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經濟怎麼樣

㈠ 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經濟特點

抗日戰爭爆發以後，大批工礦企業和國民政府遷往以重慶為中心的西南大後方地區，許多金融機構和政府財政機構也隨之遷入。內遷的金融機構不僅帶來了大量的金融資本內遷，而且帶動了後方地區金融業的較快發展；內遷的政府財政機構，面對戰時的局面調整了財政稅收政策，力圖開源節流，對經濟事業的投資也集中於後方地區。與此同時，金融機構和政府財政的實業投資意識進一步提升，金融業與工商業的互動關系也進一步增強，從而為後方工商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重要資金支撐作用。

一、金融資本的內遷

資金是工礦企業運轉和進一步發展的必備因素，廠礦的內遷必然帶來資金的內遷。因廠礦內遷而帶來的資金內遷，除了廠礦自有資金的內遷外，其主要表現之一是大量金融機構及其資金的內移。

戰前，西南、西北地區工業落後，社會資金短缺，金融業處於十分薄弱的狀態。川、康、滇、黔、陝、甘、寧、青、桂，以及重慶等9省1市，只有20家銀行，分支行也只有232所。其中四川省（含重慶）數量較多，有總行13家、分支行110所（包括中央、中國、中國農民、金城、江海5家外地銀行的分行）；陝西和廣西2省各有2家銀行和48、42所分支行，其餘各省微乎其微。[1]金融資本也相當薄弱，如雲南約為1 000多萬元，廣西約為1 100萬元，就是銀行比較集中的四川省的13家總行亦只有1 577.7萬元；整個西南地區約5 700萬元。[2]

從1938年起，西南地區的金融業進入了大發展的階段。首先是沿海沿江地區的不少銀行在西南地區設立總行和分支行。如中國、交通、農民、中央(以下合稱「四行」)等國家銀行的總行隨著國民政府的內遷而內遷。廣東、湖南、河北、福建、湖北、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等的省銀行，都在重慶設立分支行或辦事處。有不少民營銀行亦為保全資產和受廠礦內遷的影響，或將總行遷向內地，或在內地增設分支機構，其中重要的銀行有：中國實業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四明銀行、中國通商銀行、金城銀行、中國國貨銀行、浙江興業銀行、中南銀行、鹽業銀行、大陸銀行、新華信託儲蓄銀行。[3]這些內遷銀行中，4家國家銀行隨著總行的內遷，其資本也全部內遷，其餘銀行雖然沒有把全部資本內遷，只是劃撥部分資本作為分支行的運營資金，但它們所擁有的資本無疑是它們的後備財力。

其次是西南地區當地的銀行業也在內遷銀行和廠礦的帶動下迅速發展起來。在1938-1940年間，西南5省就新設銀行8家、分支行355處。其中，四川176處，重慶45處，雲南43處，貴州15處，廣西51處，西康25處。[4]到1941年6月，西南和西北後方地區的9省1市已有銀行72家，其中當地新設的7家，連此前新設和舊有的共計37家，內遷的約35家。同時，分支行也大幅度增加，新舊合計達到692所，其中中央、中國、交通、農民4行，設立分支行229所；7家省銀行設立分支行268；61家商業銀行設立分支行195家。[5]到1945年8月，西南5省的銀行業更發展至總行255家、分支行1320所。西南和西北9省的銀行業則有總行318家，其中民營銀行107家；分支行增至1 641所，其中民營銀行的分支行524所，比戰前9省的總行數和分支行數分別增加了13.45倍和7.07倍。就包括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廣東、河南、綏遠、新疆等10省未淪陷地區的整個後方而言，則有總行426家，其中民營銀行115家，分支行2 575所，其中民營銀行的分支行595所，大大超過戰前全國（不包括東北）的164家銀行和1 332所分支行。

㈡ 抗戰期間物價暴漲有多恐怖

導語：陳誠說，「吃軍糧者達七百二十萬人」，但「如經核實整編，能有三百萬可戰部隊就很不錯。」

抗戰八年，大後方法幣數量增加了400倍，物價翻了1800倍
眾所周知，中國在抗戰期間發生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究其原因，1944年孔祥熙在給美國駐華大使高斯的備忘錄中，有所解釋：「中國物價上漲之主要原因，系因抗戰已七載，軍需浩繁，物資日漸缺乏，供應未能適應，加以國際路線阻斷，運輸困難，國內經濟情況，益形艱困。」
孔氏之言乃是實情。抗戰爆發後，華北、華中、華南這些經濟發達地區就相繼淪陷，中國損失了絕大部分工業，以及半數以上的農業。至1942年滇緬公路被日軍切斷，中國幾乎喪失了所有對外交通通道。1944年的進口量比1941年降低78%, 僅為1937年中國總進口量的6%。

