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為什麼要關注現實

A. 用微觀經濟學原理分析生活中的現象

從需求來看，隨著人口的增長、隨著居民收入的增長，對房子的需求量日益增長，需求曲線右移。從供給來看，隨著北京的發展，房地產成本的提高等原因，供給曲線左移，導致房價上漲。 在現實生活中可以看到，房價的上漲，非但沒有降低需求量和供給量，反而上升。其原因之一是人民在市場上形成了未來房價持續上漲的心理預期，這樣不少本來要未來幾年甚至是十年才有住房需要的人，也搶著早些買，因為預期現在買比未來便宜。所以毫無疑問，這幾年中國房產的購買量遠遠超過正常的、真實的住房需求。 其二，投資者趨利，隨著房價的上升，越來越多的投資者們加入的房地產行業，使得房子在北京遍地開花，房價只漲不跌的心理預期也導致形形色色的投資者們對房子的炒作。 正是這些原因導致了需求和供給曲線相交於右上角，即價格上升，需求量、供給量上升。

B. 我為什麼關注中國經濟新常態

厲以寧：我為什麼關注中國經濟新常態字型大小
法治周末特約撰稿 隱虹
今年年初，3本厲以寧的經濟學專著：《只計耕耘莫問收：厲以寧論文選2011—2014》《一番求索志難移：厲以寧論文選2008—2010》《非均衡的中國經濟》(最新版)由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出版。不久前，厲以寧教授在他的新書發布講座上，談論了當下中國經濟的問題和趨勢，並接受了《法治周末》的采訪。
GDP的結構比GDP增量更重要
《法治周末》：現在大家都在提「新常態」，在你看來中國經濟的新常態是什麼？
厲以寧：新常態簡單的說是按經濟規律辦事，但是我們先聯想到中國前幾年經濟的超高速增長，這種超高速增長並不是符合經濟規律的。為什麼呢？在各個國家，特別是發展國家，可能有一段時間高，但是不可能長期這么高，長期這么高，實際上不符合經濟規律。
因為這種超高速的經濟增長給經濟帶來的害處是很大的。有什麼害處呢？大體上有5個不利，第一資源過度消耗，而且消耗的很快；第二環境破壞；第三低效；第四有些產業出現了產能過剩。這四個已經很嚴重了，還有第五個就是錯過了技術創新和結構調整的最佳時機。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後，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等西方發達國家都抓緊時機發展技術創新，以便給自己的經濟找出一條新的途徑。中國也應該如此，但是為了追求超高速的增長就忽略了這一點，而超高速的增長是一個超經濟規律的發展弊病。
現在想再進一步超高速增長也不可能了，不可能的原因在哪兒？因為中國經濟發展到現在這個樣，基礎越來越大，基礎越大要想保持高增長就越困難。因為很多優勢已經喪失了，廉價勞動力成為高速增長的優勢，現在到哪兒去找廉價勞動力呢？沒有了。
現在再搞一些資源型產品出來，這個路子越走越窄了，所以說新常態就是回到符合經濟規律的發展道路上來。在這里有幾個概念很重要：GDP的結構比GDP增量更重要，GDP當然重要，但是GDP的總量比結構更重要。
《法治周末》：具體怎樣講？
厲以寧：比如說，1840年中國的GDP全世界第一，但是結構不好。中國的GDP是什麼構成的？農產品(000061,股吧)、手工藝品構成的。英國不一樣，從工業革命1770年左右開始到鴉片戰爭工業化已經進行了70年了。所以英國的GDP結構中突出鋼鐵產量、機器設備的產量、蒸汽機的產量。英國也出口大量的棉紡織品，中國也出口棉紡織品，手工的棉紡織品跟人家不一樣。英國的交通工具是汽車，中國的交通就是馬車，這說明中國跟英國有很大的距離。
另一個，人力資源結構。英國工業革命後，70年之內小學普及了，建了大量的中學，也興辦了一些大學。英國每年培養出大量的懂自然科學、懂現代醫學的專家技術人員，英國大學培養出了近代金融專家，懂近代經濟管理的專家，英國的技工向西歐輸出，因為西歐開始工業化了。
中國呢，雖然說起來有4萬萬人，可什麼結果呢？農民絕大多數是文盲，婦女絕大多數是文盲，少數讀書人讀的是四書五經，有幾個人懂近代科學技術、金融和管理的呢？所以說結構問題很重要，我們應該看到我們把經濟增長降下來，符合我們中國發展的規律，重要的是結構調整方面要下大力氣。
不久前我去日本調研，中國駐日大使館參贊陪我在東京、大阪兩個地方考察。他跟我說，你別看日本東京、大阪這兩個大城市，這幾年建築規模沒擴大，沒有看到很多新蓋的樓房。這跟中國不一樣，中國現在到處都是新樓。可是你到日本人的家裡看看，跟幾年前的情況完全不一樣。他們家庭內部的設備都是智能設備，這是日本科技發展到一定水平的表現。所以，我們不能因(GDP)總量不錯了，世界第二了就很自滿，我們在結構方面還有很多路要走。
就業要靠調動民間投資的積極性、靠中小微企業
《法治周末》：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今年將實現城鎮新增就業人口1000萬以上。這是否需要靠更多的投資來實現？
厲以寧：這裡面又是一個需要新的觀念來理解的新常態。過去總是認為要增加就業就必須高投資，高投資就能夠提供就業的崗位，這個看法已經過時了。現在你看看去，要建一個現代化工廠，這個廠投資了多少億，會增加多少人就業？他給你的回答是你預想不到的，他不但不增加就業而且還要裁員，全部機器化了，哪裡用那麼多人。所以，不是投資就能夠增加就業的。
《法治周末》：那麼，在新常態下，就業靠什麼解決？
厲以寧：投資仍然需要，跟新常態相對應的是適度投資，不是從前那樣的投資越多越好，越大越好。
什麼叫適度投資？含義是並不是全要國家投資，國家只適度投一部分，另外一部分靠民間資本。民間資本投資，這是解決就業問題的主要方向。中國大量的中小微企業都是民間投資，它們所不同的地方就在於這種投資是精打細算、不會鋪張、不會浪費。
小微企業最先在哪個城市開展？主要是重慶，重慶當時為了解決三峽移民的就業問題，為了山區農民搬家以後有一條活路，靠什麼？大力發展小微企業。小微企業的幾個好處，就是國家一定時期內免稅，小微企業職工的培訓國家包了。另外小微企業資本不足的，國家通過各個途徑貸款給它，而且期限比較長，這樣的話重慶小微企業發展起來了。
所以，不是一定需要大量的投資，中國還是要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應該看到適度投資是符合常態的。中國就業問題的解決靠政策、靠調動民間投資的積極性、靠中小微企業的發展。
搞市場調節，不能忘了道德力量調節
《法治周末》：現在人們在看待經濟現象時，已經不單單從「最小代價、最大收益」這樣一個思路來對待，因為很多經濟現象無法從中得出合理解釋，這對經濟新常態有什麼啟發？
