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根據經濟增長理論，應該如何實現我國經濟增長的長期穩定增長
在我國經濟社會體系需要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改革需要進一步推進的情況下，立足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一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態勢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中央及時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果斷出台一系列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有針對性的政策措施，我國經濟在世界各國經濟增長中仍然處在前列。二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優勢條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基本建立，改革開放30年的持續快速發展為我國打下了應對各種風險和挑戰的堅實物質基礎。三是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加快發展的趨勢沒有發生根本變化，我國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依然強勁。四是我國發展的外部環境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和平、發展、合作仍然是當今世界的潮流，全球經濟面臨的調整和重組也為我國經濟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堅持擴大內需為主和穩定外需相結合，採取更強有力的措施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擴大消費需求，以拉動經濟增長。要堅持保增長和調結構、增效益相統一，把保增長建立在提高質量、優化結構、增加效益、降低消耗、保護環境的基礎之上，努力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和競爭優勢。要堅持把改革開放作為保增長的強大動力，抓住時機、掌握節奏、把握力度，積極推進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加快形成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有利於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通過改革創新增強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能力、增強解決我國發展深層次矛盾和問題能力。要堅持把改善民生作為保增長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注重把保增長、擴內需同改善民生緊密結合起來，急群眾所急，解群眾所難，進一步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切實維護社會穩定。謝謝，望採納！
B. 如何提高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
當美國和歐洲都深陷主權債務危機之中的時候，雖然2011年1-8月中國GDP的不俗增長，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人們對世界經濟的信心，但是中國國內高居不下的通貨膨脹，卻也讓很多人對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趨勢，產生了很強的擔心。這種擔心主要表現在，首先在經濟發展方式遲遲得不到明顯改善的情況下，立足於政府投資和出口的經濟增長，什麼時候、在什麼節點上將會出現逆轉？其次，為什麼中央政府大力倡導的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的要求，無論在政策層面還是在現實層面，都會遇到如此大阻力，以至於整個「十一五」時期，這種要求都停留在宣傳和口號階段？ 如果我們把中國經濟過去30多年的快速發展，定義於社會各界致力於追求短期經濟增長的結果，那麼再去理解今天在通貨膨脹高居不下的情況下，人們開始擔心中國經濟的未來，就會容易的多。
我們知道，目前很多人都把中國經濟過去30多年的快速增長，歸功於在特殊體制下，政府主導經濟的結果。不幸的是，雖然這種模式或者結果在短時期里確實產生了很積極的效果，但是同時它也為經濟的長期發展，埋下了禍根。最典型的解釋就是制度經濟學家諾思提出的諾思悖論。它描述了國家在發展經濟過程中所扮演的一種既相互聯系又相互矛盾的關系：「政府在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還成為經濟衰退的根源」。
以我們目前的處境為例，由於長時間的經濟增長，幾乎都是「粗放式」增長，雖然GDP增速驚人，但是在我們的經濟體系或者說工業產業中，從汽車、鋼鐵、石油化工，到廣大的中小型出口加工企業，凡是在創造GDP的過程中立下汗馬功勞的產業，無以例外的都是以犧牲和浪費資源和環境為代價，而當經濟規模達到一定程度，購買資源和治理環境的成本開始大幅度上升的時候，過去追求短期經濟增長的後果，就開始不斷凸顯。而當危機來臨時，採取刺激經濟的最有效方法：廣發貨幣，更是加劇了「粗放式」經濟集中釋放惡果的過程。需要說明的是，在這方面，除中國外，無論是美國還是歐盟，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都沒有能夠跳出諾思悖論的怪圈。
其實，在應對諾思悖論方面，我們一個時期以來一直強調的立足社會創新，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全面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本應是非常科學的方法論，但是，遺憾的是在執行方面，尤其是各級地方政府消極應付的執行能力，使得它們並沒有被認真實施。在這個問題上，除了缺乏科學有效的政策考評體系外，政績觀、部門利益、地區利益以及官員的個人升遷等問題，都需要全面予以調整和改變。
由於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的根本目的，都是為了全面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因此，從政府角度出發，在全社會率先建立起一個以開放創新、具有包容性的社會環境，就顯得尤為重要。它的具體內容是，首先，各級政府部門一定要時刻保持一種開放和高效的政務狀態。開放是為了更好地為各路資本的進入，提供便利的條件；而高效則是現代市場經濟衡量政府能力的基本要求。其次，為真真切切地鼓勵創新，社會各界要對創業失敗者予以足夠的寬容，只有擁有一個能夠為失敗者提供重新站起來的社會環境，中國才能夠出現更多的華為、海爾，乃至於蘋果。
