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家齊則國治觀念的經濟和思想基礎是
經濟基礎為：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或自然經濟）；
思想基礎為：儒家的倫理道德（或儒家思想）。
㈡ 古代儒家思想的基本理論是什麼
儒 家 思 想
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核，也是維護封建君主專制統治的理論基礎。儒家思想、君主專政制度構成了中國古代政治史的兩大主體內容。
1．儒家思想的形成與發展
�（1）孔子是儒家學派創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義的性質：主張「禮」，維護周禮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後來發展成為中國古代正統文化。
�（2）孟子是戰國時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張施行仁政，並提出「民貴君輕」思想；主張「政在得民」，反對苛政；主張給農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農民勞動時間，寬刑薄稅。
�（3）西漢的董仲舒以儒學為基礎，以陰陽五行為框架，兼采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學。其核心是「天人感應」，「君權神授」。他的思想集中於《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4）魏晉之際出現的玄學用老莊思想解釋儒家的易經，這是為士族辯護的一種消極思想。《周易》、《老子》、《莊子》稱之為「三玄」。玄學主張君主無為、門閥專政，主要活動在洛陽。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賢。
�（5）唐朝中期的儒學大師韓愈，從維護封建統治出發，用儒家的天命論和封建綱常來反對佛道的觀點。
�（6）理學是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學，是宋代主要的哲學思想。朱熹是理學發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繼承了北宋哲學家程顥、程頤的思想，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了客觀唯心主義的理學體系，後人稱之為程朱理學。其核心內容為：「理」是宇宙萬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氣」是構成宇宙萬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慾」對立起來，認為人慾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滅人慾」。這實際上是為封建等級秩序辯護。
�（7）明中葉的王陽明反對朱熹把心與理視為兩種事物的觀點，創立與朱熹相對立的主觀唯心主義理論——心學。理學由客觀唯心主義向主觀唯心主義演變，說明它已經走到極端。
�2．進步的思想家對傳統儒學的批判
�（1）元朝的鄧牧：自稱「三教外人」，著書大膽否定封建君主專制統治，其非君思想，對明清進步思想家有一定影響。
�（2）明朝：李贄是明後期「異端」進步思想家，他指責儒家經典並非「萬世之至論」，揭露道學的虛偽，反對歧視婦女和壓抑商人。他是我國反封建的思想先驅，他的思想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資本主義萌芽時代的要求，帶有民主性色彩。
�（3）清初：①黃宗羲：在明亡後，隱居著述，對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進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對「人治」，反對重農抑商，他的思想震動了當時的學術界，對晚清民主思潮的興起也有一定的影響。②顧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強調「經世致用」的實際學問。主張把學術研究與解決社會問題結合起來，力圖扭轉明末不切實際的學風。著《天下郡國利病書》，他提倡「實學」的目的在於批判理學，反對君主專制政治，顧炎武的學風對清代學者影響很大。③王夫之是一位傑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他認為「氣」是物質實體，「理」是客觀規律；提出「氣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義觀點，朱熹的理學和王陽明的心學，給予批判，他還提出「靜即含動，動不舍靜」，否定理學家主靜的形而上學思想。他用發展觀點來看待歷史，認為歷史發展是有規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趨時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閃爍著革新的光芒。
同步導學
�中國古代對治國思想的選擇：史學界認為：自漢武帝至清末，中國統治階級選擇的治國模式是外儒內法而劑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飾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調劑政治。這種治國模式的形成，在秦漢以前經歷了較長時期的選擇和探索的過程。
�在原始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社會生活原始粗放，民風淳樸，沒有私有觀念，人人平等相親，過著一種美好的無憂無慮的生活。在氏族公社和部落聯盟事務的管理上享有充分的民主，主要靠部落聯盟首領的智慧和美德來教化民眾，治理國家的思想處於萌芽狀態。在奴隸社會隨王位世襲製取代「禪讓制」，產生了階級和國家，統治者一方面制定了宗法等級制度以維護奴隸主階級的統治，一方面以武力作為統治的後盾。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社會處於奴隸制崩潰封建制確立時期，歷史經歷著劃時代的變革，周王室衰微，諸侯坐大，維護奴隸主宗法等級制度的「周禮」遭到極大破壞，諸侯爭霸，社會處於動盪之中。這時候代表各階級利益的知識分子異常活躍，成為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他們紛紛登上歷史舞台，著書立說，提出解決社會現實問題的辦法，形成了諸子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們各自為新興的地主階級設計了一套結束割據，實現統一的治國方案，為秦漢以後的封建社會治國思想的選擇奠定了基礎。
