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經濟改革有什麼特點

1. 雍正的政策給百姓帶來了什麼實惠呢

雍正在位期間，實行了一系列得新政，不管是對百姓還是國家，都帶來了好處，新政主要有：攤丁入畝，耗羨歸公，歸土歸流！減輕了百姓的負擔，還革除了積弊，清明了吏治，促進了經濟的發展，給乾隆留下了一個很好的吏治環境與繁盛局面！

改土歸流是指改土司制為流官制。又稱土司改流、改土設流、廢土改流，始於明代中後期，是指將原來西南地區統治少數民族的土司頭目廢除，改為朝廷中央政府派任流官。

改土歸流是就是把少數民族土司管理的方式，變成漢族式的官員管理方式。土司即原民族的首領，流官由朝廷中央委派。改土歸流有利於消除土司制度的落後性，同時加強中央對西南一些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統治。

2. 雍正舉措(經濟，政治，文化)。

雍正是一位十分復雜而矛盾的歷史人物，他是勇於革新、勤於理政的傑出政治家，對康熙晚年的積弊進行改革整頓，一掃頹風，使吏治澄清、統治穩定、國庫充盈、人民負擔減輕。但他畢竟是封建皇帝，有著重大過失和種種局限，他的繼位為帝，也存在很大疑點。
雍正的主要功績有
攤丁入地。這是一項重大的賦稅改革。中國自古就有人丁稅，成年男子，不論貧富，均須繳納人頭稅。雍正實行改革，將人丁稅攤入地畝，按地畝之多少，定納稅之數目。地多者多納，地少者少納，無地者不納。是謂"攤丁入地",一舉取消了人頭稅。這項措施有利於貧民而不利於地主，是我國財政賦稅史上的一項重大改革。耗羨歸公。我國古代以銀、銅為貨幣，征稅時，銀兩在兌換、熔鑄、保存、運解中有一定損耗，故征稅時有一定附加費。此項附加費稱"耗羨"或"火耗",一向由地方州縣徵收，作為地方辦公及官吏們的額外收入。耗羨無法定徵收額，州縣隨心所欲，從重徵收，有的抽正稅一兩、耗羨達五六錢，人民負擔甚重。雍正實行"耗羨歸公",將此項附加費變為法定稅款、固定稅額，由督撫統一管理，所得稅款，除辦公費用外，作為"養廉銀",大幅度提高官吏們的俸入。這樣，既減輕了人民負擔，又保證了廉政的推行。故雍正說:"自行此法以來，吏治稍得澄清，閭閻咸免擾累。"
創立軍機處，推廣奏摺制度。明代權力集於內閣，故有權相產生。清雍正把權力進一步集中在皇帝手中，創立軍機處，作為皇帝的秘書班子，為皇帝出主意、寫文件，理政務，"軍國大計，罔不總攬"。其特點是處理政事迅速而機密。軍機大臣直接與各地、各部打交道，了解地方情形，傳達皇帝意旨。此機構存在200年，直至清末。與創立軍機處伴隨的是推廣奏摺制度。由於以前的官文書批轉手續繁復，且經多人閱看，時間拖延且難於保密，而奏摺則向皇帝直接呈送，直達皇帝本人。雍正擴大了可向皇帝上奏摺的人數，不同身份的官吏可以及時反映情況，報告政務，使皇帝洞察下情，以便制定政策;也使官員們相互監督，皇帝得以了解他們的賢愚、勤惰、政績、操守。 改土歸流。我國西南及其他一些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實行土司制度，其職務為世襲，僅名義上接受清朝的冊封。土司們生殺予奪、驕恣專擅。這種制度妨礙了國家的統一和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雍正即位後，廢除了雲南、貴州、廣西、四川、湖南各地的許多土司，改成和全國一致的州縣制度。"改土歸流"是一場嚴重的斗爭，許多土司武裝反抗，雍正堅決派兵平定。在平叛戰爭中雖然也累及無辜，給少數民族造成傷害，但從長遠來說，"改土歸流"是進步的措施，打擊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據和特權，對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有利。
此外，雍正還有許多值得稱道的政績，如懲治貪污、解放賤民、平定羅卜藏丹津、始派駐藏大臣等，為中國的統一與發展作出了貢獻。 但是，雍正也有嚴重的過失和局限。他在位期間雖沒有出現大規模農民起義，但零散的反抗經常發生，雍正的鎮壓措施十分嚴厲。不論具體情節，抗官者即以反叛論處，斬殺不赦。甚至拒捕時，有人"共在一處，雖非下手之人，在旁目觀，即系同惡共濟",均斬立決。對民間秘密結社，囑咐官吏們"時時察訪，弋獲首惡，拔樹尋根，永斷瓜葛"。蘇州手工業工人要求增加工資，罷工叫歇，雍正嚴加懲處，立碑永禁叫歇。雍正時文字獄日益頻繁，汪景祺因"諂附"年羹堯而立斬梟首，查嗣庭因趨奉隆科多而戮屍示眾，陸生楠因議論時政而被軍前正法。最為轟動的是呂留良案，呂是清初具有民族思想的學者，已去世40年，後有曾靜、張熙讀呂氏之書，受其影響，竟去策反岳鍾琪，要他反清復明，釀成大案。呂留良被開棺戮屍，其兒子、學生處死刑。雍正朝文網甚密，株連人眾，處刑嚴酷。知識分子動輒得咎，形成閉眼不敢看現實，緘口不敢談政治的沉悶風氣。
雍正遵奉重農業、輕工商的信條。他說"農為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畝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趨為工，則物之製造者必多，物多則售賣不易，必至壅滯而價賤，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於農，而並有害於工也"。根據這一理論制定的政策必然不利於工商業的發展。他又認為:開礦"斷不可行"。因為開礦將引誘人們離開農本，追求末業，而且礦工聚集一地，易於鬧事。 雍正在對外交往中亦固步自封。當時外國商人來華貿易，日益增多，但雍正卻不許中國商人出洋貿易，設置種種障礙，聲言"海禁寧嚴毋寬，余無善策"。後來，在沿海各省的再三要求下，雖稍稍放寬海禁，但仍加以種種限制。尤其對久住外國的華僑商販和勞工，"逾期不歸，甘心流移外方，無可憫惜，不許其復回內地"。當時，西方先進國家正在鼓勵海外貿易，而中國即使是傑出的君主也缺乏世界眼光，限制對外交往，故而成為國際潮流中的落伍者。