厲以寧：現在談兩種假設，第一種假設是經濟學中最普遍存在的一種假設叫經濟人假設。經濟人假設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人都是自利的，追求最低成本、最小代價、最大收益，這是一個假設，人是經濟人。這種假設並不錯，但是現在顯然是不夠了，在今天的社會中一般都認為應該有兩種假設。一個叫經濟人假設，就是剛才說的最小成本、最大收益。但第二種假設是什麼？社會人假設，人不僅是經濟人，人也是社會人。
為什麼提社會人假設呢？因為很多事情處於經濟規律以外的。比如說有兩個城市A和B，如果你去A這個地方投資，成本低、銷路廣、利益大，去B這個城市投資則成本比A地高、盈利也比A地少。按經濟人假設肯定在效果最好的地方投資，但有些人偏偏要到B那個地方去投資。為什麼呢？經濟學不好解釋這個問題，但社會學可以解釋，因為實際生活中有各種考慮。
比如說，B城那裡是我的故鄉，那裡現在還貧困，所以我要到那裡去投資。還有呢，那個地方我生活過，也工作過，但那裡的人都瞧不起我，現在我發了，我就在那裡投資給他們看看。還有，比如當初我在那裡工作，我做過一些見不得人的事情，如今我感到很內疚，所以現在我願意在那裡投資，把當地的經濟搞好，以幫更多人就業來彌補我過去犯下的錯誤。總之，有各種各樣的原因。所以在現實生活中，看問題應該有這兩種假設，既要有經濟人假設，也要有社會人假設。
有社會人假設這一點很有意思，就是說很多事情並不是照經濟學常理來運行的，很多事情是另有原因的。人的生活是復雜的，人與人的關系也是復雜的，很多時候需要從社會人的角度來考慮一些事情。
《法治周末》：在發展市場經濟時，我們一直強調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但這兩種調節的尺度有時是難以把握的，現在有沒有其他的調節方式？
厲以寧：人類社會少說也有幾萬年了吧，在人類社會早期，沒有市場還有什麼市場調節呢，沒有政府還有什麼政府調節呢，但是人類社會存活下來是什麼調節著，只能是道德力量調節，所以道德力量調節是第三種調節。
有了市場、有了政府以後，道德力量調節沒有消失，並繼續存在。有了市場以後，如果沒有道德力量跟它配合，市場同樣是失效；有了政府調節沒有道德力量跟它配合也是處於失靈的狀態。由此可以看到第三種調節是不可少的，我們今天在搞市場調節，絕對不能忘了道德力量調節。
《法治周末》：那麼，怎樣發揮道德力量調節的作用？
厲以寧：三個途徑：第一個途徑自律。自律分兩種，一種叫自我剋制，另一條要自我激勵。第二個通過文化建設，為什麼我們現在要發展文化產業，加強文化建設？校園文化、社區文化在加上企業文化，這都是一種文化建設。文化建設既不是市場調節，也不是政府調節，它實際上是道德力量的調節。第三點鄉規民願，社區有自己共同討論的守則，都遵循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社會如果沒有鄉規民願共同遵守的守則的話，那也是道德力量調節反應不出來了。
市場調節是無形的手，政府調節是有形的手，道德力量調節呢？看似有形又無形，倒似無形又有形。自律是無形的，道路建設、城市建設這個是有形的。鄉規民願既是有形也可以是無形的，有形的，貼個紙在外面，這是我們村的鄉規民願；無形的，就是大家遵守的一些守則。對於今天的中國，我們在進入新常態時，更應該發揮市場調節、政府調節以外的道德力量調節，這個是很重要的。
《法治周末》：現在一些企業不僅僅光是解決就業問題，而且對員工實行產權激勵。你怎麼看待產權激勵制度在企業發展中的作用？
厲以寧：一定要注意到產權激勵制度。怎麼來理解這個問題？先從經濟理論分析，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承認一個原理，利潤是物質資本投入者和人力資本投入者共同創造的，光有物質資本投入創造不了利潤，光有人力資本投入也創不了，所以利潤是二者共同創造的。
既然如此，為什麼利潤只為物質資本的投入者所分享，人力資本投入者只能從成本中的工資部分取得自己的報酬，這合理嗎？很多經濟學家提出來這是不合理的，所以提出要分享。分享的各種辦法，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辦法就是產權激勵制度，人力資本投入者根據貢獻的大小能夠分享利潤。比爾·蓋茨的企業就是這樣的，他的企業之所以能夠發展這么快，因為有一個研發團隊實行了產權激勵制度，這就把大家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
宏觀經濟調控要重在微調、重在預調
《法治周末》：請你談一下宏觀調控的問題。你覺得進入新常態後，宏觀調控應該怎樣發揮作用？
厲以寧：進入新常態以後宏觀經濟調控是不可缺少的，宏觀經濟調控一定要以微調、預調為主，不要動不動就大起大落、大升大降、大搖大擺，這個是有害處的。這個最大的害處在哪裡？就是養成了宏觀調控依賴症，沒有宏觀調控就不行了，就削弱了市場調節的作用。經濟應該是這樣的，讓市場充分發揮作用，宏觀調控是必要的，但是畢竟是輔助性的。
經濟中本來是有內生機制的，但有時候不靈了，為什麼？宏觀調控太多了、太頻繁了，然後給抹殺掉了。我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1980年代初寫的，書里寫了一段話：「人體有兩種機制，一種機制是抗性機制，一種機制是抑制機制。如果只有抗性機制，這樣的話最後變成了過分沖動、熱情，結果經濟毀了。如果都是保守的、抑制的，也是沒前景的，都是畏縮的狀態，所以兩種機制是互相補充的。」
我們經常講小業主意識，小業主意識保守。但是從宏觀角度講，一部分人有小業主意識不是壞事，平衡了社會。如果社會都是冒險的，股市漲了就拚命往裡砸，都是這樣就會一發不可收拾。所以有一部分人謹慎點、別盲動，社會需要吸收這種社會人進行調節。假如沒有這個，一切都是宏觀經濟調控，那市場還起什麼作用。所以，宏觀調控不可少，但它必然應該走向這樣一條路，就是微調、預調。
《法治周末》：在新常態下，宏觀調控的目標是不是也會有所不同？
厲以寧：宏觀經濟有四大目標，找任何一本宏觀經濟學教科書都有，那就是充分就業、物價基本穩定、經濟持續增長、國際收支平衡，這四大目標。
但現在看來不行了，現在要升級第五目標，因為人們的環保意識在增強，現在的環境保護概念跟30年前是不一樣的。30年前，有毒的不讓排，有毒水不讓排、有毒的氣不讓排、有毒的廢渣不讓排。現在的環保概念變了，二氧化碳也不讓多排。二氧化碳排多了，大氣層變暖了，地球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海平面上升了，島國被淹掉了……還有氣候變暖了，世界上會發現多少種病毒？還不知道呢，這很多是不能預料的。
所以，現在提出第五個問題，就是經濟低碳化。在5個目標里，這個對我們長遠來說，有很重要的意義

