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二戰後50-70年代,日本經濟發展的特點和地位如何
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日本採取建立「政、官、財」的復合經濟體制、產業結構高級化、優先發展機械製造業、促進本國技術更新、實存貿易自由與保護民族幼稚產業等產業政策,使日本經濟保持了較高的增長率。這些政策對我國當前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我們應結合實際,構建有中國特色的復合式產業結構,大力發展製造業,發展規模經濟,保護和發展幼稚產業,加強政府職能等,以實現經濟翻兩番的目標。
半個世紀前,日本經濟經過10年的恢復,進入高速增長期,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日本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經濟強國。自1955年起,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價值從172680億日元增加到1975年的932596億日元,(註:不同類型國家經濟翻兩番概況[M].青海人民出版社,139.)超過了英、法、西德,在20年中翻了兩番。日本在短短的的20年中實現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是國際國內諸多因素作用的結果,其經濟高速發展時的產業政策對我國現階段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示。
一、日本經濟高速發展時期的產業政策
(一)產業結構高級化戰略
1957年,日本政府在《新長期經濟計劃》中第一次提出以「產業結構高級化」作為一項基本政策。作為此計劃的延續,1960年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提出實施重化工業化的具體計劃。政府為保證優先發展重化工業,在財政方面對重化工業採取優惠政策,在金融政策方面,通過建立「改善產業結構金融制度」,對重化工業企業給予優惠貸款,同時還通過銀行為重化工業企業設立專項資金來解決企業引進和推廣先進技術的資金需求,而且政府的公共投資也主要是用於基礎設施領域並服務於戰略產業的發展。重化工業化的實質是大力發展重工業和化學工業。1956~1973年的18年間,重化工業的設備投資大幅上升,鋼鐵、石油、化學三部門分別為178億美元、85億美元和147億美元,而輕工業中最大行業紡織業總計投資僅為55億美元。其次是大量引進重化工業的國外先進技術,占製造業引進技術的四分之三。」(註:(日)經濟企劃廳編.經濟白皮書[M].1979,480.)
通過重化工業的發展,日本實現了產業結構的高級化,推動了經濟現代化的迅速實現。主要表現為:第一,帶動了大規模的設備更新,為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打下了雄厚的物質技術基礎。第二,產業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見表1)。
表1日本三大產業占國內凈產值的比重(%)
年代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
1955年23.128.6 28.6
1975年6.6 35.8 57.5
資料來源:《不同類型國家經濟翻兩番概況》,青海人民出版社,第145頁
進入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導致世界性經濟蕭條,日本再也無法獲取廉價石油,生產成本大幅度增加,美元危機又火上澆油,日本經濟進入低速增長期。為進一步推動經濟發展,日本政府賦予了「產業結構高級化」新的涵義:從「重化工業化」向「知識密集化」轉化,「知識密集產業」成為主導產業,減少對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使產業升級換代,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隨著經濟的發展,日本的產業政策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內涵。
(二)優先發展機械工業
製造業的發展趨勢,是產業結構調整與變動的中心內容。為此,日本制定了《機械工業振興暫行措施法》(簡稱「機振法」)。「機振法」規定:機床、電動工具、軸承等14個提供技術裝備的基礎部門屬於「特定機械工業」。發展特定機械工業所需資金,由政府給予保證。私人企業對特定機械工業進行投資,可享受減免稅優待。20世紀60年代後,日本政府又將「機振法」延長了10年,繼續扶持機械工業的發展,使機械工業在一些主要方面趕上了歐美發達國家。由於機械工業的優先發展,日本的工業到70年代初已經用世界最先進的技術設備裝備起來,機械工業的技術優勢成為日本在經濟快速增長時期建立經濟奇跡的「秘密武器」。它以製造技術的「高、精、尖」為特點,以極高的市場佔有率和快速的產品技術創新為武器,創造了一個日本製造業的全球時代。
(三)引進吸收外國的先進技術,促進本國技術更新的「技術立國」戰略
日本在重點發展重化工業和機械製造業的時候,面臨設備陳舊、技術落後等一系列問題,成為制約其發展的瓶頸。針對這種情況,日本實行了以引進、模仿、改進、創新為主的吸收型技術戰略。其主要措施有:(1)頒布了《外匯及外貿法》和《外資法》,將吸引外資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下來。(2)公布重點產業政策,引導引進技術流向石油、化學、電子、合成纖維等新興工業部門。(3)政府挑選能承擔引進新技術的大企業,給予法律保護。
技術引進對日本經濟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在1955年到1970年的短短15年間,日本引進技術總計24918件,花費57.4億美元,節省了60%的時間,90%的研究經費。(註:李毅.產業結構調整與日本型新經濟的探索[J].世界經濟導刊,2002,(5).)引進技術對日本短期內趕超先進國傢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並且日本通過對引進技術的改造創新,形成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新技術,反過來進行出口創匯。1955年日本的技術出口已經略有收益,出口額占進口額的1.2%,到1960年為2.4%,1965年為10.2%,1970年為13.6%。1971年日本政府在其「70年代通商政策展望」中表示向「知識密集性產業轉換」,技術的自主開發更受到重視,能力也越來越強,1975年技術的出口與進口之比已達近1∶4。(註:不同類型國家經濟翻兩番概況[M].青海人民出版社,141.)
