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轉型期如何改變

㈠ 如何推動我國經濟轉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簡單的理解深化改革，改革的方式是經濟結構調整、經濟轉型和經濟增長的動力。以傳統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為例，粗放型意味著注重數量和規模，換言之就是質量和效益發展水平不夠。在新形勢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2015年國內生產總值破七，說明經濟增長由高速向中高速增長轉變，也叫增速換擋，潛在語境就是中國更經濟增長遇到了挑戰。），傳統粗放型發展模式由於低端和缺乏競爭力，所以要轉變經濟結構，變以要素和資源為核心為注重創新和效益為核心。在這個基礎上就要調整業務結構和管理結構，重塑新時代「投資、消費和外貿」促進經濟發展的內涵。也意味著新常態下，壓力大於挑戰，所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速度是要快的，要迎難而上的。

㈡ 經濟轉型時期地方政府職能如何轉變，怎樣

經濟轉型期地方政府職能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要完成上級政府的委託職能,另一方面要處理好自身許可權范圍內的社會公共事務。打造有限型、服務型、高效型政府,科學合理劃分職責許可權,有助於處理好政府、市場和社會的關系,緩解地方政府職能轉變中的難點和矛盾。

㈢ 中國經濟轉型如何實現華麗轉身

目前，國內經濟要繼續調結構使之均衡發展，利用氣候變化契機降能耗實現可持續發展抓住人民幣國際化機遇，推進金融創新使中國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是目前中國經濟轉型實現華麗轉身的三個重要方面，這三個方面不能偏頗，缺一不可。
PS：但經濟華麗轉身如同讓一個慣性前沖的車突然調頭，並不容易。調結構、降能耗，都不可避免要對經濟體做一些減法，而還要兼顧目前就業問題、消費能力問題。這些衍生問題對經濟都會產生新的影響，處理經濟問題和大禹治水的道理一樣，堵還是疏，應綜合權衡決策。

