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如何相互影響

A. 三者相互影響.文化與經濟，政治之間是怎樣相互

經濟是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文化是政治和經濟的反映。
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政治經濟所決定，又反作用於一定的政治經濟。
經濟在政治文化中起決定性作用。
文化與政治經濟相互影響，相互交融:
①科學技術的進步越來越重要。
②提高勞動者素質越來越重要。
③文化在現代經濟的總體格局中作用越來越突出。
④反文化霸權主義成為當代國際政治的重要內容。
⑤參與政治生活，需要提高文化素養。

B. 在蘇美爾和阿卡得，城市國家的政治和經濟是如何相互影響的

在蘇美爾和阿卡得，土地被分成了十五個或二十個城市國家，每一個城市國家，在政治上，都是自主的，但大家卻又都享有一個共同的物質文化、一個共同的宗教和一種共同的語言，而在經濟上，大家也相互依賴得很厲害。

C. 政治和經濟之間是什麼關系

政治隸屬於上層建築，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對經濟有反作用。也就是政治決策對經濟是有反作用的。政治決策如果有利於經濟發展，就會使經濟發展快速，反之就會阻礙經濟的發展。

D. 政治與經濟的關系

政治與經濟是密切聯系著的，兩者是辯證統一的

1。經濟決定政治（政治植根於經濟）
任何社會的政治，就其性質而言，都是由該社會的經濟關系和經濟制度決定的。
特定階級或社會集團的政治活動，歸根結底是為了維護自身的經濟利益，經濟利益的根本對立必然集中表現為政治斗爭。
2。政治對經濟又巨大的反作用（政治與經濟相比不能不佔首位），指導影響或制約經濟的發展
有了正確的政治領導，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方針政策，經濟建設才能取得成功。
正確的組織領導歸根結底要表現在生產力發展上，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上。

E. 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辯證關系

①相互影響（經濟、政治和文化是社會生活的三個領域）

Ⅰ經濟是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文化是經濟和政治的反映。

Ⅱ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經濟、政治所決定。

Ⅲ一定的文化反作用於一定的經濟、政治，給予政治經濟以重大的影響。

②相互交融

Ⅰ文化經濟相互交融（科學是第一生產力，文化生產力在現代經濟的總體格局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

Ⅱ文化與政治相互交融。

(5)政治經濟如何相互影響擴展閱讀：

政治的本質：就是規范化的社會管理。

這種「規范化」的社會管理主要包括：規范化的社會管理人員的評價與選拔；規范化的社會管理機構及其管理職能的設置；規范化的社會管理程序的制訂；規范化的社會管理行為的約束；規范化的自然資源配置；規范化的利益分配法則等。

政治是經過「規范化」處理以後的社會管理，之所以要對社會管理進行「規范化」，主要是因為規范化的社會管理往往具有科學而合理的管理程序、公開而透明的管理內容、清晰明確的管理主體與被管理主體、穩定而持久的管理方式。

經濟是規范化的社會交往，通常情況下經濟占據社會交往的主流部分；政治是規范化的社會管理，通常情況下政治占據社會管理的主流部分。由於社會管理的本質就是「關於社會交往的規則體系」，因此，政治的本質也可近似地表述為「關於經濟的規則體系」。

F. 國家經濟與政治之間的關系

經濟、政治、文化之間的關系：
經濟是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文化是經濟和政治的反映。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經濟、政治所決定。
（1）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
政治屬於上層建築，它根源於經濟，由經濟基礎決定，並對經濟基礎具有反作用，任何階級或社會集團的政治活動，歸根結底是為了實現和維護本階級或本集團的根本經濟利益。
例如，我國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經濟基礎，決定了我國政治制度的本質是人民當家作主，而我國的各項政治制度歸根結底是為實現和維護廣大人民的根本經濟利益服務的。政治關系隨著經濟關系的變化而變化。例如，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政治體制改革也正不斷走向深入，社會政治關系也正經歷著深刻的變革和調整。
◇小辭典：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
人類社會有三個基本層次：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經濟基礎是社會生產關系的總和，即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各種不同的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及其相互關系、產品分配方式三個方面的總和。經濟基礎和生產關系是兩個術語、同一內容，相對於生產力而言叫生產關系，相對於上層建築而言，叫經濟基礎。
上層建築是與經濟基礎相對應的范疇，指社會的政治、法律、文藝、道德、宗教、哲學等意識形態以及與這些意識形態相適應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設施的總和。上層建築包括政治上層建築和觀念上層建築兩部分。政治上層建築亦稱實體性上層建築，指政治法律制度以及軍隊、警察、法院、監獄、政府機關等設施，以及與之相適應的一套組織。觀念上層建築又稱思想上層建築，包括政治、法律、文藝、道德、宗教、哲學等各種服務於統治階級的思想體系。在上層建築各種因素中，政治居於主導地位；在階級社會里，國家政權和領導國家政權的政黨是上層建築的主要組成部分。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政治）。
第一，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產生和上層建築的性質。經濟基礎是上層建築的物質根源．上層建築是適應經濟基礎的需要而產生的．一定的上層建築．是一定的經濟基礎的反映和表現．經濟基礎的性質決定上層建築的性質（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有什麼樣的經濟基礎就必然有什麼樣的上層建築與之適應。

