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請收集資料並分析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面臨哪些問題
中國經濟「新常態」孕育著一個正在崛起的國家擁抱新經濟體系的宏大發展機遇。第一，大改革與大調整的機遇。第二，大消費、大市場與構建「大國經濟效應」的機遇。...
⑵ 新常態下中國經濟還面臨哪些棘手難題
中國經濟面臨六大挑戰
第一個挑戰是問題。中國經濟發展無論如何繞不過。經濟增長速度的變化，主要取決於。但又帶來了產能過剩、增長水分等很多問題，所
以出現了「-增長-過剩」的悖論，在新常態下需要進一步解決好這個悖論。解決這一問題，需要用改革的方式，對進行一些新的處理。
具體來說，就是要解決好投什麼、如何投、誰來投三個問題。投什麼是要偏向消費生態，如何投是要減少負債、增加股本，誰來投是要民間資本來投。對進行
處理，一要做好激勵機制問題，現行GDP的考核很難對、起到激勵作用。二要做好基礎設施的商業可持續性問題。解決這一問題，需要調整經濟結
構、調整統計方法和計價方式，讓這些過剩的產能可以到有大量需求的領域中去。
第二個挑戰是債務率上升和杠桿率飆升。這次全球經濟危機是
因為發達經濟體杠桿率上升、債務上升導致的債務危機。在危機發生時，我國的杠桿率和負債率都不算高，但這幾年都飆升了。我國的實體經濟總負債杠桿率的佔比
目前還不高，但是的負債非常高，實際上與國際比較都是這樣。
第三個挑戰是城鎮化問題。原來城鎮化是開發計劃，買地、賣地、招商，現在需要從城鄉一體化的角度重新看城鎮化，要從土地市場一體化的角度看城鎮化。城市化是為了提高效率，城鎮化的社會含義意味著公共服務均等化。
第四個挑戰是房地產市場。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從體制上削弱了房地產價格上漲的經濟社會基礎。另外，城鎮化戰略的轉型，終止了住房市場發展的傳統動力。
未來城鎮化將不再主要體現為開發區化的城市規模擴張，所謂10-20年的剛性需求是否還存在，需要認真研究。我們可以看到，當城鄉土地一體化時，房價上不
去了。再加上房地產市場供應量絕對大於需求量，居民的購房意願急劇下降。
中國房地產市場將經歷一個五年時間的中期調整。在這一過程中，
金融問題會產生，但金融問題還不會對經濟造成巨大沖擊，原因在於：一是現在房地產市場價格下跌，但還沒有造成負資產。如果造成負資產就會出現恐慌性拋售現
象；二是金融還沒有出現大面積虧損；三是中國居民借錢比較少。對房地產市場的短期調控，我不主張採取措施，建議把過去的措施取消掉。因為過去的措施太
多，多到我們無法看到房地產市場應該是什麼樣的。但要採取長期措施，因為中國房地產市場發展十幾來年來沒有頂層設計，因此，對於一些根本性問題沒有回答。
第五個挑戰是地方債務問題。地方債務可能長期化，中國地方債務總體可控，理由有三點：一是中央和地方的債務規模佔GDP的比重仍控制在
40%以內，處於國際通行的60%債務率控制標准范圍內，但是如果不加以處置，長此以往就會成為大問題；二是中國整體的資產負債表仍然健康，我們可在不對
經濟健康造成較大損失和對經濟增長速度造成較大不利沖擊的條件下處理地方債務，單一制的政體，使得我們也有此能力；三是中國可供選擇的去杠桿空間仍然
很大，包括資產的轉賣、債轉股，長、短期債務重組轉換，拉長負債久期，降低期限錯配風險等。以上使得地方債務總體可控，其實也是解決地方債務
問題的方案。
第六個挑戰是金融問題。量寬、價高是金融的主要問題。量寬是中國的流動性過剩，但利率很高，這是現在最主要的問題。這一問
題經常發生並且長期持續，導致我國金融結構中存在種種障礙。理論上說，這一現象阻礙了貨幣向信用的轉移，貨幣向信用轉移過程中，每轉移一步就加一下價，最
後到實體經濟手中便貴了。
⑶ 當前中國經濟面臨哪些困難和挑戰
一是經濟增速走緩。二是一些行業產能過剩壓力增加。計劃短缺經濟產能利用率過高，受體制轉型大背景制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業部門閑置利用率呈下降趨勢，市場化程度較高與管製程度較低部門如某些家電行業，經早先比較充分競爭與行業重組整合，近年產能利用率不降反升。三是房地產市場面臨下行壓力。房地產投資增速下降，房地產市場整體價格面臨增速下行壓力，一些城市和地區經歷不同程度價格下調，近來時有房地產商倒閉事件報道，不久前杭州著名房地產開發企業綠城部分重組案例顯示行業調整正在深化。四是財政收入增速回落，少數地區面臨財政困難。五是在目前中性審慎貨幣和宏觀政策環境下，早先累積的高杠桿和高債務風險逐步顯露與釋放。
