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需要什麼發動機

A. 為什麼對外貿易是經濟增長的引擎

對對外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學說的評價

（一）就對外貿易能帶動或激發經濟增長這點來說，它是正確的

許多國家的經濟發展史已經證明，商業的擴張往往推動著工業的進步，世界商業和世界市場是在16世紀開始資本的近代生活史的。在產業革命以前的時期如果沒有國內外貿易的發展，工業進步就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商業上的產業大革命是革命的歷史前驅。在戰後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和工業化，是以發展對外貿易為突破口的，對外貿易的發展帶動了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高速發展。但是，該學說不談生產對對外貿易的決定性作用，只強調對外貿易對生產和經濟發展的反作用，就此而言，這個學說有些片面性。

（二）這個學說存在以下一些問題

1．過分誇大了對外貿易的作用

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歷史表明，它們的經濟發展除了生產關系改革這個重要條件以外，還有四個主要因素，即市場的擴大、資本的積累、科學技術的進步和先進的管理。這些因素是互相影響的，只有綜合起來，經濟才能取得迅速的發展。

2．忽略了對經濟增長機制的分析

對外貿易對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可以起到刺激和帶動作用，但只有在經濟和社會條件具備時才能充分發揮這種作用。對外貿易對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只是它的一個必需條件，而不是它的先決條件。在19世紀西歐國家對初級產品需求的增長之所以能帶動少數白人移民地區的經濟發展，是因為在這些地區存在政治和經濟發展的條件。而許多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盡管它們的對外貿易也增長了，但是並沒有導致經濟發展，原因就是它們在國內還不具備這些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條件。

3．掩飾了資本主義國際貿易中的生產關系

他們只抽象地談論對外貿易給一國帶來的經濟利益，而不談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帝國主義國家通過國際交換，剝削、掠奪殖民地和落後國家的歷史事實，抹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發達國家藉助其經濟優勢在國際貿易中損害發展中國家利益的現實。