㈣ 經濟轉型期如何推進金融體系改革

經濟轉型期如何推進金融體系改革
5月29日，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在2016金融街論壇上表示，我國金融業改革的著力點是構建現代金融體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金融改革的體制性目標是建立有效發揮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當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現代金融體系。目前，國務院已決定由人民銀行等十部委共同編制國家金融「十三五」專項規劃，即「十三五」現代金融體系規劃。當前經濟轉型關鍵時期，如何推進金融體系改革，探索謀劃現代金融體系建設新路徑，一時間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對此，國研網專訪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陳道富。
國研網：當前，我國在一系列政策推動以及內外部經濟因素影響下，經濟正平穩轉型到新常態，在這個轉型的過程中，我國金融體系面臨哪些困難與挑戰？
陳道富：我國當前正處於深刻的經濟轉型期。經濟轉型至少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與國際經濟的高度融合引起世界經濟格局的調整；二是經濟增長從高要素投入轉向尋求經濟效率；三是開始平衡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原有的金融體系大體上是適應原有經濟結構和經濟增長模式的，當經濟轉型時就會出現各種金融困境，這也是金融需要轉型的信號。
一、「三元悖論」與「中心外圍」結構制約中國的貨幣政策
隨著中國與世界經濟的融合，金融的跨境融合就給原來相對獨立的金融體系帶來沖擊，集中表現為所謂的「三元悖論」和「中心外圍」結構。
「三元悖論」揭示了一個經濟體不同同時實現匯率、利率及資本管制三個目標。「三元悖論」成立是建立在無套利均衡基礎上的。如果將匯率看作貨幣對外價值，利率看作貨幣的對內價值，資本自由流動則意味著國內外形成一個統一市場，則三元悖論本質上是一價定律在貨幣領域的體現，即一種商品在一個市場只能有一個價格。要想破壞一價定律，則只需破壞該定律成立的前提條件即可，如一個市場、同質商品、無套利成本等。因此，在不同制度和市場結構下，可以有多種方式達到市場均衡。「三元悖論」僅揭示瞬間無套利均衡要求，無法判斷哪個組合的均衡結構更好。
中國當前正在尋找「三元悖論」所揭示的匯率波動、資本管制和貨幣政策獨立性三者之間的平衡點。隨著中國與世界經濟的融合，資本賬戶逐步開放，跨境資金流動日益頻繁、規模巨大。2009年以來，我國國際收支的錯誤遺漏方向開始從凈流入，轉為凈流出，截至2015年底累計凈流出5939億美元。非儲備性質的金融賬戶從2014年二季度開始出現凈流出，截至2015年底累計凈流出5600億美元。人民幣名義和實際有效匯率近些年出現較大幅度升值，2011年4月以來，分別升值了27.6%和30%。其中，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波動幅度逐步加大。跨境資金流動規模和頻率的增大，在有限的匯率波動幅度內，給國內的貨幣政策獨立性帶來了較大的挑戰。央行的外匯占款和外匯儲備分別與2014年的5月和6月達到歷史高點，截至2016年1月和2月，分別減少了30906億元人民幣和7908.92億美元。我國的基礎貨幣余額2015年3月達到歷史高點後開始下降，截至2015年底已累計減少2萬億元人民幣。
中國的金融體系與世界金融體系的融合，不僅受套利均衡的「三元悖論」約束，還接受了金融資源的世界再配置。從全球動態均衡來看，二戰後全世界金融體系存在明顯的「中心外圍」的美元周期結構。這與是否採取浮動匯率沒有太直接關系。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世界採取基於美元與黃金掛鉤的固定匯率體系，美元波動牽動全球資金流動。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進入了以浮動為主的匯率體系，但仍呈現明顯的美元周期。美國的利率和匯率調整，引導著全球資金的流動。隨著資本賬戶的逐步開放，中國也成為世界美元周期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周期與美國並不完全相同，近些年甚至出現較為明顯的分化，但仍深受美元周期。
二、金融與實體經濟的割裂
金融是為實體經濟服務的，但中國近些年金融的發展一定程度上脫離了實體經濟發展需要。一方面貨幣大量投放，各類金融創新活躍，發展迅速，另一方面企業面臨融資難融資貴問題，除了承擔大量經營風險，還不得不管理並承擔大量金融風險。企業不是不得不應對流動性風險（資金使用的期限，與金融體系真正提供的資金期限不匹配，不得不從事期限匹配的流動性管理），甚至捲入金融操作（杠桿率不斷提高，通過委託貸款等方式，為其他企業提供資金支持，乃至進入國外被歸入金融業的房地產業和地下金融行業）。此外，通脹預期和資產泡沫的陰霾始終無法消除。