⑷ 當前我國經濟新常態下面臨哪些挑戰
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正面臨一系列不容忽視的新挑戰。
第一個挑戰來自於經濟速度。新常態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我國經濟進入增速換擋
期，由高速轉入中高速。2003年至2007年，我國經濟年均增長11.6%，2008年至2011年年均增長9.6%，2012年至2013年都是
7.7%，今年上半年為7.4%。經濟增速「下台階」，是新常態下經濟規律自我作用的結果，也是各種資源和環境約束所決定的，我們要以平常心看待，只要就
業、物價、收入等保持穩定，經濟增速低一點沒什麼關系，也很正常。但同時也要認識到，保持合理的增長速度十分必要。如果經濟增速滑出合理區間，市場預期就
會受到影響，民生支出就難以保障，全面深化改革的迴旋空間也會被壓縮，保持社會穩定的經濟基礎也就會動搖。
第二個挑戰來自於增長動力的轉化。轉向新常態，意味著粗放式發展方式走到了盡頭，原有動力加速弱化，新的動力加快形成。過去很長時間，我們依靠廉價
勞動力和資源要素投入，塑造著中國經濟的比較優勢。現在的問題是，原有動力減弱了，新的增長動力尚未完全形成，「創新紅利」和「體制紅利」的充分釋放還需
要一個過程。從統計數據看，國內生產成本連年大幅攀升是不爭的事實。現在，不僅一些發展中國家比我們更具有低成本優勢，連發達國家也在步步緊逼。
第
三個挑戰來自於傳統產業的收縮。進入產業加快升級新階段，是新常態的重要表現。在新舊產業交替過程中，容易出現「青黃不接」的現象。目前，多年來一直「高
歌猛進」的煤炭、鋼鐵、水泥等部分重化工行業或出現產能過剩，或出現價格下跌。房地產市場低迷，汽車銷量增速也在放緩。新興產業快速崛起，亮點很多，但由
於市場競爭環境不完善、領軍人才和技術支撐不足等因素制約，短期內還難以形成像傳統支柱產業那麼大的拉動力。
還有一個挑戰，就是受經濟減
速、增長動力轉換和傳統產業收縮等影響，過去一些隱性矛盾暴露出來。比如，就業。傳統產業往往都是勞動密集型產業，「機器換人」熱潮興起，如何依靠擴大服
務業加以吸收，值得研究。如果將新常態放在更長的時間軸里觀察，就可以發現，我國經濟還面臨著讓老百姓共享改革發展成果、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重大挑戰。
挑戰看似重重，新的發展潛力恰恰蘊含其中。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經濟具有巨大韌性、巨大潛力和巨大迴旋餘地，保持持續健康發展有很多有利條件，一些新的經濟增長點正在加快形成。只要措施得當，我們就能把潛力釋放出來，把各種可能的風險與挑戰化解掉。
⑸ 在經濟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發展面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新常態下，中國經濟面臨六大問題、挑戰：
第一個是投資問題。中國經濟發展無論如何繞不過投資。經濟增長速度的變化，主要取決於投資。但投資又帶來了產能過剩、增長水分等很多問題，所以出現了「投資-增長-過剩」的悖論，在新常態下需要進一步解決好這個悖論。解決這一問題，需要用改革的方式，對投資進行一些新的處理。
第二個挑戰是債務率上升和杠桿率飆升。這次全球經濟危機是因為發達經濟體杠桿率上升、債務上升導致的債務危機。在危機發生時，我國的杠桿率和負債率都不算高，但這幾年都飆升了。我國的實體經濟總負債杠桿率的佔比目前還不高，但是企業的負債非常高，實際上與國際比較都是這樣。
第三個挑戰是城鎮化問題。原來城鎮化是開發計劃，買地、賣地、招商，現在需要從城鄉一體化的角度重新看城鎮化，要從土地市場一體化的角度看城鎮化。城市化是為了提高效率，城鎮化的社會含義意味著公共服務均等化。
第四個挑戰是房地產市場。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從體制上削弱了房地產價格上漲的經濟社會基礎。另外，城鎮化戰略的轉型，終止了住房市場發展的傳統動力。未來城鎮化將不再主要體現為開發區化的城市規模擴張，所謂10-20年的剛性需求是否還存在，需要認真研究。我們可以看到，當城鄉土地一體化時，房價上不去了。再加上房地產市場供應量絕對大於需求量，居民的購房意願急劇下降。