3. 雍正賦稅改革的原因和特點

攤丁入畝
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從直隸巡撫李維鈞之請，實行丁銀攤入田賦一並徵收的原則，改變過去按人丁、地畝雙重徵收標准，減輕了無地和少地的農民負擔。到乾隆時，這一政策推廣到了全國。
火耗歸公
清初沿襲明制，各地徵收錢糧，加收「火耗」（碎銀加火鑄成 銀錠時的折耗，亦稱耗羨）。實行中，官員任意加派，一兩可加至數錢。因不在上交正額之內，官員從中任意侵貪，成為官場公行的陋習。康熙帝曾說，清官也取火耗。康熙末年，各地官員以火耗為名，肆意橫征中飽，已無法限止。雍正帝清理錢糧時，山西巡撫諾眠與布政使高成齡在雍正二年（1724年）奏請將該省各地加派的火耗，提解布政使司庫，以二十萬兩補完該省虧空，除公用外，分發給地方官員，稱為「養廉」。雍正帝指出，歷來火耗皆州縣徵收而加派橫征，侵蝕國帑不下數百萬。原因是各州縣徵收火耗分送上司，種種饋送，名目繁多，州縣肆意貪污，上司曲為容隱，這是從來的積弊，應當消除。他採納山西官員的建策，說「與其州縣存火耗以養上司，何如上司撥火耗以養州縣。」 州縣養上司是公開的非法賄賂。上司撥州縣便成為合法的「養廉」，即官俸的補貼。山西實行後，各省相繼仿效，以火耗補完虧空的錢糧，並分撥州縣養廉。雍正五年（1727年），又命各省督撫，就該省情形酌議具奏，著為定額。這一改革形成制度，稱為「養廉銀制度」，又稱「耗羨歸公」，即由上級官府依定額發給官員。以後火耗一分為三：一份給地方官養廉，一份彌補地方虧空，一份留地方公用。這樣，既增加了財政收入，又有助於廉政。
官紳一體當差納糧
古代收稅，只到老百姓家，官紳自外。老百姓還要當差，即服兵役和徭役，官紳是屬於統治階級，不必當差不交稅。「官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就是讓他們也交稅當差，當然不是真要他們服兵役和徭役，可用銀兩兌買。但由於觸及官紳利益，因此實行起來有較大難度。但為了鞏固王朝的統治，必須暫時犧牲官僚士大夫的利益，而官僚士大夫的這種暫時的利益犧牲是為了王朝鞏固之後能夠享受到更多的利益。
實行銅禁
雍正帝用了很大精力，實行禁用銅器的政策，這是保護錢法的需要。他於雍正五年（1727年）命令各省城派出官員，設立收買銅器公所，動用藩庫錢糧銀子為基金，大力開展民間收購。 雍正帝注意銅的生產，然而它的產量沒有達到鑄錢的需要，所以盡量他大力開展銅禁活動和嚴行私鑄處分，仍不能達到預期目的 。

4. 雍正的改革對於我們來說有什麼經驗和教訓

承上啟下

雍正元年（1723年）是清朝入關的第八十年，許多社會矛盾，盤根錯節，積累很深。他盛年登雍正「為君難」璽極，年富力強，學識廣博，閱歷豐富，剛毅果決，頗有作為。康熙政尚寬仁，雍正繼以嚴猛。雍正在位短短13年，他最主要的特點是「改革」，可以說雍正是一位改革型的皇帝。雍正改革措施，列舉以下六點：

第一，整頓吏治。康熙晚年，身患中風，標榜寬仁，吏治鬆弛，貪污腐敗，已然成風。雍正在長年皇子生活中，對皇父晚年弊政，看得較為清楚。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他大刀闊斧、雷厲風行地連續頒布11道諭旨，訓諭各級文武官員：不許暗通賄賂，私受請托；不許庫錢虧空，私納苞苴（jū）；不許虛名冒餉，侵漁貪婪；不許納賄財貨，戕人之罪；不許剋扣運費，饋遺納賄；不許多方勒索，病官病民；不許恣意枉法，恃才多事等。嚴誡：如因循不改，必定重罪嚴懲。二月，命將虧空錢糧各官即行革職追贓，不得留任。三月，命各省督、撫將幕客姓名報部。禁止出差官員縱容屬下需索地方。後以戶部庫存虧空銀250餘萬兩，令歷任堂司官員賠補。同年設立會考府，進行審計，整頓收支。這一年，被革職抄家的各級官吏就達數十人，其中有很多是三品以上大員。與曹雪芹家是親戚的蘇州織造李煦，也因為經濟虧空而被革職抄家。《清史稿·食貨志》說：「雍正初，整理度支，收入頗增。」史家評論說：雍正「澄清吏治，裁革陋規，整飭官方，懲治貪墨，實為千載一時。彼時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風俗，貪冒之徒，莫不望風革面」。說明雍正整頓吏治的成效。

