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發展面臨哪些新機遇
當前的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經濟增長進入了可控、相對平衡的運行區間。在外需疲軟、內需回落、房地產調整及深層次結構變動的力量綜合作用下，經濟下行壓力有所加劇。然而，「新常態」並不是只有困難、挑戰和風險，新常態沒有改變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改變的是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條件；沒有改變我國經濟發展總體向好的基本面，改變的是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因此，中國經濟「新常態」孕育著一個正在崛起的國家擁抱新經濟體系的宏大發展機遇。
第一，大改革與大調整的機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不僅暴露了世界經濟面臨巨大的結構性問題，同時也宣告了鑲嵌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中國傳統增長模式走到了盡頭。高投資帶來的高能耗與高污染、收入分配差距帶來的社會經濟沖突以及過度管制帶來的創新不足已經成為中國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足和民族復興的絆腳石。人民深深認識到，大改革和大調整是重構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基石的唯一選擇。這種「大改革」與「大調整」共識的形成是「新常態」帶給中國經濟下一輪發展的最大禮物，在世界性結構改革的大浪潮中給予了中國良好的機遇期。
第二，大消費、大市場與構建「大國經濟效應」的機遇。中國在GDP穩居世界第二位的同時，其市場份額和消費規模也大幅度提升，中國需求成為世界需求最為重要的決定因素，「大國經濟效應」開始全面顯現。一是在市場上出現全面的規模效應和范圍效應，生產效率的提升有效對沖著各種成本的上升，使中國在世界市場的份額並沒有下降；二是消費開始上台階，中國消費規模依然按照每年平均13%的速度增長，中國開始從「世界工廠」轉向「世界市場」。三是中國的「世界工廠」開始與中國的「世界市場」相對接，在內外貿一體化的作用下使中國經濟的穩定性和抵抗世界經濟波動的能力大幅度上揚。
第三，「大縱深」與構建多元增長極的機遇。雖然到2014年年底，中國各類產業結構的指標已經標志著中國經濟開始向後工業化階段轉化，工業化紅利開始衰竭。但是，一定要看到中國經濟縱深的厚度和寬度，即「長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地區」雖然開始全面轉向服務業驅動，但廣大的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工業化依然處於高速發展的中期階段。這不僅為東部產業升級提供有效的騰挪空間，也為中西部加速發展提供了契機。因此，中國產業的梯度大轉移不僅大大延緩了中國工業化紅利消退的速度，同時通過構建多元化的增長極使中國空間布局更加科學。
第四，「大人才」與構建第二次人口紅利的機遇。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和老齡社會的逼近意味著中國傳統的人口紅利開始消退。但必須注意的是，目前「招工難」和「用工貴」問題主要凸顯在農民工領域。中國的就業格局是「大學生就業難」與「民工荒」相並存。每年700多萬大學生畢業壓力已經使大學生就業起薪與農民工平均工資開始拉平。而這恰恰是中國從人口大國邁向人力資源強國的關鍵，這說明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已經為中國產業升級准備了大量高素質、低成本的產業後備大軍。以大學生和人力資源為核心的第二次人口紅利開始替代以農民工和低端勞動力為核心的傳統人口紅利。
第五，「大創新」與構建技術紅利的機遇。仔細梳理中國技術創新發展的各類指標，我們會發現，在粗放式發展模式走到盡頭的同時，中國創新發展模式已經嶄露頭角：一是專利申請大幅度提升，於2013年達到257.7萬，增速為15.9%，佔世界總數的32.1%，居世界第一；二是R&D經費支出突破低水平閥值，於2014年達到GDP的2.09%，增速達12.4%，進入高速度、中等強度階段；三是技術市場活躍程度大幅度提升，2013年技術市場交易額達到7469億元，增速達到16%；四是高技術產品出口大幅增長，總額達到6603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30%；五是國外發表的科技論文在2013年已接近30萬篇，邁入世界科技論文大國的行列；六是中國擁有世界最龐大的科學技術研究人員。上述這些參數說明，只要進一步進行科技體制改革和鼓勵各類創新創業活動，中國技術創新紅利必將逐步實現。「中國製造」開始向「中國創新」轉型，從勞動力密集型製造業向知識密集產業過渡。
