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觀經濟學上什麼是尋租行為

❶ 微觀經濟學

1:A 2:D 3:C 4:B 5:B 6:C 7:B 8:A 9:C 10:C 11:B 12B 13:B 14:A 15:A 16:題目好像不全 17：B 18:D 19:D 20:B
我畢業都好幾年了，這些經濟學我還記得那麼點，原來我學的還不錯的，希望我錯的不要太多，呵呵……

❷ 請問什麼是尋租行為可以舉個例子嗎謝謝。

按照尋租理論的鼻祖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的定義和闡述，尋租是指人們憑借政府保護而進行的尋求財富轉移的活動。它包括「旨在通過引入政府幹預或者終止它的干預而獲利的活動」。尋租的根源是政府，它的主要特徵是不經過相應的生產勞動而將社會公眾財富轉移到一部人手中。尋租從根本上是與勞動和公平原則相違背的，也是對公共資源的侵害和浪費。

❸ 價格管制對社會福利有什麼影響 用微觀經濟學的原理解釋

完全競爭下，是不需要價格管制的，因為價格是市場供求所決定的。完全競爭下會導致帕累托最優狀態，生產者消費者都獲得了最大利益。
壟斷的情況下，廠商對價格有一定的控制力，它能自行改變價格。帕累托 最優標准（福利最大）定價為P=MC，但是壟斷廠商出於自身利潤最大化會採取壟斷選擇，MR=MC.價格高於帕累托的定價。
社會福利在帕累托條件下是 消費者剩餘加上經濟利潤
壟斷原則下，會產生無謂損失，也就是常說的純損三角形，使社會福利造成損失。另外壟斷廠商的尋租行為，進一步擴大了社會福利的損失。
政府按效率進行價格管制 會按照帕累托最優標准。廠商還是會獲得經濟利潤
若按公平定價 則P=AC 廠商僅僅獲得正常利潤。
非復制粘貼啊

❹ 微觀經濟學中經濟租的概念和舉例說明

經濟租是指基於經濟權力而產生的租。經濟租是一種資源，比如土地、勞動力或者資本獲得的超過自身並且在次優用途中使用的收入，就是經濟租。

經濟租的消散主要靠競爭、社會再分配兩條途徑。在自由競爭條件下，租存在必然吸引要素由其他產業流入有租產業，增加產業產出，壓低產品價格。按總體均衡理論，只要市場是自由競爭的，要素在各產業之間流動不受阻礙，任何要素在任何產業中的經濟租都不可能長久穩定的存在。

(4)微觀經濟學上什麼是尋租行為擴展閱讀：

經濟租的演變趨勢（經濟租用房）

以政府提供政策支持為前提，用市場的辦法建設和租賃，其租金價格略低於同等條件下的市場租金價格，房屋多為小戶型，供應對象為當地中等收入家庭，申請者必須為自住。

受住房制度改革起步較晚和傳統買房觀念影響，經濟租用房面臨探索與推行政府財力不足、城市配套政策滯後和運營監管困難的諸多不適。部分經濟適用房由售向租轉移，也將成為一種現實需要。

❺ 微觀經濟學定理有哪些

微觀經濟學的主要內容包括：均衡價格理論、消費經濟學、生產理論、廠商理論、分配理論和微觀經濟政策。

❻ 我國的微觀經濟政策具體有哪些

微觀經濟政策是指政府制定的一些反對干擾市場正常運行的立法以及環保政策等。 微觀經濟政策在學術文獻中的解釋 微觀經濟政策是指為著提高資源配套效率、調節微觀經濟行為主體關系的有關政策,如價格政策、收入政策、消費政策、就業政策等.