B. 為什麼說風險投資是經濟發展的發動機

任何的投資都是有風險的 在困境中重生他 這就是發展的契機

C. 經濟建設與高等教育發展

高等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是雙向的非均衡的互動關系。高等教育促進經濟發展和增長，經濟增長的質量與效果從根本上又制約教育的發展，現代市場經濟及經濟全球化下，我們必須樹立現代教育觀念，加快高等教育大眾化進程，正確認識高等教育的經濟功能。
關鍵詞 高等教育 經濟 發展
經濟發展最基本的因素是人，而人的素質提高要依靠教育。從這個層面講，教育是經濟的發動機，是經濟發展與轉型的動力和支點。高等教育是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體系的一個子系統，它必然與社會經濟發生千絲萬縷的聯系。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高等教育與經濟之間的關系也不斷地發展變化。現代經濟社會中經濟對高等教育的影響越來越主動，起的作用也越來越大；高等教育也日益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因此，高等教育與經濟必然要求相互適應，這種適應是雙向的非均衡的互動關系。
一、高等教育促進經濟的增長與發展
(一)高等教育為經濟發展提供著重要的智力資源。美國國民生產總值中的高科技含量已高達80%，日本為75%。在我國一些較為發達的地區如經濟特區，科技含量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可以佔到60%左右，但在一些落後的省份，自然型的農業經濟和粗放型的工業經濟還占很大的比重，高科技含量還不到15%。樂觀地估計，全國經濟發展中高科技貢獻的平均水平大概在30%左右。很明顯，我國要在21世紀追趕世界先進水平，除了大力開發人力資源，大力發展科技和教育事業，沒有第二條路可走。當今世界知識經濟的興起已經向人類昭示了一個重要信息，即在未來社會的生產中，勞動者的知識與技術水平將取代資本和自然資源而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建立在知識基礎上的高科技將為人類尋找到可持續發展的新資源、新天地。
高科技的發展有賴於高水平人才的創新活動，而高水平創新型人才則需要高等教育的精心培養。大學階段的教育，類似製造一件產品的成型階段，培養出來的人將直接進人社會的生產活動過程。個體在基礎教育階段所形成的基礎知識、基本能力要在高等教育階段進一步發展為專門的應用能力，包括發展為實際工作中的創新能力。因此高等教育是培養高水平創新人才的關鍵一環。高等教育的發展水平直接決定著一個國家高級專門人才的數量和質量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高科技領域的發展水平，從而決定其可待續發展的能力。
（二）高等教育為經濟發展提供重要的知識基礎和先進的科技成果。對於社會的發展來說，知識、技術、產品是現實的力量。工具、工藝、方法與管理的水平直接決定著生產的效率。高等教育不僅通過培養人才為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智力支持，而且它還通過科研活動直接為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各種知識、技術和產品等支持，為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提供不可或缺的重要條件。
高等學校是國家科技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高等教育的發展要與經濟社會發展緊密結合，既要為現代化建設提供各類人才支持，又要提供知識貢獻。由於高等學校具有多學科並存以及注重系統知識傳授的特點，所以它在總結、整理人類已有知識成果以及開展基礎研究方面往往佔有一定的優勢，一所高水平的大學往往就是人類知識的一座寶庫。另一方面，在現代社會，隨著各國政府和社會各界對高等學校社會服務職能的強調，高等學校越來越重視科技成果的開發、轉化和推廣工作，其對於社會發展的直接作用越來越大，許多高等學校已經成為社會的知識創新與傳播以及科技發明與推廣的中心。
（三）高等教育為經濟發展注入重要的精神動力。經濟發展需要勞動者知識與能力水平的提高，需要科學技術的支持，更需要人類成員間的相互理解、寬容和合作，需要人們擺脫那種根深蒂固的極端利己主義的價值取向，需要一種科學高尚的精神境界或精神力量。
要提高人類自身的文明水準，提升人類的精神追求，除了寄希望於社會制度的變革和加強法治以外，最實際、最根本的措施還在於教育。由於擔負著傳承和發展文化、促進人類個體和社會進步的神聖使命，高等學校雖然不完全是社會的一方凈土，但總體上還是具有一種清新脫俗的氣質。相對於社會公共環境和多數社會機構來說，高等學校可以為學習者提供一個更加富有理性和人文色彩的文化環境，學生不僅可以學習各種專業知識、鍛煉專業能力，而且有很好的條件去學習人文與社會科學方面的知識，從而促使他們感悟人生、孕育理想、涵養心靈，提高精神境界或人文素養。因此，社會總是希望高等教育在防止道德滑坡、重建人類精神家園方面發揮更積極的作用，為社會的現代化進行價值導航。
二、經濟增長的質量與效果從根本上制約教育的發展