貨幣凝聚著人類的普遍信任。在經濟階段轉換期，特別是經濟增長模式和動力的轉換期，在原有的增長點和增長模式下出現產能過剩，競爭過於激烈，盈利狀況惡化，難以凝聚社會普遍信任。但是新的經濟增長點並沒有經過社會實踐的充分檢驗，沒有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可，規模還較小。這樣以商業盈利模式為基礎的社會信任大幅下降，社會普遍信任轉向以物和政府信用為主，表現為房地產和政府信用（含隱性擔保）的過度膨脹。
貨幣藉助資產實現擴張或收縮，支持貨幣擴張的資產價值的來源不同，貨幣擴張對實體經濟具有不同效果。
當實體資產屬於新的商業創造(包括新項目、原有項目的擴大、改建等)，貨幣因此而擴張會帶來實體經濟的真實擴張，從而引起對現有實體資源的爭奪，引發實物資源的相對價格和絕對價格水平的調整。如固定資產投資增加。當這些投資機會被證明確實具有穩定回報，貨幣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就能實現良性循環。但當投資機會並不具有穩定回報，成為不良資產，貨幣金融體系則需要通過不良資產退出實現貨幣收縮來及時承認錯誤。如果不良資產不能及時退出，則在經濟體中保留了多餘的貨幣創造，產生虛假繁榮的貨幣基礎。
當實體經濟屬於現有的存量資產，只是實現了證券化進入金融領域（貨幣的深化）。這種類型的貨幣擴張不再對實物資源產生增量需求，只是產生金融領域的資產供給。如農村經濟（自給自足經濟）的貨幣化，貨幣的國際化及各類資產的證券化等。貨幣深化並不會帶來對現有資源的增量爭奪，只是貨幣金融體系的邊界擴大。
當資產價值增加來源於現有金融資產的價值重估（利率或者風險偏好變化，那麼並不產生金融領域的資產供給，只是實現金融資產的再配置。如我國上一輪股市繁榮期，大量上市公司將非上市公司裝入上市公司，以獲取兩者之間的價差，等等。當價值評估重估以合理定價機制為基礎時，這是利用金融體系利用其價值評估體系以較低成本提高資源優化配置效率的過程，是廣義的套利和資源整合過程。但當價值評估的定價機制不合理，存在非理性因素主導，或者存在內幕交易、市場操縱時，不再是套利和資源整合，而是價值的再分配和欺詐掠奪。
當經濟處於轉型期是，經濟體中的投資機會匱乏，貨幣擴張越來越多的由存量投資機會證券化和價值重估實現時，貨幣的大量投放並不能帶來實物資源價格的上漲，而會表現為資產價格的上漲。
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通貨膨脹相對穩定，但不斷出現資產泡沫。投資者普遍面臨「資產荒」難題，不斷尋找價值窪地，提高風險偏好。從微觀企業來看，美日歐等發達國家的企業盈利狀況較好，但由於缺乏新的投資機會，上市公司保留較大比例的現金。我國近期更是出現上市公司的盈利不高，但股票價格較高。當房地產價格上漲與貨幣投放相互實現時，市場參與者陷入了囚徒困境：雖然不看好房地產內在價值，但由於房地產價格上漲會顯著損害貨幣持有者的購買力，不得不參與房地產的追逐。
三、金融運行與金融管理的割裂
微觀金融機構從業務發展出發，順應實體經濟轉型的需要已進行了大量創新。從實踐看，近些年隨著我國金融放鬆管制，金融跨業和跨界融合日趨豐富，傳統金融領域外出現了大量創新。受制於本身的缺陷和政府經濟社會管理框架的制約，金融管理無法有效回應金融發展。
在相當長時期內，我國金融體系事實上承擔著除資源優化配置外的宏觀調控、產業政策的功能，「窗口指導」、「行業目錄」廣泛存在。我國政府（中央和地方、一行三會、監管部門和行業協會、投資者保護機構）在金融領域的職責和管理架構，特別是政府和不同市場主體在風險管理和風險承擔方面的界線並不清晰。政府在金融領域中，所有者、監管者、行業促進者、經營者的職責交錯，甚者承擔了部分社會安全網的職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權責（險）利並不能基本匹配，大量的金融風險最終轉化為財政風險和貨幣風險。
事實上，我國有必要將監管部門應從微觀金融風險中解放出來，更多關注行業風險和系統性風險。加強一行三會、中央和地方在監管方面的分工合作。強化政府在平衡市場力量（消費者、投資者保護；反壟斷和不正當競爭方面,尤其是防止部分金融機構將某個領域的市場影響力不合理地滲透到其它市場）的職責。需要發揮行業協會在促進行業發展中的作用。充分發揮市場服務機構的作用，推動服務中介的去行政化進程。金融機構應在風險管理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性並因此承擔相應的風險損失，獲取必要的風險收益。
國研網：「十三五」時期，金融改革將面臨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效率和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兩大任務。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列為2016年五大結構性改革任務之一。當前存在哪些金融風險？
陳道富：隨著經濟增速持續放緩和經濟金融轉型的不斷深入，過去多年積累的體制機制矛盾讓我國進入了金融風險集中暴露期。個人認為金融風險可以分為三種類型：
第一類風險是中國經濟階段性轉換和經濟下行伴隨的風險。2015年，中國經濟增長為6.9%，今年的增長目標為6.5%~7%。隨著經濟下行和世界經濟環境的惡化，一些企業會破產退出，同時更多風險也會暴露。這一類風險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無法避免，必須要面對的。