第二，密折制度。什麼是密折呢？密就是機密；折就是將奏文寫在折疊的白紙上，外面加上封套。康熙朝有奏摺，雍正朝密折制度加以完善。皇帝特許的官員才有資格上奏摺。康熙朝具摺奏事的官員100多人，雍正朝增加到1200多人。奏摺的內容，幾乎無所不包，諸如刮風下雨、社會輿情、官場隱私、家庭秘事等。皇帝通過奏摺可以直接同官員對話，更加了解和掌握下面的實際情況。奏摺運轉處理程序，因「閣臣不得與聞」，而避開閣臣干預，特別是官員之間互相告密、互相監督，強化了皇帝專制權力。雍正朝現存滿、漢文奏摺41600餘件，是研究雍正朝歷史的重要檔案資料。

第三，設軍機處。雍正創設軍機處，作為輔助皇帝決策與行政的機構。地點在紫禁城隆宗門內北側。軍機大臣沒有定員，少則二人，多則九人。主要職掌：每日晉見皇帝，商承處理軍政要務，以面奉諭旨名義，對各部門、各地方發布指示；面奉諭旨，起草公文，由朝廷直接寄發，稱為「廷寄」，封函標明「某處某官開拆」字樣，由兵部捷報處發送；謄錄保存公文，就是將皇帝批閱的奏摺，謄錄副本，稱為「錄副奏摺」。這項制度使大量檔案得以保存。在清初，重要的軍政機構有三個：一是議政處，二是內閣，三是軍機處。議政處源自關外，主要由王公貴族組成，稱議政大臣，參畫機要。後設內三院，即後來的內閣。軍務歸議政處，政務歸內閣。議政處的權力逐漸減弱，到乾隆朝撤銷。內閣，仿明朝制度，逐漸排斥議政處於機務之外。而軍機處建立後，軍政要務歸軍機處，一般政務歸內閣。軍機處權力遠在內閣之上，大學士的權力為軍機大臣所分，逐漸排斥內閣於機務之外。大學士兼軍機大臣才有一定實權。內閣宰相，名存實亡。軍機處的建立，標志著皇權專制走向極端。明代內閣對皇權有一定的約束，如詔令由內閣草擬、經內閣下發，閣臣對詔令有權封駁。但是軍機處成立之後，排除了王公貴族，也排除了內閣大臣。軍機處的設立，使清朝皇帝乾綱獨斷——既不容皇帝大權旁落，也不許臣下阻撓旨意。

第四，改土歸流。在雲、貴、粵、桂、川、湘、鄂等省少數民族地區，主要由世襲土司進行管轄。此前已有「改土歸流」的舉措，但雍正全面實行「改土歸流」制度，就是革除土司制度，在上述地區分別設立府、廳、州、縣，委派有任期的、非世襲的「流官」進行管理。這種管理體制，同內地大體一樣。雍正帝的改土歸流，打擊了土司的世襲特權和利益，減輕了西南少數民族的負擔和災難，促進了這一地區社會經濟與文化的進步。民族與邊疆問題，東北地區在努爾哈赤、皇太極時期已經解決；東南的台灣、北方的蒙古，到康熙時已經得到解決；西南的民族問題，雍正時已經解決；新疆和西藏，到乾隆朝得以解決。

第五，攤丁入地。中國過去土地和人丁分開納稅。康熙五十年（1711年）後，實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但此前出生的人丁還要繳納丁銀。雍正推行丁銀攤入地畝。這項賦役制度的重大改革，從法律上取消了人頭稅，減輕了貧窮無地者的負擔。就這一點來說，攤丁入地制度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自「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之後，特別是實行「攤丁入地」制度之後，社會人口，急劇增長。道光年間，人口之數，突破4億。

第六，廢除賤籍。賤籍就是不屬士、農、工、商的「賤民」，世代相傳，不得改變。他們不能讀書科舉，也不能做官。這種賤民主要有浙江惰民、陝西樂籍、北京樂戶、廣東疍（dàn）戶等。在紹興的「惰民」，相傳是宋、元罪人後代。他們男的從事捕蛙、賣湯等；女的做媒婆、賣珠等活計，兼帶賣淫。這些人「丑穢不堪，辱賤已極」，人皆賤之。在陝西，明燕王朱棣起兵推翻其侄建文帝政權後，將堅決擁護建文帝的官員的妻女，罰入教坊司，充當官妓，身陷火坑，陪酒賣淫，受盡凌辱。安徽的伴當、世仆，其地位比樂戶、惰民更為悲慘。如果村裡有兩姓，此姓全都是彼姓的伴當、世仆，有如奴隸，稍有不合，人人都可加以捶楚。廣東沿海、沿江一代，有疍戶，以船為家，捕魚為業，生活漂泊不定，不得上岸居住。江蘇蘇州府有丐戶，也為賤民。雍正對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樂戶、惰民、丐戶、世仆、伴當、疍戶等，命令除籍，開豁為民，編入正戶。