微觀經濟政策與市場失靈
一般均衡理論和福利經濟學的分析表明，在完全競爭市場條件下，社會運用既定的資源實現帕累托最優。然而，如果完全競爭的條件受到破壞，那麼市場可能出現失靈。造成市場失靈的因素主要有壟斷、公共物品、外部經濟效果以及信息不完全等 一、壟斷 (一)壟斷的社會成本 壟斷造成社會福利損失 從前面的分析中我們看到，與完全競爭市場相比，在壟斷市場上廠商生產較少的產量，索要較高的價格，消費者因此會受到損害。從社會的角度來看，如果壟斷廠商生產的產量更大並索要更低的價格，則消費者的境況會得到改善，社會福利會因此增加，問題是壟斷企業一般不會這樣做，因此，壟斷使社會福利受到損害。 壟斷的其他社會成本 除此之外，壟斷還有可能有其他方面的損害，例如壟斷缺乏降低成本和進行技術革新的動力，從而社會生產既定的產量花費較多的成本。 由於壟斷可以使廠商獲得更多的利潤，因而為了保持這種超額利潤，壟斷廠商的往往會採取各種形式的維持壟斷的措施。其中包括游說政府制訂更有利於自身的政策。這種為了尋求額外的利潤而進行的活動被稱為尋租行為，尋租不僅要花費成本，而且會滋生政府腐敗。 由此經濟學家斷言，壟斷是缺乏效率的，建議政府採取反壟斷政策。 (二)反壟斷政策與反壟斷法 針對不同的壟斷政府可以分別或同時採取行業的重新組合和處罰等手段，而這些手段往往是根據反壟斷法制訂的。 行業的重新組合 如果一個壟斷的行業被重新組合成包含許多廠商的行業，那麼，廠商之間的競爭就可以把市場價格降下來。被重新組合的行業競爭程度越高，市場價格就越接近於競爭性價格，政府採取的手段是分解原有的壟斷廠商或掃除進入壟斷行業的障礙並為進入廠商提供優惠條件。 ⑴如果一個行業壟斷是通過行業中的廠商兼並或者一家廠商依靠較大的規模設置進入障礙而形成的，那麼，就可以依靠政府力量把行業中的壟斷廠商分解為幾個或多個較少的廠商，例如，最近風靡全球的微軟肢解案，以前也有類似例子，如1983年前，美國的電話電報公司是一傢具有壟斷力量的廠商，它在全國范圍內提供 95%以上的長話服務和85%的地方電話服務，並出售大部分電訊設備，為加強這一部門的競爭，美國政府迫使美國電報電話公司將地方電報電話公司賣掉，使其規模減少了80%，從而降低了電訊市場的壟斷程度增強了競爭。 ⑵一般而言，對壟斷行業的重新組合並不馬上形成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即使大廠商被分解後形成的小廠商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市場支配力，為配合把競爭因素引入壟斷行業，讓新加入一個壟斷行業經營的廠商有能力與原有的廠商競爭，政府要對新廠商給予一定的優惠，減少進入障礙。 對壟斷行為制止預防。第一，如果一個行業不存在進入障礙，那麼，一般廠商不會在長期內獲取超額利潤。因此，已經取得壟斷地位的廠商總是試圖設置進入障礙，或者採取不正當競爭手段排擠競爭者，以維護自身市場的支配力，為此，政府可以利用各種處罰手段加以制止。 對壟斷行為的制止重點在於清除進入障礙，鼓勵更多的廠商進行競爭。 對不執行反壟斷規定的廠商或個人，政府可以對其實行經濟制裁，包括對壟斷行為受害者支付賠償金和罰金。 反壟斷法 反壟斷法又稱為反托拉斯法，是政府反對壟斷及壟斷行為的重要的法律手段，許多發達國家都有反壟斷法。 (三)行業的管制 對壟斷的採取的另一種可供選擇的矯正手段是對壟斷廠商實行管制，管制的措施主要包括價格控制或者價格和產量的雙重控制，稅收或補貼以及國家直接經營。 