C. 為什麼通常來說經濟學家總是被現實打臉

事物都有兩面性，人一輩子不可能什麼決定都能做對吧。這也就間接地說明了有些經濟學家是對的，有些經濟學家預測不準確是正常現象。
就像有的東西看衰，但是過後，別人還有可能死地而後生。而有的人呢看長，但是他到了一定的地方他就會盛極而衰。所以規律，本身就是沒有規律。

D. 微觀經濟學 完全競爭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存在么 為什麼西方經濟學家首先研究

不存在的，完全競爭市場需要滿足很多苛刻的條件，比如產品同質，信息完全在現實中是不可能的，只能說農產品等市場可以近似滿足。

然而，作為一個理想化模型，就像物理學的質點，它是實現資源配置的最有效手段，所以是研究的起點。

西方經濟更加先進，因此研究的腳步更快。

(4)經濟學家為什麼要關注現實擴展閱讀：

完全競爭市場明顯地是一種理想的市場狀態，屬於理論抽象。

現實中的市場都不具備這些特點，因而都不是完全競爭市場，充其量接近完全競爭(比如可以認為股票市場是接近完全競爭的)。1920年以後，出現了斯拉法(P. Sraffa)、張伯倫(E. H. Chamberlin)及瓊·羅賓遜(Joan Robinson)等人對完全競爭理論的修正。

盡管如此，完全競爭性仍然是經濟學家分析市場的起點。只有從具體事物中進行抽象，才能了解事物變化的一般規律。

過於具體，則不利於揭示復雜現象的內在本質。由於完全競爭的理論價值，完全競爭理論迄今仍是經濟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經濟分析的基礎。

一般的，如果市場中的買者和賣者規模足夠大，並且每個個人（包括買者和賣者）都是價格接受者，而且不能單獨影響市場價格時，這樣的競爭性狀態被稱為完全競爭。

同時，也稱這樣的市場為完全競爭市場。完全競爭是這樣一種市場結構，在其中同質的商品有很多賣者，沒有一個賣者或買者能控制價格，進入很容易並且資源可以隨時從一個使用者轉向另一個使用者。例如，許多農產品市場就具有完全競爭市場這些特徵。

E. 經濟學家研究現實經濟為何選擇不同的經濟模型

1.經濟學如何像一門科學?
答：經濟學家努力以科學家的客觀態度來探討經濟問題。用科學的方法提出理論、收集資料,並分析這些資料以努力證明或否定他們提出的理論來研究社會。經濟學家研究經濟的過程和方法與自然科學的科學家研究自然是一樣的。所以說經濟學也是一門科學。
2.為什麼經濟學家要做出假設?
答：假設可以使解釋這個世界更為容易。對不同的問題作出不同的假設，略去對問題的答案沒有實質影響的因素，突出實質性的內容，使我們可以集中進行思考。
3.經濟模型應該准確地描述現實嗎?答：經濟模型不需要准確地描述現實。所有的模型都是建立在假設的基礎上的，它們忽略掉了大量不會對研究結果有實質性影響的細節，向我們說明什麼是真正重要的。模型是為了增進我們對現實的理解而簡化了現實。
這兩種方法都可以研究選擇問題，但有三點不同。
第一，對價值判斷的態度不同。價值判斷指對一種現象社會價值的評價，就經濟問題而言，可以說是對社會或個人已經做出或即將做出的某種選擇的評價。價值判斷取決於人的立場和倫理觀，有強烈的主觀性。不同的人對同一種選擇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價值判斷。實證方法為了使經濟學具有客觀性而強調排斥價值判斷；規范方法要評價或規范經濟行為則以一定的價值判斷為基礎。
第二，要解決的問題不同。實證分析要解決'是什麼'的問題，即確認事 實本身，研究經濟現象(即某一種選擇)的客觀規律與內在邏輯。規范分析要解決'應該是什麼'的問題，即說明經濟現象的社會意義。
第三，實證分析得出的結論是客觀的，可以用事實進行檢驗；規范分析得出的結論是主觀的，無法進行檢驗。在經濟學中，實證方法和規范方法都有其不同的作用。如果我們把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作為認識世界的工具，那麼，我們就應該放棄價值判斷，像物理學家或化學家一樣冷靜、客觀地分析經濟現象。但如果是要制定政策，以改善世界，那麼，就要以一定價值判斷為基礎評價某種經濟現象。這兩種方法是密切相關的。但經濟學家強調，經濟學的主要任務還是認識世界，而且，做出評價的基礎也是對客觀現象的認識，因此，在經濟學研究中，經濟學家更多地運用了實證分析方法。
供參考。

F. 諾貝爾經濟學獎對中國有何啟發

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再次花落美國
，那些平日風光無限的中國經濟學家群體理應反躬自問：是否配得上經濟學家的稱號，是否應少一些中國文人的浮躁和功利傳統，像許三多一樣「做有意義的事」。
獲得諾貝爾獎最多的大學
當然，中國經濟學家迄今不能獲得諾貝爾皇冠的原因很多。一個原因是中國現代經濟學教育的落後。現代經濟學以數學和統計學為基礎，倡導實證分析方法，技術性工具的引入讓經濟學成了社會科學中的「自然科學」。諾貝爾經濟學獎要求技術性和理論原創性兼備，而中國老一輩的經濟學家或者是現代經濟學在中國的普及者（比如高鴻業和厲以寧等），或者是更多地偏重於實踐而不是理論原創（比如薛暮橋和吳敬璉等），因此不被諾貝爾獎青睞也情有可原，盡管他們為中國的經濟學教育甚至經濟改革都作出了巨大貢獻。
另外，諾貝爾獎更偏重於該理論所解釋的現象的重要性，理論形成後一般要經過長期的實踐檢驗。雖然中國經濟保持長期高速增長是一個待解之謎，諾獎得主弗里德曼曾說過，誰能解釋中國經濟的改革和發展，誰就能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但目前似乎並沒有一套解釋中國奇跡的完整理論，即使有了也有待時間和實踐的檢驗。當然，中國經濟學科研和評估體制的短期化和功利化傾向也是重要原因，這也是自然學科同樣面臨的問題。
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是，為什麼華裔科學家能夠獲得諾貝爾物理獎和化學獎，卻一直沒有華裔經濟學家獲得經濟學獎，甚至連獲得提名都很少，這已經不能從中國經濟學教育和科研體制的落後這個客觀原因來解釋，因為華裔經濟學家大都在國外進行學術研究，同歐美經濟學家的學術環境是一致的，為什麼他們也不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呢？這裡面或許存在文化的因素。
經濟學盡管納入了數學和統計學等技術性學科，但仍然是社會科學的一個分支，經濟學的理論並不是一個真理性的亘古不變的理論，這就更多需要經濟學家的「思想」來支撐，用簡單的邏輯來解釋復雜的現實生活，並進而影響決策和社會進程。因此，相比物理和化學等領域的科學家而言，在有中國生活背景的華裔經濟學家和中國本土經濟學家身上，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已任的中國文人的色彩更濃，而他們也必然存在中國文人的通病，比如文人相輕、愛面子、浮躁、機會主義和功利主義等等。這種中國文人的通病是他們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主要障礙，特別對於生活在中國本土的經濟學家來說，如果不能擺脫在轉軌期間權力和資本的誘惑，其中國文人的通病將更為明顯。
現代經濟學更加重視「技術性」，目前在國際經濟學界相對受認可的華人經濟學家恰好大都集中「技術性」較強的計量經濟學領域，這增加了該研究領域的華裔和中國本土經濟學家問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可能。他們當中的佼佼者包括鄒至庄、白聚山、李龍飛、張俊森和艾春榮等。有意思的是除了鄒至庄和艾春榮外，其他幾位都是理工科出身，這也從側面印證了中國文人的通病左右著經濟研究的成果。事實上，中國文人的通病對自然學科領域也有影響。西南聯大畢業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楊振寧和李政道恰恰因為中國文人的通病而分道揚鑣，給世人留下了不少遺憾。
當然，有規則就有例外，未來華裔經濟學家和中國本土經濟學家當然有機會獲得諾貝爾獎。但如果不能擺脫浮躁的學風和文人相輕的習慣，不能更多地關注現實關注基礎理論，就會喪失很多機會，即使獲獎或許也只能集中在技術性更強的計量經濟學領域。
（本文作者崔宇是《華爾街日報》中文網專欄撰稿人。文中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

