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如何來分析公正

A. 閱讀《薛兆豐經濟學講義》，對公正的新理解

2021年5月5日，陰。

原計劃在4月完成該書的閱讀，但在時間管理方面沒做好規劃，導致只能利用假期的碎片時間，慢慢拉回閱讀的節奏。

一、對公正的理解

第一章節原文提到：

當看到第一章這個小章節時，內心一陣震撼！對公平的概念延展中，雖感覺不這么舒服，但確實在效率的考量方式上，之前是沒有考慮過的。

二、對公平的誤解

回想起之前不好的經歷，也一直在「公平」二字上糾結，糾結事情的對與錯，行為方式的正確與否，甚至上升至對人品的判斷。

當拋開人性，懂得用效率去考量公平與否的思量時，回顧以往的不好經歷，也能從不同的角度獲得不同的解讀。

站在個人角度的公平，當放在他人圈子的利益和權力、放在企業的發展效率去考量，探知健康發展的規則和新層代謝的進一步思考後，之前對公平的片面理解，有了新的判斷准則。

所謂的公平，當加入到一群人的利益、權力、隱形規則後，都會有不一樣的解讀，加上效率的思考，多一個維度去考慮事態進展，可以釋懷很多。

三、選擇的准則

在基於第一、第二點的理解後，自己也會思考： 公平重要？效率重要？

暫時沒有答案，但記得這句話： 有效果比講道理更重要！

這本書的小內容，清晰告訴我選擇的准則和判斷公平的決策依據是如何的！

因為有效，所以公平！

B. 請問如何在市場經濟中實現公平

一、問題可以把經濟機制分成兩部分來探討，一是社會稟賦資源（無論人力資本還是非人力資本）並將其用於生產的過程，二是分配這些資源收益的方法。我們感興趣的問題是在收入分配動態有效率前提下，在一個總資本量和人力資本分配已知的社會，是否存在收入分配的自由度，也就是通過收入分配來實現收入平等。在這里對兩種收入分配效率做出如下定義，在給定社會稟賦資源條件下，兩種不同的收入分配，如果人們平均收入相等就是靜態效率相等；如果收入增長率相等，就是動態效率相等。新自由主義者認為，只有一種動態有效的收入分配製度，那就是所有資產私有，市場不受限制和通過稅收實現社會所能接受的最低限度的收入再分配。社會主義者或社會民主主義者認為，在動態有效率的前提下，存在兩個自由度，一是怎樣把資產的產權分配給社會成員，第二個是怎樣通過稅收重新分配收益。社會民主主義者認為只存在第二個自由度，如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企業產權極度私有化，產權是很不平等的，但是收入再分配是非常可觀的。有些人覺得只要證明再分配的第二個自由度的存在就可以了。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經驗顯示，只要通過稅收實現再分配，美妙的收入平等就可以實現了。但是兩個自由度都需要考察，因為在某些社會資產所有權的再分配比收入的再分配更容易實施。這不只是一個單純的學術問題，舉一個例子，在中國，如果稅收制度不完善，也許通過稅收實現再分配不是很容易的。二、協調、激勵與市場社會主義很多人認為，20世紀歐洲計劃經濟失敗證明了資產所有權不能社會化。但從計劃經濟失敗的事實，我們只能推論出以下三種制度結合是不可行的：（1）國家擁有資產；（2）非市場形式分配資源和商品；（3）政治專政。假如做一個思想實驗，設想一個擁有多個企業的社會，所有社會成員平等持有這些企業的股份，它的市場是有競爭性的，另外有歸因於民主制度的政治問責機制。這樣一個社會制度如果要長期穩定，就必須保持股份所有權的大致平等。這種系統是可以設計出來的，並且是有效率的。我把它稱為市場社會主義，以區別於社會民主主義，兩者的區別在於後者不對資產所有權做特別的限制。為什麼這種制度在經濟上是可行的和有效的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要先思考市場制度的基本功能。市場有兩個基本功能，一是協調經濟活動，二是為人們提供訓練自己和創新的動力。在這里不精確闡述這兩個功能之間的區別，但是這兩種功能的確是存在區別的。那麼這兩種功能哪一種更重要呢？在談論蘇聯的歷史時，我們經常講起巨大的協調失靈，工廠經理們必須想方設法找到原料，企業之間安排各種復雜的以物易物的交易，買消費品需要排長隊等等。關於激勵機制失靈也有不少故事。近年有人對在蘇聯激勵失靈說法表示懷疑，計劃經濟下的工人是把廢物做成有用商品的高手。但是不管當時激勵是否失靈，一個簡單事實是，國民教育水平並沒有因為缺乏市場機制而降低。古巴也是這樣，其文盲率是全拉丁美洲最低的。總體來說，受教育的低回報沒有使年輕人放棄學業。甚至哈耶克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關於市場社會主義和中央計劃深有見解的討論，也基本上沒有涉及激勵問題。哈耶克假設蘇聯企業管理者是忠誠能乾的，問題是這些人沒有真實的價格指導，無法知道生產成本，因此也無法降低生產成本，這是一個協調的問題。哈耶克也談到了市場提供了創業的機會，因而利用了人們希望致富的動力。但是即使在談論這一點時，我們也要把市場的協調功能，即市場把分散的信息集中在一起的特點，和市場的激勵功能，即市場動員人們為致富而創新的特點區分開來。二戰後西方反蘇聯宣傳都沒有宣稱計劃經濟不能調動個人的積極性，而著重攻擊其缺乏民主和自由。在蘇聯，就經濟學家Yevsei Liberman關於引進價格機制觀點的爭論，都沒有討論激勵問題，而只談及合理計算成本問題。János Kornai講預算軟約束才是一個真正的激勵問題。委託—代理問題直到1970年代以後才進入經濟學詞彙，此後計劃經濟在西方才被視為同時受協調失靈和激勵失靈之禍而有缺陷。在1960年，英國保守黨首相Harold Macmillan聲稱，蘇聯不會害怕西方，他們有同西方同樣強大的核武器，有內部交通網路，有繁榮的經濟，而且在創造物質財富的競爭上很快就可以超過資本主義國家。當時有很多資深觀察家都持有這種觀點。所以用在價格缺失的情況下協調一個日益復雜的經濟體制導致的越來越多的問題來解釋後來蘇聯經濟衰退比用激勵失靈更合理。1970年代以後，這種看法在西方很快就變了，計劃經濟激勵機制失敗被當作罪魁禍首。但是我們還沒有一部好的蘇聯經濟史，把計劃經濟體制失敗中協調失靈和激勵失靈的相對重要性做出評價。如果市場機制主要的功能在於協調而不在於激勵，那麼就有可能在保持市場機制的同時，重新分配企業股份而不對經濟產量有任何傷害。哈耶克認為，資本主義的活力是它鼓勵企業家思想，可以說資本主義制度的英雄是企業家。但後來在很大程度上，創業家的企業已被領取薪水的管理人員管理的大型公司所取代，創新也主要由學校和公司里領取薪水的研究人員來完成。70年代西方經濟問題要點是有效的監督管理人員，資本主義的英雄也相應變成了監督管理人員的大股東，激勵也變成了對管理者進行監督的激勵，以及能夠購買比較差的公司控制性股權，解僱公司管理人員，對公司重組的公司突襲者，而並非企業家。對市場研究的注意力也從其發掘創業家的角色，轉向它通過公司控制市場，監督管理人員的角色。近年來的諸多醜聞，比如安然事件說明市場監督公司及其管理人員的效果遠不是完美的，除了英國和美國，其他發達國家的企業，不是由大的私人股東監督，而是由各種機構控制。在這些國家，公司收入的主要獲得者，並不直接參與監督，至少在德國和日本，所有權和控制權是分開的。如果這種機制不影響效率，進一步把對管理人員進行監督的機制和企業收入分配分開，只不過是程度不同而已。那麼我所稱的市場社會主義，既不犧牲有效的管理監督，又把資產收益較平均地分配的體制就成為一種可能。三、收入再分配、收入平等與教育假定在一個國家，企業的利潤相對均等地分配給公民們，並且建立機制以防止演變出非常不平等的股權控制。怎樣設計這樣的機制是一個大課題，我不確定它是否一定能夠實現，但是這種機制的存在完全是可能的。經濟學這個行業肯定沒有對這個問題像研究拍賣那樣絞盡腦汁。但不管怎樣，這種機制所造成的收入分配實際上不像社會主義者和平等主義者所稱道的那樣。大規模的收入再分配，在經濟上是可行的，這里有歐洲的例子，特別是歐洲北部，而以北歐五國為最。某些保守派聲稱福利國家正在滅絕，但事實不是這樣。這些國家的福利制度，由於人口和移民的變化而無關宏旨地改變，而不是在消失。經濟學家Peter Linder最近甚至主張，由於採用了聰明的稅收制度，通過稅收進行收入再分配對北歐國家的經濟效率的損害基本不存在。而且基本上沒有證據說明較大的福利國家經濟增長速度比其他國家低。許多歐洲國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比美國的低，但原因是歐洲人比美國人有更多的休閑時間，工作更少，而他們的生產率並不低。我猜想，北歐國家收入再分配製度成功的秘密是他們的社會成員具有同種性。這個看法並不新穎，但是我的論點與同種性帶來團結那種慣常的說法不同。我認為在福利經濟歷史的早期階段，重要的是成員的風險同一性，而這是由教育同一性造成的。這里的風險同一性，不意味著每個人的風險是相互關聯的，而是每個人發生惡劣情況比如殘廢和疾病的機率都差不多。因為風險是同一的，勞動者彼此保險是理性的，相反如果在保險費相同的情況下，一個高風險的群體和一個低風險的群體彼此互保是不理性的。所以勞動者同種性導致了北歐出現了最早的社會保險體制。