第五個挑戰是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地方政府債務可能長期化，中國地方政府債務總體可控，理由有三點：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債務規模佔GDP的比重仍控制在40%以內，處於國際通行的60%債務率控制標准范圍內，但是如果不加以處置，長此以往就會成為大問題；二是中國整體的資產負債表仍然健康，我們可在不對經濟健康造成較大損失和對經濟增長速度造成較大不利沖擊的條件下處理地方政府債務，單一制的政體，使得我們也有此能力；三是中國可供選擇的去杠桿空間仍然很大，包括政府資產的轉賣、債轉股，長、短期債務重組轉換，拉長負債久期，降低期限錯配風險等。以上使得地方政府債務總體可控，其實也是解決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的方案。
第六個挑戰是金融問題。量寬、價高是金融的主要問題。量寬是中國的流動性過剩，但利率很高，這是現在最主要的問題。這一問題經常發生並且長期持續，導致我國金融結構中存在種種障礙。理論上說，這一現象阻礙了貨幣向信用的轉移，貨幣向信用轉移過程中，每轉移一步就加一下價，最後到實體經濟手中便貴了。
⑹ 在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發生了哪些新變化
從經濟增長原因的角度分析，中國經濟發生了4個方面的變化。首先，中國經濟以往是以工業為基礎、以出口為導向的。隨著世界經濟陷入低速增長，出口高速增長難以為繼。沿海發達地區出口企業所遭遇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其深層次原因還是市場需求不足。
其次，以往的城鄉二元結構意味著農村勞動力供應充足，價格低廉，城市裡較高的生產率能提供相比農村更高的勞動收入。但是這一條件已經發生了變化。2012年的調查數據顯示，農村25歲以下勞動力已經有70%不在農村了，以往供應充足的農村勞動力條件不再具備，這種現象的結果是工資增速提升，並且這種提升是全國性的。去年的統計數據顯示，西部地區的工資增長速度相比中東部更高，這使中國低成本製造業受到挑戰。
第三，人口老齡化現象的出現。老齡化社會意味著儲蓄率下降，儲蓄率的下降意味著投資來源的下降，表明以往投資驅動型的經濟增長難以持續。
第四，節能減排已經是大勢所趨，資源環境條件日漸緊張。在以往的經濟增長中，資源是廉價的，環境甚至是不要錢的。但是現階段，我們的土地資源、水資源、能源已經非常緊張。60%的石油需要進口。與此同時，霧霾的大面積發生也使人們意識到環保的重要性。
隨著經濟增長因素的變化，經濟的結構性開始轉變、潛在增長率出現下降，構成了中國經濟新常態的特徵。但對於中國經濟發展來說，更值得關心的問題是經濟增速下台階之後能否在一個新的平台上穩住。穩住腳了，才是可持續的增長。
雖然目前經濟下行壓力很大，但是希望也很大。近期的4組指標可以說明問題。
其一，居民收入在增長，尤其是廣大的農村。過去5年，居民收入增長基本與GDP同步，但是農村居民收入增長要快於GDP，與之同步，農村消費的增長也很快。人們印象中，電視機、冰箱、傢具行業會是夕陽行業，但數據顯示，這些行業在農村市場獲得了新商機。可以說，與農村消費相關的行業現在是「嫩芽」行業。
其二，服務業的發展非常強勁，而且這種服務業是生產性的服務業，比如說物流、醫療、教育、金融、互聯網、文化創意行業，這是中國經濟新常態下的又一個「嫩芽」。
其三，技術進步明顯提速。「十一五」中未完成的指標之一是研發投入佔GDP比重超過2%，但是最新的統計數據表明，這個指標已經實現了，更加值得欣喜的是，研發投入中企業投入增長很快。同時，我國的專利申請數量、專利增長速度也明顯提升，這是技術的表現。這樣的趨勢下，促成科技轉化為生產力的行業將成為新常態中的「嫩芽」行業。
其四，東中西部的經濟發展結構發生了更為均衡化的變化，經濟平衡性增強。與西部經濟相關的產業成為增長最快的「嫩芽」行業。
從宏觀經濟的角度看，「嫩芽」成長為參天大樹還需要時間，如何為「嫩芽」提供合適的生長環境是宏觀調控所要重點關注的。為「嫩芽」固本強基、澆水施肥需要改革的不斷深入和推進。為此，一方面，通過宏觀調控的預調微調穩定「嫩芽」的生長環境;另一方面，通過改革開放為「嫩芽」注入活力。未來幾年，中國經濟保持較高增速仍沒有問題，這將為代表著中國經濟未來的、能為中國經濟提供持續健康增長的「嫩芽」行業提供環境。
