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人假設與中國傳統哪個相通

① 四種人性假設理論主要內容是什麼

四種人性假設理論主要內容：

（一）「經濟人」假設

「經濟人」假設是以泰勒為代表的傳統管理者們的一種人性觀。「經濟人」假設從享樂主義的觀點出發，認為人的一切行為的目的在於最大限度地追求物質利益、滿足一己之私利，工作是為了獲得最大的經濟報酬。

（二）「社會人」假設

「社會人」假設是由哈佛大學教授梅約提出。該假設認為，良好的人際關系對於調動人的生產積極性是決定因素，人們工作的目的在於滿足自己的心理需要。

(三)「自我實現人」的假設

所謂自我實現，是指人都需要發揮自己的潛力，表現自己的才能，只有當人的潛力充分發揮和表現出來，人們才會感到最大的滿足。

（四）「復雜人」假設

人是存在個體差異的，不同的人各方面不一樣；一個人本身在不同的年齡、時間、地點會有不同的表現。人的需要和潛力，隨著年齡的增長、知識的增加、地位的改變，以及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變化而各不相同。

「復雜人」假設的含義

1、人的需要是多種多樣的。

2、人在同一時間內會有各種需要和動機。

3、由於工作和生活條件的不斷變化，人會不斷產生新的需要和動機。

4、一個人在不同單位或同一單位的不同部門工作，會產生不同的需要。

5、由於人的需要不同，能力各異，對於不同的管理方式會有不同的反應。

② 如何看待經濟人假設和社會人假設的現實意義

在管理學激勵理論中，經濟人假設與社會人假設都是關於人性的認識中的兩個解釋：

1．經濟人假設
該假設認為：人的一切行為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滿足自己的經濟利益，工作的動機是獲得經濟報酬。人是主動追求金錢的典型動物。該理論的支持者是泰羅。泰羅認為員工是自私的、懶惰的、好逸惡勞的，多數人需要被控制，只有金錢和地位才能激勵他們工作。一般人都沒有雄心壯志，喜歡聽命而為，只有少數人才能擔當管理的職責。

2．社會人假設
該假設認為在社會上活動的員工不是各自孤立存在的，而是作為某一個群體的一員有所歸屬的「社會人」，是社會存在。人具有社會性的需求，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組織的歸屬感比經濟報酬更能激勵人的行為。「社會人」不僅有追求收入的動機和需求，他在生活工作中還需要得到友誼、安全、尊重和歸屬等。因此，「社會人」的假定為管理實踐開辟了新的方向。「社會人」假設的管理理論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梅奧、馬斯洛、赫茨伯格和麥格雷戈等。

