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稅政策如何助力實體經濟

Ⅰ 國家如何扶持實體店

法律分析：國家扶持實體經濟的方法有積極推進實體經濟的發展、適度發展虛擬經濟、完善監管體系和制度建設。

1、如果沒有實體經濟的支撐，金融資產投資和交易的回報就沒有堅實的基礎，而目前國有經濟發展中普遍存在著產品結構、技術結構、產業結構等不合理、資本嚴重固化、缺乏流動性的問題。因此我們需要對行業布局、地區結構以及國家所有制進行調整，努力推進現代企業制度，要使國有資本活起來，在流動中優化配置，充分發揮其對實體經濟的貢獻。

2、應通過政策性扶持、鼓勵民間風險投資等多種方式，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加快科技成果的產業化進程，以技術商品化為特點、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加快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升級，促進實體經濟的穩步發展，為虛擬經濟的發展提供充分的保證。

3、應當借鑒西方國家金融創新的經驗，積極探索虛擬資本的新形式以及虛擬資本交易的新技術，促進實體經濟的貨幣化和資產證券化發展。在增強防範和消除市場投資風險的同時，把開發具有避險和保值功能的各種衍生工具作為虛擬經濟創新發展的重點。

4、應加強對銀行資本充足率、資產流動性、風險管理的監督，建立公眾監督、輿論監督機制。同時要規范證券市場的操作，加強對國際游資的管理，監控金融衍生工具的虛擬和投機。要有步驟、分階段地推進虛擬經濟各層次的發展，審慎有序地開放金融市場。

法律依據：《關於實施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所得稅優惠政策的公告》

第一條 對小型微利企業年應納稅所得額不超過100萬元的部分，在《財政部 稅務總局關於實施小微企業普惠性稅收減免政策的通知》（財稅〔2019〕13號）第二條規定的優惠政策基礎上，再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