（一）經濟增長為教育協調發展提供物質基礎。教育一定程度上是指通過人力投資的基本形式——教育投資所形成的，按計劃培養和訓練勞動能力的活動。從這個角度看，教育的投資和經營可以看作是一個產業的一種投入產出過程。從負擔的主體角度看，教育成本可以分為社會成本和個人成本兩部分。高等教育的擴展需要增加相關的投入。教育協調發展，在根本上是要保證長期和持續的教育投入，但這必須以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為前提。
（二）經濟增長對教育發展具有制約和導向作用。經濟發展的水平決定著教育的規模、內容、組織形式、教學方式和教育手段，還決定著勞動力的素質和教育培養人才的素質。從根本上說，教育作為培養人的活動，是社會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最終受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經濟發展水平既決定著教育投資的需要量，也決定著教育投資的供給量。這必然要求各級各類教育的規模與發展速度與經濟建設的規模和發展速度相適應，在數量上相協調。
三、現代市場經濟及經濟全球化下我國高等教育的出路
我國高等教育受我國經濟的影響，長期以來形成了一套高度集中的教育體制，政府是惟一的辦學單位和教育資源分配者，大學成了政府的附屬品。改革開放以來，這種教育體制逐漸被打破，開始積極探索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新的教育模式。在高等教育改革過程中，我們既不能割裂高等教育與社會其他系統的聯系，盲目誇大高等教育的獨立性，也不能照搬經濟學的模式、經驗來管理教育，用經濟領域的價值標准來評估教育。
（一）高等教育發展必須堅持積極適應與積極批判的態度。大學是社會體系的一個子系統，其與政治、經濟發生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隨著社會經濟發展不斷對高等教育提出新的要求, 高等教育應當根據市場信息設置學校和專業，根據市場趨勢確立科研方向，根據市場需求確定教育規模、層次和質量；應當以積極的態度適應現代經濟所提出的要求。但是高等教育不是社會經濟的「溫度計」，不可能一味地適應，而對社會的每個冷熱現象都予以反映；它也不是社會經濟的「風向標」，不可能一味地迎合，而完全反映市場經濟風向。在高等教育改革過程中，高等教育應當堅持獨立批判的態度，批判經濟領域里的消極因素，抵禦這些消極因素對高等教育的沖擊, 堅持高等教育的自身價值體系和評判標准, 批判市場經濟給高等教育帶來的消極影響, 為高等教育「堅持人文立場，發揚學術精神」創造環境。
（二）必須樹立高等教育現代教育觀念。現代教育觀念是以人為本的觀念、教育終身化的觀念、教育國際化的觀念。要樹立現代教育觀念，主要表現在人才觀上，即培養什麼樣的人。未來教育的四大支柱是：學會認知、學會做事、學會與人相處、學會發展。在培養目標上要以培養能力為主，而不是以傳授知識為主。要培養這些能力，首先要把學生放在主體地位，讓他們主動地、相對自由地發展。其次要樹立培養個性的觀念，要培養學生果斷的精神、執著的精神和開拓精神。第三要樹立終身教育的觀念，終身學習的觀念。第四要建立國際化的教育目標，培養學生具有國際意識、全球觀念。同時要進一步加強愛國主義教育，注重培養學生國際理解、國際競爭和國際合作的意識。要調整結構，創建現代教育體制。要根據經濟全球化的需要，優化專業結構，拓寬專業口徑，構建有競爭力的國際化人才培養課程體系，以及建立與國際接軌的高等教育質量保證體系。
（三）要加快高等教育大眾化進程。自1999年開始我國高校連續幾年本科生、研究生大量擴招，自主招生許可權的擴大，以及高考年齡的放寬，這是我國高等教育向大眾化發展的可喜表現。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發展前提應是多樣化，辦學層次與類型的多樣化，模式的多樣化、培養目標與規格的多樣化、課程與教學內容的多樣化以及大眾化高等教育質量標準的多樣化，以適應各類層次的辦學需要。積極發展多樣化的高中和大學後續教育，統籌各級各類資源，充分發揮普通高等學校、成人高等學校、廣播電視大學和自學考試的作用，積極推進社區教育，形成終身學習的公共資源平台。我國高校應充分利用自身的人才、設備、信息等資源，通過提高教學質量、採取對外合作辦學等方式，積極搶占國際教育市場，提高外國留學生佔在校生總數的比例，爭取逐步達到10%~15%。
（四）必須正確認識高等教育的經濟功能。高等教育的經濟功能體現為它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但我們需要明確高等教育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是因為它給經濟發展提供了高科技的生產力，為經濟發展帶了巨大的潛力，而不是依靠自身的消費能力來拉動經濟增長。制約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因素是經費不足，而造成經費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教育資源的利用率不高，因此引入市場機制，用市場優化教育資源的配置勢在必行。國家扶持高等教育的發展，既要注重提高和完善高等教育的經濟功能，同時也要保證高等教育的其他功能正常發揮，既重視高等教育帶來的巨大經濟效益，同時也要重視它帶來的巨大社會效益。

