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政府的職能作用是如何促進經濟發展的
政府加強經濟管理職能促進經濟發展的措施：
1、加強宏觀經濟的調控和管理。
2、制定市場規則，糾正市場失靈。
3、組織生產公共產品。
4、營造統一開放的市場環境，保護公平競爭，營造統一、開放、有序、公平的市場環境。
㈡ 政府可以採取那些措施促進經濟增長
為了促進經濟增長一般會採取以下措施：
1、降低利率；2、稅收優惠；3、擴大投資(包括以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建設)；4、鼓勵消費（包括鼓勵貸款消費）等方式；5、擴大出口（出口退稅）
降低利率的結果是大家都不願意把錢存在銀行，同時更願意貸款進行消費和投資，消費和投資的增長，將直接帶動經濟的增長。
開放國內的市場也是為了吸引國際投資。
消費、投資與出口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 。
僅供參考，多交流！
㈢ 政府投資如何促進經濟增長
舉個例子說：政府投入1億元修建城市廣場，看起來是與拉動經濟增長無關，但是其中可能有6000萬元是購買了建築材料、路燈、綠化等，而這些材料本身的價值可能只有4800萬元，如果政府不建這個廣場，這4800萬元的材料可能就賣不出去，企業就可能發不出工資，甚至經營困難，通過政府投資，促進企業經濟效益增加了1200萬元；同時，建廣場的人工工資假如為2000萬元，其它設計費、環評費、審計費等2000萬元，這些錢都支付給了相關單位。企業、民工和設計、審計等單位都需要支付其它的費用，促進了整個經濟的循環，在這樣周而復始的循環過程中，相關行業、人員都取得了收入，再從社會和市場中購得相關的服務或材料，經濟就這樣被拉動起來。如果政府不投資，可能經濟增長速度、相關行業的生存、員工的工資都處於一個不利地位。
㈣ 政府應該如何促進經濟發展
政府如何促進經濟增長
對於國民經濟中的基礎產業、基礎設施和社會事務等項目來說，由於這些行業或部門一般具有投資規模大、投資回收期長、風險大等特點，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果單純依靠市場機制配置資源，往往難以達到有效率的供給水平，
出現所謂的「市場失靈」。這在客觀上要求政府介入，通過公共投資的方式配置資源，實現資源在各產業部門間的均衡配置，提高使用效率。所以從性質上講，公共投資是彌補市場失靈的產物和有效手段。
政府公共投資雖然主要投向農業等基礎產業和交通運輸、機場、港口、橋梁、通訊、給水工程等基礎設施，但基礎設施與基礎產業是經濟系統的關鍵組成部分，該領域的投資與資本形成在經濟增長過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並直接影響著經濟各領域資源配置的效率水平，從而制約著經濟增長。
公共物質資本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一種長期的均衡關系，並且，兩者的驅動機制更多地表現為公共投資對國內生產總值的拉動作用。
另一方面，政府對教育文化、醫療衛生、科技研發等的支出，增加了經濟中的人力資本存量，通過全要素生產率及外部效應等提高了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力。
㈤ 中國政府是如何促進經濟發展的從民生方面回答
★中國政府是如何促進經濟發展的從民生方面：
中國政府在全力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大力推進民生工程。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困難情況下，更加註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實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
1、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強化政府促進就業的責任。中央財政安排就業專項資金426億元，比上年增長59%。實施困難企業緩繳社會保險費或降低部分費率、再就業稅收減免及提供相關補貼等政策，鼓勵企業穩定和增加就業。開展系列就業服務活動，多渠道開辟公益性就業崗位，促進高校畢業生到基層就業、應征入伍和到企事業單位就業見習。全年組織2100萬城鄉勞動者參加職業培訓。
