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宋初在政治，經濟上分別採取什麼措施分別造成什麼影響
①措施：
政治上：
第一，由中央派文官擔任地方長官，同時設通判負責監督；
第二，增設參知政事、樞密使和三司使，分割宰相的行政權、軍權和財權。
經濟上：
第一，地方賦稅一小部分作為地方開支，其餘全部由中央掌控；
第二，宋代的賦役制度，大致延續唐末的兩稅法，但增加了丁稅。
②影響：
第一，削弱了相權，加強了皇權；
第二，差役甚為繁重造成人民負擔；
第三，造成日後的積貧積弱現象。
『貳』 宋朝初期的經濟制度有哪些
在經濟方面，宋朝建立之後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和措施。
第一，根據土地佔有情況制定納稅政策。北宋王朝將全國居民分為主戶和客戶兩類。凡是有土地的人家都稱主戶，都要向國家交稅。那些沒有土地的人家被稱為客戶，他們租種土地，也叫「佃客」。主戶按資多寡分為五等：一等戶是占田十多頃、數十頃乃至上百頃的大地主；二等戶是占田一頃至數頃的中小地主，他們通常被稱為「上戶」；三等戶又稱「中戶」，主要指占田不多、但能自食其力還較富裕的中等人家；四等、五等戶是占田三五十畝或僅幾畝的農戶，也被稱為「下戶」或「貧下戶」，他們生活艱難，一遇歉收往往被迫出賣土地，在主戶中所佔比例很大。客戶主要是佃農，完全沒有土地和生產工具，依靠租種地主田地為生。但北宋時期的客戶戶籍已經獨立，不再依附於地主的名下，與東漢以來的部曲、徒附是大不相同了。田主不能奴役佃戶的家屬，契約滿期佃戶可以更換田主，這些都可看出社會的進步。地主靠田租剝削佃戶，田租一般都占收成的五成以上。除此之外，高利貸也成為重要的剝削手段，佃農交不起本錢和利息，只好將子女做「佣質」當抵押。一些下戶破產之後，政府為了榨取更多的賦稅，仍將他們編入主戶，「產去而稅存」的戶數逐漸增多。下戶雖然不向地主交租，卻要擔負官府繁重的賦稅和徭役，因而每至凶年往往出賣土地淪為佃客。如他們每年要交田稅、身丁稅、各種雜稅，有些稅可謂橫征暴斂，巧立名目。北宋的貧苦農民遭受著嚴重的經濟剝削，因而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順的起義就不是偶然的了。
第二，採取各種措施促進農業生產。宋朝對農業生產非常重視，清醒地認識到農業是立國之本，強兵之本。北宋建國者一開始就將京都奠立在運河之濱的汴梁(即開封)，使全國各地的應貢物品可以經水路系統輾轉進京，從而使國家的政治中心處於衣食無憂的境地。但朝廷並不以此為滿足，而是以發展農業生產為基本國策，採取扶持、獎勵農業生產的一系列措施。宋代歷屆朝廷都不停地頒布勸農詔書，與過去歷代王朝頒布的勸農詔書不同的是，這些詔書不尚空談，而是針對農業生產中的具體問題提出解決辦法，責成有關地方官員負責辦理或派大臣親臨調查。
『叄』 關於宋朝的經濟與軍事
[歷史隨筆]如夢如幻的大宋王朝
中國封建王朝的頂峰是宋朝而不是唐朝。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經濟最繁榮、科技最發達、文化最昌盛、藝術最高深、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宋代是為中國最爭光的朝代，也是當時世界上發明創造最多的國家。宋朝也是中國為世界貢獻最大的時期，中國歷史上的重要發明一半以上都出現在宋朝，那時中國所謂的四大發明的三項被發明或是開始得到大規模實際的運用，火葯、指南針、印刷術、紙幣、垂線紡織，瓷器工藝的重要改革等。宋朝航海、造船、醫葯、工藝、農技等都達到了古代前所未有、後難比及的高度。宋朝還發展起一門新科學，技術科學。這些輝煌的成就與宋的綜合文明有直接聯系。宋代的GDP是佔全球的50%。國家的綜合實力無論是質量還是數量宋朝都是當時世界的第一大國。宋朝已經達到了封建王朝的頂峰，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
一、[宋朝的經濟商業]
宋朝是中國古代唯一長期不實行"抑商"政策的王朝。宋朝開創以來，即治坑礦、組織茶鹽開發。因而大量從土地中解放出來的農民投入商業手工業中，民間經濟受到刺激，突飛猛進。創造了空前的財富與繁榮。在宋朝立國之初，宋太祖趙框胤就號召人們"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宋太宗也曾下詔"令兩制議政豐之術以聞"，令官員們研究理財求富之道。宋神宗則認為"尤先理財"，發過"政事之先，理財為急"的詔令。這些政策導向使商業大潮興旺，商貿高速發展，錢庄業迅猛發展，促使宋朝在世界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最早的紙幣和銀行。銀行可以貸款、異地付款。北宋時期就大量開採金、銀、銅、鐵、煤等礦藏，全國各地也出現了世界歷史上最早的製造工廠和加工工廠。如造船廠、火器廠、造紙廠、印刷工廠、織布廠、各地的官窯等。廠里的工人按期領工資。南宋時的軍器所工匠竟達七八千人。造會子局，有徒工一千二百餘人。綾錦院織工達到四百餘人。除公辦的工廠外，一些私辦的工廠也相繼大量的出現與繁榮。因為經濟的空前繁榮，宋錢幣鑄造量非常大，如宋神宗時全國年鑄幣506萬貫。（唐朝最盛的開元盛世年鑄幣32萬貫）。
宋代的貨幣形式與種類太過豐富。銅錢、銀錠是宋朝的本位貨幣。宋朝銅幣和鐵幣並用，有些宋幣含有合金成分。此外還有些銀質錢幣。宋代的錢幣無論是種類、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是中國古代歷史上造詣最多最好的錢幣。宋幣上銘刻的文字書法優美多為名家及皇帝手筆，篆隸真行草俱全，還古篆體、瘦金體。種種精美的貨幣使人愛不釋手，宋錢幣的藝術總類藝術性工藝最高。宋錢是當時周邊各國最喜歡最堅挺的貨幣。宋錢成為南海諸國的鎮國庫之寶。雖然遼國、金國等國也仿製宋幣造錢，但在金國流通最多最廣的是宋錢。直到現在出土存世的宋錢還是最多的。在今天東到日本、西至歐洲、非洲的廣大地區都有出土。足見宋的繁榮與強盛。為免攜帶大批銅錢來往之煩勞，在公元998年（咸平元年）前後在四川地區民間出現最早的紙幣"交子"。這是我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但這種紙幣只相當於擔保的代幣券。宋朝政府先後印刷發行的紙幣種類有交子、錢引、關子、會子等幾種類型形式。公元1023年（天聖元年）宋政府開設了世界上第一個負責紙幣發行的官方機構"益州交子務"，這是世界上最早的中央人民銀行。公元1024年宋政府開始印刷發行"交子"，此種"交子"銅板彩印，上面印有鳥獸、花紋、圖案或故事等，異常精美。此種票據有如公債，分界發行。交子最初是以兩年為一界，發行新交子的同時廢止並回收舊交子，自公元1072年（熙寧五年）起，雖仍然是每兩年發行一界，但是每界交子的流通期增加到四年。交子的面值為自一貫文至十貫文的固定面值，以鐵錢為本，備有發行准備金，已經基本具備了近代本位貨幣的特徵要素。其施用愈來愈廣泛。票據的使用為商業繁榮提供了便利條件。北宋崇寧四年，在江北、華北地區發行了稱為"錢引"的新式樣的紙幣，但是只印了一界就因為流通不暢不能順利使用而停印。公元1107年（大觀元年）四川交子改稱錢引，交子務也改稱錢引務，開始大量印刷紙鈔發行，由於數量發行過大，引起了錢引的嚴重貶值。公元1110年（大觀三年）限制發行量為天聖時的125萬貫左右，對流通地區也限在鐵錢行用的四川、陝西、河東地區，後又採取了受兌、停用舊錢引，增加准備金等多種方法，使錢引的價值得到恢復。南宋時期宋政府在杭州設立"行在會子務"專門管理印製"會子"。先後印造了一千文、兩千文、三千文及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六種面值的會子。會子以三年為"界"，到期作廢，逐舊造新換舊。從公元1171年到公元1240年，共發行了十八界會子。後來政府規定第十七、十八界會子可以永久流通。這是真正意義上由政府發行的紙制的純粹錢幣。紙幣逐漸代替了銅錢做為主要交換媒介。商業的高速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宋王朝調整了歷代立法中重刑輕民的傳統做法，義利並重相當重視經濟立法。法規內容涉及社會經濟活動的各個方面，專門設置了專賣法，如鹽法，酒法，茶法等法令。宋代成為中國古代經濟立法最為活躍的時期，其立法活動頻繁，法規內容涉及社會經濟活動的各個方面，法規的制訂、實施各方面都具有前所未有的想像力。宋的經濟法令，注意到了國家與經濟活動者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順應商品經濟的規律。宋朝獲得龐大的財政收入是國民經濟飛速發展，工商業極度繁榮，生產力水平提高的結果。豐厚的社會財力使得政府既不必求苛稅於民又能保證政府收入。這就緩和了社會矛盾，進入治理國家的良性循環。宋朝的經濟，尤其是第二，第三產業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達到了空前的高度。公元1077年，北宋稅賦總收入共7070萬貫，其中農業的兩稅2162萬貫，佔30%，工商稅4911萬貫佔70%。構成國家財政收入主體的，已經不再是農業，而是工商業了，宋朝已經走出農業文明了，宋時中國的農業社會已經在開始向工商業社會那邁進了。宋朝的手工業中還出現了銅板印刷的廣告。比西方資本主義印刷的廣告要早三百多年。大學者蘇東坡曾給一做油食老婦人做過一首廣告詩，使之生意大振。沈括的貨幣流通速度論達到了現代貨幣理論水平。此外宋朝已出現類似現代報紙的"小報"了。世界的中國的最早的資本主義萌芽，誕生於大宋強盛的商業浪潮中。