又因為新興市場和成長型企業，正在成為衡量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創新能力的載體，而能否出現更多、更具活力的創新載體，又取決於以政府為代表的國家資本主義支持力度的大小，因此，只有在政府服務到位和社會環境更加寬松的環境下，以企業為主的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的動力，才會更加強勁。在這里保持經濟結構的開放性和企業持續的創新能力，要比簡單地整天把發展綠色環保掛在嘴邊重要的多。
對於中國社會而言，為全面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無論是保持開放的經濟結構，還是支持企業不斷追求持續的創新能力，首先需要以政府為代表的組織機構，在發展過程中保持長期的戰略眼光，立足於政策的制定，堅決放棄以追求短期效應為主要內容的同質化和低水平的產業體系，才能夠是我們在擺脫諾思悖論的同時，保持經濟社會更好、更健康地發展。
C. 中國經濟如何保持持續增長
新的世紀已經到來，在新的百年，中國經濟將依靠什麼才能謀求持續增長？ 欲回答這一問題，先分析一下２０世紀的最後２０年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基本要素。１９７８年後，中國經濟漸入開放條件下的發展軌道，開放，總是要首先激活一國具有絕對優勢的要素。在中國，這一具有絕對優勢的要素就是廉價人力資源。何以為證？２０年來，中國的出口額以年均１５％的速度增長，在出口總量中，加工貿易約佔５０％，其餘部分也大多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可見，對出口增長作主要貢獻的要素是具有價格優勢的人力資源。外資是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另一要素。 分析表明，在近１５年的年增長率中，有２個左右百分點可由利用外資得到解釋。外資是流入的資本要素，與之結合的，是中國的資本、土地和勞動。中國是發展中國家，資本要素不具備優勢。土地要素的稀缺性大於勞動要素，且不可移動，在特定地點的供給總是既定的。因此，絕對價格和相對價格均較低的勞動要素，與巨大的市場空間一起，吸引並利用不斷增長的巨額外資。 在任何國家和地區，隨著發展水平和生活質量的提高，勞動要素的價格必然也必須相應提高，只要發展的不均衡存在，一國或一地區的廉價人力資源優勢就會轉移到其他國家或地區。開放初期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廉價人力資源優勢，現已轉移到中西部地區，就是例證。 盡管如此，中國的文章還必須在人力資源上做，因為，人力資源是中國最豐富的資源。在現階段仍然要利用廉價人力資源優勢，加快資本積累步伐。與此同時，要逐步改變目前中國人力資源的內涵，整體提升人力資源的結構和素質。不難發現，廉價人力資源的內涵是從事簡單勞動的勞動者。改變這一內涵的唯一途徑，就是通過廣義教育，使未來的勞動者成為具備健全人格和道德，掌握現代科學文化知識，擁有某項或多項專門技能的全面的人。由此，中國人力資源的內涵將發生質的變化，優質人力資源成為其主體。 無論站在中國改革、開放和發展的角度，還是置身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我們都可以發現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在未來世紀的世界中，中國要素優勢的定位，是且只能是優質人力資源。我們現在並不具有這一優勢，甚至可以說距離這一優勢還很遠，但是，中國的具體國情，以及對全球經濟發展格局的分析，都肯定地支持這一結論，並要求我們作出這一戰略選擇。在知識經濟初現端倪的條件下，這一選擇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更加不容置疑。 推動廉價人力資源到優質人力資源的戰略轉移，最根本的，是發展教育。教育在未來社會中的重要性，已在全社會達成共識。問題是怎樣發展教育。筆者認為，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滯後，已經並將繼續成為制約中國發展的「瓶頸」。如果這一判斷成立，那，我們必須在教育的總體戰略、辦學模式和運作機制等方面，繼續作出重大的改革，以適應發展的需要。 首先，義務教育（幼兒教育、中小學教育）和非義務教育（高等教育、職業培訓等）在發展思路、運作要求方面，有著重大的區別，應當實行分類指導。非義務教育的產業化發展與運作是確定無疑的，這是內在規律的要求。 其次，義務教育的主體是政府，也可有一小部分民辦；非義務教育的投資主體應當多元化。由於教育是公益品，政府在多元投資中總是要佔較大比重。要通過深化改革，制定有關政策，在非義務教育中鼓勵發展民辦教育。 第三，教育尤其是非義務教育應當引入競爭機制。正如競爭給消費者帶來更多的福利，競爭同樣給受教育者帶來更多的選擇和機會。
D. 中國需要怎樣的經濟增長方式
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
依靠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通過提高生產要素的質量和使用效率，通過技術進步、提高勞動者素質、提高資金、設備、原材料的利用率而實現的增長。這種經濟增長方式的實質是以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經濟效益為核心。粗放型和集約型的增長的區分依據是從經營的角度劃分的。如果從生產規模擴大的實現方式看，可以分為外延的擴大再生產和內涵的擴大再生產。
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
在生產要素質量、結構、使用效率和技術水平不變的情況下，依靠生產要素的大量投入和擴張實現經濟增長。這種經濟增長方式的實質是以數量的增長速度為核心。
粗放型經濟是與集約型經濟相對的。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是指在生產規模不變的基礎上，採用新技術、新工藝，改進機器設備、加大科技含量的方式來增加產量，這種經濟增長方式又稱內涵型增長方式。在當代，提倡的是集約型經濟。比如東北牧業的發展方向，就是發展集約化。
以前的美國是集約型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方式.美國以二戰獲得的金融地位,獲取全球的資金流動,同時也承擔盟友大部分的軍費開支.那麼中國需要怎樣的經濟增長方式?
E. 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
2008年經濟增長形勢分析
由於CPI已連續5個月超過我國5%的通貨膨脹預警警界線，生產資料價格近期也在快速上漲，溫和結構性通脹已有向全局性通脹蔓延之勢，因此防止全局性通貨膨脹將成為2008年宏觀調控任務的重中之重。但是，近年來我國城鎮化建設步伐和產業結構升級調整同時加快，經濟內生性增長十分強勁，2008年我國經濟有望繼續保持快速增長，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經濟增長環境良好