價格管制的含義 假定政府對壟斷行業只實行價格管制，即規定一個低於壟斷市場價格的管制價格或最高限價，壟斷企業會獲得一定量的超額利潤，但這一利潤額低於壟斷廠商自主定價時決定的超額利潤，政府規定低於廠商自主定價的最高限價，一個適當的選擇是按市場需求等於廠商邊際成本的原則決定管制價格。 自然壟斷行業的管制 所謂自然壟斷是指在行業中，規模經濟在很大的產量范圍內存在，以致於相對於市場需求所決定的范圍而言，隨著產量增加，廠商的平均成本逐漸減少。這類行業通常需要大型的資本設備和大量的固定要素，如城市自來水公司，公用電話局等。在這樣的行業，任何低於市場需求量所需要的生產成本都較高，這就意味著試圖通過競爭來消除壟斷是不現實的，因為生產規模小於現有廠商時，進入經行業的廠商不可能與原有廠商進行競爭，反之，如果進行競爭，就會花費更大的固定投入量，從而使生產能力過剩。 政府對自然壟斷行業的管制不能只是價格管制，可供選擇的管制政策措施是既管制價格，又管制廠商的產量，從理論上說，在市場需求曲線上的任何一個價格與產量組合者可以作為政府對壟斷廠商的管制。但在實踐中政府往往按平均成本定價，廠商只獲得正常利潤。 之所以要對產量限制，是因為在這一價格下，如果允許廠商自主決策，它會按照價格等於邊際成本的原則決定產量，從而使得產量並不等於市場需求量。 以上分析同樣適用於一般壟斷行業。 對壟斷行業的其他管制措施 在實踐中，政府管制所遵循的原則是"對公道的價值給予一個公道的報酬"，為實現這一原則，配合價格及價格和數量管制，政府往往採取補貼或稅收手段，如果壟斷廠商因為政府的價格管制或者價格和數量雙重管制而蒙受損失，政府應給予適當的補貼，以便使壟斷廠商獲得正常利潤，如果在政府管制後，廠商仍可以獲得超額利潤，那麼政府就應徵收一定的特殊稅收，以有利於公平分配。 對壟斷行業，政府也可以採取直接經營的方式來解決由於壟斷的造成的市場失靈由於政府經營的目的不在於利潤最大化，所以可以按照邊際成本或者平均邊際成本決定價格，以便部分地解決由於壟斷所產生的產量低和價格高等低效率問題。 二、公共物品 (一)公共物品的特性 公共物品的含義 公共產品與私人產品相對，是指供集體共同消費的物品。 公共物品的特徵 1. 非排他性。 2. 非競爭性 非排他性的含義 排他性是指某個消費者在購買並得到一種商品的消費權之後，就可以把其他消費者排斥在獲得該商品的利益之外，私人產品在使用上具有排他性，如：甲購買了一塊巧克力，他就獲得了消費這塊巧克力的權力，其他人就不能消費同一塊巧克力了。與巧克力不同，國防使我們免受外敵的侵略，很顯然，我們都享受國防提供的保護，並沒有因為我享受保護而得你的保護減少，警察航標燈等也具有相同的特點。它們都是公共產品。 公共產品的非排他性使得通過市場交換獲得公共產品的消費權力機制出現失靈。對廠商而言，必須把那些不付錢的人排斥在消費商品之外，否則，他就很難彌補生產成本。對於一個消費者而言，市場上的購買行為，顯示了他對於商品的偏好。由於公共產品的非排他性，公共產品一旦被生產出來，每一個消費者就可以不支付就獲得消費權力，每一個消費者都可以"搭便車"。消費者的這種行為意味著生產公共產品的廠商很有可能得不到抵補生產成本的收益，在長期廠商不會提供這種物品，可見公共產品很難要求市場提供。 非競爭性的含義 競爭性是指消費者或消費數量的增加引起的商品的生產成本的增加，私人產品大都具有競爭性，如，甲多吃一塊巧克力，生產者就必須多生產一塊，而生產一塊巧克力需要花費廠商一定數量的成本，從而減少用於生產其他商品的資源，也就是說對其他產量的生產形成競爭，但是公共產品都不具有消費的競爭性，如廣播、電視、航標燈等，它們共同的特點是消費者人數的增加並不對生產成本產生影響。