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為什麼要限制人口流動

❶ 為什麼要限制人口流入大城市 王福重

當發達國家在限制中國的產品進入的時候，我們的大城市也沒閑著，他們干什麼呢？就是限制其他地區人口的流入。深圳在這方面走在全國的前面，北京也不甘落後，他們都在計劃制定相關的措施來限制人口的流入。就北京而言，這么高的生活成本，不要說你限制，就是不限制，她的人口規模也會不斷減少。你這么一限制，除了為一些人腐敗提供條件外，我看沒有任何好處。這么沒有好處的事情，怎麼還值得去做，顯然是利益集團在推動這個事情。想想看，如果進入北京的人員由有關的部門來決定，這些部門是不是會成為很有油水的部門，這些部門的管理者是不是會成為很有油水的管理者？
中國人在中國是平等的，深圳不是深圳人的深圳，北京也不是北京人的北京。憑什麼深圳是你深圳人的？如果深圳限制其他地方的人口流入深圳，其他的地方可不可以限制他們的物資流入深圳？到時候你們就不要到中央去告狀，說人家是地方保護主義，你們乾的這些事就是地方保護主義。既然深圳不是深圳人的，為什麼其他地方的人不可以去深圳？如果按照這種邏輯，其他的地方不許你深圳人從他們的地方經過，深圳人是不是會寸步難行？我們這些城市的管理者不也去過什麼哈佛學習嗎？我們的城市管理者不也在鼓吹和國際接軌嗎？把你們居住的城市封閉起來，這和那個國際接的軌？所以，我在《股權分置是個偽命題》里說，這些利益集團，對他們有利的就和國際接軌，對他們沒有利的就說中國有中國的國情，這些人真是有很深的城府，不經過多年的修煉是達不到這個水平的。
北京不是北京人的北京，她是中國的北京，如果非北京人要來北京居住，你憑什麼不讓人家來？我們不是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法律裡面是人人不平等，不然那條法律不容許外地人到北京來居住？中國正是這些混亂的地方法規，才使得各個地方的人不團結！上海人說上海話，廣東人說廣東話。。。，總之，都說對自己地方利益有益的話，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利益就被這些人放在地方利益之下。一個國家，如果地方利益高於國家利益，這樣的國家能夠強大嗎？我看即使能夠強大，也要大扣。中國要強大，就必須廢除這些歧視性的地方條款，只有廢除這些歧視性的地方條款，中國才會更團結。比如，香港已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了，可是，你要去香港，在北京還要辦個通行證，在其他一些地方，你要想去香港看看，就更加麻煩了。
城市人口的膨脹是有原因的，這個原因就是分配不公。在世界范圍內，發展中國家的人向發達國家移民，中國人不是向美國、加拿大等國家移民嗎？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國家之間分配不公。分配不公，就世界范圍而言，是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就一個國家而言是不同地方，如城市與農村之間的貧富差距。窮地方的人為了生存，他們自然會向富裕地區流動。人口的流動是自然的，也是合理的。如果農民不能向城市流動，那些地方官會有壓力嗎？當然沒有。人口流動可以給地方官帶來壓力，一個地方的人紛紛跑到別的地方去了，這個地方的地方官多多少少有些壓力。如果這個地方的人都跑到別的地方去，這個地方的地方官是不是自動下崗了。
解決人口流動的問題是鼓勵人口流動，人口流動到一定時候就自然會達到一個平衡。當人們可以隨便流動時，人們就不會隨意流動了。像北京這樣生活成本很高的城市，我認為她的人口會逐步減少，而不是增加。北京現在人口在增加，一來是一些畸形政策造成的，比如，北京考大學容易，有些人進北京就是為了子女在同等分數下上個好大學。二來是我國畸形的經濟結構造成的，我國的經濟集中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環渤海經濟圈。三來是分配不公造成的。
主要參考書目：《現實經濟學基礎》經濟科學出版，譚根林著《中國經濟的經濟結構是畸形的》

❷ 中國控制大城市規模的好處

可以更好的管控資源，集中利用好資源，從而達到節能。

❸ 中國長期實施的嚴格限制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政策，把中國經濟、社會劃分為城市和農村兩大截然不同的板塊

