應該怎麼做
好好學，整點真本事，不管技術還是什麼，保持好心態，做好一個人對抗一群人和聯合更多人對抗一群人的准備。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