2、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普遍建立養老保險省級統籌制度，出台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關系轉移接續辦法。在320個縣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推動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邁出歷史性步伐。中央財政安排社會保障資金2906億元，比上年增長16.6%。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連續5年增加，去年又人均提高10%。農村五保戶供養水平、優撫對象撫恤補助標准、城鄉低保對象保障水平都有新的提高。中央財政安排保障性安居工程補助資金551億元，比上年增長2倍。新建、改擴建各類保障性住房200萬套，棚戶區改造解決住房130萬套。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積累6927億元，比上年增長44.2%。社會保障體系得到加強。
3、進一步促進教育公平。大幅度增加全國教育支出，其中中央財政支出1981億元，比上年增長23.6%。全面落實城鄉義務教育政策，中央下達農村義務教育經費666億元，提前一年實現農村中小學生人均公用經費500元和300元的目標。實行義務教育階段教師績效工資制度。中等職業學校農村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和涉農專業學生免學費政策開始實施。國家助學制度不斷完善，資助學生2871萬人，基本保障了困難家庭的孩子不因貧困而失學。
4、穩步推進醫葯衛生事業改革發展。組織實施醫葯衛生體制改革。中央財政醫療衛生支出1277億元，比上年增長49.5%。城鎮職工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參保4.01億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覆蓋8.3億人。中央財政安排429億元，解決關閉破產國有企業退休人員醫療保險問題。基本葯物制度在30%的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實施。中央財政支持建設了一批縣級醫院、鄉鎮中心衛生院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啟動實施擴大乙肝疫苗接種等重大公共衛生服務專項。加強食品、葯品安全專項整治。面對突如其來的甲型H1N1流感疫情，我們依法科學有序地開展防控工作，有效保障了人民群眾生命安全，維護了社會正常秩序。
㈥ 宏觀經濟管理中政府採取什麼措施促進經濟增長
中央出台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十條措施，對於克服當前的困難和保持長遠的發展都具有重大意義。實施這些措施，總的要求是，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實。「快」就是要迅速出手，爭分奪秒，不可貽誤時機；「重」就是要實施堅決有力的措施，從根本上扭轉經濟增速過快下滑趨勢；「准」就是要抓住關鍵，突出重點，能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實」就是要抓好落實。（一）加大投資力度和優化投資結構。中央出台的十條措施，主要有四類：加快實施重大民生工程；加快在建重大基礎設施項目建設；盡快啟動一批有利於增強經濟發展後勁的大型工程項目；加大力度支持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關鍵項目建設。落實這些措施，要加強對重大投資的管理，認真做好可行性研究論證，提高投資質量和效益。要加強對市場自主投資的鼓勵和引導，支持引導民間資本投向政府鼓勵項目和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領域，廣泛參與各種民生工程、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建設，把政府投資引導作用與發揮民間投資積極性有機結合起來。（二）著力擴大消費需求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要把擴大消費與完善收入分配政策結合起來，與擴大就業結合起來，與發展服務業結合起來。最重要的是，要千方百計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費能力。加大力度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比重。努力消除制約消費的制度和政策障礙，改善居民消費預期，引導和促進居民擴大消費需求。（三）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房地產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產業，對於拉動鋼鐵、建材及家電家居用品等產業發展舉足輕重，對金融業穩定和發展至關重要，對於推動居民消費結構升級、改善民生具有重要作用。要認真分析和研究房地產市場的形勢，正確引導和調控房地產走勢。