①供需失衡，必然導致物價上漲。與此同時，市面上流通的法幣急劇增加。七七事變前的1937年6月法幣發行總額為14億元，至1939年4月翻了一番，達28億元，1941年底增至151億元，1944年底為1894億元，到抗戰結束時的1945年8月，法幣發行額已是5569億元。

②八年間，法幣數量增加了400倍。
在這種情況下，大後方物價水平持續走高。如將1937年上半年大後方的物價指數定為100的話，1939年為213，1941年為1294，1945年則是184455

③。這意味著，八年來後方物價翻了1800多倍。用一個具體的例子來說，桂林熟鹽在1937年時為0.117元/市斤，1939年漲至0.369元/市斤，約增長了3.15倍。1944年已是32.659元/市斤，相當於1937年的279.14倍。

④通貨膨脹問題在戰後也沒有得到解決，以至1948年某工廠在發薪日要准備堆積如山的法幣。

㈢ 抗日戰爭中中國死傷人數中國直接經濟損失多少億美元中國間接經濟損失多少億美元

根據1953年全國第一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數據，結合民國時期人口發展相關指數，對1937年及1945年中國人口實際保有的可能數進行了逆測，並由此做出中國抗戰時期人口損失的總體估計：中國抗戰期間的直接人口損失累計約為2062萬人，合可累計之戰爭直接傷殘人口，軍民傷亡最低限為3480萬人。

直接經濟損失（摺合當時價位）超過5000億美元，間接損失不計其數。

PS：損失中包括：政府損失黃金21000噸，民間超過10000噸。文物400餘萬件（其中書畫300餘萬件、玉石類，金屬類，木器類超過100萬件），銅礦150萬噸，煤炭超過10億噸，鐵礦1.8億噸，銀礦2萬噸，銀元2.5億枚，糧食3億噸，面紗10億錠，家畜4.8億只，被毀房屋超過3億間……

㈣ 抗日戰爭對當時人民以及人民生活的影響

抗日戰爭對當時人民以及人民生活的影響：
抗日戰爭是一場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日本侵華對於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飢荒、人身侵略等構成了人民生活中的林林總總。
（一）戰爭導致農業水平大幅下降
抗戰八年全國經濟發生了滄桑巨變。在淪陷區，日軍為加強對重慶政權的經濟封鎖和推行「以戰養戰」的方針，對農產品及其他物資實行嚴格的管制，對一些重要物資進行赤裸裸地掠奪和搜刮，使得全國的農業、工商業、交通運輸、文教衛生等方面均遭受了巨大的損失，現代化進程受到嚴重窒礙。
抗戰時期，日本人還先後佔領我國金礦要地，把娃金川挖出來的金子製作成金磚，一周左右用軍車武裝押運走。
抗日戰爭百姓徵兵導致家中缺少勞動力，農業方面糧食產量下降，間接對百姓家庭生活造成了負面影響。比如廣西的大批男子開赴前線引起了家中勞動力的嚴重短缺，從而導致農產品產量下降。
(二)日偽政府下多種政策對經濟的影響

在農業政策方面，滿洲國壟斷糧站，設置交易市場。對老百姓而言，壟斷糧站一開始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不良商販低價買入，高價賣出的高盈利商業行為；但統制下的不自由糧食交易，糧食價格過分壓低，靠糧食買賣收入彌補不了生活支出，農民甚至棄農。
在學校政策方面，從1942年下班學期開始對在一個食堂吃飯的兩個系的學生分細糧與粗糧不同配給（這里的兩個系指的是日本學生和中國學生）。
在商人政策方面，政府施行統制政策。如此政策導致的結果是開業商店逐年減少，停業的卻逐年增加，商人處境不甚樂觀。
在稅收方面，政府施行高稅收。尤其在1937年日中戰爭爆發後，「滿洲國」政府推行國家至上的增稅政策。
（三）淪陷中各個行業的運營狀況和百姓生活水平
1937年北平淪為日本佔領區，在積極生活中日軍以北平作為」大東亞戰爭」的後方和」兵站基地」，侵吞，霸佔北平企業，瘋狂地掠奪工資資源，是北平人民深陷水深火熱之中。
1938年宣告成立偽」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發行連銀券禁止銀元流通，設立「北支開發株式會社」1940年控制了煤鐵、鹽、棉花等生活用品的流通。1939年北平發生糧荒，偽政府執行糧食的配給制度。
由於市民的貧困化，最為興旺的行業為典當行業，據調查，全市有典當行業87家，全年贏利502684元，只有4家虧損，內城越繁華的地段，典當行業越多，這一現象說明北平人民依靠典當來維持生計。
物價飛漲，使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出版家張元濟先生1944年給友人限制提到：今年物價增長10倍，小職員、工人、苦力都掙扎在飢餓的線上，我們的生活也非常拮據。
日本對工人實行了殘酷的剝削，工資難以維持生計，即使最高工資的工人，溫飽也成問題。處於中等中小學教師的工資在物價飛漲的時期也難解決一家溫飽。小工一般衣不蔽體，居無定所，一旦陰雨天氣，久病不愈。北平百姓為填飽肚子，常常在大半夜寒冷的冬季披著棉被去排隊，等待著第2天上午買玉米面。有人還冒著生命危險去張家口，宣化換北京一些低價的小米、土豆等雜糧，春天還有人氣挖野菜充飢。
日偽時期北平物資嚴重匱乏，物價飛漲，市民基本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衛生無人管理，垃圾日積月累，各街巷與住宅積存垃圾160萬噸以上，城內積水橫流。北平淪陷後，人口死亡率上升，1943死亡率高達21%出生率急劇下降，從1940年以後一直在10%左右，尤其1944和1955年，分別為5.5%和6.7%。
究其原因，主要是生存條件惡劣，物價飛漲，工資不能維持基本生存，工作環境惡劣。通過上述的物價，工資和生命指數的數據，說明人民在日本的剝奪和欺壓下，生活在水深火熱中。