1.城市化水平滯後於工業化水平。由於我國長期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和在特有的歷史背景下形成的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使城市化大大落後於工業化進程。城市對生產要素的集聚功能和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輻射帶動作用不強，已成為制約需求增長和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症結。由於城鎮發展緩慢，使得工業布局分散，不僅自身缺乏集聚效益，而且對拉動經濟發展帶動產業升級的乘數效應也不高。主要依託城鎮的第三產業發展緩慢，城鄉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較慢，城鎮基礎設施建設落後，城市現代化水平低功能較少，社會進步緩慢，廣大居民不能充分享受現代城市文明。
2．城鄉二元戶口制度制約著城市化發展。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要求城鄉勞動者、資金、物資按照市場經濟規律有效地調配和組合，形成全國統一的大市場，但目前我國現行的戶籍管理制度，用行政手段把城鄉人口劃分成福利待遇、發展機遇、社會地位很不平等的兩大社會群體，使其分別固定在各自的出生地，很難自由流動，嚴重地阻礙城鄉一體化市場經濟體制的形成和發展。把人口分為城鎮人口和農村人口來管理，農村人口從事農業，城鎮人口從事非農業，這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這些戶口上的特權性質，不符合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要求，不僅助長城鄉差別而且與市場經濟要求處處相悖。

❹ 計劃經濟的利與弊

1、計劃經濟的利：

首先，運用這種新的經濟體制有助於在短期內醫治舊中國遺留下來的經濟惡性波動，以順利地渡過經濟困難時期。建國伊始，面對國民黨政府留下的財政枯竭、通貨膨脹的局面，由於國家加強了集中管理，不出一年時間，就基本制止了通貨膨脹，經濟初步獲得穩定。

中財委在1949年關於穩定物價斗爭的總結中曾指出：在市場物價問題上的較量，不但需要統一的指揮，而且要有保證實施這種統一指揮意圖的能力。就是說，要能做到集中使用力量，靈活調度物資，全面指導物價。

薄一波後來在總結這一條歷史經驗時說：「40年來，我們看過來看過去，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又還不富裕的大國里，要長期保持金融物價的基本穩定，經濟的基本穩定，維護中央的權威，保證政治與經濟必要的集中統一是不可缺少的，中央有力量，各個地區都會得到益處」。

其次，在經濟發展水平低，建設資金嚴重短缺，國力有限的條件下，運用這種行政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保證把有限的資源集中到重點建設上，奠定了國民經濟良性循環的物質基礎。

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結束後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正是由於國家利用手中的行政力量對重點建設進行集中統一的管理，才建成了以蘇聯幫助我國建設的156項工程為中心的694個大中型建設項目和一些骨幹企業，

使我國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基礎工業體系和國際工業體系的骨架，積累了經驗，培養了幹部，為國家工業化奠定了初步基礎，從而為國民經濟的長遠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2、計劃經濟的弊：

第一，計劃經濟體制把企業置於行政部門附屬物的地位，企業既不能自主經營，又不能自負盈虧。

企業的生產數量、生產品種、價格以及企業的生產要素供給與生產成果的銷售都處於政府計劃部門和有關行政主管機構的控制之下，企業如果想自行決定生產和經營，稍稍擺脫一下計劃的安排，稍稍違背一下行政主管機構的意願，就會受到制裁，直到把企業領導人撤職或給予其他處分。

行政權力支撐著整個計劃經濟體制的運轉。因此，一個企業想背離計劃經濟的軌道，是十分困難的。同樣的道理，在計劃經濟體制之下，居民個人實際上也處於行政部門附屬物的地位。

個人作為勞動者，在什麼工作崗位上就業和擔任什麼工作，都由勞動人事機構按計劃安排好，流動難以如願，抵制這種安排等於自己斷送了繼續工作的機會。  

個人作為消費者，也要由計劃部門安排，具體表現為生活必需品是憑票證供應的、住房是由單位提供的、甚至子女的升學就業也無一不同行政主管機構的安排有關。

假定居民個人想離開計劃經濟所安排的居住地點或工作單位，他在生活上將遇到很大的困難。這樣，從居民個人的角度來看，同樣可以認為計劃經濟的運轉得到了行政權力的支撐。  

第二，計劃經濟體制是由若干個次一級的體制組成的。例如，計劃的企業體制、計劃的財稅體制、計劃的金融體制、計劃的價格體制、計劃的勞動用工體制與人事體制等等。

它們彼此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這個次一級的體制依存於另一個次一級的體制，而另一個次一級的體制又依存於第三個次一級的體制，盤根錯節，難解難分，此存則彼存，此損則彼損。於是，要想沖破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對任何單個的企業或單個的居民個人來說，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而且，就算某個企業或某個居民個人在某種情況下能夠違背計劃經濟體制的規定而使自己的經濟活動有所發展，那也只能被當作偶然的、非常規的事情，而不可能成為經常性的、別人可以效法的行為。