良好的社會環境以及世界對中國經濟長期看好預期是北京承辦2008年奧運會和上海舉辦2010年世博會的基礎和實力，反過來，這些盛會的召開又將大大推動中國經濟的增長。經過多年建設，我國能源、電力、交通運輸等基礎設施迅速發展，原材料、燃料與動力供應緊張狀況基本緩解。大型煤氣化工程、小火電關停與新裝機容量擴充、京滬高鐵興建在即等基礎建設蓬勃發展。隨著新農村建設的開展，農村能源、交通、水利和生活環境也已得到進一步加強。城鄉居民收入多年穩定增加、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和社會福利事業的推進極大地增強了人們對美好未來的信心。目前中國經濟增長的良好內部環境，不僅有力保證了2008年經濟增長的穩定性，還將延續中國經濟增長的上升周期。
農業有望穩產增收
農業具有較強的周期性特徵。雖然中國2004—2006年連續4年糧食增產豐收，但由於國際市場糧食出現短缺失衡，致使2007年國內糧食供應偏緊。2008年這一狀況有望得到解決，因為從2007年世界糧食收成來看，國際糧農組織十分樂觀，預計將達到糧食產量的歷史最高水平。其次，我國政府支農力度逐年增加，特別是2007年種糧、生豬飼養等農業補貼發放到位都將提高農民農業生產積極性。此外，只要政策到位，農民根據市場自主調節生產的能力會進一步顯著增強。
投資仍將穩定增長
連續數年的經濟增長已為國家積累了大量財富，集中於政府部門的資金更多的是以投資建設的方式還富於民，2008年正逢政府換屆之年，穩定經濟增長是其首要工作職責，以建設投資為中心則又是大多數政府工作的常規之策，因此政府投資的內在動力十分強勁。不僅如此，2007年企業利潤大幅上升，企業從資本市場獲取資金的機會和條件增多，企業在實施「走出去」戰略的同時，還會繼續加大國內投資。綜觀國內投資的各種因素，2008年投資熱度將會依舊不減。
消費邁向新台階
2007年我國居民消費在保持近幾年住房、汽車及旅遊火熱的基礎上，家庭吃、穿、用等日常消費出現較大增長。2007年消費旺盛的另一大特徵是在消費物價總體水平處於較大上漲時，消費者信心指數連創新高，這一特徵表明城鄉居民對未來個人收入與未來生活狀況等前景看好。分析2007年消費增長加快的原因，除居民收入增長之外，我們認為，2007年最低工資標准、低保、醫保、退休養老保險以及失業保險等社會保障制度和社會福利制度大范圍貫徹落實才是我國消費狀況明顯改善的最重要原因。消除城鄉居民消費的障礙，消費活力才能得以釋放。因此，隨著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城鄉居民對經濟增長前景的預期看好，2008年我國消費還將邁向新台階，這一增長態勢將充分體現在家庭高檔消費品(如新型家電和數碼信息產品等)、教育、文化、醫療保健及家庭服務等日常消費服務上。
以上諸多因素表明，2008年中國經濟的內在增長動力依然十分強勁，但其背後也存在著一些抑制經濟增長的因素。首先，國際國內資源品價格起伏不定。據國家發改委價格監測中心編制的國際市場商品價格指數顯示，在農產品、石油價格大幅上漲的影響下，除個別品種外，1—11月份國際市場初級產品價格呈現普漲現象，價格總水平漲幅較大。1—11月現貨、期貨價格指數同比分別上升12.21%、12.24%。與此同時，國內初級品、資源品和原材料價格上升加快，10—11月份國內鋼材、水泥價格開始攀升，石油、化工產品價格漲幅明顯。此不但加大了企業生產成本，企業生產經營受到影響，並且也提高了城鄉居民日常生活支出與消費，為明年的經濟總體走勢增加了不確定性。其次，我國經濟中長期結構性矛盾沒有解決。一是內需不足，2007年我國貿易出口仍是拉動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因素，盡管政府採取了取消和降低部分產品出口退稅率、限制「兩高一資」產品出口等各項調控政策，但出口增長勢頭依然旺盛；二是消費不足，投資多年來一直是拉動經濟的主力軍，而且投資結構不合理，高能耗高污染的雙高行業投資增速高於平均增速；三是資源消耗與環境承受壓力過大等，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受到制約。針對經濟發展中的一些不利因素，國家採取了一系列宏觀調控措施。財政部2007年12月21日宣布，我國將從2008年1月1日起進一步調整進出口關稅，總水平保持9.8%不變，其中，農產品平均稅率為15.2%，工業品平均稅率為8.9%。但2008年將繼續以暫定稅率的方式對煤炭、原油、金屬礦砂等產品徵收出口關稅，並將對木漿、焦炭、鐵合金、鋼坯、部分鋼材等生產能耗高、對環境影響大的產品開征或提高出口關稅。政府希望通過加大出口政策調整力度和執行力度，減小經濟增長對環境的壓力，同時也減小經濟對出口的依存度。經濟政策的調整不僅體現在出口政策上，資源品價格的定價機制、土地與環境保護的力度都會加強，經濟政策的綜合作用經過一段時期的傳導，影響可能會在2008年集中顯現出來，近期出口增速回落的跡象表明經濟政策已在發揮潛在的作用。各項經濟政策的共同作用將會大大降低依賴資源品生產、製造和加工企業的利潤，一些缺乏技術競爭力的企業將被迫退出市場。此外，為防止全局性通貨膨脹，國家實施了一系列緊縮性貨幣政策，調控頻率與調控力度前所未有，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從3月18日第一次調整的6.39%上升到年底第六次調整的7.47%。利率的提高，將減少部分過熱的投資。
因此，綜合分析影響我國經濟運行的各類因素，預計2008年我國經濟仍將高位運行，但速度會有所放緩，從2007年態勢小幅回落1—1.5個百分點。
F. 如何順利實現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
一、新常態仍待努力確立
對於經濟大局，現在最熱門的話題就是中國經濟新常態。現在亟需做的，是對什麼是中國經濟的新常態，以及我們應當做些什麼去適應新常態有一個清晰的認識。
近年來大多數人已經認識到，中國經濟高增長、低效率、靠大量投資支撐的舊常態已經不可維持。它必然要過渡到一種新的常態。
這個新常態具備哪些特徵？有多種不同的理解。大體上在兩點上比較一致：第一是GDP從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甚至中速增長轉換。第二是增長方式從靠投資驅動的粗放增長轉向靠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驅動的集約增長。
應該看到，這兩者有著很不相同的情況。前一點，增長減速已經是一個經濟增長速度降低到了中高速，並將進一步降低，已經是不爭的事實，而且也取得了朝野共識。至於第二點，經濟增長的優化、經濟效率的提高，或者說增長方式的轉變，卻是一件尚未實現、有待努力的事情。
我們面臨這樣一種情況：如果增長速度下降過程中，效率沒有改善，原來由GDP數量擴張所掩蓋的矛盾就會暴露出來，而且造成減速過快，加劇經濟社會矛盾。因此，僅有增長減速而沒有增長質量的提高，並不是我們希望見到的一種常態。相反，如果能夠在增長減速的同時提高增長的質量，優化結構、提高效率，就能減輕增長減速的沖擊，甚至能夠在中速增長的情況下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實惠。所以，在較高效率支撐下的中速增長，才是我們希望建立的新常態。
二、「三駕馬車」分析框架的誤區
研究增長降速，可以採取兩種不同的分析框架 。運用不同的分析框架，所得出的政策結論也會有很大的不同。
大致上從2009年開始，不知什麼原因，在分析中國宏觀經濟走勢的時候，流行起一種認為經濟增長速度取決於消費、投資、凈出口等 「三駕馬車」的需求大小的分析方法。也就是說，中國的增長乏力，是由消費、投資和凈出口等三項需求造成的。只要能夠把需求擴大到足夠的水平，增長就能夠重上台階。
我認為這一套分析有重大的缺點。