宋朝是中國社會市民階級正式產生的年代，大批的手工業者、商人、小業主構成了宋朝的中產階級。他們經濟富足，又有自己獨立的價值追求。市民的富裕閑暇的生活及審美趣味和生活情趣促成了宋朝的文化高度繁榮，戲曲、雜技、音樂、詩歌、小說等都在宋代高度繁榮發展。宋代開始大規模的城市化。中國首次出現了主要以商業，而不是以行政為中心的大城市。宋朝發達的交通為人類封建史之最。宋朝每十里設一郵亭，每三十里設一驛站。各地的官道星羅棋布、四通八達。宋政府對郵驛是十分重視的"以法治郵"的做法，保證了郵驛的正常運行。"白塔橋邊賣地經，長亭短宜驛分明。"地經就是地圖，宋朝的地圖已經相當的精確。宋朝四京是東京開封府，西京洛陽府，北京大名府，南京應天府。宋代大城市人口集中，北宋首都汴梁和南宋首都臨安都是超過百萬人口的大城市。宋朝人口如泉洲一樣超過二十萬的有六個。宋朝十萬戶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幾個增加到四十六個。（南宋末期西方最大最繁華的城市是威尼斯只有十萬人口。）在城市所有幹道的塔上都掛有一個時針。每個鍾都有一個人看守照料。他敲著銅羅報時，即使在很在窄的小巷都會回盪著這種聲音，隨後他用文字把時刻展示給人們看。北宋富強160多年，京都汴梁（今河南開封）"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汴梁城不僅旱路暢通發達，水運也十分發達。"舳艫歲歲銜清汴"，"聯翩漕舸入神州"。"汴都數百萬戶，盡仰石炭，無一家燃薪者"。宋朝的汴梁城已經用煤（西方稱之會燃燒的石頭）而不是用木材生火做飯取暖了。當時西方都是用木頭劈柴生活作飯取暖。中國1949年解放後的各大城市都沒有達到這一點。新興的市民階層的誕生，富庶安逸的生活使宋人消費意識濃烈，極大地刺激了茶坊酒市、娛樂業等第三產業的繁榮發展。宋朝的城市不像唐朝的城市一到黑夜就一片黑暗了，宋城在黑夜裡是燦爛的光明之城。因為宋朝不像唐朝一樣實行宵禁，宋人有夜生活。一到夜裡，宋人就自己的房間里、在家門口、庭院門口都點上了燈，因而到處都有燈光。在夜晚趕路遊玩的人們都拿這各種各樣的燈籠。因此在夜晚整個城市都在閃爍。在夜晚城市裡燈火通明，叫賣聲到天明。在"瓦子"、"勾欄"等固定娛樂場所百戲伎藝競演，市民集中觀看。夜間飲食店鋪生意興隆，直到太陽從新升起街上一樣擠滿了人。"大街一兩處麵食店及市西坊西食麵店，通宵買賣、交曉不絕"，"其餘橋道坊巷，亦有夜市撲賣果子糖等物，亦有賣卦人盤街叫賣，如頂盤擔架賣市食，至三更不絕。冬月雖大雨雪，亦有夜市盤賣。"。"酒壚博塞雜歌呼，夜夜長如正月半。"，"梁園歌舞足風流，美酒如刀解斷愁。憶得少年多樂事，夜深燈火上樊樓。"，"暮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遊人不止是皇親國戚、達官貴人等少數的宋人而是城裡的廣大的市民、大多數的宋人。宋人生活得是如此富足幸福。宋朝沒有"路有凍死骨"的貧窮與"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悲觀絕望。只有"西湖歌舞幾時休"的醉生夢死的樂觀、繁華。
宋朝開發了南方，實際是開發了領土。為南方人更像中國人做出了歷代都難以比擬的貢獻。雖然古之時有所開拓，但南方相對中原北方大部分仍是蠻荒之地。這種開發不是戰爭的開發是文化經濟的滲透侵略。宋朝的強盛使南方人也成為真正的中國人。南方各少數民族也逐漸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宋以後中國在再沒有南北分裂，中國各地的中原人北方人南方人在富強繁榮的大宋王朝已逐漸捏合成一個整體。北宋真宗、仁宗時就打破了"南人不為相"的傳統。臨江人王飲若、蘇州人丁渭擔任宰相。開寶九年在曾是三苗之地的湖南長沙興建四大學之首的嶽麓書院，宋真宗親筆賜書正門"嶽麓書院"四個大字，留存至今。宋朝的文人朱熹等文學思想大家來此授學講課，傳授儒家經典、立國齊天下和民貴君輕等民主思想。公元1024年秋--公元1028年春范仲淹在泰洲親率民工四萬餘人修建完成了一百五十餘里的捍海堤工程。從此鹽場、農田有了保障，使往年受災外遷的數千戶人從返家園。人們為紀念范仲淹的功勞，這條海堰被稱為"范公堤"。范仲淹被貶蘇州時經過一年多與廣大民工的勞作修建完成了蘇州水利工程。使相對貧瘠的蘇州成為旱澇保收的大糧倉。公元1085年蘇東坡被貶到杭州，那時杭州還是相對較落後地區，蘇東坡修建六井解決了全城用水。並全面整治西湖，挖出大量湖底葑泥用之修建一條溝通南北的柳堤。人們為了紀念蘇東坡取名"蘇堤"，"蘇堤春曉"至今仍是西湖勝景之一。蘇東坡一生先後轉徒知密州、徐州、湖州、杭州、潁州、揚州、英州、惠州等地，最遠最南到達海南島，可以說一路上督勸耕稼、興修水利替百姓排憂解難。宋朝犯錯誤或因政見不合被貶的官員一般都是被流放到南方落後地區。從而使他們有機會報效國家、證明自己、造福那裡的人民。
兩宋時期是太湖流域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躍居全國前列的關鍵時期。蘇州在雍熙（公元984年－公元987年）前後的耕地數至多不超過1,400,000畝，在景佑年間（公元1034－公元1037）蘇州出稅之田3,400,000畝。50年間耕田數增加近1.5倍。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蘇州總耕地數越在12,000,000畝左右，為景佑耕地數的3.5倍，雍熙耕地數的8.5倍。宋政府高度重視疏浚工程和堰閘工程，時常大規模開展水利工程，大力提高了生產力。創造了成功的經驗。首先，疏通河湖港浦的水利工程，使廣袤農田去水澇之害而得沾溉之利。如公元1055年（至和二年），調發民夫15.6萬，疏浚諸涇64、浦44、塘6，築成至和塘，"田無洿瀦，民不病涉"，兩岸膏腴之地數百萬頃都蒙其利。公元1119年（宣和元年），趙霖役工278萬余，歷時19個月，浚治1江、1港、4浦、58瀆，使平江府"二十年間並無水患"。公元1115年（政和五年），江陰浚治橫河、市墩河、東新河和代洪港以後，使附近"十鄉之田，頻苦旱澇，盡除其患"，得益農田達6,573頃。公元1167年（乾道二年），開浚顧會浦河道，"故水所敗田數萬畝還為膏腴"。開通疏導河湖港浦，不僅保證了太湖水系能循環暢通地流入江海，而且使當地農田能夠有力抗禦水旱災害。在各種水利工程的綜合效應下，太湖流域的農田建設大受惠益，是宋代全國水利田最密集的區域。有人對北宋熙寧年間各路水利工程、水利田及其占總耕地數作過統計，太湖流域所在的兩浙路均位居第一，水利工程為2,294處，水利田為10,484,842畝，占總耕地數的28.8％。南宋淳熙前後，以太湖流域為主體的浙西路水利工程為2,100餘處，接近熙寧時期兩浙之和。《宋史·食貨志》說：浙西"南渡後水利之田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太湖水利使"低田常無水患，高田常無旱災，而數百里之內，常獲豐熟"，經過治理的太湖流域"畎澮脈分，原田棋布；丘阜之間，灌以機械；沮洳之濱，環以茭楗；則瀉鹵磽確，變為膏澤之野；萍藻葭葦，墾為秔稻之陸"，成為宋代集約化農業的首善之區。
宋朝南渡定都杭州後，大量北方、中原人民遷移到南方。全國精英雲集杭州。使南方更是繁榮起來。遷徙的人們怕後代們不知道自己祖先的來處，發展形成了宗祠的文化。公元1102年杭州人口僅二十萬戶，公元1274年人口達到一百二十四萬戶。杭州人口大部分都是外遷人口。宋朝在南方的開拓與經營，奠定了南方的富裕。從此以後歷代南方都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
五[宋朝的軍事武功]