在這種情況下，絕大多數企業或單個居民都只好對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安排採取默認和順從的態度，企業和個人都感覺到自己的力量同強大的計劃經濟體制相比是太微不足道了，無法掙脫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  

第三，計劃經濟體制有一種被認為是正確無誤、不容懷疑的計劃經濟理論體系作為支柱，這種經濟理論為計劃經濟體制進行辯護，把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說成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唯一選擇，把任何背離計劃經濟體制的經濟行為都說成是修正主義的。

這就是說，通過計劃經濟理論的解釋，選擇計劃經濟體制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即使計劃經濟體制之下出現了這種或那種問題，但一來這是歷史所註定的選擇，無法更改；

二來如果要離開計劃經濟的軌道，那就是滑到了資本主義的邪路上去了，對社會、對企業、對個人的後果都是十分嚴重的，因為這等於背叛。計劃經濟體制既有行政權力作為支撐，又有計劃經濟理論體系為之進行辯護和論證，要想沖破計劃經濟體制的難度之大可想而知。

不僅如此，由於長時期內計劃經濟理論在意識形態方面占據著統治地位，被確定為正統的經濟理論，任何對計劃經濟提出懷疑，甚至想作出修正的觀點都被打成異端。

由於人們從學校里、從書籍報刊上、從電影電視中所讀到的和看到的都是宣傳計劃經濟的東西，於是人們也就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對各種想擺脫計劃經濟束縛的行為加以譴責、加以抵制。

某個企業或某個居民個人如果在擺脫計劃經濟體制方面有些舉動，就會陷於非常孤立的境地，周圍的人鄙視他、嘲笑他、斥責他，使他不得不屈從於輿論的壓力、周圍的人的壓力。

盡管這些壓力往往是無形的，以致於到後來，連最初懷疑過計劃經濟體制的人也會進而懷疑自己可能真的錯了：立場錯了，觀點錯了，於是本來正確而且很有創新意義的改革嘗試，就這樣被扼殺了、消失了。

(4)計劃經濟為什麼要限制人口流動擴展閱讀：

計劃經濟的特點：

第一，在集中統一的原則下，強調中央與地方兩個積極性的結合。

1949年冬到1950年春，中國政府在提出並實行統一財政經濟工作的方針時，強調了高度的集中統一。這是在當時急需穩定物價，克服財政困難等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客觀要求。

到1950年6月財政經濟狀況初步好轉後，中央肯定了華北局關於「除重工業和規模宏大的輕工業應歸中央直接經營外，其餘國營工業應委託省經營較為有利」的建議。

1951年4月陳雲明確提出，「要分一點權給地方」。並具體提出工業方面中央和地方分管；貿易方面在中央規定的總價格水平上，地方可適當調整；稅收方面，有幾種稅收地方可作調整。

不久，中央即正式決定把「高度集中」的方針轉變為「統一領導，分級負責」的方針，首先實行了中央、大區和省市財政三級管理的體制。此後中央多次強調「必須在集中統一的原則下，發揚地方與群眾的積極性。」

1954年3月，中央又決定：「地方國營企業超額利潤可以作為地方工業投資」。根據幾年來的實踐經驗，黨對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作了初步總結。毛澤東指出：「我們的國家這樣大，人口這樣多，情況這樣復雜，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只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

我們不能象蘇聯那樣，把什麼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在研究和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1956年國務院專門召開了全國體制會議，檢查了中央集權過多的現象，具體劃分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職權。

明確規定了地方有一定范圍的計劃、財政、企業、事業、物資、人事的管理權。凡關繫到國民經濟帶全局性、關鍵性的企事業由中央管理，其他企事業盡可能交地方管理；對企事業的管理，實行中央為主地方為輔或地方為主中央為輔的雙重領導的管理方法；