首先，它用錯了分析框架。十分明顯，「三駕馬車」分析法運用的是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框架。如同大家知道的，凱恩斯主義認為，需求決定了供給的邊界，因此，產出總量等於消費、投資、財政赤字和凈出口四項需求的總和。不過凱恩斯用這一理論框架來分析短期經濟問題，把它用來分析長期發展顯然是用錯了分析框架。
其次，用這個理論框架去分析經濟增長的趨勢所得出的政策結論，也是有問題的。因為消費、投資、出口需求有多大，歸根到底是由一些客觀因素決定的，並不取決於中國的願望。以凈出口為例，它最終取決於整個的國際經濟走勢。過去中國對發達國家有大量的凈出口，第一是因為在高消費、高福利導向下，西方國家的儲蓄率很低，在儲蓄和投資之間有很大的缺口，需要靠從發展中國家凈出口來填補；第二是因為中國低成本的競爭力很強，能夠在西方國家的凈進口中分到一塊比較大的「蛋糕」。全球經濟危機發生以後，西方國家去杠桿化，提高了自己的儲蓄率。這樣一來，根據經濟學的「雙缺口模型」，只要這個西方國家儲蓄跟投資的缺口越小，發展中國家凈出口的可能性也越小。美國的儲蓄率會有起伏，但是要想回到危機以前的水平，我看是不大可能的。隨著中國勞動者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國產品的低成本優勢也在減弱，因此在出口蛋糕中所佔份額也會降低。消費需求的提高，也不是以人們的願望為轉移的。例如有人說，城市化可以使消費需求提高，因為農民進城以後消費需求會有很大的提高，所以只要加快城鎮化消費需求就提高了。這里其實是把消費需求和消費願望混為一談了。在經濟分析中所說的需求是說有購買力的需求，有錢做後盾的需求。所以要增加勞動者消費需求的前提，是增加他們的收入。而增加勞動者收入的首要辦法，是發展生產，提高效率。即使政府能夠給予補貼，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是不可能使人民普遍富裕起來的。
這樣，每一次出現了速度下降，用「三駕馬車」的分析辦法算來算去，最後的結論就是進行強刺激，多發鈔票，增加投資。2009年以後，用4萬億投資（兩年）10萬億貸款進行刺激，結果造成了增長率的短期回升，但貨幣超發、負債增加等消極後果也同時發生。2012年以後，又多次採用增加投資的辦法刺激經濟，但正面效果愈來愈差，負面效果愈來愈大，這使許多人認識到這不是個好辦法。
研究長期增長走勢更可靠的辦法，是對驅動經濟增長的三個因素——勞動投入、資本投入和生產效率的狀況進行分析。過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長是怎麼來的呢？主要是靠大規模的投資。還有一些次要的因素。第一個次要因素是大量新增勞動力，也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蔡昉教授所說的「人口紅利」。還有一個因素就是效率的提高。改革開放對提高效率產生了十分積極的影響。一方面，市場化改革改變了城鄉隔絕的狀況，大量過去低效利用的農村勞動力和農村土地轉移到城市，這種結構變化使資源的利用效率得到提高。另一方面，開放使我們能夠通過引入外國的設備和技術，很快地提高中國的生產技術水平。
這樣一來，改革開放以後，生產效率提高對增長的貢獻較之改革開放以前有了相當大的提高。
現在的問題在於，以上這些有利於維持高增幅的因素，有的正在縮減，有的正在消失。首先，新增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越來越小了，就像蔡昉教授在2006年就已提出，根據他們前三年的調查發現，剩餘勞動力無限供應的情況正在發生改變，「劉易斯拐點」已經出現。其次，隨著中國一般技術水平跟西方國家相接近，用引進外國設備和技術的辦法去大幅度地提高自己的技術水平就變得不大可行了。清華大學的白崇恩教授和其他一些研究者都得到大致上一致的結論，就是從本世紀初開始，中國經濟增長中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貢獻明顯降低，並引起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下降。
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在由現有資源狀況和技術狀況決定的潛在增長率降低的情況下，要短期拉升增長率，唯一的辦法就是採取刺激政策，通過信用擴張向市場「放水」。但是就中國的情況而言，長時期採取刺激政策已經使宏觀經濟變得十分脆弱，蘊藏著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危險。
說到過度投資造成的風險，野村綜合研究所的首席經濟學家辜朝明寫過好幾本書來總結日本近年來經濟衰退的教訓。他在書中指出，日本的這次衰退以至全球多次重要的金融危機，都是在泡沫破滅後出現的衰退，而出現資產負債表衰退的基礎，則是資產負債杠桿率（負債率）過高的缺陷。在我看來，如果說西方國家資產負債表的缺陷的主要成因是高消費和高福利，東亞國家的杠桿率過高則主要是由於企業和各級政府借債投資造成的。在目前我國資產負債表杠桿率過高的病象已經十分明顯的情況下，某些政府機構和企業就會出現償債困難，甚至「跑路」逃債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要做的是「去杠桿化」，控制和消解風險，而不是用加法「刺激」的辦法，提高杠桿率將使爆發系統性風險的危險加大。
更何況2009年以來多次採取刺激政策，其效果遞減已經變得非常明顯。如果說2009年的4萬億投資和10萬億貸款還把2009年第四季度和2010年第一、第二季度的增長率拉高到10%以上。2014年第二季度的1萬億左右投資只把增長率從第一季度的7.4%提高到第二季度的7.5%，拉升了0.1個百分點，第三季度又降到7.3%。經濟學所說的「投資報酬遞減規律」的效應已經充分顯現。
以上的分析說明，唯一的出路在於提高所謂索洛餘量，即「技術進步、效率提高」對增長的貢獻，也就是說，要優化結構，促進創新，實現經濟發展方式從粗放發展到集約發展的轉變。
三、體制轉型是發展轉型的基礎
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型或者經濟發展方式轉型，並不是一個新口號和新要求。從1996-2000年的第九個五年計劃開始，就提出實現這一轉型的要求，只不過執行的情況很不理想。問題的症結在於發展方式轉型受到舊體制的掣肘。
1995年制定「九五計劃」的時候，先是原國家計委提出需要進行增長方式從粗放增長到集約增長的轉變。在後來的討論中，人們總結了蘇聯轉型不成功的教訓，指出體制的轉變是增長方式轉變的基礎。因此，「九五」規定要實現「兩個根本性轉變」，一個是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增長到集約增長的轉變，一個是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在「九五計劃」期間，由於執行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市場取向改革全面推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也取得一定成就。可是到了2001-2005年的第十個五年計劃期間，城市化加速這件好事在中國體制下卻使各級政府大大增加他們手中掌握的土地等重要資源，於是許多地方都出現了政府主導的重化工業投資高潮。由於政府主導了重要資源的配置，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出現了逆轉。