雍正皇帝作為一代政治家，他留給後人的歷史遺產，還有兩點值得特別提出：一是勤政，二是選儲。

勤政，是雍正區別於其他帝王的一個顯著特徵。縱觀中國歷史上的皇帝，像雍正那樣勤政者，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他在位期間，自詡「以勤先天下」，不巡幸，不游獵，日理政事，終年不息。僅以硃批奏摺而言，雍正朝現存漢文奏摺35000餘件、滿文奏摺6600餘件，共有41600餘件，他在位12年零8個月，實際約4247天，平均每天批閱奏摺約10件，多在夜間，親筆硃批，不假手於他人，有的奏摺上的批語竟有1000多字。

選儲，是雍正留給清代的一份重要歷史文化遺產，就是建立秘密立儲制度。清朝皇帝的繼承人問題，康熙以前沒有制度化。清太祖死後，因皇位繼承演出大妃生殉的悲劇，害得多爾袞從小失去母親；清太宗死後，尚未入殮，幾乎演出兵戎相見的慘劇；清世祖死後，倉促讓一位8歲的孩童繼位，大清出現一位英明的君主實屬幸運；清聖祖死前儲位未定，演出了雍正兄弟骨肉相殘的鬧劇。大清皇朝，是家天下，用什麼辦法在家族內確立接班人，是清朝建立100多年所沒有解決的問題。用嫡長制？雖可以避免兄弟之爭，但不能保證選優。明亡教訓，已有前車之鑒。用太子制？康熙帝失敗的教訓，雍正已經親歷切膚之痛。怎麼辦？雍正想出一個辦法，既預立皇位繼承人，又不公開宣布，這就是秘密立儲。即將傳位詔書置密封錦匣中預先收藏於乾清宮「正大光明」匾後。這是建儲制度的一項重大創革。其積極的方面是，既有利於在皇子中選優，又避免皇子們爭奪儲位，相對地保證了皇位繼承的平穩過渡。

順治選了康熙繼位，雍正選了乾隆繼位。這兩位大清皇帝，都君臨天下60年，開創出中國皇朝史上的「黃金時代」——「康乾盛世」。應當說，雍正有眼力，有見識，看準並決定要乾隆繼承、光大他的事業，確是選對了接班人。這對大清帝國、對中華民族、對亞洲歷史及世界文明的發展，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雍正處於承上啟下的歷史時期。雍正既繼承了康熙大帝的歷史遺產，又改革了康熙晚年的弊政；他既為乾隆強盛奠下了根基，又為乾隆繁盛准備了條件。康、雍、乾三朝，既是清朝歷史發展的鼎盛時期，也是中華帝國皇朝歷史發展的一個鼎盛時期。

應當說，雍正在位的13年，政績卓然。但是，就在他執政已見成效之時，卻突然去世。

5. 愛新覺羅·胤禛（雍正帝）在國家的經濟稅收方面有什麼重大改革

雍正帝，名胤。1678年出生。1723年，45歲時即位。1735年病死，時年58歲。在位13年。

雍正帝是一個很有創造性的皇帝。雍正一朝，他在政治、經濟方面提出了許多創造性的做法。

在經濟上，他進行了攤丁入畝的重大改革。攤丁入畝是一場稅收改革。清政府實行的是明朝的稅收制度。稅收分為人頭稅和土地稅。人頭稅叫丁銀，即按家庭人口數量交稅，五口人就要交五口人的稅。土地稅叫田賦，即按家庭擁有土地的數量征稅。每個農家都要交這兩種稅。但由於連年戰亂，無地或地少的貧苦農民交不起人頭稅。沒有辦法，他們只有隱瞞人口或逃亡在外，以躲避人頭稅，即丁銀。這就造成了大量流民，使社會不穩，並影響國家稅收。

這是一個拖延多年的老大難問題。順治帝、康熙帝都沒有徹底解決。雍正帝即位時已經45歲，對社會底層的情況很是了解。即位的當年，就有巡撫提出「攤丁入畝」的建議。建議的主旨是，把丁銀(人頭稅)歸入田賦(土地稅)，兩稅合一徵收。這樣，有田就交稅，沒田就不用交稅了。這對無地或少地的貧苦農民來說，是一個福音。他們不用再去逃亡躲稅了。他們可以老老實實地種地，國家自然增加了稅收。同時，減少了流民，使社會安定了。為了慎重，雍正帝把這個奏摺交給戶部討論，戶部同意。雍正帝頒旨，在他即位的第二年，在全國實行。這是在賦稅制度上的一項很有創意的重大改革，也是中國封建社會稅收方面的突出改革。

6. 雍正帝在位時期的改革政策

清世宗愛新覺羅·胤禛（yìn zhēn）（1678年12月13日—1735年10月8日），滿族，是清朝第五位皇帝，入關後第三位皇帝，清聖祖康熙第四子，母為孝恭仁皇後，即德妃烏雅氏，1722—1735年在位，年號雍正。雍正在位時期，平定了羅卜藏丹津叛亂，設置軍機處加強皇權，實行「改土歸流」、「火耗歸公」等一系列鐵腕改革政策，對康乾盛世的連續具有關鍵性作用。去世後廟號世宗，謚號：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睿聖大孝至誠憲皇帝，葬清西陵之清泰陵。