G. 政治、軍事、經濟三者之間有什麼聯系

經濟、政治和軍事是密切聯系著的，三者之間相互依存，而又辯證統一。

1、經濟決定政治，政治植根於經濟。任何社會的政治，就其性質而言，都是由該社會的經濟關系和經濟制度決定的。

特定階級或社會集團的政治活動，歸根結底是為了維護自身的經濟利益，經濟利益的根本對立必然集中表現為政治斗爭。

2、政治決定軍事，軍事是為政治服務的，反過來會影響政治，有時甚至超越政治，而決定政治。軍事和政治本身是謀求經濟利益的一種手段，經濟才最終決定二者。

(7)政治經濟如何相互影響擴展閱讀：

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看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經濟是基礎，政治、文化屬於上層建築，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影響經濟基礎。

既經濟決定政治和文化，政治和文化反作用於經濟，軍事是政治的一種延續，是特殊的政治。

一切的軍事都是服務於政治，軍事的發展能夠推動或者毀壞經濟的發展，同時經濟的發展能夠給軍事發展帶來最堅實的基礎，軍事是依附於經濟基礎之上的。

經濟決定政治，政治影響軍事，同時反作用與經濟、文化的發展，從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上看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政治制度都是社會存在，文化則是社會意識。

所以一定的經濟、政治決定文化,文化又反過來影響經濟、政治。

H. 政治與經濟的關系

在任何一個社會，發展是其政治和經濟領域發生總體變化的復雜而漫長的過程，而且兩者之間是一種互動的關系，亦即政治領域的變化會影響經濟領域的變化，反之亦然。官僚威權主義和「軟威權主義」可以被看作是威權主義的不同形式。威權主義是介乎於民主政治和極權政治之間的一種過渡性政治形態。它從不放棄民主，而是想方設法地限制民主的發展。[10] 無論是官僚威權主義，還是「軟威權主義」，都提出了這樣幾個問題:政治與經濟兩者之間究竟是什麼關系？什麼樣的政治制度最適合於經濟發展？政治發展如何反作用於經濟發展？

對於這些問題，無論是政治家還是學者，似乎都有不同的看法。一種看法認為，只有在政治民主取得進步的國家，[11] 才能更快地推動經濟發展。換言之，政治上實行專制的國家是難以實現經濟的穩步增長的，因為這樣的政府不能提高政府的聲望，因而不利於保護私人財產，也無法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例如，格迪斯認為，由於民主政權能更好地贏得公眾對改革的支持，民主政權同樣能順利地開展經濟改革，也能加快經濟發展。亨廷頓認為，阻礙經濟發展的障礙就是阻礙民主的障礙。[12] 而利普塞特則從另一角度指出，「民主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這意味著:國家愈富裕，它保持民主的機會就愈多。」[13] 與上述論點不同的是，也有人認為，威權主義政權有利於經濟發展。例如，薩克斯指出，與民主政權相比，威權主義政權在推動經濟改革方面更為成功，因為威權主義領導人不必擔心自己是否會在選舉中失去選民的支持，盡管有些選民受到了改革的消極影響的打擊，如失業和收入水平降低。[14] 庫爾斯認為，威權主義政權在推行各種政策時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因而不會受到各種利益集團的「掣肘」。政治上專制的政府能壓制工會活動和降低工資水平，甚至還能控制消費者的需求，因而能促進投資和推動經濟的增長，盡管這些措施很不得人心。與此相反，民主政府為了最大限度地延長在位時間，常常千方百計地滿足選民提出的各種要求，其中包括經濟上的要求，如增加政府開支和擴大消費，等等。其結果是，國內資本積累受到很大影響，經濟的快速增長也就難以成為現實。 [15]