如增加一些人聽廣播看電視並會影響電台的發射成本，汽車通過橋梁只要不是大擁擠，則它們就是非競爭性的。因為通過一輛汽車對橋造成的折舊很小，接近於零。 公共產品的非競爭性特點說明，盡管有些公共產品的排他性可以很容易就能被發現，如在橋頭設立收費站，但這樣做並不一定有效率，依照有效率的條件，廠商的定價原則應該是價格等於邊際成本，如果橋梁由私人部門提供，它們會索要等於邊際成本的費用，既然每輛車花費廠商的邊際成本接近於零，那麼廠商的價格也應該等於零，結果私人不可能供給這些產品。 (二)公共物品的最優供給量 所有社會都面臨著公共產品的供給問題，公共產品的供給通常由政府負責。 我們已經知道，私人產品的最優供給量由市場需求和市場供給的均衡所決定，同樣公共產品的最優供給量由也該物品的需求與供給所決定，從供給的角度來看，製造一輛坦克與製造一輛汽車一樣並無多大區別，因而，決定公共產品的最優供給量的關鍵是需求。 私人產品的市場需求可以看作是所有消費者個人需求的加總，但公共產品的市場需求並不能通過每一價格下對所有消費者需求數量的加總，如，假定電視每小時收費 0.1元，消費者A願意每天看8小時，B願意看9小時，C願意看10小時，那麼，在價格為0.1時，市場需求量每天為27小時，這已超過了一天的總天時/ 數，這使得橫向加總並沒有意義，產生這一問題的原因是消費者在同一時間同時消費同一數量的公共產品，公共產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使得從單個消費者給消費數量橫向加總失去意義，解決方案是把所有消費者在這一價格水平下願意支付的價格縱向相加，可以得到社會為得到，這一既定的公共產品數量願意支付的價格，這一價格構成了提供公共產品的人的總收入。 公共產品供給曲線由生產公共產品的邊際成本決定，與收益與成本相比，就可以確定公共產品的最優供給量。 (三)市場失靈 公共產品的特點使以上分析充其量是概念性的，因為既然每個消費者在經濟上都是理性的，而公共產品又具有非排他性，那麼每個消費者都將利用這一點，如農村裡的有線電視安裝，很多農民利用鄰居安裝的閉路電視，自己接一插口逃避價格，從而必然產生搭便車行為，這就意味著即使單個消費者能准確地了解自己對公共產品的偏好程度，從而確定自己的需求曲線，對供給者而言，也沒有任何意義，因為消費者不會把有關信息吐露出來。因此，公共產品使得市場失靈。 三、外部經濟影響 (一)外部經濟影響 外部經濟影響或外在性的含義 外部性是指某一經濟單位的經濟活動對其他經濟單位所施加的非市場性影響，非市場性是指一種活動所產生的成本或利益未能通過市場價格反映出來，而是無意識強加於他人的，外部性有正的外部性，有些稱之為外部經濟，這是指一個經濟主體對其他經濟主體產生積極影響，無償為其他人帶來利益。相反，產生負向外部影響的經濟活動。(外部不經濟)給其他經濟單位帶來消極影響，對他人施加了成本。 外部性的例子很多，如一個養蜂的人和裁種果樹的農場主之間相互施加了正的影響，他們的行為為典型的外部經濟，農場主為蜜蜂提供了蜂源，提高了養蜂生產者的產量。同時，峰蜜采蜜過程中加速果樹的授粉，提高水果的產量，雙方互相無意識地為對方帶來好處，企業排放污染源的例子是典型的外部不經濟。 (二)外部經濟影響對效率的影響 外部性對經濟效率的影響在於它使得私人行為與社會需要的數量出現差異，這一點可以由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加以說明。 