(四)推行貿易自由化政策
1955年,日本加入了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這就要求其實行貿易自由化。而當時日本企業無論是規模還是技術水平都與西方發達國家有較大差距,能參與國際競爭的企業數量非常有限,因此,實行貿易自由化對日本產業發展極為不利。所以,日本對原料部門首先實現自由化,使日本能夠在國際上以低廉價格進口原料和燃料,到1963年8月,進口自由化率已達到92%。原料進口自由化使工業品價格下降,提高了日本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其次,對汽車、電子計算機、重型機械等重點產業實行貿易保護,直到1965年,電子、機械、汽車、鋼鐵、電力、石油等產業規模迅速擴大,國際競爭力大為增強,並在世界市場上佔有重要地位,能夠抵擋國際競爭時,日本才逐漸實行貿易自由化。
另一方面,日本通過產業組織政策,加速企業規模的大型化和集團化,提高工業生產的機械化和自動化水平,以便實現規模經濟效益,增強國際競爭力。在政府的促進下,1964年三菱公司與三重公司合並;1966年日產汽車公司與王子汽車公司合並;1968年日商與岩井兩大綜合商社合並;1970年當時名列日本鋼鐵業第一和第八的八幡和富士兩大鋼鐵企業合並。(註:小宮隆太郎等.日本的產業政策[M].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8,62.)合並後的企業,規模大,實力雄厚,競爭力強,為實現經濟高速發展發揮了巨大作用。
(五)政、官、財復合體制
上述具體產業政策是建立在日本政府對企業的強力管理之上的。二戰後,日本發展經濟的起點比北美和西歐低很多。為了實觀趕超,日本政府採取了「政、官、財復合體制」,即日本政府規劃戰略,銀行根據政府的導向提供貸款,企業根據政府政策的導向制定發展計劃和組織生產。政府、銀行和企業之間建立起密切的聯系和合作,政府成為經濟活動脈搏的啟動中心。所以日本經濟被稱為「典型的政府指導型市場經濟」。這種體制使企業的發展得到了強有力支持,但是也有很多弊端,如誤導企業的發展,企業過分依賴政府,官企勾結導致腐敗等等
⑵ 關於上世紀末日本經濟危機
上世紀末日本經濟衰退的真正原因 甘修康 現在,有許多中國人認為美國導演的「廣場飯店協議」是導致日本在上世紀末陷入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因此對美提出的「人民幣升值」的要求格外警惕,以為是美將遏制日本的故伎在中國身上重施一遍,以此陰謀結束中國經濟增長的黃金時代,因此國內甚而國外呼籲政府對美說不的聲音極高。應該說,對其的建議保持足夠的警惕性是應該的,不過以廣場協議導致日本經濟大滑坡為由來拒絕則顯得極為勉強,因為廣場協議導致日本經濟衰退的觀點本身就是錯誤的,不成立。把錯誤的認識當作教訓來參考必定危害自身的改革,因此,在當前搞清引發日本在上世紀末經濟衰退的真正原因有著特殊的意義。 當年,美國為了擺脫自身經濟危機,施加壓力,強力要求日本等國主動升值,在美國高壓下,日本等國也不得不升值,結果升值幅度超過預期,在短時期內使日本出口受到嚴重打擊,經濟陷入蕭條。不過人們也應該注意到,在隨後1987年2月的「盧浮宮協議」已經對此做了校正,美主動抬高利率,而日等國相應降低利率,「廣場飯店協議」實際上停止執行。因此其真正發生不良影響的時間不足兩年,所以將日本以後發生的泡沫經濟及泡沫破裂後導致陷入長期衰退的主因歸到它的頭上是不公的;再者,當時執行「廣場飯店協議」的並非日本一家,還有西歐眾國,為何這些國家沒有發生大規模經濟衰退呢?如果日元比價過高,必然表現的是日本出口萎縮,實際上日本在整個九十年代都有大量的貿易出超,可見,日元比價過高值得懷疑;日本實行的是浮動匯率,匯率並非一成不變,如果本幣過高,其政府還可通過暗地介入將其降低,九十年代,日元比率數度跌落,但並不能挽救日本經濟出水火就說明了匯率自身對經濟影響的局限性,不是決定一國經濟起落的唯一因素,更不是決定因素。 