宋軍初期其實並不弱。到979年，高麗女真皆貢於宋。宋朝的開創者趙框胤出身貴族，是一個高級將領。他本身並不注重抽象的理論而是非常注重實際技術、重視科技。他稱帝後，很少與文臣探討儒家典籍，而是經常親自出題科考或親臨造船務、監督水戰、整飭軍政等。趙光胤本身很重視軍事武力建設的......他經過了一番瀝血奮戰，滅後蜀、南唐，初步完成了統一。他不給武將太多權利是因為怕軍閥割據、國家不安定......他死後傳位於其弟。宋太宗趙光義又滅了吳越、北漢等國。根據趙光胤的遺願收回燕雲十六州發動兩次侵遼戰爭。宋軍主動進攻遼軍，可見宋軍的實力並不亞於遼軍。由於輕易冒進、前線指揮失物等等原因使宋軍沒有取得成功，但也沒有潰敗。宋軍停止了對遼戰爭是因為由於經過長期的戰爭後建國不久，宋需要調整。
公元1004年（景德元年），宋真宗御駕親征渡過黃河，宋軍與屢犯邊境的遼軍大戰十多天，遼軍統帥蕭撻覽中箭身亡，遼兵多有逃散。最後遼軍抵擋不住，請盟議和。雖然寇準不同意議和主張乘勝追擊。但宋真宗卻渴望和平，不喜戰爭，不想再繼續勞民傷財、不願意生靈塗炭。大宋在勝利的情況下與遼國簽訂了"澶淵之盟"。大宋在勝利的情況下與遼國簽訂了"澶淵之盟"，使兩國成為兄弟之邦。同時宋朝同意每年給遼國白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相當於30萬貫）。公元1021年宋朝的國家財政收入總數為15000萬貫。北宋時期宋政府的平均年財政收入應在有10000萬貫以上。一兩白銀兌等於一貫銅錢。30萬貫對宋朝每年的巨大的財政收入來說不值一提。仁宗寶元年間僅陝西一地，和平時期軍費2000萬貫，戰時3300萬貫。只是陝西一地，戰爭軍費比和平時期軍費高1300萬貫。最重要的是"澶淵之盟"使宋朝依然侵佔遼國"關南"之地瀛、莫二州。澶淵之盟是賞賜失敗者財物的盟約決不是失敗者進貢賠款的盟約。"歲幣"對宋政府及人民根本不構成絲毫壓力。"澶淵之盟"使宋遼兩國進入100多年和平交往的友好時期，使中國的北方恢復安定，促進了漢、契丹兩族的經濟文化交流，也促進了契丹人的漢化。到耶律洪基時，契丹人與漢人已沒什麼區別了，甚至連契丹語都不會說了。當宋仁宗去世的訃告送到遼國，"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遼國皇帝耶律洪基也握著使者的手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從此以後宋以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文化建設為國策，使那時的中國就遠離了原始的武力擴張、掠奪財務的野蠻階段。北宋拿點小錢換來了長期的安定和平、穩定的發展。使宋的商業、經濟、科技、技術等等都得到了長足的進步與發展。致使北宋國事強盛、海內昇平、全國上下彌漫著一股瑞氣。也使人們長期處在一種富足閑暇狀態。長期的和平也使宋、遼兩國逐漸退化了的野蠻戰斗的能力。也使宋朝遠離了原始、落後的世界。公元1040年范仲淹掛帥到陝北多次打退西夏軍，從此西夏不敢冒犯。范仲淹本著安定邊疆的百年大計，主動引見親近羌族首領加強睦鄰友好。人民歌頌他"胸中自有數萬甲兵"。據史書記載當他死去的噩耗傳至邊地時，"羌酋數百人，哭之如父。"北宋政府向西開疆三千餘里，歸附中國的藏族有二十萬眾。並實行屯田，分給歸附藏族田地耕種。王安石:"今青唐、洮河，幅員三千餘里，舉戎羌之眾二十萬，獻其地，因為熟戶。"被招募安置的藏族稱為熟戶。宋沒有傾盡全國之兵、全民之財反動對遼、對西夏的進攻是因為吸取了隋揚帝、漢武帝的教訓。戰爭侵略得到的遠遠比不過自己創造的。開明的政策使宋朝的人們長期沒有戰爭、兵役、苛稅這三大"災害"之苦。使宋朝人民長期生活富強安逸。如果說秦亡於苛政，漢亡於戰亂，隋亡於兵役，唐亡於割據。那麼宋就亡於安逸。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堅持募兵制的王朝。宋以前、以後，中國一直到現在還實行的是強制性徵兵政策。募兵制就是國家不強制你當兵，你當不當兵靠自願。當然你當兵國家是給你錢的。宋朝的士兵都是招募的雇傭兵，而這些雇傭兵都有非常厚重的薪金，國家為此所付的軍費是驚人的。政府龐大的財政收入有時都會有入不敷出的問題，公元1065年（治平二年）國家收入為一億一千六百一十三萬八千四百零五緡，支出為一億二千零三十四萬三千一百七十緡，財政赤字為四百二十萬緡。此舉被現代一些學者諷刺的稱為"冗兵"、"積貧"。"冗兵"、"積貧"是宋朝內定的民主開明的國策結果，不是外敵的壓力造成的。過於民主的政策和長期的和平富足的生活也是使宋軍戰鬥力弱的原因。
宋代在軍制上有進步之處，把軍政機關與指揮系統分離，將動員系統與指揮系統分離，這些都是現代軍事的特徵。宋朝在缺乏長城防禦設施依靠情況下堅持國富民強三百餘年，不能說宋朝太弱，宋軍太弱。宋不是沒有能力進攻只是國策問題。宋的總兵力遠遠超過遼、金、蒙等國。但宋的機動兵力、在一線的兵力及卻比不過它國。宋的戰爭成本比落後的國家要高很多。宋軍兵分散。因為宋軍有大片疆土、大量人民、大批財富要守。這些都是宋軍的負擔。而侵略軍沒有什麼負擔，想打哪就去哪。攻下了就有大批財富、美女。最好的防禦就是進攻，長期的和平的國策使宋軍喪失了進攻的能力。
在冷兵器時代，越野蠻就越強大，越落後就越凶惡。你落後貧窮就有動力掠奪比你富裕的人。遼國比宋野蠻，所以宋給遼錢絹。金比遼野蠻，所以金滅了遼。蒙古人比金人野蠻，所以蒙古滅了金。蒙古人比宋人野蠻得多，所以宋當然打不過蒙古。縱觀世界史，歷史上文明的古國都是被比它落後、野蠻的民族消滅。
一個人越富裕越怕死，越幸福越熱愛生命。一個人越窮困，越不怕死。一個餓著肚子的人會比吃飽了的人狠。一個為有飯吃、有衣穿而發愁的人會比衣食無憂的人做戰勇猛。一個強盜會比一個書生厲害。宋人太文明了，過慣了安逸而富裕的生活。宋兵很弱。有宋詩雲："父母生我時，教我學耕桑；不識官府嚴，安能事戎行！執槍不解刺，執弓不能射；團結我何為，徒勞定無益。"宋人是為生產、創造、和平而生的。蒙古人生下來是騎馬、掠奪、戰斗的。宋人人性大多是善的，蒙古人性大多是惡的。怎麼可能戰得過原始兇猛在血雨腥風中奔出來的蒙古鐵蹄？
蒙古人的可怕在於它不只擁有原始游牧民族野蠻的戰鬥力，而且還擁有文明民族先進高超的技術。蒙古人攻打下一座城市，唯一留下的一種人，不是年輕美麗的女人，也不是天真的孩子，還不是年邁的老人，而是這座城市的工匠藝人。在古代蒙古人就好比在現代，它不僅具有阿富汗塔利班人不怕死的精神、還擁有美國人的原子彈等高科技武裝技術。
宋元之間的戰爭是中國歷史上懸殊最大的民族戰爭。因為一個是正向資本主義發展的封建頂期文明，一個是剛形成的民族正處在原始時期的文明。
宋朝後期雖然武力相對較弱，但用它強大的綜合勢力，經濟與文化影響著遼國、金國等周邊各國。促進了他們的漢化。推動了世界的發展與進步。遼國逐漸廢除奴隸制及歧視漢人的政策，金國更是不折不扣宋文明的仰慕者。金國在北京的皇宮是完全仿照的宋朝汴梁的皇宮建造的。金國的皇帝穿著宋式的皇服，文官的品級和宋一樣。金朝實行科舉取士，孔子的四十九世孫也被金主封為公爵，金主親自行禮祭祀孔子。自天文占測至編制歷日和宮廷音樂，金人全都模仿應用宋制。金國還學宋國印製紙幣。蘇東坡今天剛在宋出版的新書，明天就有可能在金國的大街上叫賣流行。從金朝遺留下的銅錢就能看出金錢就是只有漢字的典型中國式銅幣。從留存至今的盧溝橋的建築風格及技術來看，金人已完全成為"中國"人了。金國用短短的幾十年期間，掠奪吸取與學習了大量的宋的財富與文化。就從落後的原始文明進化到封建文明。到金國滅亡前期，實際上金國以與南宋差別已經不大了。金國成為宋朝之後當時世界上第二大富強的國家。但金國也在富強的生活中失去了曾經野蠻無比的戰鬥力。
像朱熹一樣的一大批知識份子開始是堅決的抗戰派，擁護政府進攻收復國土。但後來看到兩國和平的局面。逐漸成為保守派不主張用武力解決問題。不希望兩國在大動干戈，破壞兩國人們的安定和平的生活。不進行戰爭並不是少數人"苟且偷安"，這是民心所向，是符合全民的利益。
一個國家及王朝的滅亡，不一定是因為它自身的腐朽及內政混亂、君主的昏庸、民不聊生。一個繁榮富強欣欣向榮的國家有可能是面對外部野蠻的力量一時戰略決策的失誤、一次的戰爭失敗就有可能導致。宋朝的皇帝極其統治者是相對於其他王朝的統治者都是比較開明的有功績的。宋朝的滅亡不是必然的而是偶然的。宋朝的滅亡有多方面的原因。宋朝也不是一個民族一個王朝之力一次打敗的，而是多個民族與多個王朝一起之力多次打敗的。蒙古是在滅了西遼、西夏、花刺子模等國，盪平中東、征服大半歐洲、統治大半世界、把宋朝的周邊各國都歸於其下之後才對世界上最繁華強大的宋國發動進攻的。宋人太文明，但使用先進的技術火葯及戰船把強大的蒙古聯軍鉗制數十年之久。宋朝是在蒙古野蠻的鐵蹄下堅持得最持久的國家。宋是文明的創造者，而蒙古是文明的掠奪者。宋人的失敗是因為宋人太文明，宋朝的滅亡是因為宋朝發展得太快和當時野蠻的世界格格不入......