要增加廉租房、經濟適用房等保障性住房的投資收購和開發建設；落實和完善促進合理住房消費的政策措施；促進中小戶型、中低價位普通商品房開發建設穩定發展；加快發展二手房市場和住房租賃市場。繼續整頓房地產市場秩序，規范市場交易。（四）努力保持出口穩定增長。綜合運用出口退稅、外貿發展基金、財政貼息等政策措施，支持擁有自主品牌、核心技術的產品和大型機械設備以及農輕紡等有競爭力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加快實施出口市場多元化戰略。積極擴大國內需要的先進技術、設備、關鍵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進口，增加重要戰略物資儲備。（五）著力提高企業素質和市場競爭力。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最根本的是要激發企業的活力，促進企業發展。各類企業都要苦練內功，加快自主創新，優化產品結構，提升產品質量，增強開拓市場的能力，提高市場競爭力。各項宏觀經濟政策都要有利於企業發展，要從財稅、金融、貿易、產業、收費等方面，採取多種政策措施，積極推動企業兼並重組，支持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發展。（六）認真做好金融財政工作。改進金融調控，綜合運用多種政策工具，保持貨幣信貸合理增長。銀行、證券、保險業都要加大對促進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有效滿足實體經濟對金融服務的合理需求。促進股票市場穩定健康發展。各類金融企業要切實加強基礎管理、內部控制和風險防範；要加強金融監管，完善監管制度和協調機制，有效防範金融風險，確保我國金融安全。大力開展財政增收節支工作。依法加強稅收征管，調整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加大對經濟社會發展薄弱環節支持，嚴格控制一般性支出。（七）積極推進關鍵環節和重點領域改革。全面實施增值稅轉型改革；抓住有利時機，進一步理順成品油、天然氣價格形成機制；加快推進醫葯衛生體制改革，組織好改革試點，抓緊出台各項具體配套政策；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提高事效率。
㈦ 政府支出是如何影響經濟的
通過投資，
你是高高在上的買主，你想讓那個不太起眼的小廠發展，你不斷的買他的貨，
小廠就是某行業，你就是政府。
㈧ 政府如何促進經濟的平穩運行，政府怎樣做
在現代市場經濟體系中，市場調節與政府幹預，自由競爭與宏觀調控，是緊密相聯、相互交織、缺一不可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市場機制的完全有效性只有在嚴格的假說條件下才成立，而政府幹預的完美無缺同樣也僅僅與「理想的政府」相聯系。也就是說，市場調節與政府幹預都不是萬能的，都有內在的缺陷和失靈、失敗的客觀可能，關鍵是尋求經濟及社會發展市場機制與政府調控的最佳結合點，使得政府幹預在匡正和糾補市場失靈的同時，避免和克服政府失靈，這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無疑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一、市場失靈使政府的積極干預成為必要
西方發達國家及一批後發現代化國家市場經濟的實際歷程和政府職能的演化軌跡表明，市場調節這只「看不見的手」有其能，也有其不能。一方面，市場經濟是人類迄今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經濟運行機制和資源配置手段，它具有任何其他機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優勢：～是經濟利益的刺激性。市場主體的利益驅動和自由競爭形成～種強勁的動力，它極大地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促進生產技術、生產組織和產品結構的不斷創新，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二是市場決策的靈活性。在市場經濟中，生產者和消費者作為微觀經濟主體的分散決策結構，對供求的變化能及時作出靈活有效的反應，較快地實現供需平衡，減少資源的浪費，提高決策的效率。三是市場信息的有效性。高效率的分配資源要求充分利用經濟中的各種信息。而以價格體系為主要內容的信息結構能夠使每一個經濟活動參與者獲得簡單、明晰、高效的信息，並能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從而有利於提高資源配置的合理性。此外，市場經濟的良性運行還有利於避免和減少直接行政控制下的低效和腐敗等。但是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有其局限性，其功能缺陷是固有的，光靠市場自身是難以克服的，完全摒棄政府幹預的市場調節會使其缺陷大於優勢，導致「市場失靈 」（market failure），因而必須藉助凌駕於市場之上的力量——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來糾補市場失靈。
