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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宮什麼時候能恢復社會經濟生活

發布時間:2022-09-07 13:07:29

『壹』 資本主義的侵略時期的南宮發生了什麼

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促進了這種發展。」這種入侵,「不僅對中國封建經濟的基礎起了解體的作用,同時又給中國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造成了某些客觀的條件和可能。因為自然經濟的破壞,給資本主義造成了商品的市場,而大量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破產,又給資本主義造成了勞動力的市場。」 這就是說,與英國在印度一樣,資本主義列強在中國也「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
不過,這還「只是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來所發生的變化的一個方面」。這個變化的另一個方面「就是帝國主義勾結中國封建勢力壓迫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帝國主義列強入侵中國所起的這兩個方面的作用,究竟哪一個方面是主要的呢?毛澤東認為,是後者而不是前者。他指出:「帝國主義列強侵入中國的目的,決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帝國主義列強的目的和這相反,它們是要把中國變成它們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因為對於它們來說,一個政治上經濟上不獨立的、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半殖民地的中國,乃是一個極其廣大的傾銷商品的市場,一個理想的資本輸出的對象和廉價原料、廉價勞動力的供應地。如果中國成為一個獨立、富強的資本主義國家,它當然還會同它們打交道並發生經濟文化往來,但那時的中國將作為主權國家同它們在平等的基礎上而不是如同半殖民地時期那樣在不平等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關系,這是它們所不能容忍的。帝國主義列強既不願意失去在中國的殖民主義利益,也不願意看到中國在國際市場上成為它們的一個強有力的競爭對手。正因為如此,「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反對中國獨立,反對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歷史,就是中國的近代史。歷來中國革命的失敗,都是被帝國主義絞殺的,無數革命的先烈,為此而抱終天之恨。」 毛澤東的這個論斷是完全符合實際的。
帝國主義列強的壓迫,是怎樣阻礙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呢?
第一,資本~帝國主義列強通過向中國發動多次侵略戰爭,並且採取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手段,強迫中國政府與之訂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在中國攫取了種種特權,從而使一個獨立的中國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的中國。而在1931年至1945年期間,中國的部分地區還變成了日本獨占的殖民地。
正是通過發動侵略戰爭和憑借不平等條約賦予的特權,外國帝國主義勢力在中國土地上濫施橫暴。他們殘酷地鎮壓和虐殺中國人民,粗暴地踐踏中國人民的尊嚴和人格,貪婪地掠奪中國的資源並役使中國的勞動者,他們還無情地毀滅中國人民創造的物質財富和文化。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由此蒙受了巨大的屈辱,遭遇了深重的災難。僅日本侵華期間,在侵華日軍的屠刀下,中國即死傷3 500萬人;按1937年的幣值計算,中國遭受的直接經濟損失為1000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為5 000億美元。事實證明,外國侵略者在中國扮演的並不是現代文明的傳播者的角色;如同馬克思當年揭露的英國在印度的行為一樣,他們在中國也赤裸裸地暴露了「資產階級文明的極端偽善和它的野蠻本性」。
第二,外國資本一帝國主義勢力的入侵,不但使中國在政治上不再擁有完整的主權,而且在經濟上也逐步地形成了對它們的依附而喪失了自己的獨立性。
「帝國主義列強根據不平等條約,控制了中國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並把許多通商口岸劃出一部分土地作為它們直接管理的租界。它們控制了中國的海關和對外貿易,控制了中國的交通事業(海上的、陸上的、內河的和空中的)。因此它們便能夠大量地推銷它們的商品,把中國變成它們的工業品的市場,同時又使中國的農業生產服從於帝國主義的需要。」 由於得不到應有的保護,在外國商品傾銷的情況下,中國的民族工商業和農業生產的發展受到了嚴重的打擊。