『肆』 宋朝加強中央採取的措施是什麼,在經濟方面平取的措施又是什麼
一、宋朝加強中央採取的措施
1、分相權：樞密院分兵權；轉運使分財權；杯酒釋兵權。
2、收兵權：禁軍為野戰軍，收天下精銳之兵，半歸首都，半歸各地，強干弱枝。
3、地方以文官做知州，並設通判為副監督。
4、擴大科舉錄取名額，鞏固統治基礎。
詳細說明：
第一、在軍事上：
1、宋太祖趙匡胤是由於掌握了禁軍的統帥權才奪取天下、登上皇位的，所以他最清楚控制軍隊是鞏固統治地位的先決條件。「杯酒釋兵權」解除了高級將領的兵權，由皇帝本人直接統帥禁軍，又設樞密院，行使調兵權，使「三帥」有統兵權而無調兵權，形成互相牽制的作用。
2、為防止將帥專兵，宋太祖下令把各地的精壯驍勇者充實禁軍，以加強中央軍事力量。宋初年的約20萬禁軍，10萬屯戍各地，10屯戍京師，目的在於「內外相制」。這些措施徹底消除了唐末五代軍事將領以武力稱雄一方並威脅中央朝廷。
第二、在政權上：
1、在中央削弱相權。宋設參知政事為副相，設樞密院為最高軍事機構，凡軍機大事，直接對皇帝負責，宰相無權過問。設諫院，以彈劾大臣，使宰相難以在處理朝政中施展作為。
2、在地方下令節度使在管轄其藩鎮所在州府之外不得兼領支郡，用文官擔任地方一級長官，並在任用制度中採取「官與職疏」、「名與實分」的制度，防止了官員長期掌握某一職權可能出現的專權行為。
第三、在財權上：宋太祖下令各州稅收初地方「支度給用」為一律送交朝廷。後又在諸路設轉運使負責各地稅收，使節度使和地方官沒權過問地方財政。使藩鎮沒有了割據地方的經濟基礎了。
第四、在選官用人上：宋嚴格了考試程序，舉人禮部試之後，必須通過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才算合格，成為「天子門生」。擴大了統治基礎，使龐大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成為皇帝的忠順仆臣和統治人民的得力工具。
二、經濟方面的措施
1、宋朝實行恤商政策。
首先免除了一些商稅。政府不但不歧視商人，還盡量保護商人利益，有時還允許商人做官，商人的社會地位也隨之提高。這就調動了廣大商人經商的積極性。
北宋初年，帶有抑商色彩的坊市制度被完全取消，城內的市場也不再由官府設定，商人們甚至可以自由地選擇交易的時間和地點，交易的場所大大增加。
北宋還首次在縣以下的商業繁榮地設立鎮市，將軍事防區變為商業貿易區。
2、文官制度和科技進步。
宋朝是推行「文官政治」王朝，所以宋朝知識分子數量之多，地位之高，學術環境之寬松，也是中國歷史上所僅見的。這從一個方面保證了科技持續創新能力和政府機構的執政及應變能力能夠適應經濟快速發展要求，結果就是為數眾多的發明創造，包括「四大發明」中的三項和無數以傳授實踐經驗為目的的各類著作都源自於宋代。
『伍』 宋朝的經濟文化
宋朝 是中國歷代朝代中 經濟最發達的 國民文化最興旺的 科技創新成果最多的 人口基數增長最健康的 農作物單位面積產量最高的 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 繁榮鼎盛朝代 如果您不相信 鄙人將向您介紹一個如夢如幻的宋朝
讓我們一起夢回宋朝:
1 經濟發達
宋富 這已早成歷史的定論 其他王朝「抑商」 而惟獨宋例外
宋初 太祖趙框胤就言「多積金 市田宅以遺子孫 歌兒舞女以享天年」以博民富 後 宋太宗也號為「令兩制議政豐之術以聞」 神宗在位時"尤先理財" 令眾「政事之先 理財為急」這樣的重視經濟的思想一直貫穿於宋朝 這是保證經濟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前提
在宋之初 官員們研究理財求富之道 宋朝調整了歷代立法中重刑法 輕民法的傳統做法 專門研究施行了專賣法 如鹽法 酒法 茶法等法令 宋代則成為中國古代經濟立法 最為活躍的時期之一 而且宋的經濟法令 統一了國家與經濟活動者之間的利益分配問題 順應商品經濟的規律 是非常科學的法律法規 這些正確的政策導向使商業大潮興旺 商貿發展迅猛 手工業發展迅猛 使宋朝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銀行 這是絕無僅有的!甚至銀行可以貸款 異地付款 就算是從近代來看 都是非常先進的經濟管理體制 以地域而言 宋時的發展不僅僅局限於江浙和四川等老牌地區 就連山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 也比唐代有較大發展 這也是另人很驚訝的
從手工業看 坑礦 茶鹽 造船 造紙 製糖 紡織 制瓷等都比唐代進步的多 宋的手工業除了產地擴大 產量增加以外 技術提高也是非常明顯 比如「糖冰」（冰糖）的生產技術 「單筒井」的開鑿 宋瓷的精良等 無不反應了技術的成熟和創新 而商業和手工業的興起 解放了大量受俘於土地的農民 使他們投入於商業 手工業中 北宋時期就已經開始大量開採金 銀 銅 鐵 煤等礦藏 而且全國各地也出現了世界史上最早的製造工廠 加工工廠 如 造船廠 造紙廠 印刷工廠 織布廠 火器廠 還有各地的官窯等等 可見當時的手工業之興旺是空前的！
早在北宋 中國已懂得用燒煤 煉鋼 大型手工業則僱傭幾百全職的產業工人 而政府的兩處軍工業聘用八千工人——這已經是重工業規模了！華北的鋼鐵業以1078一年為例 年產達一百二十五萬噸的水平 而英國於1788年亦即工業革命之始才不過年產七萬六千噸 此外 礦冶 造紙業 制瓷業 絲織 航海業也高度發達 宋代無愧於 世界近代之前的"高科技"之家 更是當時世界上的手工業之霸主!
