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首席經濟學家怎麼分析

Ⅰ 在IMF做經濟學家是一種什麼感受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IMF)，是世界銀行巨頭們私有的歐美中央銀行以及其它一些掌控了世界經濟命脈的銀行家們所掌握的（歐美中央銀行一般是私有的，這些國際銀行家們掌握了貨幣發行權，也就是這些政府真正的幕後之手）國際金融組織。1946年3月正式成立。1947年3月1日開始工作，1947年11月15日成為聯合國的專門機構，在經營上有其獨立性。總部設在華盛頓。該組織宗旨是通過一個常設機構來促進國際貨幣合作，為國際貨幣問題的磋商和協作提供方法；通過國際貿易的擴大和平衡發展，把促進和保持成員國的就業、生產資源的發展、實際收入的高水平，作為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穩定國際匯率，在成員國之間保持有秩序的匯價安排，避免競爭性的匯價貶值；協助成員國建立經常性交易的多邊支付制度，消除妨礙世界貿易的外匯管制；在有適當保證的條件下，基金組織向成員國臨時提供普通資金，使其有信心利用此機會糾正國際收支的失調，而不採取危害本國或國際繁榮的措施；按照以上目的，縮短成員國國際收支不平衡的時間，減輕不平衡的程度等。該組織的資金來源於各成員認繳的份額。成員享有提款權，即按所繳份額的一定比例借用外匯。1969年又創設「特別提款權」的貨幣（記賬）單位，作為國際流通手段的一個補充，以緩解某些成員的國際收入逆差。成員有義務提供經濟資料，並在外匯政策和管理方面接受該組織的監督。基金組織的最高權力機構為理事會，由各成員派正、副理事各一名組成，一般由各國的財政部長或中央銀行行長擔任。每年9月舉行一次會議，各理事會單獨行使本國的投票權（各國投票權的大小由其所繳基金份額的多少決定）；執行董事會負責日常工作，行使理事會委託的一切權力，由24名執行董事組成，其中8名由美、英、法、德、日、俄、中、沙烏地阿拉伯指派，其餘16名執行董事由其他成員分別組成16個選區選舉產生；中國為單獨選區，亦有一席。執行董事每兩年選舉一次；總裁由執行董事會推選，負責基金組織的業務工作，任期5年，可連任，另外還有三名副總裁。該組織臨時委員會被看作是世界兩大金融機構之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決策和指導機構。該委員會將在政策合作與協調，特別是在制訂中期戰略方面的充分發揮作用。委員會由24名執行董事組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每年與世界銀行共同舉行年會。主要出版物有：《世界經濟展望》、《國際金融統計》(月刊)、《國際貨幣基金概覽》(周刊)、《國際收支統計》(月刊)、《政府財政統計年鑒》。中國是該組織創始國之一。1980年4月17日，該組織正式恢復中國的代表權。中國在該組織中的份額為80.901億特別提款權，占總份額的3.72%。中國共擁有81151張選票，占總投票權的3.66%。中國自1980年恢復在貨幣基金組織的席位後單獨組成一個選區並派一名執行董事。1991年，該組織在北京設立常駐代表處。[編輯本段]機構宗旨該組織宗旨是通過一個常設機構來促進國際貨幣合作，為國際貨幣問題的磋商和協作提供方法；通過國際貿易的擴大和平衡發展，把促進和保持成員國的就業、生產資源的發展、實際收入的高水平，作為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穩定國際匯率，在成員國之間保持有秩序的匯價安排，避免競爭性的匯價貶值；協助成員國建立經常性交易的多邊支付制度，消除妨礙世界貿易的外匯管制；在有適當保證的條件下，基金組織向成員國臨時提供普通資金，使其有信心利用此機會糾正國際收支的失調，而不採取危害本國或國際繁榮的措施；按照以上目的，縮短成員國國際收支不平衡的時間，減輕不平衡的程度等。該組織的資金來源於各成員認繳的份額。成員享有提款權，即按所繳份額的一定比例借用外匯。1969年又創設「特別提款權」的貨幣（記賬）單位，作為國際流通手段的一個補充，以緩解某些成員的國際收入逆差。成員有義務提供經濟資料，並在外匯政策和管理方面接受該組織的監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起著樞紐和核心作用。[編輯本段]主要職能其主要職能：制定成員國間的匯率政策和經常項目的支付以及貨幣兌換性方面的規則，並進行監督；對發生國際收支困難的成員國在必要時提供緊急資金融通，避免其他國家受其影響；為成員國提供有關國際貨幣合作與協商等會議場所。促進國際間的金融與貨幣領域的合作；促進國際經濟一體化的步伐；維護國際間的匯率秩序；協助成員國之間建立經常性多邊支付體系等。[編輯本段]基金組織歷史1944年，聯合國贊助的財金會議於美國新罕布希爾州的布雷頓森林舉行。7月22日，各國在會議上簽訂了成立國際貨幣基金的協議。國際貨幣基金的主要設計者是費邊社成員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MaynardKeynes），以及美國副財政部長亨利·迪克特·懷特（HarryDexterWhite）。協議的條款於1945年12月27日付諸實行，1946年5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式成立，是為二戰完結後之重建計劃的一部份，1947年3月1日正式運作。有時國際貨幣基金、國際清算銀行（BIS）及世界銀行，被稱為「布雷頓森林機構」。差不多所有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其金融政策均受這三家機構影響。[編輯本段]基金組織機構該組織臨時委員會被看作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決策和指導機構。該委員會將在政策合作與協調，特別是在制訂中期戰略方面的充分發揮作用。委員會由24名執行董事組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每年與世界銀行共同舉行年會。基金組織設5個地區部門（非洲、亞洲、歐洲、中東、西半球）和12個職能部門（行政管理、中央銀行業務、匯兌和貿易關系、對外關系、財政事務、國際貨幣基金學院、法律事務、研究、秘書、司庫、統計、語言服務局）。[編輯本段]會員資格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的申請，首先會由基金的董事局審議。之後，董事局會向管治委員會提交「會員資格決議」的報告，報告中會建議該申請國可以在基金中分到多少配額，以及條款。管治委員會接納申請後，該國需要修改法律，確認簽署的入會文件，並承諾遵守基金的規則。而且會員國的貨幣不能與黃金掛溝（不能兌換該國儲備黃金）成員國的「配額」決定了一國的應付會費、投票力量、接受資金援助的份額，以及特別提款權SDR的數量。中國是該組織創始國之一。1980年4月17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式恢復中國的代表權。中國在該組織中的份額為33.853億特別提款權，占總份額的2.34%。中國共擁有3張選票，占總投票權的2.28%。中國自1980年恢復在貨幣基金組織的席位後單獨組成一個選區並派一名執行董事。1991年，該組織在北京設立常駐代表處。基金組織是「由185個國家參與的組織，致力促進全球金融合作、加強金融穩定、推動國際貿易、協助國家達致高就業率和可持續發展」，除了朝鮮、列支敦斯登、古巴、安道爾、摩納哥、吐瓦魯和諾魯，所有聯合國成員國而且只能是聯合國成員國才有權直接或間接成為基金的成員。IMF的議事規則IMF的議事規則很有特點，執行加權投票表決制。投票權由兩部分組成，每個成員國都有250票基本投票權，以及根據各國所繳份額所得到的加權投票權。由於基本票數各國一樣，因此在實際決策中起決定作用的是加權投票權。加權投票權與各國所繳份額成正比，而份額又是根據一國的國民收入總值、經濟發展程度、戰前國際貿易幅度等多種因素確定的。目前IMF的投票權主要掌握在美國、歐盟和日本手中，中國的份額甚至不如比利時與荷蘭的總和。美國是IMF的最大股東，具有17.4%的份額，中國僅佔2.98%，顯然不能准確反映中國在世界經濟中日益增加的重要性。IMF這種以經濟實力劃分成員國發言權和表決權的做法與傳統國際法的基本原則顯然是背離的，引起了不少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不滿。據統計，基本投票權曾經超過IMF所有投票權的15%，但由於IMF的擴大，現在只佔總數的2%。最新：美國在IMF中佔有16.83％的投票權，中國現在增加後只佔3.72％。IMF重大議題都需要85％的通過率，因此美國享有實際否決權。即便中國向IMF注資，對在IMF地位的改變也不大。特別提款權特別提款權（specialdrawingright,SDR)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創設的一種儲備資產和記賬單位，亦稱「紙黃金(PaperGold)」。它是基金組織分配給會員國的一種使用資金的權利。會員國在發生國際收支逆差時，可用它向基金組織指定的其他會員國換取外匯，以償付國際收支逆差或償還基金組織的貸款，還可與黃金、自由兌換貨幣一樣充當國際儲備。但由於其只是一種記帳單位，不是真正貨幣，使用時必須先換成其他貨幣，不能直接用於貿易或非貿易的支付。因為它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原有的普通提款權以外的一種補充，所以稱為特別提款權（SDR）。