如何為中國經濟新常態中的「嫩芽」提供合適的生長環境?經濟新常態也意味著宏觀調控思路的更新。宏觀調控要適應服務業變成第一大產業、消費變成主要增長動力的新經濟形勢。這種適應過程中最重要的是觀念、機制創新。
在宏觀調控中，過去的重點是促進經濟增長，但現在要的是穩定增長，不是要一味追求速度。在經濟增速下滑的時候，也會去托，但托不是目的。托的目的是創造環境，為「嫩芽」提供合適的溫度濕度。
從市場和政府的分工角度講，創新的地位在中國經濟新常態中最為重要，但是創新恰恰是政府最力所不及的領域，政府所要做的應是為創新創造有利環境。
在世界經濟發展歷史中，有些國家在經歷了高速發展階段後進入了所謂的「失去的時代」。對於中國經濟的未來，這種風險存在，但是風險並不大，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的城鎮化進程仍在繼續。相比有些國家進入「失去的時代」前70%的城鎮化率，中國目前的城鎮化水平只有53%。通過城鎮化提升勞動生產率的空間仍然存在。
從另一個角度說，理論上在中國城鎮化水平還沒有那麼高的情況下出現經濟增速下降是不應該的，這說明我們促進經濟繼續增長的機制還需要不斷創新和完善。
⑺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主要體現在
一、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形勢
（一）我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更為復雜
中國經濟發展處於國際經濟的大環境中，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所面對的外部環境更為復雜，中美貿易摩擦對經濟發展產生較為明顯的影響。由於國際領域的經濟發展處於逐步放緩的發展態勢，對中國經濟發展也產生諸多不確定因素[1]。根據國際多家專業機構對全球經濟發展形勢進行研究分析，確定全球經濟增速同比放緩，由於新興經濟增長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響，導致全球經濟發展仍將面臨貨幣貶值等壓力，中國經濟發展下行壓力持續增大。
（二）中國經濟發展在國際社會領域面臨諸多風險
未來中國經濟發展需要重視國際社會的諸多影響，由於國際社會的發展環境，需要面對多方面風險因素：其一，國際貿易體系改革風險，國際貿易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內容，而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貿易組織，在中美雙邊合作方面具有明顯的排他性，維護美國利益容易導致中美貿易沖突；其二，政治風險，國際社會層出不窮的政治事件是經濟發展需要注意的政治風險；其三，市場動盪風險，國際領域存在部分國家債務規模不斷擴大、石油等期貨價格波動大、金融市場不確定因素多等諸多問題。以上風險都是中國經濟發展在國際社會領域需要面對的現實情況。
（三）經濟市場內部經營環境的變化
經濟市場環境是決定經濟量變化情況的關鍵，國家針對經濟發展結構的調整，導致生產製造性企業生產成本的增加，民營型企業、中小微企業的生存及發展壓力持續增大，部分產能過剩行業企業面臨倒閉風險，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動能持續減弱，還有部分強調產量而忽略產品質量的企業逐漸被市場淘汰[2]。產品製造行業存在的缺乏創新意識、市場積極性不足等問題逐漸體現其對於經濟發展的制約作用。
二、促進我國經濟穩定發展的有效對策
（一）堅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發展戰略
為促進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要堅定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戰略，通過戰略的深入推進，能夠有效提升國內市場對於各種產品的現實需求，從而進一步體現市場需求對於產品經濟實現的拉動作用。
（二）重視高質量產品及產業發展
工業領域的產品生產應當重視產品質量的提升，經濟發展推動社會民眾消費需求的不斷提高，產品質量是決定產品價值的關鍵，工業產品生活需要重視產品創新、性能創新以及質量革新，通過產品質量發展改善工業生產的宏觀環境，提升產品在市場領域的核心競爭力，利用質量發展促進生產經濟發展。