即位後，他在政治上採取多種措施以鞏固自己的皇位。首先是消除異己，分化瓦解諸皇子集團，將胤禵從西
雍正帝求道圖
北軍前召回，加以圈禁。晉封胤禩為廉親王和總理事務大臣。將胤禟發往青海西大通（今青海大通西北）。鑒於清朝沒有行之有效的立儲制度，常因皇位繼承權產生爭端，創立了秘密立儲制度。
雍正元年（1723年），接受山西巡撫諾岷的建議，施行耗羨歸公和養廉銀的措施，以此增加中央財政收入，並限制地方橫征暴斂。
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又針對康熙末年各地虧空錢糧嚴重，決定嚴格清查，對貪官污吏即行抄家追贓，對民間拖欠，命在短期內分年帶征。
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帝以作威作福、結黨營私之名，責令撫遠大將軍年羹堯自盡，同時削隆科多太保，後圈禁致死。並因此株連出汪景祺《西征隨筆》案和查嗣庭試題案。
雍正七年（1729年），發生曾靜遣其徒張熙策動川陝總督岳鍾琪謀反的投書案，牽連到已故理學家呂留良，雍正帝遂大興文字獄，以作為控制思想、打擊政敵、提高自己權威的手段。同年，為適應西北用兵之需，始設軍機房（雍正十年時改軍機處），選親重大臣協辦軍務。軍機大臣只能繕述皇帝命令，本身無贊畫權，因而使皇帝更加集權於一身。他還在題本、奏本之外，命督撫布按等地方大員密摺奏事，以加強皇帝對地方行政的控制。
雍正帝把他批閱過的奏摺選擇一部分輯成《硃批諭旨》。他對臣工的諭旨，由張廷玉等紀錄編成《上諭內閣》、《上諭八旗》。他的各種體裁的文章被後人輯為《御制文集》。[4]
為政舉措編輯

政治
強化密折制度
故宮軍機處內景
雍正帝擴大密折的范圍和內容。密折起於康熙二十年。密折有助於皇帝更好地了解下情，掌握動態，有針對性地制定措施，有效地實施統治。為充分發揮密折作用，雍正帝把遞密折的范圍擴大到布政使、按察使、學政等，內容則擴大到生計、風俗等方面。
設軍機處
為了加強皇權，順治恢復明朝的內閣。康熙成立南書房都旨在分散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權利，但是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雍正七年，因用兵西北，以內閣在太和門外，恐漏瀉機密，始於隆宗門內設置軍機房，選內閣中謹密者入值繕寫，以為處理緊急軍務之用，輔佐皇帝處理政務。十年，改稱「辦理軍機處」，簡稱「軍機處」。軍機處的大臣由皇帝挑選，由內閣大臣兼任，他們直接聽命於皇帝，跪受筆錄，他們的活動都是在皇帝的監督下的，旨意完全是按皇帝的話記錄的。可見，軍機處本為辦理軍機事務而設，但因它便於發揮君主專制獨裁，所以一旦出現之後，便被皇帝抓住不放，不但常設不廢，而且其職權愈來愈擴大。
軍機處成立之後
雍正皇帝讀書圖
，排除了王公貴族，也排除了內閣大臣，使皇帝朝綱獨斷——既不容皇帝大權旁落，也不允許臣下阻撓旨意。皇帝通過軍機處直接向各地方官員下達命令，努爾哈赤以來的議政處就漸漸形同虛設了。
作為輔助皇帝決策與行政的機構，軍機處漸漸成了處理軍國要務的中樞。軍機大臣沒有定員，少則二人，多則九人。主要職掌：每日晉見皇帝，商承處理軍政要務，以面奉諭旨名義，對各部門、各地方發布指示；面奉諭旨，起草公文，由朝廷直接寄發，稱為「廷寄」。封函標明「某處某官開拆」字樣，由兵部捷報處發送；撰錄保存公文，就是將皇帝批閱的奏摺，撰錄副本，稱為「錄副奏摺」。這項制度使大量檔案得以保存。
雍正帝設立軍機處，就有了固定助手，可以及時處理政事了，所以他的權力比明太祖還要集中，以前的其他帝王的權力更沒法與他相比，他是真正的集權力於一身，總理天下庶務。
軍機處的設立是清代中樞機構的重大變革，標志著清代君主集權發展到了頂點。[5]
勤政
與康熙帝一樣，雍正帝非常勤於政事。後人收
雍正皇帝軍裝
集他13年中硃批過的摺子就有360卷。雍正在位期間，勤於政事，「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雍正初年，重用年羹堯和隆科多。年羹堯先後被任命為川陝總督、撫遠大將軍，赴青海征討厄魯特羅卜藏丹津叛亂，成功後封為一等公，成為實際的西北王。隆科多為吏部尚書、步軍統領、兼理藩院，賜太子太保銜，被雍正尊稱為「舅舅」。兩人都顯赫異常，但未過幾年，即被雍正整肅。年羹堯令自裁，隆科多被禁死，同時雍正興起文字獄打擊兩人勢力（汪景祺案和錢名世案）。
雍正一朝寵信四位臣工：李衛（江蘇人）、田文鏡（福建人）、張廷玉（安徽人）、鄂爾泰；其中李衛、田文鏡和張廷玉為漢人，田文鏡為漢軍旗人，足見雍正確實了解並重用漢人。
秘密立儲
「正大光明」匾額
鑒於康熙帝在預立太子問題上的失敗，雍正帝於元年八月宣布密建儲位法——將他的繼承人弘歷的名字寫好，雍正御筆《夏日泛舟詩》軸放匣中，置於乾清宮「正大光明」匾後，駕崩後從匣中取出宣讀。又以密旨藏於內府，以備核對。這個方法，避免了皇子爭權而引起的激烈斗爭。後世幾代都效法他。改善秘密選儲制度，即皇帝在位時不公開宣布繼承人，而將寫有繼承人名單的一式兩份詔書分別置於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後和皇帝身邊，待皇帝去世後，宣詔大臣共同拆啟傳位詔書，確立新君。這樣使得使皇位繼承辦法制度化，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康熙帝晚年諸皇子互相傾軋的局面。
民族政策
在民族政策上，雍正帝廢除西南少數民族原本的土司制度，改行「改土歸流」加強對少數民族的統治及同化。此外，雍正亦宣稱「在逆賊等之意，徒謂本朝以滿洲之君，入為中國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為訕謗詆譏之說耳。不知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意思是這些逆賊的本意，不過是說本朝只是滿洲的君主，而進關當了整個中國的皇帝，錯誤地懷著地域、民族的偏見，故意捏造一些言論來進行誹謗譏諷。而他們不懂得本朝原居地為滿洲，好比中國人有籍貫於某地一樣。古代的大舜籍貫是東夷，周文王籍貫是西夷，這絲毫不能損害他們聖人的光輝。 反駁明末遺民說清朝入主中原的不正統，嚴防漢族士大夫階層離心。[6]
整飭吏治
雍正帝重視吏治。雍正賞識執法嚴，作風雷厲風行，嚴猛行政，有開拓氣魄，政績顯著的官員。如田文鏡、李衛在河南、浙江清查錢糧做得好，被譽為「模範督撫」。康熙末年財政虧空嚴重，雍正位後雷厲風行地進行了一場錢糧大清查。他組織了一個得力的領導班子，由康熙十三子怡親王允祥總理事務，皇舅隆科多、大學士白潢、尚書朱軾會同辦理。清查虧空首先在中央進行。
愛新覺羅·胤祥
地方上的清查也普遍進行。清查不力的官員，則予以調查處理。
清查使財政好轉，但要說明的是，康熙朝末年存銀為2000多萬兩，，雍正朝末年存銀也為2000多萬兩，，電視劇里康熙朝末年存銀為800萬兩的說法是不對的，極大的誇大了雍正朝理財效果。
但是，雍正也有嚴重的過失和局限。雍正的鎮壓措施十分嚴厲。不論具體情節，抗官者即以反叛論處，斬殺不赦。甚至拒捕時，有人「共在一處，雖非下手之人，在旁目觀，即系同惡共濟」，均斬立決。對民間秘密結社，囑咐官吏們「時時察訪，弋獲首惡，拔樹尋根，永斷瓜葛」。蘇州手工業工人要求增加工資，罷工叫歇，雍正嚴加懲處，立碑永禁叫歇。[7]
廢除一類人賤籍
雍正帝在人權方面有一項改革，那就是削除一類人的賤民籍。雍正元年，山西、陝西因明建文末年未依附朱棣而被編入「樂戶（官妓）」籍的後代，雍正命令摘除其「樂戶」籍，使其成為民戶，同年九月，他下令除掉紹興曾反對朱元璋的那些人後代的「惰民」籍，使其成為民戶，五年四月下令免除粵東「蜑戶」籍，使其成民戶。[5]