③ "經濟人假設"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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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人假設」適用的時限有限
在經濟發展初期，尤其是市場化和工業化水平較低的情況下，在市場嚴重供不應求和收入水平較低的情況下，市場主體受價格約束較大，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選擇有限，這種條件下，「經濟人假設」是有較為廣泛的適用性的。但是，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人們的知識水平的提高、個性化需求和情感需求的擴大，人們的經濟行為越來越脫離「經濟人假設」的條件。尤其是「綠色經濟」等運動的興起，更使人們關注個人、社會、經濟與環境的協調，從而使「經濟人假設」適用的范圍更趨狹窄。
「經濟人假設」適用的人群有限
在現代經濟社會，生產者和消費者市場的細分越來越重要，從而對不同人群進行經濟研究也越來越重要。在市場上，生產者和消費者分為不同的類別和群體，其知識結構、社會地位、傳統文化等的差異，導致經濟生活中人的「理性」水平出現差異。例如，在中國傳統文化下，即使再窮苦的人，在市場上也難以做出「個人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選擇，因為我們有「先人後己」的優秀傳統。同樣，中國知識分子可能更注重對榮譽和地位的選擇，而鄙視「重利忘義」的行為。這也就是說，實際經濟生活中，不同人群的「情感水平」和「知識水平」的不同，決定了「經濟人假設」適用水平的不同。任何假設都有一定的局限，然而，經濟學又不能沒有假設，其關鍵在於分析其「假設條件」與研究動機、研究過程和研究結論是否匹配，進而去探討這種「假設條件」是否成立。
[編輯本段]試析「經濟人」假設的邊界問題
具有自利性和理性的「經濟人」是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基礎。「經濟人」假設條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不斷發生演變，大致經歷了古典「經濟人」、新古典「經濟人」、廣義「經濟人」，我國目前還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人」假設，以上各個「經濟人」假設的條件都不相同。最早的自利性演變為自利性和他利性結合；最早的理性演變為有限理性；由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演變為追求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統一；「經濟人」假設的條件由最初的完全理想化，演變到與現實更加接近。這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經濟人」假設條件的演變，直接影響到人們的理論研究，也直接影響到管理模式的變化。隨著「經濟人」假設邊界的變化，管理理念更加人性化，更加重視兼顧個人和公共利益的協調。這就為我國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供了有益的啟示：要以人為本，尊重社會經濟主體的合法權益；與時俱進，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的「經濟人」假設；把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結台起來，實現雙贏或多贏。
一、斯密「經濟人」假設的邊界
《國富論》的論述中，斯密「經濟人」假設是以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為目的並積極從事經濟活動的主體。斯密認為「經濟人」具有利己本性，在經濟活動中會導致人們完全追求個人利益而不會顧及其他人利益，但由於每個人的謀利活動受到其他人的謀利活動的限制．受到市場經濟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每個人的這種利己行為最終會促進社會的利益。
斯密還說明「經濟人」的道德行為。他認為，利己是目的，利他則是手段，先要運用利他這個手段，才能達到利己的目的。同時，又提出上帝賦予了每個人的「利己心」，如果「利己心」過於強烈，就會侵犯他人的利已活動領域，因而每個人在充分利用利己沖動的同時，必須考慮到他人的利己性營利活動不受侵犯。要求「經濟人」在實現自己的目標和行使自身合法權益時，不要越界和損害他人的合法權益。逮不是否定「利已心」，而是充分發揮利己的條件。《國富論》談到，每個人基於「利己心」的贏利活動，只許在不侵害「正義規則」的限度內進行，這和《道德情操論》中闡述的遵守社會生活「一般准則」應該是一致的，都是強調「利己」行為的度，是維護社會生活秩序的重要保障。
斯密「經濟人」假設的邊界，是指斯密「經濟人」假設條件存在的「度」的界限。斯密「經濟人」假設可以歸納為以下四點：第一，「經濟人」必然是自利的，且不是孤立的。追逐個人利益的動機(利己心)是「經濟人」行為的驅動力，「經濟人」不能孤立的生存，只有在經濟生活中與他人進行交往，謀求私人利益。第二，「經濟人」總是憑借所處的市場環境判斷自身利益，努力使用各種手段，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第三，「經濟人」唯一目的是追求私人利益，但最終促進社會公共利益。但是，這一過程需要有良好盼法制和規則作為保證。第四，「經濟人」追逐私利的手段和內容會隨著社會發展發生變化，但其自利本性不變。綜上所述，斯密「經濟人」假設的邊界應為：「經濟人」的「自利性」邊界應該以不損害他人的利益為限度；「經濟人」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億」的邊界應該以不損害公共利益為限度：「經濟人」的自利和利益最大化行為應該在法制和規則的約束之下，合乎倫理和遵紀守法。
二、「經濟人」假設邊界的位移
位移是物理學的名詞，用來描述運動物體的位置發生變化的物理量。「經濟人」假設邊界位移，是指「經濟人」假設條件在經濟史發展過程中發生演變的過程和現象。在經濟史中，西方經濟學家孟德維爾、斯密、邊沁、約·穆勒、西尼爾、李斯特、西蒙、馬歇爾、龐巴維克、科斯、貝克爾、弗里德曼、盧卡斯等經濟學家都有「經濟人」假設，大致劃分為古典「經濟人」、新古典「經濟人」、廣義「經濟人」，他們各自對「經擠人」假設的條件都不盡相同。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還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人」假設，因此，可以說自從「經濟人」假設產生的第一天起，「經濟人」假設的邊界一直在發生位移。
(一)孟德維爾對「經濟人」假設的啟蒙
孟德維爾的《蜜蜂寓言，或個人劣行即公共利益》一書中，公共利益指的是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增加，個人劣行指的是個人追求自己的快樂和利益。如果各個人都自由進行利己活動，可以自然而然地增進整個社會的繁榮，並且比有目的的活動效果更好。孟德維爾關於個人利益是經濟發展動力的思想，對斯密「經濟人」假設的影響很大。
(二)古典「經濟人」假設的邊界
斯密確定了「經濟人」假設的邊界，系統運用「經濟人」進行經濟分析，成為現代經濟學的奠基人。在斯密之後，經過邊沁、西尼爾、約·穆勒等人對「經濟人」思想的進一步補充，基本形成古典「經濟人」模式，為經濟學進行分析和研究創造了科學假設和前提。
(三)新古典「經濟人」假設的邊界
斯密「經濟人」假設被西方經濟學普遍繼承，同時這一假設本身也在不斷完善，最突出的體現在新古典理論體系中。新古典學派認為，「經濟人」就是經濟活動的行為主體，一是具有功利主義本性，即以最小成本去獲得自身晟大的經濟收益；二是具有完全理性，即掌握全部知識和信息，恰當選擇，實現利益最大化；三是「經濟人」一般包括生產者和消費者，追求利潤和效用最大化；四是「經濟人」通常採取勞動、資本、土地、企業家等四種要素供給者的形態。新古典經濟學對「經濟人」的行為，進行定性和定量分析，通過引入數量分析方法解答了斯密沒有解答的問題，比斯密的原始「經濟人」前進了一大步。新古典經濟學考察了「經濟人」在不同市場形態下利潤和效用最大化的條件，強調「經濟人」只有在完全競爭的市場環境中，才能達到均衡狀態，實現最大的滿足和效率。可見，新古典經濟學將斯密的「經濟人」，進一步抽象為具有完全理性、簡單、可量化的「機械人」。把經濟學從具有道德性和社會性的學科轉化為只有技術工具意義上的學科。因此，薪古典「經濟人」的假設邊界是：純粹的「自利性」而無「利他性」，純粹「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而無「公共利益」，沒有社會規則的約束。
(四)廣義的「經濟人」假設的邊界
新制度經濟學對「經濟人」假設(又稱廣義的「經濟人」)比傳統的「經濟人」假設更接近於真實社會，它的「經濟人」假設包含的內容：一是人具有雙重動機。追求經濟利益和非經濟利益的最大化，非經濟利益包括利他主義、意識形態和自願負擔約束等，通常有集體主義行為偏好。二是有限理性。新制度經濟學繼承了西蒙的「有限理性」說，認為人們獲取信息是不完全的，所以導致人的理性是介於完全理性和非完全理性之間的一種有限理性。新制度經濟學中的「經濟人」具有有限理性，不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還追求利他主義和自願負擔約束等非經濟利益，並且還有機會主義傾向。可以說，傳統的理性「經濟人」處在理想狀態，新制度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已經回到了現實之中。由此可見，廣義的「經濟人」假設邊界應該是斯密「經濟人」假設邊界的復歸，並且是更高層次上的復歸：「自利性」和「利他性」共存，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和「公共利益最大化」同在，「經濟人」的行為具有社會性。
(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人」假設的邊界
自我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以來，中國經濟學界也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人」假設問題。有一些學者認為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分析中，西方「經濟人」假說是個人主義的，與我國集體主義主流意識相差甚遠，不宜作為經濟理論分析的前提，沒有「經濟人」的位置。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進一步深化和發展，大部分學者認為我國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只有承認「經濟人」假說的前提條件，通過建立一種恰當的機制，使人們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客觀上有助於社會整體目標的實現。「經濟人」假說是交易的起點，是市場經濟的起點。「經濟人」通過利他實現利己，利他是利已的手段，利已是利他的目的。雖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相比具有不同性質，但都是市場用「看不見的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仍符合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所以，「經濟人」假說同樣是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隱含前提。在市場上追求各自利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人」，應該表現出以下四大基本特徵：一是自主性。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人」的勞動者、消費者、投資者、企業或企業聯合體，通過自由、自覺、自主地趴事生產、交換、消費活動，為自己謀取更大利益。二是追利性。明確社會主義經濟活動主體追求各自利益的正當性和重要性。三是競爭性。社會主義「經濟人」在生產、交換、消費領域展開競爭，提高企業勞動生產率，培育和完善優勝劣汰的經濟機制等。四是預期性。可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人」假設的邊界可以概括為：「自利性」和「利他性」有機協調．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和「公共利益最大化」有機結台，」經濟人」和「社會人」的統一，遵紀守法。