D. 印度的國民經濟的增長主要是依靠什麼

提起印度，可能許多人都會想到歌舞，咖喱和神油。印度作為一個南亞地區的大國，其經濟體兩還是不小的。之所以印度的國民經濟能夠快速增長，原因其實非常簡單，首先就是新德里地區的電子科技非常發達，而且這些企業都是印度的龍頭奇特。其次就是印度的旅遊業還是非常發達的，所以帶動著印度的服務行業也開始快速發展。最後就是印度的制葯業和石油加工行業這幾年的發展勢頭也是不小的。這三者基本上是印度經濟發展最主要的依靠和依賴了。

最後就是印度的制葯行業和石油加工行業，近幾年發展勢頭也是非常厲害的。從《我不是葯神》這部片子中我們可以看出印度的制葯業的力量。而且實際上印度的制葯業也的確非常發達，許多生產葯品的大廠都選擇印度作為代工廠。其次還有印度的石油加工業，印度的石油加工業也非常發達，畢竟印度緊挨著印度洋，有大量對海底石油進行開採的技術和需求。

E. 如何理解創新是經濟新常態下的社會發展的發動機

創新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動力。

F. 為什麼必須推進供給側改革

所得謂「供給側改革」是指從供給側入手的改革。所謂「結構性改革」是指針對結構性問題而推進的改革。所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指從供給側入手，針對經濟結構性問題而推進的改革。所謂「供給管理」是指針對供給側問題而開展的管理。
廣義供給是指所有能對經濟發展和經濟效益提高起作用的「供給側」（supply-side）因素或供給側力量，包括經濟活動主體（如企業和個人等）、生產要素（如勞動、資本、土地等資源、企業家管理、政府管理等）、要素升級（如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升、知識增長、信息化等）、結構變動（如工業化、城市化、區域經濟一體化、國際化等）、制度變革（減管制、減壟斷、減稅收等）等。
供給側改革（或供給管理政策）具有如下三個特點：一是供給側改革強調發揮企業和創業者作為市場主體的作用，而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強調政府宏觀調控的作用；二是供給側改革強調解決中長期健康和可持續發展問題，而需求管理政策更多強調解決短期經濟波動問題；三是供給側改革強調制度的變革與完善，而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強調短期的政策調整。
供給側改革的實質就是要：一則形成新主體，即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要正確發揮政府的作用；二則培育新動力，即通過全面改革培育新的增長動力，通過全面創新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三則發展新產業，即一方面要尊重和順應經濟規律、市場規律，讓市場及時出清，避免資源浪費，及時化解經濟泡沫，避免系統性風險，另一方面要大力發展新產業、新技術、新業態等。
編者:2015年11月23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結構性改革」、「供給側改革」等詞很快就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那麼，如何理解供給側改革？為何要推進供給側改革？有何理論依據？如何避免推進中的誤區？本文作者對此進行了解析。
如何理解供給側改革
所謂「供給側改革」是指從供給側入手的改革。所謂「結構性改革」是指針對結構性問題而推進的改革。所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指從供給側入手，針對經濟結構性問題而推進的改革。所謂「供給管理」是指針對供給側問題而開展的管理。本文並不嚴格區分以上四者，下面主要使用供給側改革這個詞。
供給、需求乃經濟學最重要的概念，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大廈就建立在這些概念基礎之上。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總需求由消費、投資和凈出口「三駕馬車」組成。狹義供給是指生產者在某一時期某價格水平上願意並且能夠提供的商品或勞務；廣義供給是指所有能對經濟發展和經濟效益提高起作用的「供給側」（supply-side）因素或供給側力量，包括經濟活動主體（如企業和個人等）、生產要素（如勞動、資本、土地等資源、企業家管理、政府管理等）、要素升級（如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升、知識增長、信息化等）、結構變動（如工業化、城市化、區域經濟一體化、國際化等）、制度變革（減管制、減壟斷、減稅收等）等。
中國目前的結構性問題主要包括產業結構、區域結構、要素投入結構、排放結構、經濟增長動力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等六個方面的結構問題。其中，產業結構問題表現在低附加值產業、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產業的比重偏高；區域結構問題表現在人口的區域分布不合理，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偏低，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公平；要素投入結構問題表現在資源能源、勞動力、資金等一般因素投入比重偏高，人才、技術、知識、信息等高級要素投入比重偏低；排放結構問題表現在廢水、廢氣、廢渣、二氧化碳等的排放比重偏高；經濟增長動力結構問題表現在過多依賴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特別是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收入分配結構問題表現在城鄉收入差距、行業收入差距、不同群體收入差距較大。這六個方面的結構性問題既相對獨立、又相互疊加，需要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針對性地加以解決。
與需求管理政策相比，供給側改革（或供給管理政策）具有如下三個特點：一是供給側改革強調發揮企業和創業者作為市場主體的作用，而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強調政府宏觀調控的作用；二是供給側改革強調解決中長期健康和可持續發展問題，而需求管理政策更多強調解決短期經濟波動問題；三是供給側改革強調制度的變革與完善，而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強調短期的政策調整。
供給側改革的實質就是要：一則形成新主體，即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發揮企業、企業家、創業者等在經濟發展的主導作用，同時要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約束政府的「有形之手」，正確發揮政府的作用；二則培育新動力，即通過全面改革培育新的增長動力，通過全面創新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三則發展新產業，即一方面要尊重和順應經濟規律、市場規律，及時淘汰產能過剩和僵屍企業等，讓市場及時出清，避免資源浪費，及時化解經濟泡沫，避免系統性風險，另一方面要大力發展新產業、新技術、新業態等。