G. 學習經濟學有什麼意義

系統掌握經濟學基本理論和相關的基礎專業知識，了解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熟悉國家的經濟方針、政策和法規，了解中外經濟發展的歷史和現狀；了解經濟學的學術動態；具有運用數量分析方法和現代技術手段進行社會經濟調查、經濟分析和實際操作的能力。

在實際經濟方面的工作中，經濟學多是通過數學模型來驗證各種經濟變數之間的關系。像保險、股票、利率這些經濟變數的預測就是通過數學模型進行預測的，所以該專業的很多畢業生進入各類金融機構（如期貨市場、外匯市場）做技術分析工作。

(7)經濟學家為什麼要關注現實擴展閱讀

經濟學主要課程：政治經濟學、《資本論》、西方經濟學、統計學、國際經濟學、貨幣銀行學、財政學、經濟學說史、發展經濟學、企業管理、市場營銷、國際金融、國際貿易、線性代數、高等數學、概率論與數理統計等。

產業經濟學關心的主要是壟斷行業的運行機制以及各壟斷公司的競爭行為，以後想去大型企業工作的考生可以選擇這個專業。很多大公司都設置有專門的市場研究部門，這些部門就是利用專業的經濟學理論來分析現有行業情況，得出分析結果，然後作出企業的決策。

H. 為什麼宏觀經濟學家關註失業率和通貨膨脹水平

因為就業是民生之本啊

沒有就業哪來的收入，
沒有收入哪來的消費，
沒有消費哪來的動力去生產，
沒有生產經濟怎麼上的去？

而且就業問題還關繫到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
關繫到社會的穩定。

穩定是國家的最高利益，只有在穩定的前提下，我們才能進行社會建設和生產。

通貨膨脹是指由於貨幣發行量過多等原因，引起的物價全面持續大幅上漲。通貨膨脹會引起人們紛紛搶購商品以求保值，這樣生產秩序就會被打亂了，企業生產的積極性也會降低，造成社會動盪和不穩定。

I. 學習經濟學有什麼用

張維迎

經濟學是經濟學家提供給社會大眾的一種改進生活、認識世界的武器。或許你並不想做一名經濟學家。但即使如此，你仍然應該學點經濟學。

首先，學習經濟學有助於你作出更好的個人決策。在你的一生中，你需要作出各種各樣的經濟決策。比如說，在即將完成高中學業的時候，你需要決定是否去上大學或上什麼樣的大學？在大學畢業的時候，你需要決定是繼續在國內讀研究生，還是出國留學，或者去工作？在工作之後，你要決定如何花費你的收入：多少用於現在的消費？多少用於儲蓄？如何投資你的儲蓄？是買股票還是存在銀行？或許有一天你成了一個企業的老闆或經理，此時，你需要決定你的企業應該生產什麼產品？賣什麼樣的價格？在什麼媒體上作廣告？招收什麼樣的人員？提拔誰當你的助手？如此等等，不一而舉。為什麼決策是重要的？因為你的資源是有限的――你的時間有限，收入也有限。如果你參加工作，就可能沒有時間上大學；如果你把錢用於買房子，就可能沒有錢再來買汽車。所以你必須在各種競爭性的需求之間分配你有限的資源。進一步，更為麻煩的是，你的決策常常是在不確定的情況下作出的。比如說，當你選擇學無線電專業的時候，你並不確定當你畢業的時候，這個專業的就業前景如何。為了避免決策的失誤，你需要一些理論的指導。經濟學是有關個人選擇的科學。學習經濟學有助於你作出更好的決策。明白了這一點，你就明白了為什麼經濟學是西方大學里聽眾最多的選修課。

其次，學習經濟學有助於你理解你生活於其間的世界是如何運轉的。你的生活狀況不僅取決於你自己的決策，而且依賴於其他人的決策，以及周圍環境的變化。理解你周圍的世界如何運行，自然有助於改進你的決策。你可能為生活中的許多事情感到驚奇。比如說，當你想買一台電視機的時候，只要支付必要的價格，就可以把它從商場搬回家；當你在大街上走的飢腸轆轆的時候，走進一家飯館就可以指揮別人給你上菜，而無須回家自己做飯。而事實上，你事前並沒有告訴電視機的生產廠家為你生產一台電視機，也沒有通知飯館的老闆為你准備飯菜。那麼，是什麼因素使你得到你想要的東西？經濟學是有關人們之間的決策如何相互作用的科學。學了經濟學，你就可以明白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如何使自利的個人為大家服務。你也可以明白，為什麼壟斷行業的服務那麼差，而收費卻那麼高；為什麼今年北京的計程車提價了，司機反而不高興；為什麼一個流行歌手演出一晚上可以賺好幾萬，而一個建築個人一個月也只能賺幾百元；為什麼利率一上升股票價格就下跌；為什麼中國經濟增長這么快，而下崗工人卻越來越多；為什麼國有企業設備那麼好，而就是競爭不過民營企業；為什麼那麼多國有企業的廠長經理一生勤勤懇懇，一到59歲就犯貪污罪；……。

再次，學習經濟學有助於你理解政府政策的優與劣。每個社會都離不開政府。學習了經濟學，你會明白我們為什麼需要政府，什麼是政府應該乾的，什麼是政府不應該乾的。我們需要政府，是因為在存在諸如外部性、公共產品這樣的場合，依靠市場不能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比如說，如果沒有政府的干預，自私自利的企業家也許會使你喝太多的污水；如果沒有政府，私人部門也許不會提供你諸如路燈這樣的公共產品。特別地，我們需要政府來提供市場交易所需要的規則和秩序這樣一類公共產品，需要政府保護我們的個人財產和人身安全。但政府對市場的過多干預常常導致供給不足、價格扭曲、資源浪費、壟斷橫行。政府的政策選擇不僅影響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效率，而且影響包括你在內的每個公民的福利。所以當你希望政府制定某種政策的時候，你必須謹慎考慮這種政策的不利後果。經濟學常識有助於你思考這樣的問題。比如說，如果你是一個打工仔，你也許會認為政府應該制定一個「最低工資法」保護你的利益，或者向富人多征稅來補貼你，而經濟學原理會告訴你，這樣做的後果也許是你根本就找不到工作。再比如，作為消費者，你也許會認為政府應該對商品的價格作出限制，而經濟學會告訴你，這樣做的後果是你也許再也買不到這種商品。普通人總希望吃免費午餐，經濟學家告訴你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常識可能會誤導你，經濟學會使你不過於迷信政府。