第二類風險是「三期疊加」之前的一些政策所導致的負面效果新的階段表達而產生的風險。
第三類風險是金融改革本身的風險。金融改革是中國進行的巨大探索，無論是利率、匯率市場化還是資本賬戶開放或者國內的政策調整，本身都是風險和收益並存的過程。越是偉大的改革轉型，越是要踏足未知領域，對未知的探索是金融領域企業家精神的體現，是可能帶來巨大收益的。中國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決心「去產能、去庫存和去杠桿」，這是主動暴露並解決問題的過程，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定的金融風險。從投資的角度看，承擔資產風險也是獲取金融收益的主要途徑。因此，金融風險是破舊立新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是「危」和「機」並存，需要在實踐中實現「轉危為機」。
國研網：在當前經濟轉型大背景下，您認為金融體系的轉型應該如何推進？
陳道富：目前，我們看到金融體系非常火熱，看到互聯網金融，看到體制外的體系，看到非常火熱的金融，所有人都在從事金融業，都在做金融業務。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實體經濟融資難等等一些問題依然沒有解決。所以，我們需要尋找實體經濟真正響應的方面，大致有三個方面：
第一，金融體系放在更廣的范圍內，放在經濟系統、社會系統里，它的命題是經濟發展階段提出的命題，這個命題就是所謂的新常態或者三期疊加，所以首先要服務於新常態，尤其是轉軌過程。轉軌過程對金融體系來說，它的價值發現功能，重新創造價值功能，給金融體系提出了很強烈的要求。
第二，金融體系本身，整個世界的金融體系都不是穩定的系統，怎麼實現它的優化配置？如果是一個穩定的系統，它是缺乏流動的系統。大家看到的亂，看到的不協調，一方面是發出了信號，在制度上有缺陷、有限制。另一方面，其實反映的是中國金融體系成長、突破過程中的煩惱。金融體系必須要面對他的亂，面對他的不穩，只有真正去面對自己金融體系不穩的根源，才能解決他。所以這個過程，中國需要充滿活力、總體穩健的金融體系，這又是矛盾又是統一的過程。微觀上需要活力，需要尋找經濟的增長點，需要尋找市場機會，需要套利，需要破。在宏觀上穩定的系統，一定是權、責、利一致的，中國現在很多問題都是制度設計上在破壞權、責、利，有一些是無意識的破壞了權、責、利，因此，宏觀上就要進行對應，所以這是第二個層面，把金融體系變成一個有活力的、穩健的體系，這個過程中需要打破金融體系之間不合理的流動性障礙，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更加開放的系統，所以我們要從市場生發出來，更加市場化，更加開放的系統，需要開放、活力、穩健的系統。
第三，對金融體系來說它不是一張白紙，金融改革會在第三個層面產生問題，中國的金融體系是金融的轉型。它最終的目標來源於實體經濟，但是它又不是一張白紙，它是在一定的經濟和社會環境下進行的金融改革，是在原有的金融體系裡進行的金融變革，所以它只能是一種成長。這種變革的深度取決於處在哪個層面上，在枝節上的改革、改良，這些年的金融改革中已經做了很多了，就是大家講的很多物理層面的變革。接下來是理念上的變革，這種變革需要建立在原有的基礎上。所以怎樣在現有的格局下歸位，原有的金融體系相當程度上表現為錯位，表現為對金融體系認識上的偏差，所以需要一種歸位，需要一種轉型的設計，這種歸位有橫縱兩個坐標。
第一個是財政和商業的橫的關系，中國一直在處理財政和金融的關系，今天中國很多問題都是來源於金融在執行很多財政、產業的職能，財政和金融之間到底如何協調？如何在這個光譜上處理政府和商業機構之間的關系？我覺得這是中國需要重新考慮的，金融體系外施加了很多金融體系不可完成的任務，或者不是最優完成任務的時候，所以首先需要做這方面的討論。
第二個是縱軸，金融體系怎麼發揮作用？整個企業家創新的最初動力就是破壞權、責、利的有限責任，只拿股本金，到這兒而止，這是一個斷層。在國家層面可以看到國家隱性擔保的行為，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壞權、責、利的一致，需要在宏觀上進行糾偏。但是我需要給你的偏差產生巨大的活力，這是在縱軸上，你會發現怎麼劃分微觀實體的權利，行業監管，金融救助，宏觀調控，整個縱軸的關系，這是在商業運行的點上，依然是需要分工才能完成的靈活金融體系，中國在這方面其實有很多的偏差。
為什麼講中國是「成長的煩惱」？小孩子總有青春叛逆期，在小孩不懂事的時候，家長處於愛護，可以給小孩任何指點。但是小孩成長起來了，有自己的思維，自己行為能力的時候，有自己的發展空間的時候，你會發現有一種叛逆。這時候不是把我認為應該怎麼做更好的東西給你，而應該是包容的，允許你犯錯，允許你探索，允許你有不一樣價值觀。這裡面就會涉及到微觀主體、監管部門和宏觀救助的關系。從國家的角度來看，任何一個改革真正能推動的力量都是來源於自己，其實最核心的是自己怎麼看到自己沒有跟上金融變動的情況。
所以國家再怎麼管理，怎麼面對金融體系更加靈活響應實體經濟需求產品的風險點，所謂系統性風險一定是制度上的偏差，使得這種風險可以持續累積。國家要做的，就是在中國這個土地上尋找真正的風險點，建立起針對這樣風險點的監管體系、救助體系、宏觀調控體系，這是今後三五年會產生化學變化的地方。我希望中國金融體系在未來，能為中國經濟新常態形成穩健、靈活、可持續發展的，真正發揮資源優化配置功能的一個體系。

