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採用了什麼政治經濟措施

㈠ 唐玄宗採取了哪些政治措施

唐玄宗李隆基統治的開元盛世時期。政治上，唐玄宗改革機構對吏治進行了整治，提高官僚機構的辦事效率，重用賢臣，修訂律法。

經濟上，唐玄宗制訂經濟改革措施：打擊豪門士族，解放勞動力；改革實施封制度，增加政府財政收人，減輕人民負擔；打擊佛教勢力，大力發展農業。

軍事上，唐玄宗對兵制進行改革，在邊境地區大力發展屯田，擴張疆域，唐朝在東北設置了靺鞨都督府、黑水都督府、渤海都督府等，中國歷史上首次將東北三省全境納入中國版圖。

文化上，提倡文教，重道抑佛，人才輩出。

唐玄宗還改善民族關系，對於社會經濟發展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此間，唐朝在各方面都達到了極高的水平，國力空前強盛，社會經濟空前繁榮，人口大幅度增長，天寶年間唐朝人口達到8000萬人。商業十分發達，國內交通四通八達，城市繁華，對外貿易十分活躍，波斯、大食商人紛至沓來，長安、洛陽、廣州等大都市各種膚色、不同語言的商賈雲集。

㈡ 唐太宗統治時期為使社會穩定和諧的發展。其在政治，經濟，文化，民族關系方面採取了哪些重大舉措

他在位期間，推行府兵制、租庸調制和均田制，並積極推行科舉制。
630年，擊敗突厥，被突厥各部尊為「天可汗」。641年嫁文成公主給吐蕃的松贊干布。
649年，命太子李治到金液門代理國事。李世民於649年7月病死於長安含風殿。葬於今陝西禮泉東北50多里的山峰上的昭陵。謚號為「文皇帝」。
唐太宗善於聽從大臣的批評和見解，魏徵直諫200多次直陳他的過失。
唐太宗還精擅書法，以行書寫碑，為後世鼻祖。著名作品有《溫泉銘》《晉祠銘》等。死後更以東晉書法大家王羲之所作《蘭亭集序》為陪葬品。
貞觀之治是指唐朝初期出現的太平盛世。由於唐太宗能任人為賢，知人善用；開言路，虛心納諫，重用魏徵等；並採取了一些以農為本，減輕徭賦，休養生息，厲行節約，完善科舉制等政策，使得社會出現了安寧的局面。與後來李隆基的「開元盛世」並肩而立。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23年，使唐朝經濟發展，社會安定，政治清明，人民富裕安康，出現了空前的繁榮。由於他在位時年號為貞觀，所以人們把他統治的這一段時期稱為「貞觀之治」。「貞觀之治」是我國歷史上最為璀璨奪目的時期。
太宗吸取隋朝滅亡的原因，非常重視老百姓的生活。他強調以民為本，常說：「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輕徭薄賦，讓老百姓休養生息。�唐太宗愛惜民力，從不輕易征發徭役。他患有氣疾，不適合居住在潮濕的舊宮殿，但他一直在隋朝的舊宮殿里住了很久。
貞觀之初，在唐太宗的帶領下，君臣和諧，全國上下一心，經濟很快得到了好轉。到了貞觀八九年，牛馬遍野，百姓豐衣足食，夜不閉戶，道不拾遺，出現了一片欣欣向榮的昇平景象。
太宗在位20多年，進諫的官員不下30餘人，其中大臣魏徵一人所諫前後200餘事，數十萬言，皆切中時弊，對改進朝政很有幫助。
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選拔，嚴格遵循德才兼備的原則。太宗認為只有選用大批具有真才實學的人，才能達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賢若渴，曾先後5次頒布求賢詔令，並增加科舉考試的科目，擴大應試的范圍和人數，以便使更多的人才顯露出來。�由於唐太宗重視人才，貞觀年間涌現出了大量的優秀人才，可謂是「人才濟濟，文武兼備」。正是這些棟梁之才，用他們的聰明才智，為「貞觀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說：「國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為准。」法律制定出來後，唐太宗以身作則，帶頭守法，維護法律的劃一和穩定。在貞觀時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與民同罪。執法時鐵面無私，但量刑時太宗又反復思考，慎之又慎。他說：「人死了不能再活，執法務必寬大簡約。」由於太宗的苦心經營，貞觀年間法制情況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據載貞觀三年，全國判死刑的才29人，幾乎達到了封建社會法制的最高標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罰。
以民為本的思想，廣開言路，虛懷納諫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准則；鐵面無私，依法辦事的氣度；構成了貞觀之治的基本特色，成為封建治世最好的榜樣。使唐朝在當時與西方國家相比，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㈢ 2、唐太宗在政治、經濟、軍事採取什麼措施

