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歷史經濟變化在哪裡

① 中國古代經濟的變化

原始社會實行氏族公社土地公有制度—說白了就是土地是部落的，我們的祖先是黃帝，軒轅氏。這里所說的氏族是以血緣為紐帶的。

夏商周時期，實行土地國有制—有一句話聽了就明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臣民，這句話出自《詩經》，側面描述了周朝的經濟制度。

春秋時期，井田制瓦解；戰國時期，井田制被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確立，一直延續到滿清滅亡。封建土地所有制承認土地私有化，在當時來看是非常先進的。其弊端就是土地兼並，每當土地兼並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爆發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直到新的王朝出現，戰爭形成的大量荒地又被分了出去，新的一輪土地兼並開始，中國社會在這個圈子裡走了20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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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中國歷史上有幾次經濟中心的轉移

主要有三次：
1.西晉永嘉之亂後五胡亂華，統治者衣冠南渡，中國歷史進入南北朝時期。這是第一次比較重大的南移事件。
2.唐朝中後期的安史之亂後，北方的胡族攻入中原，唐朝進入戰亂和藩鎮割據時代，以及之後更為混亂的五代十國時期。大量中原人向南方遷移。南方地區與北方中原的差距開始縮小
3.北宋末年，金人攻入汴京，史稱靖康之亂，統治者衣冠南渡，在杭州建立南宋。中原漢族大量向南方遷移。之後蒙元又佔領中原，中原地區破壞很嚴重。南方的江南地區作為南宋的統治中心區域取代中原成為了新的經濟中心。
經過這三次主要的大規模南移，經濟中心最終從中原地區轉移到了江南地區。

華夏中國（中華）的核心以前一直是中原地區，差不多從中華文明誕生一直到北宋的大部分時間里中原地區都是經濟的中心。歷史上中國外部的威脅一直比較多且大，主要威脅來自於長城以外的很多游牧民族，比如羌人，匈奴，突厥，蒙古等等，他們大多還都處在落後的原始或半原始狀態，以游牧為生沒有固定的住所，異常野蠻，到處搶掠。修建長城主要就是為了抵禦野蠻的游牧部落，就像要用籬笆來阻擋野獸的道理是一樣的。當我們軍事強大的時候，就能夠征服他們，讓他們臣服和歸順，成為中華的藩屬。當我們國力衰弱，甚至分裂內戰的時候，他們就會乘機南侵，中國的統治者抵禦不了，便只得南渡，依靠長江天險抵禦。這個時候中心就會南移。

③ 建國初到現在中國經濟的變化

新中國早期的快速工業化過程，與西方國家以私人資本主導工業化的歷史經驗完全不同，是國家主導型的「非西方的工業化道路」。這就使得新中國早期的經濟發展，與建立在西方國家工業化經驗基礎上的經濟學知識積累，缺乏明確的對應關系，相應地，研究新中國早期的經濟問題，如果把研究視野局限在西方經濟學理論的認識框架里，肯定無法給出適當的理解和評價。

新中國與西方經驗的明顯區別在於：工業化進程的主導力量是政府而非私人資本，經濟主體和勞動者的地位也與市場競爭條件下的私人企業極為不同，而且中國的資源稟賦也與西方國家完全不一樣：體現在勞動力、土地和資本的存量和相對價格都不一樣。由於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們多年來過分執著於西方經濟學理論，因而未能對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歷程作出適當的總結。

主流經濟學家們強烈表現出想要壟斷「改革的解釋權」的意願，但是對於「改革」本身的認識卻很可憐，吳敬璉在回顧經濟學界幾次重要會議的文章中間透露，他們在理論上基本是靠「道聽途說」和「現炒現賣」來提出政策主張的，並沒有對於發展中國經濟的全面認識和通盤考慮。人們今天普遍認識到改革的結果是「醫療改革不成功」、「市場換技術的設想失敗了」、「企業改革把企業徹底改垮了」，只要想想主流們在理論上心中無數，在對中國經濟現實的把握上又是以一知半解的西方理論進行「生搬硬套」的，那麼，這樣一場「盲人騎瞎馬」的摸索走到今天，確實沒有什麼好奇怪的。