㈤ 如何推動我國經濟轉型，加快轉變經濟發

縱觀當前的經濟發展形勢，我們可以意識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刻不容緩，亟待解決。
這是因為：
第一，我國目前的經濟增長方式難以為繼。我國既有的經濟發展方式的特點為靠便宜發展經濟。我國的資源環境便宜，勞動力豐富便宜。資源環境便宜說明我們環境資源的成本低，成本低即意味著污染大。勞動力便宜，意味著工人的工資低，那麼工人的勞動積極性和創造性就會被扼殺，工人的購買能力就下降，那麼國內需求就不足，經濟增長就緩慢。此外，我國的產業鏈處於低端狀態，我們的工業只管加工、製造而沒有創意、設計、營銷等環節。很多知名品牌都在中國生產，不僅在中國消耗資源，還把污染留在中國，不僅賺的錢少，還留下許多環境問題。還有過度依賴外需。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十分重視與外國的經濟貿易，許多投資者都看好國外投資，往往而忽略了國內的市場。我國是人口大國，消費需要理應很大，但是我國經濟過度依賴外需而忽略內需。
第二，國際格局發生變化。隨著周期性的國際經濟危機地不斷發生，國際經濟發生巨大變化，當前的世界經濟是一個一體化的經濟，牽一發而動全身。只要其中有一些大國經濟發生變化，那麼我們國家的經濟必然會受到影響，例如2008年的經濟危機，美國要恢復實體經濟，加強出口，此時中國要靈活地改變出口的產品。否則中國的出口必然會受到巨大影響。
第三，我國經濟進入到追求質量而不只是追求速度、規模的階段。過去的幾十年中，我國一直以發展速度經濟和規模經濟為主，不注重經濟發展的質量。那樣帶來的只有微弱的經濟成效和巨大的環境污染。
第四，我國經濟走上內生增長、創新驅動軌道的需要。隨著經濟危機的不斷發生，我國政府意識到發展創新型經濟的重要性，要主要依靠本國產業來帶動經濟的發展。
第五，我國經濟結構單一，主要以工業為主，第三產業發展緩慢。縱所周知，自我國發展工業以來，一直以工業為主，第三產業發展極度緩慢。作為正確的經濟發展結構應該是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調發展。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其實質是要求我們採取綜合措施，加快形成與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相一致的發展方式。
根據十七大的精神指示，在當前和今後的時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主要做到「兩個堅持」和「三個轉變」，
即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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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堅持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方針，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那麼我們具體怎麼做呢？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要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新型工業化道路就是要走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能充分發揮的道路。人力資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資源在市場的自發調節下得到合理的配置。正所謂物盡其用，人盡其才。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要更為注重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以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來提升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通過節能減排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要調整產業結構，加快服務性行業的發展，增強大三產業所佔的比重。根據相關數據顯示，我國的第三產業占整個GDP的比重僅有40%，而第三產業人員佔全社會從業人員的比重僅有33%，比發達國家低20~30個百分點。而發達國家的第三產業就業佔70%~80%，可見，我國第三產業發展滯後造成第三產業吸納就業容量大的優勢得不到發揮。在當代經濟模式中，知識經濟發揮了無可比擬的作用，如美國的矽谷。所以，我們還應該發展以知識為內涵的知識經濟，國家應該大力實施科教興國戰略，鼓勵知識經濟的發展。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發展現代服務業，但要遵循經濟的發展規律，要創造條件。此外，農業、工業與第三產業之間要協調發展。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要堅持城鄉和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改革開放以來，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無論是東部地區、中部地區還是西部地區都有了不同程度的發展。但與城市相比，農村發展相對滯後；與東部地區相比，中西部地區發展相對滯後。城鄉之間和區域之間發展差距仍然較大。因此，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就需要堅持城鄉和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堅持不懈地實施統籌城鄉和區域發展的方針和政策，在繼續推進城市化的過程中，扎扎實實建設好社會主義新農村；在鼓勵東部地區率先現代化的同時，促進中部崛起、西部開發和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要進一步擴大內需。我國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國，消費人群龐大，但是由於我國傳統的消費觀念，大部分居民處於保守狀態，把錢存在銀行而不大願意拿出來消費，所以我國內需不足。此外，我國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農民占絕大多數，所以農民群體也是主要的消費者。國家要增加農民的收入，提高農民收入，才能提高消費水平。因此，要促進經濟增長，就必須要刺激居民消費，拉動擴大內需。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要通過節能減排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科學發展需要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和加強生態建設。科學發展需要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和加強生態建設。要從一次性和單一性利用資源轉向循環利用和綜合利用資源，從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經濟增長轉向以環境優化增長和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雙贏。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人均資源明顯不足。人均耕地低於聯合國糧農組織確定的警戒線。人均水資源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礦產資源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50%。石油進口依賴程度已經超過40%。而在降低單位產值的能耗方面，我國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與此同時，我國在減少污染物排放方面任務十分艱巨，因污染物高排放引起的重大環境事件，危及了人民群眾的生活。所以，節能減排不僅是節省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問題，更關繫到可持續發展和以人為本等科學發展的全局。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加快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目前我國的收入分配製度存在兩個大問題：一是貧富差距大，二是國家財政收入佔GDP比重高。在當前社會，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人們的收入差距不是越來越小，二是越來越懸殊。貧者越窮，富者愈富！此外行業之間和區域之間的收入差距也不斷拉大，特別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拉大。所以國家要採取公平與效率兼顧的政策，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對高收入者收取高稅收，取締非法收入等。我國的財政收入要一直佔GDP比重絕大部分，收入分配製度不合理。因此，國家要完善收入分配製度，改變收入分配格局。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要改革科研體制，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根本。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再一次把自主創新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我們應該把握住機會進行創新。改變傳統的閉塞落後的教學方式，完善教育體制，積極倡導鼓勵創新，設置創新科研項目，提高我國整體的創新能力。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提供技術和智慧支持。