在傾銷商品的同時,「帝國主義列強還在中國經營了許多輕工業和重工業的企業,以便直接利用中國的原料和廉價的勞動力」。 由此,它們便牢牢地掌握了中國的經濟命脈。在重工業方面,外國資本主義1936年控制了煤產量的55.2%和新法採煤量的77.4%;1937年掌握冶鐵工業的95%,1936年掌握石油工業的99%,發電量的77%。在交通運輸方面,外國資本1936年掌握鐵路總長度的88%;1930年即已掌握外洋航運和國內航運噸位的81.2%。在輕工業方面,外國資本1936年也已掌握紗錠的48.2%,織布機的56.3%(東北日本紗廠尚未計入);在這前後還掌握了毛紡錠的62%,毛紡機的48%;1935年即掌握煙廠產值的63%以上。在抗戰前夕,在中國的現代工業和運輸業中,外國資本佔到了71.6%。在銀行方面,外國銀行1936年的在華資產要比華商銀行大l/3。這就是說,外國資本不僅壟斷了中國的重工業和交通運輸業,而且控制了中國的財政、金融,以及若乾重要的輕工業。它們「以此對中國的民族工業進行直接的經濟壓迫,直接地阻礙中國生產力的發展。」
有必要指出,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投資的最主要部分是商業掠奪性的資本,即投於進出口業以及與商品傾銷相關的運輸、銀行、保險等事業的資本,而並不是工業資本。而且,這些資本的大部分並非由國外輸入,而是在中國直接掠取的,如在中國取得的戰爭賠款、借款利息和強占的土地,以及積累的利潤等。如1930年外國在華企業財產和房地產約值24億美元,其中由國外輸入的僅9.4億美元。它們還把從中國榨取的巨額利潤輸往本國。「估計從1894年到1937年,帝國主義輸進中國的資本和借款約合17.4億美元,而同時期自中國輸出的投資利潤和借款本息達34.4億美元,為輸入資本的兩倍。」 它們在中國積累的資本還沒有計算在內。這就是說,帝國主義投資的增加,乃是對於中國生產資金的強盜式的佔有,這對於中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一種嚴重的束縛。
第三,帝國主義列強「使中國的封建地主階級變為它們統治中國的支柱。」 為此,它們到處致力於保持前資本主義時期的一切剝削形式(特別是在鄉村),主要是封建地租剝削和高利貸剝削,並使之永久化,因為這些形式「是它的反動的同盟者生存的基礎」。 同時,由於「帝國主義妨礙了中國工業的發展,使農村中的資本積累,不用來提高農業的生產技術,不投到工業裡面去,反而再投到土地和高利貸方面來,更加量的用半封建的形式剝削農民。」 中國農村受到封建剝削制度的束縛,農業生產發展緩慢甚至陷於停頓狀態,無力為工業的發展提供足夠的商品糧食、輕工業原料、工業品市場及資金,從而成為中國工業發展的嚴重的制約因素。
第四,在半殖民地的中國,帝國主義列強主要是通過它們在中國的代理人即中國的反動統治集團來實行間接統治的。國際帝國主義和中國執政的軍閥互相勾結,前者支持後者,一是可以造成它們在中國的特殊勢力,二是可以延長中國的內亂,使中國永遠不能發展實業,永遠成為消費國家,永遠成為它們的市場;後者依靠前者,則是因為沒有前者的支持,他們就很難上台,上台了也難以維持自己的統治。我們看到,從北洋軍閥首領袁世凱,到國民黨新軍閥首
領蔣介石,都無不是以外國帝國主義為靠山的。
由於中國的反動統治集團與中國的廣大人民處於尖銳對立之中,他們的統治只能依靠赤裸裸的暴力、依靠封建專制的手段來維持。這樣,外國帝國主義對他們的支持,就成了對中國獨裁統治的支持,成了中國政治走向民主化的嚴重的直接的障礙。
由於帝國主義列強支持中國的反動派進行反人民的戰爭,支持中國各派軍閥進行爭奪中央政權或地方勢力范圍的斗爭,這也使得中國戰亂頻仍,廣大人民無法安居樂業,從而嚴重地妨礙了中國經濟和文化等項事業的發展。
正是由於帝國主義和它所支持的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中國的廣大人民,尤其是農民,日益貧困化以至大批地破產,他們過著飢寒交迫的和毫無政治權利的生活。」
正是由於帝國主義和它所支持的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中國生產力的發展受到了嚴重的阻礙。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中國的現代工業產值只佔工農業總產值的17%。而在這少量的工業中,民族資本經營的又只是非主體部分。1949年,中國的民族工業資本按1952年人民幣幣值計算,不過20.08億元。民族資本主義工業主要是以紡織工業、食品工業為主的輕工業;它們規模小,設備落後,多數為工場手工業。中國工業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加工工業(即以外國的原料加工製成日用品)和裝配工業(即以外國的零件裝配成機器)而已。自從1840年外國資本主義入侵以來,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中國並沒有成為一個獨立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而只是成了一個極度貧弱的半殖民地。
歷史經驗表示,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是中國走向獨立和富強的必要前提。正因為如此,中國共產黨舉起反帝的旗幟,領導中國人民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的斗爭,這完全是必要的、正義的,具有偉大的進步意義。而提倡中國依附於西方大國,這只能把中國引向災難。這是違背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的。