�西漢建立之初，由於長期戰亂，生產遭到嚴重破壞，以致人口銳減，農民流亡，經濟凋弊，府庫空虛。鑒於這種形勢與秦之敗亡，漢初統治者便採取了「與民休息」的政治，緩和階級矛盾，發展生產力，以鞏固統治。一方面對人民採取「輕徭薄賦」、「獎勵耕織」以及緩刑等政策，以恢復生產，發展經濟，安定民心；另一方面在當時郡國並行的制度下，對地方諸侯王採取不過多干涉的政策，以鞏固封建統治。與這種形勢相適應，黃老思想也就得到廣泛流行，成為西漢前期起主導地位的治國思想。其核心是清靜無為，因循而治。實踐證明，完全適應了當時社會的需要，起到了促進生產恢復與發展的作用，並出現了著名的封建盛世「文景之治」。道家「無為而治」的治國之道對中國古代政治有一定的影響。每當大的政治動亂之後，統治階級為了穩定社會秩序，往往採用道家治國之策，與民休息，以蓄國力，以安民心，以固社稷根基。除漢初以外，唐、宋初年也有相似的做法。
�西漢武帝在位時期封建國家強盛，這給封建統治穩定創立了前提。為維護大一統的局面，必須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思想體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於君主統治的成分，對儒學進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權神授」和大一統的思想，這在客觀上有利於封建中央集權的加強和國家的鞏固，也利於社會的穩定，從此儒家思想逐漸成為封建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正統思想。縱觀兩千多年來儒家之所以能獨領風騷，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內核即哲學上的天人觀念、倫理上以「仁」為核心的「三綱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統主張，在根本上都有適應了封建專制統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為儒傢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能夠隨時代需要的變化而不斷改變面目。先秦儒家沒有為當時的統治者所接受甚至還遭到了秦始皇毀滅性的打擊，這是由先秦儒家初創時自身的理論缺陷導致的。先秦儒學的內容體系充滿著濃重的、溫柔淳樸的倫理親情色彩，顯得「迂遠而闊於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學」，目的在於通過「正名」恢復「周禮」所代表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會為新興地主勢力所青睞。孟子的「仁政」說，雖已轉到新興地主勢力的立場上，但其「仁政」說是建立在「民為貴」、「君為輕」的基礎上的，過分突出了小農利益，因而也不會得到統治者的贊賞。歷史發展到漢武帝時期，封建國家強盛，這給封建統治穩定創立了前提。為維護大一統的局面，必須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思想體系，儒學隨之有了恢復生機的條件。
�儒家提倡德政、禮治和人治，強調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斷於法」，實行法治，強調暴力統治；道家提倡順乎自然，「無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補性。經過秦、西漢初年的治國實踐從正反兩個方面證明：在動盪年代，軍閥割據，難以用儒家路線實行全國大一統，而法家路線卻能收到這樣的效果；在動盪結束之初，人口凋弊，生產破壞，應該實行道家無為政治，與民休息，以恢復和發展生產；當國家穩定，走上正常運行軌道之後，不能再實行嚴刑峻法的暴力統治，而以儒家路線為宜。三者之間表現出了互相融合趨勢。到了漢武帝時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線為基礎，以法家路線為輔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國封建社會統治思想的基本格局。從此以後，以儒家倫理道德為中心，以法家的嚴刑峻法為輔助，以道家權術政治為手段的法國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國古代的國情，成為歷代統治階級奉行不變的治國圭臬。
�對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認識：西漢前期，封建統治者迫於經濟凋弊、民心思治的社會形勢，以退為進，奉行黃老之學為統治思想，試圖達到無為而治。但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到漢武帝時期開始實行有為政治，統治思想也必然面臨新的抉擇。
�漢興以來，除黃老之學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較活躍並有所發展，景武之際的董仲舒便是西漢儒學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賢良對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統治，也應遵循「大一統」的「常經通誼」，而「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因此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董仲舒從理論上闡明尊崇儒學的思想統治原則，受到漢武帝賞識。隨後武帝採取一系列措施，從而確立了儒學的統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設置儒學五經博士，同時罷免其他諸子博士，把儒學以外的百家之學排斥出官學，史稱「抑黜百家，表彰六經」。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詔批董仲舒、公孫弘建議，在長安興辦太學，用儒家經書教育青年子弟，從此儒學成為官辦學校的主體內容。武帝改造選官制度，規定博士弟子成績優異者可任為郎官，吏有通一藝者可選拔擔任重要職務，還打破常規起用布衣儒生公孫弘為丞相。這樣隨著儒學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與儒學密切結合起來，西漢皇帝詔令和廷議中多稱引儒家理論，司法過程中以《春秋》義例決獄。武帝時遵循儒家思想，舉行封禪、改正朔、修郊祀、定歷數等重大禮制活動，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歷史傳統。