三、「經濟人」假設邊界位移對經濟理論和實踐的影響
「經濟人」假設邊界的位移直接導致理論研究的變化，把經濟學擴展到前所未有的廣闊領域；「經濟人」假設邊界的位移也直接推進了管理理論和實踐的發展和進步。
(一)「經濟人」假設的理論演進
古典「經濟人」是由斯密系統運用，經過一些古典經濟學家補充和完善最後奠定了經濟學成熟的基石，但還存在一些缺陷。通過歷史學派、制度學派等的批判和完善，新古典經濟學家以古典「經濟人」模式為基礎，吸收同時代自然科學發展的成果，從而形成了西方經濟學的新古典「經濟人」的理念。新古典「經濟人」模式克服了經濟學家以前對經濟學世界的膚淺解釋，從而可以細致分析市場活動，最終導致經濟學從具有道德和政治屬性的學科轉變成濃厚工具性色彩的分析科學。「經濟人」變成了赤裸裸的理性自私人。在新政治經濟學運動中。以貝克爾、布坎南、科斯、諾斯等為代表的「新經濟學家」對「經濟人」假設進行了第三次抽象。廣義「經濟人」模式的特徵：將「經濟人」假設運用到經濟領域以外很多社會領域，認為「自利」和理性選擇不但存在於經濟領域，而且也存在於市場之外所有人類活動領域(政治、婚姻、生育、非法活動等)。把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等新的學術成果運用到新古典「經濟人」模式中，修改了「完全理性」、「完全信息」的假設，使「經濟人」假設走出純經濟學范圍，更具一般意義。「新經濟學家」把新古典經濟學抽象掉的歷史倫理因素、社會道德因素重新納入到「經濟人」的范疇中，對斯密「經濟人」思想進行更高階段的復興。
古典「經濟人」思想的初步形成和運用成為經濟學的基石，新古典「經濟人」假設推進了經濟學理論的科學化，「新經濟學家」對廣義「經濟人」的發展，使經濟學擴展到前所未有的廣闊領域。由此可見，各個時代經濟學家為了更有效分析人類的實際經濟行為和各種經濟現象，建立一個邏輯嚴密的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支撐點，就不斷抽象、修正「經濟人」假設。
(二)「經濟人」假設對經濟管理實踐的影響
綜觀西方管理理論的產生與發展過程，不同的管理理論幾乎都是建立在對人的本性、動機等不同的認識和理論假設的基礎上。第一，西方古典管理理論的萌芽階段，根據亞當·斯密「經濟人」(「理性經濟人」)的假設。美國管理學家麥格雷戈提出「X」理論。在這種管理方式中，管理者把人看作物件一樣，忽視了人的自身特徵和精神需要，只注重人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的滿足。提出了著名的「胡羅卜加大棒」的管理觀念，科學管理理論的創始人——泰羅就是這種觀點的典型代表。第二，行為科學理論認為人不僅是「經濟人」，而且更是「社會人」，從而建立了一套全新的，以滿足人們的各種社會需要為基本出發點的管理理論。梅奧等人根據霍桑實驗提出：社會性需求的滿足往往比經濟上的報酬更能激勵人們，更能調動人們的積極性，良好的人際關系是調動人的積極性的決定性因素，物質刺激只有次要作用。而且人們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發現，只有在顧全群體利益時，個人利益才能得到保障。行為科學的產生，適應了社會不斷發展以及人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不斷提高和企業勞動與勞動構成不斷變化的要求，彌補了古典管理理論的不足。第三，現代管理理論階段，進一步把人看作是「自我實現的人」、「決策人」和「復雜人」，極力主張實行參與式、靈活多變的管理，以適應日趨民主化、復雜化的管理環境。馬斯洛「自我實現人」的假設，提出了通過滿足人的多層次的需要，以不斷激發人的潛能管理方法。西蒙「決策人」假設，從有限理性出發，使得管理的質量得到了很大提高，增強了管理的可操作性。沙因「復雜人」的假設，提出了「靈活多變」的管理方式，也就是說要因人、因事、因環境而異。
由此可見．關於人的理論假設也就成了西方管理理論研究的基本依據和基本出發點。西方管理理論的發展和突破，幾乎都是基於對人的認識的飛躍；各種管理理論的不同，也是基於對人的認識的不同。
四、把握「經濟人」假設邊界對我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現實意義
認真研究「經濟人」假設及其邊界的演變規律，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供借鑒，保證各個社會經濟主體實現和諧的利益分配結構。
(一)把握斯密「經濟人」假設邊界中的「一般規則」，有利於加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制度建設和道德建設
斯密認為古典「經濟人」只要有良好的法律、制度保障，主觀上「自利」的「經濟人」也能達到客觀上有利於社會的結果。馬歇爾認為新古典「經濟人」自利行為的理性特徵，就體現在謀利行為必須在規范、制度的制約之下。在廣義「經濟人」階段，把制度、法律、習俗等作為決定人們偏好形成的內生變數納入經濟分析之中。
制度界定了「經濟人」活動的空間和維度，在不同的制度條件下，「經濟人」會表現出不同的行為方式。市場經濟體制轉型期，由於在強化利益激勵的時候，缺少健全的制度約束，法律、制度建設滯後，導致「經濟人」在強烈自我利益驅使下滋生尋租行為，侵害社會和他人利益。通過道德約束和制度強制性約束理性「經濟人」的行為，使遵守道德和制度的行為與獲得收益成正相關系。否則，對人的行為激勵和約束機制不平衡，尤其對約束機制的缺失，就無法避免自利的「經濟人」損人利已、不道德甚至違法行為的發生。
因此，我們在認同「經濟人」假設是市場經濟的一般特徵時，必須引導市場各個主體遵守一定的規則和約束。市場經濟的正常有序發展，既要建立完備的法律規范，還需必要的道德規范。目前需要加強道德建設，倡導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的道德觀，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方向，也是社會和諧發展的精神支柱和保證。
(二)把握好「經濟人」假設的「白利」邊界，有利於構建成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
「經濟人」假設是市場經濟的一般特徵，因為：第一。市場經濟是利益經濟，它的體制和機制運作的基礎是人的趨利性，是物質生產不斷發展的動力。市場經濟要尊重經濟規律，運用「看不見的手」，就要利用物質激勵作用，通過引入競爭機制，強化效益觀念，促進資源優化配置。所以市場經濟應該尊重「經濟人」的自利假設，鼓勵「經濟人」競爭和獲利最大化，充分尊重和保護市場主體的合法利益，這才能夠保證各個市場主體和諧共處。第二，市場經濟的主體是個人、企業和政府，它們在很大程度上都追求和保護自身的利益。人類社會生產力不斷發展的根本動力主要來自人們對自身利益的追求，由於生產力水平和社會歷史進程的制約，到目前為止，人們思想境界還遠沒有達到把為他人和社會勞動看作自己生活第一需要的高度，人們的勞動都直接或間接的與自己的切身利益有關。「經濟人」與價值規律和市場經濟形成的邏輯關系有力證明了，追求自身利益，是人們參與經濟活動的根本動因。但是，一定要防止極端的個人主義傾向。既尊重市場經濟主體經濟活動的社會性，又尊重和保護其合法的自身利益，每一個市場主體勞有所獲，勞有所得，才能構建成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
(三)「經濟人」假設中的「理性」到「有限理性」假設邊界的位移培我們的啟示——完善社套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與時俱進
我們知道經濟史上的「經濟人」假設發生了三次變化，「經濟人」假設的邊界也隨之發生位移。「經濟人」假設邊界位移過程中，「完全理性」演變為「有限理性」，「完全信息」演變為「有限信息」，「經濟人」活動的范圍由經濟領域步入社會的各個領域，斯密的「純經濟人」變成了「社會人」，現實社會生活中「經濟人」無處不在、無處不有。「經濟人」假設的邊界發生位移和變化，是與社會生產力發展緊密相聯的，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這就啟發我們要與時俱進，根據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人」，這是當務之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人」應該具有以下特徵：利已和利他結合，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兼顧，經濟和道德一體，誠實守信，遵紀守法。如果有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人」的規范和基準，就可以澄清目前的許多混亂思想，有助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序運行。有助於社會經濟和諧健康發展。
(四)准確把握「經濟人」假設邊界，可以提高我國公共管理的效率和質量
在我國公共管理的理論實踐中，不僅要通過「經濟人」的經濟作用刺激公務員的「利己心」，產生激勵作用，而且還要制訂和執行有效措施對」經濟人」的負面影響進行遏制，保證產生「利他」的行為效果。經濟人假設為我國行政管理提供以下思路：一是應該重視公務人員的物質報酬體系的建設。公共管理的主體之一是公務人員，通過「經濟人」假設邊界可以有效理解政府公務人員的行為動機，尊重公務人員對物質利益追求的合理性。隨著經濟的發展，不斷提高公務人員的物質報酬，盡可能滿足公務人員的利已心，調動其工作的積極性。二是應該建立嚴格的制度規范，制約公務人員的「經濟人」負面行為，保證公務人員能夠利己和利他行為合理並存。在認可「經濟人」假設邊界的前提下，要充分考慮公務人員「經濟人」政策的負面作用，嚴格制定健全的政策規范，依法行政，明確約束公務人員的行為，防止負面行為產生，促進公務人員更好地實現利己和利他行為的高度融合，增加社會公共利益。三是公共行政逐漸引人市場機制，減少公務人員「經濟人」負面行為發生的幾率，縮小政府直接管制范圍。現代公共行政包括授益性行政(如社會福利、低保、行政救助、社會保險等行政活動)和服務性行政(如水電、通訊、交通、文化、教育、衛生等行政活動)，授益性行政服務由政府相關部門直接提供，服務性行政服務可以引入商業化管理方法和市場機制，縮小政府直接管理范圍，消除公務人員尋租的滋生溫床，推進「無限政府」走向「有限政府」，最後實現「有效政府」。
(五)把握斯密「經濟人」假設邊界，有利於社奢和諧發展
斯密「經濟人」假設邊界中，利己與利他一致，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緊密相聯，對我們今天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很大的借鑒意義。
「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內涵是參與經濟活動的經濟主體應該實現「雙贏」或「多贏」的目標，相互交往的各方，都應獲得相應利益，各方的利益都能夠得到保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完善過程中，我國原有的利益格局正在發生深刻的調整和重組，出現了一些新的社會階層和日益多樣化的利益訴求，成為影響社會和諧的突出矛盾和潛在隱患。因此，必須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增強全社會的創造活力；協調好各方面的利益關系，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形成和諧相處的人際環境。建立起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的社會關系，形成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要高度重視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問題，關心生活比較困難的群眾，在全社會大力提倡團結互助、扶貧濟困的良好風尚，形成平等友愛、融洽和諧的人際環境。目前應採取切實措施，做好失業工人的再就業、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低保」等工作；做好農村的扶貧工作，統籌城鄉發展，縮小城鄉差別，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解決教育公平問題。盡快建立健全社會協調機制，引導群眾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達利益要求、解決利益矛盾，自覺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面。