特別提款權不是一種有形的貨幣，它看不見摸不著，而只是一種帳面資產。特別提款權創立初期，它的價值由含金量決定，當時規定35特別提款權單位等於1盎司黃金，即與美元等值。1971年12月18日，美元第一次貶值，而特別提款權的含金量未動，因此1個特別提款權就上升為1.08571美元。1973年2月12日美元第二次貶值，特別提款權含金量仍未變化，1個特別提款權再上升為1.20635美元。1973年西方主要國家的貨幣紛紛與美元脫鉤，實行浮動匯率以後，匯價不斷發生變化，而特別提款權同美元的比價仍固定在每單位等於1.20635美元的水平上，特別提款權對其他貨幣的比價，都是按美元對其他貨幣的匯率來套算的，特別提款權完全失去了獨立性，引起許多國家不滿。20國委員會主張用一籃子貨幣作為特別提款權的定值標准，1974年7月，基金組織正式宣布特別提款權與黃金脫鉤，改用「一籃子」16種貨幣作為定值標准。這16種貨幣包括截至1972年的前5年中在世界商品和勞務出口總額中佔1％以上的成員國的貨幣。除美元外，還有聯邦德國馬克、日元、英鎊、法國法郎、加拿大元、義大利里拉、荷蘭盾、比利時法郎、瑞典克朗、澳大利亞元、挪威克郎、丹麥克郎、西班牙比塞塔、南非蘭特以及奧地利先令。每天依照外匯行市變化，公布特別提款權的牌價。1976年7月基金組織對「一籃子」中的貨幣作了調整，去掉丹麥克郎和南非蘭特，代之以沙烏地阿拉伯里亞爾和伊朗里亞爾，對「一籃子」中的貨幣所佔比重也作了適當調整。為了簡化特別提款權的定值方法，增強特別提款權的吸引力，1980年9月18日，基金組織又宣布將組成「一籃子」的貨幣，簡化為5種西方國家貨幣，即美元、聯邦德國馬克、日元、法國法郎和英鎊，它們在特別提款權中所佔比重分別為42％、19％、13％、13％、13％。1987年，貨幣籃子中5種貨幣權數依次調整為42％、19％、15％、12％、12％。因此其實現在一單位的特別提款權里包含的已經不止是美元了！援助和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的使命，是為陷入嚴重經濟困境的國家，提供協助。對於嚴重財政赤字的國家，基金可能提出資金援助，甚至協助管理國家財政。受援助國需要進行改革，參閱華盛頓共識。批評冷戰後期以來，布雷頓森林機構的角色一直引起爭議。有批評指出，基金偏袒與歐美公司有良好關系的資本主義軍事獨裁者。另有批評稱，國際貨幣基金不重視民主、人權和勞工權益。這些批評引起社會的討論，促進了反全球化運動。相反意見認為，國際貨幣基金促使國家民主化的能力有限，而它的宗旨也沒有寫明要這樣做。有支持者指出，經濟穩定是民主的先決條件。有經濟學家批評，國際貨幣基金的經濟援助都是「有條件地」批出：受援助國需要實行基金建議的經濟改革。經濟學家認為，這樣做會影響國家的社會穩定，實際上適得其反。一般來說，國際貨幣基金和它的支持者推崇凱恩斯主義。於是，供應學派的支持者通常與國際貨幣基金唱反調。國際貨幣基金提倡把貨幣貶值，被供應學派批評會造成通貨膨脹。大部分反對經濟全球化的組織，例如ATTAC，認為IMF加深了貧窮問題，也增加了第三世界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債務負擔。反對IMF的組織各有不同的立場。例如，供應學派認為，ATTAC提出的政策，理念上與IMF的相差無幾。阿根廷因採用布雷頓森林機構提出的經濟政策，而被IMF推崇為模範國家。然而，2001年，該國出現災難性的金融危機，不少人相信是由IMF倡議的緊縮財政預算和私有化重要資源開發項目所致。緊縮的預算削弱了政府維持基礎建設、福利、教育服務的能力。阿根廷的金融危機加深了南美洲國家對IMF的怨恨，他們指責基金要為南美地區的經濟問題負責[1]。受到阿根廷經濟危機影響，現時南美地區的政府漸走中間偏左的路線，並致力擺脫商業企業對經濟政策的壓力。另一個引起爭議的國家是肯亞。原本肯亞的中央銀行控制了該國貨幣的流動，IMF提出協助後，要求放寬貨幣政策。調整後不但外商投資大減，在貪污官員的腐蝕下，KamleshManusuklalDamjiPattni虧空了數以十億計的肯亞先令（是為Goldenbergscandal），肯亞的財政狀況比之前更差。國際貨幣基金亡羊補牢的行動影響了它的聲譽：往往當國家已深受經濟打擊，IMF才伸手援助。其實，這些國家出現經濟問題，通常是數十年管理不善的結果，而不為外界所知。管理不善導致國家陷入多年的經濟困境，IMF通常於這時提供協助，人們於是把經濟崩潰與IMF的介入連系起來。犯政客善於轉移視線，利用民族主義和人們對IMF的壞印象，以IMF作自己的代罪羔羊。雖然IMF成立目的是協助穩定環球經濟，但自1980年代以來，超過100個國家曾經歷銀行體系崩潰，並令GDP下降4%以上，這是史無前例的。IMF對危機的遲緩反應，以及亡羊補牢的做法，令不少經濟學家提出要改革IMF。盡管西方社會對國際貨幣基金毀譽參半，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超過60%的亞洲人和70%的非洲人認為，IMF和世界銀行對他們的國家有「正面」的影響[2]。記錄片LifeandDebt以批判的角度描述國際貨幣基金的政策對牙買加的影響。[編輯本段]基金的功能（1）外匯資金的融通：會員國家在國際收支困難時，可以向基金申請貸給外匯資金。但其用途限於短期性經常收支的不均衡，各會員國可利用基金的資金，其最高限額為該國攤額的2倍，而在此限額內1年僅能利用攤額的25％。後來，基金已慢慢放寬會員國對於資金利用的限制，以配合實際的需要。（2）規定各會員國匯率、資金移動和其他外匯管制措施：會員國的國際收支，除非發生基本不均衡，否則不得任意調整其本國貨幣的平價。所謂基本不均衡，乃指除了因季節性、投機性、經濟循環等短期因素外的原因，所產生的國際收支不均衡。對於資金移動，基金則規定：各會員國不得以基金的資金，用於巨額或持續的資本流出的支付。對於此種資本流出，會員國得加以管制，但不得因此而妨礙經濟交易的對外支付。（3）對會員國有提供資料和建議的作用:我國在基金的歷史較早，1944年的布雷敦森林會議我國便是與會44國之一，並作為大國而攤額十分龐大，僅次於美國的275億美元及英國的130億美元，而為55億美元，與美、英、法、印度並列入攤額最大的國家。1959年基金增資時，由於種種原因，我國攤額並未增加，因此不能列入攤額最大的5國之內，1961年單獨任命執行董事的資格為西德取代。過去，我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的資格由國民黨政府當局代表，自從我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後，於1980年4月國際貨幣基金通過取消台灣當局資格，恢復我國為會員國資格。（4）基金的平價：國際貨幣基金對於外匯匯率採取平價制度，規定各會員國均須設定本國貨幣的平價。基金第4條規定：會員國的貨幣的平價，概用黃金1盎司（英兩）等於35美元表示。各國外匯買賣價格上下變動，不得超過平價的1％。1971年史密松寧協定成立後，此一現貨匯率的波動幅度，已擴大為平價上下2.25％的范圍，而決定"平價"的標准，也由黃金改為特別提款權。至於經基金公布的平價，非經基金同意不得變更。但如果會員國的國際收支發生基本不均衡時，即可向基金提出調整平價的要求。若整幅度在平價的10％以內時，會員國得自行調整後，由基金予以追認。若超過10％以上時，則須先經基金同意才能調整。此種平價制度就是「可調整的盯住匯率」。雖然與金匯兌本位制頗接近，但基金的平價，是基金與會員國所決定，而金匯兌本位制則由黃金含量比率所決定。[編輯本段]與世界銀行的區別國際貨幣基金主要的角色是核數師，工作是記錄各國之間的貿易數字，和各國間的債務，並主持制定國際貨幣經濟政策。至於世界銀行，則主要提供長期貸款。世銀的工作類似投資銀行，向公司、個人或政府發行債券，將所得款項借予受助國。IMF的成立目的是要穩定各國的貨幣，以及監察外匯市場。由於IMF不是銀行，它不會放款。然而，國際貨幣基金有儲備金，供國家借用，以在短時間內穩定貨幣；做法類似在往來戶口中透支。所借款項必須於5年內清還。[編輯本段]歷任總監根據不明文規定，IMF的總裁來自歐洲，而世銀的主席則來自美國。任期姓名國籍1946年5月-1951年5月6日CamilleGutt比利時1951年8月-1956年10月IvarRooth瑞典1956年12月-1963年5月5日PerJacobsson瑞典1963年9月1日-1973年9月1日Pierre-PaulSchweitzer法國1973年9月1日-1978年6月17日JohannesWitteveen荷蘭1978年6月17日-1987年1月16日雅克·德拉羅西埃JacquesdeLarosière法國1987年1月16日-2000年2月14日米歇爾·康德蘇MichelCamdessus法國2000年5月1日-2004年3月4日霍斯特·克勒德國2004年3月4日-2004年5月4日安妮·克魯格AnneKrueger美國（署任，非正式）2004年5月4日-2007年11月1日羅德里戈·拉托西班牙2007年11月1日-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德國[編輯本段]IMF的改革在2009年9月美國匹茲堡召開的二十國集團（G20）第三次金融峰會上，與會領導人承諾將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IMF的份額提高到至少5％以上，5%的變化意味著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雙方的投票權比例由57：43調整到52：48，接近對等。目前，中國的投票權為3.66%，英法均為4.85%。西方媒體分析認為，調整結束後中國很有可能成為投票權轉移的最大贏家，超過英國和法國成為IMF投票權的第四大國，僅次於美國、日本和德國。這一順序也和各國的經濟實力大體相當。