最後，學習經濟學可以改進你的思考方式。經濟學是一門科學。科學是什麼？科學是一種思考問題的方式。如同天文學通過觀測天體現象來歸納天體運行規律一樣，經濟學家通過觀測現實經濟現象歸納經濟規律。經濟學家有自己的語言和思維方式。諸如需求、供給、彈性、消費者剩餘、機會成本、比較優勢、外部性、信息不對稱、均衡等等，是經濟學的基本語言。掌握了這些經濟學語言，你就可以更好地思考你周圍的世界是如何運行的。外行人常常批評經濟學家看問題過於簡單，而他們忘了，科學的力量就在於把復雜的現象簡單化。經濟學就象一張指路圖，它舍象了現實中的許多細節，卻使你更清楚自己要去的地方。你沒有必要成為一位經濟學家，但知道經濟學是如何思考問題是有益的，至少，你不大容易被蹩腳的經濟學家和誇誇其談的政治家所蒙蔽。無論你今後干什麼，你不會後悔自己學過經濟學。

如果你已經決定學點經濟學，接下來要作出的一個決策是選擇哪本書入門？當你在決定是否購買一本書之前，你還必須考慮的是：你能從這本書中得到什麼收益？這種收益是否能補償你為此付出的成本？收益可能是不確定的，但就成本而言，你必須記住的一點就是，讀書的時間成本遠遠大於買書的貨幣成本。所以，你應該買最好的書，而不是最便宜的書。但是，非常遺憾，許多人常常忘記了這一點。

當然，選擇好書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圖書市場充斥著眾多的經濟學圖書，質量參差不齊。每位作者都會聲稱自己的書最好，而作為初學者，你不大可能有能力判斷哪本好，哪本不好。這就是經濟學家講的信息不對稱：買的人不如賣的精。

在這種情況下，最安全的辦法當然是選擇最權威的經濟學家寫的書。為什麼要選擇最權威的經濟學家寫的書？原因不僅是因為最權威的經濟學家爐火純青，對理論的把握最准確，能深入淺出地寫出「正經」來；而且因為最權威的經濟學家最注重自己的名聲，他們既沒有必要用出一本新書的辦法增加自己的知名度，也不敢為了賺取版稅而濫芋充數地出書。這就如同麥當勞不敢賣過時的漢堡包一樣。他們的聲譽就是質量的信號，他們的名字就是一種品牌。

J. GDP的實質應該是在現實中有所體現,數據在高沒有現實的東西在,意義在哪呢，為啥要這樣呢

GDP（價值總量）代表的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雖然與真真正正的產出無關，但只要它不增長，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要癱瘓。

實際GDP，根本就不存在！價值量怎麼能代表生產涵數？

全世界的GDP核算都是假的,像生產涵數一樣的GDP壓根就不存在,它真正的名稱應該稱作「被買賣流通的勞動總和」或者稱作「生產了資本的僱傭勞動總和」（匯率代表的實際上是兩國勞動力交換比例，而非真正的生產能力對比）

自1929年現代的國民收入核算體系開始應用和隨著宏觀經濟學的發展，實際GDP成為經濟學中的最重要的概念和統計指標。在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中，首先教給學生的就是這里有一個衡量實物產出的指標——實際GDP。當然，同時還有一個價格指數表示物價總水平，實際GDP是用名義GDP減去物價指數。這樣，所有的學生都學會了這個概念並被所有的人所認同，隨後這個概念就成為教條而加以應用了。這里有一個例子可以充分說明這個實際GDP作為實物統計的觀念對人們的影響。大家都知道，在GDP的統計時，首先得到的是名義GDP，但是在所有的國民收入核算的統計表中（如《中國統計年鑒》），竟然沒有名義GDP的增長率這一指標，而是告訴你實際GDP的增長率和物價指數，要想得到名義GDP增長率指標，你自己去加吧，之所以沒有名義GDP增長率這一指標，因為經濟學家認為GDP就是為了衡量實物產出的，名義GDP的增長率沒有用。
但是，實際GDP這個指標很不好用。例如，在實際GDP的統計中，美國1820年時人均GDP是1600美圓，中國現在的人均GDP不到1300美圓，更要命的是中國宋朝時的GDP相當於2000美元的水平，是不是中國人現在的生活水平比美國1820年或中國宋代的時候還要差呢？這顯然有些荒唐，你只要把美國或者中國宋代當時有的那些產品的人均產量和現在中國的人均產量作個對比就可以了，更不用說我們現在消費的東西絕大部分是當時美國或宋代沒有的。如人們經常說的，中國現在是「世界工廠」，幾乎所有的消費品、包括汽車和民用飛機的擁有量都居世界前列，而且每年向美國出口大量的消費品，怎麼可能比美國1820年的生活水平還要低呢？

在一本宏觀經濟學教科書中有一個應用實際GDP的例子，作者在講到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增長時寫到，這些國家和地區通過努力工作和技術進步，使實際GDP的增長率連續三、四十年保持在7%左右，這段話是沒有問題的，但接下來又說，這種7%的增長率使這些國家和地區的人均GDP從戰後到90年代發生了巨大變化，日本的人均GDP從戰後的130美圓增加到30000美圓，韓國從50美圓增加到12000美圓，台灣地區從80美圓增加到16000美圓等等。當我們把上下兩段話放在一起就出笑話了，因為GDP每年增長7.2%，10年會增長1倍，這些國家和地區怎麼可能按7%的增長率在40年的時間里增長這么多呢？上面的數字當然是名義GDP，要解釋這些數字當然也要用名義GDP，比如日本在高增長時期名義GDP的增長率超過15%，同時日圓對美圓的匯率提高了3倍，而韓國在高增長時期名義GDP的增長率接近30%，而在目前採用實際GDP來說明實際產出的增長，同時分離出物價水平的變動和匯率的變動是經濟學家做不到的，這里可以肯定的說，這在將來也做不到，那麼這樣使用「實際GDP」的統計指標就有些希奇古怪了。
我們還可以舉出更多的例子來說明使用實際GDP比較實物給經濟學家帶來的尷尬。比如要說明中國的GDP究竟是多少美圓就必須先解決人民幣對美圓的匯率問題，經濟學家試圖用購買力平價的方法進行計算，結果怎麼樣呢？從東南亞金融危機時主張人民幣貶值時的低估到現在主張人民幣升值的高估，經濟學家從2美圓到14美圓之間竟然給出了十多種計算結果，這種誤差可能達到7倍的計算是不是還能應用呢？
1930年，凱恩斯在《貨幣論》一書中針對這種國民收入的統計含義提出疑問，GDP統計中的各種產品是異質的，怎麼可以加總在一起表示實物產出呢？實際上，這種加總和指數問題在理論上是有確定的結論的，即只能是單一產品或穩定狀態增長（即所有的產品按同樣的比例增長），比如說有蘋果和梨兩種產品，如果它們的增長率都是10%，可以確定的說產出的增長率是10%；但如果蘋果的增長率是15%和梨的增長率是5%，我們是不可能得到一個確定的指數的。這一問題實際上很容易理解，比如對於我們現實生活的異質品世界來講，說GDP增長8%，顯然不如說去年生產的是21寸電視而今年生產了29寸的電視更清楚。