庫爾斯還從更深的層面上分析了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他認為，歐美國家的經濟發展大致上經歷了三個階段:（1）生產簡單的非耐用消費品；（2）生產資本貨；（3）生產耐用消費品。在第一階段，一些歐洲國家建立了議會制，第二階段則出現了法西斯專政的德國和義大利，但在第三階段又重新出現了十分穩定的議會民主制國家。[16] 這似乎說明，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的軌跡並非完全一致，而是呈階段性的反復。然而，當經濟發展達到一定程度後，政治民主的到來就是一種必然的趨勢了。 [17] 阿爾蒙德則認為，政治經濟的增長、發展、現代化和進步，不論如何稱呼，都包含著由4個因素支配的積極和向前發展的運動。這4個因素是2個P和2個W。2個 P是政治變數，即政府的能力或權力 (power) 以及人民的參政 (participation) 或民主化，2個W是經濟變數，即財富（wealth）和福利（welfare）。能否使上述4個變數都得到同等速度的進步？能否同時增強政府的能力和權力，同時提高人民的參政程度，同時加快經濟發展，同時改善福利？阿爾蒙德的回答是否定的。[18]

五六十年代頗為流行的現代化理論更為明確地指出，經濟增長與民主制度的鞏固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因為美國和英國等發達國家都是政局穩定的民主國家。但從歷史上看，除英國以外的其他西歐國家和日本的工業化則基本上都是在專制政權下進行的。[19]

四、威權主義的作用與副作用

必須指出的是，巴西、智利和韓國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固然在政治民主停滯不前的一段時期內取得了經濟高速增長的佳績。然而，同樣不容否認，許多缺乏政治民主的第三世界國家，卻從來沒有取得經濟奇跡。可見，經濟能否取得高速增長，政治民主程度不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至少可以這樣說:威權主義與經濟發展之間的正關系並非永遠存在，它僅僅適合於從農業社會向工業化社會轉變過程中的一個過渡時期。換言之，影響經濟發展的不僅僅是政治因素（如政權的形式和民主的多寡），而且還有其他一系列重要的變數，如政府的經濟政策和外部機遇，等等。不過，拉美和東亞的發展進程似乎也表明，每一種發展模式（至少是某一特定時期的發展模式），都有相應的政治制度與之匹配。如果這種政治制度有助於經濟發展，那麼它就應該被視為是合理的。此其一。其二，政治體制（或政權形式）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取決於包括這個國家的發展水平和歷史因素在內的特定條件和具體情況。

但是，威權主義政府確實能在一定的時期內、在一定的條件下，利用手中的權力人為地創造出經濟發展所必需的秩序和穩定，盡管這種統治也使各種矛盾不斷積累。因此，從表面上看，社會是穩定的，但這種穩定是脆弱的。換言之，威權主義的高壓統治並非能永遠消除各種不安定因素，相反，它甚至會製造出一些不安定因素。事實上，韓國在二十多年的威權主義政府統治下，勞工運動和民主運動並沒有停止，有時甚至使整個社會非常動盪不安。「光州民眾抗爭」就是一個例證。這一悲劇最初從光州大學生反對戒嚴和停課令開始，後來發展到工人、市民、公司職員、店員等民眾與軍方展開激烈的武力沖突。據戒嚴司令部的統計，在沖突中共有163人死亡，其中包括軍人15人。[20]

此外，威權主義政治容易使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系變質，產生嚴重的腐敗。90年代後期曝光的韓國一些財閥企業的丑聞，充分說明了這一點。總之，政治與經濟兩者之間的關系這一問題的核心，一是如何認識政府的權威性，二是如何維系政治穩定，為經濟建設創造必要的條件。