Ⅱ 分析貨幣危機的形成原因

貨幣危機是金融危機的一種，是指對貨幣的沖擊導致該貨幣大幅度貶值或國際儲備大幅下降的情況，它既包括對某種貨幣的成功沖擊(即導致該貨幣的大幅貶值)，也包括對某種貨幣的未成功沖擊(即只導致該國國際儲備大幅下降而未導致該貨幣大幅貶值)。對於每個國家而言，貨幣危機的程度可以用外匯市場壓力指標來衡量，該指標是匯率(按直接標價法計算)月變動率與國際儲備月變動率相反數的加權平均數。當該指標超過其平均值的幅度達均方差的三倍時，就將其視為貨幣危機。

根據以往所發生的貨幣危機，經濟學界出現了幾種解釋危機的理論:

1、對應於8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產生了財政赤字導致貨幣危機的理論。其理論機理為：財政赤字的增加將促使通貨膨脹上升，進而造成出口品成本上升、貿易條件惡化、經常項目赤字增加。當國家外匯儲備減少到一定程度時，當局不能釘住匯率，同時，公眾也能看到即將到來的崩潰，實際貨幣余額需求降低，對中央銀行外匯儲備進行投機沖擊，從而引發外匯儲備的突然耗竭。

2、1992年的英鎊危機，產生了國內外經濟周期不一致導致的貨幣危機理論。該理論認為，國家間經濟增長周期的不一致所導致的一國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的內在沖突，是貨幣危機的最根本原因。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當一國採取釘住匯率制時，中央銀行必須通過利率政策來保持幣值的穩定，但如果本國與所釘住貨幣國家的經濟周期不一致時，就會導致匯率與利率水平的矛盾，而當投機者注意到政府難以維持釘住匯率時，就會對該國貨幣發動攻勢。

3、國外游資的沖擊導致貨幣危機理論，可以解釋90年代中期墨西哥的貨幣金融危機。該理論認為，在實行資本項目自由兌換，但國內經濟運行不健全的國家，往往會吸引大量的短期外國資本，這些外國資本主要是些專事貨幣與證券市場投機的游資。真正從事產業活動的跨國公司直接投資非常稀少。由此產生的後果是不言自明的。

4、宏觀經濟政策失誤導致貨幣金融危機。1997年的東南亞貨幣金融危機，是由於宏觀經濟政策不當或體制僵化使宏觀經濟的某些環節出現了問題，進而導致匯市和股市暴跌引發的。根源在於東南亞各國僵化的匯率機制和脆弱的銀行體系。

二、避免貨幣危機的宏觀經濟政策選擇

貨幣危機固然與經濟周期密切相關，但貨幣危機並不是絕對不可避免的。其中，制定適當的匯率政策及其他宏觀經濟政策意義重大。

1、治理內部經濟環境，加強本外幣政策的協調配合。從根本上講，對外來投機資本沖擊的制動權在於實施正確的財政、貨幣及匯率政策，健全國內經濟本身，提高國內經濟的抵抗力。

貨幣政策要堅定，以防止貨幣進一步過分貶值。貨幣無休止地下滑，不僅會造成國內通貨膨脹的惡果，還會對借有外國貸款的國內金融機構和非金融企業的收支平衡造成巨大壓力。另外，還要著重解決金融部門存在的弱點，在許多情況下，虛弱但又可能生存的金融機構必須進行重建和再資本化，而那些無償還能力的需要關閉或被強者所兼並。