中央管理的主要計劃和財務指標，由國務院統一下達，改變過去由各部門分頭下達的辦法；某些主要計劃和人員的編制名額等，給地方留一定的調整幅度和機動權。

黨的「八大」也對這個問題作出了決定。這樣就形成了我國計劃經濟體制的基本特點之一--在集中統一原則下中央與地方兩個積極性相結合。

第二，以計劃管理為主，同時重視市場管理。

建國之初，中國政府曾著力對經濟實行完全的計劃管理。然而，客觀上始終存在著商品市場。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並沒有完全取代價值規律，也就不可能用產品經濟完全取代商品經濟。

我黨在建立計劃經濟管理體制的同時，在實際工作中一直沒有放鬆市場管理，而是努力運用價值規律，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如在幾次穩定市場物價的斗爭中，一方面採取通過國營貿易公司和供銷合作社控制物資和市場價格，由銀行控制貨幣、貸款等行政措施，嚴厲地打擊投機倒把行為。

同時，為保證財政收入和穩定市場，又採取了調整工農業產品稅收政策和公、私營的稅收政策以及發行公債等經濟手段。隨著經濟建設的發展，社會上出現了糧、棉、油及某些副食品嚴重短缺的現象。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黨又多次採取了依據供求關系調整價格的措施。

如1950年10月提高糧棉比價；1951年8月進行全國物價調整，調高棉紗、棉布價格；1953年10月實行糧、棉統購統銷政策後，1954年再次提高棉糧比價；1956年又調低重工業產品調撥價格等等。

此外，為了活躍農村市場，在農村集鎮上設立了由國家管理的糧食市場，允許農民對完成統購統銷後的多餘產品進行自由買賣，對一般農產品更不加限制。

為了活躍城市市場，以私營工商業公私合營後，仍提倡在商品品種、質量上的競爭，允許夫妻店、手工業者、攤販等長期存在。

1956年4月，中央指出：「小商店的形式，是我國商業中一種特別發達的形式。」並正式決定凡經營日用雜貨、食品雜貨、油鹽醬醋、紙煙等行業的商店，不合並集中；

飲食業小商店大部分不合並組織；「要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商店或小商店在經營上的優良特點」，蔬菜一類的商品應提倡生產者和消費者直接見面，在價格上允許有一定的靈活性。

第三，在計劃管理上實行多種計劃類型。

建國頭七年的計劃管理，我黨根據實踐經驗，曾劃分了直接計劃、間接計劃和估算性計劃等類型。1953年8月，中央在關於編制計劃的指示中指出：「對於不同的經濟成份有不同的計劃。國營經濟，實行直接計劃，其它經濟成份，實行間接計劃。」

「對中央各部所屬的國營經濟，要求作比較完整的全面的計劃；對地方國營經濟，只要求計劃幾項主要指標」。1955年又進一步提出：「對於直接計劃、間接計劃和估算性計劃，應加以區別，不能一律看待」。

這實際上已有劃分指令性計劃和指導性計劃的思想。據統計，上海1956年按間接計劃完成的工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70%左右，這個比例還是相當大的。

第四，比較注重宏觀調控，綜合平衡。

這主要表現為在綜合平衡上比較重視積累與消費，國家、集體與個人，重工業、輕工業與農業，沿海建設與內地建設，漢族與少數民族，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的關系等等。對這些關系的處理，也與蘇聯的模式有較大的不同。

在積累和消費的比例方面，「一五」計劃期間，年平均積累率為24.1%。1956年11月，陳雲在總結這方面的經驗時指出：「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必須兼顧，必須平衡」。

毛澤東強調對國家、集體和個人三個方面的利益也要予以兼顧，指出：「把什麼東西統統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給工廠一點權力，一點機動的餘地，一點利益，恐怕不妥」。

1955年8月，中央規定國營企業超計劃利潤中的40%可留給企業主管部門使用。當時職工和幹部的個人利益主要是通過「按勞付酬」原則領得的工資來實現的。1951年春我黨就確定了統一全國工資制度的步驟。

1953年調整了普通工人、技術工人和技術幹部工資倒掛的現象，推行和改善計件工資制和計時獎勵工資制度。1955年國家幹部的包干制改為貨幣工資制度。1956年召開的全國工資會議，又對工資制度實行了進一步的改革。

在建國頭七年裡，還逐步建立起失業救濟、勞保、公費醫療、大學免費入學等社會福利制度。盡管在對個人收入的分配上實際上存在平均主義的傾向，但使人民群眾從實際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中，體會到新社會的好處。