為何要推進供給側改革
理由一：需求管理政策的邊際效益在遞減。
2008年國際經濟危機爆發後，為了保增長或穩增長，我們採取了一系列需求管理政策，如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和政府投資政策等。這些政策確實取得了一定的保增長效果，特別是在初期取得了明顯的效果，如四萬億投資推出後GDP增速自2009年一季度的6.5%快速上升到2010年一季度的12.1%。但此後需求管理政策的邊際效應在遞減，雖然連續多次採取了穩增長措施，但GDP增速自2010年一季度達到12.1%的高度之後，一直在震盪下行，直至2015年三季度的6.9%，而且尚未扭轉下行趨勢。
同時，出口從2008年以前的動輒增長20%以上，變成2014年的增長6.1%，再到2015年前10個月的-2.5%；投資增速也逐年下降，自2008年前的20%以上變成2014年的15.7%，再到2015年前10個月的10.2%；消費增速從2008年的22.7%，變成2014年的12%，再到2015年前10個月的10.6%。這就使得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為什麼需求管理政策達不到預期效果？其核心原因恐怕是沒有完全找對病根，沒有對症下葯。中國經濟當前的主要問題是結構性問題，而非周期性問題。針對結構性問題，不能用解決周期性波動的需求管理政策去應對，而要採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去化解。
理由之二：需求管理政策的副作用和後遺症越來越大。
由於需求管理政策主要是通過政府投資和釋放流動性等手段，拉動「三駕馬車」來實現經濟增長，屬於短期刺激政策，故在帶來經濟增長的同時，也造成了產能過剩、高房價或資產價格泡沫、地方債務壓力加大、企業效益下降、影子銀行、銀行不良資產率上升等副作用和後遺症。鋼鐵、電解鋁、水泥、建材、造船等行業的產能利用率已下降到70%左右，許多城市的房價已大大超過多數居民的承受力，2014年中國債務佔GDP的比重達到了235.7%，個別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已超過2%的警戒線。這促使我們必須尋找新的出路。
理由之三：推進供給側改革與推進全面改革是吻合的。
從供給側入手、針對結構性問題而推進的改革幾乎包括所有重要的改革，如行政管理制度改革、產權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國有企業改革、財稅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價格制度改革、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生態制度改革等。可以說，從「需求側」轉向「供給側」相當於從「政府調控側」轉向「全面改革側」。而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全面改革也正是要推進這些改革，故推進供給側改革也就是落實三中全會精神，推進各個領域的改革。
理由之四：推進供給側改革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我們要追求的發展是綜合考慮資源和環境承載力、兼顧當代人和後代人權益的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要求盡可能少地消耗資源能源、保護環境，而在推進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要做到少消耗資源能源、保護好環境，根本的出路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即以較少的資源能源投入獲得較高的產出。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基本途徑是發動「三大發動機」，即推進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而推進供給側改革正是要培育「三大發動機」，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實現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故推進供給側改革可以達到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的。
理由之五：供給與需求相互依存，但國內有效需求最終決定於各主體的供給能力。
多年來，我們在擴大內需中主要採取了通過積極的財政貨幣政策增加政府的投資需求、通過提高工資或收入增加個人的消費需求、通過消費信貸和消費刺激政策擴大企業和個人的消費需求、通過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提高人們的消費預期等措施。所有這些措施確實是直接擴大國內有效需求的有效措施，但企業和個人有效需求的擴大最終是由其供給能力決定的。
原因在於：雖然需求對供給有重大影響，但各種主體(個人、企業等)的各種有效需求都取決於其支付能力或購買能力，而支付能力或購買能力取決於其收入水平，而收入水平又取決於其生產率，而生產率又取決於其供給能力。因此，擴大內需的根本措施，是通過減稅而不是提高稅率，不斷提高企業和個人的有效供給能力或競爭力。
理由之六：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供給能力決定一國的競爭力。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提高一國國內企業和個人的供給能力更為重要，因為：如果一國國內企業和個人的供給能力提高了，即使國內需求沒有擴大，也會保持經濟增長，因為供給能力提高的企業和個人會開拓外需市場，滿足國外市場的需求，賺外國人的錢。反之，如果一國國內企業和個人的供給能力沒有提高，即使國內需求擴大了，也不一定帶來經濟增長，因為在國內企業和個人的供給能力沒有提高的情況下，擴大了的內需市場很可能會被國外的企業所佔領。
在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下，主要不是內需，而是面向全球市場的供給能力，才是決定一國競爭力的主要因素。內需不足可以開拓外需，外需總量一般不存在不足，只存在國內供給競爭力不夠和供給適銷不對路。若某種產品出現外需不足，則證明這種產品必須盡快淘汰。生產能力過剩，不能歸咎於需求不足，而應歸咎於生產能力沒有適應新的市場需要和對結構變化的不適應。