④ 管理學:把工人假定為"經濟人"就目前中國的具體實際是否基本正確

不正確。經濟人就是假設人是經濟利益最大化的，雖然有合理之處，但是並不符合中國的現實。
（1）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升，工人尤其是80/90後的工人對於經濟收入的訴求已經降低，其更加註重職業的長遠發展和規劃，工作環境等問題。
（2）現實中人除了經濟訴求之外，還有更多的訴求，比如，融洽的工作關系、職業上升空間、被人尊重等等。所以說，經濟人的假設在我國的具體環境下是不正確的。

⑤ 經濟人假設與公共道德矛盾嗎 為什麼

當然是有矛盾，因為二者的影響根本不在一個層次，公共道德是社會心態屬於全局性的，而經濟人假設只是一種理想化的理論，只能在社會的道德領域進行模擬。
道德起源於原始社會時期，其作用主要是對當時社會關系的調節，從而滿足人類的生存發展需求。隨著不同時代人類需求的變化，道德的內涵也逐漸發生了變化。因此，社會中並不存在與人類生存發展需求無關的最高目的的、最高價值的神聖化道德。由於中國經歷了較長的封建社會時期，很多封建時期的傳統道德仍沿用至今，與當今的中國社會現實狀況、價值觀念不符，造成了目前道德狀況的混亂。學界一直在道德領域的范圍內找答案，卻始終都沒有跳出傳統道德的范圍，將利他主義等同於道德。