軍事
雍正帝繼續執行滿洲的擴張政策。康熙帝三征噶爾丹，噶爾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於雍正元年支持青海和碩特部首領羅卜藏丹津糾集20萬人進攻西寧反清，雍正命年羹堯、岳鍾琪率兵討伐，大勝，青海完全歸入滿清帝國版圖。
雍正五年派遣策凌為首席代表與俄國簽訂《布連斯奇條約》，第二年又簽訂了《恰克圖條約》，劃定了清俄中段邊界，穩定了清俄邊界局勢，促進了清俄邊界地區的經濟發展和貿易。

經濟
主要措施和成績
「攤丁入畝」
雍正元年，雍正帝從直隸巡撫李維鈞之請，實行丁銀攤入田賦一並徵收的原則，改變過去按人丁、地畝雙重徵收標准，減輕了無地和少地的農民負擔。到乾隆時，這一政策推廣到了全國。
二、「耗羨歸公」
清初沿襲明制，各地徵收錢糧，加收「火耗」（碎銀加火鑄成銀錠時的折耗，亦稱耗羨）。實行中，官員任意加派，一兩可加至數錢。因不在上交正額之內，官員從中任意侵貪，成為官場公行的陋習。康熙帝曾說，清官也取火耗。康熙末年，各地官員以火耗為名，肆意橫征中飽，已無法限止。雍正帝清理錢糧時，山西巡撫諾眠與布政使高成齡在雍正二年奏請將該省各地加派的火耗，提解布政使司庫
雍正帝農裝
，以二十萬兩補完該省虧空，除公用外，分發給地方官員，稱為「養廉」。雍正帝指出，歷來火耗皆州縣徵收而加派橫征，侵蝕國帑不下數百萬。原因是各州縣徵收火耗分送上司，種種饋送，名目繁多，州縣肆意貪污，上司曲為容隱，這是從來的積弊，應當消除。他採納山西官員的建策，說「與其州縣存火耗以養上司，何如上司撥火耗以養州縣。」（《世宗實錄》卷二十二）州縣養上司是公開的非法賄賂。上司撥州縣便成為合法的「養廉」，即官俸的補貼。山西實行後，各省相繼仿效，以火耗補完虧空的錢糧，並分撥州縣養廉。1727年，又命各省督撫，就該省情形酌議具奏，著為定額。這一改革形成制度，稱為「養廉」，又稱「耗羨歸公」，即由上級官府依定額發給官員。以後火耗一分為三：一份給地方官養廉，一份彌補地方虧空，一份留地方公用。這樣，既增加了財政收入，又有助於廉政。
三、官紳納糧，一體當差
古代收稅，只到老百姓家，官紳自外。老百姓還要當差，即服兵役和徭役，官紳是屬於統治階級，不必當差不交稅！「官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就是讓他們也交稅當差，當然不是真要他們服兵役和徭役，可用銀兩兌買。但由於觸及官紳利益，因此實行起來有較大難度。但為了鞏固王朝的統治，必須暫時犧牲官僚士大夫的利益，而官僚士大夫的這種暫時的利益犧牲是為了王朝鞏固之後能夠享受到更多的利益。
弊病：
重農輕商
雍正帝
雍正帝繼續執行先王發展生產的政策。他像前輩君王一樣鼓勵開荒，康熙六十年至雍正十二年，全國田地從735萬頃增至890萬頃，疏浚了衛河、淀河、子牙河、永定河。其他水利工程已完成的有直隸營田工程、浙江和江南海塘工程，修建了黃河、運河堤岸。雍正帝繼續蠲免錢糧政策。據《清史稿·世宗本紀》，他在位13年，免了12年災區的賦稅和一些地區的漕糧。
但是，他過分重農抑商，他說"農為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畝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趨為工，則物之製造者必多，物多則售賣不易，必至壅滯而價賤，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於農，而並有害於工也"。根據這一理論制定的政策必然不利於工商業的發展。他又認為:開礦"斷不可行"。因為開礦將引誘人們離開農本，追求末業，而且礦工聚集一地，易於鬧事。
急於求成，手段過嚴
雍正做事急於求成，正因如此，故河南墾荒，四川清丈，陝西挖井，直隸營田，本意為利民，卻勞而無功，反成民間之累。他的性情偏急，喜怒無常，手段過於嚴酷，造成了許多冤假錯案。他死後，乾隆繼位，一反雍正苛嚴之治，實行「寬嚴相濟」的方針，昭雪死者，釋放囚犯，緩和了矛盾。故後人評價：「純皇帝（乾隆）即位，承憲皇帝（雍正）嚴肅之治，皆以寬大為政。