第六，「大升級」與構建升級版中國經濟的機遇。在市場、技術、人力等多方面的作用下，中國經濟開始出現全面升級的勢頭：一是在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時，消費開始出現大幅度升級，開始從過去30年的以吃穿住行為主體的工業化消費轉向以高端製成品和服務消費為主的後工業化消費；二是產業在需求拉動下，開始大幅度由製造業轉向服務業、由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知識與技術密集型產業。中國升級版經濟的雛形開始顯現。
第七，「大開放」與中國經濟全球布局的機遇。中國經濟實力的全面提升以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給予中國前所未有的進行大開放和全球布局的機遇。一是中國開始從「商品輸出時代」轉向更為高級的「資本輸出時代」，海外並購突飛猛進，其平均增速超過30%，對外投資總量2014年已突破1000億美元；二是以區域性自由貿易區的構建全面強化中國開放的板塊效應；三是以「一帶一路」為核心展開中國空間戰略與開放戰略全面對接，並通過互聯互通打造中國新的國際合作格局；四是以金磚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等國際金融機構的構建，打破歐美一統國際金融的格局。這些拓展有效擴張了中國資源配置的空間以及盈利模式，必將把中國發展帶入新階段。
當然，要很好把握上述七大機遇，將各種戰略機遇轉化為真正的增長和發展，這不僅需要我們有效解決「新常態」面臨的各種問題和挑戰，同時還需要我們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礎上構建出適合下一輪經濟發展的制度體系。
Ⅱ 急求：經濟增長與就業的關系。
充分就業與經濟增長之間的互相關系:
通過經濟增長促進就業是世界上多數國家在解決失業問題時所採取的一種重要手段。聯合國開發署將經濟增長率和就業增長率的關系劃分為四種類型：
一是高經濟增長、就業機會擴大類型；
二是高經濟增長、低就業或無就業類型；
三是經濟增長率下降，就業機會下降類型；
四是經濟增長率下降、就業機會有所擴大。
根據國內的一些研究成果來看，我國基本上屬第一種類型，即經濟在保持較高水平的增長態勢下，就業機會是不斷擴大的。
Ⅲ 中國的下個經濟增長點在哪裡
中國的經濟不缺增長點，但在先今比較嚴峻的形勢下，我國將重點通過創新引領產業結構升級，並在這一過程中發現培育新增長點。
一是進一步優化產業布局，加快產業有序轉移，引導產業集聚發展，避免產業在空間上的簡單平移；
二是以增強核心競爭力為重點加快傳統產業優化升級，以工業機器人、軌道交通裝備、高端船舶和海洋工程裝備、新能源汽車、現代農業機械、高端醫療器械和葯品等領域為重點，培育製造業競爭新優勢；
三是加快培育新興產業，支持雲計算與物聯網、移動互聯網等融合發展，大力發展工業設計、融資租賃等生產性服務業。
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思維，打造發展空間新格局，中國經濟還將呈現更多新增長點。明年我國將培育壯大「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等新的經濟增長極和支撐帶，整合建立統一規范的公共資源交易平台，推進形成全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促進沿線地區互聯互通、協調發展。
Ⅳ 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給我們帶來了哪些機遇和挑戰
高質量發展是發展經濟學核心概念。高質量發展也叫經濟高質量發展，真正的經濟發展都是高質量發展。經濟高質量發展是經濟數據精確、營商環境優化、產品質量保證、資源精準對接與優化配置的增長方式，是創新驅動型經濟的增長方式，是創新高效節能環保高附加值的增長方式，是智慧經濟為主導、高附加值為核心、質量主導數量、GDP無水分、使經濟總量成為有效經濟總量、推動產業不斷升級，推動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全面可持續發展的增長方式。
高質量發展是201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首次提出的新表述，表明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