對於物價指數的統計也是如此，這種統計只能在單一產品和穩定狀態下才是可能的，比如蘋果和梨的價格都增長了10%，可以確定的說物價上漲了10%；但如果蘋果的價格上漲了15%和梨的價格上漲了5%，或者價格同時上升而蘋果和梨的產量比例變化了，我們是不可能得到一個確定的物價指數的。前面所舉的用購買力平價方法計算人民幣的匯率出現的尷尬結果就是一個例子。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中也說，物價指數的統計可能忽視了產品質量的變化，對這一問題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如果物價指數的統計考慮產品的質量變化，由於產品的質量變化太快（比如電視機），那將使物價指數的統計失去意義，因為只要質量變化了就要把它視為一種新產品而不能與原來的產品構成時間序列的指數。聯繫到國民收入核算的實際，現實中物價指數統計的困難遠超出前面的例子，不僅產品的質量經常在變動，而且新產品層出不窮。可以舉一個例子說明這一問題，目前我國物價指數的計算是以1990年為基期的，而如今在市場上幾乎難以找到與1990年完全相同的產品，更不用說占消費支出很大比重的新產品。顯然，這種物價指數的計算與實物量的統計相差甚遠。
就人們通常所說的物價指數是指消費者價格指數（即CPI），這種消費者價格指數經常被作為計算實際國民收入的依據。然而，這種消費者物價指數顯然不是全部產品和勞務的統計，比如資本品的價格變動被排除了，資本品的價格變動是用單獨的指數來表示的，由於資本品在我國GDP統計的全部產品中要佔到30%左右，所以GDP並不能表示實物量的變動是顯而易見的。就消費品而言，消費者物價指數所包含的產品也不是全部消費支出的構成，比如在上個世紀90年代，家用電器在我國居民消費中已經佔有很大的比重，但只是在2000年時才考慮將其加入到物價指數的計算中。顯然，用這種物價指數的方法來計算實際GDP是大有疑問的。
從上述分析可見，這種實際GDP作為表示實物的統計變數是主流經濟學創造的一個神話，之所以把它叫做神話，是因為這種異質實物產品的加總和統計在理論上是不可能的，在實際應用上也是沒有意義的，或者說，實際GDP是根本不存在的，但主流經濟學卻使它成為人們頭腦中的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並被用於所有的經濟學應用領域。
當然，這種假的實際GDP和物價指數的統計在現實中並不是毫無用處的，正如這種實際GDP和物價指數一直是宏觀經濟分析的重要指標，但只要對目前的宏觀經濟分析有所了解的話就很容易發現，經濟學家實際上是把實際GDP和物價指數的變動加在一起考慮宏觀經濟波動，但二者加在一起就是名義GDP，那為什麼不直接使用名義GDP呢？名義GDP正是我們所要研究的最重要的指標，但這種名義GDP絕對不是實物產出的數量和它的貨幣價格單位，而是與實物或技術完全無關的。 什麼是GDP
我們現在來討論名義GDP。在國民收入核算中，名義GDP是一定時期中（如1年）新生產的商品和勞務的價值總和，這一定義中的關鍵是價值，這里的價值概念即是商品和勞務的貨幣價格，從而是可以加總的，但這樣加總的名義GDP已經不表示任何實物，而是一個貨幣交易增加值的概念。如計算國民收入的一種方法就是增值法，即把各個企業新增加的價值加在一起，由此構成企業的總收入，這種收入必等於人們的總支出，因為收入和支出是貨幣交易的賣和買，二者必然相等。這樣，從總支出的角度看，人們花1美圓一定有1美圓的GDP。由於GDP所統計的是貨幣交易值，凡不是貨幣交易的產出（包括勞務）將不會被計入GDP。比如，足球明星的高額報酬被計入了GDP，而農民自己生產和消費的農產品只要不通過市場交易，就不會計入GDP。
由於GDP是一個經濟中全部貨幣交易量的增加值，我們可以用貨幣的交易方程式來表示：MV=PT，即貨幣數量（M）和貨幣流通速度貨幣（V）相乘等於全部貨幣交易值PT（T表示交易的實物量，P表示價格），而名義GDP的計算則只是所有的交易量的增加值，或從企業會計帳戶上考慮的增加值。因此，當假設全部交易值與企業的增加值之間保持一個固定的比例，即GDP在PT中的比例是穩定的，再假設貨幣流通速度不變，則貨幣交易的增加值或名義GDP和貨幣供應量之間將保持穩定的比例，即。
上述對名義GDP的說明似乎是多餘的，因為這些定義在教科書中都可以找到，但我們這里重述這些定義是為了說明與教科書完全不同的含義，即這些定義可以清楚地表明，GDP根本就不是實物的統計，而是一個貨幣值。在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中，這個貨幣值是沒有意義的，從而要用實際GDP和物價水平把這個貨幣值拋棄掉，然後用生產函數去說明實際變數。但正如前面所表明的，這在邏輯上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而主流經濟學所拋棄的貨幣和名義變數則正是我們現在所生活的市場經濟（或資本主義經濟）中最本質的東西，即這些名義變數所表示的正是資本主義經濟關系。
在市場經濟或資本主義經濟中，一個最典型的特徵是競爭，這一點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是無時無刻都感覺到的。在競爭中人們想要得到的和為之奮斗的是什麼呢？不是任何實物，而是金錢或貨幣這種純粹的價值符號，普通人為了生活和發財的夢想整天忙碌著，企業家和資本家在殘酷的商戰中沉浮，甚至一些政府官員為了金錢而喪失良心和道德，他們所考慮和追求並不是實際變數而是名義變數，即貨幣本身。在這樣一種比誰掙錢多的游戲中，出現了GDP或名義GDP，這個名義GDP包含著一組由貨幣量值構成的名義變數，其中有工資、利息、利潤、資本、折舊和儲蓄、消費、投資等名義變數，由這些名義變數構成了企業為獲取利潤而產生的財務帳戶，即貨幣量值的成本收益計算。這種成本收益計算完全是以貨幣價值的投入和產出進行的，而根本不涉及任何實物的考慮。正是這一點，使名義GDP成為重要的統計變數，如果假設企業的成本不變，則名義GDP的增加意味著企業贏利的增加，而企業贏利的增加則是企業經營的目的。
