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適應性貨幣政策的名詞解釋
日央行行長福井俊彥22日重申,日央行將維持適應性貨幣政策一段時間,並將根據經濟和物價發展逐步調整利率。
綜合外電2007年3月22日報道,日央行行長福井俊彥(Toshihiko Fukui)22日重申,日央行將維持一段時間的適應性貨幣政策,並且將基於日本經濟和物價發展狀況逐步調整利率。「對於即將實行的貨幣政策管理,我們將維持適應性貨幣政策一段時間」,福井俊彥在國會證詞中表示,「我們將根據經濟和物價狀況變化逐步調整利率」。(杜明霞 編譯http://www.stockstar.com/info/darticle.aspx?id=GA,20070322,00477091&columnid=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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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義的貨幣政策是指政府、中央銀行以及宏觀經濟部門所有與貨幣相關的各種規定及採取的一系列影響貨幣數量和貨幣收支的各項措施的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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狹義的貨幣政策則限定在中央銀行行為方面,即中央銀行為實現既定的目標運用各種工具調節貨幣供應量,進而影響宏觀經濟運行的各種方針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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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政策的適應性地位,體現了政策多目標的平衡和妥協
貨幣政策取向分為緊縮性、中性和適應性三種。貨幣對於經濟增長的影響從長期來看是中性的,貨幣政策作為市場經濟國家最重要的宏觀經濟政策,其取向多數時期也是中性的,既不刺激經濟擴張,也不造成經濟緊縮。
中國作為發展中轉軌國家,現實中的宏觀政策比發達國家的中性政策表現得要寬松,中國的貨幣政策在較多時間是適應性的而不是中性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長期實行偏松的利率政策,實際利率長期處於較低水平,有時甚至為兩位數的負利率。從國際上來看,美國商業銀行優惠貸款的實際利率一般在5%至6%, 德國在4%至6%,英國在5%左右,而我國20多年來平均實際貸款利率為1.6%。我國以低價格資金投入支持了經濟體制改革,促進了經濟快速增長,但是低利率也造成我國資金配置效率低下,成為金融機構形成較多不良資產的原因之一。
中國的貨幣政策多數時期是適應性的而不是主導性的。1998年至2001年中國的通貨緊縮問題,有金融監管強化下商業銀行信貸趨嚴的原因,但是更主要的還是自身經濟周期和東亞金融危機後外部環境惡化的影響。2004年至2005年,商業銀行新增信貸總額與中央銀行預測目標大體一致,經濟內在需求和中央銀行調控的因素大概各佔了一半。2006年的情況又與2003年有相似之處,商業銀行在前8個月就完成了全年信貸增加2.5萬億的計劃,對此中央銀行一方面努力調控,另一方面也適應經濟加速增長對信貸需求增加的趨勢,在通脹形勢平穩的情況下,沒有生拉硬卡信貸投放,預計全年信貸增加3.1萬億。
貨幣政策的適應性地位,體現了貨幣政策多目標背景下的平衡和妥協。首先,在中國經濟政策中,增加就業、促進增長始終是第一位的,在保證通脹比較穩定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對此提供適應的支持。其次,無論政府部門、國際機構、專家學者,對轉軌、新興、國際化背景下的中國經濟運行的認知能力都很有限,很多情況下對各項經濟指標與其說是預測不如說是追認,貨幣政策綜合預調、微調和適應性調控,體現了開明、務實的間接調控取向。還有,貨幣政策的適應性地位與其他金融改革相協調,比如,在可忍受的幅度內放鬆金融市場流動性,可以支持金融機構處置不良資產和改制,鼓勵金融市場產品創新,支持匯率機制改革等,這些改革在中國加入WTO後也顯得比較緊迫。
貨幣政策適應性地位,也可能造成貨幣政策措施相對滯後,貨幣政策常常是被動糾偏操作而不是主動引導操作。為彌補這方面的不足,貨幣政策在輿論上、表態上一般是中性的而不是適應性的。2003年以來,中央銀行在輿論上一直對通貨膨脹保持高度的甚至過度的警惕,關於CPI上漲幅度的預測值一直高於實際值,這種姿態一方面可以對貨幣政策的適應性狀況有所調節,一方面也是中央銀行樹立抑制通脹威信的需要,至少在口頭上要有足夠的保守與穩健。 (http://www.whfc114.com/NewContent.asp?articleid=319 )