文化
文字獄
雍正時文字獄日益頻繁，汪景祺因"諂附"年羹堯而立斬梟首，查嗣庭因趨奉隆科多而戮屍示眾，陸生楠因議論時政而被軍前正法。最為轟動的是呂留良案，呂是清初具有民族思想的學者，已去世40年，後有曾靜、張熙讀呂氏之書，受其影響，竟去策反岳鍾琪，要他反清復明，釀成大案。呂留良被開棺戮屍，其兒子、學生處死刑。雍正朝文網甚密，株連人眾，處刑嚴酷。知識分子動輒得咎，形成閉眼不敢看現實，緘口不敢談政治的沉悶風氣。同時又將唯唯諾諾已經去世40多年的湯斌入祀「賢良祠」，樹立為正面典型令漢人效仿。

民族
改土歸流
雍正帝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實行了改土歸流的改革。雍正四年，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取消了土司，改派可以隨時任免的流官。改土歸流對於減輕對少數民族地區人民的壓迫和剝削有幫助，對清朝實施全國性的統治和國家的統一有重要意義，但清朝在推行改土歸流時過度強調使用武力，對一些地區的反抗採取了殘酷的武力鎮壓，也給西南部分少數民族帶來了災難。

外交
開始嚴格執行海禁，後來考慮到閩福百姓生計困難，同意適當開禁；雍正二年降旨准廣東人移民台灣。但對外洋回來的人民仍有戒心。
當時外國商人來華貿易，日益增多，但雍正卻不許中國商人出洋貿易，設置種種障礙，聲言"海禁寧嚴毋寬，余無善策"。後來，在沿海各省的再三要求下，雖稍稍放寬海禁，但仍加以種種限制。尤其對久住外國的華僑商販和勞工，」逾期不歸，甘心流移外方，無可憫惜，不許其復回內地「。當時，西方先進國家正在鼓勵海外貿易，而中國即使是傑出的君主也缺乏世界眼光，限制對外交往，故而成為國際潮流中的落伍者。

7. 雍正時期經濟改革的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為了解決財政虧空，保證清政府的賦稅收入。

經濟改革的內容：
清朝雍正時期，上承康熙，採取一系列經濟政策。對經濟進行調整改革。
（一）農業方面，繼續調整和加強農業的根本地位，用耕田禮和授予老農頂戴等方式鼓勵農民精耕細作；興修水利工程以保證農業生產；糾正前朝墾荒之弊。調整墾荒政策以增加耕田；在盡力增加糧食生產的同時，鼓勵農林牧業並舉。
（二）重農而不抑商，在保證農業生產的前提下，給工商業以一定的生存空間。尤其是在商業方面，採取了較為靈活的政策，既加強了對商業的管理，又體恤、優待商人，盡量減少商業發展的障礙，特別是在海外貿易方面，重新開放了閩粵海禁，活躍了對南洋諸國的商業交流。