而且我猜想，這種制度建立之後，人們開始喜歡這個制度，疾病保險和養老福利帶來了一種愉快的社會。這種狀態，也開始為人們所珍視，於是那裡的公民進一步推廣福利社會的范疇。當今的北歐國家的福利水平超出了從個人利益出發做理性的保險所需要的水平。原因是早期的保險制度使人們養成了對平等的喜愛。不能忽視的是，北歐國家有另外一個因素，即團結工資政策。50年代這些國家的工會和僱主們同謀使同一行業的所有企業實行同樣的工資。這種做法不是由於什麼道德觀念，而是為了淘汰缺乏競爭力的企業，而且當時被人認為是保持國際競爭力的必需。後來團結工資延伸到企業之內，導致北歐國家不僅有財政分配後的收入平等，而且有財政分配前的收入平等。北歐國家給我們提供了一種頗有價值的例子，雖然這種例子不是能夠廣泛復制的。社會保險帶來人們對平等的喜愛，而社會成員的同一性是實施社會保險的前提。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除了社會成員的同一性，還有另外一個因素，即對出口市場的依賴使工資平等成為理性的選擇。所以北歐模式不一定可以模仿。但是它的價值在於反駁政治右派的中心論點，即大規模的收入分配會摧毀人們的動力因而降低經濟發展速度。在這里，我們不談論選擇與資本主義不同的體制（比如上述重新分配資本所有權的市場社會主義）的政治可能性，我們關注的只是這種體制的經濟可行性。這種體制即使經濟上可行，由於勞動收入的極大差異，也不能帶來平等主義者所期望的收入分配。消除絕對的貧困當然是很有意義的，但由於人力資本和勞動收入的不平等，家庭收入還會是極不平等的。利潤、利息和租金收入，只佔一般發達市場經濟產出的25%，剩下的都是勞動收入。最近兩個經濟學家的研究表明，最近一個世紀，美國發生了一個重大變化，收入最高的0.1%的人都是以勞動而不是資本獲取所得。今天美國的富豪多數都是電影明星、超級球星或者公司總裁，不像一個世紀以前是資本家或者收利息的債主。如果這些高收入者的收入是在競爭機制下取得的，而且這是很有可能的，那麼正統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意義。很明顯，即使沒有上述的高收入人物，平等分配企業股權，也不能導致很多人所想要的收入分配平等。事實上，勞動的異質性至關重要，盡管馬克思的著作，尤其是他最重要的作品資本論第一卷，沒有提及這一點。我曾經計算過，如果美國的資本全是公共所有，而產品按照勞動價值分配，美國的基尼系數會是0.28。這種平等程度，不需要改變現有的資本所有權分配，只需要把稅率提高5%就可以實現。這個結果戲劇性地顯示出，起碼在美國，現在的不平等，原因在於能力不平等，而不在於資本所有權不平等。雖然在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公共收入占國家總收入的50%，但是社會成員的同種性不是通過稅收進行收入深度再分配的必要條件。實際上即使在美國公共收入也占國家中收入的30%。然而在人口異質性的國家，教育作為另外一種糾正不平等的方法必須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對於教育，我們必須提出兩個問題，第一，教育投資能在多大程度上使人力資本也就是獲取薪酬的能力平等化。第二，我們能否期待民主制度在異質性國家帶來必要的教育財政支持。這兩個問題分別涉及通過教育改革達到平等的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可行性。首先，我們要把經濟可行性這個問題講清楚。在市場經濟下，人們本領的不同，總會帶來獲取收益能力的不同。以為通過教育可以完全消滅這方面的不同是烏托邦的想法。更為合理的問題是能否在平均水平上消除父母收入和孩子收入之間的關聯。機會平等的一個確定的表現是一個勞動者群體的收入分布與他們母親的教育無關。有一項研究，將美國男性勞動者分成三類，母親沒有受過高中教育的，母親只受過高中教育的，母親至少受過一些高等教育的。90年代初，這三類人的收入隨母親受教育程度增加而增加，很明顯孩子的前途和母親受教育程度有很大關系。雖然這項研究不足以讓我們了解這三類人收入不同的具體原因，但是可以想像，不僅僅是基因，社會因素，比如家庭的文化環境和家庭給孩子提供的機會，對孩子將來的收入有很大的影響。作為對比，對丹麥做同樣的研究，這三類人的收入隨母親受教育程度增加而增加。但是收入差距比美國的要小。上面美國與丹麥的差別，不完全是教育財政政策的緣故，文化同質和團結工資政策也是重要的因素。但是教育財政政策肯定有一定的影響。在丹麥，國家對所有孩子的投資都是等同的，而且沒有私立學校。在美國，由於學校財政依賴於地方政府地產稅的徵收，教育投資在不同地方有很大的差別，富人的孩子比窮人的孩子得到更多的投資，更不用說私立學校了。考慮下面的問題，假設我們可以對美國教育預算重新分配，對社會背景不同的孩子做不同數額的投資，什麼樣的預算分配可以將上述不同背景的人們的收入的不同極小化？要做這樣的計算，必須估算不同社會背景的人們的工資和教育支出間的彈性系數。在美國，不同市區可以觀察到的學校支出差別很大，這種計算是可以做的，美國勞動經濟學家Julian Betts和我用局部均衡模型算過。按照母親教育程度將美國孩子分為四類，母親教育程度<8年 ,8年<母親教育程度<12年，母親教育程度=12年，母親教育程度>12年。計算結果表明，要達到這種平等，對母親教育程度最低兒童的投資大約應該是母親教育程度最高的兒童的5倍。根據我們的計量經濟模型，我們認為，即使在教育技術給定條件下，教育支出徹底地再分配也可以很大程度上縮小不同社會經濟階層的兒童未來可預期收入的差別。教育技術給定，指有關彈性系數都是從現有數據計算出來的，因而反映了當前的教育技術。四、教育財政政策的政治可行性探尋通過教育財政政策消除因為不同社會經濟背景造成的兒童將來獲取薪酬能力的不同，是否政治上可行，則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我們想研究的問題是，在一個民主制度下，不同的政黨代表不同的階層的人，通過民主的政治競爭，是否能夠創造出一個教育財政政策，能夠達到不同的階層的人獲取薪酬能力的平等。我最近的研究提出了一個模型，在這個模型中，社會由家庭組成，每個家庭有一父一母，一父或一母，和一個孩子組成，家長按照獲取薪酬能力來分類。教育生產函數，也就是孩子未來薪酬函數是家長薪資和學校教育對孩子投資的函數。也就是說，孩子將來的收入由家庭環境和學校教育決定。假設所有的孩子的天賦和能力沒有差別，因為我想著重考察社會對孩子將來收入的影響，而不是基因對孩子將來收入的影響。在模型中，家長們組成政黨，就收入再分配和教育預算進行政治競爭。競爭的結果會產生不同的均衡政策，這種政策需要制定稅收制度，進行收入再分配，收繳教育預算金額，然後把預算分配到學校，預算分配嚴格按照學生經濟地位的不同也就是家長薪酬的不同來進行。我們把模型簡化，假定一代人只有一次選舉，獲勝的政黨實施教育財政政策，通過教育技術決定下一代的薪酬分配。下一代人進行同樣的政治競爭，決定第三代人的薪酬分配。這種進程永遠持續下去。下一個問題是，薪酬的分布會發生什麼變化？如果方差趨向於零，那麼從長遠來看，下面意義上的平等就會實現了，人們的薪酬與年代久遠的祖先的薪酬無關。但是模型的結果顯示，此分布的方差會不會趨向於零。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民主從來不能保證能夠消除家庭背景對孩子薪酬的影響，最多隻能在特定的情況下有消滅這種影響的可能性。上面的結果說明從平等主義的角度看，民主的價值是有限的。但是家庭只追求自己利益的前提是有爭議的，因為在很多國家，不同家族間的相互團結是很一個真實而重要的現象，在這些國家，上述的悲觀分析的前提是不正確的。當然，不同家族的相互團結在一個種族、民族、宗教不同的人口中發展出來的可能性比較小。也就是這個原因，只有在種族同一性比較高的北歐國家才出現了上述的團結工資政策。五、總結市場社會主義也許是可行的，但是只要教育政策沒有改變，這個制度不會帶來劇烈的收入再分配，原因是現代市場經濟中收入的不平等更重要的是工資收入的不平等，而不是資本收入的不平等。對於民主制度通過教育財政政策的實施消除不同家庭擁有不同人力資本可能性，如果各個家庭只關心自己的利益，即使在一個良好政體下，也就是一個不為腐敗所擾，衷心代表選民利益的各政黨進行有效競爭的民主制度下，機會不平等的消除也是得不到保障的。並且，起碼在美國，要把處於最不利地位的兒童獲取薪酬的能力提高到地位較高的兒童的水平要做出較大數額的投資。綜上所述，在市場經濟里實現平等的前景是不樂觀的。解決這個問題最有效的方式是實行社會團結，就是要說服處於有利地位的社會成員為處於不利地位的同胞做出一定的犧牲。美國著名學者John Rawls最重要的貢獻就是為這一道德信條提供了精深的哲學依據，使以下說法成為值得尊敬的說法：出生於好的家庭或者擁有聰明的大腦不過是一件僥幸的事情，不應使獲得高收入成為天經地義的事情。而在過去35年裡，美國右派意識形態甚囂塵上最有危害的後果是對博愛這個道德信條的否認。美國右派意識形態使只考慮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變成是體面和正常的事情。經常有人提出左派也就是平等主義者需要對現實世界提出新的政策，新的想法。