早在1955年，劉易斯就指出，「軟弱的政府不能維持自己境內的秩序。」[21]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季刊《金融與發展》的高級編輯在采訪約翰·加爾布雷思時曾問道:「你認為民主對發展和經濟增長是至關重要的嗎？」加爾布雷思所作的回答似乎是耐人尋味的:「從信仰的角度講，我支持民主政府，但我同時也意識到，民主政府可能會成為軟弱政府或者是無政府的幌子。我們不得不透過民主來看一下治國能力的問題。」[22] 如果政府的政策調整因遭到一些利益集團的反對而無法付諸實施時，政府採用一些強硬的手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朴永澤也認為，「如果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韓國的決策者是無法實施那些困難的經濟政策的（如降低工資水平）。確實，如果韓國政府建立的是一個非干預的、自由的經濟體制，在這個體制中由價格決定市場的供求和由市場配置資源，那麼，很難相信韓國會取得其經濟上成功，也不會實現經濟調整。」[23] 他還認為，韓國的一個特點是它的政府具有「集權」的性質（the centralized nature）。韓國政府用一種在西方民主制度下難以行得通的方式來保持政治、社會的穩定和推行其政策調整。它使勞工組織軟弱無力，從而使工資處於低下的水平。60年代，政府儲蓄和外部儲蓄（兩者均由政府決定）每年為國內投資提供了60％的資金。在70年代，政府直接或間接地控制了國民經濟中幾乎三分之二的投資資金。除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以外，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能支配如此多的可用於投資的資金。此外，政府還對金融部門的信貸分配實行管制。當然，從理論上說，政府決定資源的配置並非總是高效率的。但韓國政府在動員內部和外部資金、並將這些資金用來支持經濟的高速增長方面，卻是成功的。[24]

與政府權威性有關的一個問題是如何認識「發展型政府」? 發展型政府的特點是:它對未來的經濟增長有一種前後一致的構想，以發展為首要目標，具有強有力的民族主義傾向，擁有足夠的相對獨立性，不受利益集團的影響或有能力調和各個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沖突，從而達到促進社會整合的目的。因此，它的合法性在於有能力加快資本積累和促進國民經濟持續發展。[25] 約翰遜為「發展型政府」總結的特點是:（1）經濟發展是政府追求的首要目標，有時甚至是為了達到這一目標而不惜一切代價。（2）崇尚私人財產和市場規則。但政府的決策者常常為了加快發展而制定帶有干預性的產業政策。（3）在政府的決策過程中，通常有一發揮著重要作用的部門。該部門的大多數工作人員具有較為豐富的專業知識，而且工作效率高。[26]

許多學者認為，許多東亞國家（地區）的政府是典型的「發展型政府」。這些政府與傳統的中央集權制政府有所不同。實踐證明，發展型政府創造了遠遠高於早期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發展速度，確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經濟「奇跡」。

與發展型政府類似的另一個概念是所謂「強政府」（strong state）和「軟政府」（weak state）。一般而言，「強政府」具有以下特點:高層領導人通常採用專制的統治手段，將工業化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並在制定經濟計劃和實施經濟政策等方面向技術專家授予較多的權力。而技術專家則有能力使私人部門和國內各地區的壓力屈從於國家的長期發展規劃，也能使政府的科層（bureaucracy）變成一個守紀律、高效和可靠的工具。[27] 簡而言之，能夠在不同利益集團的呼聲中制定並實施有利於全社會長期發展計劃的政府，就是「強政府「。[28] 毫無疑問，缺乏上述特點的政府則是「軟政府」。按照繆爾達爾的定義，「軟政府」既無行政管理能力，又無實施發展政策的政治意願。[29] 瓊斯等人認為，韓國之所以能獲得經濟「起飛」，主要是因為韓國實現了從李承晚的「軟政府」向朴正熙的「強政府」轉變的過渡。[30]