第二條 對個體工商戶年應納稅所得額不超過100萬元的部分，在現行優惠政策基礎上，減半徵收個人所得稅。

Ⅱ 如何科學利用財政貨幣政策宏觀調控經濟新常態

一、適應新常態的宏觀調控格局正在形成
兩年多來，黨中央全面認識與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創新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把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有機結合起來，在保持定力的同時主動作為，推進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新常態下宏觀調控的主要特點是：明確政府調控的基本區間，通過深化改革開放、推進結構調整、激發創新活力等方式，加強經濟穩定發展的內在動力。
實施區間調控和定向調控，保持經濟平穩運行。中央確定經濟運行的合理區間，把穩增長、保就業作為區間的下限，把防止通貨膨脹作為區間的上限。只要經濟運行不滑出合理區間，就保持宏觀政策基本穩定，把政策著力點放在定向調控上，有針對性地解決經濟運行中的突出問題。在區間調控的思路下，我國堅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出台結構性減稅、普遍性減費、定向再貸款、定向降息和降准等措施，加大對「三農」、小微企業等實體經濟和中西部地區支持力度，促進了經濟的協調較快發展。2014年我國GDP增速為7.4%，季度波幅只有0.2個百分點，城鎮新增就業人數達1300萬人，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增幅為2%，較好地實現了經濟發展的預期目標。
不斷深化改革開放，增強經濟發展活力和動力。以簡政放權為切入點，推進重點領域改革開放，擴大市場配置資源的范圍和作用。圍繞投資和生產經營領域，陸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修訂政府投資項目核准目錄，大幅縮減核准范圍。改革商事制度，變先證後照為先照後證，改注冊資本實繳制為認繳制，形成了新的創業就業熱潮。在此基礎上，有重點、有步驟地推進財稅、金融、投資、價格等改革，創新投融資機制，推行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PPP）等方式，激發了民間投資積極性。同時，以擴大開放倒逼深化改革，積極推動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試點，探索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形成了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制度創新成果，並推陳出新在廣東、天津、福建等進行新的試點。開放與改革的相互促進、相互帶動，有力地提升了市場主體的活力，增強了經濟發展的動力。
加大結構調整力度，促進經濟提質增效升級。主要包括：推進農業現代化建設，進一步穩定農業發展，實現糧食增產和農民增收；創新財政稅收等政策措施，推動電子商務、旅遊、養老、健康、文化、體育等服務業發展，拓展居民消費領域；加快發展新能源汽車、移動互聯網等戰略性新興產業，釋放新產業、新業態的發展潛能，培育壯大新的增長點；加快淘汰落後產能，嚴控工業新增產能，努力化解產能過剩矛盾，同時加強節能減排工作，努力緩解資源環境壓力；著力推動「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和長江經濟帶建設等戰略的實施，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打造新的經濟增長極。這些措施，把短期宏觀調控與中長期發展結合起來，有效推動了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的提高，實現了新常態下經濟的穩定發展。
二、充分認識新常態下穩增長的重要性
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之後，面臨的最大風險就是經濟出現失速，引發就業、財政、金融等領域的劇烈波動。當前，我國經濟增速下行壓力較大，既有發展階段變化的原因，也有短期因素的影響。穩增長已成為新常態下搞好宏觀調控的關鍵和基礎。
這是應對周期影響的需要。根據研究，現階段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仍在7%—8%，但如果忽視周期性因素影響，可能把年度增長率拉低1—2個百分點。主要原因是：國際經濟的周期影響仍在延續，世界經濟復甦緩慢且在低位波動，國際貿易增長持續低於經濟復甦進程，制約中國的外需和出口；國內房地產市場進入周期性調整，對投資、消費和相關產業發展帶來較大沖擊；尤其是製造業調整、地方經濟轉型、環境污染治理等周期同步，都會對我國經濟產生不利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採取調控措施對沖周期性因素的影響，短期內有利於經濟和社會穩定，從長期看也不會背離潛在增長趨勢。
這是穩定市場預期的需要。當經濟增速出現下行趨勢，悲觀預期可能會加大下行幅度，使經濟滑出正常運行軌道。主要問題是：悲觀預期會影響企業投資意願，使投資者進入收縮、觀望狀態，並在市場上產生連鎖反應。政府出手進行調控，有助於穩定和引導預期，增強投資者的信心。特別是在現行經濟體制下，地方政府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力強，民間投資與政府行為關聯度高，能否穩定各方面預期，引導市場投資走向，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很大，絕不能低估和忽視。
這是維持就業穩定的需要。當前我國經濟增速下滑，但就業問題還不突出，新增就業人數還在增加。主要原因是：近幾年服務業的比重上升，使產業運行和增長的就業密度提高；同時，也有國有企業維護社會穩定的因素，不少國有工業企業減產不減員，企業內部冗員現象比較普遍。即使這樣，每年仍有許多大學生、研究生難以找到合適的工作崗位。如果經濟增速下滑幅度加大，就業矛盾就可能集中爆發。只有通過改善宏觀調控，使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才能保持社會就業相對穩定。
這是防範債務、金融風險的需要。經濟增速下滑，一方面使企業經營效益下降、負債率上升，虧損企業增多；另一方面使政府財政收入增長放緩，收支矛盾顯現，地方政府性債務負擔加重。房地產市場的深度調整，又進一步加大了以上兩方面的壓力，使產能過剩行業和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上升。當經濟下行超過一定臨界點，部分工業企業和地方政府將可能出現償債違約問題，甚至引發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對經濟和社會穩定帶來較大沖擊。從這個角度看，使經濟增長保持在合理區間，是防範債務風險、保障金融安全的重要基礎。
這是為調結構、促改革創造有利環境。從長期看，經濟增速回落有利於促進市場競爭，迫使企業加快調整結構和轉變發展方式。但從短期看，如果增速下行幅度過大，滑出合理區間，各個方面「起火」、「漏雨」的事就會大量增加，企業和政府不得不花很多精力去「救火」、「防漏」，連正常過日子都成問題，哪有能力去調結構、轉方式？同時，推進改革必然面臨許多新的障礙和困難，不穩定、不確定性因素明顯增多，也需要一定的經濟增長進行支持。因此，促進經濟適度增長和有序運行，是有效推動調結構、轉方式的必備條件，也是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的基本環境。
三、著力創新宏觀調控的思路和方式
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要圍繞經濟發展新常態的主要特點，針對新時期的新問題、新矛盾，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著力創新宏觀調控的思路和方式，更好地把化解短期矛盾與解決中長期問題結合起來，在應對挑戰中抓住新的發展機遇，推動經濟行穩致遠。
堅持面向經濟新常態確定增長預期目標。在新常態下，宏觀調控的難點在於如何確定一個兼顧各方面的增長預期目標，使其與就業、通脹、國際收支等目標相適應。這一增長預期目標，包括年度目標和五年規劃目標，既要順應發展階段轉變的趨勢，有利於經濟結構調整與增長動力的轉換；又要體現反周期特點，有利於穩定和引導市場預期。當前，創新宏觀調控思路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科學確定並適時調整增長預期目標，加強預期目標對市場微觀主體和地方政府行為的導向作用。
堅持以經濟運行合理區間為目標實施宏觀政策。新常態下的宏觀政策，要針對經濟運行中過剩與短缺並存的狀況，把化解總量矛盾與解決結構問題結合起來，從改善產業、城鄉、區域等結構問題入手拓展市場空間，增強供給對需求的引導、帶動作用，實現以調結構促進穩增長的效果。財政政策要保持積極有效的取向，在推進結構性減稅的同時擴大薄弱環節投資，增加交通、水利、能源、生態環保、社會事業等投資，特別是加快中西部鐵路等基礎設施建設，加強政府投資對社會投資的帶動效應。貨幣政策要保持穩健靈活的取向，釋放積極有效信號，改變市場通縮預期，扭轉需求收縮的趨勢。靈活運用數量型、價格型政策工具，做好預調微調，促進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平穩增長，緩解融資難、融資貴矛盾，支持實體經濟轉型發展。同時，加大金融監管力度，著力防範和化解系統性、區域性風險。
堅持依靠深化改革提升發展活力和動力。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使新常態下的改革更好地為發展服務。一是搞活民間投資。深化對內外資的開放舉措，全面改善社會投資環境，掀起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熱潮，激發經濟內生動力。二是搞活金融機制。推動資本市場健康發展，擴大債券、股票等直接融資，提高民間股權基金、產業基金比例，為實體經濟注入新活力。三是搞活城鄉關系。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試點，多措並舉破解建設資金難題，加快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帶動城鄉協調發展。四是搞活國有經濟。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加快國有資產管理向以管資本為主轉變，發展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投資公司，帶動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提升國有經濟的活力和效率。
堅持推進經濟結構優化和增長動力轉換。保持好穩增長與調結構的平衡，加快增長動力的轉換。積極有效推進結構調整，在穩外需基礎上擴內需尤其是消費需求，保持適度的投資規模和增速，促進長期消費率穩步上升；在穩農業基礎上推動工業和服務業發展，使工業保持中高速穩定增長，促進工業和服務業協調運行，持續提高服務業比重。以加快增長動力轉換為目標，推進企業制度創新、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市場創新，大力發展高技術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各種新興業態，運用先進適用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推動中高端技術應用、中高端產業擴大和中高端經濟發展，加快經濟增長以要素驅動為主向創新驅動為主的轉變進程。