2018年3月5日，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深度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9方面的部署，都圍繞著高質量發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也進入了新時代。推動高質量發展，既是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然要求，更是遵循經濟規律發展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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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下一個經濟增長點是什麼
每個國家增長點不一樣的 因為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 信息產業對有些國家來說是個增長點 但對另一些國家來說根本談不上信息產業 當一個國家發展到接近窮途末路的時候才會有新的增長點出現 就中國來說還沒有到那個程度
我覺得中國的新的增長點應該在農村、農業。下一個增長點也必須在農村，這不僅是經濟發展上的要求 也是政治穩定的需要 因為現在農村的民主政治制度發展比較快 而經濟發展水平仍受城鄉二元體制束縛 農民收入提高困難 如果不解決農村發展問題 社會穩定會受到影響
個人觀點
股市的話我比較看好鋼鐵和能源板塊。
一種能讓人產生前所未有的興趣的的話，我覺得是學習經濟學。
既將成為時尚的、能推動全世界經濟發展的新興的東西的話，我覺得是新能源的開發利用。
Ⅵ 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在哪裡
縱觀全球經濟的暗淡前景，中國在2012年也很難不受到波及和影響。期望中國拯救衰退的世界經濟不但不可能，而且與中國本身的經濟實力不吻合。中國也必須更加認真地審視未來十年的發展如何告別過去賴以高速發展的模式。香港大學的劉寧榮博士認為，在世界經濟版圖重組的此時，依靠穩定推進的城市化以及民營企業的擴張，中國能在未來尋得繼續前行的路徑。 2011年歲末世界經濟版圖發生了又一次巨變，巴西的經濟總量趕超了英國，這是繼中國在2010年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後，新興經濟國家再次在世界經濟版圖中將老牌經濟大國擊敗，而世界十強中已包括了金磚原有四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因此西方七大工業國G7已經壽終正寢。因為原有的工業大國不僅不能解決現有的經濟危機困境，而且它們本身就是這場經濟危機的始作俑者。 然而因應世界經濟格局變化而誕生的G20也同樣無力，G20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正確的產物，自然無法在全球經濟的戰略層面賦予任何全新的意義。它既無任何實際左右全球經濟方向的能力，也無任何改變現有世界經濟秩序的權力。構築太平洋兩岸的「中美國」的G2幻想也只能是胎死腹中，因為現有經濟超強和崛起經濟超強之間現實的矛盾和過多的猜疑。 中國發展模式必須改變 中國已越來越難以依賴出口來刺激的經濟增長模式，它不單是在政治層面上變得越來越困難，而且也由於歐美自身的經濟困境使得中國的這一經濟發展模式必須改變。 2012年的世界經濟的整合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具有挑戰性，越來越多的國家都會採取更加保護的貿易政策，而越來越多的國家都趨於自掃門前雪。這一情形還因兩個傳統經濟大國美國和法國面臨大選而更加嚴重，中國無疑會再次成為西方政客們最容易和最方便的攻擊對象。因此中國已越來越難以依賴出口來刺激的經濟增長模式，它不單是在政治層面上變得越來越困難，而且也由於歐美自身的經濟困境使得中國的這一經濟發展模式必須改變。 更大的困境則是沒有一個政府願意實施得罪民眾的緊縮政策，甚至沒有太多的民眾願意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美國人依舊不喜歡存錢，歐洲人依舊喜歡花錢，中國人則依舊喜歡依靠投資來拉動經濟。但是這一成不變的模式已經失效，美國的兩次量化寬松沒有帶來就業市場上的根本變化。而中國大規模的銀行借貸雖然確保了中國的經濟增長在全球金融危機的逆境下沒有受到震盪，但越來越多的人擔心以投資為動力的經濟增長模式將會失效，而中國刺激經濟所投放的資金總量，如以GDP的比例來核算實際是美國的兩倍。 除了銀行系統潛在的危機，疲軟的房地產市場扭曲了資金分配並使得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失衡。而在政治層面上2012年類似「佔領華爾街」的運動不會就此退下舞台，且可能更為嚴重和更為激烈，即便類似中東的血腥革命不再發生。這就註定了中國必須尋找新的發展動力。 綠色革命、綠色經濟和綠色城鎮 減少城鄉差別使得中國的七億農村人口獲得更大的消費能力，政府還必須盡可能地縮小城鄉居民在享有公民教育和醫療領域的差距。 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隱憂無疑是來自發達國家的剛性消費需求正在減弱。但所幸的是自金融危機發生以來，中國經濟對出口的依賴正在不斷減少。