『貳』 中國經濟什麼時候能復甦

此 次 危機預計要到2009年上半年股市才會平緩
世界經濟要恢復則要數年左右
中國大概3年左右,美國可能需十數年
此次危機已造成
世界金融也蒸發了35萬億美元左右
全球約有上千萬人在此次危機中失業
世界各國投入的救市資金已經超過3萬億美元,將來會更多

中國
股市縮水60%市值蒸發20萬億RMB
實體經濟也開始大規模受損
房產市場冷淡
中小企業艱難度日
大型企業融資困難
消費市場縮減
繼而沖擊其他與以上有關的每個行業
迫使中國政府決定在2010年左右投入4萬億RBM 用於救市和刺激消費
但總體上對中國的影響並不大

因為
中國前三季度的數據顯示中國還是保持了較高的增長率
社會固定資產增加值超過了去年同期水平
發展雖然有所放緩,
但經濟發展水品還是很高的
雖然金融不景氣但是中國金融資產的佔有國民經濟總量中很少
同時中國自身的消費市場巨大,我們的正常生活不會受太大影響

中國政府的應對政策
除了拿出4萬億用於就是之外
銀行將進行數次降息,同時對陷入困境的中小企提供貸款,和減稅政策
為大型企業提供融資渠道

根源
追尋此次危機的根源是現有的金融體制存在嚴重缺陷
所以這次危機過後肯定會制定新的金融經濟秩序
而中國將在其中發揮主導作用
中國很可能藉助此次千載難逢的機遇,美歐經濟不景氣,美元這一世界貨幣疲軟的機遇崛起 世界經濟新格局將因此形成

『叄』 西漢是誰建立的

西漢,建立者劉邦,建立時間公元前202年,都城長安,東漢建立者劉秀,建立時間公元25年,都城洛陽。

1、東漢

東漢(25年—220年)是中國歷史上繼西漢之後又一個大一統的中原王朝,傳八世共十四帝,享國一百九十五年,與西漢統稱漢朝。

新朝末年爆發綠林赤眉起義,漢朝宗室劉秀趁勢而起。公元25年,劉秀稱帝,定都洛陽(今河南洛陽),建立東漢並開創了光武中興。

東漢時,三公權力被大幅削弱,尚書台權力得到提升。漢明帝、漢章帝在位期間,東漢王朝進入鼎盛時期,史稱明章之治。

漢章帝後期,外戚日益跋扈。漢和帝繼位以後,掃滅外戚,使東漢國力達到極盛,史稱之為永元之隆。

東漢中後期太後稱制、外戚干政,幼年繼位的幼君多藉助宦官才能親政,史稱戚宦之爭,朝政日益腐敗,豪強勢力大肆兼並土地。

漢桓帝、漢靈帝在位時期,昏庸無道、橫征暴斂、賣官鬻爵,農民在多重殘酷壓榨下不堪重負,公元184年爆發黃巾之亂,朝廷令各州郡自行募兵,方將民變基本平定,卻導致地方豪強擁兵自重。

初平元年(190年),董卓挾獻帝遷都長安,自此朝廷大權旁落,揭開了東漢末年軍閥混戰的序幕。董卓被殺死後,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迎漢獻帝遷都許昌。公元220年,曹丕篡漢,東漢覆滅,進入三國割據時期。

2、西漢

西漢(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2月 )是中國歷史上繼秦朝之後的大一統王朝,共歷十二帝,享國二百一十年,又稱為前漢。

秦末天下揭竿而起,經過楚漢之爭,劉邦擊敗項羽 ,公元前202年劉邦稱帝,國號漢,初都洛陽,後遷都長安(今陝西西安)。

西漢在諸多制度上承襲了秦制,漢初實行輕徭薄賦、休養生息的國策,社會經濟迅速恢復,農業、手工業及商業空前繁榮,史稱文景之治。

漢武帝繼位後,推行推恩令、中朝、刺史、鹽鐵官營等制度加強中央集權,並獨尊儒術統一思想。

對外則開拓了東並朝鮮、南據越南、西逾蔥嶺、北達陰山的遼闊疆域,奠定漢地基本范圍;又派張騫出使西域開辟溝通歐亞大陸的絲綢之路,拓展對外交往,並開創了漢武盛世的局面。

漢昭帝繼位後,霍光輔政,沿襲武帝晚年息兵養民的國策,恢復漢朝的國力。至漢宣帝時期,對外降服匈奴並設西域都護府正式將西域納入版圖,對內整頓吏治、輕徭薄賦,開創了國力極盛的孝宣之治。

公元前36年,陳湯斬殺郅支單於,標志西漢時期的漢匈戰爭結束。公元8年,王莽廢西漢末帝,定都長安,史稱新朝,西漢覆滅。

(3)南宮什麼時候能恢復社會經濟生活擴展閱讀:

1、東漢建立者介紹:

東漢光武帝劉秀(公元前5年1月15日-57年3月29日),字文叔,南陽郡蔡陽縣(今湖北省棗陽市) 人。東漢王朝建立者(公元25年—57年在位),漢高祖劉邦九世孫。

西漢建平元年,生於陳留郡濟陽縣濟陽宮。王莽篡位後,建立新朝。倒行逆施,天下大亂。作為漢室宗親,起兵於南陽郡。

更始三年(25年),公開與更始政權決裂,即位於河北鄗縣南千秋亭,建立東漢,定都洛陽。經過長達12年統一戰爭,滅亡河北、關東、隴右、西蜀等地的割據政權,結束農民戰爭、軍閥混戰與地方割據局面。