❺ 計劃經濟的優點和弊端分別是什麼西方國家是否也存在計劃經濟

計劃經濟能夠有意識地保持國民經濟各大比重關系的協調，使社會再生產能夠按比例低持續快速發展眾所周知，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不是建立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基礎上，但在極度落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礎上開始了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國民經濟依靠計劃經濟體制的優越性迅速發展，改變了舊中國落後的國民經濟結構，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舊中國基本上是一個農業國家，工業特別是基礎工業落後。經過30多年的建設，這種狀況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特別是中國經濟賴以生存的基礎產業的快速發展。需要指出的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即使由於工作失誤導致這個比例暫時失調，也可以有意識地進行調整。

計劃經濟可以合理利用人力、物力、財力和自然資源，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條件下，社會生產是按計劃、按比例進行的。這本身就意味著最合理和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財力和自然資源，以及最大的社會儲蓄。計劃經濟能夠科學地預見未來的經濟過程，有意識地確定社會需求量和社會生產量，使之達到平衡。這種有意識地根據社會需要進行的社會生產，從整體上避免了因生產不足或生產過剩而造成的浪費。計劃經濟可以從國民經濟的角度出發，合理進行生產布局，實行區域分工協作，發揮各自的優勢。

❻ 現實中影響城市規模的因素主要有哪些呀

1 引言

中國進入了快速城市化時期，2004年我國城市化水平達到41.8％，較1978 年增加了26 個百分點。相應地，城市用地規模不斷增長，1985 －2 0 0 0 年我國城市建成區用地年均擴展速度為850km2。進入21 世紀以後，在經濟高速增長的情況下，城市的空間結構面臨調整，許多城市的總體規劃都進入修編階段。

在各城市總體規劃進行修編的過程中遇到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城市規模問題。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大部分城市總體規劃確定的人口與用地規模在1990 年代初已被突破，城市總體規劃的范圍、目標和標准不能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二是許多城市在1990 年代中後期就開始城市總體規劃的修編或編制城市發展戰略規劃，其中2010 年的城市人口規模出現了大幅增加的現象，比上版總體規劃確定的2010年城市人口規模增加30％以上。城市發展規模一直是城市總體規劃編制和審批關注的焦點，多年以來主要是通過預測人口規模來確定用地規模，在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入的情況下，城市人口規模預測的不確定性越來越強。如何解決城市總體規劃中的城市規模問題得到城市規劃界的關注。縱觀現有的文獻，主要有3 種代表性的觀點：（1）產業需求的角度。根據城市的性質、職能的特點預測城市生產性用地和非生產性用地；（2）制度建設的角度。在經濟的轉型時期，要實現「範式的轉換」由規模控制向制度建設轉變；（3）市場的角度。由於市場力量在城市發展和建設中的作用越來越強，對城市規模預測的一個可取的方法是確定一個規模目標域，按市場變化不斷調整規劃與建設的目標，解決未來發展的不可預測性。總之，在城市規模的確定中市場的因素越來越重要。我國土地資源稀缺，城市發展的政策要求促進城市發展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城市規模的控制十分必要。那麼，在經濟轉型階段，政府如何控制城市規模呢？

城市規劃是政府對社會經濟宏觀調控的一種手段，在人口規模越來越由市場決定的情況下，只有通過分析和掌握影響城市用地規模的因素，政府才能運用自身的資源，實現對經濟發展和城市空間結構的引導。在我國城市經濟發展水平遠未達到發達國家相對穩定的水平階段時，通過城市用地規模實現對城市規模的調控將會更加符合我國現階段的實際情況。

2 從人口規模控制到用地規模管理

一直以來，我國的土地調控政策需要根據城市人口規模對用地進行審批管理，其核心是想通過人口規模的控制，引導城市化的過程和城市的有序發展。傳統方法認為，人口規模與城市用地規模之間存在著正比關系，城市人口規模決定城市用地規模。這種思路的形成與我國戶籍制度有關，在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戶籍制度實際上使城市中的勞動力固定在一定數量上，並按國民經濟計劃增長，人口遷移是服務於城市工業化戰略的需要。當城市經濟發展對勞動力產生需求時，就可以通過戶籍的變化，把農村人口轉變為城市人口，實現勞動力供給，同時，城市用地也相應地為經濟發展和勞動力居住提供空間。在計劃經濟時期，由於存在嚴格的戶籍制度和傳統的國有企業人事制度，人口流動基本上是在計劃掌握的范圍內，也就可以實現對城市人口規模的控制，進而通過人均用地指標實現城市用地規模的控制。正是由於計劃經濟和戶籍制度下人口流動的限制，通過人口規模控制實現用地規模控制是可行的。因此，傳統的城市用地規模預測方法是用人均用地標准乘以城市人口規模，並在此基礎上加以一定的結構控制。