創新當然是對的，但是缺乏新想法不是左派的問題，團結這個舊想法依然很好，社會保險這個舊政策也依然很好。鼓吹新想法的重要性的人往往是這個意思：我們需要有新的手段來說服那些已經被右派教導認為自私是好事的選民選擇進步政策。如果我們採取這樣的戰略，的確需要一些新的手段，但這個戰略本身是錯誤的。左派應該開展的是意識形態教育運動，教給民眾什麼是公平，教給民眾博愛是公平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多數人都支持機會平等觀念的社會里，這樣做是有基礎的。美國右派智囊團，僱傭一些學者來鼓吹他們的思想。這些組織包括胡佛研究院等等，每年總共有5億美元的支出。他們已經用了35年的時間向民眾灌輸他們的觀點，比如反社會團結的觀點，貪婪是正確的，激勵只能利用人們貪婪的動機，或者社會保險會降低整個經濟的總產值和社會財富。在布希領導下的美國共和黨，對這種社會再分配和社會團結的意識進行了打擊，他們使大家認為人們貪婪，只考慮自己的家庭是體面的事情，結果造成了美國一百年來最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美國最富的1%的家庭擁有40%社會財富，最富的0.1%的家庭擁有30%的社會財富。我認為中國有可能避免這種很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的發生，但是這不會自動發生，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提問：問：如果把您所說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模式推廣，會面臨更大的人與人之間異質性，我想，一個簡單的辦法就是將保險金和人們的風險特徵聯系起來，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即使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國家，人與人之間也是有異質性的。我們已經看到，在人壽保險中，人的保險金和他的風險是聯系起來的。在銀行的管理方面，資本充足和它的風險是聯系起來的。這在金融市場是很自然的，我想問羅默教授，在社會保險方面，對這種建議有什麼看法？羅默教授：各個國家社會保險機制是不同的，尤其是您所說的保險是否反映人們風險特徵。我認為多數的社會保險不反映人們的風險特徵。有一些例外，比如說退休金，保險費和一個人的收入是有關的，但是其它保險比如醫療保險，收入越高的人，醫療保險費越高，可能他們使用醫療保險業越多，但是他們得病的概率比較小。總體來講，多數的社會保險是有重新分配性質的，而不是一種從個人利益出發的理性的個人選擇，所以一種團結的社會精神是必不可少的。問：您的報告是這樣的一種思路，人力資本決定收入，如果要實現公平必須從教育公平入手。但是這有一個前提：人力資本是非常稀缺的。在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人力資本相對不稀缺。在一個人力資本相對不那麼稀缺的國家中，怎麼實現公平呢？羅默教授：首先，我不確定在中國人力資本是否是不稀缺的，我從報紙上看到中國缺少很多有技術的工人。在中國現在經濟迅速發展的情況下，高素質的人會越來越稀缺。總體上，在中國的工資是要上漲的，但是起碼根據美國的經驗，很多來自窮人家庭的孩子將來的工資很難有很大提高。家庭對孩子的收入有很大的影響，問題是怎樣防止這種情況在中國的出現。由於家庭背景不同帶來收入不同，這是發達國家的問題，不一定是中國的問題。據我觀察，在中國，最大的不平等是城市和農村的差距，中國需要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找出它自己的解決方式。問：您剛才提到，在過去的35年，西方國家教育人們要貪婪，要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在全球化的今天，這種觀點在全世界被廣泛接受。在中國，我們被教育，我們也教育人們要自私，要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怎麼才能改變這種趨勢，使人們犧牲一點自己的利益，對此您有什麼建議？羅默教授：我的顧慮是右派觀點現在美國占上風，這也對世界其他國家帶來了不好的影響。也許中國一些人因為受美國右派影響才變得意識形態比較偏右。我並沒有這個問題的答案，但是我覺得自己的任務是對右派的這種人本性貪婪，只顧自己的說法做出挑戰。我認為社會上很多人追求的是一個被人尊敬的社會成員，他們願意為社會創造價值。我們通過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國家的經驗可以看到，收入重新分配會傷害經濟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社會的風氣和社會制度是相關的，通過有效的社會制度，可以改變人們的消費行為。在北歐，人們消費更多的休閑，工作更少，這種選擇是無可非議的，他們工作的效率同樣很高，他們的經濟在全球也是有競爭力的。我想要說的，一個國家的成功，並不需要很大的不平等，而且稅收很低。經濟學不會教給我們這個結論，壞的經濟學才教給我們這個結論。問：您認為激勵和人們的貪婪聯系在一起，通過市場機制不能達到公平。通過教育人們，我們可以將激勵和社會團結聯系起來，然後我們可以達到社會公平，而不需要太多的市場力量。這是您的意思嗎？羅默教授：不是。我想說的是即使在一個完美的民主政體，有完善的市場機制條件下，只要家庭只關心自己的利益，即使很好的民主制度也不能帶來平等主義者想要的平等。如果家庭只關心他們自己的利益，在民主政體下不會產生達到平等所必需的教育財政政策。只有在人們不僅僅考慮他們自己的利益才有可能實現，但是我認為人們不可能做到這一點。為什麼要做這方面的研究？在20世紀早期，一些知識分子，將社會主義看作是實現平等的希望，後來，社會主義被證明是失敗了，20世紀後期，一些知識分子將民主制度看成是實現平等希望，就像當初看待社會主義那樣，我認為對這種看法不是理性的，對它持懷疑態度。要達到這種平等，在民主政體下，人們必須有社會團結的精神。問：我看到有資料表示您在年輕的時候曾經因為信仰影響過自己的事業。剛才林老師稱您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現在中國還宣稱自己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馬克思主義從19世紀經歷了從興起到走下坡路的過程。這么多年以後，您對於馬克思主義以及馬克思本人是怎麼看待的？羅默教授：我不知道中國是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就我自己的判斷，中國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資本主義，而是快速向資本主義發展，而且是向不好的資本主義發展。當然，中國幾十年來的經濟發展是不可否認的，它的成就使很多人脫離貧困，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我認為，對中國經濟發展推動最大的，改革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市場機制。資本主義最好的地方是它利用市場機制，而不是它的私有產權。市場機制在中國幾十年來的發展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過去稱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是現在我認為自己是一個平等主義者。我從來都認為馬克思思想上有一些重要錯誤，尤其是他對市場的很低評價。我認為市場是一個復雜社會中必要的一部分，而且現代經濟的發展使馬克思過去的錯誤越來越突出。就是因為我和馬克思在這方面的不同，在講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我越來越感到自己言不達意，所以我不再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現在的社會現實和19世紀的有很大不同，考慮現在的社會問題，馬克思不會有什麼高見。在70年代末，我和西方一些學者，用現代的研究方法研究馬克思主義。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有什麼假設，可以得出什麼結論，哪些假設，哪些結論是對的，哪些假設，哪些結論是錯的。我們這個群體的很多成員，80年代在西方都是很有影響力的，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我們中的所有人，都逐漸對馬克思主義失去了興趣。首先，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已經作了足夠的探討，其次，馬克思主義離現實社會也越來越遠。 （李中海、盧鋒整理）