我們現在可以回答前面提出的加總問題，即在國民收入的統計中那些球星和歌星超過千萬的高額收入怎麼會和麵包加在一起構成GDP。為什麼麵包工人的微少工資可以和球星、影星的收入加在一起構成GDP總量呢？原因只是在於他們都是資本家僱用的，假如利潤率是10%，資本家付給麵包工人100美圓的工資，就要把麵包賣110美圓而得到10美圓的利潤，而付給影星的1000萬美圓的工資就要從出售電影中收回100萬美圓的利潤，正是這種性質才使不同質的產品和勞務得以加總。自20世紀30年代人們使用國民收入核算體系以來，並沒有從理論上考慮它的性質和意義。馬克思對生產勞動的定義似乎可以作為GDP等國民收入統計的理論依據，在批評了斯密把物質產品的生產作為生產勞動的定義後，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中，只有能夠為資本家帶來剩餘價值的勞動或僱傭勞動就是生產性勞動，這里只要把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剩餘價值用貨幣計量即可聯繫到GDP及它的這種增長。需要指出的是，勞動價值論所指的價值並非具體的財富，而是一種被買賣流通的勞動，只有使用價值才是財富具體內容的，價值不是，而是被貨幣奴役的一種勞動。在真正的勞動價值論的價值定義里，價值就是一種勞動，社會經濟是是交換關系，而不是供求關系，而交換的原子就是「勞動」（價值），產生「價值」非但不是一種功勞而是一種罪過，正如汽車行駛耗油量越高罪過一大一樣。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以下例證來看。如：一套100米的住房，它的使用價值是在一定條件下客觀存在，只要房子不損毀，其使用價值是不變的。但一個普通的勞動者，以前要花5年的工資來夠買，而現在要花二十三十年的工資。有人只注意到了物價上漲，其實是被拜貨幣教和拜物教思維欺騙了，價值量增長帶來的是大量勞動者的勞動量被吞噬而變成價值，勞動者的勞動強度和時間增加了，他們為了獲取與原來相同或相似的使用價值，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勞動。而更多的勞動不是變成可吞噬更多勞動的資本，就是在生產結構上指向了富人的奢侈品生產，而具體的使用價值確與價值量的增加無關。這就是資本主義所謂的經濟增長，顯然資本主義的這種GDP並非什麼生產涵數一樣的東西，而是生產了資本的僱傭勞動總和。如前面所表述的，當採用貨幣交易時，假設所有的企業都是資本主義企業和所有的工人都被資本家所僱用，則馬克思的生產性勞動的定義是與國民收入的統計相一致的，即所有的產品都是經過貨幣的買和賣兩個過程，以使貨幣增殖，而根本不涉及生產剩餘價值的勞動的具體形式。
因此，對於市場經濟或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來講，重要的是名義GDP，而不是反映實物產出的「實際GDP」，而且這種「實際GDP」根本就不存在。
名義變數與實際變數
在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中，我們前面所列出的國民收入核算的那些統計變數（工資、利息、利潤、資本、折舊、儲蓄、消費、投資）都被作為實際變數來使用，被聯繫到生產函數和人們消費的時間偏好，可是這些統計變數都只是名義的貨幣值。但主流經濟學有辦法處理，即參照名義GDP和實際GDP的解決方法，把貨幣工資除以價格水平就成為實際工資，名義利率除以價格水平就成為實際利率，而廠商在沒有貨幣幻覺的條件下只是考慮實際變數，這樣就可以把這些變數套用在生產函數上了。如前所述，當這些變數根本就不表示實物，那麼主流經濟學的這種濫用一定是漏洞百出的。
先來看折舊，折舊這個概念在實物或技術上是表示固定資產磨損的，但這里卻是個價值概念，即由政府規定固定資產的價值按幾大類每年攤入企業成本的比例。顯然，各種不同的機器設備在技術或實物上的磨損是不同的，而且是政府不可能知道的，那麼為什麼政府要嚴格規定統一的折舊比率呢，道理很簡單，如果政府不這樣嚴格規定，那麼企業一定會逃稅，這種折舊與固定資產的物質磨損以及精神磨損沒有一點關系，美國政府曾採用過的「加速折舊」政策只是減稅。實際上，企業在做投資時，即使完全從價值上考慮也不把折舊率作為成本計算的依據，而是採用毛利和投資回收期的方法進行計算。
對於工資和利息這兩種構成企業成本的因素，企業在進行成本收益計算時顯然只是採用名義量值，最簡單的道理是物價指數只是政府在事後計算和公布的，企業不可能根據政府公布的物價指數向工人和銀行修改以前簽定的契約，而對產品價格的預測也只能是名義的貨幣值，既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對實際變數和價格水平進行「理性預期」，只要對企業實際的成本收益計算稍有了解就可以明白這一點。但遺憾的是，在主流經濟學的教科書中根本就沒有這種真正的企業的成本收益計算，更沒有貨幣利潤的概念。
這里最使人困惑的一個概念就是資本了。在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中，資本被作為實物的機器設備納入到生產函數中，即Y=F（K，L），以表明其對實物產出的生產力。但在國民收入統計中，資本只是一個價值概念，它來自於以前用貨幣計量的投資。奇怪的是，主流經濟學在採用生產函數分析時把資本的產出—GDP用物價指數方法分出實際GDP，同時把資本的收益—利率除以價格水平而變成實際利率，但從來沒有把生產函數中的資本以及投資去除以價格水平而變成實際資本及實際投資，這種生產函數的計算顯然存在著邏輯錯誤，即把名義值和實際值攪在一起了。同樣，在生產函數中，勞動的計量採用的是實際值，而資本卻是沒有被價格水平除過的名義值，這又怎麼能夠計算它們各自的邊際產出呢？把名義值和實際值的資本勞動比率（K／L）放在一起又是什麼意思呢？這種邏輯上的混亂引起實際經濟分析中更為嚴重的思維混亂。例如，在實際中，所有的資本勞動比率很低的發展中國家都在採用那些資本勞動比率很高的技術，而在美國則出現了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列昂惕夫悖論」，可以說，只要使用這種生產函數來分析實際問題，就會導致這種悖論。
價值的留存量最終多會形成資本，而資本是不是主流經濟學生產函數中的機器呢？對此在統計資料中是不難找到說明的。按照統計資料，美國的總資本中65%左右是地產，而且這個比例在長期中一直保持穩定，由於美國的投資率在長期是穩定的，那麼就意味著，由投資所轉化的資本增加或資本積累只是地產的增值或地價上升，而根本不是機器的增加。這樣，資本就只是那塊兒地，資本積累只是人們用更高的價錢（投資）去買那塊兒地。當然，除去地以外還有35%的資本，它們是不是機器呢？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在剩下的35%的資本中，絕大部分或50%以上是由專利和商標等無形資產構成的，機器的價值只是占總資本中很小的比重。教科書中總是使用統計數據來說明美國的資本勞動比率是中國的40倍，但大家都知道，機器是由勞動生產的中間產品，美國現在所使用的機器存量只是近20年生產出來的，以前的機器都報廢了，美國的產業工人只有幾百萬人，而中國卻存在幾個億的剩餘勞動力，如果資本是機器的話，中國完全可以用這些人在1年中生產出美國的這些機器（當然要知道這些機器的生產技術），實際上，中國現在也正在按照這個速度生產機器而成為世界工廠，但在資本的價值上趕上美國的可能性卻很小，因為這意味著中國的投資和貨幣供應量要以比現在高出幾十倍的比率增加，當然這里排除了人民幣匯率成倍升值的可能性。