（三）促進經濟結構的優化
工業體系、農業體系、服務業體系是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科學創新也會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未來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需要重視經濟結構的優化，重視科學技術與工業生產、農業生產以及服務業發展的融合，利用科技創新提升產業產能，通過經濟結構的優化，保證各產業的高質量發展。
⑻ 我國經濟發展面臨哪些新挑戰
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正面臨一系列不容忽視的新挑戰。
第一個挑戰來自於經濟速度。新常態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我國經濟進入增速換擋
期，由高速轉入中高速。2003年至2007年，我國經濟年均增長11.6%，2008年至2011年年均增長9.6%，2012年至2013年都是7.7%，今年上半年為7.4%。經濟增速「下台階」，是新常態下經濟規律自我作用的結果，也是各種資源和環境約束所決定的，我們要以平常心看待，只要就業、物價、收入等保持穩定，經濟增速低一點沒什麼關系，也很正常。但同時也要認識到，保持合理的增長速度十分必要。如果經濟增速滑出合理區間，市場預期就會受到影響，民生支出就難以保障，全面深化改革的迴旋空間也會被壓縮，保持社會穩定的經濟基礎也就會動搖。
第二個挑戰來自於增長動力的轉化。轉向新常態，意味著粗放式發展方式走到了盡頭，原有動力加速弱化，新的動力加快形成。過去很長時間，我們依靠廉價勞動力和資源要素投入，塑造著中國經濟的比較優勢。現在的問題是，原有動力減弱了，新的增長動力尚未完全形成，「創新紅利」和「體制紅利」的充分釋放還需要一個過程。從統計數據看，國內生產成本連年大幅攀升是不爭的事實。現在，不僅一些發展中國家比我們更具有低成本優勢，連發達國家也在步步緊逼。
第三個挑戰來自於傳統產業的收縮。進入產業加快升級新階段，是新常態的重要表現。在新舊產業交替過程中，容易出現「青黃不接」的現象。目前，多年來一直「高歌猛進」的煤炭、鋼鐵、水泥等部分重化工行業或出現產能過剩，或出現價格下跌。房地產市場低迷，汽車銷量增速也在放緩。新興產業快速崛起，亮點很多，但由於市場競爭環境不完善、領軍人才和技術支撐不足等因素制約，短期內還難以形成像傳統支柱產業那麼大的拉動力。還有一個挑戰，就是受經濟減速、增長動力轉換和傳統產業收縮等影響，過去一些隱性矛盾暴露出來。比如，就業。傳統產業往往都是勞動密集型產業，「機器換人」熱潮興起，如何依靠擴大服務業加以吸收，值得研究。如果將新常態放在更長的時間軸里觀察，就可以發現，我國經濟還面臨著讓老百姓共享改革發展成果、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重大挑戰。
挑戰看似重重，新的發展潛力恰恰蘊含其中。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經濟具有巨大韌性、巨大潛力和巨大迴旋餘地，保持持續健康發展有很多有利條件，一些新的經濟增長點正在加快形成。只要措施得當，我們就能把潛力釋放出來，把各種可能的風險與挑戰化解掉。
⑼ 在中國經濟新常態下，中國經濟與政治將面臨哪些新機遇與挑戰
新常態將給中國帶來新的發展機遇，也讓中國的經濟改革面臨新的挑戰。概括來說，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經濟增量依然可觀，但穩定經濟增長任務繁重。
經過30多年高速增長，中國經濟體量已今非昔比。2013年一年中國經濟的增量就相當於1994年全年經濟總量，可在全世界排到第十七位。從經濟總量看，我國目前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經濟大國。從發展速度看，30多年來，中國經濟以世界少有的年均接近兩位數的增長速度高速發展，創造了經濟增長的「中國奇跡」。
經濟新常態下，依靠依然可觀的實際增長，能夠有效保障國家財政實力不斷增強，而財力的增加能夠對促進經濟發展、加強經濟和社會中的薄弱環節、切實改善民生、有效應對各種風險和自然災害的沖擊提供有力的資金保障。從我國的發展實際看，依靠依然可觀的實際增長，黨的十八大確定的「兩個百年」奮斗目標是能夠實現的，也將為中國經濟帶來更多「大國紅利」。