C. 如何理解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平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效率型經濟，它重視效率的增長；但是考慮到社會主義的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它又必須注重社會公平。只有正確處理好效率與公平，才能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並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所謂效率主要指經濟效率，其基本內容是生產中耗費的經濟資源與生產出的能夠滿足人們需要的產品和勞務的對比關系，簡單地說，就是投入與產出或成本與收益之間的比較。經濟效率的提高意味著同樣的投入或更少的投入，可以得到更多的產出。所謂公平，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就是平等，它主要包括機會公平和收入分配公平。其中，機會公平是指社會成員在基本平等的條件和規則下，享有平等的競爭機會、就業機會和通過勞動平等地獲取利益的機會，它否定除本人天賦和後天自身條件之外的任何特權。收入公平是指個人按照其勞動貢獻大小獲取相應的收入，獲取利益的途徑和手段的差別不致引起貧富兩極分化。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片面追求效率會損害公平，並最終影響效率的提高，影響社會的全面進步。單純追求公平，特別是分配公平，也會損害效率的提高，並最終影響社會公平和社會發展。
只有正確理解公平，正確理解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才能正確處理好二者的關系。我們認為，相對於效率而言，公平主要指機會公平和收入分配相對公平。對於前者，大家都能接受，對於後者，則還需要作些說明。公平不等於平均。中國計劃經濟體制下「吃大鍋飯」的歷史雄辯地證明了平均主義的分配實質上是不公平。因為收入與個人的勞動貢獻不掛鉤，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乾壞一個樣，所以不公平。由於不同的人存在著先天和後天的差別，即使在同等的機會下競爭，其結果也會出現差別；因此，公平並不否認差別，適度的收入分配差距有利於激發人們的積極主動性，刺激效率的提高。但是差別不能太大，否則一旦引起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就會導致真正的不公平。因此，我們說收入分配公平只能是相對公平，而不是絕對平等。
效率與公平之間既有矛盾性，又有一致性，二者之間是一種辯證統一的關系。
效率與公平的矛盾性主要表現為效率與收入分配公平的矛盾。機會公平是效率的內在要求，只有在機會公平的競爭條件下，才能促進效率的提高。但是，效率的提高必定會使收入差距擴大。一旦收入差距超出合理的限度，就會產生貧富分化，導致不公平。而收入差距不大，收入分配絕對公平，又不利於調動人們生產經營的積極性，不利於效率的提高。
效率與公平的一致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效率是公平的物質基礎和發展動力。要實現社會公平必須有一定的財富積累。而物質財富的增加又依賴於效率的提高。更進一步地說，只有提高效率，才能實現真正的公平。一個社會，如果效率低下，物質財富相對匱乏，社會公平充其量不過是低水平收入下的平均分配而已，其實質只能是共同落後、共同貧窮。根據洛倫茨曲線顯示，隨著國民收入的提高，基尼系數呈倒「U」形發展，也就是說， 在國民收入（效率）提高的初始階段，社會不公平明顯，當國民收入（效率）提高到一定水平之後，社會不公平逐漸趨於緩和。這就告訴我們，只有在高效率的社會條件下，才能創造出豐富的物質財富，才能使社會蛋糕越做越大，為每個社會成員提供更多的物質保證，在更高的水平上實現公平。
其次，公平是效率的前提和保證。提高效率的關鍵在於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在生產力各要素中，人是最重要的因素，只有充分調動人的積極性，才能提高效率。而要充分調動人的積極性，必須有一個良好的公平的社會環境。收入分配絕對公平的平均主義不利於調動人的積極性，使社會缺乏凝聚力和發展動力。收入分配懸殊過大的兩極分化又會造成尖銳的階級對抗，使社會動盪不安。在這兩種情形下，效率的提高都缺乏保障。而機會公平，收入分配相對公平有助於形成和諧安定的社會環境，有效地調動人的積極性，促進效率的提高。
效率與公平的一致性為效率與公平的協調發展提供了可能性。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同樣是一種既相矛盾又相統一的辯證關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遵循效率原則，追求效率的提高。而且商品本身是天生的平等派，市場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是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享有機會公平。但是，市場經濟本身並不能解決收入不公平的問題，加上我國原有經濟體制的一些弊病，現實中往往出現許多不公平現象，產生許多效率與公平相矛盾的問題。然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同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它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發展生產力」即追求效率，「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即實現公平。效率與公平是社會主義的雙重目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優越性與市場經濟的靈活性的統一。它既能夠利用市場機制來促進效率的提高，又能用社會主義公有制來克服市場本身的弱點，規范競爭中的不公平行為和現象。當前，我們應在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前提下，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機制，實現效率與公平的協調發展，從而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和發展。具體來說，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提高效率、保證公平的根本途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實現資源最優配置的有效手段，它能使人盡其才、物盡其用，有利於提高效率。目前，我國出現的收入差距過大現象，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我們的市場經濟體制不夠完善。一些人利用職權謀私利，社會上貪污腐敗現象屢禁不止，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等非法高收入群日益增大，造成嚴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平問題。只有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才能消除權錢交易、「尋租」現象、腐敗現象，緩解社會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問題。
其二，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是實現公平、促進效率的基本保證。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由於生產資料歸少數人佔有，因此，市場機制在收入分配上的作用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商品生產經營者的兩極分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雖然也有收入差距過大的現象，但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生產資料基本歸國家所有，消滅了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由於財產佔有差別而引起的收入分配不公平現象，消除了兩極分化的經濟根源。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實行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的原則，既承認勞動者的勞動差別和收入差別，反對平均主義的分配不公，又克服了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由於財富佔有差別而引起的兩極分化，保證了收入分配的公平。而且，在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國家通過法規、政策規范、引導企業和個人行為，倡導公平競爭、合法競爭，打擊各種非法競爭和以權謀私等腐敗現象。這樣，就能夠防止收入差距過大，保證收入分配的相對公平，從而實現社會公平，並促進效率的提高。
其三，完善社會主義保障體系是實現公平的重要措施。社會保障制度是保證社會化大生產正常進行的必要輔助措施，它對於促進經濟發展，實現社會公平有重要作用。我國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實質上是就業、福利、保險三位一體的制度，其核心內容是保障就業。這種制度實際上是不公平的。因為，它把大量農村人口和城市無業人員排斥在外，這既不利於社會公平，也不利於提高效率。我們必須建立起面向全民的社會保障制度，使城鄉勞動者都能享受各種保障，並建立起保障下崗、待業和低收入為特點的新制度，使社會保障制度既兼顧公平，又促進效率。
我們相信，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完善與發展，我們終將實現效率與公平的協調發展。