動亂已平,勵精圖治。政治上,改革官制,整飭官風,精簡結構,優待功臣;經濟上,休養生息,發展經濟;文化上,大興儒學、推崇氣節,開創中國歷史上「風化最美、儒學最盛」(司馬光、梁啟超語)的「光武中興」時代。

中元二年(57年),駕崩於洛陽南宮前殿,享年六十二歲,葬於原陵,廟號世祖,謚號光武皇帝。

作為中國歷史上的頗有作為的開國君主,面對斷壁殘垣、江山破碎的社會狀況,劉秀勤於國政,改革開拓,終使大漢王朝在一片焦土廢墟中恢復和發展。

2、西漢建立者介紹:

劉邦(公元前256年十一月二十四—前195年四月二十五),即漢太祖高皇帝,沛豐邑中陽里人,漢朝開國皇帝,漢民族和漢文化的偉大開拓者之一、中國歷史上傑出的政治家、卓越的戰略家和指揮家。對漢族的發展、以及中國的統一有突出貢獻。

劉邦出身農家,為人豁達大度,不事生產。 秦時任沛縣泗水亭長,因釋放刑徒而亡匿於芒碭山中。陳勝起事後不久,劉邦集合三千子弟響應起義,攻佔沛縣等地,稱沛公, 不久投奔項梁,任碭郡長,被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馬 。

公元前206年十月,劉邦軍進駐灞上,秦王子嬰向劉邦投降。秦朝滅亡。 劉邦廢秦苛法,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鴻門宴後封為漢王,統治巴蜀地及漢中一帶。 楚漢戰爭前期,屢屢敗北。

但他知人善任,注意納諫,能充分發揮部下的才能,又注意聯合各地反對項羽的力量,終於反敗為勝。擊敗項羽後,統一天下。公元前202年2月28日,劉邦於定陶氾水之陽即皇帝位,定都長安,史稱西漢。

登基後一面消滅韓信、彭越、英布、臧荼等異姓諸侯王,又裂土分封九個同姓諸侯王。另一面建章立制並採用休養生息之寬松政策治理天下,讓士兵復員歸家,豁免其徭役,重農抑商, 恢復殘破的社會經濟,穩定封建統治秩序。

不僅安撫了人民,也促成了漢朝雍容大度的文化基礎。對匈奴採取和親政策, 開放與匈奴之間的關市,以緩和雙方的關系。

公元前195年,劉邦因討伐英布叛亂,被流矢射中,其後病重不起,同年崩,廟號太祖,謚號高皇帝。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漢朝