㈥ 中國經濟面臨整體上的轉型升級包括什麼

在某種程度上，全國新一輪經濟轉型浪潮是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轉型的延續和發展。因此，要研究當前中國的經濟轉型，必須先研究改革開放後的經濟轉型。改革開放後，中國從計劃經濟邁向了市場經濟，階段性過渡是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轉型的主要特徵。有專家認為，中國的經濟轉型一開始並不是朝著市場經濟發展，通常採用「先試驗後推廣」和「不斷調整目標」等做法。總體上講經濟轉型是漸進的，但在某個階段也有激進的性質。
中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過程大體可分為四個階段，即經濟的自由化、市場化、民營化和國際化。其一，在經濟自由化的過程中，中國經歷了一個從農村到城市的漸進式改革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核心的農村改革，使農民獲得了土地使用權，以放開國有企業自主經營權為核心的改革，使國有企業初步擺脫了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同時也使非國有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其二，經濟市場化的改革將國營企業推向了市場，與其他所有制企業展開競爭。其三，經濟民營化改革強調了產權的重要性，允許了經濟更大程度上的經濟自由，各種所有制的競爭，使非國有經濟成為中國經濟的重要力量；其四，經濟國際化的改革，使中國經濟在加速工業化、城市化和市場化的同時能夠面對世界新經濟的挑戰，逐步向國際經濟一體化過渡，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世界經濟一體化中來。
2、當前全國經濟轉型概況
加入WTO後，中國經濟正飛速地邁向國際化。在國際化競爭和較量的進程中，中國經濟將出現一種新觀念、新技術和新體制相結合的經濟轉型模式。這種經濟轉型模式不僅是中國現代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而且還將改變人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
當前，全國許多地區提出了經濟轉型的構想，並且許多地區還制訂了經濟轉型規劃。其它地區雖然沒有提出經濟轉型的問題，但是實質上也在做著經濟轉型的工作。整體上看，全國經濟轉型可分為北方的經濟轉型和南方的經濟轉型，並且南北雙方的經濟轉型有著明顯區別。北方的經濟轉型以東北三省為代表，南方的經濟轉型以粵、浙、閩等省為代表。北方是我國的能源基地，改革開放近二十多年來的能源開采利用，許多地區能源開采業進入了萎縮期，由於資源的逐漸枯竭，導致了一些社會矛盾的出現。東北以阜新市、遼源市、伊春市、大慶市為代表的四個國務院資源型經濟轉型試點城市，轉型的主要任務是減少能源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另外，北方是我國重型製造業基地，但是製造業整體水平落後。面對國際經濟一體化的態勢，北方工業需要有新的提升。因此，北方經濟轉型的核心是發展替代產業、接續產業，其次是產業技術升級和經濟制度創新。也就是說北方經濟轉型是以產業結構調整為主、技術進步為輔的經濟轉型。南方是我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是中國經濟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核心地帶」，盡管如此，南方經濟與世界發達經濟還存在著生產技術、管理上的差距。因此，南方經濟轉型的核心是推進產業技術進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質上是與世界經濟接軌，參與世界競爭。