⑥ 詹姆斯·布坎南的「經濟人」假定

在布坎南的闡述中，包含了公共選擇理論的一個基本假定：即「經濟人」假定。布坎南以「經濟人」這一假定為分析武器，探討在政治領域中經濟人行為是怎樣決定和支配集體行為，特別是對公共選擇所起到的制約作用，並由此證明政治領域存在缺陷是可能的。
何為「經濟人」？微觀經濟學家認為，作為一個人，無論他處在什麼地位，人的本性都是一樣的，都以追求個人利益極大化、個人的滿足程度為最基本的動機，並假定人都具有經濟人特點。根據這一假定，布坎南認為，通過類似的行為假設，也能夠對集體選擇的結構特徵進行一些基本的預測。它的理論價值在於：首先，保證了對人類行為分析的一致性。在此之前，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對人類行為的分析採取的是兩個完全相反的標准，在市場選擇領域，假定人人都是自利的；而政治選擇領域，自利的人又變成了「慈善、博愛」的利他主義者。其次，它是進行制度比較分析的理論前提。制度比較分析的目的是考察在什麼體制下，可能產生最壞的政策結果及避免產生最壞政策結果的方法，並且探討什麼樣的體制會是最好的。如果假定人人都是利他主義者，就不存在壞的體制，同樣也無法解釋現實中我們所能觀察到的壞的政策產生的原因了。
基於「經濟人」這一假定，布坎南進一步提出，公共選擇理論的宗旨是要把經濟市場中的個人選擇行為與政治市場中的公共選擇行為納入同一個分析模式，即經濟人模式，從而修正凱恩斯經濟學把政治制度置於經濟分析之外的理論缺陷。
「政府失靈」研究根據「經濟人」的分析模式，布坎南的政府理論研究了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幹預行為的局限性或政府失靈問題。這是公共選擇理論的核心問題。 所謂政府失靈，是指個人對公共物品的需求在現代議會制民主政治中得不到很好的滿足，公共部門在提供公共物品時趨向於浪費和濫用資源，致使公共支出規模過大或者效率降低，政府的活動並不總像應該的那樣或像理論上所說的那樣「有效」。
在布坎南看來：「政府作為公共利益的代理人，其作用是彌補市場經濟的不足，並使各經濟人所做決定的社會效應比政府進行干預以前更高。否則，政府的存在就無任何經濟意義。但是政府決策往往不能符合這一目標，有些政策的作用恰恰相反。它們削弱了國家干預的社會『正效應'，也就是說，政策效果削弱而不是改善了社會福利」。於是就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政府幹預會產生「負效應」以及如何從制度上彌補這些缺陷。布坎南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就構成了公共選擇理論的政府失靈說。
布坎南對政府失靈的幾種主要表現形式及其根源進行了較為深入的剖析，並就如何補救這種「失靈」提出了具體的政策建議。
政府政策的低效率。布坎南認為，所謂政府政策的低效率是指所執行的政策不能確保資源的最佳配置。一般說來，美國政府的政策在理論上可分為三類：一類是由政府有關部門擬定方案，最後由選民投票確定的政策，像重大稅收政策的調整、對國家前途影響較大的對外政策的制定等。第二類是由政府的高級領導層擬定方案，如聯邦政府或地方州政府擬定的方案。第三類是由政府部門全權獨立制定與實施的政策，這種政策的合理性通常是由憲法等法規來保障的，政府部門的職責是照章辦事。這里僅以第三類政府政策擬定的方案作為政策低效率的考察對象。
就這類政府政策而言，因為每個政府部門所遵循的政策，通常是由該部門領導人根據自己對公共利益的理解來決定的，所以，一方面是由於這些部門的政治家的行為具有相當大的自由，使得他們有意或無意地被自身的「經濟人」動機所左右，以至於對公共利益的理解經常難以符合實際；另一方面，由於該部門政治家行為的靈活性與他們的自利動機的強刺激性，使得他們的行為實際上不是傾向於為最大限度地增進公共利益服務，而是依據自己獲得的信息和個人效用最大化原則來決策。布坎南認為，產生這一政府行為的外部原因是缺乏一種約束機制來制約政府行為方式。如果約束機制不能提供一種良性壓力，以確保任何人處於某一特權地位時均不能過多地牟取私利，那麼，再高尚的執政官也不能保證公共利益不被他人或他的後繼者有意或無意地損害。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公共選擇理論強調，不應該把增加社會福利與保證個人平等的權力隨便交給某一特權機構，然後再虔誠地等待它的恩賜。理性的做法是，使這些特權機構或特權人物受制於某一硬約束機制，並且由公民真正地而非形式上地掌握該約束機制的最終決策權。
政府工作機構的低效率。政府失靈說認為政府機構低效率的原因在於：①缺乏競爭壓力。在美國的政府機構里，由於相當一部分官員和公務員，受終身僱傭條例的保護，沒有足夠的壓力去努力提高其工作效率；在提供公共服務的政府機構里，也往往因只此一家，別無分店，而使其不注重提高服務的質量和效率。②政府行為趨向於資源浪費。布坎南認為，首先，官員花的是納稅人的錢，就像弗里德曼所說的「用他人的錢，為別人辦事」，由於沒有產權約束，他們的一切活動根本不必擔心成本問題。官員行事時無成本壓力，自由度比市場中私人企業家還大，使不計成本的政府行為不斷發生。其次，政府行為也沒有利潤含義，官員從個人的得失出發，為追求選票和政績，盡量滿足來自方方面面的要求，結果使公共產品超量供應，社會福利費用過高，造成了資源浪費。還因為官員的權力是壟斷的，有「無窮透支」的可能，他們一旦決策失誤，由此造成的資源浪費可能遠遠大於一個企業家的投資失誤。③監督信息不完備。從理論上說，政治家及公共服務機構並不能為所欲為，而是必須服從公民代表的政治監督及司法、審計監督等，以保證政府運行的效率。然而在現實中，這些監督的效力很可能因為信息的不完備而降低、甚至失去。這是因為監督者為了有效履行其職能，必須對被監督者的情況了如指掌，但向監督者提供信息的往往是被監督者，由於政府部門對其經營業務有著自然的壟斷性，可以利用其壟斷地位來封鎖一部分公共產品所涉及的有關資源和成本的信息。因此，監督者根據被監督者提供的不完備的信息所進行的監督，其實效是大打折扣的。
政府的尋租活動。根據布坎南的定義：「尋租是投票人，尤其是其中的利益集團，通過各種合法或非法的努力，如游說和行賄等，促使政府幫助自己建立壟斷地位，以獲取高額壟斷利潤。」如紡織業尋求政府的關稅與配額的保護，將外商拒之於國門之外，維持本行業的壟斷地位，而高額壟斷利潤超過平均利潤的部分被稱為經濟租金。可見，尋租者所得到的利潤並非是生產的結果，而是對現有生產成果（利潤）的一種再分配。因此，尋租行為具有非生產性特徵。同時，尋租的前提是政府權力對市場交易活動的介入，政府權力的介入導致資源的無效配置和分配格局的扭曲，產生大量的社會成本，這些成本包括：尋租活動中浪費的資源，經濟尋租引起的政治尋租浪費的資源，尋租成功後所損失的社會效率。公共選擇理論認為，市場經濟條件下，最常見的尋租行為有4種：一是政府定價；二是政府的特許權；三是政府的關稅和進口配額；四是政府訂貨。
因此，布坎南等公共選擇學派對西方現行民主制度，對國家和政府深表懷疑。正如布坎南所說的：「公共選擇理論以一套悲觀色彩較重的觀念取代了關於政府的那套浪漫、虛幻的觀念。公共選擇理論開辟了一條全新的思路，在這里，有關政府及統治者的行為的浪漫的、虛幻的觀點已經被有關政府能做什麼、應該做什麼的充滿懷疑的觀點所替代。而且，這一新的觀點與我們所觀察到的事實更為符合。」 布坎南教授的思想博大精深，他畢生探求的是市場經濟持久繁榮的政治制度基礎。