從商業看 唐代的城市多趨於行政中心 而宋代市鎮則趨於工商業化 唐代都市內的貿易地區由官員嚴格控制 宋代則更加自由 由於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城市的發展 「坊制」的突破 集鎮的興起 因此住宅區與商業區的界限逐漸消失 宋代的這一類的"新型"都市有些發展至有了很大的規模 如開封和杭州都達到一百萬人口 而後者就是"馬可波羅"在元初所見的「前所未有」的城市 即使是到了至元朝後期 中國以外最大的城市是"巴格達" 其人口只有三十至五十萬之間 數百年後阿拉伯旅行家 伊本．貝圖塔也稱杭州為"世上最大的城市"!從事工商業的人口逐步增多 產量加大 投入資本大幅度擴充 因此構成國家財政收入主體的 也已不單獨只是農業了 工商業所比重已經超過了農業
且在其商業運作中還出現了 銅板印刷的廣告 這比西方資本主義的廣告要早三百多年 就學士蘇東坡來說 他就曾給一位做油食老婦人 做過一首廣告詩 使之興隆
更有意思的是 宋朝還出現了近似現代報紙的「小報」和史上最早的商標 商標是小可意義重大 這標志著宋朝商業化體系的逐步完善
此外 著名學者沈括所著<貨幣流通速度論>也是達到了現代貨幣理論水平
大宋強盛的商業浪潮 也是世界最早的資本主義萌芽的母體 而宋代的經濟突飛猛進 則創造了空前的財富與繁榮
『陸』 宋朝經濟如此發達，那麼其經濟模式
[宋朝的經濟商業]
宋朝是中國古代唯一長期不實行"抑商"政策的王朝。宋朝開創以來，即治坑礦、組織茶鹽開發。因而大量從土地中解放出來的農民投入商業手工業中，民間經濟受到刺激，突飛猛進。創造了空前的財富與繁榮。在宋朝立國之初，宋太祖趙框胤就號召人們"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宋太宗也曾下詔"令兩制議政豐之術以聞"，令官員們研究理財求富之道。宋神宗則認為"尤先理財"，發過"政事之先，理財為急"的詔令。這些政策導向使商業大潮興旺，商貿高速發展，錢庄業迅猛發展，促使宋朝在世界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最早的紙幣和銀行。銀行可以貸款、異地付款。北宋時期就大量開採金、銀、銅、鐵、煤等礦藏，全國各地也出現了世界歷史上最早的製造工廠和加工工廠。如造船廠、火器廠、造紙廠、印刷工廠、織布廠、各地的官窯等。廠里的工人按期領工資。南宋時的軍器所工匠竟達七八千人。造會子局，有徒工一千二百餘人。綾錦院織工達到四百餘人。除公辦的工廠外，一些私辦的工廠也相繼大量的出現與繁榮。因為經濟的空前繁榮，宋錢幣鑄造量非常大，如宋神宗時全國年鑄幣506萬貫。（唐朝最盛的開元盛世年鑄幣32萬貫）。
宋代的貨幣形式與種類太過豐富。銅錢、銀錠是宋朝的本位貨幣。宋朝銅幣和鐵幣並用，有些宋幣含有合金成分。此外還有些銀質錢幣。宋代的錢幣無論是種類、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是中國古代歷史上造詣最多最好的錢幣。宋幣上銘刻的文字書法優美多為名家及皇帝手筆，篆隸真行草俱全，還古篆體、瘦金體。種種精美的貨幣使人愛不釋手，宋錢幣的藝術總類藝術性工藝最高。宋錢是當時周邊各國最喜歡最堅挺的貨幣。宋錢成為南海諸國的鎮國庫之寶。雖然遼國、金國等國也仿製宋幣造錢，但在金國流通最多最廣的是宋錢。直到現在出土存世的宋錢還是最多的。在今天東到日本、西至歐洲、非洲的廣大地區都有出土。足見宋的繁榮與強盛。為免攜帶大批銅錢來往之煩勞，在公元998年（咸平元年）前後在四川地區民間出現最早的紙幣"交子"。這是我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但這種紙幣只相當於擔保的代幣券。宋朝政府先後印刷發行的紙幣種類有交子、錢引、關子、會子等幾種類型形式。公元1023年（天聖元年）宋政府開設了世界上第一個負責紙幣發行的官方機構"益州交子務"，這是世界上最早的中央人民銀行。公元1024年宋政府開始印刷發行"交子"，此種"交子"銅板彩印，上面印有鳥獸、花紋、圖案或故事等，異常精美。此種票據有如公債，分界發行。交子最初是以兩年為一界，發行新交子的同時廢止並回收舊交子，自公元1072年（熙寧五年）起，雖仍然是每兩年發行一界，但是每界交子的流通期增加到四年。交子的面值為自一貫文至十貫文的固定面值，以鐵錢為本，備有發行准備金，已經基本具備了近代本位貨幣的特徵要素。其施用愈來愈廣泛。票據的使用為商業繁榮提供了便利條件。北宋崇寧四年，在江北、華北地區發行了稱為"錢引"的新式樣的紙幣，但是只印了一界就因為流通不暢不能順利使用而停印。公元1107年（大觀元年）四川交子改稱錢引，交子務也改稱錢引務，開始大量印刷紙鈔發行，由於數量發行過大，引起了錢引的嚴重貶值。公元1110年（大觀三年）限制發行量為天聖時的125萬貫左右，對流通地區也限在鐵錢行用的四川、陝西、河東地區，後又採取了受兌、停用舊錢引，增加准備金等多種方法，使錢引的價值得到恢復。南宋時期宋政府在杭州設立"行在會子務"專門管理印製"會子"。先後印造了一千文、兩千文、三千文及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六種面值的會子。會子以三年為"界"，到期作廢，逐舊造新換舊。從公元1171年到公元1240年，共發行了十八界會子。後來政府規定第十七、十八界會子可以永久流通。這是真正意義上由政府發行的紙制的純粹錢幣。紙幣逐漸代替了銅錢做為主要交換媒介。商業的高速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宋王朝調整了歷代立法中重刑輕民的傳統做法，義利並重相當重視經濟立法。法規內容涉及社會經濟活動的各個方面，專門設置了專賣法，如鹽法，酒法，茶法等法令。宋代成為中國古代經濟立法最為活躍的時期，其立法活動頻繁，法規內容涉及社會經濟活動的各個方面，法規的制訂、實施各方面都具有前所未有的想像力。宋的經濟法令，注意到了國家與經濟活動者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順應商品經濟的規律。宋朝獲得龐大的財政收入是國民經濟飛速發展，工商業極度繁榮，生產力水平提高的結果。豐厚的社會財力使得政府既不必求苛稅於民又能保證政府收入。這就緩和了社會矛盾，進入治理國家的良性循環。宋朝的經濟，尤其是第二，第三產業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達到了空前的高度。公元1077年，北宋稅賦總收入共7070萬貫，其中農業的兩稅2162萬貫，佔30%，工商稅4911萬貫佔70%。構成國家財政收入主體的，已經不再是農業，而是工商業了，宋朝已經走出農業文明了，宋時中國的農業社會已經在開始向工商業社會那邁進了。宋朝的手工業中還出現了銅板印刷的廣告。比西方資本主義印刷的廣告要早三百多年。大學者蘇東坡曾給一做油食老婦人做過一首廣告詩，使之生意大振。沈括的貨幣流通速度論達到了現代貨幣理論水平。此外宋朝已出現類似現代報紙的"小報"了。世界的中國的最早的資本主義萌芽，誕生於大宋強盛的商業浪潮中。
宋朝是中國社會市民階級正式產生的年代，大批的手工業者、商人、小業主構成了宋朝的中產階級。他們經濟富足，又有自己獨立的價值追求。市民的富裕閑暇的生活及審美趣味和生活情趣促成了宋朝的文化高度繁榮，戲曲、雜技、音樂、詩歌、小說等都在宋代高度繁榮發展。宋代開始大規模的城市化。中國首次出現了主要以商業，而不是以行政為中心的大城市。宋朝發達的交通為人類封建史之最。宋朝每十里設一郵亭，每三十里設一驛站。各地的官道星羅棋布、四通八達。宋政府對郵驛是十分重視的"以法治郵"的做法，保證了郵驛的正常運行。"白塔橋邊賣地經，長亭短宜驛分明。"地經就是地圖，宋朝的地圖已經相當的精確。宋朝四京是東京開封府，西京洛陽府，北京大名府，南京應天府。宋代大城市人口集中，北宋首都汴梁和南宋首都臨安都是超過百萬人口的大城市。宋朝人口如泉洲一樣超過二十萬的有六個。宋朝十萬戶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幾個增加到四十六個。（南宋末期西方最大最繁華的城市是威尼斯只有十萬人口。）在城市所有幹道的塔上都掛有一個時針。每個鍾都有一個人看守照料。他敲著銅羅報時，即使在很在窄的小巷都會回盪著這種聲音，隨後他用文字把時刻展示給人們看。北宋富強160多年，京都汴梁（今河南開封）"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汴梁城不僅旱路暢通發達，水運也十分發達。"舳艫歲歲銜清汴"，"聯翩漕舸入神州"。"汴都數百萬戶，盡仰石炭，無一家燃薪者"。宋朝的汴梁城已經用煤（西方稱之會燃燒的石頭）而不是用木材生火做飯取暖了。當時西方都是用木頭劈柴生活作飯取暖。中國1949年解放後的各大城市都沒有達到這一點。新興的市民階層的誕生，富庶安逸的生活使宋人消費意識濃烈，極大地刺激了茶坊酒市、娛樂業等第三產業的繁榮發展。宋朝的城市不像唐朝的城市一到黑夜就一片黑暗了，宋城在黑夜裡是燦爛的光明之城。因為宋朝不像唐朝一樣實行宵禁，宋人有夜生活。一到夜裡，宋人就自己的房間里、在家門口、庭院門口都點上了燈，因而到處都有燈光。在夜晚趕路遊玩的人們都拿這各種各樣的燈籠。因此在夜晚整個城市都在閃爍。在夜晚城市裡燈火通明，叫賣聲到天明。在"瓦子"、"勾欄"等固定娛樂場所百戲伎藝競演，市民集中觀看。夜間飲食店鋪生意興隆，直到太陽從新升起街上一樣擠滿了人。"大街一兩處麵食店及市西坊西食麵店，通宵買賣、交曉不絕"，"其餘橋道坊巷，亦有夜市撲賣果子糖等物，亦有賣卦人盤街叫賣，如頂盤擔架賣市食，至三更不絕。冬月雖大雨雪，亦有夜市盤賣。"。"酒壚博塞雜歌呼，夜夜長如正月半。"，"梁園歌舞足風流，美酒如刀解斷愁。憶得少年多樂事，夜深燈火上樊樓。"，"暮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遊人不止是皇親國戚、達官貴人等少數的宋人而是城裡的廣大的市民、大多數的宋人。宋人生活得是如此富足幸福。宋朝沒有"路有凍死骨"的貧窮與"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悲觀絕望。只有"西湖歌舞幾時休"的醉生夢死的樂觀、繁華。