供給側改革的理論依據
供給側改革的相關理論與經濟學歷史一樣源遠流長，絕非始於供給學派，只不過供給學派提出了較鮮明的供給管理政策而已。
從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史來看，供給管理政策而非需求管理政策在歷史上居於主導地位。古典經濟學大師斯密全面系統地抨擊了重商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強調勞動和資本等「供給側」因素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強調了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作用，強調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關鍵作用，強調政府只能發揮「守夜人」的作用。法國經濟學家薩伊（1803）提出了著名的「薩伊定律」，認為供給會創造它自己的需求，將供給管理思想發揮到了極致。
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危機後，凱恩斯全面批判了薩伊思想，認為經濟危機是由「三大心理規律」導致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自由競爭市場不能自動實現充分就業，必須通過政府幹預，實行需求政策，才能消除失業和經濟危機。羅斯福治理經濟大蕭條的主要措施就是實行以需求管理為核心的「新政」，但20 世紀70 年代初的「滯脹」宣告了凱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失靈。於是，反對政府幹預、強調供給管理政策的供給學派等相關理論開始興起。
必須強調的是，發展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以及筆者提出的人本發展理論等都是主要研究「供給側」問題的理論，如發展經濟學研究的人口變遷、資本累積、人力資本、技術進步、知識增長、工業化、城市化、勞動力轉移等都是供給側問題。
供給學派因使用了供給這個詞而成為最鮮明的供給側經濟學理論。其代表人物有：芒德爾、拉弗、萬尼斯基、吉爾德、肯普、羅伯茨、費爾德斯坦、埃文斯等。他們的主要觀點有：提高稅率雖然從短期看可以提高稅收收入，但由於抑制了納稅者的生產經營積極性，從中長期看反而導致稅收收入下降；在資源稀缺世界中，所謂商品過剩只是適銷不對路的「劣等貨」過剩，其根源並非需求不足，而是能引致新需求的「創造性供給」不足；企業並不只是被動適應市場需求而提供商品的生產單位，而是在創造需求方面發揮著能動性作用；經濟增長源自供給者的創造能力和生產率的提高。
戰後美國等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與其說是由凱恩斯需求政策所帶來的，不如說是由於凱恩斯政策「陰差陽錯」帶來的實際供給效應以及技術創新機制所帶來的。因此，供給學派主張「四減四促」，其中「四減」是指減稅（含減支，特別是降低邊際稅率）、減管制、減壟斷、減貨幣發行或控制通脹（甚至主張恢復金本位制），旨在調動積極性，促進生產供給；「四促」是指促進私有化、促進市場競爭、促進企業家精神的發揮、促進技術創新和智力資本投資。
供給學派關於減稅不增加財政赤字、不必憂慮減稅導致貧富差距拉大、恢復金本位制等也引起了廣泛的爭論和質疑。同時，缺乏嚴謹的理論邏輯框架也為一些學者所詬病。
在實踐中，供給學派理論和政策主張因被美國里根、英國撒切爾夫人所運用、並產生了較好的效果而聲名遠播。