『肆』 中國經濟兩三年內能恢復原狀嗎

很難,隨著社會人口老齡化,30年內中國經濟轉型都很難成功,金融危機讓歐美發達國家超前消費經濟不斷進入熊市,從而不斷打擊中國的出口經濟。外部的需求萎縮讓中國面臨著嚴重的產能過剩,而過去幾年來的經濟刺激政策又讓過剩的產能不斷膨脹不斷泡沫化。因此,為了應對經濟下滑,中國不得不加大力度推進經濟結構調整,猛力刺激內需,大肆挖消費,淘汰落後的產能,扶持中高端產業和微型企業。 中國希望通過一系列的努力來讓經濟能夠在相對比較短的時間內成功轉型,又快又好就成了中國比較喜歡的口號。不過,口號是口號,現實還是殘酷現實。
如兩三年前廣東甚至不斷吶喊著要騰龍換鳥,結果也是不了了之,大量的廠房區成為了鬼城。因為當時失業嚴重,影響到社會穩定問題,所以被中央喊停。
畢竟,相對於發展,中國更擔心社會穩定,轉型則意味著將有大量的人口會失業,從而威脅到社會的穩定發展。所以,很多時候,希望是希望,事實確是殘酷的事實,很多時候希望很難轉變成事實。帶著夢想般的希望總是很難敵得過殘酷的社會現實。 看,現在隨著出口經濟的不斷惡化和投資經濟的不斷放緩,而消費經濟卻還在弱不禁風中,所以中國又再次面臨著殘酷的高失業率風險了。而來勢洶洶的失業率將成為阻礙中國經濟結構順利轉型之一。因為過度擔憂失業率,所以中國在推動經濟結構轉型上自然也會患得患失,從而不斷錯失良機。
正因為高失業率這個超級大炸彈虎視眈眈,所以,個人認為,三十年內中國經濟轉型也很難成功。甚至五十年內都很難成功。高失業率固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但是缺乏先進的技術設備還有高尖端創新人才,這才是中國經濟轉型難以成功的關鍵因素。 而中國都不可能在三十年內能夠取得巨大的技術創新和人才儲備。原因是中國的教育和科研發展相對滯後, 再加上貧富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合理,所以中國很難再三十年內能夠培養出創新經濟所需要的人才,所以中國也同樣無法再三十年內取設備和科技的創新。 雖然中國人口眾多,中國每年培養出的人才也眾多,但是在一刀切的教育體制,中國很難培養出創新類人才和開拓性人才。而國內的政治體制和社會的意識形態讓中國很難吸引得住國際類頂尖人才,相反,反而讓中國國內的人才不斷流失。 或許有人說,過去前蘇聯不是吸引了很多全球頂尖科技人才嗎,這跟政治體制有什麼關系?在這里,需要說的是,雖然前蘇聯在第一次全球經濟危機之後曾經吸引了很多的全球頂尖的科技人才,所以也曾經迎來巨大的科技發展。但是,獨裁的政治和意識形態也讓人才最後不得流失,甚至喪失,所以前蘇聯的科技發展只是曇花一現,遠沒有美國和德國的強大生命力,尤其是美國。
美國除了本土能夠培養出大量的人才,每年還有很多全球性頂尖人才不斷流入,因為美國能夠吸引並能夠守得住人才。歷史上還沒有哪個國家能夠超越美國,像美國那樣迎來迎來巨大的科技變革。過去沒有,現在沒有,未來百年之內也不會有。 如果說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是中國教育發展的障礙,讓中國難以培養出創新類人才,從而不斷阻礙中國經濟發展,那麼經濟上的壟斷同樣也讓中國難以轉型成功。目前中國的經濟主要壟斷在國有企業手中,其次是外企企業手中,民營企業相對國企和外企,其實生存壓力更大。因為民企一直在國企和外企的狹縫中謀求生存。而中國的高端人才基本都是流入國企和外企中。 不管是外企還是國企,都很難出現創新。國企因為官僚主義管理,缺乏激勵機制,再加上收入分配不公和急功近利,好高騖遠,所以國企很難培養出頂端科技人才。同樣,外企因為技術保密問題,所以總部不會在中國設立,因此,關鍵技術也不在中國,所以研發機構也同樣不在中國設立。那樣,即便中國高端人才進入外企,也很難接觸的尖端技術。而民企企業因為太弱,再加上中國各種管制太多,所以民企也很難成立自己的科研機構,這除了缺乏資金外,也缺乏政策的支持。因此,中國即使能夠培養出人才,也只是在軍工中才能夠培養出,其他部分很難培養出。 所以,中國三十年,甚至五十年內都很難培養出經濟轉型所需要的大量人才,沒有人才,又談何科技創新?雖然現在全球經濟危機給中國提供了很多購買國際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的機會,但是購買只是能夠解決暫時的問題,不可能解決得了長遠問題,更何況由於發達國家高科技的禁止對華輸出,有錢想買都沒得買。唯一自己本土研製出的設備和技術,才是真正有生命力。 而中國只有到自己能夠培養出足夠多的高端類創新人才時,中國才能夠真正解決掉技術頸瓶的壓力,到時中國的經濟轉型才能夠真正成功,不然都是曇花一現,同樣不免陷入拉美地區的中等發展國家陷阱。
目前,中國政治體制制約教育發展的弊端已經不斷出現,從而不過給經濟帶來壓力。而缺乏對創新人才和科技機構的激勵機制同時又進一步制約中國的科技發展。中國如果不繼續推動政治改革和教育改革,還有制定出對高端科技人才和科技機構的激勵政策,那麼,可以這么說,中國三十年,甚至五十年內,都無法讓中國經濟轉型真正成功。