1980年代以後我國進入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時期，以全球化為背景，我國的城市化進程更為市場化，城市發展的動力來自於政府、企業、個人三者的合力。經濟體制變革使我國城市化機制中的市場因素越來越強，原有確定城市用地規模的邏輯發生了變化。

首先是勞動力供給模式的變化。我國人口眾多，勞動力資源豐富，特別是在農村地區存在大量的剩餘勞動力。1980 年代初期我國提出的離土不離鄉政策，把大量的剩餘勞動力從農村土地上解放出來，並通過自由的流動成為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從我國現在的流動人口分布來看，許多經濟發達地區的勞動力資源主要是勞動力就業市場吸引鄰近省份農村的剩餘勞動力。根據2000年的人口普查，上海、北京、廣州、 深圳、東莞等城市外來人口分別佔了常住總人口的15%、20%、43％、82％、75％，人口的流動保障了城市經濟增長對勞動力的需求，城市人口規模的增長取決於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

其次是城市發展的約束條件的變化。城市經濟增長的因素是生產要素，包括資本、勞動力和技術的投入。在我國勞動力供給極其豐富的情況下，獲得新的投資往往成為城市經濟增長的動力。從我國現有的投資來源來看，新的投資的來源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資、民營資本和國有企業的再投入；勞動密集型產業仍然是投資的主要產業類型。在市場條件下，企業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勞動密集型企業追求的是土地和勞動力成本的最低。城市土地作為經濟活動的載體，當其他條件都一致時，是否能吸引投資取決於土地資源的豐裕程度和價格的高低。因此，城市用地規模往往成為經濟發達地區城市經濟增長中的約束條件，城市經濟增長對城市用地規模提出要求，在勞動力大量供給的背景下，城市用地規模決定了城市可以容納的人口規模。

我國的基本國情是勞動力資源豐富，土地資源稀缺，國家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一直以來實施的是嚴格的土地管理政策。城市規劃應該通過對城市用地的合理預測，達到促進城市經濟增長，控制城市人口規模的目的。也就是說，城市規劃對城市規模的管理應該由計劃地控制人口規模的政策，逐漸向加強城市用地規模管理轉化。我國城市土地是國家所有，這為通過土地供給的調控實現城市規模的優化提供了條件。

3 城市用地影響因素的分析模型與數據

通過城市用地規模的調控，實現對城市規模的管理，目的在於為城市經濟增長提供足夠的空間，同時實現城市土地的有效使用，防止土地資源的浪費。基於此，需要對城市用地規模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

3.1 影響模型的構建

城市化是經濟增長的伴隨現象，城市用地規模的擴大是經濟增長的結果。經濟增長通過對土地、非農產業勞動力的需求，促進了城市規模的增長，顯然經濟增長是城市用地變化的重要動力。由於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城市產業的專業化和集約化程度不同，相應地，引起的用地變化也就不同。

由於城市具有集聚效應，城市用地規模受到城市等級規模的影響，規模效應越大，城市用地效率越高，每單位產出的土地需求相對越小。

我國城市具有明顯的行政等級，直轄市和省會城市不僅吸引了大量的經濟發展資源，而且具有較大的管理事權，城市用地增長的需求也較大。基於此，我們試圖構建如下城市用地影響因素的回歸方程：

log(area)=c0+c1×log(gdp)+C2×D×log(gdp)

其中,area代表城市用地規模，gdp表示城市的人均GDP 水平， D 是虛擬變數①，分別表示不同城市職能、城市等級規模和行政等級下，經濟增長水平對城市用地的影響。c0是回歸方程的常數項，由於方程為對數形式，系數c1 表示經濟增長水平對城市用地變化的彈性，即人均GDP 增長1％，城市用地增長c1％②；C2 是虛擬變數D 的一組系數，如果虛擬變數顯著，則不同類型城市的經濟增長水平對城市用地變化的彈性為c1+C2。