D. 曼昆 的經濟學原理如何解決公平與效率的互相傷害

公平指人與人的利益關系及利益關系的原則、制度、做法、行為等都合乎社會發展的需要。公平是一個歷史范疇，不存在永恆的公平。不同的社會，人們對公平的觀念是不同的。公平觀念是社會的產物，按其所產生社會歷史條件和社會性質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公平又是一個客觀的范疇，盡管在不同的社會形態中，公平的內涵不同。不同的社會，不同的階級，對公平的理解不同，但公平具有客觀的內容。公平是社會存在的反映，具有客觀性。……
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有人認為是對立的，有人認為是一致的，我個人認為從大的趨勢來講，總的說來，公平與效率是一致的，公平促進效率，不公平導致低效率。 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是：
制度、政策公平促進效率。政策、制度屬於上層建築領域，它的公平與否直接影響到效率。政策制度的公平有利於效率的提高，最典型的莫過於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對生產效率的促進。政策的公平合理促進效率的提高，反之，政策制度的不公平，不合理則導致低效率。
人類的任何活動也都有效率問題。經濟效率，是指經濟資源的配置和產出狀態。對於一個企業或社會來說，最高效率意味著資源處於最優配置狀態，從而使特定范圍內的需要得到最大滿足，或福利得到最大增進，或財富得到最大增加。經濟效率涉及到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各個領域，涉及到經濟力、經濟關系和經濟體制各個方面。
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是辯證統一的。一個有效率的社會,其資源配置、管理體制、運作機制應該是合理的、公正的;同樣,一個公正的社會,其資源一定能得到合理的配置,人的積極性、創造性才能得到最大限度地發揮。效率的提高有助於公平的實現,社會的公平也有助於效率的提高。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效率與公平沒有能夠很好地協調起來,相反,矛盾突出。追求公平，效率就打折扣；追求效率，公平便有失公允。其結果，必將影響經濟的發展，社會的穩定。因此，強調堅持注重效率與維護社會公平相協調顯得非常重要。
受字數限制，供參考。

E. 如何理解經濟學上的公正就是利益均衡

這個不全面吧，利益均衡只是一種形態，效率最高則是另一種。只是說從不同學派的角度來評價經濟的目的。利益均衡，有利於維持各方利益，追求各方利益平衡，各方會積極維持這種合作狀態。但利益格局是在不停變動的，所以也沒有所謂的公正狀態，不過是時間節點的描述罷了。但效率最高則是對經濟發展速度和效率，不過效率不見得合理，不見得公平。

F. 從經濟學角度如何理解效率與公平的交替發展

公平指人與人的利益關系及利益關系的原則、制度、做法、行為等都合乎社會發展的需要。公平是一個歷史范疇，不存在永恆的公平。不同的社會，人們對公平的觀念是不同的。公平觀念是社會的產物，按其所產生社會歷史條件和社會性質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公平又是一個客觀的范疇，盡管在不同的社會形態中，公平的內涵不同。不同的社會，不同的階級，對公平的理解不同，但公平具有客觀的內容。公平是社會存在的反映，具有客觀性。
效率指資源投入和生產產出的比率。人類任何活動都離不開效率問題，人作為智慧動物，其一切活動都是有目的的，是為了實現既定的目標。在實現目標的過程中，有的人投入少，但實現的目的多，即我們所說的事半功倍，而有的人投入很大，但實現的目的少，或者實現不了其目標，即我們所說的事倍功半，前者是高效率，後者是低效率。所以效率就是人們在實踐活動中的產出與投入之比值，或者叫效益與成本之比值，如果比值大，效率就高，也就是效率與產出或者收益的大小成正比，而與成本或投入成反比例，也就是說，如果想提高效率，必須降低成本投入，提高效益或產出。
公平與效率是一致的，公平促進效率，不公平導致低效率。 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是：
制度、政策公平促進效率。政策、制度屬於上層建築領域，它的公平與否直接影響到效率。政策制度的公平有利於效率的提高，最典型的莫過於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對生產效率的促進。政策的公平合理促進效率的提高，反之，政策制度的不公平，不合理則導致低效率。
人類的任何活動也都有效率問題。經濟效率，是指經濟資源的配置和產出狀態。對於一個企業或社會來說，最高效率意味著資源處於最優配置狀態，從而使特定范圍內的需要得到最大滿足，或福利得到最大增進，或財富得到最大增加。經濟效率涉及到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各個領域，涉及到經濟力、經濟關系和經濟體制各個方面。
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是辯證統一的。一個有效率的社會,其資源配置、管理體制、運作機制應該是合理的、公正的;同樣,一個公正的社會,其資源一定能得到合理的配置,人的積極性、創造性才能得到最大限度地發揮。效率的提高有助於公平的實現,社會的公平也有助於效率的提高。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效率與公平沒有能夠很好地協調起來,相反,矛盾突出。追求公平,效率就打折扣;追求效率,公平便有失公允。其結果,必將影響經濟的發展,社會的穩定。因此,強調堅持注重效率與維護社會公平相協調顯得非常重要。

