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縣市級政府靠什麼拉動經濟

『壹』 假如你是地方政府官員,你將如何促進當地經濟的又好又快發展

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確保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必須按照《報告》的部署，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這是關系國民經濟全局緊迫而重大的戰略任務。

經濟增長方式與經濟發展方式，既相聯系又有區別，從「增長」到「發展」兩個字的調整，體現了我們對實踐經驗的總結和理論認識的深化。一般來說，經濟增長方式是指通過要素結構變化包括生產要素數量增加和質量改善來實現經濟增長的方法和模式。通常把主要依靠增加生產要素投入、追求產品數量擴張的增長方式，稱為粗放型增長方式；把注重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加強管理、改善效益的增長方式，稱為集約型增長方式。經濟發展方式的內涵更加豐富，既涵蓋要素結構的變化，又包括產業結構、需求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的變化，也包括資源和生態環境的狀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既要求從粗放型增長轉變為集約型增長，又要求從通常的經濟增長轉變為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經濟發展。

中央歷來十分重視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問題。黨的十二大提出，把全部經濟工作轉到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的軌道上來。黨的十三大提出，要從粗放經營為主逐步轉上集約經營為主的軌道。黨的十四大提出，努力提高科技進步在經濟增長中所佔的含量，促進整個經濟由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轉變。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實行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的根本性轉變。黨的十五大、十六大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出了更加明確的要求。在新世紀，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我們對增長與發展的認識有了進一步提高，在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統籌城鄉區域和經濟社會發展、促進可持續發展以及調整需求結構等方面，進行了新的實踐。黨的十七大提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反映了客觀規律，順應了時代要求，是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重大舉措。