中國貿易出超所佔GDP的比重也在減低，2007年中國的貿易出超約等於當年GDP總額的10%，但是到了2010年已經減少到了5%，而2011年則有可能減少到3.5%。依照目前的世界經濟狀況，中國的出口勢頭在2012年將會繼續減弱。一方面，這對中國是件好事，使得中國經濟受到外圍經濟影響的面要變小;但另一方面，這也使得過去30年依賴出口的中國經濟必須尋找全新的動力。 創新無疑是中國企業在未來十年增強競爭力的不二法門，雖然中國在品牌創新上依舊有很長的路要走，而技術創新是中國最有可能領先它國的領域，如中國在新能源技術上的開發在許多方面都比美國走在前列。雖然中國的高鐵出了事故，但是中國的高鐵技術現在也領軍世界各國。因此政府應全力扶持新興產業的發展，而綠色技術和綠色革命應是最有潛力的領域。 中國錯過了工業革命，信息革命則是趕上了末班車，並因此為中國的經濟在過去二十年中注入了動力，中國必須在新能源為核心的綠色革命中遙遙領先，這不僅能為中國的技術創新打開一條出路，而且還能因此改變中國經濟的粗放型發展之路，並藉此告別中國高增長、高消耗、高排放、高擴張的發展模式。中國政府希望在2015年實現新興工業對GDP的貢獻可以從2010年的4%上升到8%。 而綠色革命可以在中國目前的城鎮化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國的城鎮化被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稱為21世紀全球經濟的最重要事件，城鎮化可以拉動中國的內需，同時綠色城鎮將能幫助綠色技術提供市場。目前中國的內需不足主要體現在中國農村，一半多的人口生活在農村，農民的人均消費支出與人均可支配的支出都不到城鎮的1/3。根據官方的數字，中國的城鎮化率在2000年時為36.2%，而到了2010年則達到了47.5%。雖然這組數字含有水分，但是，即使按照偏高的城鎮化率，中國的城鎮化之路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因此如果可以將綠色城鎮化作為2012年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將從多方面實現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和諧發展。第一，改變以往不重視環境保護的經濟發展模式;第二，成為拉動中國內需的新動力，改變中國的經濟發展架構;第三，減低經濟發展中對資源的過度依賴;第四，縮小城鄉之間的差別，創建更加平等的社會。 減少城鄉差別使得中國的七億農村人口獲得更大的消費能力，政府還必須盡可能地縮小城鄉居民在享有公民教育和醫療領域的差距。至今我們在教育上的支出依舊沒有達到GDP的4%，與全球5%的平均數還有相當大的差距。只有中國百姓不會將大量的儲蓄用於教育、醫療、及養老，他們才有可能拿出錢來拉動中國的內部消費。中國的內需只佔GDP的36.6%，與美國的70%有很大的差距，與日本的57.6%和印度的57.2%也有不小距離。 民企的擴張和中國的張力 盡管目前從國內到國際看衰中國經濟前景和唱空中國的大有人在，但是我們應有信心：中國可以在未來十年尋找到新的經濟發展模式。 另一個重要的發展動力來自中國的民營企業。過去幾年裡民企面臨自改革開放以來最為嚴峻的發展困境，這一方面離不開國際大環境，由於金融危機造成了相當多一批以出口加工為主的民企首當其沖，人民幣的升值又造成了成本上升。另一方面國企的壟斷地位置民企於不利的競爭地位，且相當多的行業屬於民企不可進入的領域。內部的國進民退，外部的金融危機使得中國民營企業的生存與發展受到了極大的挑戰。 過去三十年民營企業是中國就業機會的最大提供者，中國民企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實踐了社區資本主義(community capitalism)的發展戰略，在發展模式上從本地社區起步，許多時候在缺乏銀行支持和健全融資體系的情況下透過民間集資獲取發展。民企的貢獻不僅僅局限於提供就業、稅收和創造財富，中國民企在創業模式、融資模式、管理模式上都獨樹一幟。幫助民企擺脫目前的困境，使得更多的民企成為世界級的企業，躋身國際舞台參與競爭，就可以為中國經濟的對外擴展提供張力。政府積極扶持中小企業發展壯大，應是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新方向。美國的發展表明，大企業往往可以透過對研發的投入而進行創新，而中小企業就必須有政府資金的支持，矽谷就是美國政府透過向斯坦福大學注入研究資金幫助了今天諸如思科這樣的高科技企業的誕生。 韓國企業的發展之路已為我們提供了一面鏡子，三星也好，現代也好，都是依靠「國家意志」建立起的名牌企業，這對於新興經濟體來說，是與老牌經濟大國進行有效競爭的必要手段。三星在智能手機等領域可以和蘋果分庭抗禮，除了有極強的研發能力，還有蘋果沒有的製造能力和供應鏈。在這一點上，中國企業躋身世界級企業的方向是類似的，只不過中國依靠的是國有企業，而韓國則是民營企業。 這一分別將會極大影響中國經濟的對外張力，因為民企的壯大比國企更加有利於實施中國「走出去」的戰略。