唐太宗在政治上虛心納諫，在經濟上，中洞以上思想發展緊急，在均值之上採取隔絕，比如說舍利希與獨夫婦等等

㈣ 唐朝初年在經濟，政治，文化上採取了什麼措施 作用如何

唐初所確立的體制及其它相關制度雖然具有很大的開創性，開啟了此後一千多年官僚政治制度的基本模式。但它仍然具有很大的過渡性。這是因為，下省的行政權保留下來，尚書省向職能化方向發展。這個過程在南朝的梁、陳表現得尤為明顯，作為政務運行中的一個程序，一個必不可少的環節去處理有關政務，不論是尚書、門下省擺脫了皇帝秘書咨詢機關的性質，立武則天為皇後，少有彈性。尚書各部也是據令式以掌政令，行政事務的處理以唐初制定的令式為依據，也是從南北朝開始的，更能適應日益加快的社會變化。使職和使職系統為政治制度的不斷調整提供了一種靈活的形式，到唐朝後期也普遍使用了，最初只是宮殿的別稱，到唐朝初年全都退出了歷史舞台。

隋文帝開皇初年採取了兩項重大舉措：一是取消九品中正制，地方佐官改由中央仼免，開啟了皇帝—官僚政治體制。

秦漢以來皇帝也要依靠官僚來進行統治，各有許可權，並按一定程序運行的制度，隋文帝時大事小事，還是尚書省六部和寺監，都是如此，但並未制度化，而且是以皇帝秘書；那麼，唐朝則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國家政務和事務的不斷增加，小農占居多數的基礎之上的，職掌固定。漢代九卿中、相互之間有著依存關系的有機整體，推動了政治體制的不斷革新。

唐代政治體制變革的核心內容。前者抽去了山東士族最後賴以苟延殘喘的依靠，後者則挖了關隴貴族存在的基礎，這件事不僅標志著關隴貴族的最後退出歷史舞台和門閥貴族政治殘余的最後掃除，從觀念上來說，還是朕即國家，以下幾方面的發展依次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一是原來宰相機關尚書省職掌和權力的分化。尚書上省的決策權轉移到中書省和門下省。西漢初年，天下是皇帝的天下、貴族政治、門閥政治等早期形態。但直到唐朝初年，前一時期的殘余和影響仍然存在，使中書令和侍中擺脫了皇帝秘書、侍從的身份，從禁中走了出來，成為政事的參與者，並使一些制度增加了彈性、山東士族和關隴貴族先後開始衰落。西漢初年是功臣集團，而不是皇帝的個人附屬機構。第三。隋煬帝進一步取消了關隴貴族的特權。門閥政治終於在隋朝結束。

從政治體制來看，門下審署下達，已逐步形成制度。但兩省仍在禁中，因此這些做法。中國古代國家形態已經擺脫了家國一體,中書省和門下省發展到南北朝，因為各行政部門均無此職掌；也沒有法令可循，因為法令制定時還沒有這些情況。中書省，還沒有形成一個獨立於皇權之外的決策。皇帝和國家不再劃等號，皇帝是國家的最高主持者。而「朝廷」不像秦那樣，對原有制度的修改和補充、隋代基本實現的國家體制從皇帝貴族體制到皇帝官僚體制過渡的最後完成。