實際上,導致經濟在八十年代中期陷入泡沫狀態並最終引發長達十餘年的衰退,主要原因在於客觀上產生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外在環境已經發生了變化,而日本也沒能及時適應;主觀上日本自身對策嚴重失誤;以及政治經濟金融乃至教育等體制的弊端使其不能適應新時代(由工業社會轉為知識社會)的要求,妨礙了日本經濟進一步的發展。 一 客觀環境的變化 應該說,日本經濟之所以能在戰後呈高速發展,除了主觀上自身努力,重視教育、重視科研外,外在環境無疑為其經濟起飛提供了較好的條件。美國為了圍堵遏制社會主義而對日本經濟提供的大力支持,包括資金技術乃至提供消納商品的市場,提供軍事保護節省了其軍費而一心致力於經濟;作為有深厚經濟基礎的日本無疑是亞洲最先飛起來的國家,經濟上就有了先發的優勢,因為在這個時候,亞洲其它國家工業還不發達,競爭對手的缺乏使其成了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工業品的主要提供者;亞非拉許多國家的獨立使得資源的開采進入了高潮,供應充足使得日本等率先進入發達陣營的國家得到了廉價的資源,通過產成品與原材料間價格的剪刀差,日本獲得了暴利;美蘇爭霸使得許多地區陷入動盪之中,而日本政局相對穩定,這也是經濟高速發展的基礎。 但是隨著時光推到八十年代,日本經濟繁榮到讓人眩目的高度,其外在環境也在悄悄的發生著變化。兩極對立的格局使得美國與蘇聯陷入長期爭霸之中,爭奪霸權把蘇聯拖得搖搖欲墜,但同時美國自己也是元氣大傷,相對實力不如以前,隨著戈爾巴喬夫的上台,走向緩和的腳步邁出,對美的威脅也大大減少,而在美國保護下的日本則扶搖直上,在石油化工電子汽車鋼鐵重工合成材料等產業獲得大發展,氣勢逼人,嚴重威脅了美國自身經濟,美經濟競爭力的下降使得日本對美貿易長期處於巨額出超,因此日本反而成了美國最現實的威脅,美日經濟磨擦因此而頻繁發生,遏制日本經濟的擴張在美呼聲很高,使得美政府不僅力壓日元升值,強迫日開放市場,還採取措施限制日對美出口,限制美對日高技術轉移。受貿易逆差之苦的歐共體也採取了同樣的立場。美歐從有意扶持轉為遏制,無疑使日不受任何約束的高增長止住了步伐重大原因。 台灣韓國等近鄰在六七十年代經濟也逐漸崛起,台灣電子化工、韓國重工造船汽車等的奮起直追使得日本一枝獨秀的情景不再,競爭的結果無情的減少了日企的市場份額,壓縮了產品的利潤。 日本經濟高增長也使日勞動力土地等價格暴漲,為提高競爭力,日許多傳統產業紛紛外移,向東南亞、中國大陸等地進軍,資本全球化的結果日本本土產業陷入空心化,經濟增長自然乏力,而海外資產則空前增長,據不完全統計,在95年日海外資產巨增到一萬億美元,而到去年,突破三萬億美元,就日本本土而言,平均增長率為1%,等於衰退了近十二年,但如果考慮在海外資產的增長,則日本經濟幾乎在這段時間里實現了倍增,如此大的經濟規模在這么短短的時間內還能實現倍增,等於是又創造出了一個隱形的日本,確實也是一番了不起的成就,但本土經濟隨著資本外移陷入衰退就難免了。 進入九十年代,隨著蘇聯集團解體,冷戰的謝幕卸下長期壓在美國身上的財政包袱,使得美國得以將精力放到支持經濟發展上,柯林頓上台後,美軍事開支大幅度壓縮,財政赤字減少,到98年還出現巨額贏余,在美政府的支持下,多項高科技領域取得突破,重新奪回了制高點,經濟結構調整出現成效,失業率通脹率降至最低,經濟強力增長時間之長創下戰後新紀錄。美國經濟強勢增長,無疑是在泡沫經濟破裂之後飽受衰退之苦的日本再度受到打擊的重大原因。相對美元資產的升值,在高科技競爭中落於下風的日元系資產的貶值就是大勢所趨了。而在美元資產升值的背景下,實行聯系匯率的東南亞國家遭受沉重打擊,97年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使在這些國家有大量投資的日本自然也要跟著受損失,日對其出口也要受影響。 日本之所以在高科技上趕不上美國,除了內在體制外,美國作為霸主而獲得霸權利益使得其居有一些日本無法相比的優勢也是一大因素,比如,通過發揮霸主的特權而在許多國家掠奪了重要資源從而得到了通過正常的途徑無法得到的財富,通過發行美元得到巨額的版稅,冷戰時期建立的大量軍工業即可發展民用產品,同時軍火出口也使美國獲得了巨額利潤等等,這些都是日本難以做到的。