2. 宏觀經濟學中理性預期與適應性預期區別
1、理性預期是在有效地利用一切信息的前提下,對經濟變數作出的在長期中平均說來最為准確的,而又與所使用的經濟理論、模型相一致的預期。
2、適應性預期是運用某經濟變數的過去記錄去預測未來,反復檢驗和修訂,採取錯了再試的方式,使預期逐漸符合客觀的過程。
3、理性預期與適應性預期根本不同在於它是指人們預先充分掌握了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做出的預期。這種預期之所以稱為」理性的」,因為它是人們參照過去歷史提供的所有知識,對這種知識加以最有效利用,並經過周密的思考之後,才做出的一種預期。正因為如此,這種預期能與有關的經濟理論的預期相一致。
PS:理性預期的概念比較難以理解,我們可以從理性預期的具體表現來理解它。理性預期的基本觀點簡單地說即:人們所預期的將來情況和將來的實際情況不會具有系統性的和持續性的差距或錯誤。這就是說,人們對將來的預期是相當准確的或逐漸接近於准確的。對於這一點,許多西方經濟學者提出疑問:為什麼在預期上普通人能做到的事情甚至計量經濟學的復雜的預測模型還難以做到?難道經濟學家還趕不上街上男女?理性預期學派的典型答案是:「鳥沒有學過復雜的空氣動力學,卻能飛得很好。」人們會利用一切信息來逐漸改變他們的預測,因為,人們會從吃虧上當中汲取教訓。關於這一點,理性預期學派經常引用的西方俗語是:「你在一段時期內可以欺騙所有的人,或在長期中欺騙一部分人,但決不能在長時期中欺騙一切的人」。
3. 5、如何理解經濟學理論的適用性
要探索傳統貿易理論(或比較優勢理論)與現代貿易理論(或新貿易理論)在中國現階段的適用性問題,首先必須從一般理論意義和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實踐歷程分析這兩種理論的適用性。
(一)兩種國際貿易理論前提假定
比較優勢理論的實質是自由貿易論,其基本理論立足點是古典和新古典經濟思想,考慮的是在完全競爭條件下如何在世界范圍內最優配置經濟資源的問題。比較優勢論最根本的前提假定是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這是一種典型的新古典分析方法。盡管新古典微觀經濟理論在理論史上遭到了眾多的批評,但其理論大廈歷經100多年的風雨卻從來沒有被摧毀過。比較優勢理論是新古典經濟理論在國際范圍的延伸,它所倡導的是基於國際分工基礎上的貿易互利論。從福利經濟學的角度說,這種國際范圍內的自由貿易可以達到整體世界經濟的帕累托最優。因此,比較優勢理論具有堅實的理論根基。從理論的應用來看,傳統貿易理論較客觀地解釋了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現象。但比較優勢理論解釋不了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貿易領域出現的新變化,如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量大大增加、同類產品之間的貿易量大大增加、跨國公司在國際經貿活動中的作用空前加強、產業的規模經濟明顯等現象。
新貿易理論正是抓住了比較優勢理論的兩個基本前提對其進行否定,認為國際商品市場具有不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遞增兩個基本特徵,從而合理地解釋了國際貿易領域的新現象。以古魯格曼、赫爾普曼、迪克西特等為代表的新貿易理論,其精髓和要義集中體現在規模經濟理論中。規模報酬遞增意味著廠商存在內部規模經濟,也即大廠商比小廠商有成本優勢,從而可形成寡頭壟斷或壟斷競爭的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在這種前提下,同行業廠商數目少,各廠商生產有差異產品,從而每個廠商一定程度上都是價格制定者而不是價格接受者。這就是說,假定消費者的需求偏好是異質的,那麼即使在資源稟賦相似的情況下,各國出於規模經濟考慮來專業化生產有限類別的產品也必然產生國際貿易。即除比較優勢外,規模經濟成為國際貿易又一獨立動因,通常用來解釋行業內貿易現象。由新貿易理論必然邏輯推演出戰略性貿易政策,即一國政府藉助研發補貼、生產補貼或出口補貼等政策手段,保護國內市場,扶植本國戰略性產業的成長,實現規模經濟,搶占國際競爭對手的市場份額,或者通過進口征稅攫取外國壟斷利潤。因此,戰略性貿易政策本質上是一種有限保護政策。