I. 世界政治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經濟是政治的基礎、經濟決定政治的作用。
經濟因素對世界政治的作用方式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經濟利益制約著世界各國對外政策的抉擇。由於經濟利益在國家利益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以及經濟發展對國家綜合國力提高的巨大影響，各國對外政策的取捨抉擇在很大程度上受經濟利益的制約，並為實現經濟利益服務。在當今以主權國家為主體的國際社會中，國家對外行為的動因具有十分鮮明的經濟色彩。國家對外政策的首要目標是保障其經濟利益的實現。冷戰結束之後，隨著軍事因素在全球政治中地位的下降，經濟因素更是被提到了首要地位，各國之間的競爭也主要集中在世界經濟領域里爭奪優勢地位。
第二，不同國家間經濟利益的矛盾和差異成為世界性政治對抗和沖突的基本根源。主權國家由於統治階級的性質和社會制度的不同，以及經濟發展水平和歷史文化的差異，各國間的經濟利益總是相互獨立的，並呈現出多樣性的特點。無限制地追求一國的經濟利益，勢必損害其他國家的經濟利益。國家之間經濟利益矛盾的加深，必然擴大國家利益的沖突，因此，經濟的沖突對國家之間的政治關系將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有可能使國家間的政治合作出現裂痕，並導致政治沖突的發生。縱觀今日之世界，各種政治軍事沖突與對抗的背後，都可以找到經濟利益上矛盾和沖突的原因。
第三，國家間的經濟關系具有強烈的政治性，這是當代國際關系的突出特徵。由於經濟利益在國家利益中的重要性，因此在國際政治中，一些經濟大國經常利用經濟手段來影響對象國對外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使之朝著有利於自己的方向建立某種政治關系。國際經濟關系中的經濟援助和經濟制裁等手段經常交替使用，以利相誘，以害相逼，迫使對象國納入自己的勢力范圍，並削弱對手的影響。經濟手段的經常利用，使得世界政治關系變得更加復雜了，它構成了當今國際關系的主要內容，同時也反映了世界政治的現實。
2．世界政治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並能夠反作用於世界經濟
世界政治體系是在世界經濟體系的基礎上形成的，它一經形成就對國際社會的經濟關系以重大的影響。例如，戰後的世界經濟體系中出現的兩種彼此隔絕的不同經濟體系類型，即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各自獨立的經濟體系和兩個平行的經濟市場，就是東西方政治對立的產物。國際關系的實踐表明：國家間政治上的相互依賴對經濟上的相互依存無疑佔有首要的地位。和其他因素相比，政治因素無論是在空間上，還是在時間上，對經濟關系都具有更為直接、更為重要的影響。
政治因素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方式表現在：
(1)世界各國的對外經濟活動是整個國家對外政治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實現國家對外政治目標的手段。國家在世界范圍內的利益是通過自己確定的政治目標和實現這些目標的手段來體現的。無論這些手段是怎樣的，它們永遠是為了實現國家的政治目標服務的。冷戰時期，國家之間的貿易、金融、投資以及對外經濟援助等都服務於國際政治中兩極對抗的現實。美國等西方國家或利用貸款、投資以及提供商品等經濟援助手段，或利用經濟封鎖、貿易禁運、技術限制等經濟制裁措施，來達到擴大自己的勢力范圍、限制對手發展的政治目的。一些其他國家為了安全利益和維護政治經濟獨立的根本利益，在一定的時期內可能縮小對外經濟聯系，甚至在國際貿易中忍受明顯的損失。這就表明了政治利益和政治目標對國家對外經濟政策和對外經濟行為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冷戰結束後，兩極格局瓦解，經濟因素在國家決策中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但這並未改變各國對外經濟服務於政治目標的性質與職能，只不過是經濟手段在實現國際政治目標和國家利益時變的更為重要和更加有效了。
(2)意識形態因素對國家間經濟關系的制約作用。國際關系中的意識形態因素，主要是指國際社會中一定階級和政治集團利益的政治理論或政治價值觀念。因此，它本質上也屬於政治因素的范疇。冷戰期間，東西方國家之間的政治經濟對抗都具有十分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80年代之後，隨著世界各國相互依存關系的加深，全球性問題的增多，國際關系中出現了非意識形態化的趨勢和潮流。這種潮流反映了世界各國人民反對將意識形態作為國家之間建立和發展正常關系、進行經濟文化往來的先決條件的主觀願望。但是，只要意識形態的性質和功能沒有徹底改變，它在國際關系的現實中就仍然會對國家間的經濟關系產生制約作用。
(3)軍事因素對國家間經濟關系的影響。軍事因素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因素。一國軍事力量的發展是建立在工業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之上，並以經濟實力為後盾的。與之同時，軍事因素本身對經濟發展和經濟關系也具有反作用。國家間的軍事合作與對抗對經濟關系的發展既有促進作用，也有阻礙作用。在兩極格局下，隨著兩大集團軍事對抗的不斷升級和軍備競賽的加劇，一方面，國家內部的軍事工業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國內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由於軍事對抗使得戰爭的威脅增大，各國都將發展軍事力量作為維護自己國家利益的重要內容。因此，對軍火的需求也日益擴大，國家間的軍火貿易得到極大的發展。同時，軍事對抗關系的發展乃至軍事沖突和戰爭，對國家的經濟發展和世界經濟還表現出消極的破壞作用。軍火工業對經濟的刺激只是一種暫時的、畸形的振奮和促進，它對國民經濟與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長遠利益卻造成了嚴重的危害。冷戰期間，蘇聯為了在與美國進行的軍備競賽中獲勝，將國民生產總值的大約20%用於發展國防工業和軍費開支，嚴重阻礙了本國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最終使國民經濟的基礎受到了破壞。

J. 經濟革命和政治革命之間是如何相互影響的

以社會主義革命為例。經濟革命和政治革命都是社會主義革命所包含的兩個方面內容，二者密切聯系，相互作用，牽一發而動全身。是一個統一的不可單獨分割的整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