『伍』 新中國建立後,哪一年國民經濟得到全面恢復

應該是1952年。
從1949年10月到1952年底,經過三年多的艱苦奮斗,解放前遭到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獲得全面的恢復,並有了較大發展。
農業的恢復,是國民經濟一切部門恢復的基礎。黨和人民政府通過土地改革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充分調動農民個體經濟和勞動互助兩方面的生產積極性,採取了一系列促進農業生產恢復和發展的經濟政策和措施。三年間,國家用於農業的投入逐年增加,1950年為2.74億元,1951年增加到4.17億元,1952年增加到9.04億元;國家銀行對農業生產的貸款也逐年增加。三年來,國家用於水利建設的經費約7億元,佔全國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的10%以上。全國直接參加水利工程建設的有2000多萬人,完成土方量17億立方米以上。隨著治理淮河、荊江分洪、官廳水庫等水利工程的基本完成,解放前江河堤岸嚴重失修、水患頻繁的狀況初步改觀,千百年來威脅中國人民的洪水災害開始得到有力的防治。在治理江河的同時,各地還大力整修水渠塘堰,擴大農田灌溉面積。所有這些,促進了農業生產的迅速恢復和發展。全國糧食總產量從1949年的2263.6億斤,增加到1952年的3278.4億斤,增長44.8%,比歷史上最高年產量的1936年增長9.3%。棉花總產量從1949年的888萬擔,增加到1952年的2608萬擔,增長193.7%,比歷史上最高年產量的1936年增長53.6%。
工業生產的恢復,是在艱難境況中起步的。黨強調一要依靠工人階級,二要依靠國營經濟。首先重點恢復國計民生所急需的礦山、鋼鐵、動力、機器製造和主要化學工業,同時恢復和增加紡織及其他輕工業生產。按照中央的部署,工業基礎較好的東北各省率先恢復了工業生產,開始初步的經濟建設。東北生產出的機器設備和工業物資,又支援了上海、天津等各大城市生產事業的恢復。除重點恢復和改造原有企業以外,三年間,國家還抽出一部分資金,有計劃地新建了一批急需的工礦企業,如阜新海州露天煤礦,鞍山鋼鐵公司無縫鋼管廠和大型軋鋼廠,山西重型機械廠,武漢、鄭州、西安、新疆的紡織廠,哈爾濱亞麻廠等。這批最早在經濟恢復時期新建的廠礦,後來都成為我國工業戰線上的骨幹企業。
交通運輸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基礎設施,是經濟恢復的重點。三年間,在基本建設資金極其有限的條件下,國家用於交通運輸建設的投資共17.7億元,佔全國基建投資總額的22.6%。在鐵路修復建設方面,數十萬鐵路職工和人民解放軍鐵道兵團共同奮戰,1949年底就基本恢復了原有的鐵路網,南北大動脈京漢線和粵漢線恢復運營,東西干線隴海路也全線通車。1950年6月,穿越巴蜀的成(成都)渝(重慶)鐵路開始動工修築,至1952年7月建成通車。這條鐵路是清朝末年就醞釀興建的川漢鐵路的一段,拖了近半個世紀未鋪上一根鋼軌,而新中國成立後僅用兩年時間就建成通車。在大西北惡劣條件下修築的天(水)蘭(州)線,也於同年9月竣工。公路建設除修復原有公路外,還新建和改建了一些主要干線和縣、鄉級公路。到1952年,全國公路通車里程由解放初的8.07萬公里增加到12.67萬公里。為配合進軍西藏,解放軍工程部隊和廣大民工一道趕修了甘青、川康、川青等公路。特別是在海拔近5000米的六座大雪山和懸崖深谷之間修築的康藏公路,以通往「世界屋脊」而堪稱奇跡。
經過三年的努力,整個國民經濟得到全面恢復和較快發展。1952年,工農業總產值810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1949年增長77.6%,平均每年增長20%左右。其中,工業總產值比1949年增長145.1%;鋼產量達到134.9萬噸,比1949年增加7.54倍,比歷史最高水平增加46.3%;生鐵產量比1949年增加6.72倍,比歷史最高水平增加7.2%;原油、水泥、電力、原煤等都超過歷史最高產量。棉紗、棉布、食糖等主要輕工業產品產量也超過歷史最高水平。平均來看,1952年我國工業生產超過舊中國歷史最高水平23%。農業總產值比1949年增長48.4%,糧食、棉花等主要農產品的產量和生豬、大牲畜的年底頭數都超過了解放前最高年產量。
國家財政經濟狀況有了根本好轉。按可比價格計算,1952年,國民收入比1949年增長69.8%。財政收入比1950年增長181.7%,不僅有了成倍增加,而且連續兩年收大於支,均有結余。在財政總支出中,用於經濟建設的支出逐年上升,社會文化事業的支出有所增長。城鄉人民收入逐年增長,生活普遍得到改善。按1957年價格計算,抗戰前的1936年全國職工(包括家屬在內)平均消費額為140元左右,1952年增加到189.5元,增加35%左右。農民凈貨幣收入由1949年的68.5億元增加到1952年的127.9億元,增加86.7%;從1949年到1952年,各地農民的收入一般增長30%以上。
新中國成立後三年間國民經濟的增長,帶有明顯的戰後恢復性質。但從世界范圍來看,與歐亞各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濟恢復到戰前水平的情況相比,新中國戰後經濟恢復之快,增長幅度之大,是舉世矚目的。國民經濟的全面恢復,為開始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創造了前提條件。
全面貫徹統籌兼顧、照顧四面八方的經濟建設總方針,不僅活躍了中國經濟,更重要的是社會經濟結構獲得顯著改善。在國民經濟內部的五種經濟成分中,社會主義國營經濟處於優先增長地位。在全國工業(不包括手工業)總產值中,國營工業產值平均每年遞增57%,所佔比重1952年達到52.8%。在全國社會商品批發總額中,國營商業所佔比重1952年達到60.5%,控制了很大部分社會商品的流通過程。這時,國營經濟雖然尚未在整個國民經濟中佔主體地位,但已成為我國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主要經濟基礎。
在國營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經濟結構中合作社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都各得其所,獲得較大發展,促使原來非常落後的社會生產力水平整體上有了提高,工業生產力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得到增強。在全國工農業總產值中,工業(包括手工業)總產值所佔比重,由1949年的30%上升到1952年的43.1%。其中現代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由17%上升到27.7%。在工業總產值中,重工業產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26.4%上升到1952年的35.5%。這表明,新中國經濟的恢復不僅有數量的發展,而且有性質上的變化和質量上的提高。這些深刻變化,為我國由農業國逐步轉變為工業國開了一個好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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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光武帝劉秀採取了哪些發展社會經濟和恢復社會安定的措施聯想中國歷史上統治