Ⅲ 財稅政策如何發揮應有作用

財稅政策的作用包括：

1、稅收政策具有乘數作用。稅收乘數是指由於稅收政策引起的國民經濟變化量同稅收變化量之間的比率。由於政府征稅會造成納稅人的經濟負擔，稅收對於國民收入而言是一種收縮的力量。
2、稅收政策具有個人收入調節作用。稅收的個人收入調節效應是指，政府按照社會公平原則要求，改變和調整個人收入的市場分配結果，促進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
3、稅收政策具有自動穩定器作用。稅收政策的自動穩定器效應是指，在既定的稅收政策下，累進的稅制會隨著經濟的發展自動進行逆向經濟調節，以減緩經濟的波動。
4、財稅政策具有控制赤字、增收節支、推進改革、調整結構的作用。

Ⅳ 經濟發展的稅收建議

稅收來源於經濟，又服務於經濟。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單元，實體企業與稅收相生相伴，相互作用，構成經濟發展共同體。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追求經濟效益，關心的是稅負的輕重；稅收追求管理效能，關心的稅收了多少。當前，我國實行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政策，經濟主體多元化，經濟稅收效益不盡相同。近幾年來，由於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實體經濟面臨困難較多，企業感到稅負偏重，要求減輕稅收負擔的呼聲很高；國家也出台了系列減稅降費優惠政策，尤其是「營改增」政策，極大地降低了企業稅負，但企業對減稅降負仍有預期。

究其原因，稅收優惠政策制定與執行存在問題。一是「擠牙膏」式的政策出台，使政策效果打折。近幾年財稅部門多次調整稅收優惠政策，加大優惠力度，其目的是為減輕企業負擔。但事實上，這種「擠牙膏」式的政策調整，會使政策刺激力度在打折扣。同時，稅務機關為執行調整後的政策，要調整征管系統，培訓機關稅務人員，增加征管成本。二是享受稅收優惠政策成本較高。企業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的前提條件是要有相對完善的財務核算制度，但部門企業財務並不健全，沒有完善的財務核算制度，享受稅收優惠政策還需要聘請會計師事務所幫助整理或編制相關財務信息，增加了納稅遵從成本。很多企業放棄享受稅收優惠政策。三是稅收優惠政策引起企業間稅負不公平。