主流經濟學家們至今仍然拒絕對過去的歷史，作出起碼的反思和總結，而且還以扣「反改革」帽子為手段，阻撓別人對改革歷程作出適當的反思。這其實也很好理解，他們為了掩蓋自己的無能，總是要做點什麼才好，「面子價值」對主流們來說也許並不為零；特別是今天主流們的學術地位聯系著巨大的職業利益，「反思改革」有打破主流們「話語權壟斷地位」的危險，畢竟沒有了壟斷地位就肯定沒有高收益。由於認真總結和反思新中國過去的經濟建設歷程，已經與主流們的職業利益相矛盾，因此總結工作就只能由主流之外的人士來承擔了。

對於中華民族而言，有更重要的利益高於主流經濟學家們的職業利益總和，也高於主流和非主流的觀點分歧。總結和反思工作，對於我們正確地把握過去、現實和未來卻越來越重要。客觀上就需要有人作一些開拓性的工作，因此老田就不揣鄙陋，作出一些嘗試性的工作。由於過去在理論建設方面所存在的欠缺，對於社會主義工業化歷程的總結從來沒有上升到理論高度，因此我們今天對新中國的經濟建設作總結和反思，將不得不更多地求助於對經驗和現實的記錄和敘述。注重事實和經驗，顯然是認真總結歷史的起點，如果簡單地套用某種現成的理論，對於那些無法適應既定理論的現實就只能是強行「加工」和扭曲，這樣的總結工作就肯定顯得「削足適履」了。我的總結工作，將始終把中國的快速工業化進程、技術進步的條件、中國的資源稟賦和管理成本問題，作為分析的主要線索。

國內已經出版的各種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材，在敘述方式和內容安排上，多未能突破「宣傳提綱」的局限，共同點是聲稱「社會主義好、公有制好、計劃經濟好」，再後來，這些教材按照「時代要求」不得不加上市場經濟就是好的內容，就顯得「理不直、氣不壯」了，再作為宣傳提綱都已經不合格了。

一、 新中國的快速工業化目標與「近代史共識」

新中國早期的發展目標，其實是由近代史所給定的重大問題決定的，在中國發展的問題和目標上，應該說整個中華民族都是有共識的。針對近代史中間中華民族面臨那些最急迫的民生問題和安全問題，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也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有共識，問題上的共識基本上可以借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族、民生和民權」來簡潔地表達。這三大問題反應在國家經濟發展上，就是要快速完成工業化進程；毛澤東在一九六四年底繼續為「大躍進――快速工業化戰略」辯護的時候，就自動回到孫中山那裡，說「我們的先輩孫中山先生，在本世紀初期就說過，中國的未來將有一個大躍進。」

快速工業化戰略的內容和作用范圍，按照一九六四年三屆人大的表述就是要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在先進技術和工業基礎上去支持國家安全目標和民生目標的實現。「近代史共識」已經給定新中國一個歷史性的任務：為解決國家安全和民生問題，需要快速工業化戰略來支持這兩大目標的實現。新中國的建設目標，可以說是因應「近代史共識」而來的。

中國是工業化進程的後來者，等到新中國進行工業化的時候，西方先進國家已經完成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第三次工業革命正在興起之中。中國早期的追趕戰略，在技術內涵和跨度上就必須面對這個非常大的差距。追趕戰略的生效，意味著中國必須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通過高積累政策快速實現技術的進步和裝備過程。

中國的大躍進：竭盡全力彌補失去的時間。約翰牛（英國）被中國騎手甩在後面，象徵著中國決心憑著自己的工業發展來擊敗西方社會。（轉引自湯因比《歷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P366）

由於新的機器設備、廠房乃至規模巨大的交通系統建設，都要求大量的剩餘沉澱為實物資產，這樣的剩餘積累和沉澱的規模帶來的快速工業化進程，無論如何都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大躍進」。

每一次工業革命的技術進步要點，以及技術進入裝備相應的產業部門所需要沉澱的經濟剩餘數量（示意圖的面積）。示意圖的含義是：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前提條件在於長時間的經驗積累，在傳統農業時代，就要求有高於庄園自己自足水平的穩定需求，這個穩定需求是工場手工業穩定經營的前提，相應的社會條件是能夠在農業時代製造一個「高消費群體」。中國歷史上每到王朝末期，社會分化程度急速上升，倒是有一個這樣的龐大群體產生，問題在於這一暴富群體剝奪平民剩餘水平的水平太高，常常平民階層的基本生產和生存條件，結果破壞社會政治穩定，導致平民揭竿而起，使得歷史上政治革命周期性地發生，最後「高消費群體」隨王朝滅亡而消失，超出一般「自然經濟的學費水平之上」的市場容量就消失了，無法支持工場手工業長期經營和經驗積累達到發明機器的程度。也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除非存在對外低成本轉嫁內部矛盾的條件，在傳統農業時代就不存在「高消費群體」支持工場手工業長期經營的可能，近代英國的工業革命前提恰恰是聯系著低成本的對外擴張過程。