㈦ 我們國家的經濟轉型對創業方式發生了哪些變化

我國發展進入新常態，正處在發展方式和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期，要以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這一結構性改革激發全社會創造力，打造發展新引擎。他勉勵大家，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首要在「創」，核心在「眾」……「雙創」可以增加大量就業崗位，為創業創新者提供更加公平的機會和通暢的上升通道，特別是讓青年有廣闊的空間馳騁。

對中國發展要有信心，這個信心不是空中樓閣，不是海市蜃樓，而是有基礎、有潛力的。『雙創』不僅可以拓展小微企業發展空間，大企業也可以通過『雙創』實現轉型升級，煥發勃勃生機。

(7)經濟轉型期如何改變擴展閱讀：

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是形成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十三五」期間，隨著我國人口結構的變化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包括醫療健康、文化娛樂、旅遊休閑等在內的服務業具有廣闊的前景，各種服務消費在未來家庭支出中的比重將進一步提高。

服務型消費取代物質型消費成為消費的主體。因此，服務業也是青年創新創業的一個重要選擇方向。在這里可以形成「互聯網+服務」的模式。

㈧ 如何面對我國當前的經濟轉型升級

今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有所放緩，二季度GDP增速較一季度也有所回落。對此，盛來運表示，經濟的潛在生產率下降、復雜嚴峻的國際環境都對二季度的經濟增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他特別強調，經濟增速的適度下滑也是黨中央、國務院主動調控的結果。

今年以來，新一屆政府特別重視調結構、轉方式，把工作的著力點放在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上。其中一些政策措施，例如房地產的調控力度在不斷加大，反對公款消費的「八項規定」對餐飲消費有一定影響。特別是還有一些以前出台的刺激政策在有序地退出，這些對短期的經濟增長不可避免地會帶來一定的影響，但對長期發展有利。

「盡管經濟增速回落，但政府顯然是意識到這種增速的適當回落是有利於調結構、轉方式的，所以盡管在回落，也還是很冷靜地堅持調結構、促改革」， 「從長期來看，這個決策是正確的。」

對於二季度經濟增速的回落，專家學者也認為基本符合市場預期，中國經濟正處於從高速增長區間向中速增長區間的平穩過渡中。

環顧世界，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經濟增速仍然是較高的。從內部看，增速回落並未對就業等帶來太大沖擊，經濟結構還出現一些積極變化。著眼未來，只要年均增速不低於7%，就能實現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目標。

攻堅克難：結構調整穩中有進步伐加快

上半年，經濟結構調整穩中有進、穩中提質。據盛來運介紹，上半年，我國農業的基礎地位進一步得到鞏固，現代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勢頭良好，企業的產品結構調整也有新的進展，區域發展的協調性進一步得到增強。