首先，增值稅起征點的稅收優惠政策不合理，導致企業間稅負不公平。這種不公平主要體現在臨界點附近的納稅人稅負差距較大。根據國家相關稅收政策，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月銷售額或營業額不超過3萬元（含3萬元）的，免徵增值稅。因此，月銷售額為30000元的納稅人由於未超過起征點，可全額免稅，而月銷售額為30001元的納稅人因超過起征點，則要按相應稅率全額納稅。其次，不同組織類型適用不同的稅收優惠政策，導致企業間稅負不公平。這種不公平表現在所得稅方面。按照我國現行所得稅政策，實行查賬徵收的個體工商戶、個人獨資企業和合夥企業的生產、經營所得按5%—35%的超額累進稅率徵收個人所得稅，且沒有稅收優惠，與企業所得稅的政策存在較大差異。經測算，當應納稅所得額低於37500元時，個人所得稅稅額低於企業所得稅稅額；當應納稅所得額高於37500元時，個人所得稅稅額高於企業所得稅稅額。四是固定資產加速折舊優惠的力度不大。按現行稅收政策，企業能否採用加速折舊，應判定其是否屬於小型微利企業，即企業年應納稅所得額不應超過30萬元。但在計算企業年應納稅所得額時，固定資產是否加速折舊會對其產生影響。年應納稅所得額與加速折舊政策之間相互影響，不便於企業財務核算和納稅申報。同時，也會影響政策的惠及范圍和執行效果。

針對實體企業發展中存在的稅收問題，筆者建議：

完善相關稅收優惠政策。 一是在政策制定方面，加大減稅力度，並爭取能夠一步到位，盡量減少政策的調整頻率。二是從當前小微企業會計核算水平及稅收征管的現實出發，適當降低對小微企業財務核算的要求，減少小微企業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的成本。三是進一步統一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和一般納稅人在政策、征管和服務方面的標准，統籌考慮自然人和法人的所得稅優惠政策。四是針對增值稅起征點臨界值附近的納稅人稅負差距較大問題，可將起征點改為免徵額。對月銷售額未達到一定數額的不征稅。五是加大固定資產加速折舊優惠的力度。在預繳企業所得稅時，不考慮年應納稅所得額是否超過30萬元，企業只要符合小微企業在行業、資產總額、從業人數方面的其他標准，就允許享受固定資產加速折舊；在企業所得稅匯算清繳時，若固定資產加速折舊後年應納稅所得額不超過30萬元，則不作納稅調整；若超過30萬元，則不能享受加速折舊優惠，需要就加速折舊的部分調增年應納稅所得額。

嚴格落實稅收優惠政策。一是加強減免稅政策宣傳和政策執行到位。進一步完善稅收優惠政策的宣傳、輔導機制，加大對納稅人和全社會的普及宣傳力度，有效規范和提高納稅人稅收優惠政策的適用程度和減免稅核算水平。同時，做好回訪服務。對享受稅收優惠的納稅人，無論是報批類，還是備案類，實行定期回訪制度,提供優質服務，了解稅收優惠政策執行情況，及時解決優惠政策執行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二是嚴格執法，落實減免稅執法責任和監督。大力完善減免稅公示機制，加強減免稅的社會監督，對減免稅事項及時進行公示，通過社會監督來有效提高減免稅審批事項的真實性、准確性和審批工作的公開度、透明度，促進減免稅管理的公平、公正、公開、和諧局面的逐步形成。著力抓好一案雙查工作，對於稽查部門在進行稅務稽查的同時，重點檢查享受減免稅的納稅人是否按規定的程序報批或備案，資料是否齊全進行嚴格的檢查。紀檢監察部門對稅務機關和稅務人員擅自減免稅違紀行為進行檢查，管理員有違紀行為的堅決查處，加大稅收違法案件一案雙查力度，確保稅務機關和稅務人員依法加強稅收優惠政策的全程管理。

建立並完善銀稅聯動徵信系統。完善的小微企業徵信系統是市場識別優質小微企業的重要保障。加快建立並完善銀稅聯動徵信系統，可以降低小微企業參與市場融資的門檻，減少融資成本。銀稅聯動徵信系統可以將企業的納稅情況與貸款額度結合起來，如果其小微企業能夠按照規定按時、足額繳納稅款，則該企業的信用較好，銀行等金融機構可以適度調整該企業的信用額度。另外，納稅額度越高的小微企業相應也可以獲得更高額度的貸款。