在外幣政策方面，要實行匯率目標區管理，增大匯率的彈性，以減少國際資本流動對國內經濟的沖擊。在浮動匯率成為各國貨幣制度主流的大環境下，與一種貨幣保持緊密聯系的匯率制度面臨一系列問題：本幣的強弱直接取決於被釘住國的經濟表現；在兩國經濟結構存在較大差異、經濟發展不平衡的情況下，利率作為本國貨幣政策工具的功能明顯削弱；釘住匯率制要求本國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必須將匯率穩定作為首要目標，對國內經濟的影響程度有所降低，甚至出現與本國國內經濟的要求背道而馳的現象。因此，嚴格的釘住匯率往往是以犧牲國內經濟穩定來謀求匯率穩定的，在決定匯率水平的最基本因素 國內經濟狀況不佳時，匯率會有貶值的趨勢，若不及時下調匯率，勢必讓投機者有機可乘，從而可能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

2、資本帳戶乃至整個金融市場的開放不能操之過急。金融市場的國際化對市場所在國的經濟和整個世界的經濟，既有有利影響，又有不利影響。一方面，提高了金融市場的運轉效率，促進了資本國際間的自由流動與合理配置，推動了國際貿易和國際信貸投資的發展；另一方面，削弱了主權國家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加深了各國間的矛盾和摩擦，便利了投機資本的流動，加劇了金融資產價格的過度流動和金融市場的動盪，因而增加了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和金融危機爆發的可能性。東南亞國家的實踐證明：資本帳戶過早開放，會使國內經濟極易遭受國際流動資本的沖擊。

Ⅲ 中國在全球經濟復甦中扮演核心角色，IMF首席經濟學家為何這么說

之所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首席經濟學家會強調中國在全球經濟復甦中的重要角色和位置，是因為對於我們國家來說，在去年疫情發生的關鍵時期，我們國家對於整個世界的經濟貢獻是有目共睹的。

只能夠通過這樣的方式來防止病毒在疫情中的傳播，所以說這個時候就需要中國展現大國的責任和形象，在這個時候我們國家就需要在世界經濟發展中發揮更為關鍵的作用，我們國家要做好國內事務，同時也要防控疫情風險，盡可能的提升我們國家的經濟和科技水平，為整個世界經濟發展做出貢獻。

Ⅳ IMF 新任首席經濟學家 Maurice Obstfeld 都有何過人之處

席經濟學家

Ⅳ 你如何看待全球經濟萎靡不振

當地時間10月13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布《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預計2020年全球經濟將萎縮4.4%，較今年6月的預期有所緩和。IMF預測中國2020年經濟增長為1.9%，並在2021年增速至8.2%，成為唯一在2020年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更多關於IMF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及中國經濟的內容，IMF首席經濟學家接受了央視駐華盛頓記者殷岳的專訪↓↓↓

04:25
央視駐華盛頓記者 殷岳 ：吉塔，感謝你的時間。關於最新的預測，IMF預計2020年全球經濟衰退減弱，你可以和我們說一說，自從我們四月和六月的采訪之後，哪些因素提振了全球經濟預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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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 吉塔·戈皮納斯 ：我們的預期和六月相比有了小幅上調，這一點所反映的是，特別是在發達經濟體，相關季度的數據出現了好轉，第二季度數據非常糟糕，但比我們的預期稍好一點，而第三季度復甦的跡象相對較強，所以我們對發達經濟體的預期有整體上調，這一點也導致全球經濟預期的上調。同時我們也對一些新興經濟體的預期進行了上調，比如說中國2020年中國經濟的增長預期上調了0.9個百分點，這也是基於中國經濟的快速恢復。

央視駐華盛頓記者 殷岳 ：我們稍後詳細說一下中國的預期，但首先我想多了解一下，因為全球經濟復甦被IMF定義為漫長、不平衡且不確定，可以解釋一下這具體意味著什麼嗎？這是否意味著經濟復甦將不是線性的，而是會遇阻反復？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 吉塔·戈皮納斯 ：漫長是因為，除了中國之外，發達經濟體、發展中經濟體，即便到了2021年底，也無法恢復到2019年的水平，所以這些是非常漫長的恢復，一方面復工復產後會有反彈，但自此往後我們認為復甦會非常緩慢，而且我們目前還在面對疫情還沒有解決方案，這是為什麼復甦會很漫長、不平衡出現在很多領域，製造業的復甦相對較快，特別是和服務業對比，所以依賴這些行業的國家復甦態勢更為脆弱。另外一個不平衡的原因是在就業市場上低水平工種和女性受到的沖擊格外嚴重。

央視駐華盛頓記者 殷岳 ：我們來具體說一說中國吧，上一次我們采訪的時候大概是六月，中國被預測是今年唯一能取得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這一次中國的增長預期又有所上調，在過去幾個月哪些因素提振了中國預期的上調呢？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 吉塔·戈皮納斯 ：我們對中國2020年的經濟預期上調了0.9個百分點，2021年預期保持不變，主要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出口比預期更強，這體現出醫療用品和辦公用品需求的上漲，促進了中國的出口需求；另一個是公共領域投資的增強，這一點也高於我們的預期。這兩點是我們上調中國經濟預期的因素。

央視駐華盛頓記者 殷岳 ：我想回到我們在第一個問題中你提到的一點，中國第二季度經濟數據是全球經濟預期上調的原因之一，在現在這個時刻，中國的經濟表現對全球來說有什麼樣的意義？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 吉塔·戈皮納斯 ：中國是個很大的經濟體，所以會有積極的溢出效應，特別是對與中國有緊密貿易關系的區域中國家，這是非常積極的。另外與2019年相比，今年明年中國整體經濟增長將近10%，這一點對全球來說都有積極的溢出效應，中國在全球最需要的時候出口醫療用品和辦公用品也是很有幫助的。但另一方面，目前危機還沒有結束，還有下行風險，比如金融市場動盪、貿易關系惡化，這些都會傷害經濟預期。