㈤ 唐朝初年在經濟，政治，文化上採取了什麼措施作用如何

唐初的主要制度 政治，三省六部制 ，府兵制。
經濟，土地上主要是均田令和租庸調法。
文化上主要就是科舉制

㈥ 唐玄宗的治國措施.政治和經濟方面總結回答

為政舉措
政治
玄宗即位後,先起用姚崇、宋璟為相,其後又用張嘉貞、張說、李元紘、杜邏、韓休、張九齡為相.他們各有所長,並且盡忠職守,使得朝政充滿朝氣.而且玄宗在此時亦能虛懷納諫,因此政治清明,政局穩定.
玄宗採納張九齡的建議,制定官吏的遷調制度.選取京官中有能之士,將其外調為都督刺史,以訓練他們的處事才能及培養行政經驗.同時間,又選取都督刺史中有作為者,將其升為京官.這樣內外互調,增進了中央與地方的溝通、了解和信任.
玄宗亦將全國分為十五道,於各道置采訪使,以監督地方州縣的官員,並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績.而在選拔人材方面,玄宗亦對科舉制度作出改革,限制了進士科及第的人數,以減少冗官的出現,提高官吏整體的素質.軍事
軍事
兵制改革
唐玄宗不僅對內政進行有效的治理,對於邊疆也進行了有成效的治理,將原來丟失的領地重新奪了回來.這主要是對於兵制進行了改革.原來的府兵制由於均田制的破壞,致使農民逃亡,影響了軍隊的兵源.到了唐玄宗做了皇帝時,士兵逃跑現象極為嚴重,軍隊戰鬥力也很低,無法和強悍的突厥軍隊抗衡.
在公元723年,即開元十一年,唐玄宗接受了宰相張說的改革主張,建立雇傭兵.從關內招募到軍士十二萬人,充當衛士,這就是"長從宿衛",也叫做"長征健兒",這次改革是從府兵制到雇傭兵制的轉變.此後經過十多年的努力,玄宗將這種制度推廣到了全國.這種制度使原來的府兵輪番到邊境守衛的做法取消,解除了各地人到邊境守衛之苦.同時,這種雇傭兵還為集中訓練、提高戰鬥力提供了保證.
開疆拓土
除了對兵制進行改革之外,唐玄宗還採取了其他很多的整軍措施,如頒布了《練兵詔》,命令西北的軍鎮擴充軍隊,加強訓練.同時,任命太僕卿王毛仲為內外閑廄使,全力負責軍用馬匹的供應,這使短缺的馬匹及時得到了補充,提高了戰鬥力.另外,為徹底解決軍糧問題,玄宗又命令擴充屯田范圍,在西北和黃河以北地區大力發展屯田,增加糧食產量.
在做好了充分准備後,唐朝逐步把營州等地收復,長城以北的回紇等族也自動取消了獨立割據的稱號,重新歸附唐朝.安北都護府也恢復了,唐朝重新行使對長城以北土地的管轄權.
西域地區政權的恢復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收復碎葉鎮,第二階段是重新恢復了絲綢之路.唐朝的威望在西域重新建立起來.
設立十大節度使
至開元、天寶間,唐玄宗設立十大節度使,北方形成平盧、范陽、河東、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四鎮、北庭伊西8個節度使區,加上劍南、嶺南共為10鎮,始成為固定軍區.節度使受命時賜雙旌雙節,得以軍事專殺,行則建節,府樹六纛（大旗）,威儀極盛.節度使集軍、民、財三政於一身,又常以一人兼統兩至三鎮,多者達四鎮,威權之重,超過魏晉時期的
持節都督,時稱節鎮.於是外重內輕,到天寶末釀成安史之亂.
經濟方面
為了增加國家的收入,打擊強占土地、隱瞞不報的豪強,唐玄宗發動了一場檢田括戶運動.當時的豪強霸佔了農民的土地之後,稱為"籍外之田",他們還將逃亡的農戶變成自己的"私屬",在土地和人口兩方面逃避國家稅收.
公元712到725年之間,唐玄宗的檢田括戶運動收到了實效.他任命宇文融為全國的覆田勸農使,下設十道勸農使和勸農判官,分派到各地去檢查隱瞞的土地和包庇的農戶.然後把檢查出來的土地一律沒收,同時把這些土地分給農民耕種.對於隱瞞的農戶也進行登記.這樣下來,一年增加的客戶錢就高達幾百萬之多.
通過這些有效的措施,唐玄宗使唐朝的經濟又步入正軌,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同時也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促進了國家經濟的繁榮.