中國當前推進供給側改革的特殊背景
與過去三十多年的供給側改革相比，當前的供給側改革除了有共性的一面外，也有如下特殊性。
一是經濟發展階段不同。
中國持續三十多年的9.8%左右的高速增長階段已經結束，現已進入到經濟增速換擋期，換擋後很可能進入到年均GDP增速6-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階段。工業化進入到中後期階段，即中期向後期過渡的階段，主要表現是重化工業階段進入到下半場，其主要特徵是技術或知識密集型重化工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相交融發展。
城鎮化進入到加速發展階段的下半場，據國際經驗，城鎮化水平處於30%-70%時屬於加速階段，其中30%-50%屬於加速階段上半場，50%-70%屬於下半場，2014年中國城鎮化率達到54.77%，說明已進入下半場，下半場的主要特徵是在提高城鎮化水平的同時更強調提高城鎮化的質量。收入水平已進入到中等收入階段，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在新階段推進供給側改革任務更重，壓力更大。
二是國際環境不同。
以往當中國經濟總量排在相對靠後位置時，當時推進供給側改革相對來說容易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和分享國際化或經濟全球化的紅利。但當中國經濟總量成為世界第二且開始緊追美國後，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日趨復雜，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等問題越來越嚴重。在這種新的國際環境中，我們推進供給側改革就必須更多地依靠國內的力量。
三是人口、資源和環境約束不同。
自2012年開始，15-64歲之間的生產性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開始下降，「人口紅利」消失，人口老齡化提前到來，「劉易斯拐點」也已於2008年前後到來。同時，在連續三十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後，資源日益短缺，環境污染壓力加大，霧霾等問題成為不可承受之重。這些新的約束條件，使得供給側改革不能再像過去三十多年那樣主要依靠大規模要素投入來推動，而必須主要依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推動。
四是技術背景不同。
盡管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信息化就一直在取得進展，但與當前這一輪以信息化、數據化、智能化、低碳化為內容的新技術革命相比，還是明顯不在一個層次。可以說，新一輪全球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正在蓄勢待發，與蒸汽機革命、電力革命相匹配的第三次全球科技革命正在到來。這為新階段的供給側改革提供了歷史性機遇和有力支撐。
五是部分內容不同。
過去三十多年的供給側改革主要是解決經濟增量問題。而新階段的這次供給側改革，除了要解決經濟增量問題外，還要先解決累積多年的存量問題，特別是實體經濟產能過剩、房地產高庫存、基礎設施超前超大超量建設、地方政府高債務、銀行不良資產較多等存量問題。存量問題的解決容易引發風險，更具挑戰性，這次的供給側改革必須在化解存量問題中尋找新出路。

推進供給側改革的七大著力點
一是培育新主體。
即形成和培育新主體、提高主體的素質和能力、激發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等。具體措施包括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增強企業的活力；培育創客和專業人才，激發其積極性和創造性；培育創新型區域，提高區域競爭力；提高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各種社會中介組織的綜合能力，激發其活力；建立一些國家創新平台或組織，提高其運行效率；建立服務型、創新型政府，提高政府管理和服務效率。
二是增加要素的有效供給。
供給側的要素投入不能只強調要素投入量的增加，還要強調要素的有效投入（指有需求、有回報的投入），否則會造成要素過度投入，引發資源浪費和產能過剩等。增加要素的有效供給包括增加勞動的有效供給、資本的有效供給、資源的有效供給、好環境的有效供給、企業家管理的有效供給、政府管理的有效供給等。
三是推進制度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制度變革是經濟發展「三大發動機」（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中的根源性發動機，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最重要途徑。推進制度變革包括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到的各項改革，從供給側來說，關鍵是要採取減管制、減壟斷、減稅收、減貨幣超發等行動。
四是推進結構優化，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結構優化可以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推進結構優化包括推進新型工業化、推進新型城鎮化、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促進國際化等。
五是推進要素升級，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要素升級不同於要素投入，要素升級代表了生產要素「質的提高」，可以直接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推進要素升級包括促進技術進步、提升人力資本、促進知識增長、推進信息化等。
六是調整存量。
在當前形勢下，如果不能將存量問題解決，則增量也難以培育起來，故要加快推進存量調整。調整存量包括「六去」，即「去產能」、「去庫存」、「去超建」（指基礎設施超前超大超量建設）、「去僵屍」、「去成本」（或降成本）、「去風險」（或控風險）等。
七是培育增量。
培育增量主要是尋找新的動力，發展新的產業，開拓新的空間，形成新的模式。具體包括開發新技術、發展新產業、培育新業態、開發新區域、塑造新品牌、形成新模式等。