Ⅵ 主權基金的各國做法

西方國家的歷史經驗告訴他們，跨境資本既追求經濟利益，還追求地緣政治利益與權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西方國家想當然地認為，中國、俄羅斯這樣的後起大國也像他們當年一樣，會利用其雄厚的SWFs力量作為「金融核武器」，解構現有的政治、經濟、金融的權力版圖，實現其政治意圖和經濟利益。用IMF前首席經濟學家羅格夫的話來說，SWFs坐擁如此龐大的一座金山，全球金融系統將任其左右。
因此，隨著中國投資公司的成立，一場關於SWFs的約束與反約束、控制與反控制的暗戰不可避免了。2007年10月19日發布的G7公報，可以說是正式拉開了這場暗戰的帷幕：該公報明確表達了對SWFs帶來的風險的擔憂，指出國際社會應盡快確定SWFs的制度結構、風險管理、透明度和問責制方面的最佳做法。 在如何對待SWFs問題上，美國兩難的矛盾心理非常明顯：既要想辦法挽留SWFs投資於美國的金融市場，又害怕SWFs規模壯大後導致其美元霸權的衰落，使其弱勢美元轉嫁債務的政策破產。由於當今美元霸權地位，在美國採取弱勢美元政策時，人們不得不接受美元持續貶值帶來債權縮水的惡果，但持續貶值對美元也有極為不利的一面——終將耗散人們對美元的信心，導致市場拋售美元。而大規模增長的SWFs遵循了多元化投資策略，追求高風險資產的回報率，在美元持續貶值的背景下，必將逐步減少美國國債等美元資產，轉換到歐元等其他幣種資產，從而加快美元轉換歐元等其他幣種的趨勢，可能形成拋售美元的羊群效應，而終將導致美國金融市場動盪不安。屆時，美元霸權的終結時代就將來臨了。
除了擔心對美元和金融市場的沖擊之外，美國政府對SWFs操作策略的隱蔽性和缺乏透明度也頗有微詞，害怕中國、俄羅斯等國家利用SWFs來控制其高科技、資源性和軍工類企業。比如，美國財政部負責國際事務的助理部長克萊·樓瑞就表示,那些貿易順差巨大的國家所管理的主權投資基金迅速壯大,但不知道SWFs的這些錢都去了哪裡，難以完全排除其前所未有且魯莽的風險管理舉措帶來較大影響的可能性，有必要增強透明度。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克里斯多弗·考克斯甚至懷疑，SWFs會利用政府間諜機構搜集大量幕後信息來進行內幕交易。許多美國的專家學者也跳將出來助戰，紛紛指責SWFs其中，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胡安·特里普在《金融時報》上撰稿說，SWFs會造成市場的恐慌，可能削弱國際金融機構的政治影響力，甚至有擾亂全球市場的趨勢。
盡管很想進行嚴厲管制，但考慮國際收支逆差需要他國的SWFs與外匯儲備支撐，美國政府投鼠忌器，並沒有出台嚴厲的抵制SWFs的政策。因為，美國政府需要在SWFs的利用和限制之間達成一種微妙的平衡：這一方面是出於擔心保護主義情緒急劇升溫會導致SWFs真的用腳投票，另一方面也是維護自身監管能力和美國金融市場吸引力的信心需要。2007年10月24日生效的《外國投資和國家安全法案2007年修正案》，強化了美國財政部對外國公司投資美國資產的審查和限制的權力。美國財政部認為，該法案已經體現了這種微妙的平衡，既保護了美國的利益又沒有增加更多的投資貿易壁壘。基於這套法案的背景，美國財政部認為，推出一套SWFs自願遵守的「最佳實踐」規則就已經足夠了。
然而，美國內部的「金融保護主義」仍在繼續抬頭，在2007年11月14日美國國會的SWFs聽證會上，部分議員認為美國政府對SWFs的約束還是過於寬松，要求採取更為嚴厲的立法來抵制和約束SWFs。 歐洲的上空也彌漫著「金融保護主義」的幽靈。長期以來，德國政府對對沖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等投資載體控股德國企業就非常警覺。目前，德國政府對待SWFs態度與其先前強烈要求監管對沖基金、增加其透明度的態度倒是一脈相承，成為了歐洲牽頭抵擋SWFs的旗手。德國認為，SWFs會受到「政治和其他利益動機的驅使」，因此不但在國內組織政府草擬立法、組織委員會，限制SWFs的投資，還努力鼓噪整個歐盟採取一種「共同方式」，審查SWFs對歐洲公司的「惡意收購」活動。
德國抵制SWFs的觀點其實是深深地打上了「默克爾烙印」。默克爾上台後，德國政府彷彿一下子想擔任起全世界秩序領導者的職責，努力扮演人權衛士的政治大國形象。相較科爾、施羅德等幾位前任，默克爾對中國的個人成見較深，主導推動立法約束SWFs投資，也是受到了中國投資公司成立的刺激。法國在一定程度上似乎響應了德國的呼籲，目前正在起草一份法律報告書，試圖建立一套系統的核心產業保護法律框架，旨在保護法國一些涉及國家戰略利益的領域不受SWFs的影響。 面對中國的投資和經濟增長給世界帶來的超常的紅利，理性的人們都會認為自築樊籬隔絕中國的資本實在不合時宜。因此，G7國家也不是鐵板一塊，面對默克爾煞費苦心的限制SWFs的牽頭行動，英、意不為所動，堅持其傳統的自由主義立場，明確表態期待SWFs的投資。澳大利亞更是對來自中國的資金提供各種機會。
英國財政大臣阿里斯代爾·達林認為，作為政府針對具體投資意向的保護主義言論是錯誤的，因此，英國將抵制歐盟採納統一政策應對SWFs。倫敦金融城第679任市長約翰·使達德更是對SWFs拋出了「來我這里，不必透明」的橄欖枝。2007年10月26日，中國投資公司成立尚不到一個月，使達德就迫不及待地專訪中國，力邀中國投資公司落戶倫敦。使達德認為，強迫SWFs透明的理由並不充分，而倫敦金融城採用的是「以風險為基礎」的監管制度，可以與企業之間進行「持續的對話」，足以提醒SWFs可能面臨和形成的風險。
義大利政府宣布支持SWFs的自由市場准入，對潛在投資者沒有國別限制。其國際貿易部長愛瑪·波尼諾在談起一直虧損的義大利航空公司時就表示：「我不在意誰買下它，他可以是中國人，也可以是愛斯基摩人……只要他們能讓該公司扭虧為盈就行。」
近年來，澳大利亞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其政界、商界對包括SWFs在內來自中國的投資都持歡迎態度。霍華德總理在位11年來一直在為中國公司投資澳大利亞礦產資源鋪平道路，澳大利亞工黨領袖、現已於2007年12月3日剛剛就任總理的陸凱文也表示支持這一政策。德國的「金融保護主義」傾向，顯然給予了英、意、澳更多的機會，這可是德國最不願意看到的後果。 既然親自操刀恐有不便，那假借他人之手應該是一個不錯的主意，整個2007年，美國政要都紛紛在多種場合或明或暗地表示，IMF應盡快出面展開評估SWFs風險的工作程序，在全球范圍內出台一項針對SWFs的運作和監管規則。美國的如意算盤是，納入IMF的國際監督框架下，SWFs無論到哪都有約束，不如就留在美國。德國在歐盟的呼籲反響平平的時候也想到了由IMF推動此項艱難工作。
美、德的邀請其實正合IMF心意。IMF一個最重要的職能就是在金融危機爆發時擔當國際最後貸款人給危機國提供融資。最近10年來，隨著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的外匯儲備的急劇增長並將其轉換為SWFs，擔當國際最後貸款人的重要性大幅降低，IMF因此還提出了最多要裁員15%的計劃。如果IMF不轉換工作重心，加強對SWFs的監控，一旦其規模急劇增長而做大，將會使得IMF的地位邊緣化。當然，IMF也意識到對融資職能逐漸弱化意味著什麼。因此，加強國際監督職能是IMF改革的內容之一。在這種情形下，當美、德等國呼籲IMF制定相關原則加強SWFs的監管時，IMF認為這是一個重塑國際監督職能的時機，自然應允。更何況，IMF被賦有評估和維護全球金融穩定的職責，以關注、監控風險的角度對SWFs提出「最佳實踐原則」實在是名正言順的事情。