「十一五」總結了「十五」的教訓，再次提出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為主線。但是由於「十一五」期間改革推進緩慢，雖然我們制定了一個很好的「十一五規劃」，但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乏善可陳，以致中共中央在「十一五」最後一年的2010年提出了「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刻不容緩」。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在當前的情況下應當採取的方針，就應當是在採取措施保證不發生系統性危機的條件下，把自己的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推進改革上。因為只有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建立一個好的經濟社會體制，才能優化結構，轉變方式，確立由較高效率支撐的中速增長的新常態。
四、控制和消解風險，保持宏觀經濟穩定
我國宏觀經濟部門的負責人都在講話中指出，目前中國宏觀經濟雖然存在不容忽視的風險，但是總體上是可控的。我認為他們這個說法是有道理的。只要採取正確的措施，系統性風險是能夠避免的。
我認為，可以採取的措施門類較多，其中包括：
第一，停止對回報過低或者是沒有回報的項目的無效投資。現在有一種流行的說法，基礎建設投資不需要考慮近期有沒有回報，因為東西在這兒，早晚會有用。這完全不是經濟學的思考方法。經濟學考慮問題的一個最重要的前提，是資源具有稀缺性，做了這樣就不能做那樣，因此有一個選擇的問題。只能做些效益最好、最需要做的事情。在這方面，我們要汲取日本的教訓。1986年發生內需不足的問題以後，日本政府為拉動經濟增長，啟動了大規模的公共基礎設施投資計劃，結果釀成了最後的大崩盤。
第二，要停止對僵屍企業輸血。這也是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失敗地「拉動內需」留下的教訓。現在一些地方政府耗費財政資源，用貸款、用補貼維持一些根本無法起死回生的企業。政府不是發揮自己應當承擔的社會保障功能，幫助解決企業破產帶來的困難，而是支持這類僵屍企業繼續無謂地浪費社會資源，這只會增加風險積累。
第三，動用國有資本償還國家的或有負債。所謂「或有負債」，是在資產負債表上沒有記載，卻早晚必須償還的負債。其中最突出的是社會保障基金缺口。據計算，其中對老職工的社會保障欠賬就高達幾萬億元。及早歸還這類欠賬，可以減輕償債壓力，還能創造更有效的公有制實現形式。對於這一點，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有明確的規定，要求撥付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應當盡快實現。
第四，對資不抵債的企業實施破產清盤或者在破產保護下重整。對於一些破產企業的債務，停止由政府出資實行100%的剛性兌付，來避免加大道德風險。這樣來化大震為小震，避免風險積累，導致大震。
第五，盤活「死資產」。由於前一時期的過度投資和粗放增長，全國各地形成了一大批「曬太陽」的開發區、綿延好幾個街區的「死城」等「死資產」。雖然很難，但是應當努力設法盤活，這樣就能把資產負債表的杠桿率降下來，降低出現「資產負債表衰退」的可能性。
除了採取以上這類堵塞漏洞、釋放風險的措施，還應當輔之以宏觀經濟當局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適度的短期調節。這兩類措施的綜合運用，使我們能夠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不出現系統性危機，為推進改革爭取時間，使改革和發展進入良性循環。
五、堅定有序地推進改革，保證合意的新常態得以確定
對於全面深化改革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們面臨的問題，當前應當把提升增長速度、還是應當把推進改革放在優先地位，學術界和經濟界一直有爭論。
在我看來，改革能夠解決問題，不僅是一個在理論上得到證明的問題，也已經為近期的實踐所證實。
有的經濟學家認為，中國需要維持8%以上的GDP增長率，因為要保就業。保就業當然是必要的，但是這種觀點從學理上說有點問題，就是把就業情況和GDP增長之間的關系看成是線性的。其實情況並不是這樣的。因為增長有個結構問題，有的行業增長1%，它的就業可能超過1%，有的行業增長1%，它的就業可能不到1%。我們過去大量投資建設的資本密集型產業，長期就業數量並不大。這幾年的情況非常明顯，最近三年的經濟增長率是一個台階、一個台階往下走的，但是就業的狀況卻有所改善。比如說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從2010年的10.4%一路下行，降到7.7%，但就業的情況、特別是低技術水平勞動者的就業情況卻比以前來得好。據國家統計局報告，2013年原來要求城鎮新增就業900萬人，實際完成1310萬人；2014年前三季度增長率再下一個台階，但就業情況比2013年還好一點。實際的情況可能沒有統計數字那麼好，但就業情況有所改善是肯定的。
為什麼發生這樣的情況？主要原因在於服務業加快了發展。
服務業的發展曾經是整個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瓶頸。我國的「十一五規劃」總結「十五」的經驗，提出要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作為經濟工作的主線。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核心是提高效率。我的《中國增長模式的抉擇》這本書講到了當時討論的提高效率的四個主要源泉。第一，是讓農民工變成市民，成為有知識、有技術的勞動者。第二，是要實現製造業的服務化，或者說，產業鏈向微笑曲線的兩端延伸，實現製造業的服務化。第三，是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第四，是用現代信息技術改造整個國民經濟，而信息產業從本質上說，或者說它的主要的成分，就是服務業。所以總而言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效率的要點，就是要發展服務業。
但是很可惜，「十一五」期間並沒有做到這一點，有些地方稍有改善，有些地方甚至有所退步。但是最近兩年的情況發生了改變。服務業的發展明顯加快。原來一直是製造業一枝獨秀，到2012年兩個產業的增長率並駕齊驅。2013年服務業進一步提高了增長率，第三產業第一次成為中國第一大的產業。
這種變化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過去政府三令五申要求發展服務業，它卻發展不起來，為什麼這兩年突然發生了改變呢？看來看去，就是我們從十八大前開始的，十八大後更進一步推廣的兩項改革推動了服務業的發展。
第一項改革是2012年從上海開始、接著很快在全國推開的營業稅改增值稅（「營改增」）改革。財稅部門把「營改增」列在為企業「減負」項下。目前中國企業的稅負太重，減負是應該的，但這並不是最主要的。經濟學家之所以主張全面推廣「營改增」，是因為他們相信亞當?斯密所說，分工是推動經濟發展最主要動力的道理。營業稅由於存在轉移價值要重復征稅的問題，是一種妨礙分工深化的稅種。增值稅只對增加價值征稅，就不存在這個問題。所以營改增有利於分工深化。這在服務業，例如電商服務表現得十分明顯。