注意民生 與民休息
第一,釋放奴婢、刑徒。自西漢後期以來,農民之淪為奴婢、刑徒者日益增多,成為西漢末年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化中的一個重要問題。王莽末年,不少的奴婢、刑徒參加起義;同時在一些割據勢力的軍隊中也有不少的奴婢、刑徒。光武在重建劉漢封建政權中,為了瓦解敵軍,壯大自己的力量,也為了安定社會秩序,緩和階級矛盾,曾多次下詔釋放奴婢,並規定凡虐待殺傷奴婢者皆處罪。詔令免奴婢為庶人的范圍,主要是,王莽代漢期間吏民被非法沒收為奴的,或因貧困嫁妻賣子被賣為奴婢的;在王莽末年因飢荒或戰亂被賣為奴婢的;在戰亂中被掠為人下妻的。另外,還規定不許任意殺傷奴婢以及廢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說明奴婢的身份地位較之過去有所提高。同時,在省減刑罰的詔令中,還多次宣布釋放刑徒,即「見徒免為庶民」。
第二,整頓吏治,提倡節儉。光武鑒於西漢後期吏治敗壞、官僚奢侈腐化的積弊,即位以後,注意整頓吏治,躬行節儉,獎勵廉潔,選拔賢能以為地方官吏;並對地方官吏嚴格要求,賞罰從嚴。因而經過整頓之後,官場風氣為之一變。故《後漢書·循吏傳》有「內外匪懈,百姓寬息」之譽。
第三,薄賦斂,省刑法,偃武修文,不尚邊功,與民休息。東漢初年,針對戰亂之後,生產凋敝,人口銳減的情況,光武注意實行與民休養生息政策,而首先是薄賦斂。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詔恢復西漢前期三十稅一的賦制。其次是省刑法。再其次是偃武修文,不尚邊功。光武「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未嘗復言軍旅」。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西域鄯善、東師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功臣朗陵侯臧宮、揚虛侯馬武上書:請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際發兵擊滅之,立「萬世刻石之功」。光武下詔說:「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不如息民。」
第四,欲抑制豪強勢力,實行度田政策。東漢政權本是在豪強勢力支持下建立起來的。但豪強勢力的發展,土地兼並的逐漸嚴重,既威脅皇權,也影響百姓生活,以及為了加強朝廷對全國墾田和勞動人手的控制,平均賦稅徭役負擔,於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下詔「州郡檢核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察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就是令各郡縣丈量土地,核實戶口,作為糾正墾田、人口和賦稅的根據。詔下之後,遇到豪強勢力的抵制。光武下令將度田不實的河南尹張伋及其他諸郡太守十餘人處死,表示要嚴厲追查下去。結果引起各地豪強大姓的反抗,有的地區甚而爆發武裝叛亂,「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光武只得不了了之。於是,度田以失敗告終。
因各項政策措施,都不同程度地實行,為恢復發展社會生產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使得墾田、人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從而奠定了東漢前期八十年間國家強盛的物質基礎。
中元二年(公元57年),光武病逝於洛陽南宮,終年六十三歲,在位三十三年(建武三十一年,中元二年),葬於洛陽城北之原陵。光武死後,其子漢明帝劉庄將統一戰爭中功勞最大的二十八人的影像畫在雲台閣,稱雲台二十八將。並繼續維持父親在內政與制度上的施政方針,開創了東漢的「明章之治」。
[編輯本段]【簡化機構 裁減冗員】
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詔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合並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於是「條奏並有四百餘縣,吏職省減,十置其一」。同時,廢除西漢時的地方兵制,撤銷內地各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之職,也取消了郡內每年徵兵訓練時的都試,地方防務改由招募而來的職業軍隊擔任。但是,到了東漢後期,州牧刺史逐漸權重,兼有軍政財大權,地方兵力又逐漸興起。
[編輯本段]【提倡儒學 表彰氣節】
出身皇族世家的劉秀,從小接受儒學教育,在征戰時就重視儒學。每到一處就徵集古代典籍,並且拜訪當地著名的儒學人物,請他們當官或者封賞他們。光武帝以儒學方略治理天下,每天處理完政務後,還和很多他們徹夜暢談儒學經典,秉燭誦讀,夜深不寐。有時還親自主持有關文學的辯論。自稱樂此不疲。