8. 評價雍正皇帝的幣制改革

雍正朝貨幣制度改革的意義主要表現在：

1．規范了鑄幣制度，便利了貨幣的流通。雍正皇帝通過對順治、康熙朝鑄幣制度調整頻繁造成的銅錢大小、輕重、價值不一的混亂局面的深刻反思，對銅錢的重量、銅鉛的配鑄比例、鼓鑄用銅鉛的價格、各局鑄錢的卯數、物料以及爐匠工錢的支付都作了明確的規定，尤其改革銅錢鑄重為一錢二分，重量適中，成為定製，規范了鑄錢制度，結束了不同重量的銅錢並存於商品市場造成的交換繁難的局面，便利了貨幣的流通，有利於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2．降低了鑄錢成本，給清政府帶來大量鑄息銀兩。雍正時期，滇銅、黔鉛開采興旺，產量大大增加。與此同時，清政府高度壟斷了銅鉛的生產、收購以及銷售的全過程，將所產滇銅、黔鉛悉數用於鑄錢，取代洋銅、倭鉛成為鑄錢的主要原料。通過壟斷經營，極大地壓低銅鉛收購價格，殘酷壓榨掠奪礦民、礦商，大幅度降低了鑄錢成本，從而使長期以來虧損嚴重的京局和各省局鑄錢盈利，部分鑄錢局鑄息率極高。京城戶工二局鑄錢千文含工本銀約0.8～0.9兩，雲南鑄錢局就地取材，銅價、腳費相對較低，鑄錢千文含工本銀在0.7兩左右，[32]鑄息率更高。如乾隆六年，雲南省局「共鑄錢一十二萬九千四百八十串，除歸還銅鉛本腳外，計獲息銀三萬一千餘兩。」嘉慶六年「共鑄錢十萬一千九十餘串」，除歸還銅鉛本腳外，「共獲鑄息銀二萬一千六百九十兩。」[33]從乾隆至嘉慶朝，雲南省局鑄息率長期保持在20％～30％左右，年獲取息銀最多達十萬兩以上。[34]其他鑄局獲取息銀數量略低於雲南，如乾隆五十六年，湖北寶武局共鑄錢86286．623串，息銀15474.415串，[35]鑄息率為22％。

這還不是各鑄錢局最後得到的鑄息銀兩。各鑄局常常利用乾隆朝商品貨幣市場銅錢價格高昂，將所鑄錢文拿到商品貨幣市場易換銀兩，以追求鑄錢的最大利潤。如乾隆十年，由於「京師錢價昂貴」，清政府決定將寶泉、寶源二局所鑄錢文「七十三萬八千六百三十串，增給錢局，發市易銀。」[36]乾隆十九年，湖北寶武局「共鑄錢九萬八千三百四十八串六百二十三文」，「共發賣錢八萬六千九百二十串一百文。」出售銅錢的價格一般是「每串照市價酌減三分」，也就是以低於市場三分的價格出售。清政府對出售銅錢價銀有明確的規定，一般來說，乾隆中期以前，銅錢一千「易平銀一兩二錢三分」，「折庫平銀一兩一錢六分八厘五毫」。[37]乾隆末年銅錢一千「易庫平銀一兩三分五厘五毫」。[38]通過發賣銅錢，各鑄錢局極大限度地增加了鑄息銀兩。僅湖北寶武局於乾隆十九年一次性出易銅錢增加庫平銀約10000兩。摺合成「平銀」則獲息銀數量更多。各錢局大量鑄息銀兩的產生，既是雍正皇帝幣制改革帶來的結果，又是清政府壓低銅、鉛收購價格，對礦民、礦商壓榨掠奪的曲折反映，充分暴露了清政府追求鑄錢高額利潤的實質。

3．促使清代鑄錢事業大規模發展。康熙後期，由於鑄錢嚴重虧損，清政府不得不經常令各鑄錢局停鑄減卯。雍正朝貨幣制度改革後，降低了鑄錢成本，各局通過鑄錢能夠獲得大量鑄息銀兩，加之乾隆朝錢價高昂，極大地鼓舞了各鑄錢局的鑄錢熱情。於是，不僅停鑄各省局恢復鼓鑄，而且無論京局、省局都加卯鼓鑄，不斷擴大鑄錢規模。京局從雍正朝每年鑄錢64萬串，增加到乾隆時期每年鑄錢100餘萬串，最多時達到123萬余串。[39]各省鑄錢中，雲南鑄錢數量最多。因雲南地近銅礦，運輸方便，銅價便宜，鑄錢成本低廉，曾先後出現十一局鑄錢，長時間保持在六局同時鼓鑄，鑄錢最多時年達40萬串。[40]清代大規模鑄錢一直保持到嘉慶時期。全國鑄錢最多時年達220餘萬串，便利了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

4．給士兵、官吏、工匠等不同階層人們

的生活帶來影響。雍正朝貨幣改革以後，鑄錢成本大大降低，各鑄局鑄錢千文含工本銀普遍低於一兩。按理來說，受價值規律的作用，商品貨幣市場的銀錢比價，銅錢千文兌換白銀應當低於一兩。換句話說，白銀一兩兌換銅錢應當超過千文。但自雍正皇帝貨幣制度改革後直至整個乾隆朝，商品貨幣市場的銀錢比價，白銀一兩兌換銅錢長期保持在七八百文之間，乾隆末年仍然保持在九百餘文。錢值和商品市場的錢價相悖。形成這一問題的原因這里不作贅述。但商品市場銅錢格價的長期高昂，給士兵、官吏、工匠等不同階層人們的生活帶來積極影響。

按照清政府規定，各鑄錢局生產的銅錢，主要以兵餉、官俸搭放的形式進入流通領域。搭放比例一般是銀七成，錢三成。搭放的具體辦法，以清政府制定的「定例」，即白銀一兩值銅錢一千發放。另外，按照規定，鑄錢工匠的工資也以「定例」規定的比例支付銅錢。在商品貨幣市場銅錢價格高昂的情況下，按照「定例」來發放兵餉、官俸以及支付鑄錢工匠工資，增加了兵餉、官俸以及工匠工資的附加值，這對於改善廣大士兵和官吏及鑄錢工匠的生活狀況有一定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