宋朝開發了南方，實際是開發了領土。為南方人更像中國人做出了歷代都難以比擬的貢獻。雖然古之時有所開拓，但南方相對中原北方大部分仍是蠻荒之地。這種開發不是戰爭的開發是文化經濟的滲透侵略。宋朝的強盛使南方人也成為真正的中國人。南方各少數民族也逐漸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宋以後中國在再沒有南北分裂，中國各地的中原人北方人南方人在富強繁榮的大宋王朝已逐漸捏合成一個整體。北宋真宗、仁宗時就打破了"南人不為相"的傳統。臨江人王飲若、蘇州人丁渭擔任宰相。開寶九年在曾是三苗之地的湖南長沙興建四大學之首的嶽麓書院，宋真宗親筆賜書正門"嶽麓書院"四個大字，留存至今。宋朝的文人朱熹等文學思想大家來此授學講課，傳授儒家經典、立國齊天下和民貴君輕等民主思想。公元1024年秋--公元1028年春范仲淹在泰洲親率民工四萬餘人修建完成了一百五十餘里的捍海堤工程。從此鹽場、農田有了保障，使往年受災外遷的數千戶人從返家園。人們為紀念范仲淹的功勞，這條海堰被稱為"范公堤"。范仲淹被貶蘇州時經過一年多與廣大民工的勞作修建完成了蘇州水利工程。使相對貧瘠的蘇州成為旱澇保收的大糧倉。公元1085年蘇東坡被貶到杭州，那時杭州還是相對較落後地區，蘇東坡修建六井解決了全城用水。並全面整治西湖，挖出大量湖底葑泥用之修建一條溝通南北的柳堤。人們為了紀念蘇東坡取名"蘇堤"，"蘇堤春曉"至今仍是西湖勝景之一。蘇東坡一生先後轉徒知密州、徐州、湖州、杭州、潁州、揚州、英州、惠州等地，最遠最南到達海南島，可以說一路上督勸耕稼、興修水利替百姓排憂解難。宋朝犯錯誤或因政見不合被貶的官員一般都是被流放到南方落後地區。從而使他們有機會報效國家、證明自己、造福那裡的人民。
兩宋時期是太湖流域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躍居全國前列的關鍵時期。蘇州在雍熙（公元984年－公元987年）前後的耕地數至多不超過1,400,000畝，在景佑年間（公元1034－公元1037）蘇州出稅之田3,400,000畝。50年間耕田數增加近1.5倍。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蘇州總耕地數越在12,000,000畝左右，為景佑耕地數的3.5倍，雍熙耕地數的8.5倍。宋政府高度重視疏浚工程和堰閘工程，時常大規模開展水利工程，大力提高了生產力。創造了成功的經驗。首先，疏通河湖港浦的水利工程，使廣袤農田去水澇之害而得沾溉之利。如公元1055年（至和二年），調發民夫15.6萬，疏浚諸涇64、浦44、塘6，築成至和塘，"田無洿瀦，民不病涉"，兩岸膏腴之地數百萬頃都蒙其利。公元1119年（宣和元年），趙霖役工278萬余，歷時19個月，浚治1江、1港、4浦、58瀆，使平江府"二十年間並無水患"。公元1115年（政和五年），江陰浚治橫河、市墩河、東新河和代洪港以後，使附近"十鄉之田，頻苦旱澇，盡除其患"，得益農田達6,573頃。公元1167年（乾道二年），開浚顧會浦河道，"故水所敗田數萬畝還為膏腴"。開通疏導河湖港浦，不僅保證了太湖水系能循環暢通地流入江海，而且使當地農田能夠有力抗禦水旱災害。在各種水利工程的綜合效應下，太湖流域的農田建設大受惠益，是宋代全國水利田最密集的區域。有人對北宋熙寧年間各路水利工程、水利田及其占總耕地數作過統計，太湖流域所在的兩浙路均位居第一，水利工程為2,294處，水利田為10,484,842畝，占總耕地數的28.8％。南宋淳熙前後，以太湖流域為主體的浙西路水利工程為2,100餘處，接近熙寧時期兩浙之和。《宋史·食貨志》說：浙西"南渡後水利之田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太湖水利使"低田常無水患，高田常無旱災，而數百里之內，常獲豐熟"，經過治理的太湖流域"畎澮脈分，原田棋布；丘阜之間，灌以機械；沮洳之濱，環以茭楗；則瀉鹵磽確，變為膏澤之野；萍藻葭葦，墾為秔稻之陸"，成為宋代集約化農業的首善之區。
宋朝南渡定都杭州後，大量北方、中原人民遷移到南方。全國精英雲集杭州。使南方更是繁榮起來。遷徙的人們怕後代們不知道自己祖先的來處，發展形成了宗祠的文化。公元1102年杭州人口僅二十萬戶，公元1274年人口達到一百二十四萬戶。杭州人口大部分都是外遷人口。宋朝在南方的開拓與經營，奠定了南方的富裕。從此以後歷代南方都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
『柒』 宋朝取得了怎樣的經濟科學成就
經濟：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少見的重視商業的朝代，在宋代的商業解放上，中國的貿易達到的鼎盛時期，整個宋朝的海外貿易賦稅和商業貿易賦稅都達到整個國家的一大半，可以證明宋朝時依靠商業發展的先進國家。宋朝的農業工具也在此時達到了鼎盛，比盛唐時期的農業產量要高出好幾倍，使宋朝豐衣足食，經濟發達，超越了唐朝的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宋朝的經濟繁榮真是當之無愧。科技：宋朝因為思想開放，給思想主義解放開放了很大的空間，中國四大發明中就有三樣是出自宋朝，而且中國的理學，文學也在宋朝達到了鼎盛，說明宋朝重視文化教育業，給文人很大的空間。宋朝的發明，給了世界走向資產階級帶來的穩固的基礎，因為宋朝科技的應用，不但促進了國內發展，也促進了歐洲發展，歐洲爆發資產革命也是得益於宋朝的資本主義思想來取得勝利，可歐洲取得了資產階級勝利而宋朝沒有實在是中國一件遺憾的事情啊，使中國沒有走向資本主義道路。
『捌』 宋朝的經濟對周圍國家的影響 古代小農經濟的經濟戰怎麼打 具體些
今天，就讓我們來談談趙宋王朝是如何成就這番「終極盛世」的。個人認為這其中最應該被著重關注的，還是趙宋在經濟上的成就。從許多的歷史書中你也許都會發現，趙宋被稱為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以「工商立國」的王朝。那麼為什麼「工商立國」能夠造就我國封建社會的「終極盛世」呢？在這里有必要拿經濟學的理論做一下分析：
根據對經濟學有關「最優」的理解，一個國家的國力絕非疆域越大越強，人口也不是越多越好，而是二者的比例要恰當，才能實現資源的最優化配置，達到邊際效用的最大化。特別是在生產力發展水平相對低下的古代，自然條件的優劣對人類從事生產活動的影響還是很大的。這就導致了在漫長的古代社會里，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極大，勞動生產率更是有天淵之別。
在北宋時期，一個在城門口守城的士兵亦穿「絲履」，普通城市平民的生活好過當時歐洲一般的封建主。看過《水滸傳》的朋友也許會記得，武大郎不過是個縣城裡賣炊餅的小販，他家的居住條件怎麼樣？拿現在的標准衡量算得上是「獨棟別墅」了吧？也沒聽說他向銀行借了幾十年的貸款。武娘子潘金蓮就更瀟灑了，整天在家擦胭抹粉，就憑武大郎一個沿街叫賣的小販就能供養得起她？在我們今天的社會恐怕都很難實現吧？從這樣一件小事我們不難發現當時的勞動生產率之高簡直不可想像。
這一切都應該感謝宋太祖和他和後世子孫們，他們堪稱是中國歷代帝王中的「經濟學家」：
首先，國家的疆域絕不能無限的膨脹，宋朝的歷任統治者顯然都深諳此道。因此宋朝（北宋）的疆域遠非像它的前朝們那樣達到兵力可供支撐的極限。與之相反，宋朝注重的是實際有效的國土控制以及在所屬國土上能夠產生出的實際效益。在農耕文明時代，受地理，氣候等諸多條件的影響，各地區的貧富差異很大。宋朝恰恰是牢牢控制住了那些土地肥沃，氣候條件好的地區。這些地區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所具備的先天優勢無疑是巨大的。
查查歷史上的宋朝版圖，疆域雖然不及前朝的漢，唐廣闊，但是土地最肥沃，氣候條件最好的地區始終處於中央政府的最直接管轄之下。這些地區資源豐富，物產豐饒，人民可以相對容易的達到「豐衣足食」，並且向政府貢獻大量的剩餘產品作為賦稅。同時，「國泰民安」的社會條件又使政府支出的社會管理成本隨之降低。換而言之，這種高回報，低成本的地區是任何人都想擁有的。
相比之下，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廣大」的北方，西北，西南地區。這些地區土地的性質和價值與宋朝核心區的土地可以說是完全的不同。由於這些地區的氣候條件惡劣，人口稀少且流動性巨大，以當時的科技水平根本無法建立有效的稅收體系和戶籍管理制度，即使擁有了這些地區充其量也只能算作宋朝的軍事影響區而已。這類地區在歷史上被稱為「羈糜」，與真正的國家版圖是兩回事。我們千萬不能自作多情地用現代的主權觀念往上套。我們看到歷史課本-
上漢，唐等朝代的疆域是如此的廣袤，就一廂情願地認為當時的王朝是何等的富強，得等的輝煌，其實根本不是那麼回事。大家還是仔細看看這其中「羈糜」的地區佔了多少吧！這些地區不僅不能為國家創造財富，中央政府還不得不支付高昂的軍事佔領費用，結果導致拖垮了國家的財政。縱觀漢，唐的歷史，大規模擴張之後無一例外地帶來國家由盛轉衰的結果。
相比之下，宋太祖絕非劉徹，楊廣，李世民那樣的好大喜功，窮兵黷武之輩。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恰恰是這個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出身「職業軍人」的皇帝，卻建立了一個「大而不霸」，「富而不霸」的王朝。不知道那些從小飽讀「三綱五常」，滿嘴「仁義道德」的劉徹，楊廣，李世民們泉下有知又作何感想？