3.2 數據選取與數據來源

用城市人均GDP 表示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用城市建成區面積表示城市用地規模，虛擬變數的選取分別為：城市職能分為大型綜合性城市、中小型綜合性城市、工業城市、採掘業城市、第三產業為主的城市5 種類型；城市等級規模分為城市人口200 萬及以上，200 萬～100 萬，100 萬～50 萬和小於50 萬4 個等級；城市行政級別分為省會城市和直轄市、其他地級城市2 類。

為了真實地反映城市人均GDP 情況，城市人口採用城市市區常住人口，數據來源於第四次和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由於人口統計數據的限制，本文分析採用1990 年和2000 年兩個時間段。城市用地面積和城市GDP數據取自1991年和2001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本文選取全國地級及其以上199 個城市為樣本。

4 我國城市用地規模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4.1 2000 年城市用地規模的影響因素

2000年我國地級及以上城市總建成區面積為14907km2，城市國民經濟總量為40058 億元，佔全國GDP 總量的45％，城市人均GDP 為15396 元，為全國人均GDP 的2 倍，城市建成區地均GDP 為26872 萬元，並表現出東部、中部、西部的梯度差距。城市建成區面積和人均GDP 表現出對數線性相關關系（圖1）。

表1 報告了城市用地影響因素的回歸方程。

回歸1 是城市建成區面積和人均GDP 的對數線性回歸，相關系數為0.659，就一年的截面數據而言顯示出較高的線性相關，c1 為0.548，顯示城市人均GDP 每增加1％，平均而言，我國城市建成區面積增加0.548％。

回歸2 是加入城市職能的虛擬變數的回歸，D1、D2、D3、D4 分別表示大型綜合性城市、中小型綜合性城市、工業城市、採掘業城市，系數c1則表示的是第三產業為主的城市建成區面積對人均GDP 的彈性。回歸的相關系數為0.732，顯示加入虛擬變數後，方程的解釋程度提高。D1、D4的系數在1％水平下顯著，符號為正，即大型綜合性城市和採掘業城市的建成區面積對人均GDP 的彈性與其他類型城市不同，大型綜合性城市的建成區面積彈性為0.445，採掘業城市為0.422 ③。D2、D3系數不顯著，也就是說中小型綜合性城市、工業城市與第三產業為主城市的建成區面積的彈性一樣，為0.403。我國不同職能城市的建成區面積對人均GDP 增長的反應是不同的。

回歸3 是加入了城市等級規模虛擬變數的回歸，D5、D6、D7 分別表示城市常住人口200 萬及以上、200 萬～100 萬、100 萬～50 萬的城市，系數c1 則表示的是城市常住人口小於50 萬的城市建成區面積對人均GDP的彈性。回歸系數同樣有了提高。我們發現D5 的系數在5％的水平下顯著，系數符號為正，顯示常住人口200萬及以上的城市建成區的彈性增加，為0.455，但D6、D7 的系數不顯著，顯示城市常住人口200 萬～100 萬、100 萬～50 萬的城市與小於50 萬的城市的建成區彈性是一樣的，為0.426。結果表明隨著人均GDP 的增長，我國200萬及以上人口的城市具有建成區加速擴展的趨勢。城市用地效率的規模效應沒有體現。

回歸4 是加入行政級別虛擬變數的回歸，D8表示省會城市和直轄市，回歸相關系數為0.682，D8 的系數顯著，符號為正，顯示直轄市和省會城市建成區面積的彈性較一般的地級市的彈性大，為0.503，而一般地級城市的彈性為0.478。結果表明我國城市建成區面積的增加主要來自於直轄市和省會城市建成區面積的擴大，這與轉型階段這些城市掌握了較多的資源配置權利有關。

4.2 經濟發展水平對城市用地影響的動態過程（1990-2000 年）

為了反映不同時期城市用地影響因素的變化，我們採用相同的199個樣本進行回歸計算（表2）。回歸5 是城市建成區面積和人均GDP 的對數線性回歸，相關系數為0.641，同樣表現出較高的線性相關，c1 為0.716，顯示1990 年城市人均GDP 每增加1％，我國城市建成區面積平均增加0.716％。比較回歸1 與回歸5 的結果，可以發現1990 年城市建成區面積的彈性較2000 年的要大，也就是說一個百分點GDP 的增長需要較多的城市用地規模的擴展，這反映了城市建成區面積的影響因素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就發展條件而言，2000 年的中國城市的市場化程度較1990 年要高許多，經濟體對利潤最大化的追求，促使了土地資源效率的提高；從經濟發展水平來看，2000 年樣本城市的平均GDP 是1990 年的近5 倍，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經濟的集約程度也就越高。