日本軍工企業的製造技術在許多方面實際上也是世界一流,但是由於戰敗國這頂帽子仍沒去掉,仍受制約,也就不能像歐美俄羅斯那樣通過大量出售軍火賺取超額利潤了。 中國經濟在九十年代的崛起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日本陷入衰退的原因。中國與日本在九十年代前幾乎是徹底的互補關系,中國經濟的發展使日本得到了很大的好處,但隨著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及外資在華的擴大,中國也開始向國外出口大量物美價廉的輕工產品,中國的低成本商品湧入日本使得日本物價長期萎靡不振,中低檔產業進一步受到打擊,不得不加緊遷向它國。 無法突破美國在高科技產業的阻擊,而傳統產業又受到台灣南韓中國等的強力沖擊,無疑是日本經濟在進入九十年代以來,陷入困境的外在因素。 實際上,冷戰結束,全球化的縱深推進,不僅使日本,其它經濟發達國家均出現低速增長之勢。為了應付危機,歐美發達國家都採取了走經濟一體化的策略,使自己經濟的迴旋餘地得以擴大,如歐共體,北美自由貿易區等的出現可以說是應對具體形式,對此,日本人應該見微知著,順應時局的變化,做好自己的准備,最應該做的是無疑是及時調整外交戰略,從冷戰模式中走出,與亞洲鄰國實現和解並將與各方關系往縱深推進,以此將自己相對他們的技術優勢資金優勢充分發揮出來,在獲得充分收益的基礎上,再與歐美打拚,可想而知,處境要好的多,可惜的是,日本人的思維仍陷在舊的冷戰意識之中不能自拔,不是適應時代的要求,走經濟一體化之路,擺脫島國經濟的局限,而是將實現政治大國作為外交戰略目標的重心,民族主義抬頭,否認侵略歷史的勢力越來越大,對外表達的是要大聲的對世界說不,逆潮流的結果是惡化了與周邊國家的關系,使得日本經濟在遭遇危機後失卻了迴旋的餘地,島國經濟的局限性被充分的暴露出來,經濟復甦無力。 二 政策出現嚴重失誤 1 為了克服《廣場飯店協議》導致日元升值帶來的經濟蕭條,日本曾數次降低利率,在87年2月盧浮宮協議簽訂後,開始實行2.5%的超低利率,低利率無疑有益於刺激經濟發展,當年經濟增長達4.3%,進入88年後更超過6%,從當時宏觀經濟形勢來看,本應及時適當調高利率,但日本政府滿足於高速增長之態,繼續施行超低利率,到次年5月才將官定利率提為3.25%,仍是超低水平。超低利率造成信用過度膨脹,土地房產股票等資產價格暴漲,引發投機風潮,經濟過熱出現。由於日元升值使得日本人有了大量剩餘資金,一些人乘著日本狂抄房地產的熱勁也將目光投向了美國,在美國高價位大量吃進房地產、娛樂公司等,當時的氣勢之大仿費是要試圖買下整個美國,但後來的價格暴跌使他們損失慘重。土地等價格輪番暴漲使得社會資金流向也發生了變化,用於金融投機資金反而超過用於製造業的資金。 為了對付經濟過熱造成的泡沫化,日本政府毅然決定實行經濟「硬著陸」,貨幣政治由擴張轉為緊縮,為此大幅提升利率,控制銀行放貨,從89年至90年8月,短短的時間內,五次提升至6%,利率急劇提高導致股票價格下跌,為了抑制土地價格上漲,同時又採取嚴格控制金融機構對房地產貸款的「總量限制」政策,也使得用於抄房產地皮的投機資金大幅減少,結果房產土地等價格出現暴跌,投資者損失巨大,據統計到92年為止,至少300萬億日元股票資產100萬億日元土地資產蒸發,大批企業破產倒閉,銀行巨額貸款變成壞賬死賬,許多有名氣的大銀行自身也被逼到死角,泡沫經濟崩潰使日本經濟由高增長陷入了衰退之中,其情形同我國89年經濟急剎車類同。 為避免經濟衰退而過渡實行超低利率是經濟過熱的原因,而為治理經濟過熱採取的急剎車又是將泡沫捅破,使日本經濟陷入疲軟的原因。可見,宏觀上把握不當是日本上世紀末陷入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中國人豈能將日本發生經濟衰退的主要責任推到美國人身上呢?