從純經濟的方面來考慮，戰爭的目的歸根到底是掠奪，掠奪對方的財富或者是財富的創造能力（土地，資源，人才，技術等）。契丹，女真，黨項，蒙古這些少數民族對宋朝的入侵，歸根到底是源自他們對中原地區富庶的一種嚮往，並且知道憑借他們自身的發展是不可能達到這種高度的。對北方的「蠻夷」來講，由於土地所能承載的人口數量實在是有限（供養一匹馬所需要的土地數量在農耕地區可以生產出供養25個人的糧食），因此他們自身的生產能力根本無法滿足自身對物慾的渴望，甚至是無法滿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這樣，掠奪別人的財富就自然成了這類民族基本的謀生和壯大手段之一。
同時，在生產效率沒有提高的前提下，一定數量的土地所能承載的人口是有上限的，一旦人口的規模超過上限，解決的辦法不是擴張領土就是減少人口，二者所導致的必然結果都只能是戰爭。就如同所謂的「一山不容二虎」，為什麼？因為一座山只有可供一隻老虎生存的資源，如果來了別的老虎共同生活，這二隻老虎都得餓死。所以它們必須殺死對方，才能維持這一物種的延續。同理，這些「蠻夷」們不僅侵宋，他們之間也為了生存打得不可開交。這種相互掠奪，相互殺戮的生存方式始終貫穿於每一個游牧民族生存的始終。
作為戰爭的被動一方，宋朝政府對戰爭又抱什麼態度呢？根據理性人的假設，發動戰爭的一方一定是認定戰爭的預期收益大於它所支付的戰爭成本。對北方「蠻夷」而言，他們的戰爭成本相對很低。受自然條件和自身發展水平的限制，這些民族的財富創造能力遠遠低於它周邊的宋朝。因此，他們放棄自己生產轉而投向對宋朝的掠奪的預期收益遠遠要大於他們為此而放棄的生產活動所能為他們提供的財富滿足。換句話說，他們發動戰爭的「機會成本」和宋朝相比小的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作為一個宋人，就好比我上文提到的那位與娘子卿卿我我的少年，國家給他多少銀子他會去戰場上賣命呀？我想像不出。再有，一個宋人因為投入戰爭而不得不放棄的生產活動又能創造出多少的財富？國家因此會損失多少的稅收？替他照顧老婆孩子高堂又要產生多少費用？即使宋人在北方再怎麼掠奪我想也是得不償失。
在「非合作」的假設條件下，最後的結果難逃雙方都會選擇繼續和對方對抗下去。因為其中任何一方單方面停戰所遭受的損失都是巨大的。在這場博弈當中，無論是宋朝率先進行選擇，還是遼人先選，出於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則，他們的理性選擇都因該是「戰」，所以這場博弈中的「納什均衡」是雙方都選擇「戰」。
然而我們知道這種選擇並不是這場博弈中的「帕累托最優」。「帕累托最優」的選擇是雙方都不應該選擇「戰」，而是雙方都選擇「和」，只有這樣才能實現雙方共同的效用最大化。我們知道這一目標在「非合作」的博弈中是不能實現的。所以到了最後，宋遼之間的這場爭斗最終衍化成一場「合作博弈」。雙方按照宋人的思路簽訂了《澶淵之盟》，遼人從此不來騷擾宋境了，宋朝花點銀子算是買了個平安，雙方皆大歡喜。這樣終於實現以雙方合作為前提的最優選擇-「帕累托最優」，同時避免了雙方都出於自身利益最大化這一出發點進行選擇卻出現「雙敗」結局這悲劇性一幕的發生。
可是有些同志可不這么認為，他們覺得《澶淵之盟》是宋人的恥辱，非要將它說成是宋朝「孱弱」的表現。更有甚者念念不忘每年的「歲幣」，把它看成是宋朝人民的沉重負擔，甚至還認為它加速了宋朝的階級矛盾。我倒是認為以上的觀點純屬無稽之談。宋朝每年給遼人的「歲幣」是多少？絹20萬，銀10萬。當時宋朝政府每年的歲入是多少？過億萬貫（兩？），區區「歲幣」簡直是九牛一毛。比起滿清政府動輒上億兩的賠款，賠到家底搞光還大舉借外債是有天壤之別的。那麼「歲幣」攤到人頭上又是多少呢？有人算過一筆賬：北宋當時人口過億，平均下來每人每年的負擔大約是4個銅錢。4個銅錢是什麼概念？答曰：一個燒餅錢！試想
一下，每人每年少吃一個燒餅，就可以天下太平了。節省了無可計數的軍費開支不說，還不用打仗，不用死人了。再沒了「春風不度玉門關」的抱怨，更少了「古來征戰幾人回」的傷感，多少幸福的家庭得以保全，多少白發人送黑發人的悲劇可以避免，這等好事又有什麼不對呢?一年少了一個燒餅錢對一個人的財務狀況又有多大影響呢？
況且，我們真丟掉那「絹20萬，銀10萬」了么？別忘了自《澶淵之盟》以後，宋遼邊境開始設立「榷場」，互通有無了。宋朝憑借其強大的生產能力，將大量「質優價廉」的產品（如絲綢，瓷器，茶葉及手工藝品等），統統輸往遼國。每年通過這種途徑宋朝得到的「出超」有多少？政府從生產和流通領域徵收的稅賦又有多少？能頂得上多少個「歲幣」了？這筆帳有沒有人算？現代的國際貿易中，對那些「入超」過多的國家國際上還給「貿易補償」呢？將「歲幣」看成是宋人給遼國的「貿易補償款」，又有什麼不可以呢？
就算宋人在軍事上真的打不過遼人，但是他們在經濟上卻做到了這一點。宋人通過貿易的手段，利用順差的方式，將遼人創造的財富慢慢地歸結到自己的手中。這種做法可比簡單粗暴，「一點技術含量都沒有」的直接掠奪聰明多了吧？一方面，遼人拿到了「歲幣」，生產生活條件得到了改善，同時促進了契丹民族的進化，增加了他們發動戰爭的「機會成本」；另一方面，宋人通過交換也實現了財富的增長。比起雙方拚個你死我活的「雙敗」結局，宋人的做法使「雙敗」變成了「雙贏」，又何樂而不為呢？別忘了，在這種條件下，雖然雙方的財富都在增長，可是宋人的財富卻永遠比遼人增長的快！換句話說，遼人創造的一部分財富通過貿易順差的方式流入了宋人的腰包，這也算得上是宋人對遼人的「剝削」吧！這才叫做真正的「用己之長，攻敵之短」，充分發揮了自己的「比較優勢」，在悄無聲息之中得到了大大的實惠。在此我不得不感嘆宋朝皇帝們的戰略眼光和英明睿智。
除去機會成本，再來看看戰爭中的「道德成本」：北人入侵是幾乎不需要物資儲備的，其實我都懷疑這些國家有沒有所謂的「物資儲備」。我們從來看到的都是這些蠻兵打到哪算哪，一路燒殺搶掠，自己從不貯備補給。這也許就是他們被稱作「野蠻人」的原因，因為他們「不服王化」，根本沒有任何人道可言，壞事做盡也沒有絲毫的負罪感。相反宋軍可就沒這么「走運」了。兵家有言「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戰爭儲備是什麼時候都必不可少的頭等大事。看看《水滸傳》里林教頭發配去的「草料場」規模有多大，就不難想像宋朝政府為軍隊的後勤補給花了多少銀子。再看看人家「岳家軍」，「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也算是整個宋軍的一個縮影。更有不幸的將士還會因為「擾民」或是「虐囚」的行為而受罰甚至掉了腦袋。有誰聽說過那些「蠻夷」有所謂「秋毫無犯」的概念了？若是按照宋軍的軍紀衡量，那些蠻兵早應該被他們自己的長官統統正法了！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宋軍在進行戰爭的時候，成本是巨大的，而收益相對可以忽略不計。然而對北方少數民族而言，戰爭成本卻幾乎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勝利「果實」的誘惑卻是巨大的。這也就是為什麼宋人主和，蠻人主戰的根本原因。這個世界上沒有人不是亞當-斯密筆下的「自然人」，宋人是，所以他們靠自己的生產活動來實現自身的效用最大化；蠻人也是，所以他們靠對外掠奪來實現相同的目的，也算是發揮了各自的「比較優勢」了吧。
在此我們不妨將宋遼之間的關系看成是一場博弈，面對和與戰的選擇，其實宋遼雙方都深陷「囚徒困境」的兩難之中。對遼而言，雖然國力比宋小得多，但是它的戰爭成本也相對很小，同時「風險收益」卻很大。所以它可以多次的進行「試錯」，以實現險中取勝。對宋而言，雖然國力昌隆，但是要求人民放棄紙醉金迷般的生活，長期駐守苦寒之地隨時冒著生命危險地工作也不現實。所以我們不妨假設這是一場雙方進行的「非合作」博弈，那麼如何選擇才能夠達到這場博弈的「納什均衡」呢？
有些人之所以不能夠接受宋朝的做法，歸根到底還是他們心靈深處「大漢族主義」的情結在作怪。這些人並沒有真正把契丹人建立的國家當作與我們對等的國家加以尊重，滿腦子「蠻夷」的概念，只想著除之以後快。這種思維模式和那些滿清遺老遺少們「天朝尚國」的思想如出一撤。他們並沒有感受到宋朝政府切實的難處和普通百姓最根本的願望。與其將全國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集中起來進行一場勝負未可知的戰略冒險，不如用較小的代價去換取長久的和平。要知道，如果戰爭繼續下去，那我們依舊是在「用己之短，攻敵之長」，這是不明智的選擇，也是對百姓的生命和財產不負責任的做法。和遼人相比，我們應該有能力發現除武力之外解決雙方矛盾的更好方法。從維護當時的國際秩序和國家的發展穩定出發，《澶淵之盟》為解決國與國之間的領土爭端和其他矛盾沖突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範本，它能夠被雙方始終如一地執行一百多年就充分地證明了它的有效性和前瞻性，是應該給與充分肯定的。
利用《澶淵之盟》成功的解決了「外患」之苦以後，宋朝政府又是如何來實現生產力的巨大飛躍呢？在此我們特別要論述一下宋朝政府在治理經濟時所採取的種種特殊政策。
北宋進入中期之後，因為和平的環境和生產的恢復，人口的增長是迅速的，甚至超過了一億大關。人地比例之間的矛盾之劇烈是它以前的朝代所不曾面對過的。讓我們先來看看人口增加之後會導致哪些問題：人口的增加，導致土地供給的相對短缺和勞動力供給的相對過剩，由此會引發土地價格的上漲和勞動力價格的下跌。