為了配合美、德兩國，2007年以來，IMF關注焦點已經從對沖基金轉移到SWFs了。IMF認為，鑒於以往世界經濟經歷過類似主權倒債、投機資金狙擊一國貨幣等慘痛教訓，IMF必須高度關注SWFs的發展。同時，IMF擔心，SWFs可能會利用一國的主權信貸資質，濫用杠桿融資從事高風險投資項目，最終可能導致嚴重後果。從IMF新總裁斯特勞斯·卡恩的態度也可以看出，最近IMF加快了介入SWFs的步伐。新官上任三把火，特勞斯·卡恩2007年10月下旬上任伊始就有一把火燒到了SWFs，他強調了SWFs給基金組織成員國帶來的挑戰，並暗示這些基金有可能成為金融不穩定的新來源。
目前，IMF建議各國政策的制定者應該留意SWFs，並有必要讓這些基金的運作更透明；同時，IMF也成立了一個專門的資本研究小組，已經開始搜集相關信息，評估SWFs對全球金融體系的潛在風險，不過IMF首席經濟學家西蒙·約翰遜表示「進度還處在相當初級的階段」。但不管怎樣，這項工作已經正式啟動起來。須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如果在美、德的授意下，IMF存在進一步採取強行行動的可能。如像2007年6月那樣不顧中國在內的部分發展中國家的保留意見、強行通過關於匯率監督的《對成員國政策雙邊監督的決定》，那麼最終形成一個不採納我們意見的關於SWFs的監督原則也未必不可能。 2007年下半年來，國際投行們的日子也都不大好過，一直在美國次級按揭貸款危機的泥潭中徘徊，貝爾斯登、高盛、美林、花旗的CEO們一個個掛冠離去。雖然次級按揭貸款危機最終化解為時尚早，但大鱷們洗刷滿身泥濘的渴求卻非常強烈。它們發現這樣的機會就要來臨了，那就是SWFs將帶來資產管理業務飆升的泡沫浴。
本來，SWFs就是國際投行們兜售的一個概念。投桃報李，SWFs成立後一般都要聘請國際投行進行資產管理。事實上，基於美國和歐洲的「金融保護主義」存在可能帶來的風險，以及設立內部投資組合管理團隊面臨的高成本和種種困難，藉助外部的資產管理人是SWFs爭取主動權的一個現實選擇。作為SWFs進行全球配置的先行者——挪威央行的NBIM也喜歡用外部管理人來提高資產管理績效，目前，其內部經理人也僅僅管理了總量為3549億美元資產中不到40%的份額。美林認為，未來SWFs對高風險資產的投資會達到1.5萬億至3萬億美元，在全球風險資產(股票和非主權債券)中佔有的份額將會較現在增加一到兩倍，到2011年，將佔全球風險資產的16%左右，每年直接給國際投行們增加40億至80億美元的資產管理費。一個還算酣暢的沖刷次級按揭泥濘的泡沫浴已經在等著它們了。
其實國際投行們鍾情於SWFs還有一個埋在心裡的小九九，那就是隨著SWFs規模的持續擴大，將進一步深化市場規模和增加全球流動性，全球資產價格的飆升將會愈走愈強，這一方面將導致國際投行們的管理收入因資產管理規模大幅飆升而大幅上漲；另一方面國際投行們完全可能利用自身的信息優勢，在全球價格飆升過程中，通過自營業務獲利。當然，國際投行們的小九九也並非壞事，至少在促進SWFs規模增長問題上不是絆腳石。 開弓沒有回頭箭，積極發展SWFs已是我國提高外匯儲備管理績效和沖銷流動性過剩的有效舉措，但對成立中國投資公司引致全球軒然大波，有些始料未及。面對西方「金融保護主義」的咄咄逼人，一味地迴避消極，聽任歐美設置投資壁壘，肯定不是一個好的辦法，如何妥善應對，考驗著我國政府與SWFs的金融政治智慧。
首先，充分認識清楚「金融保護主義」的政治性，尤其 政府投資工具。要考慮西方政治更替可能會導致「金融保護主義」升級的可能性。面對「金融保護主義」，切不可等閑視之，不要以為不投資美國就能輕易地佔有主動性，摻和了政治因素後情況可能恰恰相反。在美國總統大選年，針對中國話題歷來是一個激發選民情緒的有用手段，百試不爽。2008年又是大選年，一旦總統候選人拋出SWFs的「金融核武器」論調，抵制SWFs可能會愈演愈烈。如此以來，亞洲的SWFs就只有迅速分散資產，必將加快資金轉移到美元幣種以外的資產，屆時將導致歐元承擔更大的升值壓力，並可能導致大宗商品價格急劇上漲，從而觸發以德國為首的歐洲勢力更大的「金融保護主義」浪潮，乃至引發全球的不滿。而這一切又是在中國主權財富資金剛剛成立後的背景下發生，甚至連他國的SWFs都可能埋怨我們樹大招風。
其次，加強解釋工作，釋放誠意，強調商業性目標，適度增加透明度，不要盲目謀求控股，以緩和「金融保護主義」抵觸情緒。挪威央行的NBIM的透明度之所以令西方國家滿意，主要是3條：一是不謀求控股地位；二是主要在公開市場上進行投資，不涉及私募股權投資；三是在投資組合變化後適時公布於眾。在目前的國際環境中，我國實業公司並購國外資源性公司經常遭遇嚴重抵制，自然我國SWFs的投資行為也一樣會遭遇抵抗。因此，有關方面要加強解釋工作，釋放誠意，做好「金融保護主義」的安撫工作。
在經營目標上，中國投資公司向國際社會強調按照商業模式運作，以資本回報率最大化為目標，在全球的投資主要集中在貨幣市場，不存在政治動機，不會增加全球經濟金融的風險。
在經營策略上，可參考NBIM的管理之道，不謀求控股，聘請外部資產管理人，設立不同投資組合的子基金，如滿足交易性和預防性動機的高流動性組合、滿足盈利性動機的長期資產組合、滿足發展性動機的緩沖組合等不同的子基金，增強各子基金投資目標的透明化，緩解東道國「金融保護主義」的抵觸情緒。 在投資品種上，實行漸進戰略。投資品種可以在金融產品的風險譜繫上，按照風險從低到高的順序逐漸擴展，包括：國債、政府債、機構債、貨幣市場產品、房地產金融產品、公司債、實業公司股票、金融公司股票、衍生產品等；條件適當的時候，才開展直接投資。
第三、制定以夷制夷的牽制戰術。G7國家並非鐵板一塊，德國欲牽頭歐盟抵制SWFs，但英、意卻對來自中國、俄羅斯的SWFs欣然接納。澳大利亞以及其他新興市場國家和非洲都歡迎SWFs的投資。即使是美國和歐盟的立場也沒有完全協調一致。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尋找各國的制度差異，利用各國急於吸引投資的心理，以夷制夷，各個擊破。
國際投行也是一個可以藉助的幫手。主權財富基金的巨額資產規模令國際投行們垂涎三尺，我們可以聘請它們擔任外部資產管理人，甚至還可以購買它們的股權，在分享它們的知識資本的同時，利用其對各國政府的游說與操控能力，牽制「金融保護主義」。
第四、要針鋒相對地利用國際的輿論，加強宣傳工作，批判鬆散管束對沖基金的同時卻抵制SWFs的歧視標准。與對沖基金相比，SWFs才是全球金融穩定的中堅力量。從近年來的金融危機與動盪來看，沒有任何一次是SWFs投機引發的。相反，1997～1998年對沖基金攻擊固定匯率制而觸發的亞洲金融危機至今還被西方津津樂道。其實，對沖基金自身投機失敗也是全球金融市場系統性風險的來源之一。如美聯儲出面救助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就是一個明證；最近的次級按揭貸款危機也脫不了對沖基金的干係。
第五、要積極聯合全球SWFs與抵制國協商談判，建立類似WTO的貿易爭端解決機制，妥善解決糾紛。二戰以來，國際貿易體系通過詳細的協定成功處理了各種熱點政治糾紛。事實上，完全可以將SWFs的活動視為全球貿易體系中的新生事物，在SWFs母國及其投資的東道國之間，就投資行為進行協商，簽訂雙贏的金融貿易協定。若SWFs違反協定，以後的投資就要被叫停；若東道國違反協定，母國可以得到相應補償或對等地報復東道國。因此，我們應該未雨綢繆，聯合其他SWFs，與「金融保護主義」國家坐下來談判，簽署牽涉金融市場的貿易協定，並在IMF的參與下達成SWFs「最佳行為准則」的核心原則，以消除投資壁壘和監管空白。
最後，要注意監管流入我國的國外SWFs。一是在市場准入的安全審查中堅持對等原則的同時，可參考國外的投資委員會制度，將國家安全以及保持競爭優勢放在維護國家利益的首位。二是在SWFs的投資領域與控股水平上，嚴格限制涉及國家安全與產業安全的投資，對SWFs的投資比重加以限制。三是加強對國外SWFs在我國境內投資行為的跟蹤監測分析。