但客觀講，經濟新常態下，經濟下行的挑戰亦十分明顯，需要我們保持戰略定力，採取各種措施綜合施策，使經濟增長運行在合理區間。
二是經濟增長動力更為多元，但核心動力源正在培育中。
我國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經濟韌性好、潛力足、迴旋空間大。從城鎮化角度看，我國正在經歷世界上速度最快、規模最大的城鎮化過程，城鎮化伴隨的大規模人口遷移，將推動消費持續增長，這將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強大推動力。2013年我國的名義城鎮化率僅為53.73%，戶籍城鎮化率則低得多，僅為36%左右，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從工業化角度看，我國工業化的任務遠沒有完成，除東部部分省市基本完成工業化外，中部、西部等省區工業化的發展還不是很充分，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這是新常態下中國經濟改革的重要機遇。
但也應當看到，我國的科技體制改革、創新能力提升等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面臨的創新挑戰和技術瓶頸依然存在，離依靠「技術紅利」創造經濟增長核心動力源還有較遠的距離。
三是發展前景更加穩定，但經濟結構轉型升級還有很大空間。
2013年，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達46.1%，首次超過第二產業，2014年的統計公報顯示，這一比例攀升至48.2%，這是非常好的經濟結構優化跡象。在支撐我國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中，內需結構中投資佔比相對較高，但2010年消費率和投資率達到各佔50%之後，消費率出現較快增長趨勢，在經濟結構中佔比再次超過投資率，消費的基礎性作用和投資的關鍵性作用逐步得到體現。
由於地理條件、發展基礎、歷史文化等因素，我國區域經濟結構中，東中西部發展差距較大，隨著「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等區域發展戰略的制定和實施，區域結構亦在逐步得到優化，將為中國經濟帶來更多「發展紅利」。
但同時應看到，我國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還面臨著諸多挑戰，產業結構與發達國家相比還顯得較為落後，需求結構、區域結構、城鄉結構、收入分配結構等還有很大的調整空間，這些因素在制約著中國經濟質量的整體提高。
四是市場活力進一步釋放，但轉變政府職能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在經濟新常態下，政府職能轉變的核心仍然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新一屆政府將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當頭炮」，目的就是要從體制機制上給各類市場主體松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2013年以來，國家先後取消和下放了共700餘項行政審批等事項，涉及到將工商登記前置審批事項改為後置審批等一系列具體舉措。2014年前3個季度全國新登記注冊市場主體920萬戶，新增企業數量較2013年增長60%以上。
這些舉措既對減輕企業負擔、激發市場活力發揮了重要作用，也將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重要機遇之一。同時我們也要承認，當前地方一些職能部門過度干預企業經營管理，吃拿卡要、「紅頂中介」、尋租腐敗等現象依然存在，建立法治政府，加快轉變政府職能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這也是新常態下中國經濟改革的重要挑戰之一。
⑽ 如何理解中國經濟新常態面臨的問題
2014年，中國經濟延續了2012年以來的下行走勢，首季GDP增速為7.4%，遠低於2008-2012年年均增長9.3%的水平，1-4月以來的一系列宏觀經濟數據也普遍低於預期。