城市用地的影響因素是一個動態過程同樣表現在不同的城市類型上，表2 報告了各種城市類型虛擬變數的回歸結果。大型綜合性城市、採掘業城市、城市常住人口200 萬及以上的城市以及直轄市和省會城市的虛擬變數的系數在1％或5％水平下顯著，而且系數為正，其他虛擬變數的系數不顯著，與2000 年的回歸結果相同，而且系數都增加了。大型綜合性城市、採掘業城市的建成區彈性分別為0.576、0.556，中小型綜合性城市、工業城市、第三產業為主城市的建成區面積的彈性都為0.520；常住人口200萬及以上城市的建成區彈性為0.648，常住人口200 萬～100 萬、100萬～50 萬與小於50 萬的城市的建成區彈性都為0.616；省會城市和直轄市的彈性為0.663，其他地級市為0.624，進一步說明了不同類型城市建成區面積的彈性存在較大的差異，也說明我們實證結果的穩健性。

5 小結

我國正處於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階段，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我國人口流動越來越趨於市場化，傳統的以城市人口規模為主體的城市規模控制思路已不能完全適應現在的城市管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城市經濟增長水平對城市用地規模有決定性的影響。在我國實行城市土地國家所有的體制下，通過用地規模的管理實現城市規模的調控是可行的。進一步，我們用城市建成區面積對經濟增長水平的彈性，實證分析了我國城市用地規模的影響因素。

從分析結果來看，為了能夠實現城市用地規模的合理管理，我們必須對城市經濟規模，特別是不同類型城市的經濟增長規模和水平進行合理的預測和區分，使人口規模（包括「隱性」的流動人口規模）、用地規模和經濟規模有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合理匹配，在發展經濟的前提下，更好地協調土地資源和公共資源的配置。

對城市用地規模管理而言，應該根據城市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實施動態的管理，在對不同類型城市的用地增長的數量和條件進行詳細調查的基礎上，制定不同類型城市的用地標准，包括不同等級的城市、不同性質的城市的用地標准，通過建立全國性的城市用地資料庫，及時對城市用地規模管理的標准進行動態的更新，使城市規劃不僅能夠適應經濟發展的市場需求，而且可以對經濟發展實施宏觀調控，實現城市的持續發展。參考資料：http://www.ebtime.net/html/fdc/

❼ 如何理解人口流動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作用

城市流動人口問題是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產生的一個重大的社會經濟問題,也是我國在實現經濟增長方式根本轉變過程中必須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它直接關繫到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關繫到有效推進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整體進程。本文擬在分析人口流動對經濟發展利弊的基礎上,探討加強城市流動人口管理的思路與對策。一、流動人口現狀及其問題目前,我國共有流動人口8000多萬,相當於德國的總人口,其中由農村到城市的流動人口為6000多萬。如果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超高速流動得不到控制,到2000年由農村流往城市的人口將突破一億人。城市流動人口,可分為四大類:第一類是單位用工,這類人組織化程度高,易於管理:第二類是建築用工,組織化程度也較高;第三類是社會用工,如外地來的保姆、裝修工等;第四類是游動人口,如拾破爛的、無業人員等,這類人的組織化程度低,最難管理。流動人口對社會經濟發展具有正效應。其積極作用主要表現在:第一,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的流動,形成了國家經濟建設所需的產業大軍。國家重點工程的建設,城市面貌的改觀,城市第三產業,特別是服務業發展,沒有一項能離開流動的民工。更為重要的是,農民工填補了城市某些職業的空缺,流動的農民工乾的是城裡人不願乾的重活、臟活、累活。第二,農民外出做工,是農民奔小康的重要途徑。外出民工能創造大量的勞力收入。

❽ 為什麼要分本省戶口和外省戶口

其實並不是省外的人得不到優惠，提高自己吧。笑面人生，在這方面如果做到平等的話，從個人的主觀上出發，對自己省內提供便利罷了，其他的地方就要有缺口了，不要太注重客觀的方便，而是相對論減少不必要的人口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