『貳』 地方政府推動經濟改革與發展中應做出哪些措施

新時期深化政府職能轉變的幾點思考 新時期環境和任務的特點 政府職能轉變在實施了20多年後依然被列為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首要任務，大致源於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早期職能轉變的目標和期望還沒有到位，因而改革進程需要進一步加快；二是新環境提出了新的任務和要求，因而需要與時俱進，使改革進一步深化。在筆者看來，後一點更為重要，它關乎到職能改革目標、任務、基本方向和側重點的設計。 新時期的環境有哪些特點？可以說，新一代領導集體提出的新施政理念，構成了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深化的大背景和新環境。新一代領導集體意識到我國處在一個「黃金發展期」和「矛盾凸現期」並存的關鍵時期，因而其施政理念是對多年來發展歷史的總結和對現狀、未來系統思考和審時度勢的產物。 施政理念的轉變要求政府治理模式的轉變，這一轉變涉及職能結構、角色定位和施政方式的轉變。那麼，從政府職能角度來看，上述環境特點會對職能轉變產生哪些影響？會提出哪些新的任務和要求？ （一）政府職能轉變從過去聚焦經濟擴展到更為廣闊的領域 計劃經濟時代我國政府職能結構的特徵可以歸結為：政治、經濟職能過強，社會職能過弱，管制功能過強，服務功能過弱，在經濟職能中，微觀管理職能過強，宏觀管理職能過弱。 改革開放伴隨著工作重心從階級斗爭向經濟建設的轉移，與此相應，政府職能轉變的重點長期放在經濟領域：「從計劃調節到市場調節，從微觀管理到宏觀管理，從直接管理到間接管理」等，顯然都屬於政府經濟職能轉變的范疇。 「科學發展觀」理念與「和諧社會」目標要求強化公共服務和社會職能，《十一五規劃》從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四位一體」的總體發展思路出發，突出強調以人為本和解決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一些重大問題。這些都意味著，政府職能轉變從過去聚焦經濟領域擴展到了更為廣闊的領域。 （二）職能轉變領域的擴展要求多項職能之間的合理平衡 一個基本事實是，政府強化公共服務和社會職能，必須擁有相對充足的資源，而政府財政資源的汲取量又受到社會經濟發展的制約。如果社會經濟發展出現滑坡，政府財政資源的汲取必然受到負面影響。這時，縱然有強化公共服務和社會職能的良好願望，政府也會心有餘而力不足。換句話說，政府社會職能和公共服務的有效履行以經濟職能的有效履行為前提。 這一點意味著，強化社會職能和公共服務並不是政府工作重心的再次轉移，而是一方面要超越對經濟職能的過分倚重，另一方面又要在有效履行經濟職能的前提下，實現經濟、社會和公共服務等多項職能之間的合理平衡。這意味著職能的高度復雜化，要求職能調整的設計和實施要強化協調和統籌，要求職能結構優化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前瞻性。 （三）新時期政府職能轉變具有新的內涵和表現形式 多年來，政府職能轉變集中於經濟領域，改革的側重點在於放開那些「不該管也管不好」的事務。所謂經濟職能轉變，其核心問題是確定政府在哪些方面有所作為，在哪些方面有所不為。時至今日，就政府該管什麼不該管什麼而言，黑白分明的地方已基本解決，我們的理念和認識已基本到位，深化職能轉變必然觸及那些不那麼涇渭分明的領域。在這些領域，政府職能不再是「該管什麼不該管什麼」所能回答得了的，它與政府履行職責的具體方式密切相關，與政府在應該管理的領域中的角色定位密切相關。相應地，政府職能轉變具有了深層次的內涵和新的表現形式。舉例而言，各級政府都承擔著經濟職能，但不同層級政府在履職方式和手段方面有著很大的區別。換句話說，各級政府都「該管」經濟，其分野主要在於怎樣去管。「怎樣管」和「該不該管」就這樣緊密聯系，共同決定著政府的職能定位。政府職能轉變的側重點不再是回答該不該管，而要深入到「如何去管」的問題。這一點不僅適合於經濟領域，同樣適合於政府的其它職能領域。 （四）經濟領域深化政府職能轉變的未來著力點 就經濟領域而言，經過多年持續努力，政府職能轉變已經取得了巨大進展。筆者認為，未來改革的著力點主要在兩個方面： 第一，科學發展觀對政府職能轉變提出新的要求。科學發展觀意味著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包括改變對投資和出口的過度依賴，擴大內需使消費成為未來經濟增長的主引擎，擺脫以資源消耗和生態犧牲為代價的可持續陷阱，靠知識經濟和自主創新推動經濟增長改變非均衡發展模式，促進城鄉、區域的協調發展等等。回顧經濟體制改革歷程我們會發現，在「短缺經濟」和「剩餘經濟」的不同階段，政府促進經濟增長的措施明顯不同，其經濟職能相應具有很大差異。