Ⅶ 2020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如何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13日發布的最新《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上調了今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報告預計，今年世界經濟將萎縮4.4%，好於6月預計的萎縮5.2%。

此次修正主要反映出第二季度世界經濟表現好於預期，且第三季度出現更為強勁的復甦跡象。但IMF表示，由於一些新興市場經濟體的感染率不斷上升，迫使IMF將2021年的全球經濟反彈預期從5.4%下調至5.2%。報告還說，富國和窮國之間的經濟差距正在擴大。

(7)imf首席經濟學家怎麼分析擴展閱讀

IMF警告各國不要過早取消扶持措施：

IMF首席經濟學家 Gita Gopinath指出：「相對於疫情前的預測，經濟產出的累計損失預計將從2020-21年間的11萬億美元，提高到2020-25年的28萬億美元。這將是所有國家群體改善平均生活水平努力所遭遇的嚴重挫折。」

IMF表示，各國央行的迅速行動已經緩和了防疫封鎖對經濟活動造成的影響，並警告各國不要過早取消扶持措施。

Ⅷ 在imf做經濟學家是一種什麼感受

IMF培養經濟學家最精英的項目是Economist Program（EP），進得了EP，不亞於本科拿到哈佛的錄取通知書，剛畢業就能去高盛，胡祖六、哈繼銘、汪濤等等都是這個項目培養出來的。世界銀行的對應項目是YP（Young Professional），走出來的代表財經名人是許小年、謝國忠。
EP可謂百里挑一，每年平均1500個申請者，最後錄取的經濟學家也只有20-40個，招人標准非常嚴格：學術過關，34歲以下，博士畢業一年內，英文口語和寫作得流利，做得了分析、實踐和研究，還得有自己擅長的研究領域，不能怕出差， 188個成員國派你去哪，都要能懂國家內部的不同行業及內部聯系等等。
如果沒進入EP，也不是完全沒有機會進入IMF。IMF歡迎有一定事業基礎（多半是有央行工作背景），擁有經濟、金融相關的研究生學歷的人才。因為央行、IMF所從事的研究都是Normative research，GDP增速定在多少，為什麼定在這個數字等政策研究；而投行等經濟研究部門所從事的是Positive research，是在經濟政策已定的基礎上，告訴市場未來政府會做什麼，分析影響，並不參與及影響既定政策。
雖然能進去IMF的經濟學家都是學霸中的戰斗機，但要怎樣完成從象牙塔到政策影響者的轉變，就要再來說說IMF的系統性培養。
以三年的EP項目舉例，經濟學家要首先在功能組別或國家組別工作一年，第三年開始在IMF內部嘗試找到最終定崗的工作。
功能組別分以下幾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金融市場，外部經濟，實體經濟。試想剛畢業的博士們，在學校做的更多的是研究，建建模型，進入IMF的任何一個功能組別後，就需將理論結合實踐：國家報上來的數據，是需要檢視的，貨幣增速M0、M1、M2的計算，是比想像中難的，儲蓄投資缺口也要切切實實做出來，項項皆清楚的。
而188個成員國，就把國家組別分為撒哈拉以南非洲、亞太區、歐洲區、中東中亞區、西半球。沒跟IMF借錢的，屬於Surveillance country，IMF對他們沒有約束力，一般是一年和國家相關部門檢討下政策，寫份報告，了解國家的經濟發生了什麼，未來的焦點是什麼，IMF應該做什麼，又能對政府政策提出什麼建議。
如果國家陷入了危機，向IMF借了錢，那麼就成了Programme country，也是IMF內部乃至全球的焦點國家（比如現在的希臘）。IMF對這些國家有巨大的約束力，央行、財政部等政府機構，是有義務第一時間向IMF提交數據的。如果危急時刻被任用，是經濟學家真正影響政策時候，因為貸出去的款項，必須有借有還。

Ⅸ 金融危機讀後感

美國金融危機的原因及啟示

當前美國因次貸問題而引發的華爾街金融危機成了全世界關注的焦點。發生在華爾街的金融危機不僅重創了美國脆弱的經濟，引起美國股市崩盤，也給出其它國家經濟帶來極大危害。那麼為什麼華爾街會發生嚴重的金融危機? 這場金融危機帶給我們什麼啟示？本文擬對此進行探討。