（－）市場不能保持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和穩定協調的發展
市場調節實現的經濟均衡是一種事後調節並通過分散決策而完成的均衡，它往往具有相當程度的自發性和盲目性，由此產生周期性的經濟波動和經濟總量的失衡。在糧食生產、牲畜養殖等生產周期較長的產業部門更會發生典型的「蛛網波動」。此外，市場經濟中個人的理性選擇在個別產業、個別市場中可以有效地調節供求關系，但個人的理性選擇的綜合效果卻可能導致集體性的非理性行為，如當經濟發生通貨膨脹時，作為理性的個人自然會作出理性的選擇——增加支出購買商品，而每個人的理性選擇所產生的效果便是集體的非理性選擇——維持乃至加劇通貨膨脹；同樣，經濟蕭條時，也會因每個個體的理性選擇——減少支出而導致集體的非理性行為——維持乃至加劇經濟蕭條。再者，市場主體在激烈的競爭中，為了謀求最大的利潤，往往把資金投向周期短、收效快、風險小的產業，導致產業結構不合理。這就需要政府運用計劃，利用財政、貨幣、信貸、匯率、優惠、制裁等政策措施。經濟杠桿和法律手段，特別是採取「相機抉擇」的宏觀調節政策，適時改變市場運行的變數和參數，以減少經濟波動的幅度和頻率，同時通過制定發展戰略、發展計劃和產業政策，對若乾重要領域進行投資來引導生產力的合理布局，優化產業結構，保持宏觀經濟穩定與經濟總量平衡。
（二）自由放任的市場競爭最終必然會走向自己的反面——壟斷
因為生產的邊際成本決定市場價格，生產成本的水平使市場主體在市場的競爭中處於不同地位，進而導致某些處於有利形勢的企業逐漸占據壟斷地位。同時為了獲得規模經濟效益，一些市場主體往往通過聯合、合並、兼並的手段，形成對市場的壟斷，從而導致對市場競爭機制的扭曲．使其不能發揮自發而有效的調控功能，完全競爭條件下的「帕累托最優」（Pareto Optimum）即資源配置的最優化，也就成為純粹的假設，因此壟斷被視為市場經濟的「阿基里斯之題」。這就需要政府充當公益人，對市場主體的競爭予以適當的引導、限制，如制定反壟斷法或反托拉斯法、價格管制、控制壟斷程度等。這方面西方發達國家百年來的經驗教訓多有可供我們借鑒之處。這對市場秩序不健全、轉軌中的經濟體制還帶有某些行政壟斷痕跡的我國來說，政府對於促進市場發育和建立市場公平競爭程序負有更加重大的責任。這突出表現在政府應立足制度創新，盡快建立和完善公平競爭的規范體系和政策框架，加頒行全國性的反壟斷法（近期北京、上海等地已先後制定出一批地方性的反壟斷法規）與已經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相配套，防止可能發生的並遏止已經出現的各種形式的壟斷。
（三）市場機制無法補償和糾正經濟外在效應
所謂外在效應 （exter nality），按照經濟學家貝格、費舍爾等人的看法，是指「單個的生產決策或消費決策直接地影響了他人的生產或消費，其過程不是通過市場」。也就是說，外在效應是獨立於市場機制之外的客觀存在，它不能通過市場機制自動消弱或消除，往往需要藉助市場機制之外的力量予以校正和彌補。顯然，經濟外在效應意味著有些市場主體可以無償地取得外部經濟性（external－economies），而有些當事人蒙受外部不經濟性（external diseconmies）造成的損失卻得不到補償。前者常見於經濟生活中的「搭便車」（freeride）現象，即消費公共教育、公用基礎設施、國防建設等公共產品（public goods）而不分擔其成本，後者如工廠排放污染物會對附近居民或者企業造成損失，對自然資源的掠奪性開來和對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以及司空見慣的隨處抽煙等。這類外在效應和搭便車一般不可能通過市場價格表現出來，當然也就無法通過市場交換的途徑加以糾正。通過意識形態信念和道德教育固然能夠使之弱化，但作用畢竟有限。只有通過國家稅收或補貼政策或行政管制如特定的排污標准及徵收污染費以及在公共場所不準吸煙等規定，使外部效應內在化，最大限度地減輕經濟發展和市場化過程的外在效應，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
（四）市場機制無力於組織與實現公共產品的供給