第三次工業革命，則要求實現機器的智能化過程，把機器操作者的經驗積累用自動控制系統來代替，這一次的技術主要與人力資本的投入和積累相關。而第二次工業革命聯系著大機器生產和交通系統建設，要求大量剩餘沉澱為機器廠房等，這是高積累政策無法超越的原因，西方先行國家的積累過程在時間上長達上百年，單位時間內的積累強度要求就低；特別是西方國家通過對外擴張政策，往往把積累的成本和代價轉移到國境之外去。中國缺乏把積累成本對外轉嫁的空間，也實際上缺乏慢悠悠來進行積累的時間，高積累和大躍進都是在中國特定的「時空緊約束」下的唯一選擇。

第一次工業革命

（長時間的經驗積累，機械引入生產）

第二次工業革命

（大機器和工廠化大規模生產）

第三次技術革命

（智能化機器和人力資本）

快速工業化戰略或者「大躍進」，最經典的表述是劉少奇在一九五七年第八屆全國工會代表大會上給出的：在十五年左右的時間內主要工業品產量方面要趕上或者超過英國。大躍進、人民公社以及總路線（「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一起被總稱為「三面紅旗」。而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宣傳運動中間，「三面紅旗」被確立為「政治正確性」的標准，為普通民眾所充分掌握，這一宣傳運動本質上也是在全國范圍內「製造認同」的過程，因為認同的提高總是意味著管理成本的降低。

「三面紅旗」看上去是帶有「口號」性質的宣傳措辭，但具有十分具體的制度內涵：就是要在農村強化基層政權的動員能力去組織豐富的勞動力，進行密集的勞動投入來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包括農田水利建設，以此保證農副產品特別是糧食的高產穩產，滿足工業化和人口增長的需要；而中國有限的經濟剩餘，優先分配給重工業，以支持快速工業化戰略。「三面紅旗」的核心是中國早期工業化的根本制度安排，其實質性的制度內涵包括快速工業化戰略下的剩餘分配順序和勞動力動員兩個主要方面。三面紅旗的制度內容在一九五六年關於八大政治報告的決議中間確立下來的，並非形成於人民公社運動期間：

農業的發展不僅直接地影響著人民生活的水平和輕工業發展的速度，而且也影響著重工業發展的速度。我國目前農業生產還不能適應日益增長的需要，今後必須用更大的力量發展農業。但是，在最近的將來我國還不能有很大的農業機械工業和化學肥料工業，還不能進行很大規模的墾荒，水旱災害也還不能迅速根治。因此，目前農業增產的主要途徑，就是要充分發揮農業已經基本上實現合作化這個優越條件，依靠合作社的集體力量和政府的支援，採取興修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改良品種、推廣新式農具、提高復種指數、改進耕作方法、防治病蟲災害等項措施，來增加單位面積產量。（《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快速工業化戰略要求在盡可能短的時間段內，實現大規模的投資，要求有限的經濟剩餘集中使用於重工業。重工業單個項目的巨大投資規模，地方政府往往無法籌集到足夠的剩餘以支持這樣大的投資強度，物資平衡在省市這樣的范圍內也往往無法解決，需要在全國范圍內平衡，這就要求中央政府起到更多的組織和主導作用。一九五八年毛澤東曾經要求進行地方分權和企業下放的改革，實際上是不成功的，為此他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做了自我批評（他對於「三面紅旗」從來沒有後退過，也從不檢討）。

④ 歷史的經濟發展階段是怎樣的

羅雪爾從生物發展的進化觀點，提出國民經濟的發展，像動植物一樣，可以看做一種有機體，有他的發生和發展過程。他要經歷幼年、青年、成年和衰老四個時期。這是一種循環往復的運動。羅雪爾認為，這就是可以從歷史描述中發現的自然規律。他還認為，一國國民經濟的發展，主要受自然、勞動和資本這三種主要經濟因素的支配。可以分為自然支配階段、勞動支配階段和資本支配階段。