過去三十年中國是以吸引外資獲取發展的資金，而未來的十年中國的資金流動應該是逆向的。實際上，過去十年裡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之後，中國在海外的企業兼並增多。2010年中國的直接對外投資總量已躍居全球第5位，達到了688億美元，連續九年的年均增速都達到了50%，而投資存量突破3000億美元。近幾年民營企業在對外並購中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如浙江民企吉利收購沃爾沃汽車就是一例。民企在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可以扮演國企無法承擔的任務，民企可以避免被歐美政客標上「紅色」的標簽，在海外並購中可以減低政治上的不必要阻力。因此，2012年的中國不應該繼續讓民企變弱變小。 盡管目前從國內到國際看衰中國經濟前景和唱空中國的大有人在，但是我們應有信心：中國可以在未來十年尋找到新的經濟發展模式。中國絕不能步歐美之後塵，以為無須付出任何代價，希望大把印鈔票就可以避免經濟下滑，這是不現實的。
Ⅶ 我國當前經濟發展存在哪些機遇
我國發展的機遇,從國際環境看,一是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我國在全球化調整發展中擁有新的優勢.二是金融危機後,各國致力於發展新技術、新產業,將成為推動全球新一輪增長的重要力量,我國在搶占科技和產業競爭制高點的競爭中具有新的機遇.三是新興大國地位上升.我國等新興大國正在成為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
Ⅷ 整個經濟學,增長的主要機會是什麼
經濟增長主要是指總體配置方式。
經濟增長方式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增長的實現模式，「經濟增長方式」通常指決定經濟增長的各種要素的組合方式以及各種要素組合起來推動經濟增長的方式。
它可分為兩種形式：粗放型和集約型。
根據總量生產函數分析和資本產出彈性與勞動產出彈性的計算，可將一個時期的經濟增長率進行分解，即由生產要素投入量增加導致的經濟增長和由要素生產率提高導致的部分。
如果要素投入量增加引起的經濟增長比重大，則為粗放型增長方式；
如果要素生產率提高引起的經濟增長比重大，則為集約型增長方式。
但經濟增長方式的區分只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二者有時還是互相交叉的。
供參考。
Ⅸ 未來經濟新增長點在哪裡
創新，開發新技術。因為房地產的紅利已經消耗完，勞動密集低成本手工型產業逐步移到印度，越南等國家。
Ⅹ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最大機遇與挑戰是什麼
當前金融危機背景下，中國經濟面臨八大機遇與挑戰: 美國次貸危機演變為國際金融危機後，對世界經濟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面對危機，我們不僅要看到此次危機給處於轉型期的中國經濟帶來的挑戰，更要看到其中蘊含的機遇。 在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聯系日益緊密的今天，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海外投資、進出口、金融證券保險業、房地產業、旅遊業、勞動就業、經濟增長、經濟地位等層面都會產生重要的影響，並蘊含著難得的機遇。 美國次貸危機演變為國際金融危機後，對世界經濟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面對危機，我們不僅要看到此次危機給處於轉型期的中國經濟帶來的挑戰，更要看到其中蘊含的機遇。那麼，在我國經濟與世界聯系日益緊密的今天，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海外投資、進出口、金融證券保險業、房地產業、旅遊業、勞動就業、經濟增長、經濟地位等層面都會產生哪些影響，又會蘊含哪些機遇呢？ 第一個層面，海外投資。一方面，危機發生後，海外資本市場出現暴跌，對我國較多海外投資都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我國海外直接投資的風險也不可忽視，一些項目可能面臨著資產價格縮水、投資收益下降、投資回收期延長等一系列風險。 另一方面，國際金融危機使得海外許多股市大幅縮水，資產價格大幅下降，一些公司股票估值已居歷史低位；一些公司為了渡過目前的難關，賤賣公司資產或控股權；一些國家大幅降低了外資進入門檻。這些都為我國相關企業、機構創造了一系列海外直接或間接投資的潛在機會。國際金融危機延續時間越長，破壞程度越大、經濟恢復越慢，我國海外投資的潛在機會就會越多。 第二個層面，進出口貿易。