所謂公共產品，是指那些能夠同時供許多人共同享用的產品和勞務，並且供給它的成本與享用它的效果，並不隨車用它的人數規模的變化而變化，如公共設施、環境保護、文化科學教育、醫葯、衛生。外交、國防等。正是因為公共產品具有消費的非排它性和非對抗性特徵，一個人對公共產品的消費不會導致別人對該產品的減少，於是只要有公共產品存在，大家都可以消費。這樣一方面公共產品的供給固然需要成本，這種費用理應由受益者分攤，但另一方面，「它一旦被生產出來，生產者就無法決策誰來得到它」，即公共產品的供給一經形成，就無法排斥不為其付費的消費者，於是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如前所述的經濟外在世以及由此而出現的「搭便車者」。更嚴重的是．既然若此，人人都希望別人來提供公共產品，而自己坐享其成，其結果便很可能是大家都不提供公共產品。而缺乏必要的公共產品，就不能社會經濟的客觀需要，大大降低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這就需要政府以社會管理者的身份組織和實現公共產品的供給，並對其使用進行監管。
（五）市場分配機制會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和貧富兩極分化
一般說來．市場能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和生產力的發展．但不能自動帶來社會分配結構的均衡和公正。奉行等價交換、公平競爭原則的市場分配機制卻由於各地區、各部門（行業）、各單位發展的不平衡以及各人的自然稟賦、教養素質及其所處社會驟條件的不同，造成其收入水平的差別，產生事實上學的不平等，而競爭規律往往具有強者愈強，弱者愈弱，財富越來越集中的「馬太效應」，導致收入在貧富之間、發達與落後地區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此外，市場調節本身不能保障充分就業，而失業現象更加劇了貧富懸殊，這對經濟持續增長是個極大的出協：少數巨富控制經濟命脈；潛在的資金外流；眾多的貧困者導致社會總消費的不足，從而市場難以發育等等。更嚴重的是，過度的貧富分化「不僅削弱了社會的內聚力，而且培養了不公正，因而不可避免地破壞了維系社會的政治紐帶。民眾……進而可能要求發生激烈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的變動」。經濟比較落後、收入偏低的一些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還可能會造成民族矛盾的激化。
（六）市場不能自發界定市場主體的產權邊界和利益分界，實現經濟秩序
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個人企業等市場主體的各種經濟行為的方式及其目的的實現固然受到市場各種變數（原材料成本、價格、可用的勞動力、供求狀況等）的支配，並且這些變數以其特有的規律（即有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而自發形成的市場運行規律，亦即亞當斯密所說的「看不見的手」，它通過主體的獨立意志、自由選擇、平等互利等一系列市場原則表現出來。）調整著他們的行為，自發地實現著某種程度的經濟秩序；但是作為經濟人以謀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市場主體又總是在密切、廣泛、復雜、細致的經濟聯系中進行競爭，產生利益矛盾和沖突是不可避免的，而當事人自己以及市場本身否具備劃分市場主體產權邊界和利益界限的機制，更不具備化解沖突的能力。這就需要以社會公共權力為後盾的政府充當仲裁人，設定體現和保障市場原則的「游戲規劃」，即以政策或法律的形式明晰界定和保護產權關系的不同利益主體的權利，保證市場交易的效率和公正性。再進一步地說，市場競爭優勝劣汰的殘酷性容易誘發人們鋌而走險，產生非法侵犯他人權益的犯罪行為，擾亂社會經濟生活秩序。對此，市場主體更是無能為力。只有政府運用國家暴力作後盾才能防止和打擊經濟領域的違法犯罪行為，如通過資格認定、行政許可等制度預防經濟違法犯罪的發生，並嚴格依法查處經濟違法犯罪行為，確保市場機制運行的基本秩序及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此外，在制定適當的對外政策，爭取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和平國際環境，開拓本國商品市場和吸引外資，保護本國總體的和長遠的經濟利益等方面，政府無疑也具有市場所無法承擔的而又為現代市場經濟良性運行所必需的功能。
上述市場調節機制的缺陷和失靈，為政府幹預經濟活動讓出了空間，也正因為如此，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已經成為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有機組成部分。正如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薩繆爾森所說；「當今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取代市場來組織一個復雜的大型經濟。問題是，市場既無心臟，也無頭腦，它沒有良心，也不會思考，沒有什麼顧忌。所以。要通過政府制定政策，糾正某些由市場帶來的經濟缺陷」。因此，「現代經濟是市場和政府稅收、支出和調節這只看得見的手的混合體」。