可以設想，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對政府經濟職能及履職方式會產生重大影響，提出新的要求。目前這方面的研究和思考還應進一步深化和細化。 第二，實施《十一五規劃》對深化職能轉變提出新的要求。《十一五規劃》相關部分提出了深化改革的重點領域、任務目標和基本方向。以「深化體制改革」為例，它涉及基本經濟制度的完善、稅收體制和金融體制改革、現代市場體系完善等多個方面。這些都和政府的經濟職能密切相關。因此，結合重點改革領域和目標、方向，釐清這些對政府職能的具體要求，進而根據國情，把原則性的理念具體化並落到實處，是深化政府職能轉變的未來著力點之一。 職能轉變與政府的角色定位 前已提及，新時期政府職能轉變具有新的內涵和表現形式，其側重點不再是政府「該管什麼不該管什麼」，而是深入到政府履行職責的具體方式，即政府在應該管理的領域中的角色定位問題。 （一）政府在經濟領域中的角色定位 政府經濟角色的歸位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展歷程。雖然成效卓著，但筆者認為前一時期的改革基本上屬於角色歸位的過渡時期，從「壟斷主導性經濟主體」向「積極的經濟主體」的過渡：一方面，與計劃經濟時代相比，政府逐步放棄了對資源的全面壟斷和對市場機制的排斥，開始了國有企業在競爭領域的撤退、市場機制的引入和非公經濟主體的培育。另一方面，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登台唱主角，從早期的直接興辦企業到後期的層層經濟目標責任制以及招商引資狂熱，導致了重復建設、粗放經營、地方分割、部門保護種種弊端。這就是說，政府扮演了「積極的經濟主體」的角色，而在制度保障、市場環境締造和公正仲裁等方面著力不足。 《十一五規劃》強調，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主要通過完善市場機制和利益導向機制努力實現。政府要通過體制機制創新和完善政策，為激發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創造性營造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環境」。這意味著政府角色的進一步轉換——從「積極的經濟主體」到「制度保障者、市場環境締造者和公正仲裁者」的重心轉移。這是政府經濟角色歸位的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二）政府在社會職能中的角色定位 強化政府的社會職能是新施政理念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政府的社會職能是一個龐雜的體系，但考慮到提出的時代背景，強化的著力點應在擴大就業、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加大扶貧工作力度、擴大城鄉居民消費等方面，當然在一定程度上還包括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所有這些都具有某種「傾斜性」特徵，即對弱勢群體和相對落後區域的救助、保護和扶持。 雖然屬於不同職能領域，經濟體制改革對強化社會職能同樣具有借鑒意義。如果說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是政府由「積極的經濟主體」向「制度保障者」的角色歸位，那麼在社會職能領域，政府角色定位的核心應該有兩條：一是「慈父」與「組織協調者」角色之間的合理平衡；二是「授魚者」與「授漁者」角色之間的合理平衡。 （三）政府在公共服務中的角色定位 政府的社會職能和公共服務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限。如果說社會職能具有「傾斜性特徵」，強化社會職能主要表現為對弱勢群體和相對落後地區的救助、保護和扶持，公共服務則具有「普遍性特徵」，強化公共服務意味著面向人民日益增長的需求，一視同仁地增加或完善基本的公共服務，如基礎教育、醫療衛生、社會治安、良好生態環境等等。 就普遍性公共服務而言，政府角色定位的核心是「安排者」和「生產者」之間的區分和理性選擇：一方面，承認公共服務是政府的份內職責；另一方面，又要認識到公共服務不一定由政府獨家壟斷生產。按照新的角色定位，政府作為「安排者」決定哪些屬於公共服務應該由政府來做，做到什麼程度或水平，怎樣付費等問題。至於多數公共服務的生產和提供，完全可以通過合同外包、政府補助、憑單、特許經營等形式由私營部門或社會機構來完成。 由於教育和公共衛生等領域目前出現的種種問題，公共服務市場化在我國正面臨責難和質疑。筆者認為，推進公共服務的市場化沒有錯，所要反思的僅僅是市場化的內容及具體形式。