⑤ 誰知道歷史上南方經濟發展過程

中國經濟史論述中國經濟千百年的變遷。中國經濟曾經在世界上一直佔有重要的地位，而現在中國經濟也在逐漸找回世界經濟領袖的位置。

中國古代的經濟重心隨著皇朝的興起與衰落、政治中心的改變、爭戰、人口遷徙、工農商的發展及海陸交通的改善而不斷改變。歷史學家認同中國古代的經濟重心轉移的趨勢是由北至南，此消彼長的，大體上可分為幾個重要的階段：第一階段為遠古至西晉末年，其中以三國孫吳時轉變較大；第二階段為東晉至北宋末年，其中以唐安史之亂劃分為前後；第三階段為南宋渡江至鴉片戰爭，此時長江以南經濟已完全超越黃河中下游。

三國以前
中國歷史源自黃河流域，約在商、周時期，中國（以當時的華夏族）進入以農業為主的經濟。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其中一派法家提出了重農抑商政策，自此一直到近代，中國經濟主體一直都是農業。

商、周、秦、漢等朝代經濟和政冶中心都是位於北方關中。西漢中期，江南一帶還是待開發的地方，《史記·貨殖列傳》記載：「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贏蛤，不待賈而是，地熱饒食，無飢饉之患，故呰窳偷生，無穩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當時長江流域的經濟和人民生活是遠低於北方。

漢朝時代的農業基本上都是以地主為主體，當時各地方豪強都大力擴充自己的田產，形成所謂的土地兼並。如是者一直維持到三國時代，許多地主都因擁有大量田地，而自行築堡自據，形成所謂的庄園經濟。

三國時期
東漢末年開始經歷戰亂和災荒，「自三國時候開始，農業生產的重心已逐漸向江南轉移。」[3]其中人口在北方減少，南方增加，同時農業技術於南方有所提升，增加了收獲。《三國志·吳書·賀全呂周鍾離傳》載：「鍾離牧……字子干，會稽山陰人，漢魯相意七世孫也。少爰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得六十斛米」，平均每畝收獲三石。「江南就近利用其資源的礦冶業、煮鹽業、制瓷業、麻織業等也有相當高的發展水平，造船業更為發達」

魏晉南北朝時期
魏晉時代庄園經濟大為盛行，但自西晉亡國後，北方長期受戰亂影響，不少田地都遭受破壞。

東晉時期，永嘉之亂後，大量北人南遷。「淮水北有大市百餘，小市十餘所。」《隋書·卷24·食貨》「進入魏晉南北朝以後，南方經濟始過去的零星與局剖開發，而轉入到大規模的全面開發階段。」 「永嘉之亂作為起點，主要持點是南方文化高度上升，無論去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南北均各自形成中心，已開始有南移傾向。」

到南北朝時代，北方的北魏承接著前朝戰亂遺下的大量荒地，把這些田地按制度分給農民，亦即是日後唐朝廣泛實行的均田制。

唐朝時期
唐天寶十四年，安史之亂發生，其後七年內亂，黃河中下游被破壞。南方經濟趕上，這個時期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向南轉移的開始。同時，「……江南八道和四川，由於沒有大規模戰事和其他因素影響，在農業、手工業生產方面不斷發展。」江南農業出現了有系統的農業技術書，如く四時纂要＞，農具的改造、肥料、品種、農葯的改造和進步等。

唐朝時代南方的經濟地位，亦可見於文人記述，如韓愈的《十九送陸歙州詩序》說「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新唐書·卷一百七十八》載「德輿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故天下大計，仰於東南。……』」唐憲宗也不得不承認：「軍國費用，取資江淮。」

宋朝時期
均田制自唐代末年開始崩潰，自宋代開始中國都沒有正式立過任何田制。當時宋朝開始有不同形形色色的工商業，其中有些還是與海外諸國進行貿易，通商城市包括泉州、杭州、廣州等。這種通商貿易到元代更加頻繁，直到明代實行海禁政策後，對外貿易才告停止。