第二項改革就是2012年從廣東開始，本屆政府把它規定為轉變政府職能的重要內容的工商登記便利化改革。有些地方這兩年新登記的工商戶增長了百分之幾十。
目前在就業領域內存在的一個問題，是大學畢業生、有學位的研究生就業存在一定的困難，有些人拿到的薪酬甚至比保姆還低。這是跟經濟發展模式沒有實現根本性轉變有關的。這說明就業方面有些問題還要進一步解決，但是總體情況還是不錯的。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剛才講的這兩項改革僅僅是全面深化改革序幕期間的小試牛刀，雖然它們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效率的問題，但是小試牛刀尚且能夠起這么好的作用，應該增強我們對於改革能夠解決問題的信心。中國提高效率的餘地是很大的，問題在於落後體制的掣肘。所以關鍵在於堅決執行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的決議，堅定有序地推進改革。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從經濟改革來說，有些改革項目正在有序推進。比如說金融的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改革的進度甚至比原來預想的還快一些。財政改革在得到深改小組批准以後，正在正常推進。從國務院這邊來說，簡政放權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效，它的成果有待鞏固和進一步擴大。
我個人認為，從今年的執行情況看，有些方面的改革需要加快。
首先是國有經濟的改革。在深改小組的336項改革分工中，國有經濟改革方案由四個單位牽頭制定。其中，只有一個國有企業領導人員薪酬改革方案已經公布實施。不過在我看來，這項改革只是現有體制下應答民眾和行政部門官員質疑的措施。其餘的方案還沒有看到。但是從有關部委官員公開發表的文章可以看到，他們對於十八屆三中全會有關國有資產管理從直接管企業轉向以管資本為主存在認識上的差別。最近深改領導小組直接派出八個調查組到各地對國有經濟進行調查，這預示著國有經濟改革將在深改小組直接把握下加快。
還有一項重要的改革項目是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進行的實驗。它的意義非常重大，因為它是中國的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涉及的問題不僅事關上海，而且事關中國採取什麼樣的國際戰略和建立什麼樣的對外經濟體系。
上海自貿試驗區經驗在其他地區、乃至全國的推廣，不但對於形成進一步開放的體制，而且對於建設我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都會起到重要的促進作用。這一點在負面清單的引進上已經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市場進入要實行負面清單制度，本來是在中美雙邊投資談判中指出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要求在國內市場上也實行負面清單制度。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對於建設我國法治的市場經濟體制具有基礎性的意義。李總理說得很對，在法治化的市場經濟中，對於企業來說，法不禁止即可為，對於政府來說，法無授權就不可為。如果真能實現這個，我們的市場體系就大進一步，接近於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所說的「企業自主經營、公平競爭，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商品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現代市場體系」了。
G. 金融危機中國採取什麼措施刺激經濟增長
隨著全球金融危機的日益深化，希望中國能夠在此次全球經濟衰退中獨善其身的美好願望顯然已經落空。中國政府對此做出了響應，於11月9日晚出台了大規模經濟刺激方案。官方公布的標題數字為兩年投資總額4萬億元人民幣(5860億美元)，同時也標志著將近10年以來，中國第一次正式採取「積極型」財政政策。但是這個方案行之有效嗎？中國經濟前景又將如何？沃頓知識在線采訪了沃頓商學院的教授以及在華商界人士一起來深入探討這個問題。 全球金融危機最初對中國的直接影響並不顯著，因為中國的銀行受次貸危機影響甚微。但是，隨著金融危機的日益深化，美國消費者的需求下降使得中國的出口大幅減少，希望中國能夠在此次全球經濟衰退中獨善其身的美好願望顯然已經落空。今年前三季度，中國的經濟增速回落至9.9% - 自2003年以來首次降至個位數。 「鑒於中國的凈出口額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20%、出口加上進口額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70%強，」因此中國顯然不會對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機有『免疫力』，」沃頓商學院營銷學教授張忠(John Zhang)說道，「中國經濟的回落部分反映出這種影響。」 近年以來，人民幣升值、成本上漲和更加嚴格執行安全標准等多重壓力已經使得中國的出口企業遭受沉重打擊，而當前的金融危機更是雪上加霜。紡織業、製鞋業及玩具業面臨大規模工廠倒閉，今年，中國有半數玩具廠的車間已經停工。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目前的預計，中國經濟的增速將從去年的11.9%減至2008年的9.7%，並將於2009年進一步減至8.5%。 中國政府對此做出了響應，於11月9日晚出台了大規模經濟刺激方案。官方公布的標題數字為兩年投資總額4萬億元人民幣(5860億美元)- 甚至超過了中國針對亞洲金融危機採取的強勁措施的規模。這標志著將近10年以來，中國第一次正式採取「積極型」財政政策。 經濟刺激方案的涉及領域包括交通和其它基建項目、醫療保健、教育、低收入人群安居工程、環保及推動技術創新的計劃等。此外，政府還將放鬆信貸政策並計劃實施增值稅改革，減輕企業負擔約人民幣1,200億元。 但是這項方案將行之有效嗎？中國經濟前景又將如何？我們采訪了沃頓商學院的教授以及在華商界人士的各種觀點。雖然部分人士盼望政府能出台更多具體措施來拉動國內消費或支持小型企業，但是多數意見對此方案持積極態度。部分早期分析認為，刺激方案可能會帶來2%或3%的經濟增長，足以抵擋經濟硬著陸的風險。此外，受訪者指出中國經濟中的許多積極信號，並認為全球經濟危機實際上會給一些精明的中國企業帶來機會，他們可以在國外進行有價值的收購。在全球經濟下滑的壓力下，中國必須採取切實措施，將其多年的宣傳口號轉為現實：將經濟增長引擎從出口轉向國內消費。 對刺激的反應 正如往常一樣，中國中央政府出台政策時，確切的細節不會明朗，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須依賴於各省市政府的執行情況。