想想看,如果日本人在當時要是像德國一樣及時的調整利率,經濟就不可能呈現過熱之態,而對於經濟過熱的治理,要是像我們中國在九十年代中期採取軟著陸的辦法,那麼給經濟造成的殺傷力也就沒有急剎車那樣大。 2 經濟學界以為經濟的發展必導致產業同構,從而出現投資過剩,是引發經濟危機的重大原因之一。在資本主義歷史上,數次暴發經濟危機,原因都在於此,隨著戰後黃金增長季節的結束,主要工業發達國家除日本外均進入困難時期,當時日本之所以能獨善其身,除了其在石油危機中大力開發推廣應用節能技術外成功的走出了節約型經濟之外,與八十年代中國及東南亞國家興起從而擴大了對其產品的需求有關,而沒有這方面地理優勢的歐美則長期陷入困境。擺脫經濟危機的出路就在於調整經濟結構發展新的產業。在資本主義世界裡,誰最先取得技術上的突破,誰就能率先突出困境。美國正是由於為突破日本等國的圍困而決心發展信息等高新技術,結果率先結束困難局面,為九十年代迎來高速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日本仍迷醉於自己的成功,對促使自己取得成功的技術深信不疑,而忽略了其它人由於羨慕自己的成功在努力的學習著自己,試圖克隆自己,日本人以此為驕傲而不是感覺到其中的危險,當日本將精力集中在土地房產股票等投機以取得短期效益而忽略再創新從而調整經濟結構保持自己與新興國家的差距,使得自己仍然處於相對優勢的時候,隨著模仿者一步步的邁向成功,一步步的接近日本,日本的厄運就開始來臨了。九十年代以來,設備過剩及由此而產生的投資過剩人員過剩資金過剩就成了困擾日本經濟的問題所在就不難理解。 3 為了挽救經濟,日本政府仿效三十年代的羅斯福,擴大財政赤字,大力投資公用事業,以圖刺激經濟發展。但是凱恩斯的辦法對開發國家的無效性使得這一招非但沒能將日本經濟拉出水火。反而使日本國民背上了沉重的財政包袱。91年制定的「公共事業長期計劃」預計投資630萬億日元,由於經濟衰退使得稅收逐年減少,日本政府為籌集資金走上了發行國債的道路,結果使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長期債務余額在進入新世紀初即超過600萬億日元,財政危機大大加深。 之所以投資數萬億美元而不能取得應有效果反而加深經濟危機,就在於公共事業的建設本身不能促進經濟結構調整,促使新生產業發展壯大,而如前所述解決問題的關鍵就在於結構調整的成功,在於新生產業形成氣候,如果不在這方面努力,在公用事業上投資再多也是白扯;像日本這樣的發達國家,基礎設施相對完善,在利用率高的城市投資改造,因為設施已經滿足需求,所以再改造一遍只能使工程承包者得利,而工程本身並不能得到與投資規模相應的效益,比如將一條可以繼續使用的馬路毀了重修一遍,新馬路與舊馬路發揮的效益差別,不能取得質的提高的結果就等於說是投資沒有效益,實際上等於是浪費資金;而在哪些使用率低的鄉村或山區投資,大手筆投資後並不能改變其使用率低的狀況,無法取得同投資相應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結果一樣是形成資金浪費。 將幾百萬億日元的資金扔進了大海里的後果是嚴重的,日本政府一舉成為發達國家中財政最壞的國家,長期債務余額在九十年代未超過了GDP產值,為日本經濟發展蒙上了重重的陰影。 4 80年代後期推動的金融自由化,商業大額存款利率提高,高於企業發行cp利率,使非金融企業投機金融資產成了可能,企業只要將籌到的錢存入銀行即可獲利,結果引發許多企業進行金融投機,金融投機的資金遠高於對實物的投資,是造成了金融資產泡沫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5 拖延不良債權的處理,使得一些金融機構靠自身無力克服危機,結果使一些大型金融機構破產,加劇了經濟衰退;90年代後期過低估計了泡沫經濟的遺禍,過高估計日本經濟恢復能力,採取錯誤的宏觀經濟政策,使好不容易出現的景氣又夭折。 三 體制之弊 泡沫經濟的發生,經濟陷入衰退後遲遲不能恢復,政府政策多次失誤也表明戰後形成的政治經濟教育等多方面的體制不能適應新時代的要求,對此,一些專家們作了深入的分析。 