Ⅳ 從公司法角度談如何振興實體經濟

振興我國實體經濟需採取以下八大舉措。
第一，切實保護產權，培育企業家精神，穩定企業家的市場信心和預期。
切實保護產權，特別是保護企業家財產權，保護企業家，使他們發揮出聰明才幹，帶領企業更好發展，對擴大民間資本投資、提升實體經濟發展後勁意義重大。為此，應在全社會培育和形成愛護企業家、尊重企業家的良好社會氛圍，從法律上充分肯定企業家的貢獻，保護產權，重視法制，建立健全正面褒揚、超額激勵成功企業家的長效機制，助力實體經濟再創輝煌、再攀高峰。特別是，要積極引導企業家提升創新發展能力，聚焦於技術研發，加快產品和服務的升級換代，提供新供給、改善供給質量和結構。
第二，提高實體經濟資本回報率，從根本上解決資金的「脫實向虛」問題。
實體經濟是國民經濟的重要基礎，然而，近些年我國卻出現了部分資金「脫實向虛」的問題，嚴重干擾了實體企業的健康發展、扭曲了資源配置、加劇了產業空心化風險、擾亂了金融市場秩序乃至拖累經濟發展。
資本為什麼會脫實向虛？根本原因在於實體經濟的投資回報率太低。隨著我國進入新常態階段，利率市場化和金融自由化改革不斷深化，實際融資成本逐漸上升或維持高位的同時，實體經濟資本回報率逐步下行。資料顯示，2015年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平均利潤率已經降至5.59%，低於實體經濟融資成本。
與實體經濟步入疲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金融業的平均凈利潤達到30%，房地產業利潤也很豐厚。利潤率差異如此之懸殊，其結果必然是：一方面，企業不願意投資和經營實業，更願意投資和經營金融與房地產業；另一方面，金融業甚至房地產業也願意把大量的資金配置到收益率更高的信託、證券、保險等虛擬部門，而對實體投資意願不強，由此就陷入「實體經濟不實（實體經濟的產業部門生產率低下），虛擬經濟太虛（金融脫離實體經濟，泡沫化成分高）」的惡性循環。
因此，無論是從根本上化解我國金融風險角度考慮，還是著眼於大力振興實體經濟、避免產業「空心化」趨勢，都必須加快供給側改革和金融體制改革，在中長期內努力提升實體經濟資本回報率，使其重新攀升到資金成本以上，以持續穩健的經濟增長來從本質上降低金融風險、化解各個領域的潛在金融風險。
具體而言，提升實體經濟資本回報率的改革措施包括：盡快出台振興實體經濟的長期戰略規劃，努力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投資回報率，促進投資增加，防止資本過度流向虛擬經濟，造成實體經濟空心化；繼續簡政放權，提升政府效率，消除行政壟斷，打破各種玻璃門、彈簧門，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為民間資本釋放更多的事業基金領域的投資機會，激發民營經濟的活力，使市場真正發揮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進一步減輕企業稅負負擔，逐步降低企業承擔的各種制度性交易成本；完善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編制可靠的社會保障安全網；理順中央和地方財政體制關系，重構激勵相容、監督有力的財政體制。
第三，降低實體經濟發展成本，激發企業活力，保持企業競爭優勢，增強實體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
降低實體經濟成本既是短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任務，也是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提高資本回報率的關鍵所在，更是推動企業轉型升級、實現我國經濟提質增效、提升國家核心競爭力和建設強大社會主義國家的必然要求。作為國家層面的長期戰略性舉措，降成本不應局限於簡單意義上的減少成本，而應更加註重從根本上建立科學合理的成本形成機制，促進企業在合理成本負擔的下實現可持續發展。企業成本問題的深層次原因是改革不到位、創新不足，因此降成本的實質就是改革與創新。只有走改革與創新之路，才能逐步建立健全我國實體經濟企業成本降低的長效機制。
為此，從成本構成的角度看，應通過改革與創新的辦法，降低企業顯性成本和隱性成本，包括進一步加大清費減稅力度，積極採取有效措施降低宏觀稅負；完善金融服務體系，推動金融「脫虛入實」，從根本上降低企業融資成本；降低企業人工成本、土地成本以及由高房價帶來的土地租賃成本、用能成本、物流成本，以及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第四，深入推進實體經濟結構調整，以提高勞動生產率為核心加快產業優化升級，重點推動製造業結構優化、產業升級。
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關鍵是提升產業勞動生產率，只有提升產業勞動生產率，才能加快產業升級並帶動經濟高質量增長。為此，一方面，在穩定並適當提升現代服務業比重的同時，高度重視提升其勞動生產率，以更好地滿足消費升級和服務業全球化競爭要求，為我國產業升級提供動力和空間。
另一方面，製造業的技術創新和勞動生產率提升是我國實體經濟發展最重要的環節。技術創新需要更多體制激勵、市場激勵，而不是政府直接干預。政府發揮作用的領域在於完善制度和加強監管。因此，在技術創新上政府應加強激勵性制度設計，建立更為嚴格的管制標准，推動企業技術設備升級，淘汰落後產能，再通過減稅、上市等市場方式激勵「中國製造」轉向「中國創造」。
對於製造業而言，結構優化是製造業科學發展的主線，製造業產業升級是提升國民經濟整體素質、大力振興實體經濟的主要途徑。為此，要通過化解產能過剩與創新驅動兩端發力，實現傳統產業改造升級；不斷優化產業組織結構，促進大中小企業協調發展；優化製造業發展布局，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未雨綢繆，堅決防止低水平、高水平重復建設、資源浪費現象的發生。