今年11月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將會明確更多細節。盡管如此，在華商界人士及有關國際經濟組織的領導人對此方案都初步表示贊同。 世界銀行(近期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共同提出了一項財政刺激方案)行長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對此舉感到「高興」。他表示，「鑒於中國的經常項目順差和預算儲備，中國在施行財政擴張政策方面佔有先機。」他指出，中國擁有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國內債務水平低，同時在近年內保持了財政盈餘。 雖然最近預測2009年中國經濟增速將從8.2%降至7.5%，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師仍對中國政府採取的「史無前例的提高信心和經濟增長的措施」大為贊賞。政策舉動給市場傳達的信號就是，政府將竭盡全力、採取一切必要手段來實現2009年的8-9%左右的計劃增長率。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王慶及其同事在11月16日的研究筆記中針對此次投入進行了說明：「如果沒有這項刺激方案，2009年將有可能出現經濟硬著陸(例如5%)。憑借這項財政方案，硬著陸的風險(即經濟增長低於7%)已經大幅減少，我們相信……如果目前的政策方案被證明仍不充分，中國政府將會增加投入。」摩根士丹利認為，中國經濟可能在未來三個季度繼續回落，到2009年年中觸底之後，隨著外部需求恢復及針對性的刺激政策開始奏效，將於2009年下半年將開始適度回暖。 「中國政府正在積極主動地、有建設性地解決國內經濟受全球經濟下滑牽連的問題，並將外部經濟危機轉變成加強國內經濟的一次機會，」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拉菲爾·阿密特(Raphael Amit)說道，「我認為這是相當明智的舉動。」 盡管如此，有些觀察人士仍對刺激方案的某些方面提出質疑。首先，觀察家指出實際的新開支並不會象最初出現的數字那麼大。結果顯示，經濟刺激計劃的部分要素已經包含在預算計劃內。此外，其中多數融資將通過銀行貸款來實現，這從技術上來講並非財政刺激。世界銀行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杜大偉先生(David Dollar)先生在世行網站上如是指出。但是他在總體上對經濟刺激方案強烈支持，他表示，「基本上，我認為這項刺激方案很好。」 位於上海的中國市場研究集團(CMR)的董事總經理雷小山(Shaun Rein)認為，基礎設施建設將為中國的農村地區帶來切實利益。他還指出，這項計劃的目的之一在於向外界表示中國正在積極採取行動。同時，他建議說政府應更多關注中國的中小型企業，因為他認為「小型企業將是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僱主和貢獻者，希望能看到更多鼓勵中國創業人士的措施。」 針對方案最普遍的批評也許來源於其對基建項目的側重。「目前的刺激方案特別側重於基建項目，這是明智的長期投資，」沃頓商學院的張忠說道。但是他與其他學者都希望看到中國在刺激消費方面有更多投入。中國的儲蓄率很高，大約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60%左右，這與較低的國內消費水平並不相稱。「消費僅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40%左右，在美國，相應的比例約為60-70%左右。」張教授說道，「因此，在刺激國內消費方面仍存在較大空間。」 沃頓商學院金融學教授弗蘭克林·艾倫(Franklin Allen)指出，在全球經濟衰退的背景下，雇員們會因為擔心失業而害怕花錢，因此他們不太願意消費。但是，從更基本的角度來看，觀察人士認為中國消費者特別傾向於為醫療和教育存錢，這是由於中國的社會保障體制相對落後的特點造成的。「在加強社會保障體制方面增加開支，將能在長期范圍內減少預防性儲蓄，並刺激普通家庭的消費需求，」張忠說道。 部分西方評論人士對經濟刺激方案優先考慮基建項目而非刺激消費感到不滿，英國的《金融時報》將本次經濟刺激計劃描繪成一次「錯過的機會」。「這對於中國來說本是一次難逢的良機，可以將其經濟發展模式重新指向消費，並爭取擺脫對出口和投資的極大依賴。」該報11月10日的社論指出：「唉，可是本輪經濟刺激並未打算拉動公共和私人消費。它的目的卻在於，保持經濟繼續運轉，直到可以重新開始出口為止。這是不會奏效的。」
H. 如何估算未來中國幾年經濟的潛在gdp的增長率
未來5～10年影響中國潛在增長率的因素
基於宏觀生產函數，可以評估在未來5～10年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可能出現的變化。在基本情形假設下，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在下一個五年計劃（2016～2020年）會下降到6.5%左右。人口紅利的消失是其中一個因素，但筆者認為這一因素的作用被部分學者誇大了。影響潛在增長率變化最主要的因素來自投資體系的改革，這意味著投資增速較前幾年會出現明顯放緩，但是在改革的過程中投資的效率會逐步得到修復，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可以部分彌補投資增速下滑帶來的負面影響。
我們先來看看人口因素對於中國潛在增長率的影響。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字，中國適齡勞動人口（15～59歲人口）的絕對數在2012年首次出現下降。部分學者認為，中國的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支持中國經濟增長的人口紅利要轉為人口赤字。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的人口結構的變化（適齡勞動人口減少、人口老齡化）也屢屢被提及，認為中國將很快進入人口赤字時代。
毫無疑問，人口結構是決定經濟增長的一個主要因素。但是，在以上分析中，中國人口變化的負面因素被誇大了。我們認為人口紅利的變動對經濟的影響不容忽視，但是也有一些因素可能會推遲劉易斯拐點的到來。
首先，中國的就業結構仍然存在大量的農業就業人口。1990年，農業就業人口在總就業人口中的比重為60%。到2013年，這一比重下降至32%。但是，日本的農業就業人口比重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已降至個位數。因此，在日本，適齡勞動人口減少導致總就業人數減少（就業人口比重基本不變），從而必然導致非農就業人口減少。而在中國，勞動人口由農業部門向非農部門的持續轉移仍然提供了一定的人口紅利空間。
其次，目前中國城鎮化的水平遠低於日本20世紀90年代的城鎮化水平。中國目前的城鎮化率為53%，而其中戶籍人口比重僅為35%。也就是說，超過兩億的人口屬於半城鎮化人口。他們生活在城市而沒有城市戶籍，因此無法享受相應的社會福利和保障（如養老、教育、醫療、住房等）。從就業的角度，這群人中的大部分只在城市工作10～15年，然後返回到農村地區。這在勞動力資源上是個極大的浪費。所以，未來以人為主體的城鎮化改革，一方面可以帶來更多的農民進城，另一方面可以使已經進城的農民真正在城市落戶。這兩方面的變化意味著人口紅利在短期內並不會變為人口赤字。