㈤ 抗戰時期，雲南經濟並不發達，為何滇軍的裝備卻十分精良

八年全面抗戰中，位於西南邊陲的雲南，總計徵兵高達38萬人，先後四個整軍出征抗日，累計傷亡10萬餘人。這個數字，還不包括參加中央軍的雲南子弟兵。

而且，最為難能可貴的是，出征抗日的滇軍裝備精良，戰鬥力強勁。幾乎清一色法式武器的滇軍，裝備比之大部分抗日軍隊更為先進，甚至比中央軍也絲毫不弱。因此，滇軍也成為抗戰軍隊中最為精銳的一批部隊。

滇軍

第四，來自於其他方面的收入。雲南在整個抗戰期間一直處於半獨立地位，財政也相對獨立，這使得雲南的經濟相對寬裕。同時，通過實行紙煙專賣、種植販賣鴉片、對外出口礦藏資源、成立銀行、發行新滇幣等諸多手段，使得雲南的財政收入一直位居全國各省前列。這些財政收入，最終也成為滇軍的有力支撐。

㈥ 二戰前中國的經濟狀況如何

蘇聯是二戰時期軍事實力最強盛的國家,蘇聯是世界第二工業國,蘇德戰爭初期其GDP達433億美圓,軍隊人數任何時期一直維持在600萬人以上二戰末期達到了鼎盛的1200萬人,這可以說是世界歷史上最龐大的軍隊了,二戰期間蘇聯共生產了10.8萬輛坦克和自行火炮,但有近7萬輛在戰爭中被擊毀,蘇聯強大的生產能力及時的補充了這些損失

近現代的中國，無論是北洋政府的「黃金時期」，還是國民政府時期的「黃金十年」，中國的經濟建設雖是略有長進，但經濟基本面滿目「硬傷」，金融風暴頻發，惡性通脹失控。金融史學家洪葭管先生曾總結在近代歷史上，舊中國金融風暴就有十次之多。1866年在美國南北戰爭期間因世界棉業危機引發的金融風潮、1883年因倒賬嚴重爆發的金融風潮、1897年因高息攬存釀成的貼票風潮、1910年橡皮股票風潮、1911年因清朝滅亡政局變更票號集中倒閉、1916年中交停兌風潮、1921年信交風潮、1934－1935年白銀風潮、1947年黃金風潮和1948－1949年的法幣、金圓券崩潰危機。【洪葭管.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從中國近代金融風潮談金融危機[N].上海金融報，2008年7月21日。】而發生在解放前國統區的惡性通脹是20世紀出現過的兩次最為著名的惡性通脹【另一次則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這兩次通貨膨脹都被作為惡性通貨膨脹的典型例子載入史冊。1923年德國的紙幣馬克流通量達到496×10^18的天文數字，價格指數由1922年1月的100上升到1923年11月的10^13。賀水金：論國民黨政府惡性通貨膨脹的特徵與成因[M].上海經濟研究1999(06).67-71.】，1949年解放前國統區金圓券的發行量摺合法幣高達2，038，374，000，000億元，上海的物價總指數由1937年6月的100上升為36，366×10^11。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中國東部地區工業重地和金融中心步步淪陷；抗戰勝利之後，國共內戰一打又是四年，「黃金時期」和「黃金十年」苦心經營的經濟成果統統化作炮灰，新中國是在戰爭廢墟上重建國家。