推進供給側改革應避免的六個誤區
供給側改革本是非常好的改革思路，但由於概念比較晦澀，各種脫離其本意的解讀較多，也要謹防出現如下誤區。
一是將供給側改革理解為從未有過的新生事物。
供給側改革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確實是一個新出現的詞，但與此相關的供給政策或供給管理、相關理論和實踐則早已有之。支持供給側改革的理論可以追溯到經濟學的源頭。改革開放以來幾乎所有的改革理論都是從供給側考慮的，而不是從需求側考慮的。推進供給側改革的實踐也並非始自今日，事實上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發展鄉鎮企業，九十年代中期的經濟體制總體改革，九十年代後期的國有經濟戰略性改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全面改革等，都是供給側改革。只要稍微梳理一下歷史就不難發現，推進供給側改革並非標新立異，而是回歸常識。
二是簡單用西方供給學派的觀點來理解中國的供給側改革。
西方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四減四促」（減稅、減管制、減壟斷、減貨幣發行，促私有化、促市場競爭、促企業家精神發揮、促進技術創新），其中多數確也是中國供給側改革要考慮的重要內容。但由於中國體制具有特殊性，我們一定要認識到：一方面，其中有些政策主張在中國是不適用的；另一方面，中國的供給側改革需要考慮和解決的問題比它要豐富得多。
三是以政府計劃思維推進供給側改革。
供給側改革本是為解決政府過度干預或過度宏觀調控問題而提出的改革思路，但現實中很容易被人誤解為通過政府計劃或政府主導來確定供給結構，提供供給要素，增加產品供給，提高供給速度。這就有可能走到供給側改革的反面，不僅達不到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效果，反而帶來了與過度需求管理政策同樣甚至更嚴重的問題。如政府主導選擇產業、產品、項目和技術路線，就會帶來適得其反的結果。
四是將供給側與需求側對立起來。
從經濟學基本原理看，供過於求會導致產能過剩，供不應求會導致市場短缺，而供求均衡是較理想的狀態。但有的人將供給側和需求側對立起來，以為供給側改革是對需求側的否定。其實，供給側與需求側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或一隻手的手心和手背，缺一不可，而且二者要盡可能對稱和平衡，經濟才能健康可持續發展。過去多年來我們過於強調從需求側進行政府宏觀調控以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現在強調供給側改革只是對其進行「糾偏」，而不是過於偏向供給側而忽視了需求側，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五是將供給側改革簡單理解為增加商品或勞務供給。
廣義的供給側力量不僅包括商品或勞務供給，而且包括供給主體培育、要素投入、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存量調整、增量形成等。若單純強調增加商品或勞務供給，在產能過剩形勢下，則只會帶來進一步的產能過剩。若廣義理解供給側力量，則會通過改革等，主要依靠企業和市場的作用，有針對性地解決結構性問題：一方面淘汰落後產能，讓市場出清；另一方面推進產業轉型升級，培育新興產業和新的經濟增長點。
六是將供給側的生產要素與效率提高決定因素簡單平行放在一起。
如有的學者將供給側因素理解為人口或勞動力、資本、土地、創新、制度等。其實，這五種因素並非同一層面因素，勞動力、資本和土地是生產要素，創新和制度是影響全要素生產率的因素。而且，生產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與生產要素質的提升是不同的，勞動力、資本、土地等要素不是通過提高生產率來實現經濟增長，而是通過投入量的增加來實現經濟增長，而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升、知識增長等要素升級屬於要素質的提升，是通過提高生產率來實現經濟增長。
除了要素升級外，制度變革、結構優化也是通過提高生產率來實現經濟增長。區分不同性質的供給側因素很重要，因為制度變革、結構優化、要素升級這「三大發動機」是更為重要的供給側因素。其中，制度變革尤為重要，推進供給側改革就是要抓住制度改革這個「牛鼻子」，同時通過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來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促進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

G. 為什麼車企放棄了1.6自吸發動機內行人：為了更好地發展

汽車要論黃金動力的話，1.6的自吸發動機絕對能夠排得上名次，各大車企也對這款發動機愛不釋手。就連現在家轎排行的常客，豐田卡羅拉、大眾朗逸、日產軒逸等車型，都配備過1.6的自吸發動機，日產軒逸更是對這款發動機上心，現在都是全系的標配。1.6的自吸發動機，不管是從動力、油耗來說，都是適中的，非常適合家用車的標准。

但由於競爭太激烈了，降低成本是車企優先考慮的問題。你別看這幾百塊的成本，這也會左右很多人的買車想法，所以為了滿足節能減排，以及排量稅的起收點的要求，都是車企放棄1.6自吸發動機的原因。

本文來源於汽車之家車家號作者，不代表汽車之家的觀點立場。

H. 為什麼德國會成為「歐洲經濟的發動機」呢

說到德國經濟崛起，可以從二戰以後講起，主要指西德，跟蘇聯控制的東德沒多大關系，而二戰結束後的德國是很慘的，沒有政府，沒有首都，沒有軍事，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甚至提出，將剩餘納粹遷到北非去生活，戰勝國拆除德國境內1500多家工廠，使德國降到1930年時的水平，和軍事相關的工業全被禁止，目的就一個，達到“強大歐洲，虛弱德國”的目的。

德國在難民問題上太理想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