市場化具有多樣化的內涵和表現形式：既可以是「政府責任」的市場化——把本應是政府「份內職責」的公共服務推向市場；也可以是「提供機制」的市場化——在政府承擔安排者責任的前提下，推行公共服務生產過程的市場化，通過多元生產者間的競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質量。 深化職能轉變的實施理念 我國正處在發展的關鍵時期，在利益分化、社會多元化和高度復雜化的背景下，改革進入了攻堅階段。在面臨的種種巨大挑戰面前，深化職能轉變需要實施方式的創新，包括先進的實施理念和有效的實施機制兩個基本層面。考慮國情和實踐中面臨的一些問題，筆者認為深化職能轉變過程中應該提倡和堅持以下理念或原則。 （一）「協同政府」理念 協同政府的核心是「確保政策制定的高度協調和具有戰略性」。高度協調即建立不同部門之間在決策過程中的制度化溝通和協商機制，克服公共決策的部門化，確保不同政策領域之間在政策上的高度一致性和整合性。決策的戰略性則強調公共決策從長遠出發，避免決策成為對目前現實壓力的被動應付。 我國長期受到「決策部門化、部門利益化、部門利益法制化」的困擾，離《十一五規劃》要求的公共決策的系統性和戰略性還有相當的距離，因此，堅持協同政府理念尤為必要。更重要的是，要借鑒發達國家「協同政府」和「跨部門合作機制」的機制和具體措施，建立跨部門的設計、實施和評價機制，避免部門化可能導致的碎片化、相互掣肘和割裂。 協同政府還包括政府部門與外部主體之間的協同，首先是公民參與，其次是發揮外部專家的作用。我國改革具有不同程度的封閉性，主管部門充當了優先項選擇者、方案設計者、改革推行者和效果評價者多重角色，外部獨立專家難以充分發揮作用，公民參與效果更為有限。沒有這些方面的突破和創新，職能轉變的系統性、整體性和戰略性同樣難以實現。 （二）結果導向的責任政府理念 政府職能轉變存在一個內在矛盾：一方面，改革要求政府部門放手或改變慣常的干預方式。另一方面，相關部門又在改革的創議和實施方面擁有主導性權力。職能轉變意味著政府部門的自我革命，其效果可想而知。實踐中部門爭奪審批權和重審批、輕監管的傾向可為見證。在協同政府（包括內部協同和外部協同）的有效機制建立和有效發揮作用之前，可以運用「結果導向的責任政府」理念和機制來緩解這一問題。 所謂「結果導向的責任政府」理念，就是政府的主管部門向結果負責，權力獲取與權力行使的目標和結果密切掛鉤。以審批權為例，部門索求審批權要達到什麼目標？這些目標是否可以直接測定？目標的實現程度如何評價？部門行使審批權一定時間後，所期望的目標和實際效果是否達到？如果特定審批權的行使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和結果，那麼該審批權就要收回或者取消。這就是權責一致，而「責任」主要用權力運行的實際結果來判斷。 （三）「可持續性」理念 強化社會職能和公共服務是新時期政府職能轉變的亮點和突出特徵之一。這無疑反映了「以人為本」的施政理念，同時旨在擺脫粗放增長模式和巨大的貧富、城鄉、區域差距帶來的「可持續陷阱」。但強化社會職能和公共服務同樣存在可持續問題，而且比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更為重要，也更為復雜。 20多年來國民經濟和政府財政收入的高速增長，使我們有了強化社會職能和公共服務的本錢。但許多隱憂依然存在，包括薄弱的現有基礎和巨大且日益增長的潛在需求，各級政府特別是基層政府的巨額債務，可能的經濟波動等。 前些年，每當中央政府確立經濟增長目標，地方政府多會層層拔高、層層加碼，呈現出某種大轟大嗡的運動式特徵。強化社會職能和公共服務恐怕難以擺脫這一「規律」，可持續性陷阱相應可能採取多種形式：描繪宏偉美麗的藍圖而沒有認真核算資源需求和財政承受能力；以「豐年」的標准確定服務量和水平，不認真考慮「歉年」可能面臨的壓力等等。從一些地方政府的種種規劃中，可以不同程度地看出一些影子。 公共服務尤其社會福利具有能上不能下的剛性特徵，公眾沒有享受到應該享受的公共服務或福利時無疑會不滿，從而影響到社會穩定。但可以設想，當出現資源嚴重不足，政府不得不剝奪已經享受的服務或福利時，公眾的反應決不是「不滿」一詞所能形容的，對社會穩定帶來的破壞性無疑會更大。 （四）「管理精緻化」原則 需要牢固樹立一個觀念：理念需要技術支撐，忽視制度、技術和機制的構建，再先進的理念也只能是空中樓閣。從馬克思的「人民公僕」到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從鄧小平的「三個有利於」到今天的「以人為本」，新民生路線有其歷史根基。教訓在於過分熱衷於新理念的闡釋、傳播和中繼站式的層層傳達，在因地制宜構建有效制度和機制方面著力不足。 改革進入攻堅階段意味著任務多樣化和復雜化，相應要求變革過程管理的精緻化。管理精緻化側重於技術層面和細節，目的是實現細致化、科學化和操作化，這應該體現在變革過程的每個環節，包括優先項選擇、目標確立、方案設計、實施與評價等等。目前，我們對改革的操作和技術層面重視不足，管理還相當粗放。