單純就理論本身的適用性而言,兩種理論的主要分歧點在於對國際商品市場結構的把握和判斷上。如果國際市場是一個完全競爭市場,那麼,比較優勢理論就是絕對成立的;反之,如果國際市場是一個不完全競爭市場,那麼,攫取壟斷租金必然成為各國或各經濟主體追求的目標,因而在假定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戰略性貿易政策有其合理性。為此,我們需要從國際貿易歷程以及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效果來進一步分析。
(二)從國際貿易歷程看兩種理論的適用性
反對比較優勢論的觀點主要來自於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他們認為,比較優勢論的完全競爭假定不能成立,因而,比較優勢論雖然在短期內有利於世界資源的優化配置,但在長期內卻導致各國貿易條件的變化。具體來說,由於發展中國家主要出口初級產品,技術進步慢,需求彈性低,且規模收益遞減,完全競爭特徵明顯;而發達國家主要出口技術產品,需求彈性高,且規模收益遞增,這樣,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貿易就是一種「不平等貿易」,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日趨惡化,如果發展中國家一味奉行比較優勢論,將在國際分工中處於越來越不利的地位,落入「貧困陷阱」(普雷維什,1950)。從世界各國經濟增長的情況看,確實出現了各國經濟差異越來越大的特徵,因此,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實行有限的貿易保護政策存在合理性。問題是,實行有限保護政策是否就意味著完全否定比較優勢論的適用性?戰略性貿易政策是否可以完全替代比較優勢論,並作為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的基礎?我們認為不可。
第一,盡管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惡化論」早在50年代就已提出,但並沒有對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產生實質性影響。相反,國際貿易規模變得更大了,各國經濟增長對對外貿易的依賴性更強了。以1996年為例,低、中、高收入國家外貿依存度分別達到了43%、52%和40%(世界銀行,1999)。研究表明,自50年代以來,在與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有關的各經濟指標中,要數出口活動與經濟增長的相關程度最高;而且,至今還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夠長期使其經濟增長率保持在高於出口增長率的水平上(瑟爾瓦爾,1983,第351~360頁)。這說明,國際貿易發展的歷史表明,盡管各國從國際貿易中獲利程度不同,但均從中獲益卻是無可辯駁的事實。
第二,盡管國際市場存在不完全競爭因素,但商品的競爭程度一般大於國內市場。一方面,世界經濟的自由貿易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隨著各國間貿易壁壘的解除,自由競爭的程度更大;另一方面,面對眾多國際競爭對手的反應,某一經濟主體要想在一個廣泛的國際市場上長期控制某一類產品的價格變得非常困難,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因此,戰略性貿易政策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並不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相反,比較優勢理論在指導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戰略上更具有適用性。
第三,盡管戰略性貿易政策在理論上有助於發展中國家改善貿易條件,但實施的難度很大。從理論上看,這一政策實施成功的關鍵在於行業的不完全競爭特性,至少在國內市場上具有規模經濟,但發展中國家往往既面對完全競爭的國際市場,又面臨條塊分割的國內市場結構;而且,戰略性貿易政策的成功還取決於單方面採取戰略性行動,即假定外國沒有採取相應報復措施。顯然,這種理想狀態不可能達到,日本在鋼材業實施的戰略性貿易政策就招致了美國的報復。相反,比較優勢理論不存在招致報復性的問題,它是一種「雙贏」政策。
顯然,無論從兩種貿易理論的假定前提還是世界貿易實踐來看,比較優勢理論對於指導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具有更強的適用性,而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前景並不樂觀。更具體地說,探討一種理論政策在某個國家的適用性問題,就是要研究這個國家是否具備這種理論或政策所要求的前提假設與實施條件。我們認為,中國現階段尚不具備戰略性貿易政策賴以實施的前提和條件。原因在於:
其一,行業及企業規模經濟不明顯。戰略性貿易政策所實施的行業要求具有規模收益遞增特徵,這就首先要求這些行業在國內市場上具有規模經濟。據發達國家經驗,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對象包括商業航空部門、半導體、電信設備部門、汽車部門等。而在我國,這些行業地理集中度偏低,企業規模普遍偏小,達不到最小有效規模,不足以與國外同類部門相抗衡;另一方面,企業「遍地開花」,重復生產,過度競爭嚴重。國內市場的行政性分割造成了這些行業的規模不經濟。
其二,容易導致新的市場扭曲。戰略性貿易政策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種對自由貿易的干預,它可能帶來兩種市場扭曲。第一,扭曲微觀經濟主體。中國正處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許多重要產業多屬於國有企業,尚未完全按照現代企業制度進行內部轉制,企業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帶有行政色彩,企業現有的壟斷地位是一種行政性壟斷,而不是由市場競爭中自然產生的,企業缺乏技術創新的動力和壓力,無法實現規模收益遞增,因而不能勝任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微觀主體角色。在這種情況下,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強制性推行反而可能使行業或企業產生更多的政策依賴性,甚至引發大量的非生產性尋租行為,造成效率流失。第二,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全面實施必然需要政府的大量補貼或經濟支持,這往往過多用稀缺經濟資源,導致過高的機會成本,從而削弱我國比較優勢產品的出口。同時,對戰略性貿易產業或企業進行壟斷性保護,讓其在「溫室」中成長,也犧牲了市場競爭的效率,不利於整個經濟的健康發展。
除了以上制約條件及招致外國報復的可能性大等因素外,戰略性貿易政策還需其他一系列苛刻的必要條件及應用領域限制。比如,鑒別戰略部門需要大量、及時、充分、可靠的信息,而且政策制定稍有失誤都將導致極為嚴重的後果。由此可知,我國現階段不宜採用戰略性貿易政策,不但是經濟理論邏輯推演的必然,更是中國現實經濟利益保護所必需。
二
(一)比較優勢理論與中國現階段對外貿易地位相適應
第一,中國貿易的夥伴國多為發達國家。克魯格曼(1998)認為,「行業內貿易、行業間貿易的相對重要性取決於國家之間的相似性」,而國家之間的相似性可以用資本勞動比率這一指標來衡量。他的基本觀點是:國家之間若資本勞動比率非常相似,則行業內貿易占據統治地位;相反,若國家之間資本勞動比率截然不同,則所有的貿易都會建立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有資料顯示,與我國貿易的夥伴國多為與我國資本勞動比率差別大的發達國家或地區,中國香港、日本、美國、歐盟是我國的四大貿易夥伴。以1998年出口為例,當年我國出口額為1837億美元,對上面四大貿易夥伴的出口就占我國出口總額的73.3%,而對其他100多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及原蘇聯、東歐國家的出口所佔比重還不到27%。由此可見,我國的對外貿易理應並且必然建立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第二,中國出口商品更多地是面臨完全競爭的國際市場,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控價能力差。根據微觀經濟學理論,判斷市場結構是否屬於完全競爭類型關鍵在於兩點:一是進入市場的生產廠商數目;二是廠商是否為價格接受者。一般而言,生產者甚眾且產品之間差異不大的屬於完全競爭市場,最典型的例子是農產品市場;反之,生產者較少且產品之間差異大的歸於非完全競爭市場,比較典型的如汽車業、飛機製造業等。雖然我國在「八五」期間已基本完成出口商品結構由以初級產品為主向以工業製成品為主的轉變,但我國目前出口的工業製成品中,絕大部分是粗加工的輕紡產品和一般機電產品,而精加工和高科技產品所佔比重很少(徐復,1999),這意味著我國大多數出口產品仍屬於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由於不具備生產資料的獨占性、規模收益和專利技術等形成壟斷的因素,在國際市場上沒有控價能力。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盡管中國的主要出口行業如紡織、服裝、製鞋、加工裝訂業務等諸多產品,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產品雷同、產業相似、競爭角逐日趨激烈,但還是具有相當強的國際競爭力,而這些產品都屬於比較優勢產品。我們應該充分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站穩和拓展國際市場。