�需要理解的是武帝這一政策與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學獨尊後其它思想學派並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學本身也廣泛吸收了法家、陰陽家等各家學說，統一的思想帶有一定的綜合傾向，因而獲得了成功。儒家興學，把教育、考試與選官結合起來，是武帝的創造，在客觀上促成了重視知識、重視教育的社會風尚，儒家思想逐漸滲透到社會各方面，造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範式。但從本質上看，這仍是一種封建專制主義文化政策。漢武帝運用皇權干預思想學術，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發展，禁錮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違悖了思想統一於真理的規律，有明顯的消極作用。
�如何正確對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對待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態度問題，近代以來一直存在著兩種對立的思想傾向：一是國粹派，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對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國落後的一切根源歸之於文化傳統，主張完全拋棄中國的傳統文化而全盤西化。這兩種觀點都是錯誤的，我們對待傳統文化的科學態度和方法應該是古為今用，批判繼承。但是如何進行「古為今用，批判繼承」呢?我們認為：（1）對哪些在長期歷史實踐中形成的優秀價值原則，可以轉化為時代精神來繼承。例如《周易大傳》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剛健有為精神，《論語》中所提倡的捨生取義、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品質，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歷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獨立人格以及「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憂患意識，《春秋公羊傳》中強調的天下統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轉化為新的時代的。尤其是強調統一的思想傳統，更具有現實意義。（2）對有些內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內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為今天新文化建設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從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民本思想構成了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內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們剔除其封建內核，則可以從人民當家作主的角度來轉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將其發展為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的社會主義觀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題，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仍具現實意義。今天我們仍需要提倡自身修養和為社會主義而獻身的精神。（3）對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必須否定和拋棄。如「三從四德」的女性觀，「天不變道也不變」的自然觀，「別尊卑，明貴賤」的封建等級觀等。
㈢ 試分析儒家文化與商業文化產生的經濟基礎並二者是怎樣融合成為儒商文化的1000
摘要 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同商業經濟互補整合，形成了一種東方特色的商業文化文明，這經世濟民的精神，義利統一、誠信為本、以人為本、以和為貴，仁義禮智信，百善孝為先，體現儒和商的完美融合，這就是儒商精神！
㈣ 經濟發展為什麼能沖擊封建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是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的，歷來強調重農抑商、重義輕利，而資本經濟是重商的，支持商業發展的，重視經濟利益的。所以經濟發展必將沖擊封建儒家思想。
㈤ 儒家經濟思想及其當代意義
儒學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是中國封建文化的主流，散文是其思想的主要載體。儒家散文以文、史、哲相融的形態，以歷史散文與哲理散文的體式，形成於春秋戰國時期，既是時代的產物，又是三代文化發展的結果。它對中國文學的巨大影響，一直貫穿於中國封建社會的始終，給了中國文學發展以強大的內在生命力，使中國文學成為世界上惟一沒有中斷而代代傳承、不斷發展的輝煌的民族文學。回顧中國文學發展史，每當文學步入片面追求惟美歧途時，便有「復古」思潮的興起，以恢復儒學來起衰振弊；每當受到其它思想或外域文化沖擊時，深受儒學影響的中國古代文學往往也能以其特有的開放性、兼容性，來吸收其它思想文化的優秀新質，以適應新的文學發展趨勢。至於從二十世紀初起，中國古代文學全面衰微，這是社會形態大變革的必然。盡管如此，儒家散文的影響始終存在，因為它的許多優質是超時空的，是中華民族文學永遠的精神營養，新的文學建設必須吸收它才能蓬勃發展。
儒家是春秋戰國社會轉型期士階層中的一個主要學派，儒學是王官文化淪落、士文化興起的重要標志。儒學創始人孔子比任何學派都尊重古代文化，他對三代古文獻進行了系統的整理，「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史記·孔子世家》）儒家並沒有隔斷歷史傳統，在三代尤其是西周「德治」思想的基礎上，又提出「仁政」的思想，順應了當時生產力發展、地主階級興起、思想解放、社會轉型的歷史潮流。給當時的社會提供了新的人生觀、世界觀，成為中華民族思想文化寶庫的重要精神財富。儒家的最高人生追求是濟天下，主張擔負起歷史的使命和社會責任，積極投身於社會實踐，立足於現實，以敏銳的觀察與理性的分析，關注形形色色的現實人生，儒家散文從一開始就形成了現實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