最後，人口政策和教育體系的改革有助於解決勞動力市場目前面臨的問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宣布放寬獨生子女政策，為長期人口恢復增長均衡生產發展提供了政策支持。而教育體系的改革對於解決勞動力市場目前面臨的結構性失衡問題更是至關重要。因為目前每年700多萬的大學畢業生，與市場需求出現了巨大的脫節。對此，我們建議盡快將部分高校改革為高等職業培訓學校，以應對在製造業升級和發展服務業中可能出現的勞動力短缺現象。
我們再來分析投資對中國潛在增長率的影響。投資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引擎。投資的變動是決定中國經濟未來走勢的最主要因素。關於投資的爭論很多，焦點集中於兩個方面：一是中國目前的投資是否過度，二是中國是否應該由投資為主導的模式轉為以消費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這兩個問題從本質上其實是相互關聯的。
關於第一個問題，筆者認為應該區分投資存量和流量的問題。從流量而言，中國每年新增資本形成佔GDP的比重在近幾年接近50%。這一比率不僅高出中國歷史上的水平（2001～2007年中國高速增長時期的投資比率為40%左右），在全球也是遙遙領先。日本、韓國等經濟體在其高速增長期，投資佔GDP比重最高也僅在35%～40%。
但是，中國投資流量如此之高的背景是投資存量的起點較低。根據投資存量佔GDP的比重而言，我們估計這一比率目前大約為275%左右，與日本相當。換句話說，中國的資本總量與目前的經濟總量大致相當。而如果中國未來仍然要保持中高速經濟增長的話，投資的增速也相應地要保持在中高水平。
這一判斷有助於我們對於第二個問題的理解。一方面，中國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仍然存在大量的投資需求，如基礎設施、技術創新、新能源、醫療以及進一步城鎮化中帶來的需求。我們不宜過分強調由投資驅動轉為消費驅動的增長模式轉型，而應該投資和消費兩條腿並重。從國際經驗看，僅僅以需求推動的經濟體很難維持中高速的經濟增長，而一些提前強調以消費為主導的新興經濟體陷入過度消費和中等收入陷阱的例子卻並不罕見（如一些拉美國家）。
另一方面，最近幾年高投資的增長模式同樣不可持續，因此需要逐步地將投資比重降到一個比較合理的水平（如未來五年內將投資比重降到40%左右）。高投資的負面影響在過去幾年體現得非常明顯。由於短期內大量的投資行為，往往伴隨著大量資源的浪費和投資效率的下滑，也增加了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的風險。在2008年之後，投資比重的快速增長伴隨著投資回報率和勞動生產率的大幅下滑，絕不僅僅是一種巧合。我們強調投資對於中國長期增長的重要性，但這里指的是有效投資，並非簡單的投資數量。
因此，未來改革的核心是在適當調整投資比率的同時，通過供給端的改革重新提振勞動生產率。這是保持中國經濟在未來5～10年維持健康的中高速發展的關鍵。供給端改革的核心，如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所指出的，是改變政府職能，簡政放權，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在樂觀的情形下，如果改革能夠推動勞動生產率提高到2006～2010年3%的平均水平，那麼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將有望高出我們的基本假設情形，政府提出的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的目標也有望早日實現。
I. 根據經濟增長理論，應該如何實現我國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
在我國經濟社會體系需要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改革需要進一步推進的情況下，立足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一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態勢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中央及時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果斷出台一系列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有針對性的政策措施，我國經濟在世界各國經濟增長中仍然處在前列。二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優勢條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基本建立，改革開放30年的持續快速發展為我國打下了應對各種風險和挑戰的堅實物質基礎。三是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加快發展的趨勢沒有發生根本變化，我國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依然強勁。四是我國發展的外部環境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和平、發展、合作仍然是當今世界的潮流，全球經濟面臨的調整和重組也為我國經濟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堅持擴大內需為主和穩定外需相結合，採取更強有力的措施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擴大消費需求，以拉動經濟增長。要堅持保增長和調結構、增效益相統一，把保增長建立在提高質量、優化結構、增加效益、降低消耗、保護環境的基礎之上，努力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和競爭優勢。要堅持把改革開放作為保增長的強大動力，抓住時機、掌握節奏、把握力度，積極推進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加快形成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有利於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通過改革創新增強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能力、增強解決我國發展深層次矛盾和問題能力。要堅持把改善民生作為保增長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注重把保增長、擴內需同改善民生緊密結合起來，急群眾所急，解群眾所難，進一步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切實維護社會穩定。
謝謝，望採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