『叄』 縣級市真就是謀求發展的必然途經嗎

縣和一部分新設的區，性屬蝙蝠，介於城鄉之間，但都更多受制於地級市。盡管縣級市的屬性還是亦城亦鄉，可也增大了城市工作的比重，更有利於發展以工業帶動的縣域經濟，社會政策可兼得城市社會管理的優勢政策措施。如果基礎較好，目前的發展出路還是以撤縣設市、建設小城市為上策，比坐等實行城鄉一體更為主動，或者說城鄉一體先行了一步。
縣級市名義上由地級市代省級政府託管，實際上不能取得和地級市政府一樣的權利，經濟方面僅有一小部分（計劃單列）還難以落實，其他的更談不上，組織人事權、財權這些最要緊的權利都在地級市那裡，什麼都不敢輕舉妄動。像義務那樣的縣級市龐然大物全國沒有幾個。
在行政改革角度，可以把縣級市看作縣級擴權的實驗區，為省管縣或省不管縣最終做出結論積累些深入認識。

『肆』 政策「一日游」為何屢屢上演地方仍想靠房地產拉動經濟

疫情影響下，多地出台樓市調控政策以保持樓市平穩發展，然而四個城市出台的松綁政策卻被「打回原形」。

分析人士指出，單從房地產市場數據表現來看，不少城市仍存在政策放鬆的理由，也有著依靠房地產來提振市場經濟的內在驅動力。無論是土地收入還是對房地產企業紓困來說，地方政府都有為房地產政策松綁的沖動。但中央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政策定位並未改變，依舊堅持『房住不炒』，地方政府如何拿捏房地產調控政策變得更加值得考驗。

四城房地產政策「一日游」

據澎湃新聞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已有河南省駐馬店市、廣東省廣州市、陝西省寶雞市、山東省濟南市四個城市先後在發布放鬆房地產調控政策後，進行刪除或撤銷，各地樓市政策現「一日游」的情況。

在修改刪除或撤回的政策中可以看到，駐馬店市和寶雞市的政策都提及「降低首套房貸款首付比例」；濟南市的政策提及「松綁限購」；廣州市的政策則被認為是解禁「類住宅」。

具體來看，先是2月21日，駐馬店市曾發文宣布降低公積金貸款首付比例，政策提出「將公積金貸款購買首套房首付比例降低至20%」。

此後，在經過河南省政府約談駐馬店市人民政府主要負責同志，堅持「房住不炒」，落實主體責任之後，河南省駐馬店發布的17項穩樓市政策已從官網撤下，該市房地產政策按原政策執行。

寶雞市的政策則明確鼓勵銀行降低首套房貸款首付比例。

3月12日9時57分，寶雞市人民政府辦公室印發《寶雞市住建行業堅決打贏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擊戰穩企業穩民生穩發展若干措施》，措施共計15條，其中第12條明確，各銀行要積極爭取降低首套住房貸款首付比例政策，公積金貸款最高額度由40萬提高至50萬。

由此成為首個鼓勵商業銀行降低首付比例的城市。

不過，該文件發布未滿12個小時就被撤下。目前，官網上已不再顯示該政策。

廣州市的「解禁類住宅」政策也在此前現「一日游」。

3月3日，廣州市人民政府發布《廣州市堅決打贏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擊戰努力實現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若干措施的通知》，共計48條措施，其中的第三十一條顯示，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優化商服類項目建設和銷售管理，商服類項目未完成規劃報建手續的不再限定最小分割單元；商服類項目不再限定銷售對象，已確權登記的不再限定轉讓對象。

該項措施的制定被認為廣州將解禁「類住宅」。

一天之後的3月4日，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從廣州市政府網站獲悉，廣州市發布的《廣州市堅決打贏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擊戰努力實現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若干措施的通知》從官網撤下，並於當天晚間發布新版「48條」，但「優化商服類項目」的條款已經不在其中。

3月17日，山東省濟南市新舊動能轉換先行區網站則發布「更正聲明」稱，濟南新舊動能轉換先行區（以下簡稱「先行區」）2020年3月15日發布的《關於促進濟南綠色建設國際產業園發展十條政策》中，涉及「預售監管資金即征即返」；「在先行區直管區范圍內購買二星級及以上綠色建築商品住宅的，不受濟南市限購政策約束」的表述不準確，現予以更正。

新版政策中，關於預售監管集資即征即返、不受濟南市限購政策約束等表述已從文件中刪除。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研究員王業強指出，地方政府在面對疫情沖擊下有經濟壓力，「一日游政策」則反映了這些政策與中央「房住不炒」定位的沖突。事實上，經濟壓力在國家層面也是存在的，國家在宏觀財政政策、金融政策上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比如定向降准、「新基建」等等，但直接違背「房住不炒」的政策是不會被允許的。