(二)比較優勢理論在中國現階段仍具潛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逐漸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比較優勢理論伴隨著這種轉型而得以在外貿領域貫徹和適用。可以說,改革開放20年來中國外貿成就就是立足於比較優勢而取得的。具體現現在:第一,外貿結構逐步反映了要素稟賦。從進口品的結構變化看,農業密集型產品大幅度下降,資本密集型產品增長最快;在出口結構方面,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比重在1986年後較快增長,雖然資本密集型產品的出口份額也在提高,但它的大部分生產是對進口原料和零部件進行加工、組裝,其中進口零部件佔到出口值的4/5,因而這類出口實質上仍屬勞動密集型(張軍,1998)。第二,加工貿易充分利用了我國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將我國勞動力同外商的資金、技術、市場相結合,貫徹和體現了比較利益思想。近些年來,加工貿易在我國對外貿易總額中比重不斷上升。由是觀之,我國已根據比較優勢理論初步建立了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模式和資本密集型產品的進口模式。
我們認為,目前,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貿易模式在我國還遠未發揮其潛力,仍有很大增長空間。從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貿易形式的轉換過程來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在勞動力成本未大幅上升以前,不宜轉換成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特別是對我國這樣一個勞動力充裕、就業壓力巨大的大國而言更是如此。如此我們運用巴拉薩顯示比較優勢指標進行衡量,我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仍具有明顯比較優勢。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顯示比較優勢系數約為3.5,遠遠高於系數值為0.5的資本密集型產品。而香港地區、韓國、台灣地區1980年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顯示比較優勢系數分別是6.98、4.95、5.24,這就說明了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仍有很大增長空間。
當前,世界經濟正逐步走向全球化、一體化,各國的生產、貿易和投資日益融為一體。只有用比較優勢理論來指導各國的對外貿易實踐,才能順應這股國際潮流。要言之,無論是從經濟理論的邏輯推演還是從貿易實踐看,以比較優勢理論作為我國對外貿易的理論基礎,是中國現階段貿易戰略的理性選擇。
【參考文獻】
[1] 克魯格曼.國際經濟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
[2] 瑟爾瓦爾.增長與發展,金碚、李揚等譯[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
[3] 世界銀行.1998/1999世界發展報告[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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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徐復.中國對外貿易概論[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9.
4. 什麼是適應性貨幣政策
應該指的就是凱恩斯相機抉擇的貨幣政策,也就是就是過熱時用緊縮的貨幣政策,經濟衰退時用擴張的貨幣政策
5. 如何理解經濟學理論的適用性