上半年，最終消費對GDP的貢獻率是45.2%，拉動GDP上漲3.4個百分點。資本形成總額對GDP的貢獻率是53.9%，拉動GDP增長4.1個百分點。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是0.9%，拉動GDP上漲0.1個百分點。他表示，從這些數據來看，上半年中國經濟的增長仍然是靠內需拉動。

下半年GDP的結構性變化將是主基調。他表示，從國務院日前發布的《關於金融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俗稱「金融十條」），有八條都是關於調結構、轉方式的，因此下半年我國宏觀經濟政策面將會「有保有壓」。

事實上，種種跡象表明，今天的中國經濟，正在轉型道路上加快前行。而在這條道路上所遭遇到的陣痛與摩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更加突出。專家認為，近期出現的銀行間流動性緊張、產能過剩、地方債務累積、房地產泡沫等陣痛，其實都是經濟結構失衡的外部表現。

「根源還是在於我們以往的增長模式過分依賴投資和出口，暴露出的是經濟內生動力的不足。」

這樣的陣痛還將在一定時期內持續。「中國正處在經濟轉型的重要時期，會不可避免地出現一些摩擦和矛盾，而且在某些時點上這種摩擦和矛盾還會比較激烈。」

應理性看待中國經濟的基本面和它所處的階段，「我們還是有理由相信，中國的明天比今天更美好。」

㈨ 中國經濟轉型 我們最應該怎麼做

中國社會的轉型遠不如經濟的轉型那樣來得順利，更不能認為中國社會已經定型了。然而，中國自從2006年確定了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之後，社會轉型真正開始有了明確的指向。

中國經濟轉型從1978年開始，到2003年之後，基本轉型為市場經濟中的開發型國家模式。然而，關於中國社會向何種模式轉型，即中國社會定型的目標模式到底是什麼，仍然是一個學術上存有爭議的話題。應當說，在目前的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中國也接受了和實現著一些體現人類共同願望和政治訴求的價值觀。但是，中國社會轉型的進程受到了幾個基本的前提條件約束。在這樣的約束條件下，中國社會轉型的特點就日益顯示出來。最重要的轉型特點就是政治轉型繼續按照中國價值觀而非英美價值觀推行。進一步說，目前中國的社會轉型並不主要是指政治轉型。

中國社會轉型也受制於有關前提約束，這些前提約束條件可以歸納為：第一，中國始終按照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確立社會轉型的基本原則。第二，中國始終堅持由共產黨來主導社會轉型。第三，中國經濟轉型的成功。第四，中國已經形成的法律框架和政治體制。中國的轉型始終受到前提條件的約束。這既是政治上的需要，也是實際社會經濟運行的客觀性。

從官方的意識形態看，經濟轉型的目標模式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那麼，社會轉型的目標模式就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從提出這個目標模式的背景出發，可以發現和諧社會的一些理論解釋：其一，中國傳統文化中追求理想社會狀態的釋解；第二，社會主義理論中關於公平社會的理念；其三，中國計劃經濟時代的一些認識；其四，中國經濟轉型期中的一些認識。但是，和諧社會作為一種轉型目標模式還缺乏理論概括。

總的說來，中國的經濟與社會轉型在世界范圍內看是一次巨大的、開創性的人類行為實驗，目前的理論都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釋這場巨大實驗。所以理論解釋不足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這個僵局遲早是需要打破的。

目前，國內外比較一致的看法是中國社會轉型遠不如經濟轉型成功。批評最突出的觀點是認為社會轉型誤用了經濟轉型的方式，在社會事業領域大力推行市場化、產業化而導致社會公益活動的變異。

社會事業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具有自身的屬性和規律性。第一，社會事業與經濟產業的根本目的是不同的。一般認為，經濟產業追求效率，社會事業追求公平。其實，追求效率與追求公平並不是經濟產業與社會事業的本質區別。而是這兩種性質不同的活動外在表現形式。第二，各項社會事業發展大致呈現超前、同步和滯後三種客觀性。由於各個社會事業發展的具體誘因、條件、服務對象等的差異，因而從歷史角度看，各項社會事業發展及其到達的水平不是齊頭並進的，而是有先有後。認識到社會事業具有的這三種客觀性有助於提高人們對發展社會事業的科學性和自覺性，避免冒進和保守兩種失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