建國後,在洛陽修建太學,設立五經博士,恢復西漢時期的十四博士之學。還常到太學巡視和學生交談。在他的提倡下,許多郡縣都興辦學校,民間也出現很多私學。
光武繼承了西漢時期獨尊儒術的傳統,東漢建立後,即興建太學,設置博士,各以家法傳授諸經。光武巡幸魯地時,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後來又封孔子後裔孔志為褒成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特別是對儒家今文學派製造的讖緯迷信更是崇拜備至。同時,光武鑒於西漢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祿,依附王莽,乃表彰氣節,對於王莽代漢時期隱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禮聘,表揚他們忠於漢室、不仕二姓的「高風亮節」,頒布詔書,明告天下,廣泛尋訪隱居的學者,提拔淵博的儒士,如逢萌,周黨,王霸,嚴光等,史稱」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征賁,相望於岩中矣。」「舉逸民天下歸心「。後來東漢末年「黨錮之禍」時涌現了許多如李膺、陳蕃、范滂這樣蹈仁踐義、視死如歸、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剛烈士大夫。東漢末年,對高士的欣慕往往勝過王公貴族,可以說與這種對氣節的倡導有關。
[編輯本段]【重情重義 寬容仁愛】
劉秀是中國歷史上學歷最高的皇帝,太學生出身。劉秀接著又問道:「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意思是說:大家如果沒有這樣的經歷,你們又是怎樣的境遇呢?)」。太傅鄧禹說:「我要是沒有遇到陛下,可能是一個五經博士了。」揚虛侯馬武見皇帝和首輔都這么謙虛,就說:「馬武要是沒有遇到陛下,一定是去做縣里抓捕強盜的捕頭了。」光武說:「你馬武自己不去做強盜就萬幸了,哪還指望著你去抓強盜?」君臣相對大笑。
這是何等其樂融融的場面,試想怎樣的君主才能與自己的臣下有這份融洽?如果他不是個重情重義、寬容仁愛的人,他的屬下會在他面前流露出開懷的笑聲嗎?
史籍中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我們不妨隨手擷取幾則:
劉秀手下的猛將賈復作戰勇猛,常置生死於度外,劉秀時刻關注賈復的生命安全。當聽說賈復傷重時,說了這樣一句話:「聽說賈復的夫人懷孕了,如果生的是女孩,我的兒子就娶她,如果生的是男孩,將來我的女兒就嫁給他。」 由於劉秀有意不讓賈復出征,使他具體戰功不多,每當諸將論功時,劉秀都要替賈復說上一句:「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劉秀早年有「仕官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的感嘆,後來他就把執金吾一職許給了賈復,足見對他的賞識之心。為這樣的君主效力,誰又能不捨生忘死呢!
馮異先前是王莽陣營中人,後又依附劉秀,在劉秀建立東漢政權的過程中立下了汗馬功勞。馮異曾連續數年鎮撫關中,威權日重,民間稱之為「關中王」,朝中亦有人非議。劉秀便將參毀的書信交給馮異本人,馮異看後驚恐異常,上表自辯,劉秀安慰他說:「沒什麼可以擔憂的!」後來馮異入朝覲見,劉秀向滿朝文武介紹:「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荊棘,定關中。」 回憶起幾年前在河北逃難時,馮異為自己弄來豆粥與麥飯充飢,劉秀又感慨地說那是一份無法報答的厚意,這些話讓馮異心裡感到無比的溫暖。
大將李忠從軍之後,不能照顧家人,往往失散。劉秀對李忠說出了這樣的話來:「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宜自募吏民能得家屬者,賜錢千萬,來從我取。」
公元24年秋,劉秀率兵在鄔地(今河北束鹿縣東南)作戰,大敗敵軍後,投降他的人並不很安心。劉秀令降者各歸其本部統領其原來的兵馬,他本人則輕騎巡行各部,無絲毫戒備之意。降者感嘆道:「蕭王(劉秀當時被劉玄封為「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報死乎!」
自建武二年至四年,劉秀前後九次下詔釋放奴婢,或提高奴婢的法律地位。規定民有被賣為奴婢而願意歸隨父母的聽其自便,奴婢主人如果拘留不放,就依法治罪,對於沒有釋放的官私奴婢,也在法律上給予一定的人身保障,殺奴婢者不得減罪,灸傷奴婢者要依法治罪。
從這些事例中,讓我們看出劉秀內心的善良與仁義的本色。
這就是劉秀,一個靠人格魅力聚集起天下群雄,聚集起天下的力量;中興漢室的一代名君,連同自己與整個大漢王朝一起載入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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