讓我們先來看看土地價格上漲所導致的結果：土地價格上漲，經營土地的成本增加。土地的經營者若想保持收益的穩定，維持投資土地的利潤率，就必須想方設法地採用更加先進的技術，以實現增加產量，降低成本的目的。他們需要利用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去彌補因為地價上漲所導致的成本增加。單單從這方面來看，這種做法無疑大大促進了農業科技水平的進步和農業勞動效率的提高。我們都知道，社會的進步歸根到底是技術的進步，來源於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宋朝正是因為具備了科技進步的「原動力」，才真正實現了社會總產品的跨越式增長。
土地價格上漲所導致的另一個不容忽視的結果是促進了宋朝經濟的產業結構調整。我們知道，對於農業文明時代的封建王朝來說，農業永遠是立國之本。中國歷朝歷代都是最為強調「民以食為天」的，「士農工商」的傳統根深蒂固。但是為什麼單單宋朝實現了「工商立國」呢？我們發現當時的宋朝同樣具備了產業升級的
「原動力」：
人多地少的矛盾會不可避免地導致經營土地的成本增加，經營土地的收益率下降。這樣的客觀環境恰恰促進了資本和其他資源由經營土地為主的農業向對土地的依賴程度相對較小的其他產業的轉移。相對於從事土地經營的農業，手工製造業，服務業對土地的依賴程度大大降低，土地價格的上升對這些行業的沖擊也就相對較小，對其成本結構的影響也不大。因此，許多從前從事土地經營的投資者會將他們的資金轉投到投資回報相對較多的製造業，服務業之中。大量資金和其他資源（例如人力資源）的注入無疑會促進這些產業生產能力的空前提高。
相對於以傳承經驗為主要演進方式的農業；手工業，服務業的生存更加註重對技術進步的依賴和管理方法的提升。隨著投入這些產業的資金及其他資源的增加，產業內部的競爭也就會隨之加劇。在外部競爭的壓力下，投資者出於生存和維持經營的考慮，必然會想方設法提高自身的競爭能力。因為這些產業的核心競爭力源自於對技術進步的依賴和管理方法的提升，所以我們看到的結果就是為數眾多的發明創造（包括眾所周知的「四大發明」中的四之有三）和無數以傳授實踐經驗為目的的各類著作都源自於宋代。陳寅恪，李約瑟對宋王朝的褒揚也就不難被解釋了。
隨著科技進步帶來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宋朝的勞動力價值也就相應地得到了充實。換句話說，每個勞動者在相同的勞動時間內創造的財富比以往大大地增加了，國民的富裕程度也比以往大大地增加了。通過技術的進步，老百姓有錢了，他們的消費也自然會隨之增加。大眾的需求也從最開始的吃穿不愁，越來越向「縱深」發展。我們從《清明上河圖》的直觀感受和不計其數的文學作品的側面描繪中可以發現，宋朝人對商品的需求無論是種類上還是數量上都比前朝有了跨越式的增長：東京汴梁的茶樓酒肆，梨園青樓如雨後春筍；民間對絲綢，茶葉，書籍，紙張等相對奢侈的產品的消費更是潛力旺盛。更有甚者，大眾對休閑文化娛樂方面的關注程度也是前所未有提高，現代意義上的「服務業」在宋朝可以說是發揮到了極致。青樓里紅粉們的鶯歌曼舞，酒肆中騷客們的文采風流，哪樣不體現出人們對精神消費的追求？這在衣食無著的年代是不可想像的，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宋朝的國民富裕程度。
按照經濟學「需求拉動」的原理，宋朝商品經濟的繁榮很大程度上是需求拉動的結果。正是因為國民的相對富裕導致了持續的旺盛需求，這種需求又導致了資金和勞動力向手工業和服務業傾斜；反過來，投資手工業和服務業取得的高額回報又再一次地將需求推向了新的高度，國民經濟因此走上了良性循環的軌道。
此外，當科技的進步帶動生產力水平提高，使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達到一個嶄新的層次之後，改造舊有的，不適合生產力發展水平要求的生產關系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為此，無數「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先哲們開始了對改造舊有生產關系的思考。小到單個生產作坊的管理，產品的營銷（微觀經濟學？）；大到政府機構的改革，國家大政方針的制定（宏觀經濟學？），宋朝的知識分子們所做的研究是廣泛和深入的。這些研究拿現代意義的學科分類來衡量，所涉及的領域不僅包括經濟學范疇，更包含哲學，社會學，政治學以及管理學等社會科學諸多學科的諸多方面。這些研究不僅造就了宋朝的經濟繁榮，更實現了宋朝文化教育事業的昌明。作為一個實現了「文官政治」的王朝，宋朝的知識分子數量之多，地位之高，學術環境之寬松，也是中國歷史上所僅見的。這也從一個方面保證了科技的持續創新能力和政府機構的執政及應變能力能夠適應經濟快速發展的要求。
上文提到過，人地比例的變化還會造成另一個後果，那就是勞動力價格的下跌。在勞動力的供給增加，而土地的供給又相對減少的情況下，土地的所有者在選擇土地的租種者的時候往往會更加地慎重。一方面是地價的上漲導致他們經營土地的機會成本增加，風險加大；另一方面是勞動力供給的增加使土地所有者的選擇空間加大。二者疊加的結果是土地的經營者只會將土地租給信譽良好，生產技術水平相對較高的農戶去經營，以降低自己的風險，保證自己的收益。對於土地的租種者而言，則必須想方設法提高自身的耕作技術和經營能力，以防止在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被淘汰。從中我們不難發現農業生產效率提升的內在「原動力」，土地的使用效率提高也就成了這種機制下的必然的結果。
另一方面，農村勞動力資源的過剩，勞動力市場競爭的加劇還會導致社會失業的增加。這就必然導致農村大量剩餘勞動力要向其他產業進行分流。在此我們發現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一方面是原本從事土地經營的資本從農業中抽離出來，在市場上「尋租」；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剩餘勞動力也從農業勞動中被釋放出來，被推向了市場。這一切都為二者在其他產業里的重新結合提供了條件，同時也為工商業的大發展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契機。我們知道任何產業的發展都離不開資本的支持和勞動力的補充，宋朝當時的社會條件恰恰實現了二者在工商業領域的有機結合，產業的繁榮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
與農業經濟中農民為土地所有者佃耕的生產方式不同；在工商業領域，特別是手工製造業，更多的採用僱傭勞動的方式進行運作。歷史課本中將明朝中後期江南一些地區站在橋頭「待價而沽」的織戶當作是中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個人認為不是十分的合適。我們很難想像在宋朝如此龐大的工商業領域里不存在以僱傭勞動為代表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我們同樣很難想像宋朝數量眾多，規模龐大，涉及採掘業，出版業，制瓷業等諸多行業的手工工場都是靠一家一戶的傳統經營方式來維系的。以制瓷業為例，北宋為數眾多的「官窯」和「民窯」都是管理復雜，分工細致，產量巨大，集專業的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為一體，具備現代「企業」雛形的產銷一條龍的龐大生產合作組織。對個人或單個家庭而言，達到如此的規模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再來看看流通領域，宋朝在流通領域中的商品無論從數量上還是價值上都可謂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單就反映流通領域商品價值量的貨幣總供給來看，北宋中期以後平均每年的鑄幣量就要超過唐朝幾十年鑄幣量的總和。可以想像當時以交換為目的，輸入到流通領域的商品數量是何等的驚人。傳統農業社會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是不可能生產出能夠滿足流通領域如此巨大需求的產品的。因此，我們沒有理由懷疑在工商業如此繁榮的宋朝存在大量的以僱傭勞動為特徵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基於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以僱傭勞動為特徵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宋代就應當得到了大規模的推廣。從經濟發展史的角度來看，從封建社會的小農經濟到資本主義社會的機械化大生產堪稱是人類文明史上「最偉大的跨越」。值得我們自豪的是，這種跨越應該首先發生在公元十一世紀，世界的東方！而不是像大多數學者所認為的那樣，來自於地球的另一半，亞平寧半島上那個叫做「佛羅倫薩」的地方。
基於以上的分析，我們更加可以看出，在宋朝歷任統治者「專修內政」的政策指引下，宋朝政府不僅成功地為國家的經濟建設贏得了長久的和平環境，而且一如既往地關注實際有效控制區域的治理。在經歷了長期的和平發展和休養生息之後，當人地比例發生變化時，又懂得利用經濟規律，採用資本和勞動力向其他產業分流的辦法一勞永逸地解決了人地比例矛盾這一始終困擾歷代封建王朝發展的尖銳問題，成功實現了產業升級。與此同時，政府通過對知識分子的寬松政策實現了科技與管理水平的飛躍，這種飛躍又為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原動力」。在旺盛持續的社會需求的拉動下，最終實現了工商業的空前繁榮和社會經濟文化的百年盛世。種種這些按照經濟規律辦事的做法即使是在當今社會也應該被看成是非常有創造力和建設性的創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