第五，推進兩化深度融合，助力實體經濟邁向中高端。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我國製造業的規模不斷擴大，但是製造業整體競爭力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工業化與信息化融合的水平也較低，這些問題的存在嚴重製約著我國製造業整體實力和國際競爭力的提高。信息化和工業化的深度融合是今後經濟社會發展的大趨勢，也是未來各國打造產業競爭新優勢，搶占未來制高點的根本途徑。
當今世界，國際產業格局面臨重大調整，信息技術高速發展，圍繞搶占製造業發展制高點的競爭愈演愈烈；國內產業結構升級和供給結構優化需求迫切，工業領域信息安全形勢日益嚴峻，這些大的背景為未來兩化融合發展迎來了新空間，對兩化融合發展提出新需求，也給兩化融合發展帶來新支撐。同時，兩化融合的深度推進，也為製造業的創新與發展創造了契機，製造業需要抓住機會對自身發展模式進行改進和創新。
未來振興實體經濟，特別是振興製造業，要以提高製造業創新能力、基礎能力和競爭能力為目的，以兩化融合為主線，以推進智能製造為主攻方向，瞄準技術前沿，把握產業變革方向，圍繞重點領域，優化政策組合，促進製造業朝高端、智能、綠色、服務方向發展，重塑製造業競爭新優勢，實現製造業由大變強的歷史性跨越。
要堅持把智能製造作為製造業發展的主攻方向，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集中力量在智能製造主攻方向和重點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進而引領帶動製造業整體水平的提升和結構優化；通過培育新動能和改造提升傳統動能的「雙引擎」，推動製造業兩化深度融合，實現製造業結構優化；實施「互聯網+ 製造業」，促進生產發展方式創新；增強載體平台對兩化融合發展的支撐力；激發企業主體活力提升兩化融合水平；強化行政力度完善兩化融合的體制機制。
第六，積極推進服務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增加服務業有效供給，釋放服務業改革紅利。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服務業還存在結構不合理、創新能力不足、服務質量不高和企業競爭力不強等問題，轉型升級和提質增效面臨巨大困難和制約因素。未來服務業能否實現高質量發展關乎我國實體經濟發展的質量，關乎我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因此，要高度重視服務業在實體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以問題為導向，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著力點，著力解決服務業發展面臨的關鍵問題，推動服務業轉型升級和創新發展。
加快推進服務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以提高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增加服務業有效供給為目的，在以下幾個方面著重發力：深化服務領域改革，著力打破制約服務業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打破服務業領域行業壟斷和行政壁壘，適度放鬆部分服務業領域行業管制，營造法治化經商環境，優化服務業發展的制度環境；順應產業融合、分工深化細化和消費升級變化的要求，從突破關鍵環節、提升價值鏈、供應鏈入手，通過與工業互動、體制創新和服務創新，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和生活性服務業，實現服務業創新發展；擴大對外開放與合作，提升服務業開放水平；進一步完善服務業發展的財稅、金融和土地等政策體系，優化服務業政策供給，增強服務業發展動力，促進服務業快速發展；協調服務業與第二產業的共生關系，積極發展服務型製造和生產性服務業。
第七，對人才發展的體制機制進行頂層設計，充分發揮人才在振興實體經濟中的引領作用。
建設製造業和服務業強國，與歐美發達國家搶占未來實體經濟發展的制高點，關鍵與核心是培養一支素質優良、結構合理的專業化人才隊伍。當前，我國實體經濟發展所需的人才隊伍建設中，還存在一些亟待改進的薄弱環節，例如，製造業和服務業人才的結構性過剩與短缺並存，人才培養與企業實際需求脫節，企業在人才發展中的主體作用尚未充分發揮，實體經濟一線員工特別是技術技能型人才的社會地位和待遇整體偏低、上升通道不暢，等等。
為此，要以未來實體經濟發展的需求和問題為導向，對人才發展的體制機制進行頂層設計，不斷提高人才隊伍素質，為實現實體經濟強國的戰略目標提供人才保障。要全方位構建多層次、多類型人才培育體系，全領域進行人才供給改革，全過程推進教育教學創新，全形度加強人才激勵機制建設。建立鼓勵科研工作的長效機制，完善激勵創造性勞動的制度，使各類創新型、創造型人才能夠獲得與其付出相匹配的收入。大幅度提高創造性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完善科研人員的薪酬制度。
第八，加大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為實體經濟振興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
政策支持是振興實體經濟的重要保證。未來應根據實體經濟發展不同階段的具體特點和需求，有針對性地制定和完善相應的優惠政策，加強產業政策與財稅、金融、投資、貿易、土地、環保政策的協調性、實用性，特別是增強財政與貨幣政策工具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靶向性功能作用。
政府要適當減少對實體經濟的各類資源徵收，這主要表現為對相關稅收、強制性的「五險一金」及其他各類行政性收費的減少或免除，以增強實體經濟發展中的內源融資能力。與此同時，在堅持對實體經濟施行「輕徭薄賦」的積極財政政策的同時，在金融政策方面，要進一步引導金融機構增加對實體經濟的資源注入，以解決實體經濟發展的外源融資問題。