經濟學理論是建立在假定基礎上對經濟變數之間如何發生互相聯系判斷的假說,是依據假說運用邏輯規則演繹的預測。經濟學理論觀點的窘異常常是假設不同所致,在不同假定下的「商榷」不會、也根本不可能有說服對方的結果。這就是經濟學經歷科學化的千辛萬苦也沒有成為科學的原因。經濟學理論更無法如自然科學那般進入實驗室檢驗而只能由社會實踐檢驗,對經濟學理論的社會實踐檢驗卻無一例外地有完全相反的檢驗結論,將經濟學理論投入社會實驗進行檢驗的成本極可能高到社會無法承受的地步。即使某種經濟學思想導致了世界近半數人口遭受痛苦也絲毫也不妨礙這種經濟學思想理論邏輯的正確。
6. 什麼叫理性預期它與適應性預期有何區別
【理性預期】指針對某個經濟現象(例如市場價格)進行預期的時候,如果人們是理性的,那麼他們會最大限度的充分利用所得到的信息來指導作出行動而不會犯系統性的錯誤,因此,平均地來說,人們的預期應該是准確的。
【適應性預期】是經濟學中是指人們在對未來會發生的預期是基於過去(歷史)的。在估計或判斷未來的經濟走勢時,利用過去預期與過去實際間的差距來矯正對未來的預期。例如,如果過去的通貨膨脹是高的,那麼人們就會預期它在將來仍然會高。
區別:
——1、理性預期充分利用所得到的信息指標來作出的判斷(以行情信息的分析進行預期);
——2、適應性預期對未來發生的預期是基於過去的歷史指標作出的判斷(以歷史資料統計進行預期);
7. 「適應性預期」和「理性預期」的區別
1、根本不同
理性預期是相對 「 適應性預期 」 而言的,理性預期與適應性預期根本不同,它是人們預先參照過去歷史提供的所有知識,對這種知識加以有效利用,並經過周密思考之後做出的預期,而適應性預期是運用某經濟變數的過去記錄預測未來,反復檢驗和修訂,使預期逐漸符合客觀的過程。
2、歷史發展不同
理性預期的思想最初由美國經濟學家J.F.穆思在《合理預期和價格變動理論》一文中提出,70年代由芝加哥大學的R.E.盧卡斯和明尼蘇達大學的T.J.薩金特和N.華萊士等人作出了進一步發展,並逐漸形成理性預期學派。
而適應性預期在1980年代,作為西方經歷了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沖擊後的一些經濟危機現象的一種解釋而流行。事實上,在一些國家,特別在英國,他們那裡到了1990年代還在尋求實現穩定的低通貨膨脹率可以很好的體現這一思想。
3、前提條件不同
理性預期建立在兩個前提之上:
①每個經濟行為主體對未來事件的預期是合乎理性的.也即是說,消費者把獲得消費的最大效用作為行動准則,生產者把利潤最大化作為行動准則,任何經濟行為主體進行當前決策時所預料的未來會有的情況,總是完全准確地符合未來實際發生的情況。
②只要讓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各種產品和生產要素的價格都會通過供求變動,最終使各自的供求達於均衡。
而適應性預期的前提是:預期價格將有某種程度上升的買主觀察到價格的實際上漲率與他所預期的並不相同。
8. 什麼是適應性預期(Adaptive_expectations)拜託各位了 3Q
適應性預期(Adaptive expectations) 適應性預期,在 經濟學 中是指人們在對未來會發生的預期是基於過去 (歷史)的。適應性預期是一種關於預期形成的觀點, 認為預期僅由過去經驗所形成,預期將隨時間推移緩慢發生變化。 例如,如果過去的 通貨膨脹 是高的, 那麼人們就會預期它在將來仍然會高。
9. 機制是什麼意思
機制有多重含義,例如用機器製造的;機器的構造和工作原理;有機體的構造、功能和相互關系;泛指一個復雜的工作系統和某些自然現象的物理、化學規律等等。與我們常說的機制相近的含義是指做事情的方式、方法。但又不等同於這個意思。簡單地說,機制就是制度加方法或者制度化了的方法。
首先,機制是經過實踐檢驗證明有效的、較為固定的方法,黨建的工作機制,不因黨組織負責人的變動而隨意變動,而單純的工作方式、方法是可以根據個人主觀隨意改變的。其次,機制本身含有制度的因素,並且要求所有相關人員遵守,而單純的工作方式、方法往往體現為個人做事的一種偏好或經驗。例如監督機制,不僅指人人必須遵守的制度,而且應該包括各種監督的手段和方法。只有二者結合起來才能發揮作用。第三,機制是在各種有效方式、方法的基礎上總結和提煉的,而方式、方法往往只是做事的一種形式和思路。機制一定是經過實踐檢驗有效的方式方法,並進行一定的加工,使之系統化、理論化,這樣才能有效地指導實踐。而單純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則因人而異,並不要求上升到理論高度。第四,機制一般是依靠多種方式、方法來起作用的,而方式、方法可以是單一起作用的。例如,建立起各種工作機制的同時,還應有相應的激勵機制、動力機制和監督機制來保證工作的落實、推動、糾錯、評價等。建立完善的機制,才能使黨的建設穩步發展,保持長久的活力。
通俗就是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