二、政府失靈又決定了政府幹預必須適度、有效
市場失靈為政府幹預提供了基本依據，但是，政府幹預也非萬能，同樣存在著「政府失靈」（government failure）的可能性，用林德布洛姆的話說就是政府『識有粗大的拇指，而無其他手指」。政府失靈一方面表現為政府的無效干預，即政府宏觀調控的范圍和力度不足或方式選擇失當，不能夠彌補「市場失靈」維持市場機制正常運行的合理需要。比如對生態環境的保護不力．缺乏保護公平競爭的法律法規和措施，對基礎設施、公共產品投資不足，政策工具選擇上失當，不能正確運用行政指令性手段等，結果也就不能彌補和糾正市場失靈；另一方面，則表現為政府的過度干預，即政府幹預的范圍和力度，超過了彌補「市場失靈」和維持市場機制正常運行的合理需要，或干預的方向不對路，形式選擇失當，比如不合理的限制性規章制度過多過細，公共產品生產的比重過大，公共設施超前過度；對各種政策工具選擇及搭配不適當，過多地運用行政指令性手段干預市場內部運行秩序，結果非但不能糾正市場失靈，反而抑制了市場機制的正常運作。
（一）政府幹預的公正性並非必然。政府幹預的一個前提條件是它應該作為社會公共利益的化身對市場運行進行公正無私的調控，公共選擇學派把政府官員視作亞當·斯密所說的「經濟人」這一假設，固然有失之偏頗之處，但現實中的政府的確不總是那麼高尚，政府機構謀求內部私利而非公共利益的所謂「內在效應」（interalities）現象在資本主義國家的「金元」政治中有著淋漓盡致的表現。在社會主義國家，同樣在理論上不能完全排除政府機構的「內在效應」可能性，在實踐中，少數政府官員的腐敗行為更時有發生。政府部門這種追求私利的「內在效應」必然極大地影響政府幹預下的資源配置的優化，如同外在效應成為市場失靈的一個原因一樣，「內在效應」則市政府失靈的一個重要根源。
（二）政府某些干預行為的效率較低。與市場機制不同，政府幹預首先具有不以直接盈利為目的的公共性。政府為彌補市場失靈而直接干預的領域往往是那些投資大、收益慢且少的公共產品，其供給一般是以非價格為特徵的，即政府不能通過明確價格的交換從供給對象那裡直接收取費用，而主要是依靠財政支出維持其生產和經營，很難計較其成本，因此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直接利益驅動。其次，政府幹預還具有壟斷性。政府所處的「某些迫切需要的公共產品（例如國防、警察、消防、公路）的壟斷供給者的地位」決定著只有政府才擁有從外部對市場的整體運行進行干預或調控的職能和權力。這種沒有競爭的壟斷極易使政府喪失對效率、效益的追求。最後，政府幹預還需要具有高度的協調性。政府實施調控的組織體系是由政府眾多機構或部門構成的，這些機構部門間的職權劃分、協調配合、部門觀點，都影響著調控體系的運轉效率。
（三）政府幹預易引發政府規模的膨脹。政府要承擔對市場經濟活動的干預職能，包括組織公共產品的供給，維持社會經濟秩序等等，自然需要履行這一職能的相應機構和人員。柏林大學教授阿道夫·瓦格納早在19世紀就提出：政府就其本性而言，有一種天然的擴張傾向，特別是其干預社會經濟活動的公共部門在數量上和重要性上都具有一種內在的擴大趨勢，它被西方經濟學界稱為「公共活動遞增的瓦格納定律」。政府的這種內在擴張性與社會對公共產品日益增長的需求更相契合，極易導致政府幹預職能擴展和強化及其機構和人員的增長，由此而造成越來越大的預算規模和財政赤字，成為政府幹預的昂貴成本。
（四）政府幹預為尋租行為的產生提供了可能性。尋租是個人或團體為了爭取自身經濟利益而對政府決策或政府施加影響，以爭取有利於自身的再分配的一種非生產性活動（即不增加任何社會財富和福利），如企業通過合法特別是非法的形式向政府爭取優惠特惠，通過尋求政府對現有干預政策的改變而獲得政府特許或其他政治庇護，壟斷性地使用某種市場緊缺物資等。在這種情況下，大權在握的政府官員極有可能「受非法提供的金錢或其他報酬引誘，做出有利於提供報酬的人從而損害公眾和公眾利益的行為」。可見尋租因政府幹預成為可能（政府幹預因此被稱為「租之母腹」），又必然因這種干預的過度且缺乏規范和監督而成為現實。其主要危害在於「不僅使生產經營者提高經濟效率的動力消失，而且還極易導致整個經濟的資源大量地耗費於尋租活動，並且通過賄賂和宗派活動增大經濟中的交易費用。」從而成為政府幹預失靈的一個重要根源。
（五）政府失靈還常源於政府決策的失誤。政府對社會經濟活動的干預，實際上是一個涉及面很廣、錯綜復雜的決策過程（或者說是公共政策的制訂和執行過程）。正確的決策必須以充分可靠的信息為依據。但由於這種信息是在無數分散的個體行為者之間發生和傳遞，政府很難完全佔有，加之現代社會化市場經濟活動的復雜性和多變性，增加了政府對信息的全面掌握和分析處理的難度。此種情況很容易導致政府決策的失誤，並必然對市場經濟的運作產生難以挽回的負面影響。正確的決策還需要決策者具備很高的素質。政府進行宏觀調控，必須基於對市場運行狀況的准確判斷，制定調控政策，採取必要手段，這在實踐中是有相當難度的。即使判斷准確，政策工具選擇和搭配適當，於預力度也很難確定。而於預不足與干預過度，均會造成「政府失靈」。而現實中的政府官員很多並不具備上述決策素質和能力，這必然影響政府於預的效率和效果。