政治體制的主要弊端:一黨長期執政造成了嚴重的政治腐敗,官商勾結,後者向前者行賂,前者在政策上,資金分配上為後者提供服務,結果大大影響了公平競爭,使得資金資源不能實現最優的分配,無法得到最大的效益;奉行金錢政治,有理無錢莫進政治大門,結果許多議員官員或是子承父業,世代顯紳高官,或是巨賈富商做靠山,真正的有作為的精英分子反而被拒之門外,這無疑不利於政府實現最佳政治效益,決策失誤頻頻在所難免;長期執政使得部分官僚反而掌握了實際權力,而對人民負責的政治官員成了擺設,傀儡,官僚控制官員的結果是對人民負責、人民「信任」的官員不能履行實際權力去做人民需要做的事,而不對人民負責卻控制權力的官僚一邊為維護即是利益阻撓改革,一邊進行私下的錢權交易,為不法分子提供不法利益;一黨獨大,反對黨勢力不足也使得政治競爭力不足,議員們爭爭吵吵,執行者的官員們卻是積極性不高,活力不足;中央集權致使地方權力過小,積極性不能充分發揮等等。 金融體制的主要弊端:與我國現在的國有銀行一樣,實行行政管理(大藏省對財政金融實行一體化護衛艦隊式管理),不論國營民營、經營好壞都受其保護,結果市場機制無法發揮出來,各銀行間缺乏應有的競爭,一些銀行不良貸款項目嚴重,死賬呆賬巨大;嚴格行政管理導致官商勾結,一些民間金融機構向管理人員行賂,打通關節、躲避金融檢查,獲取特殊利益;阻礙金融市場國際化,結果使得日本金融業與歐美國家的金融業差距拉大;銀行參股企業,擁有大量企業股票,結果不得不根據企業的要求擴大貸款,在企業倒閉時,損失巨大;如此等等。` 企業經營體制的主要弊端:戰後日本實行的是對外擴大出口而對內進行市場保護的策略,這使得日本長期以來享有巨額外貿順差,為日經濟高速發展做出了貢獻,但是對內實行保護的結果不免就使得國內許多企業弱質化,競爭力嚴重不足;企業內部搞鐵飯碗,鐵交椅,實行終身僱用,企業不能根據實際情況決定職工人數和專業結構,考核激勵機制是年功序列制,嚴重妨礙了職工個人間的競爭,影響了優秀人才的成長,企業缺乏應有的生機與活力;在日本政府的全力支持下,企業盛行大而全,小企業也要寄靠在大企業的旗下,結果喪失了自主性,大企業觸礁,小工廠也跟著翻船;同我國現在的股份企業一樣,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企業透明度底,決策效率低,經常發生大股東欺詐小股東的事,企業信用在系列丑聞暴光後大大降低,籌資變得困難;企業間互持股票,搞關聯交易,這減少了交易費用,但也弱化了市場的競爭機制,不利於資源的優化分配,不利於激發企業的創新精神。創新不足使得日本結構調整緩慢,在高科技競爭中大大落後於歐美,在某些方面甚而還不如韓國、台灣,於是日本傳統產業生產出的產品嚴重過剩,而美國的高科技產業一片紅火,在99年上升為第一大產業,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兩相對照,我們不難發現,日本傳統的經濟體制對日本經濟發展的嚴重束縛,日本經濟要取得突破,必須對其進行冼心革面的大改革。 此外同中國一樣的搞滿堂灌製造標准化人才而短於培養創新型人才的教育體制、僵化的醫療保障體制,不公平不體現多勞多得的稅制、缺乏有效監督、使用效益不佳的財政投資融資體制乃至司法體制、人口政策等等多個方面均被認為有嚴重弊端,此外,保護過渡導致國際化程度不夠,國外優秀人才,資金難以進入,也被認為是不利於日本經濟發展的因素。這些都被納入了改革的范疇之中。 由上述可見,日本之所以在上世紀末發生嚴重經濟衰退即在於客觀環境的變化,又有傳統體制的不適應,更主要的在於日本人自己的主觀失誤,如果追究責任,主要責任當然在於自己,怨不了別人,因此我們中國人以後不要再替日本人將一切過錯都記到老美的《廣場飯店協議》頭上,往老美身上潑臟水。 否則,引以為戒將其當作了實際行動的反面參照物,那麼結果很可能的將中國的貨幣改革誤導入另一個錯誤的道路上,而這無疑是一個本不應該發生的悲劇。參考資料:http://hi..com/mjxkj/blog/item/58114555ece4ddc7b645ae45.html
你讓寫原因這個是比較困難的,所以我找了份比較好的材料給你希望能幫到你把!