地方政府公共決策尚缺嚴謹

58安居客房產研究院分院院長張波指出，單從房地產市場數據表現來看，不少城市確實存在政策放鬆的理由，也有著依靠房地產來提振市場經濟的內在驅動力。但房地產經歷了幾年調控，市場總體穩定的結果來之不易，購房者對於市場預期穩定的信心來之不易。當下針對疫情影響，幫助房地產相關企業紓困的政策必不可少，而放鬆需求側的調控政策則理應慎之又慎，需求側調控政策的大開大合往往會對房地產市場形成較大影響，也容易導致不可控因素的產生。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數字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盤和林則指出，「疫情影響下，房地產市場確實面臨較大壓力，無論是土地收入還是對房地產企業紓困來說，地方政府都有為房地產政策松綁的沖動。但是從大的宏觀政策來看，中央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政策定位並未改變，依舊堅持『房住不炒』，另外當前房地產市場的杠桿及房價都到達一定的高度，一旦政策松綁，可能存在房價進一步反彈的壓力，這樣也會進一步擠壓實體經濟，實際來看是對經濟不利的，同時也會引發一定的風險。因此地方政府如何拿捏房地產調控政策是較為敏感的。」

盤和林認為，公眾對房地產政策松綁也非常敏感，一旦有所放鬆，地方政府也承受輿論壓力。從公共政策的決策性上來說，地方政府在公共決策上尚缺嚴謹，沒有充分考慮各方面的因素，也導致不少城市出台的政策「一日游」。

在廣東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李宇嘉看來，「這四個城市發布的涉房地產政策雖然內容不一樣，但表現形式是一致的，即均在需求端進行刺激，突破限購政策、加杠桿突破房住不炒原則、突破地方依賴房地產政策的制約。」

李宇嘉認為，國家現在的態度是很明確的，即「房住不炒」，不將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濟的手段，以及不能給社會傳達地方政府依賴房地產這樣的信號。這一信號一旦傳達，會給市場帶來托底甚至「救市」這樣的看法。從前兩月的情況來看，中央對房地產市場的態度是一貫的、明確的，即杜絕房地產依賴及房地產刺激經濟這樣的做法。但如果將房地產與產業、人口等結合起來，這種政策是沒有問題的，比如各地出台的一些人才購房政策、落戶政策、公積金政策等。

李宇嘉指出，之所以地方政府在政策出台上出現一些反復，背後的原因也在於「一城一策」後，調控政策的自主權是給到地方政府的，但出台的過程中，又會觸碰到「不將房地產作為刺激經濟手段」的制約，也導致了一些政策被叫停。

張波也指出，因城施策並不是僅僅站在各城市自身的角度來思考房地產的發展，而是結合全國樓市的整體情況，由面到點，系統化地思考和推進房地產的建設，合理使用調控手段，在應對好疫情影響的基礎上，更好實現房地產市場平穩發展，人民群眾安居宜居的美好生活目標。

『伍』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通過哪些主要措施創造就業條件擴大就業

《就業促進法》第五條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通過發展經濟和調整產業結構、規范人力資源市場、完善就業服務、加強職業教育和培訓、提供就業援助等措施，創造就業條件，擴大就業。

『陸』 政府靠什麼加大對實體經濟支持力度

政府目前對實體經濟支持政策：
一是完善小麥、稻穀等最低收購價和玉米、油菜籽臨時收儲政策,。
二是加快下達撥付中央轉移支付資金,合理調節流動性水平，加大對小微企業、「三農」和社會事業等領域的支持力度。
三是要進一步簡政放權，著力營造公平競爭市場環境,繼續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加快建立和完善政府權力清單制度,探索實行負面清單管理模式。
四是繼續推進財稅、金融、價格、科技管理體制等方面改革。
五是支持企業設備更新和研發創新，加快中西部鐵路、清潔能源等重點工程建設。
六是要繼續支持西部大開發、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全面振興，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和長江經濟帶發展，抓緊落實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
七是要加強就業社保等民生重點工作，完善促進大學畢業生就業創業的各項政策。
八是更好運用開發性金融支持棚戶區改造，出台促進信息、旅遊、體育、養老、健康服務業以及職業教育等領域發展的若干政策，促進居民擴大消費。

『柒』 政府在經濟中起什麼作用

在經濟當中，我們常常用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來形容宏觀調控和市場。看不見的手是市場，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看得見的手就是政府宏觀調控，宏觀調控的手段有很多種，比如經濟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最常用的兩個手段就是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

總而言之，無論是經濟手段還是法律手段，他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實現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快速發展，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最終實現國家的繁榮昌盛。如果沒有國家的宏觀調控，只靠市場資源配置，將會有產生很大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