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主要發生在發達國家和地區，而我國一般貿易進出口的目標地也主要在發達國家和地區，因此這次危機對我國進出口將產生重大影響，尤其對我國出口導向型經濟將會帶來沖擊，一些出口導向型企業面臨著資金回收困難、訂單減少的風險。我國一般性貿易出口收入、貿易順差、外匯收入等一系列宏觀經濟指標可能都會發生重要變化。 就我國進口而言，一些國家基於生產自救可能會出台一些有利於產品出口的政策，如降低出口關稅、降低出口價格、放鬆技術封鎖等。目前，一些大宗商品如石油、銅、鐵礦石等價格大幅調整降低了我國進口相關商品的成本，這些都有利於相關商品的進口。我國企業應抓住這一機遇，根據自身的需要和能力，擴大技術類、資源類、短缺類、價格優勢類商品的進口。 第三個層面，金融證券保險業。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金融業的影響主要表現為：利率聯動、匯率波動及其對金融機構經營的影響；金融環境的變化對銀行貸款業務可能產生重要影響；海外金融機構的風險可能傳導到其設置在我國的分支機構上來。對我國證券業的影響主要體現在：股價波動及其對證券機構經營、業績和對投資者投資收益的影響；股價波動對市場融資功能的影響及其對上市公司IPO和再融資的影響。對我國保險業的影響主要表現為：利率波動對保險業經營及業績的影響；資本市場波動對保險業投資收益的影響。 就影響程度而言，我國金融證券保險業對外有所開放但尚不充分，這就決定了此次危機所產生的影響程度相對有限。一方面，在國際金融、證券市場沒有穩定之前，我國金融、證券市場不可能走出反向的單邊行情。另一方面，影響我國金融、證券市場未來走勢的主要因素仍是國內的市場環境和運行機制。今後我國仍會堅持金融改革、開放、創新的發展路徑，但市場監管和風險防範會進一步加強。 第四個層面，房地產業。這次危機從源頭上看是房地產市場危機。因此，由房地產市場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房地產業會產生多方面的影響：首先，我國幾個一線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和部分二線城市的房地產市場，有可能面臨一些海外投資客拋售房產、抽離資金的情況；其次，基於美國這次房地產市場危機的深刻教訓，我國未來會進一步規范房地產市場的發展，會控制房地產虛假需求的擴大和價格的暴漲暴跌，以避免房地產市場的劇烈波動引發金融業系統性風險。 第五個層面，旅遊業。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旅遊業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受危機影響較深的國家，基於發展本國經濟、增加就業的需要，可能會出台促進本國旅遊業發展的舉措，以吸引更多境外遊客。因此，我國居民出國旅遊可能會更加便利，國內旅遊業面臨著旅遊人數分流的潛在壓力；另一方面，受金融危機引發經濟衰退的影響，海外入境的人數可能會明顯減少，這對涉外旅遊會產生較大影響。 第六個層面，勞動就業。此次危機對我國勞動就業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經濟增長放緩，新增就業機會可能相對減少。因此，未來一定時期可能面臨更大的就業壓力；二是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等金融業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失業金融從業人員有可能流向受金融危機影響較少的國家和地區。因此，我國面臨著引進海外金融人才的良好機遇，國內金融業也可能面臨著更加嚴峻的人才競爭的態勢。但從長遠來看，這種人才競爭對我國金融、證券、保險業的發展是非常有利的。 第七個層面，經濟增長。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衰退會對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但是，我們應該看到，目前我國經濟增長基礎、方式與西方發達國家明顯不同。同時，我國經濟仍是投資推動型經濟，鐵路、公路、機場、港口、電網、城市基礎實施、新農村建設等領域仍有巨大的投資空間。一旦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較深而出現GDP增速下降較多時，我國投資型經濟仍有廣闊的發展空間。 第八個層面，經濟地位。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恢復經濟的復雜程度、困難程度會比我國大得多。因此，在未來幾年增速趨緩的情況下，我國經濟總量與發達國家的相對差距將會縮小，我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將會上升。具體而言，一些大宗商品的定價可能會考慮「中國企業談判因素」，而不是過去那種我國「需求什麼」國際市場「炒什麼」、「漲什麼」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