當前，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一個由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過渡的新周期。一方面，從全球范圍來看，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已由國際金融危機前的快速發展期進入深度轉型調整期。另一方面，從內部環境看，增長速度進入換擋期，結構調整面臨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疊加是當前中國經濟的階段性特徵，是中國經濟在以後很長一段時期都要面臨的「新常態」。
因此，我們必須對中國經濟減速須有全面認識。對於當前中國宏觀經濟下行不必過於驚慌。一是縱向比較而言，與2008-2009年相比，本輪下行周期的幅度和速度都相對緩和。2008年雷曼倒閉後，全球經濟金融形勢劇烈動盪，我國經濟增長出現急速下行，GDP季度環比折年率從2008年二季度的10.3%急速下滑到當年四季度的4.0%。而本輪下行速度則相對緩和、幅度相對較小，盡管今年一季度7.4%的增速是2010年以來的低點，但並未及上一輪下降幅度之大。
二是橫向比較而言，經濟增速放緩也處可承受范圍之內。宏觀經濟形勢如何還要在觀察一段時期，看三季度經濟形勢的變化，如果形勢出現惡化再調整不遲。現在不宜大幅調整政策，如果政策有大的調整會加劇市場對形勢惡化的預期，政策穩定才能穩定預期。當前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主要是機遇自身的歷史比較。相比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年均幾乎兩位數的增長，中國當前增長速度當然是放緩了，但是放在全球橫向比較來看，中國經濟減速幅度明顯小於其他新興經濟體。以印度為例，2010年印度增長速度為10.1%，2011降至7.0%，2012年為5.3%，2013年降至4.9%，下滑幅度遠超中國。另外，從出口導向型國家來看，韓國、新加坡、中國台灣都在下滑。中國7%的「新常態」並不取決於外部參照物，而是經濟增長規律使然，是內部結構調整使然。相比過去8%以上甚至更高的有「水分」的增長速度，7%左右的增長更加註重質量，更加適合中國中等收入國家的發展水平，這與以往的增速在性質上是不同的。
第三，從就業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來看，由於我國就業彈性系數增加，我國經濟承受失衡的能力正在增強，可以承受稍微低一些的增長速度。比如2010年經濟增速為10.8%，新增就業崗位是1068萬人。到了2011年，經濟增速放緩至9.2%，就業崗位反而新增到1221萬。2012年經濟更是達到改革開放以來除去特殊時期（1989年、1998年等）以來的最低值，只有7.8%，但是新增就業人數達到歷史最高峰，為1266萬。這一數字，甚至比十多年來經濟最高速的2007年（增速14.6%）所增加的1204萬就業崗位還多。今年以來GDP增速進一步放緩，但就業狀況並未因此而惡化。
當前，中國經濟增速下行是調結構過程中必然要經歷的陣痛，這種經濟下行是良性的，是經濟增長規律使然，是內部結構調整使然，對此我們不必過於驚慌，重新界定增長預期，而應提高經濟增速放緩的承受能力，把精力更多的放在進一步深化改革和經濟結構調整方面，進而真正讓經濟提質增效。
因此，政策和改革的著力點就要實現由「需求管理」向「供給管理」轉變，通過「供給管理」加強經濟社會中的薄弱環節，也就增加了宏觀經濟中的有效供給，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制度改進，通過技術創新、人力資本積累以及勞動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來化解增長下行壓力和結構失衡的矛盾，同時包括利率市場化、打破價格壟斷定價，改變國民財富分配在內的一系列要素價格的市場化改革一定要有序推進，只有這種增長才是可持續的，健康的，而這也是新常態下的新思維和新出路。（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研究員 張茉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