㈦ 抗戰時日佔區的的經濟及社會生活、政治等方面如何

經濟比別的地區好多了.但是生活很政治常常受侵略者壓迫

㈧ 抗戰時期，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如何原因是什麼

抗戰時期，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如何？原因是什麼？
中國經濟 經濟 中國

㈨ 抗戰時期，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情況，影響因素，事件等。

抗戰時期中國民族資本受重創，普遍西移，為中國經濟的戰後重建休養生息。

㈩ 中華民國時期的經濟如何

中華民國經濟：據約翰·K.張的研究：在1912—1949年期間，平均增長率為5.6％；在1923—1936年期間，平均增長率為8.7％；在1912—1942年期間，平均增長率為8.4％，但1937－1949年的戰爭期間，人均產出和人均收入可能還是顯著下降。換而言之，在全面抗戰爆發前，中國現代工業和礦業實現了8—9％的高速增長。民國時期的經濟發展大致可分為農業、現代工商業及影響交易效率的交通運輸業和金融業幾個部分來說。
一、民國的農村經濟
民國時代的土地制度由於1930年土地法的頒布而較清末更為成熟。但由於缺乏長子繼承權，戰亂連綿，制度化的土地市場仍不發達，所以每戶土地分割為很小的數塊。1910年戶均土地為2.62公 頃 ， 1933年為 2.27公頃。民國時土地所有權分布雖然不平均，但比其它落後國家要平均，73％的家庭平均每戶擁有15畝地，他們的土地佔全部土地的28％，而5％的家庭戶均擁有50畝以上的耕地，占總耕地的34％。民國時期資本主義式的僱工租地大規模商業化農業經營並不普遍。
1930年代，50％的農業人口與租佃制有關，30％的佃農耕作的土地完全是租佃的，20％以上的佃農耕種自己的土地同時租佃部分耕地。但是整個民國時代，財產權由於民法、土地法、公司法的通過和實行而逐漸現代化。清末政府可任意侵犯財產的行為成為非法，中國傳統的佃農的永佃權概念，及地主賣地後永遠可以以原價贖回土地的概念都被現代土地自由買賣概念和司法案例所代替。民國時期的中國農村保持著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基本自給自足的農村人口占人口的75％，農業產出占產出的65％。捲入較高分工水平的人口，主要是大中城市人口，只佔人口的6％。
二、民國商業、交通運輸業、金融業
民國時期的農村，雖然基本是自給自足的，但專業商人在商業發達的城市和沿海地區比一般落後國家要發達，這被稱為商業資本主義或原始資本主義。上海、寧波沿海地區與長江流域其它地區的國內貿易和主要在最終消費品生產中的分工是這些商人的主要生意。
長江流域的絲織業中已有相當發達的商人與手工業者之間的計件外包制。政府於1929－1930年擺脫了固定的關稅額必須償付戰爭賠款的束縛，完全獲得關稅自主權，增加了關稅率。30年代政府也收回一些租界，但收回租界的經濟效果是負面的。1930年進口稅從銀本位改為金本位，1928年鹽稅統一於全國財政系統，各種苛捐雜稅統一成中央政府的稅收及地方政府的土地稅，1933年統一貨幣，幾乎停止使用銀兩，1935年政府用外匯儲備為支持建立起現代化紙幣制度，銀兩完全被禁止用作貨幣。官方的中國中央銀行、中國銀行(601988,股吧)、交通銀行(601328,股吧)，正式發行了紙幣，政府開始試行年度預算，稅收和財政報告制度都大大改進。現代政府債券制度也於1931－1932年發展起來。債券主要由國家政府銀行及上海私人銀行購買。
國家政府銀行同時發揮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的功能，官商不分，使貪污和國家機會主義行為制度化。大私人銀行通過與四大官方銀行的人事交叉安排，也使官商勾結等壞資本主義的特色出現。但是與1949年以後的制度相比，私人銀行業在民國時期相當自由和發達， 1928－1937年間，共有160家私人現代銀行建立，它們擁有1,597個分支機構。現代銀行資本從1928年的1.86億元增至1935年的4.47億元 ， 存款從11.2億增至37.8億元。但由於四個官方銀行的壟斷地位，相當大的金融資源主要用來為政府提供統一戰爭的軍費，用於提高交易效率的公共設施建設的比重太小，四大政府銀行由於官商不分，也不能按市場競爭的規律有效地支持有利可圖的經濟發展。
現代金融和紙幣制度的發展，可以大大提高交易效率，因而促進分工的演進，提高全社會的生產力。但是由於中國還沒有真正統一，1928－1937年中央控制的財政收入70％用於統一戰爭，而中央對地方財政的控制在1929年只到達浙江、江蘇、安徽、江西和河南五省。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出於1931－1936年間只佔國民收入的3.2－6％，大大低於美國政府1929年的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