成因:日本國內外的投資者(包括日本的銀行和各種對沖基金)利用外匯套利交易在東南亞國家大進大出,成為導致金融危機爆發的重要誘因。
日元套利交易的本質是:以非常低的利息借入日元,投資於美元或者泰銖,以獲得較日元更高的利息。如果日元對美元貶值,那麼就能獲得雙重收益:利差收益和匯兌收益。
為防止出現通貨緊縮,20世紀90年代中期,日本央行奉行低利率政策。這對於那些想參與外匯套利交易的人而言無異於天賜良機。1995年到1998年間,美國聯邦基金利率和日本銀行目標利率間的利差大約為5%,而當時流向東南亞地區的日元海外貸款粗略估算有2600億美元。這意味著,日元外匯套利交易的平均利差收益約為每年130億美元,三年就是390億美元。而同期,日元相對美元貶值了近一半,這樣2600億美元的海外貸款的平均匯兌收益為1300億美元。保守估計,三年中日元套利交易的投資者獲得了1690億美元的「天上掉下來的餡餅」。
這些巨大的數字告訴我們,短期套利投資者能夠從日本抽出資本,投向新興市場,最終獲得豐厚利潤。可以說,資本從日本向其東南亞鄰國的流動,以及這些新興市場本身的吸引力,共同造就了1997年以前東南亞地區的經濟泡沫。
由於日元資本大量流入東南亞國家,新興市場存在「雙重錯配」(double mismatch)的致命隱患。其一是東南亞市場「短期借入,長期投資」錯配,其二是「貸外匯(美元或者日元),投資本國貨幣」的錯配。也就是說,有一個壞的貸款人,也有一個壞的借款人,雙邊都有錯。亞洲金融危機的內在原因在於東南亞國家沒有好的國家風險管理,而日本的銀行基於自身的原因,從這個地區撤貸導致東南亞地區大部分資本外流,卻是亞洲金融危機的導火索。
日本銀行業由於國內巨額不良貸款碰到了大麻煩。問題在1995年3月開始顯現。當時,東京的兩個信用合作社暴露了超過10億美元的壞賬,其中大部分是對房地產公司的貸款。而這些非常脆弱的地區性銀行和信用合作社,又通過「主銀行制度」同大的「主銀行」聯系起來。小銀行破產時,大銀行也開始遭殃。日本經濟和日元匯率在1996年到1997年的下跌,對整個銀行體系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
由於日本銀行業50%的資本是二級資本,主要包括股票投資組合的未實現價值,因此他們要承受兩種相反的壓力。一方面,由於經濟放緩、外國投資者由於日元走弱而撤資,股價在1996到1997年間下跌;另一方面,弱勢日元將美元貸款的日元價值提高了。這兩方面因素都減弱了日本的銀行達到8%資本充足率的能力。
要達到資本充足率要求,當時惟一的辦法就是減少海外貸款。野村綜合研究所估計,如果日元兌美元維持在140比1的水平、股市維持在15000點,那麼日本的銀行需要減少5.6萬億日元的貸款。這相當於日本GDP的11%。如果不削減國內貸款,只有大量削減在國外的貸款。
1997年11月,北海道Takushoshu銀行倒閉。這是日本第一宗嚴重的銀行破產事件。這家銀行的破產並不是源於對東南亞的貸款,但此後日本銀行業便加快了從東南亞回收的速度。日本的銀行與泰國的銀行差不多同時破產,並非巧合。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清算銀行的數據顯示,1996年到1999年間,日本銀行在五個發生危機的國家減少了474億美元貸款,1995年到1999年間,在東南亞地區總共減少1925億美元貸款(大部分在新加坡和香港)。正是日本銀行的撤貸,製造了東南亞的急劇信用緊縮,成為東南亞金融危機的重要導火索之一。
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極為深刻。日本鼓勵資本外流,以防止國內發生進一步的通貨緊縮,也防止對日元過度高估。而對沖基金和其它短期套利投資者樂於利用日元進行外匯套利交易。最重要的是,發生危機的國家在之前樂於從外國直接投資、組合投資、政府貸款中接受資本流入,根本沒有意識到其中潛藏的巨大風險。
甚至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是將東南亞按照國家進行分析,而沒有看到東南亞國家與日本的內在經濟關系。新興市場承擔了一次危機的代價,才開始懂得國家風險管理的重要性——要從整個國家的高度來看待風險,而不只是僅僅站在一個部門或者行業的層面進行分析。
事實上,華盛頓當時的觀點是,危機應當歸咎於發生危機國家自身的失敗,而不是地區性的銀行撤貸。這一觀點看不準問題的實質,下的葯就必然無效。
文章至此,日本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源頭之一已非常清楚:作為亞洲最大經濟體,日本試圖擺脫通貨緊縮的努力導致了東亞經濟泡沫的產生,其對銀行海外貸款的撤回則使亞洲經濟陷入嚴重衰退。
日本經濟自身的禍根,則在1985年「廣場協議」強制日元升值時已經種下。日本在自身經濟失衡、尚未做好升值准備的時候,倉促地使日元升值,造成了隨後15年的經濟衰退。日本高效的貿易部門(製造業)可以在日元升值後仍舊保持經常項目順差,但是受政府保護而效率低下的非貿易部門(金融、服務、房地產部門)則無法應對流動性過剩帶來的經濟泡沫。
⑶ 冷戰時蘇聯,日本,美國綜合實力對比
政治上:美國第一,蘇聯第二,日本第三
軍事上:蘇聯第一,美國第二,日本第三
經濟上:美國第一,日本第二,蘇聯第三
⑷ 冷戰局勢對於日本經濟發展的影響,急求
一、經濟非軍事化,美國駐軍保護日本。二、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第三次技術革命的推動。三、重視發展教育,培養人才。
⑸ 二戰中近乎崩潰的日本,短短二十年便能重新崛起,靠的是什麼
二戰後的日本,無論國民經濟還是民間信仰,都近乎崩潰。戰爭讓日本的很多城市變成了一堆廢墟,廣島和長崎這兩個遭受過原子彈襲擊的城市更是成了巨大的墳場。可僅僅過了二十年,日本就開啟了戰後高速發展的時代,又過了差不多20年,人均GDP成功突破一萬美元,接下來的十年,則是另一個發展速度更快的時代,最巔峰時,人均GDP超過4萬3千美元,經濟總量達到美國同期的70%。
底子厚、沒有太大的軍事開銷以及美國的強力扶持,正是日本戰後迅速崛起的根本原因。這就相當於占據了「天時地利人和」,有這三大因素的加成,日本想不崛起都很難。這或許就是所謂的「否極泰來」吧,戰後國運衰到最低點的日本,又有誰能想到它會一朝騰飛呢?