一、美國金融危機的原因
美國因次貸問題而引發的金融危機有著復雜的確背景，我認為其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1.刺激經濟的超寬松環境埋下了隱患
2007年4月2日，美國第二大次級貸款機構新世紀金融公司宣布破產，標志美國次貸危機大爆發。次級抵押貸款危機的源頭是其前期寬松的貨幣政策。在新經濟泡沫破裂和「9.11」事件後，為避免經濟衰退，刺激經濟發展，美國政府採取壓低銀行利率的措施鼓勵投資和消費。從2000年到2004年，美聯儲連續降息，聯邦基金利率從6.5%一路降到1%，貸款買房又無需擔保、無需首付，且房價一路盤升，房地產市場日益活躍，這也成就了格林斯潘時代晚期的經濟繁榮。提供次級抵押貸款本是一件好事，使得低收入者有了自己的住房。對一般個人家庭來說，低利率和房產價格一路飆升，編織出一幅美好的前景，投資住房成為巨大的誘惑，於是大量居民進入房貸市場。到2006年末，次貸涉及到了500萬個美國家庭，目前已知的次貸規模達到1.1萬億至1.2萬億美元。
2.以房產作抵押是造成風險的關鍵
美國次貸的消費者以房產作抵押，房產的價格決定了抵押品的價值。如果房價一直攀升，抵押品價格保持增值，不會影響到消費者的信譽和還貸能力。一旦房價下跌，抵押品貶值，同一套房子能從銀行貸出的錢就減少。如果貸款利率被提高，次貸使浮動利率也隨著上升，需要償還的錢大大增加。次貸貸款人本來就是低收入者，還不上貸款，只好放棄房產權。貸款機構收不回貸款，只能收回貸款人的房產，可收回的房產不僅賣不掉，還不斷貶值縮水，於是出現虧損，甚至資金都流轉不起來了。房價縮水和利率上升是次級抵押貸款的殺手鐧。
從2005年到2006年，為防止市場消費過熱，美聯儲先後加息17次，利率從1%提高到5.25%，市場利率進入上升周期。由於利率傳導到市場往往滯後一些，2006年美國次貸仍有上升。但加息效應逐漸顯現，房地產泡沫開始破滅。
3.次級貸款資產的證券化加重了危機的擴散
美國絕大多數住房抵押貸款的發放者是地區性的儲蓄銀行和儲蓄貸款協會，地方性的商業銀行也涉足按揭貸款。這些機構的資金實力並不十分雄厚，大量的資金被投放在住房抵押貸款上對其資金周轉構成嚴重的壓力。一些具有「金融創新」工具的金融機構，便將這些信貸資產打包並以此為擔保，用於發行可流通的債券。給出相當誘人的固定收益，再賣出去。許多銀行和資產管理公司、對沖基金、保險公司、養老基金等金融機構投資於這些債券。抵押貸款企業有了源源不斷的融資渠道，製造出快速增長的新的次貸；投資機構獲得較高的收益。
各種各樣的金融衍生工具使得投資機構現金流得到更合理的利用，利益也得到了分解和共享，風險也得到了分攤。但事物都有兩方面，金融創新制度帶來風險分散機制的同時，也會產生風險放大效應。像次貸這樣一種創新使美國不夠住房抵押貸款標準的居民買到了房子，同時通過資產證券化變成次級債，將高風險載入在高回報中，發散到了全世界。從這個意義上說，凡是買了美國次級債的國家，就要被迫為美國的次級危機「買單」。當房地產泡沫破裂、次級貸款人還不起貸時，不僅抵押貸款企業陷入虧損困境，無力向那些購買次級債的金融機構支付固定回報，而且那些買了次級衍生品的投資者，也因債券市場價格下跌，失去了高額回報，同樣調進了流動性短缺和虧損的困境。自2007年第三季度開始，金融機構開始報告大額損失，反映了抵押貸款和其他資產的價值大幅下跌。
次級貸款資產的證券化過程實際上是資產組合和信用增級的一個過程，也是多種資產疊加、多個信用主體信用疊加的一個過程，在資產證券化後，這種資產證券化組合的信息和相關風險信息披露可能趨於更加不透明，導致市場中很少有人能清楚地讀懂其中的風險，更不用說對其進行實時的風險定價了。由於對資產真正的價值和風險認知不足，投資者嚴重依賴評級公司的報告作出決策。信用評級機構的信用評級在金融市場的作用和影響已經越來越大，信用評級也是資產證券化過程中的必要和重要環節。信用評級是否客觀公正，是否真正了解金融工具，是否存在著利益沖突和道德風險等，這些因素都會對全球金融市場產生重大影響。次級抵押貸款債券本來是從一些低質資產發展而來，「金融創新」則使這些低質資產通過信用評級公司評級獲得了高等級標號，事後證明價值被嚴重高估。
由於信息不對稱和風險損失不明，一旦次級抵押貸款出現了重大風險和損失，構築在這些證券上信用增強和信用疊加也會如同沙漠上的空中樓閣一般會「瞬間倒塌」，由此必然會引起廣大投資者的投資信心恐慌，規避風險的本能加速了投資者的拋售，並加劇了金融市場的動盪，金融災難也就在劫難逃。在次貸、證券化、信用衍生產品這個風險傳遞鏈條中，如果沒有信用評級公司的參與，次按危機或許根本就不能發生。

二、美國金融危機的啟示
美國因次貸問題而引發的金融危機給我們的教訓是深刻的，我國應引以為誡。
1.認識和防範房貸的市場風險
房貸有房產作抵押，似乎是最安全的資產，但房產的價值是隨著市場不斷變化的。當市場向好時，房地產價格上揚會提高抵押物的市值，降低抵押信貸的風險，會誘使銀行不斷地擴大抵押信貸的規模。但房地產的價格也不可能無休止地漲下去，因為任何企業或個人都不可能無視其生產與生存的成本。當市場發生逆轉時，房價走低，銀行處置抵押物難，即使拍賣抵押物，其所得收益也不足以償還貸款。這不僅給貸款銀行帶來大量的呆賬壞賬，還會危及銀行體系的安全及整個經濟的健康發展。因此，銀行需要在風險和收益中做出理性的選擇，提高識別和抵禦市場風險的能力。
2.認識和防範信用風險
次級貸款違約率高，原因在於貸款機構在放貸中沒有堅持「三C」的原則，即對借款人基本特徵（Character）、還貸能力（capability）和抵押物（collateral）進行風險評估。從國外的經驗看，借款人的基本特徵（年齡、受教育水平、健康狀況、職業）、購房目的（自住還是投資）、婚姻家庭狀況，還貸能力（房貸房產價值比、房款月供收入比、家庭總債務收比、資產負債比等）和抵押物（房產價值、新建房、二手房、使用期限、地段、獨戶、多層高層建築等）都與違約率密切相關。
香港在東亞危機中資產價格大幅縮水，許多購房者承受負資產的壓力，但銀行卻沒有出現違約率大幅上升的問題，就是因為香港銀行業自身有較強的抗風險能力，對個人住房貸款有嚴格資格審查標准，借款人購房多是自住，職業穩定，收入現金流不變，房產使用價值不變，仍會按期還貸。
我國的商業銀行在擴大個貸業務中應避免「政績目標」等非經濟和非理性色彩，減少行政手段介入信貸資金配置，加強對借款人還貸能力的審查，對不同信用風險等級的借款人實施不同的風險定價、借貸標准，包括自有資本金、首付比例、利率、期限等，以促進銀行從服務風險定價向客戶風險定價轉變，從粗放經營向精細化、個性化轉變，提高自身抵禦風險的能力。
3.建立完善信息披露機制和貸款規范
監管部門應監督從事住房信貸的銀行和保險機構，在各類貸款和保險產品的營銷中，要向借款人充分披露產品信息，讓借款者有充分的知情權、選擇權，減少信息不對稱對借款人權益的損害。推進標准化的合約、貸款審核程序、借貸標准，規范銀行貸款行為和貸後的服務。
4.建立房地產金融預警和監控體系，提高抗風險能力
既然金融風險在經濟生活中無處不在，是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監管部門的職責就是提高風險識別的能力，預測、防範、規避和化解風險，提高風險的可控性。因此，建立房地產金融預警和監控體系是迫在眉睫，它將對銀行體系的安全，房地產市場和整個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產生積極促進作用。
5.政府部門應從危機中得到警示
讓百姓安居樂業是政府的職責，但「人人享有適當住宅」並不意味人人都要買房，讓無支付能力的低收入者進入購房市場，拔苗助長不僅事與願違，還會產生許多負效應。特別在我國抵押擔保、抵押保險等相關金融基礎設施不健全的情況下，無形中讓銀行承擔了許多政策風險。因此，一個優化的住宅市場結構應是新建房與存量房，出售房與租賃房，商品房與政府提供公共住房多樣化的統一。政府應加大經濟適用房的供給，改變經濟適用房「只售不租」為「租售並舉」；並通過信貸、稅收、土地政策引導房地產企業增加中低價位普通商品房的供給，在開工許可審批中優先考慮普通商品住宅。
6.中國應建立健全抵押保險和擔保制度
中國應建立健全抵押保險和擔保制度，完善住房信貸風險防範和分擔機制。引入商業保險和政策性擔保的機制，有利於促進抵押貸款營銷的規范化、合約的標准化，抑制商業銀行盲目放貸的沖動;合理的保險風險定價機制，有助於商業銀行規避信用風險、道德風險和房地產市場周期波動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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