布坎南在1986年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演講中，區分了「規則的制定」與「政策的制定」。換言之，我們可以將政治過程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規則或者憲法秩序的設計階段；第二個階段為規則的實施階段。用博弈論的語言來講，第一個階段是博弈規則的設計，第二個階段是博弈的展開階段。如果將社會博弈比喻成一場體育比賽，那麼在第一個階段就是要設計好比賽規則；在第二個階段按照事前設計好的規則來比賽。
就像體育比賽要有清楚的比賽規則一樣（沒有清晰的規則，比賽必然一片混亂），經濟政治生活中人們的有效互動也需要清楚界定的規則，而且這種規則是共識。否則，可以想見，經濟政治中就會出現很高的交易費用和低效率。例如，在經濟生活中，企業家就可能不會有長久的規劃，這樣本來可以提高社會福利、使所有人都變好（帕累托改進）的投資就不會發生。更壞的是，這種沒有事前界定好規則的社會，就會出現一種強盜邏輯，即沒有規則的規則——「叢林規則」，這樣的社會是可怕的。
也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當代英國經濟學家肯·賓默爾也說，「界定清晰的社會契約是市場出現的先決條件」。
所以，第一個階段即事前的規則設計至關重要。布坎南認為，最公正的憲法秩序應該是在「無知之幕」後設計出來的。這是一種理想狀態：在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的類型（即屬於哪一類利益群體）的情況下，大家通過形成共識來達成憲法秩序的設計。雖然這樣的情況在現實生活中很難出現，但收入差距不大的相對同質性的社會，還是比較接近這個理想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設計出來的規則應該是最公正的。
更普遍的情況是，在憲法秩序設計的過程中，人們都知道了自己的類型；在一個利益分化的異質性社會中，最後形成的憲法秩序是不同利益群體博弈、妥協的結果。因此，排除革命的話，和平的憲法秩序設計要滿足所有類型人的參與約束和激勵相容約束。參與約束就是要保證每類人接受憲法秩序設計後不比原來的狀態差（即每類人願意參與），激勵相容約束就是在滿足參與約束的情況下，每類人的行為盡可能與社會目標相吻合。
我們知道，在異質性很強的社會，這兩個條件都很難滿足。拿參與約束來說，在收入差距很大的社會中，憲法秩序設計很有可能會損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這樣既得利益集團很可能就不會贊成憲法秩序設計，他們的行為很有可能與社會目標也是不吻合的，即激勵相容約束也不滿足。
因此，一個社會的收入差距和社會分化越嚴重，公正的憲法秩序設計就越困難，因為參與約束和激勵相容約束就越難滿足。所以，憲法秩序改革的時機是非常重要的。歷史地看，憲法秩序民主和經濟發展都比較好的國家，往往是在那些憲法秩序確定的時候收入差距和社會分化比較低的國家。
現在，人們越來越認識到起點公平對於憲法秩序的設計和持久繁榮的重要性。美國自立國之初，政治家們（尤其是傑斐遜）就認為，初始經濟稟賦的平等和相對平等的財產權利是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的先決條件，這被稱為「傑斐遜主義」，也是美國主流的政治哲學之一。後來的經濟史學家們認為，這是造成北美洲和拉丁美洲不同發展路徑的根本原因。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將這種哲學灌輸給並影響了當時的東亞國家政府。日本在美國（麥克阿瑟將軍）的管理下，成功解散了大財閥，並實行了平均主義的土地改革。與此同時，在美國影響下，韓國在1950年左右，也成功實施了「耕者有其田」的平均主義的土地改革。在政治上，初始稟賦的平等使得利益集團問題不嚴重，容易達成社會共識和社會契約（憲法秩序），政府可以實施有利於整個社會的經濟政策。
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的局面稍有不利，因為中國現在收入差距比較大。但憲法秩序的設計對於中國的持久繁榮是不可或缺的，就像沒有界定好比賽規則的體育比賽會出現混亂一樣，中國若要維持持續繁榮，繞不開憲法秩序的設計。在中國收入差距已經很高、利益群體已經出現的情況下，憲法秩序的頂層設計就變得很重要，這樣可以繞過利益群體的干擾。
另一方面，政府要通過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縮小收入差距，提高不同階層的社會流動性，這樣可以創造一個動態平等的社會，也有助於實現公正的憲法秩序設計，為中國的長治久安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製度保證。 這位自稱「田納西農民」的老人，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語速平緩，眼神沉靜，喜歡使用令人緊張的多義詞或隱喻來表述自己的思想——這樣表述的思想於是有了強烈的「內在沖突」。
從他的著作中常可感受到這一經驗主義信條——亞當.斯密恪守了這一信條，時刻警惕著不將具體情境內的觀察和命題推廣為一般命題或「定理」（任何懂得經驗主義方法論的經濟學家都不願意使用「定理」來表述自己的思想）。布坎南常用來描述他自己的（價值觀、政治立場、對世界的基本態度），是這樣一個短語：「not absolutely absolute, nor absolutely relative, but relatively absolute」（我的態度既不是絕對地絕對的，也不是絕對地相對的，而是相對地絕對的）。
越到晚年，他越意識到現實政治失敗之根源是沒有原則——政治人物和他們制訂的公共政策越來越追尋短期利益，這是布坎南為1998年這本著作提出的最緊迫任務。與他的其它著作一樣，他的理論從未離開美國現實。原則，或「generality」（一般性），成為他晚年不斷呼籲的核心觀念，並且在這一意義上，他走向或走入了奧地利學派。「金融危機」之後，他呼籲將「貨幣」問題提升到立憲層次來討論。凱恩斯經濟學占據主導，通貨膨脹政策成為侵吞人民財產的主要途徑。財產權是社會正義的核心，也是美國憲法的核心。在布坎南的立憲經濟學視角下，最高的一般性（原則），屬於立憲范疇。
上帝死了。在各國，無一例外地，政客們（以政治為追尋短期利益之手段）逐漸驅逐了政治家（以政治為實現更高理想之舞台）。貨幣政策，與外交、教育、人口和社會福利及其公共政策一樣，不再有原則。於是，哈耶克鼓吹的「貨幣非國家化」政策正在成為市場經濟的憲法議題（參見Edward Peter Stringham and Todd J. Zywicki，2011，「Hayekian anarchism」（哈耶克式無政府主義），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與其聽任這些政客如中國各地政府的「賣地財政」這樣濫發紙幣，為何不將鑄幣權交給自由競爭的民間錢庄呢？紙幣的價值敏感依賴於發行者是否珍惜自己的名聲。政客和錢庄，誰更珍惜名聲？