再來看投資概念，在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中，投資意味著固定資產或機器的形成。但現實中的投資卻只是一個貨幣額的支出，它可以用於購買各種商品和勞務（比如股票和球星），與消費不同的是，投資的目的是要形成價值上的資本存量以獲取利潤。舉一個例子，美國的摩托羅拉公司在中國的投資如果按照教科書的定義就是把美國的機器運到中國來，但實際上摩托羅拉公司投資的絕大部分並不是把機器運到中國，而是在中國購買土地和僱用工人蓋廠房，並僱用我國的管理人員和工人進行生產，所帶來的「機器」只是一個晶元，摩托羅拉公司的投資顯然只是使用美國的銀行印發的美圓而不是機器。
採用簡化的方法，我們可以把投資所購買的商品和勞務分成三類，即僱用工人、購買機器設備和直接購買原有的資本存量；對這三類還可以簡化為僱用工人和資本存量兩類，因為機器只是生產機器的廠家僱用工人和購買原有的資本存量生產出來的，從而可以把機器「還原」掉；再進行簡化，使用前述的地產在總資本中佔有絕大的比重，我們可以把資本存量理解為就是一塊兒數量固定的土地。上述簡化可以使我們清楚地看出投資的含義，投資作為一種增加的貨幣額的支出，當它用於僱用工人時將增加工人的工資和同時增加企業的成本，當被用於購買原有的資本存量或土地時將引起資本存量的價格或地價上升，這種資本存量的升值就成為企業的利潤，利潤就來自於新增的投資購買原有的土地而引起的地價上漲的部分。因此，從實物角度看，投資還可能生產機器，但從價值的角度看，投資與機器是完全無關的，只是與作為價值量的工資和利潤相聯系。按勞動價值論，價值是一種勞動，社會經濟交換的是勞動，而利潤或者說剩餘價值就是以貨幣的形式得以兌現的交換中的剩餘勞動，而不是具體的剩餘「財富」（使用價值）。從系統整體上說虧損或者利潤本質上沒有什麼並別，都是一種勞動消耗或者說剩餘，由於企業追求價值和剩餘價值，而不是使用價值，因此卡爾.馬克思也把企業當成階級斗爭的產物。在這里資本主義里所謂的價值就是貨幣，與不是普通人潛意識默認的價值定義。勞動價值論的價值定義指的就是資本主義的這種貨幣關系，即價值量（錢）兌現的是一種「勞動」，而不是具體的「使用價值」（普通人潛意識默認的價值定義）。
最後來看儲蓄和消費。在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中，儲蓄和消費的比例取決於人們消費的時間偏好，比如有一種產品——綠豆芽，你今天不吃它明天就會長一節兒，長的長度就是資本的邊際生產力，和原來的豆芽相比就是利率，那麼，人們什麼時候把豆芽吃掉取決於人們的時間偏好，即豆芽的生長速度和人們的忍耐性。按照這種理論，經濟學家創立了各種消費函數模型來解釋宏觀經濟的變動，如生命周期假說和世代交疊模型。然而，國民收入核算中的儲蓄和消費只是一筆貨幣額，或者說是人們在一定時期獲得的金錢支出掉和沒有支出的比例，還可以說人們是把錢花掉還是存起來或用於投資去掙更多的錢，而根本就不是按照時間偏好去消費某種實物產品。凱恩斯在《貨幣論》和《通論》中提出了節儉的悖論和建立在富人有更高儲蓄率的消費函數和收入決定理論，但凱恩斯的消費函數理論被主流經濟學完全曲解了，並被用於對現實經濟的解釋。舉我國現實中的例子，自1997年以來，我國經濟出現了經濟增長率下降和失業增加的經濟衰退，其中的一個重要特徵是消費的大幅度下降。國內的許多經濟學家都按照主流經濟學的消費函數理論來對此進行解釋，即消費的下降是由於社會福利制度的變革引起的人們消費傾向的改變，比如要存錢支付養老、醫療、購買住房和子女的教育費用等，但這種似乎有道理而又看似符合實際的說法卻是大有問題的。我們把復雜一些的理論分析留到後面，這里只是指出一個重要的經驗事實，即在美國的長期國民收入統計中消費傾向是相當穩定的，是不是美國在一百多年中社會福利制度沒有發生變化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不僅美國的社會福利制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且在技術（如新技術革命）和人們的文化理念上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比如老一代的美國人拚命的攢錢而現在年輕人卻大量的負債消費，但奇怪的是，統計上的消費傾向竟然沒有變化。確實，上述這些技術上的因素會影響人們消費的時間偏好或時間選擇，但它們只能改變商品的相對價格（期貨價格），而不能影響國民收入核算統計中貨幣的消費和儲蓄變數，因為這些變數只是表示人們社會關系的貨幣量值，而與技術或時間偏好完全無關。
消費和儲蓄既然是貨幣量值，我們可以從貨幣的角度來解釋上述問題，如果假設人們的儲蓄是作為銀行存款保持的（這在貨幣供給的統計上即是），那麼人們能不能把作為儲蓄的銀行存款多取出10%用於消費呢？顯然不可能，這必然會使商業銀行倒閉；同樣，人們也不能多儲蓄10%作為銀行增加的存款而沒有相應的投資貸款，這也會使商業銀行倒閉，當人們試圖這樣做時，必然會使商業銀行改變貨幣供應量，從而引起收入水平的變化而阻止人們改變貨幣量值消費與儲蓄比例的企圖，或通過經濟波動來加以調節，這即是凱恩斯的收入決定理論和節儉的悖論。對於我國1997年以來的消費下降，其重要原因是從1991年以來收入分配發生了嚴重的兩極分化，或工資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而消費傾向的改變則是次要的。
以上對國民收入核算中的統計變數的分析表明，這些以貨幣量值表示的統計變數與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中所說的實物、生產函數、時間偏好等技術關系是完全無關的，而是表示資本主義經濟關系，或用於表示這種特殊的比誰掙錢多的競爭游戲。
因此對於資本主義或者說市場經濟來說這種GDP增長是重要的，只要它不增長資本主義就得癱瘓，但是所謂的像生產涵數一樣的生產總值是壓根就不存在的，它實際上的名稱應該叫做「生產了資本的僱傭勞動總和」或者稱作「被買賣流通的勞動總和」。一極端的例子，完全軍管的社會其價值（依據勞動價值論的價值定義）量將為零，作為價值總量的GDP也將為零，這是把它當成生產涵數的人永遠無法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