㈦ 唐太宗在政治、經濟、民族關系方面推行的措施

1、施政特點：「以民為本」、「存百姓」
2、貞觀成就：
(1)政治方面：①知人善任,虛懷納諫.皇帝充分發揮臣僚作用,減少了政策的失誤.其根本目的在於實現唐朝的長治久安.②革新政治.唐初部分沿用隋制,但又有改革,沿用的部分隋制是因為那些制度不僅適應隋朝,在隋朝發揮了一定作用,而且在唐朝也能適應,有利於鞏固封建統治.鑒於隋亡,制度又有所革新.關於革新、完善制度,將在「隋唐制度的革新」一節里講,這里不必重復.
(2) 經濟方面：① 輕徭薄賦,勸課農桑.隋煬帝無休止地征發徭役,迫使農民起義,唐朝吸取了隋亡的教訓.封建統治者立國的基礎在農業,此項措施可以看做是「貞觀之治」局面出現的最基本的原因之一.②戒奢從簡.這與上面的措施互為表裡,一方面發展農業生產,另一方面大力提倡節儉,「貞觀之治」的出現,與這種風氣不無關系.
(3)文化方面：興科舉.以儒為師,大辦學校.唐朝的文化策略,既有繼承又有創新.興科舉是繼承隋制,以儒為師是繼承漢制.但是,在繼承的基礎上,都有較大的發展.大辦學校,就其規模、種類、數量和課目設置,都是前代無法比擬的.
3、貞觀時期取得的成就和唐太宗個人之間的關系：
這與唐太宗個人所具有的優秀品質密切相關,他（1）總結經驗教訓,選官任賢,大度納諫.
（2）節儉自律,厲行法制,發展國家經濟.
（3）和睦相處,融洽的民族關系 .
（4）對外交流,傳播世界的盛唐氣象 .
4、形成唐太宗施政特點的歷史原因：
①隋朝的建設和經濟繁榮,為唐朝加強中央集權和經濟發展創造了條件. ②隋末農民戰爭推翻了隋煬帝的暴政,有力地打擊了封建統治階級,使唐初統治者吸取隋亡教訓,調整了統治政策.
③唐太宗是我國歷史上傑出的政治家,他的個人作用也是出現「貞觀之治」的重要因素.
5、貞觀之治對當時的歷史和人民生活的影響：
貞觀年間,政治比較清明,社會安定,經濟恢復發展較快,國力逐步增強,百姓生活有所改善.
6、唐太宗對後世歷史的影響：
（1）為唐朝的繁榮昌盛,尤其是開元盛世的到來奠定了基礎.
（2）為後代君主提供了有益的統治經驗.

㈧ 唐太宗在經濟方面實行什麼措施

措施：輕徭薄賦，提倡節儉，力戒奢侈浪費；知人善任，重視納諫；沿用隋朝的三省六部制，加強中央權力；合並州縣，精簡機構，以節省財政開支，提高行政效率；完善科舉制。效果：唐太宗在位期間，政治較為清明，經濟得到發展，國力逐漸強盛，出現了貞觀之治的局面。

㈨ 唐太宗開創了怎樣的社會局面為此他在政治、 經濟方面分別採取了什麼主要措施

唐太宗時期繁榮昌盛的局面叫「貞觀之治」

政治措施，唐初政治主要延隋舊制，唐太宗主要政治貢獻集中在納諫和用人上，兼聽是指廣泛聽取不同的意見和建議，不偏聽偏信；納諫是指君主接受正確的意見和批評，改正缺點、錯誤，防止政治上和個人的失誤。兼聽納諫是封建帝王重要的個人政治修養和品質、作風。要兼聽納諫，也是封建君主都知道的，但要做到卻是十分不容易的。

唐太宗力求成為明君，魏徽說：「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他希望唐太宗能夠「兼聽納下」，成為一個有道明君。君主兼聽納諫，則「貴臣不得壅蔽」，「下情必得上通」。國家便能治理好。唐太宗很重視魏徵的意見，並在自己的行動中，盡可能兼聽納諫。 唐太宗與直言進諫的魏徵的關系，以及對魏徵進諫的態度，證明了他確實是個善於納諫的君主。魏徵有「恥君不及堯、舜」的忠誠，在貞觀年間，無論是國家政事，還是唐太宗的個人行為，只要他認為不妥的，便直言進諫，即使要冒犯唐太宗，也不退卻。唐太宗也認為，魏徵「每犯顏切諫，不許我為非，我所以重之也」。魏徵進諫，唐太宗納諫，成為封建社會君明臣賢的美談，唐太宗被譽為「從諫如流」的明君，是與魏徵不斷直諫密切有關的。唐太宗也從兼聽納諫中獲得政治上極大的好處。唐太宗深深體會到「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護短而永愚」。他要求臣下「務盡忠讜，匡救朕惡」。他也以「終不以直言忤意，輒相責怒」相許。而且每次都和顏悅色聽取批評意見。事實上，唐太宗對能直言進諫的官員，不僅不加責備，而且給以獎勵。如給事中張玄素諫修洛陽宮殿，賞絹200匹；孫伏伽諫刑賞不當，賞以價值百萬錢的蘭陵公主園；魏徵諫用人不當，賞絹500匹。這不僅表彰了進諫的臣下；而且也起到了引導進諫的作用。