布坎南先是在1975年發表的《自由之限度》最後一章的腳注里批評哈耶克「盲目相信傳統」，後來又在討論哈耶克1988年《致命的自負》初稿的小型研討會上發表了類似的批評（當然是友善的）。布坎南的立場，他說：「與羅爾斯的更接近」。事實上，最新發表的一篇論文，主旨就是論證哈貝馬斯1980年代發表的「社會交往」理論與奈特（Frank Knight，布坎南的老師和布坎南心中的兩位「英雄」之一）在1940年代發表的「自由對話」理論，有無法忽視的相似性（Dalibor Roháč，2012，「Knight，Habermas，and Rawls on freedom, personhood and constitutional choice」，The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vol. 19，issue 1，pp. 23 - 43）。
現實政治和公共政策的普遍失敗，經濟學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布坎南寫道（1986《自由、市場與國家》）：「經濟學，如它在80年代的那個樣子，是一門忘記了最終目的或意義的『科學』……在非常現實的意義上，80年代的經濟學家們在他們自己領域的基本原理方面其實是文盲，……他們似乎是一群被閹割了意識形態的人……。我們的研究生院正在成批生產著這樣的訓練有素的和高度機智的技術專家，這些專家被訓練為幸運地可以無視他們學術事業的最高宗旨的匠人。他們絕不感到有道德上的義務去說服和傳授給他們的學生那些有關一群自由個體究竟如何能組織為可以相當有效地利用自然資源並且不發生導致社會解體的重大沖突的社會過程的理念。」我特別喜歡布坎南這段文字，所以在我的傳真問卷里全文加以引述。這段文字最後一句的關鍵詞「社會過程」，也就是奈特1942年發表於《倫理》期刊闡述了「free discussion」（自由對話）的那篇文章的關鍵詞（Frank Knight，1942，「science，philosophy，and social procere」，Ethics，vol. 52，no. 3，pp. 253 - 274）。
似乎意識到布坎南即將離去，JEBO（《經濟行為與組織》）2011年7月出版了「布坎南」專號。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在這期專號發表了一篇情誼深厚的文章，「on James Buchanan」（論布坎南）。與眾不同，森的文章，核心只是一句話：布坎南的貢獻很多，擇其最重要者，森認為是：「The cultivation of the taste for public reasoning in an open-minded way, which James Buchanan has done so much to advance, is one of the features of his greatness for which economists and other social scientists— and indeed the world at large—have much reason to be grateful」（開放心態的公共理性之品味陶冶，布坎南貢獻最為卓著，是經濟學家以及其他社會科學家——事實上全世界——都有充分理由為布坎南這一偉大特質而感激他）。森在這篇文章里宣稱，在追尋這一思路時，布坎南是他心目中的首要英雄（「a major hero of mine」）。森的評價，在我看來極中肯。在公共領域，大眾需要發言，可是大眾容易有兩極化的傾向。布坎南長期努力於陶冶一種更復雜的從而可以超越沖突的話語品味，在公共領域尤其難得。所以，布坎南認為經濟學家的首要職能是「教育民眾」。因為，這也是奈特的見解：公眾普遍地很難接受哪怕是最膚淺的經濟學原理及其運用所得的結論。
綜觀布坎南畢生的思考與表述，我感觸最深的，如上述，是他晚年視為最緊迫任務的「基於原則的政治」。雖然，「末法時代」，有原則的政治很難不被無原則的政治淘汰。
布坎南晚年的思想，對中國當前的政治改革和經濟政策都具有重要意義。他感慨：「政治在一切地方都已超越了它的限度，人們已經意識到它的失敗之處，公共選擇理論只不過為他們的意識提供了一種解釋——理解他們所意識到正在發生的事情。」中國讀者需要了解為什麼政治在各地都已失敗，以便為中國尋找更可能不失敗的政治。
首先要澄清的是「政治失敗」的涵義。布坎南，更接近羅爾斯的「契約主義」立場。最出色地為這一立場辯護的，是哈佛的天才教授斯坎倫（參見Thomas M. Scanlon，1982，「contractarianism and utilitarianism」（契約主義與功利主義），in Amartya Sen and Bernard Williams，eds.，Utilitarianism and Beyond）。任何政治行動，不論在主持者看來取得了多麼重大的成功，只要違背契約，就是失敗的。憲法是一套政治契約，不論是羅爾斯還是他的批評者都會同意，憲法的基本職能（在羅爾斯解釋的「基本社會結構」和「主要制度」的意義上）是維護社會正義。以契約主義闡釋憲法的這一職能，用斯坎倫的樸素語言就是關於「what we owe to each other」（我們相互應盡的責任或義務）的基本原理——斯坎倫1998年以這一短語為標題發表了他的名著《我們相互應盡的責任》（哈佛大學出版社1998）。政治的成功或失敗，於是取決於它是否實現了最初的承諾。政黨落實它對人民的承諾（政治契約），是基於人民支持而取得權力的政黨對人民應盡的責任。在多黨競爭的或在黨內多派別競爭的體制內，執政者本應超越黨派利益（他的私人「口味」），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Jeremy Bentham），所謂「立黨為公」（他的公共「價值」）。這是阿羅《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第2章第3節「社會狀態的排序」關於選民行為的基本假設（Kenneth Arrow，1951，Social Choice and Indivial Values，1963年第二版），我稱之為「公民意識」假設——每一位公民在公共領域里的「價值」不應被他在私人領域里的「口味」主導。否則，就沒有阿倫特意義上的「政治」（Hannah Arendt，1958，The Human Condition，第1章和第2章）。阿羅說（上引著作第1章第1節），他的老師奈特多次指出，在與自由市場體制相類的民主政治體制里，選民也如同他們在市場經濟中一樣只根據他們的「局部知識」投票，於是「公共選擇」總是傾向於強化「特殊利益」從而導致更大的不平等（富人容易獲得更大的代議權）。不論如何，阿羅聲明自己的論文「只研究民主的形式而不涉及它的內容」。奈特是布坎南的老師，也是阿羅的老師。與阿羅相比，布坎南與這位老師更相似，他始終在探究民主的實質（內容）。
原則，是政治家的生命。與政客不同，政治家有信仰。原則是信仰的政治表達，它不能交易，所以它不是利益。政治普遍失敗，因為政治家在各處都已消失。奈特的預言，與他的其它預言一樣應驗了。以「冪律」方式在過去十年迅速增加的不平等以及「佔領華爾街運動」，可說是奈特預言的晚近驗證。更早的驗證發生在中國。張君勱（素享「民國憲法之父」美譽）在1948年發表「民國憲法十講」總結辛亥以來政治不能成功之教訓時發表的見解，與上述相類。
2013年1月9日，布坎南離世，享壽93歲。他的祖父曾任田納西州州長，這位州長的孫子卻因家境清貧而養成了務農早起的習慣。政治，從不承諾為掌握權力的個人帶來財富。喬治.梅森大學的「布坎南小屋」（Buchanan House）是公共選擇研究中心的辦公室。小木屋被樹林和一大片草地包圍著，十足是一座農舍，尤其是那條林間小路，剛夠一輛汽車駛過，曲曲彎彎來到門前一株老松前。老松對面的門廊里擺著一對舊搖椅，窗上吊著一盆家養的野花。這格調與喬治.梅森大學氣派的建築群格格不入，卻充分表現了布坎南的「低調人生」。