G. 用經濟學來解釋一下「效率和公平的關系」

公平與效率，是現代社會的兩難問題。
自由與效率的關系。朱學勤認為，自由主義「在經濟上要求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相對而立」。自由主義承認個體差異，自由釋放了個體的創造力，所以自由導致了效率的提高。平等在經濟上要求公平，即進行平均分配，消除個體差異，與計劃經濟具有親和力。由過去的經驗可知，平等訴求造成了吃大鍋飯局面和經濟發展的低徊。公平與效率處於一種緊張狀態。
自由的傳統來之英美國家，近代才傳入中國社會。平等的訴求是中國的傳統，「五四」以後與馬克思主義結合，繼續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劉小楓認為，社會思想家或受「社會的公義」問題支配，或對「自由的秩序」入迷，或由「慾望的個體」驅使。前者以馬克思為代表，次者以托克維爾為代表，後者以尼采為代表。平等理念與自由理念的二歧性構成了中國現代社會思想中一個持久的歷史性緊張。
自由與平等的矛盾，在經濟上體現為公平與效率的矛盾。在世俗社會中，這一矛盾在公路的交通秩序上得到生動的表現。
公路上有行人、車輛。車輛有轎車、貨車、摩托車、自行車等。車輛與行人具有差異，一般而言，有車階層比無車階層富有。車輛從轎車到自行車，依其價值可以說明車主的貧富差異或者說階級歸屬。各國在交通管理上，都給各種車輛和行人劃分了通道，毫不例外的，都把主要通道留給機動車輛，而且設置了超車道。承認車輛優先通過，這一點在高速公路上更為明顯，它為了車輛的行進不受干擾對道路實施封閉。由此可見，不論是社會主義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社會，都承認一個共同的原則，即效率優先。
反過來，我們可以討論在交通規則中強調平等時的狀況。那時候，人行道要與車行道一樣寬，車速不能超過行人速度，並且，要並排著走……或者根本上就不準有代步的工具。這些設想誰都覺得荒謬。
但是，這些荒謬的想法並不是不存在。這一點，從交通秩序的混亂可以看出來。在中國，這一點特別明顯，因為中國傳統中，對平等的訴求特別強烈。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常提出「均田地」的口號。土地集中成了歷次社會動盪的「禍根」。在今天，堵塞交通的場面為何屢屢發生，因為誰都不讓誰，誰都不承認別人具有優先權（從平等的理念出發）。於是，由追求平等（各不相讓）引發爭渡。相爭的結果可能要訴之暴力，或者是長時間的堵塞。這就是平等理念落實在社會行為上產生的異化。
所以，當有一輛車在我們後面按喇叭，我們不予理睬，並且罵「有車有什麼了不起」的時候，你是否意識到，這裡面關涉到一個哲學問題，並且是當今社會最重要的問題？
當我在上班途中，看到橋頭堵得水泄不通的時候，當我在下鄉途中，看到農民在公路上曬稻穀的時候，我的心充滿了憂患。我從這里看到一個社會的不穩定因素。這個因素是社會利益的不可調和性，依然是平等與自由的二歧性。對貧苦我曾有多年的體驗，但這並不能阻擋我向理性的歸依。我小時候就曾在公路邊看管曬著的稻穀。現在，當看到市管人員一腳踢翻小販的水果擔子的時候，我的心依然不忍。但這照樣不能阻擋我內心對一種秩序的企求。我也曾捫心自問，是不是自己的階級劃分改變了（這是我少年時期受馬克思的一點影響），才有此種想法？這也不無道理，我已經有十年的時間離開農村生活。強者追求效率，弱者追求平等。但是，能不能尋找到一種超越的秩序（不是烏托邦的）？
中國人堅持不能忘本，作為一種道德自律，它很有效，所以不少人讀了一大堆書，還是滿口土話。中國的知識人因此分化緩慢。即使我在對我出身的那個階層進行批判的時候，也要先過這個關。但是城市畢竟也容納了我（先前也設了種種障礙，我在此處也曾受過歧視），我仍要長期在這里生存。我對兩種人的訴求都能理解，因此希望兩者能夠和諧。
回到交通秩序問題。當我看到橋頭堵塞的時候，我聯想到歷史上的一些場面：成千上萬人在廝殺，血流成河。死亡，對任何階級來說都是一種痛苦。規避痛苦，是人類共同的訴求，這樣，超越斗爭的和諧就有可能存在。當我們追求平等，希望大家回到同一起跑線的時候，我們必須退回原始社會。但那時候照樣有死亡的痛苦，威脅之一來之猛獸。於是，人類只能期求與猛獸平等。而這種期求必須藉助於造物者的重新安排。但這些都是不可能實現的。
看來還須回到經驗領域。城市的道路區分了人行道和車行道，由此，車輛獲得高速行駛的自由，行人獲得了步行的自由。行人要改乘車也可以（當然要花一定費用），有車者要步行也可以。這樣的安排突出了效率，也照顧了公平。因為步行者固然慢，仍然有路可走。如果互不相讓，即雙方或一方不認可這樣的秩序，那麼就可能導致交通的堵塞，誰都走不了。
因此必須有這樣的認同：自由是第一義的，平等是第二義的。這樣，人類雖然存在著差異，也就是說，難以避免一些壓迫和剝削，卻能夠共同增加財富和幸福。