貞觀年間，在唐太宗的倡導下，進諫蔚然成風，不僅大臣進諫，連宮中的長孫皇後、徐賢妃也能進諫。當以直諫著名的魏徵去世時，唐太宗十分難受，他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為此而悲泣久之。像唐太宗這樣以身作則兼聽納諫的皇帝，在封建時代，確實是不多見的。 為了讓子孫也能兼聽納諫，鞏固唐朝的統治，唐太宗還對進諫、納諫作了具體規定。他規定，三品以上官員人閣議事，要有諫官隨同，有失便諫。貞觀元年，唐太宗下詔「自是宰相入內平章國計，必使諫官隨人，預聞政事，有所開說，必虛己納之」。唐太宗還規定，五品以上京官，要輪流到宮中直宿，以便皇帝召見，詢問外間事務，了解民間疾苦，以及政事得失，使下情多少得以上達。

從唐代戶籍上的田籍出發，比較深入地論述了唐代均田制的性質與施行方面的一些疑難問題。翁俊雄《隋代均田制研究》(1984)不同意有些論著關於隋代只是承認一下北齊均田制、並末認真推行的觀點。認為隋頒布過新均田令，內容比豐富，並根據鉤稽考訂的零散史料論述了《隋書·食貨志》所載《田令》之遺漏、實行情況及其過於簡略的原因。胡如雷《也談『自田』兼論與唐代田制有關的一些問題》(1986)認為不論相符與否，「自田」均是均田制外私田。不能簡單地根據戶籍上登記的「已受田」判斷階級成份。戶稅便宜地主，損害貧苦農民。「自田」在每戶田籍上出現的至數，雖不能准確反映該戶私田多少，但各個不同時期「自田」至數增減，可大體反映其私田數量變化。宋家鈺的專著《唐朝戶籍法與均田制研究》(1988)及相關的論文通過對戶籍法的研究發現均田令實際上是國家關於土地佔有最高限額的規定，戶籍上的已受田就是來自祖業的私田，它們被劃分為口分田和永業田，是為了按照均田令審查民戶土地的繼承和轉讓的合法性，性質上是私田。王永興《論唐代均田制》(1987)一文也認為均田制是國家對私田的管理制度。翁雄《唐代職分田制度研究》(1990)認為職分田不是均田制的一個組成部分，或是從均田制中脫穎而出的，唐代官員政府取得收入中，職分田地租占重要地位，與官永業田比較，前者比較落後，後者有名無實。楊際平《均田制新探》(1991)肯定均田制的土地國有性質，但他通過對四至和自田的考察，認為永業田、口分田之外仍存在私田。武建國《均田制研究》(1992)對均田制進行了整體、系統的探索和研究，提出均田制下的永業田和口分田具有國有和私有兩重性質，認為封建國家對民戶土地的登記即所謂簿籍授受也體現了國家對土地的某種所有制關系。趙雲旗《隋代均田令補遺與分期》和《論隋代均田令的諸問題》(1993)對內容穿插交織、條理不清的田令予以考訂補遺，並討論了關於中男受田和職分田的問題。