⑦ 比較「經濟人」假設與「社會人」的差異與相應的影響

人是社會生產活動中最活躍、最具潛力的因素。人才使用的宗旨就是把人潛在的能量最大限度地發揮出 來，這就涉及到人的激勵問題。一個有效的激勵機制、恰當的激勵措施，可以使每一個員工在最適合於 自己的崗位上發揮自己的最大潛能， 整個生產活動和管理活動恰當地溶為一體，增強企業的生機和活力。 <br>而人的激勵是以對人性的理解和認識作為行為科學之理論基礎的。具體分析有關人性的理論，有助於確 立恰當的激勵策略。現代管理學的許多觀點都是以對人性的理解，即「人性」假設作為邏輯前提的。管 理學對人性的假設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b>一、「經濟人」假設</b>「經濟人」，又稱「理性經濟人」，也稱實利人。這種假設起源於享樂主義，經過十九世紀理主義的影響而形成。這種假設認為，人的一切行為都是為了最大限度的滿足自己的利益，其工作動機主要是為了獲得經濟報酬。<br>把人的因素這一問題最早提出來的是管理學者道格拉斯·麥克雷戈。他在題為《企業中人的因素》這一名著中，從對立的兩個極端的觀點出發，提出了關於人的兩種假設，即有名的「X理論——Y理論」。它 認為這兩種假設是隱含在「專制的」和「民主、寬容的」兩類主管人員的行為之中的。麥克雷戈假設的「X理論」是對「經濟人」假設的概括，其主要觀點如下：<br>（一）一般人生來就厭惡勞動，他們總是想方設法逃避它;<br>（二）由於人對勞動有厭惡的天性，所以，對大多數人必須實行管、卡、壓，這樣才能使他們努力去完 成企業的目標;<br>（三）一般人寧願受人指使而不願自己承擔責任，他們沒有抱負，安於現狀；<br>由於這種假設本身就是出於一種極端對立的觀點的推論，必然含有某種片面性。後來，管理學者沙因從 理性的經濟人的概念出發，對麥克雷戈的X理論作了以下幾點補充：<br>（一）人們只有在受到經濟利益的刺激下，才去作能使他們得到最大經濟利益的事情；<br>（二）由於經濟刺激是受企業控制的。因此，人們基本上是為企業所操縱、激勵和控制的被動力量；<br>（三）人們的感情基本上是無理性的，所以應該防止他們受切身利益的理性打算的干擾；<br>（四）企業機構的設計能夠而且應該用來調和及控制人們的感情，從而控制他們不可預測的行為。<br>很明顯，「經濟人」假設的核心是把人看作是主要憑直觀感性行動的，並以追求物質需要為最大滿足的 這樣一種人。因此，在這種假設下採取的激勵策略主要加強管制，嚴格工作規范，用金錢提高士氣，用嚴懲對待消極怠工者。這種激勵方式，即是「胡羅卜加大棒」的策略。這也反應了包括泰羅的科學管理 在內的早期管理對有關人的看法和實踐。</p><b>二、「社會人」假設</b>有關「社會人」的假設是美國管理學者、行為科學的創始人埃爾頓·梅約在1933年發表的《工業文明中 的人性問題》一書中首先提出來的，其核心觀點是：職工是社會人；個人不僅受經濟因素的激勵，而且 受各種不同的社會和心理因素的激勵。該假設包括以下幾個基本點：<br>（一）人們基本上是由社會需求而引起工作動機的，並且通過與同事的關系而獲得認同感；<br>（二）產業革命和工作合理化的結果 ， 使 工 作 本 身 失 去 了意 義 ， 因 此 只能從工作上的社會關系中去尋求意義； <br>（三）員工對同事們的社會影響力，要比對管理者所給與的經濟誘因及控制更為重視；<br>（四）員工的工作效率隨著上司能滿足他們需求的程度而改變。</p>梅約認為，職工是「社會人」必須從社會系統的角度來對待他們。他認為，企業中的職工並非象所描述的「經濟人」那樣，他們還具有更重要的一種需求，也就是社會方面、心理方面的需求，即追求人與人之間的友情、安全感、歸屬感和受人尊重。因此，必須從社會——心理方面來激勵職工提高生產率，而不是單純從技術條件來著眼。也就是說，要著重於對「人」的內在特性的研究，而不是著重於或僅僅從「人」的外在特性出發去看待和研究管理中的人的問題。 梅約提出的「社會人」的思想，顯然比「經濟人」的思想前進了一大步。它不但開創了管理科學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新階段, 即行為科學階段, 而且使現代管理學中「 人」的研究開始進入一個全面的發展階段 , 並最終確立「 人」這一因素在整個管理過程中的主導地位。</p><b>三、「自我實現的人」的假設</b>人們除了一般的社會需求外 , 還有一種想充分運用自己的能力。發揮自己潛力的慾望。「 自我實現的人」的提出 , 是基於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論。阿基里斯的「不成熟—成熟」理論 , 以及麥克雷戈的「 Y理論」綜合而成。「自我實現的人」的假設包括下面幾個最基本點:<br>（一） 人們的動機是分成等級的,是逐級向上的:<br>（二） 人們希望在工作上成熟起來,而且他們能夠做到這一點;<br>（三）人們從根本上是自我激勵的,也是自我控制的;<br>（四）在自我取得和更為有效的組織活動之間不存在固有的矛盾。<br>「自我實現」是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所列出的人的最高層次的需求 ,也是該理論的核心所在。他認為 , 人都需求發揮自己的潛力，表現自己的才能，只有人的潛力充分發揮出來，人的才能充分表現出來，人才會感到最大的滿足。<br>阿基里斯認為:一個健康的人從不成熟向成熟發展 , 是一個自然過程。人總是經由被動---主動、依賴---自主、少量動作---多種動作、興趣淡薄---興趣濃厚、少自我意識---多自我意識的這樣一個發展過程。<br>麥克雷戈認為:人的本性並非懶惰及不可靠, 人們在適當的激勵下能夠自我激發, 富有創造力,並能自我領導。明確全力達成組織目標便是達成自己目標的最好辦法。<br>「自我實現的人」的假設認為,人具有五類由低級到高級的不同層次的需求,它們分別為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感情和歸屬上的需求、地位和受人尊重的需求以及自我實現的需求。這些需求是逐級向上即當低層需求獲得滿足時,人們便追求更高一層的需求;人們因工作而發展和更成熟,且其能力也被開發,使人變得更能獨立、自主;人是自動激發並能自製的,外在規定、控制很可能對員工構成一種威嚇,而造成不良適應,工人的自我實現傾向與組織所要求的行為之間並沒有沖突,如果能給員工一個機會,他會自動地把自已的目標與組織的目標結合起來;如果環境有利,工作就象游戲一樣自然。<br>「自我實現的人」這一假設對人的認識,顯然比 「 社會人」的認識更進了一步。在這一假設的基礎上管理開始將注意力放在如何能創造一個使人能更充分發揮其才能的工作環境上而不是放在對人的具體行為的管理上。在獎勵方面,則主要靠人自己內在的激勵,即提出恰當的機會,使其在企業成功的貢獻中,得到內在的激勵,並為此積極創造條件。同時,給予員工更多的自主權,並促使其參與企業的管理與決策。管理者的任務就是創造條件使個人和組織的目標溶合一致。</p><b>四、「 復雜人」的假設</b>有關「 經濟人」、「 社會人」和「自我實現的人」的假設,是對應於科學管理時期。早期行為科學和後期行為科學時期有關人性的假設。這些假設雖各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卻並非適用於一切人。因為人是很復雜的,不僅人與人之間不同,而且一個人本身在不同的時間或不同的條件下也會表現出不同的特性。特別是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人的特性也在不斷發生著整體性變化。對於許多現象,過去關於人性的假設已難以解釋,管理理論和實踐迫切需求對人的問題做出新的解釋和研究。<br>現代西方管理理論流派眾多,對人性的解釋也各不相同。但是,在一些基本區別上,差別卻不大。其中有代表性的,是關於「 復雜人」的假設。這一假設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提出的一種有關人性的假設,它包括下面幾個最基本點:<br>（一）人不僅是復雜的,而且是高度可變的;<br>（二）人們通過他們的組織經驗是能夠熟悉新的動機的;<br>（三）人們在不同組織或同一組織的不同部門中的動機可能是不同的;<br>（四）人們能夠對各種不同的管理策略做出反應。<br>根據「 復雜人」的假設,產生了一種新的管理理論,稱之為應變理論（權變理論）。「應變」是指根據具體情況採取適當的管理措施。由於該理論既不同於X理論,又不同於Y理論,有人把它稱為超Y理論。<br>另外,美國著名管理學者哈羅德.孔茨提出的一套關於人性的假設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其基本點如下:<br>（一） 個人的事是人們自己所主要關心的事情;<br>（二）如果利益超過代價,那麼,個人會為滿足他們基本的需求而工作; <br>（三）個人是能夠受人引導的,人們會響應領導;<br>（四）個人要求在一種社會環境下生活和工作;<br>（五）個人促進組織的創建以服務於自己的需求;<br>（六）一般的人並不存在,把人假設成都是相似的,那是註定要失敗的;<br>（七）個人能夠應付對他們的全部能力的挑戰。<br>孔茨認為,人性這個概念的含義對管理一個企業特別重要。他認為,人是生產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是不能把他們當作無生命的東西來對待,同樣也不能把他們單純地當作經濟上理性的、或社會的、或自我實現的人來對待，人們在不同的程度及不同的時期,這些特性可能都具備。<br>從「 經 濟 人 」 到「 復 雜 人 」，隨著管 理 學科的發展，人們對人性的認識漸趨豐富，我們很難說哪種觀點是絕對正確、普遍適用的。按照馬克思的說法，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是千差萬別的，不能絕對依賴某一種假設和管理理論。顯然，對人性的認識，在人力資源管理與開發中是非常重要的。現代人力資源管理與開發必須全面而具體地分析人的需求和動機，採取不同的激勵方法和措施，以便獲得最佳激勵效果，充分調動人的積極性。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