正因為政府的干預存在著上述缺陷，所以讓政府幹預成為替代市場的主導力量，其結果只能導致「政府失靈」，用「失靈的政府」去干預「失靈的市場」必然是敗上加敗，使失靈的市場進一步失靈。但客觀存在的市場失靈又需要政府的積極干預，「守夜人」似的「消極」政府同樣無補於市場失靈，同樣會造成政府失靈。因此，政府不幹預或干預乏力與政府於預過度均在摒棄之列。現實而合理的政府與市場間的關系應是在保證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前提下，以政府的干預之長彌補市場調節之短，同時又以市場調節之長來克服政府幹預之短，從而實現市場調節和政府幹預二無機制最優組合，即經濟學家所推崇的「凸性組合」。為此，就需要政府從最大限度地消除導致政府失靈的根源入手，針對政府失靈的兩個方面，採取切實措施（如確定有中國特色的政府經濟職能雙向重塑的總體思路；從理順政府利益關系入手保證政府幹預的公正、超脫；規范政府於預職能及行為；加強對政府調控行為的監督；提高政府決策的科學化程度；把競爭機制弓隊政府調控的某些領域等），在克服和矯正市場失靈的同時，更要防止和糾補政府失靈。
㈨ 政府如何宏觀調控經濟
首先，宏觀調控是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實施的。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宏觀調控的根本任務是保證和加快經濟發展，促進生產力的解放。但是，發展不是GDP的簡單增長，而應該是"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地發展"，即科學發展。也正是重點不是簡單追求和保持"快"的增長速度，而是著力追求經濟發展"好"的質量和"優"的結構。
第二，宏觀調控的目標更加豐富多元。無論是經濟學的宏觀調控理論，都把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作為政府宏觀調控的重要目標。而這一次宏觀調控旗幟鮮明地把"節能減排"和"優化經濟結構"作為與四大目標並重的宏觀調控目標，這是我國從經濟發展實際出發而提出的"新調控目標"。
第三，宏觀調控特別注意解決社會和民生難題，重視加大對"三農"、教育、衛生、低保等方面的政策扶持力度，進而極大地推動了這些問題的解決。在這次調控過程中，為了發展農業生產和增加農民收入，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扶持政策，確立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終結了綿延2600多年的農業稅，出台"兩免三補"的惠農政策，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發展農業生產的積極性，農民收入增幅大大提高。同時，加大了教育、衛生和最低生活保障建設的投入力度，免除所有義務教育階段的學雜費，全面推進城鎮和農村的醫療衛生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設，大大緩解了上學難、看病難，以及鰥、寡、孤、獨、殘、老等困難群體生活難的問題。
第四，宏觀調控實施了"有保有壓"的差別性調控策略，盡可能地避免了"一刀切"。為了優化經濟結構和平衡地區經濟發展，這一輪宏觀調控採取了"區別對待、有保有壓"的調控策略，對於符合國家產業發展戰略的短線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項目採取鼓勵發展的政策；對於不符合國家產業發展戰略的長線產業和高能耗、高污染的產業項目採取限批或不予准入政策，進而保證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第五，"雙穩健"政策防止經濟由"偏快"滑向過熱。本輪宏觀調控一改過去較長時期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實施了"雙穩健"政策，甚至通過嚴守"土地"和"信貸"兩個閘門，來控制固定資產投資的過快增長。
第六，更加註重"組合拳"效應，運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避免了過度的經濟震盪。經濟發展平穩是這一時期經濟運行的主要特點，而這得益於這一輪宏觀調控主要依靠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為了抑制貨幣投放和過度的信貸投放，僅2007年就曾5次調整利率，7次上調存款准備金率。這種"多步驟、微調整"的方式，不僅有利於避免劇烈調整可能帶來的波動，而且有利於實現經濟"軟著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