《宋史·列傳第九十六》雲「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成熟於南宋時朝，當時北宋為避戰爭，由汴京遷都至臨安。政治中心轉移的同時，大量人口南遷，南宋政府「努力安定他們的生活，藉以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構成為南方勞動全產的生力大軍……此外還有許多小商人和手工業者」 對外貿易方面，南宋在泉州、廣州和明洲設對外貿易港口。南宋市舶司的收入因此比北宋時高出一倍，成南宋政府收入的二十分之一。此時期的特徵是除了過往南方經濟不斷發展，其政治中心亦已轉往南方，亦成為經濟核心。

明朝時期
明代實行海禁政策後，對外貿易停止，明代走回以農業為本體。

近代
近代的中國經濟發展的特色是逐漸被納入全球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中。早在清朝中葉開始，已有大量對外貿易活動，最初只集中在廣州一城，及後擴展至沿岸各城市，如上海、天津、寧波等等。清末新興工業盛行，主要集中在東面沿海，發展至今日，生產規模擴展至全國，為著名的「世界工廠」。

更多資料參考http://ke..com/view/4321862.htm（中國經濟發展史）

⑥ 中國古代歷史經濟重心南移歷程

1．東漢末年至三國時期，南方得到重點開發。
2．東晉和南朝時期，南方得到大規模開發，南朝末年開始趕上北方。
3．隋唐時期，南方經濟迅速發展，南北幾無差距。
4．五代十國時期，南方經濟進一步大發展。
5．南宋至元朝時期，南方經濟突出發展，完全超過了北方。
6．明清時期，南方經濟重心的地位得到鞏固和發展。

⑦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經濟發生的新變化有哪些

（1）經濟發展的壟斷程度迅速提高，出現了從私人壟斷、 行業壟斷逐漸走向國家壟斷，並進一步發展到國際壟斷。跨國公司大量出現，且影響日益擴大，跨國公司不僅數量多，而且資產規模大、經營范圍廣，跨國壟斷已形成壟斷發展的一個新階段。經濟區域化、一體化、全球化進程明顯加快，全球經濟組織影響日益增大（其中，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是最著名的三大世界經濟組織），而在這些國際經濟組織中，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占據主導地位。它們事實上控制著這些組織，並通過控制這些國際經濟組織來控制全球經濟。
（2）經濟增長模式發生重大變化，從重視實物資本的發展， 逐漸轉向重視虛擬資本的發展。戰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大約經歷了十多年的經濟恢復發展時期。這一時期，它們總體上看是重視實物資本的發展。但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則逐漸把經濟發展重心從重視實物資本轉向虛擬資本方面，並且這二者的脫節日益明顯。特別是七十年代初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以後，金融業和金融衍生工具迅速發展，造成金融、股市、匯市、期貨市場與實物資本嚴重脫離，資本主義經濟的賭博、投機性質日益明顯和強化，世界上最大量的資本不是在生產領域流通，而是在金融和金融衍生市場通過光的速度流動，而這必然會潛伏著巨大的危機風險。
（3）新中產階層擴大， 這一般是指在經濟上處於中等地位的知識分子階層，他們在經濟上處於資本家與工人之間（通常指經理人員、白領人員），在當今美國，這一部分人約占總人口的25％。
（4）產業結構逐漸發生重大變化，主要是第一、 二產業地位相對下降，第三產業比重迅速上升。目前，發達國家第三產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基本上在60％左右，並具有進一步上升的趨勢，一些極具發展潛力的產業絕大多數屬於第三產業范圍，如通信、金融、保險、旅遊等行業。例如，1996年美國第一產業占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為2％， 第二產業佔25％，第三產業佔73％。

⑧ 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國經濟有什麼變化

概括說：國家分裂動亂，政府腐敗時，經濟下滑不穩定；國家統一穩定，政治清明時，經濟繁榮發展

⑨ 新中國成立至今分為哪幾個階段

四階段：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實現（1949～1956年）；

二，社會主義建設在探索中曲折前進（1956～1966年）；

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內亂（1966～1976年）；

四，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1976年至今）；

(9)中南歷史經濟變化在哪裡擴展閱讀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選舉產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在勤政殿舉行第一次會議。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以及周恩來等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宣布就職。

會議一致決議，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施政方針，向各國政府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願與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建立外交關系。

會議結束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各位委員集體出發，乘車出中南海東門，前往天安門城樓出席開國大典。下午3時，北京30萬群眾齊集天安門廣場，舉行隆重的開國大典。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界庄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向世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