Ⅵ 減稅降負能讓實體經濟更穩步前行嗎

自2018年5月1日增值稅三項改革措施實施至今，實體經濟受益明顯。據國家稅務總局貨物和勞務稅司測算，以製造業為例，稅率調整後，製造業年減稅規模超過所有行業總減稅規模的三分之一，企業稅負有效降低。

減稅降負，有利於實體經濟從供給側發力。利用稅率下降等增值稅改革釋放的減稅紅利，以製造業為主體的實體企業得以有充沛的現金流，來支持企業改進生產工藝、豐富產品款式、提升產品品質，同時降低產品價格以擴大銷量，從供給端釋放「提質」和「降價」雙重利好，消費者也因此獲得實惠，形成供需兩端雙受益的良性循環。

減稅降負，為實體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賦能」。增值稅改革推進減稅降負，不僅僅是當下實體經濟的迫切需要，同時作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舉措，也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力。利用減稅降負釋放的紅利，企業可以加大科技研發投入，更堅定地走創新驅動之路。特別是，傳統企業可以盡快與智能化、數字化等新經濟領域深度融合，利用物聯網、人工智慧、雲計算等新技術實現自我的提升和改造，從而鳳凰涅槃、轉型升級。

來源：新華網

Ⅶ 財稅政策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

一、對當前經濟形勢的基本判斷 由於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愈演愈烈,所以對全球實體經濟開始造成嚴重影響。世界經濟的急劇動盪雖然對中國經濟的直接沖擊相對較小,但對經濟增長帶來的負面影響也已經開始顯現,經濟增速連續五個季度減緩,2008年GDP增速從一季度的10.6%下滑到三季度的9%。 放鬆宏觀調控、擴張內需都是應對突發危機、熨平經濟周期的短期對策,在經濟學上也屬於短期調節措施,其中的某些政策,或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長期目標相抵牾。在採取短期對策應對危機時,不能忘記所面對的長期經濟轉型與可持續發展的任務。 二、面對新形勢,財稅政策大有可為 (一)財政支出政策對經濟發展具有積極的拉動作用 財政支出結構影響經濟增長結構和質量。財政支出結構是指各類財政支出占總財政支出的比重,反映了政府動員社會資源的構成與程度,其對市場經濟運行、經濟增長結構的影響可能超過財政支出總量。 財政支出方向調整對於轉型期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具有特殊意義。在經濟轉型期,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發展方式問題無法完全依靠尚不成熟的市場自身來熨平。因此,發揮政府之手來化解發展方式落後與市場失靈不可或缺。 (二)通脹過後為了防止經濟「硬著陸」,財稅政策可相機抉擇 通過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有保有壓。也就是說,要進一步弱化或減少政府直接或間接參與的建設性投資的支出,嚴格控制「人、車、會和網路、招待」等支出增長。 (三)促控並重的財稅政策有助於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利用限制性財稅政策,把「外部性成本」納入價格中,有效地克服環境保護中負外部性問題。以鼓勵性財稅政策倡導節能,支持技術創新。 三、實現經濟發展又好又快的財稅政策選擇 (一)進一步調整財政支出結構,繼續加大對民生領域的投入力度 這不僅有助於發展方式的轉變,而且能有效增強居民的消費能力和消費意願,以投資帶消費、以消費促增長。提高公共教育支出比例,加快人力資本培育。加大對衛生、社保、貧困補貼等的支出比例,從根本上解決居民消費不振的問題。 (二)應對經濟增長放緩,積極探索減稅機制,使稅制能夠隨經濟周期波動而伸縮有度 為了進一步擴大內需,有效刺激消費,建議在稅制方面進行如下調整:計算工薪個人所得稅時,可以按照稅收指數化原則,取消全國「一刀切」的稅前扣除額的規定,各個地方可根據本地生活費用指數(物價上漲指數)適當調整扣除標准,以應對通脹對居民消費水平提高的沖擊,消除通脹對實際應納稅額的影響。企業所得稅合並後,仍然面臨後續改革。與新法相配套的一些優惠目錄、操作程序應盡快出台,以便於實際掌握和執行。 (三)充分發揮財稅政策促控並重的作用,通過建立約束與鼓勵相結合的有效機制,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 1、提高環保收費標准,建立健全環保稅制 關於建立健全環保稅制。要從源頭上加大企業使用資源的成本,倒逼企業轉變增長方式。一是要完善現行的資源稅:二是要開征環保稅:長期以來,我國是通過環保收費來解決環境的綜合治理問題的,但借鑒國外經驗,今後可以考慮通過法律形式適時環境保護稅。 2、以節能創新為導向完善現行的財稅政策 利用財稅政策促進節能社會的建立,要求對現行的財稅政策體系進行一定的調整和優化。 從財政角度看。今後一個時期,中央財政投入支持節能降耗的重點包括:對十大重點節能工程給予支持,採取按企業節能技術改造後實際取得的節能量給予獎勵,多節能,多獎勵;建立落後產能退出機制,支持關閉淘汰高耗能和高污染企業,中央財政將對經濟欠發達地區按關停後的實際節能減排量,通過轉移支付給予適當補助和獎勵;支持建立能效標准、標識制度;通過中央財政設立的可再生能源發展專項資金,重點支持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源等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 從稅收角度看。根據《節能產品目錄》,對生產和使用列入目錄內的節能產品和設備給於一定的稅收優惠:二是研究制定節能技術和產品推廣使用方面的稅收優惠政策,對從事節能技術開發、轉讓、咨詢等業務取得的收入,給予減征或免徵營業稅的優惠;三是對符合一定條件的節能環保型汽車給予是黨的消費稅或車輛購置稅的優惠;四是對生產節能產品(設備)或從事環保項目,並符合一定標準的生產企業,在土地使用稅、房產稅等方面,可考慮給予一定的優惠。