H. 如何理解效率與公平的關系（經濟學原理）

公平與效率
公平指人與人的利益關系及利益關系的原則、制度、做法、行為等都合乎社會發展的需要。公平是一個歷史范疇，不存在永恆的公平。不同的社會，人們對公平的觀念是不同的。公平觀念是社會的產物，按其所產生社會歷史條件和社會性質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公平又是一個客觀的范疇，盡管在不同的社會形態中，公平的內涵不同。不同的社會，不同的階級，對公平的理解不同，但公平具有客觀的內容。公平是社會存在的反映，具有客觀性。
效率指資源投入和生產產出的比率。人類任何活動都離不開效率問題，人作為智慧動物，其一切活動都是有目的的，是為了實現既定的目標。在實現目標的過程中，有的人投入少，但實現的目的多，即我們所說的事半功倍，而有的人投入很大，但實現的目的少，或者實現不了其目標，即我們所說的事倍功半，前者是高效率，後者是低效率。所以效率就是人們在實踐活動中的產出與投入之比值，或者叫效益與成本之比值，如果比值大，效率就高，也就是效率與產出或者收益的大小成正比，而與成本或投入成反比例，也就是說，如果想提高效率，必須降低成本投入，提高效益或產出。
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有人認為是對立的，有人認為是一致的，我個人認為從大的趨勢來講，總的說來，公平與效率是一致的，公平促進效率，不公平導致低效率。 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是：
制度、政策公平促進效率。政策、制度屬於上層建築領域，它的公平與否直接影響到效率。政策制度的公平有利於效率的提高，最典型的莫過於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對生產效率的促進。政策的公平合理促進效率的提高，反之，政策制度的不公平，不合理則導致低效率。
人類的任何活動也都有效率問題。經濟效率，是指經濟資源的配置和產出狀態。對於一個企業或社會來說，最高效率意味著資源處於最優配置狀態，從而使特定范圍內的需要得到最大滿足，或福利得到最大增進，或財富得到最大增加。經濟效率涉及到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各個領域，涉及到經濟力、經濟關系和經濟體制各個方面。
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是辯證統一的。一個有效率的社會,其資源配置、管理體制、運作機制應該是合理的、公正的;同樣,一個公正的社會,其資源一定能得到合理的配置,人的積極性、創造性才能得到最大限度地發揮。效率的提高有助於公平的實現,社會的公平也有助於效率的提高。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效率與公平沒有能夠很好地協調起來,相反,矛盾突出。追求公平,效率就打折扣;追求效率,公平便有失公允。其結果,必將影響經濟的發展,社會的穩定。因此,強調堅持注重效率與維護社會公平相協調顯得非常重要。
「堅持注重效率與維護社會公平相協調」的原則,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是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同一切剝削階級,特別是資產階級的道德建設的一個重要區別,是為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目的服務的。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程中,既要大力發展生產力,注重經濟效率,又要從最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出發,為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目的,堅決有效地維護社會公平。因此,任何只顧公平而忽視效率和只顧效率而損害公平的思想和行為都是錯誤的。只有做到效率與公平的統一和協調,在全社會樹立注重效率、維護公平的價值觀,堅持公平的原則,保障人們利益和分配的合理化,使每個社會成員既有平等參與的機會又能充分發揮自身潛力,才能夠在全社會形成團結互助、平等友愛、共同前進的人際關系。可以說,「注重效率、維護公平」,既是精神文明建設和思想道德建設的應有之義,也是社會主義的根本要求。
公平，亦即公正、平等。當年搞計劃經濟，一切圍繞「計劃」轉。表面上看，計劃最具「公平」特性。所以，計劃經濟的一個特點，就是平均主義、平分秋色，就是「均貧富」，就是「你有我有全都有」。那時的公平，是具有普遍、普及、普惠意義的。這看似公平，但實際上是一種傷害了不少人積極性的「公平」，是一種「大鍋飯」式的「公平」。
進入市場經濟體制，機制比過去活了，環境比過去寬鬆了，人的潛能、智能、積極性比過去高了。那種貌似「公平」的公平在這種體制中站不住腳了，那種「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乾壞一個樣，干與不幹一個樣」的所謂「公平」，受到了以獎優罰劣、獎勤罰懶為內涵的按績效論公平的新式公平的挑戰。實施這種公平的初始，不免讓人覺得有些陌生，有些不適應。因為能力強者與能力弱者、勤奮努力者與不思進取者所獲得的回報拉開了距離。昔日的所謂「公平」日趨沒落，盡管有人心存疑慮，但卻不得不面對這一無法逆轉的趨勢。
傳統的公平受到了現代公平的挑戰，懶散的公平受到了競爭公平的挑戰，且後者「力大無比」，最終戰勝了前者。因為，公平與效率掛上了鉤，市場經濟與知識經濟相輔相成，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相得益彰，此時的公平更具時代性、知識性、競爭性、世界性。而這種市場公平，雖然也有其負面作用，弄得不好，將導致兩極分化，但只要利用法律和行政等手段進行合理宏觀調控，揚其有利因素，克服其負面影響，就能利用其為實現「共同富裕」目標鋪平道路。應當看到，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核心是解決發展生產力過程中的競爭和效率問題。由於市場是自由的、開放的，它本身不考慮社會公平問題。那麼，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來彌補這個「真空」？各級黨委和政府理應承擔起維護社會公平、保護市場競爭中弱者利益的責任。
世界上沒有絕對公平的事情。在市場經濟環境中，人與人之間的競爭也存在著社會資源、家庭背景、人際關系等先天性的不公平。如果細加分析，就會發現社會公平似乎可以分為「效益公平」和「道義公平」。前者釋放社會能量，後者保障社會穩定，都不能偏廢。為防止市場經濟條件下有失公平現象的發生，關鍵要制定一系列公開、透明、維護社會公平的政策、法規和制度，讓公平問題變得有章可循。
一件被一個團體、單位看來算不了有失公平的事，對一個小單位、小家庭來說，卻可能「重如泰山」。貧困人口、殘疾人口、無依無靠人口、失業下崗人口等，都是社會的弱者，他們心中對公平的敏感度自然要高於其他人群。維護這些人的權益，是維護社會的「道義公平」、維護社會長治久安的大事。
市場經濟不相信眼淚，但人民的公僕應該有憐憫之心、惻隱之心、同情之心、愛民之心。不僅要維護「效益公平」，同時也要兼顧「道義公平」。我們理應把維護社會公平、公正作為為民辦實事的一大內容。
在分配政策上，把公平放在「兼顧」的位置上，是有歷史原因的。我國改革開放前，是一個絕對平均主義的國家，「大鍋飯」的分配體制，使效率大受影響。二十多年前實行市場取向的改革後，逐漸講求效率，拉開收入差距，「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從農村到城市，經濟活躍起來，非常見效。於是經過多年的實踐，就把「兼顧效率與公平」作為經驗總結，寫進了十四大的決議。但從十四屆三中全會開始，在效率與公平關系問題的提法上有一個新的變化，即把以前的「兼顧效率與公平」，改變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使這兩者關系，由效率、公平處於同等重要地位，改變為效率處於「優先」的第一位，公平雖然也很重要，但處於「兼顧」即次要地位。十四屆三中全會關於效率與公平關系的新提法，是適合我國當時實際情況和發展需要的，是完全正確的。在這個過程中，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我國社會階層結構逐漸發生變化，經濟理論界也出現代表不同利益的聲音。有些人借「優先」和「兼顧」之差異，有意無意地貶低、輕視社會公平和社會公正，單純為一切斂聚財富的過程辯護，這就不符合改革的精神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是我國一定時期收入分配的指導方針，而不是整個市場經濟歷史時期不變的法則。隨著總量發展、經濟效率問題逐步得到相對的解決，社會公平的問題會逐步上升為突出的問題。所以，我們必須從現時起進一步重視社會公平問題，調整效率與公平關系，加大社會公平的分量。「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口號現在就可以開始淡出，逐漸向「公平與效率並重」過渡。
從道德角度看，公平和效率是一致的，公平的道德也就是對個人努力才能的認同，會激發人的積極性，產生巨大的效率。
我們與世界其他國家在各方面的競爭關鍵是人才的競爭，是人才資源使用效率的競爭，而人力資源的使用效率關鍵是對人力資源的開發、使用是否公平合理。以道德為依據，公平會調動人的積極性，產生強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提高效率。