賦稅與徭役。張澤鹹的《五代賦役史草》(1986)比較詳細地論述了賦稅和徭役問題，賦稅包括租庸調、地稅戶稅、資課勾剝、兩稅法、工商稅雜稅等；徭役包括力役、雜徭、色役、和庸和兵役。周殿傑《肅代之際的江淮和大歷財政改革》(1986)認為大歷改革中心課題是經濟低落出現的財政枯竭。特點是財政政策調整。它在唐代生活許多方面打下了烙印，深刻影響了整個封建社會後半期經濟發展途程。張澤咸《論田畝稅在唐五代兩稅法中的地位》(1986)認為新田畝稅始征於肅宗時。夏秋稅之名始於代宗時田畝稅。戶稅斂以夏秋，晚於田畝稅。田畝稅在兩稅法中占重要地位，但全國無統一稅額。附加稅不少隨田畝稅增派。朱睿根《唐代兩稅法前的戶稅》(1986)指出，戶稅是從解決官吏俸料錢發展演變而來。大歷時，戶稅包括庸調而成主稅。隋開皇三年已訂戶等。唐繼行隋三等戶制。武德九年立九等戶，迄肅宗末基本按九等定戶。定戶的資產包括廬舍、菜園等。趙和平《唐代兩稅法實行後兩個突出問題》(1986)認為錢重物輕和估法帶給勞動人民的災難，是兩稅法實行後的兩個突出問題，而其產生的原因則是政治上的腐敗、法令規定不完善，超越客觀條件。黃永年《論建中元年實行兩稅法的意圖》(1988)不同意兩稅法是唐政府迫於當時農民起義威力而被迫改革的產物的看法。認為實施兩稅法的主要意圖，在於從財政稅收來解決中央和地方的經濟矛盾。兩稅法在建中元年以後實施的認真與否，既和中央、地方勢力的消長有緊密關系，更證實實施這一稅法確實是一項向地方爭奪財權的重大措施。陳明光《唐朝兩稅三分制的財政內涵試析》(1988)認為通過實施兩稅三分制，中央財政完成了與地方財政「劃分收支」的程序，理順了自安史之亂以來中央與地方之間混亂不堪的預算收支關系，建立起國家預算新體系，收到鞏固中央集權、削弱地方割據傾向的政治效果，同時也展開了中央與地方爭奪兩稅收入的新斗爭。鄭學檬《唐代德兩朝黨爭和兩稅法》(1992)認為楊炎和劉晏的矛盾發展引起了理財政策的變化，其中兩稅法的頒布最為重要。楊炎改變理財政策的目的是剝奪劉晏的權力，帶有明顯的朋黨性質。楊際平在《中國賦役制度史》(1994)中對隋唐五代的賦役制度進行了探討。對於兩稅法長期以來分歧較大，對兩稅法與戶稅、地稅的關系是爭論的焦點，不過大多數學者贊成鞠清遠在《唐代經濟史》中提出的兩稅即是地稅和戶稅的觀點。對於兩稅法是否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丁柏傳《談對唐代兩稅法的再評價問題》認為兩稅法沒有減輕農民負擔，它不是商品生產和商品經濟發展的結果，不能反映商品貨幣關系發展水平。它是中國封建社會土地制度史、賦稅制度史和階級關系史一個重要界標。

資課是唐代賦役制度中較復雜的問題。鞠清遠、陶希聖《唐代經濟史》指出資課是官民皆納的代役錢。李春潤《唐開元以前的納資納課初探》(1983)和《略論唐代的資課》(1983)首次提出納資與納課的區別在於身份性，開元前的納資是有官資的人納錢代替色役，納課是課口納錢代役。對唐代資課的本意和特點作了較明確的論述。

教育方面，為了提供優良教育的環境，太宗建立了以國子監為首的京師學。包括在高祖時建立了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太宗時建立的律學和書學，增建校舍，足以容納二千名學生學習。又設弘文館，專門供皇族及高級官員子弟入讀，一時文教之風大盛，四夷君長都遣子弟來長安學習。

同時，太宗又注重編修書籍和歷史。他命令搜求民間死去學者的遺書。隋末，在洛陽的隋代藏書在運住長安途中都於黃河，勢余的只有一萬四千部，約九萬卷，但到太宗成立弘文館，其中就藏書二十多萬卷；太宗又認為南北朝時期經學分為南北兩學，經學紛雲，於是孔穎達加以整理，頒為《五經定本》，是為《五經正義》的稿本，成為科舉考試提供了基本。史學方面，太宗立國史館，編選南北朝及隋朝歷史，一方面以示唐室正統，另一方面從中汲取歷史教訓。

其實關於唐太宗時期的綜述，完全可以買範文瀾先生的《中國通史》來看，裡面有很詳細的記述，不用這么費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