Ⅷ 政府靠什麼加大對實體經濟支持力度

政府目前對實體經濟支持政策：
一是完善小麥、稻穀等最低收購價和玉米、油菜籽臨時收儲政策,。
二是加快下達撥付中央轉移支付資金,合理調節流動性水平，加大對小微企業、「三農」和社會事業等領域的支持力度。
三是要進一步簡政放權，著力營造公平競爭市場環境,繼續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加快建立和完善政府權力清單制度,探索實行負面清單管理模式。
四是繼續推進財稅、金融、價格、科技管理體制等方面改革。
五是支持企業設備更新和研發創新，加快中西部鐵路、清潔能源等重點工程建設。
六是要繼續支持西部大開發、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全面振興，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和長江經濟帶發展，抓緊落實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
七是要加強就業社保等民生重點工作，完善促進大學畢業生就業創業的各項政策。
八是更好運用開發性金融支持棚戶區改造，出台促進信息、旅遊、體育、養老、健康服務業以及職業教育等領域發展的若干政策，促進居民擴大消費。

Ⅸ 如何解讀最近都在討論「扶持實體經濟發展」

眾所周知，對實體經濟的支持主要是靠央行的貨幣政策和財政部門的優惠財稅政策共同產生協同效應的結果。而目前在我國，央行與財政的協同效應沒有完全發揮好，表現在我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在扶持實體經濟發展的均衡點一直沒有找到，在實施或落實支持實體經濟政策上出現的「多龍治水」格局一直沒有被打破，政策權力分散化傾向明顯，難以形成統一的合力，政策效力甚至出現相互抵消局面，大大削弱了對實體經濟的支持能力。
而且更讓人不理解的是，這種現象不是現在才發生的，以前一直存在；這個問題若得不到有效解決，確實會對扶持實體經濟發展的整體政策效力帶來不利影響，這個問題應引起國務院的高度重視，也確實該對導致互懟的原因進行認真反思的時候了。
而且還要看到，盡管兩者之爭最突出表現是如何為搞好實體經濟提供更好的政策支持上，央行是釋放流動性通過增加信貸供給、降低貸款利率、減輕實體經濟成本來支持實體經濟發展；財政部門是將國務院相關財稅優惠政策落實到位，擴大優惠稅減免范圍、並將營改增試點向全國推廣等，讓實體經濟直接減輕稅費負擔，以便輕裝上陣，減輕經營負擔和壓力。
可見，兩者的目的都是讓實體經濟享受到「陽光雨露」，為破解實體經濟融資難、融資貴創造條件，讓實體經濟真正走出經營困境，恢復生機和活力，兩者的本意是好的，都是無可厚非的。
事實上兩部門也是這么做的， 央行近年來為緩解實體經濟融資困局，在貨幣政府操作上確實殫精竭慮，把貨幣政策工具運用發揮到了極致的水平，多次降准降息，還有逆回購操作、短期便利借貸等的使用，對支持實體經濟發揮了重要作用。而財政部門近年也不斷擴大小額納稅人的免徵范圍，提高納稅起征點，推廣營改增全面試點，以及最近國務院出台的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五項措施，將破解實體經濟融資困局向前推進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