當個人被認同，在心理上會產生知遇之心，使其想盡辦法提高工作效率，公平與效率相協調，使社會保持穩定的秩序和穩定的發展"注重效率，維護公平既是精神文明建設和思想道德建設的應有之義，也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本質要求，它反映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效率與公平的辨證統一。
我們強調注重效率與維護公平相協調的原則是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同一切剝削階級道德建設的一個重要區別，是為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滅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的服務的。
樹立公平與效率一致的道德體系有助於社會發展，有助於生產效率的提高。"在人才的培養過程中，不能忽視道德的培養，在人力資源配置過程中，也不能忽視道德的作用。
從管理看，管理公平能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促進效率的提高。管理的職能是維護公平秩序，管理的基本原理就是實現公平以提高效率。也就是說，管理越公平，越能調動人們的積極因素，產生正向的積極作用，提高效率，否則，管理不公平，就會出現反向的消極破壞力量，降低效率。因此，管理對公平與效率至關重要，具有極其深遠重要的意義，對管理而言，公平具有兩大功能，一是激勵功能，二是合力功能。
所謂激勵功能，就是激發人的熱情，充分調動人的積極性，開發人的潛能和創造性，使其能向著組織所期望的目標而奮發努力。
因為激勵的根本原理是發展，發展人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精神。發展人們的智慧和潛能。發展對組織所期望的價值目標和追求。也就是說激勵能使人產生追求，有了追求就有了奮發向上的力量，有了克服困難的勇氣和決心，有了實現目標的方法，有了勝不驕敗不餒的勇往直前的精神。因此，也就有了更大更好的效率。
所謂合力功能，就是公平在管理中產生的另一大功能，它是極為珍貴的無價之寶。我們講的合力是一個國家或單位的向心力，凝聚力所形成的一種特殊形態的力量。它不是由單個力量簡單的相加而成，它是可以成倍增長的集體力量。
如何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呢？
1、效率優先原則
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應該是效率優先。因為公平與效率總的來說是一致的，所以，實行效率優先原則就意味著是公平的，合理的所謂效率優先原則就是指分配製度、分配政策要以促進生產力發展和社會經濟效率為首要目標，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我們必須把效率作為優先考慮的價值目標。
效率優先原則意味著人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實現生產力的發展為目標，這樣，效率提高了，生產上去了，社會財富增多了，人們享有的社會公平就更多了，生產力的發展是衡量一切社會進步與否的標准，由於效率屬於現實生產力范疇，而公平屬於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范疇，因而從效率與公平在社會發展因素的序列中的一般關系來看，效率優先是必然的，兼顧公平是必要的，因而是合理的。人類社會進步的因素中，生產力的作用是巨大的，生產效率的提高推動社會的進步，隨著社會由低級向高級的進步和發展，社會公平實現的越來越充分。宏觀地看，生產效率越低下，社會公平實現的就越不充分，人們就越缺少自由、民主、公平；反之，生產效率越高，社會財富越豐富，在社會物質文明增強的基礎上構建的人類社會秩序就越完善，人們所享有的自由、民主、公平就越充分，能實現自我、完善自我的機會也就越多。為社會創造的財富就越多，產生的效率就越大，所以，在二者的關系中要以效率為先，兼顧公平。
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堅持效率優先原則是必然的。我們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根本任務就是解放生產力，消滅剝削和兩極分化，最終目的實現共同富裕，生產力的發展必須通過效率的提高，只有生產發展了，效率提高了，才能逐步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達到真正的公平。所以，把效率優先放在第一位，最大限度的提高經濟效率，這是社會主義本質所要求的，而且，堅持效率優先原則是公平能夠實現的物質基礎，只有社會物質豐富，才能增進社會公平，如果效率低下，物質財富嚴重缺乏，怎樣才能實現真正公平呢？
我們曾經過分重視公平而忽視了效率，誤以為公平就是分配領域的平均主義，因而在分配上實行了公平的平均，這種公平的薪酬體系造成了什麼後果呢？那就是妨礙了效率，結果使人民長期處於貧窮狀態，生活在困窘的狀態中。沒有生產的發展，沒有效率，就沒有公平賴以實現的物質基礎。要以效率為先，只有以效率為先才能提供公平的物質基礎，沒有效率，公平只是一句空話。
當今，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行社會主義經濟市場體制要改變的是我國原有的經濟體制中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在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中，資源的配置是通過國家的行政部門用計劃調節的，它導致了我國社會經濟運行的低效率，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經濟運行以市場為軸心，實行競爭機制和優勝劣汰的法則使生產效率得以提高。如果一個企業效率好，就會發展壯大，如果效率不好，就會日益衰落乃至被淘汰出局。優勝劣汰，適者生存，效率有限原則是符合這一市場經濟規律的。
市場經濟充滿活力，其重要原因就是在競爭中機會公平，效率優先，對於企業來說，在競爭中，在同一市場條件下，效率是決定企業生存和發展的關鍵，所以應以效率為先，企業在制定發展戰略時要根據市場需求制定切實可行的營銷戰略，在企業內部，要盡可能降低成本，提高產品質量。充分挖掘人力資源，調動員工的積極性，從而提高效率。企業的效率好，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處於優勢。
兼顧公平的原則
我們堅持效率優先原則，並不否認公平，更不能犧牲公平只顧效率，正確的做法是，在堅持效率優先的同時，必須兼顧公平，因為只有堅持公平才能夠調動效率的創造者，即主體參與創造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如果主體的努力被社會所認同就能夠激發他的工作熱情。提高工作效率，反之，不公平會使主體失去工作熱情，降低公平效率，所以，只有兼顧公平才能促進效率的提高。而且，公平所反映的秩序的合理性會促進社會整體效率的提高，社會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只有個體被認同和肯定，個體才能有效的發揮作用，而整個社會整體才能夠處在一種有序的狀態下發展，個體間相互協調形成很好的團隊精神，能夠提高社會整體效率，產生巨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創造高效率。
總之，兼顧公平是非常必要的，因為由於種種原因，社會上存在著弱勢群體，對這些弱勢群體，出於人道主義關懷，政府應當兼顧公平，通過種種措施，如向高收入者徵收個人所得稅，把這部分資金轉移給弱勢群體，如發放失業救濟金，幫助下崗職工再就業，幫助失學兒童重返課堂。只有這樣，才能使這部分人得到應有的幫助，以獲得應有的教育機會和參加職位競爭的機會，挖掘這部分人的潛力，避免人力資源的浪費，提高效率。
公平促進效率，有利於效率的實現，效率為公平的實現提供了物質基礎，二者是一致的，在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要使每個人都享有平等的參與競爭，平等的勞動就業機會，在同一起跑線上開始競爭，而個人的分配、收入要與個人所投入的努力達到一種比例上的動態平衡--多勞多得。反對那種小生產者的絕對平均主義的平等觀，提倡多勞多得，國家在實施政策時要以效率為先，以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最終目標，但要兼顧公平，國家通過各種辦法，用政策加以調節，傾斜於弱勢群體，給其以平等的機會參與競爭，參與國家的經濟建設。以提高經濟效率，總之，在公平與效率之間，即不能只強調效率忽視了公平，也不能因為公平而不要效率。應該尋求一個公平與效率的最佳契合點，實現效率，促進公平。

I. 試述福利經濟學為什麼要研究公平和公正

福利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內容包括二個方面，其一是一個社會的資源配製在什麼條件下達到最優狀態？如何才能達到最優狀態？其二是國民收入如何進行分配，才能使社會全體成員的經濟福利達到最大化？"效率"與"公平「既是福利經濟學所追求的基本社會目標，也是它的基本政策目標，福利經濟學是研究一個國家如何實現公平與效率，以及在這二者之間如何選擇的一門科學。福利經濟學採用規范研究與實證研究相結合的方法，研究社會福利中的一些突出問題（收入分配、貧困、教育、失業與就業、人口、環境、社會保障等）及其政策措施。其基本內容涉及個人經濟活動和社會經濟福利之間的關系，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所必須的條件以及如何才能達到這些條件，對市場經濟的運行狀況和市場機制的優缺點進行評價，為政府在經濟活動中應當發揮什麼樣的作用和採用什麼樣的政策提供理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