⑹ 戰後日本經濟迅速發展的原因是什麼
戰後日本經濟迅速發展的原因有以下五點:
1、「冷戰」背景下美國對日本的扶持。
戰後,美國從其在亞太地區的戰略需要出發,把日本作為遏制東方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加以扶持和改造。在美國的帶動和影響下,日本上千億美元的戰爭賠款被免除。
美國在日本推進民主改革,其內容包括審判戰犯、修改憲法、改君主專制天皇制為君主立憲天皇制、控制發展武裝力量、解散舊財閥集團、進行農地改革和建立以自耕農為主體的小農經濟等。這些改革有利於消除生產關系中軍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殘余的影響,為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
2、日本制定了適合自己國情的發展戰略。
作為一個資源貧乏的島國,日本制定了外向型的經濟發展戰略,在20世紀50至60年代確立了「貿易立國」方針,積極開拓國外市場,促進出口,獲得了大量外匯。
3、重視國民教育。
明治維新後,日本就很重視發展教育,戰前已普及了四年及六年制教育。戰後,到1950年,已實現九年義務教育的完全普及,適齡兒童的入學率達99%。
1956至1978年間,日本的教育經費在行政費用中佔比達20%—23%,名列資本主義國家之首。小學和初中義務教育的普及,為60年代高等教育的大眾化,進而為提高國民的文化素質、使日本成為高學歷的社會奠定了基礎。
4、注重新興技術的研發和應用。
戰後初期,日本的科技水平遠遠落後於歐美發達國家,政府確立了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方針,關注世界科技發展的最新動向。
1950至1977年,日本引進國外先進技術15066項,用十多年的時間吸收了世界各國用半個世紀開發的幾乎全部的技術成果。可以說,日本趕超先進國家,走的是一條捷徑。
5、良好的國民素質。
日本國民對國家熱愛,做事嚴謹、認真,有奉獻精神,他們全力投入國家建設,成為推動日本在「二戰」後經濟迅速崛起的重要內在動力。
⑺ 二戰時日本的經濟狀況如何
上一個回答過於差強人意吧? 其實,日本在二戰前經濟發展勢頭很猛,本土資源的嚴重不足阻礙了其發展勢頭。加上當時日本國內的軍國主義勢力影響很大,影響到經濟的健康發展。日本的外侵原因主要是為彌補本土資源的嚴重不足,阻礙了其經濟的快速發展。當然日本參加軸心國加入戰爭還有其他原因。 順便說一句:沒看到有誰問過抗戰前中國經濟狀況的。
麻煩採納,謝謝!
⑻ 二戰戰敗國德國,日本為什麼經濟發展快
大環境如此,二戰後科技高速發展,比如小汽車,從原來富人專享,變成普通人都能買得起的耐用品,同理,各種家電,原來只是實驗室產物或者軍用,都走向民用,總體說就是財富創造速度大大加快,當然經濟不差。
科技底子在,起點高,比如:日本二戰前坦克飛機大炮什麼的都能造,技術還在,看看中國,都多少年了,才在蘇聯的幫助下造出第一輛載重汽車,起碼,20年以上的差距。
美國幫助,當年為了穩定資本主義世界,阻止蘇聯擴張,美國的馬歇爾計劃,很大程度上重振了資本世界.
國民精神,就是所謂凝聚力,日本,德國都是民族凝聚力很強的國家,不管承不承認,這倆國家都有一股不服輸的勁兒,當時有專家(可不是磚家)評估說把柏林的廢渣清空,都得多少年,但事實戰後德國很快就重新崛起,再次超越英國。日本更甚,發展速度「一日千里」,最輝煌時期500強企業,美國151,日本149,而且前十大日本佔了五六席。
沒軍費負擔,即便冷戰時期,這倆國家也都經濟優先,畢竟有美國的保護傘嘛,所謂好鋼用在刀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