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的含義 私人成本是指一個經濟單位從事某次經濟活動所需要支付的費用，一項經濟活動的社會成本是指全社會為了這項活動需要支付的費用，包括從事該項經濟活動的私人成本加上這一活動給其他經濟單位帶來的成本。如果一項經濟活動產生外部不經濟，則社會成本大於私人成本，如果一項經濟活動產生外部經濟，則社會成本小於私人成本。 同樣地分析可以用於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外部經濟帶來的利益) 外部經濟影響對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 在存在外部不經濟的條件下，私人廠商的最優產量大於社會最優產量，在存在外部經濟的條件下，私人廠商的最優產量小於社會最優產量。 因此，無論一個經濟單位對其他經濟單位的影響是正或是負，私人自主決策所決定的最優產量是缺乏效率的。 (三)矯正外部經濟影響的政策 由於外部性造成資源配置缺乏效率的原因是由於私人部門用於決策的成本與社會實際付出的成本之間出現偏差，因此矯正外部性影響的指導思想是：外部經濟影響內在化，為決策者提供衡量其決策的外部性的動機。主要措施有稅收，補貼，企業合並以及明確產權。 稅收和補貼 迫使廠商考慮外部成本或外部利益的手段之一，是政府採取稅收和補貼政策，即向施加外部不經濟的廠商徵收恰好等於外部邊際成本的稅收，而給予提供外部經濟的廠商等於外部邊際來收益的補貼，以便使得廠商的私人邊際成本與社會邊際成本相等，誘使廠商提供最優的產量。 但是這種方法遇到的最大問題是如何准確地以貨幣形式衡量外部性的成本收益，如污染環境所造成的社會成本到底說有多大，所以有時政府只是近似地估計這些成本。 企業合並 將施加和接受外部成本或利益的經濟單位合並是解決外部性的第二種手段，如果外部性的影響是小范圍的，如一家小餐館對一家洗衣店造成了污染，則由政府出面，則適合的價格把洗衣機賣給這家餐館，通過合並，外部成本內部化。 明確產權 流行於西方的產權理論提出了解決外部性的影響的市場化思路。 科思定理的內容：只要產權定是明確的，則在交易成本為零的條件下，無論最初的產權賦於誰，最終效果都是有效率的。 例：張三、李四同住一宿舍，張三喜歡安靜，而李四喜歡聽音樂，雖然，李四的行為對張三造成了外部不經濟，方案一：假定了張三忍受，或者李四不聽音樂，他們都無法忍受，假設損失是100元。方案二：李四購買耳機，價格為10元，根據科斯定理，假如學校規定張三有權享受安靜，他可以向學校有關部門的報告，要求李四不幹擾他，這時，李四為了能繼續聽音樂，只好花10元購買耳機。 進一步，最初權利的規定對最終結果並不是至關重要的，如果學校規定，李四有權聽音樂，那麼張三在不堪忍受噪音的情況下，要麼忍受，要麼與李四談判，如果張三是理性的，他會選擇花費10元錢給李四買一個耳機。 科思定理在解決外部經濟影響問題上的政策含義是：政府無須對外部經濟影響進行直接的調節，只要明確施加和接受外部成本或利益的當事人雙方的產權，市場談判可以解決問題。 其局限性是科思定理的隱含條件限制了科思定理在實踐中的應用，首先，談判必須是公並且無成本的(交易成本=0)其次，外部性影響有關當事人只能是少數幾個人。

❼ 名詞解釋：尋租行為

尋租行為是指人們憑借政府保護而進行的尋求財富轉移的活動。它包括「旨在通過引入政府幹預或者終止它的干預而獲利的活動」。尋租有多種定義，布坎南等人認為「尋求租金一詞是要描述這樣一種制度背景化的行為：在那裡，個人竭盡使價值最大化造成了社會浪費，而沒有形成社會剩餘。」

他們把」尋租「描述為人們憑借政府保護進行的尋求財富轉移而造成的浪費資源的活動，即一個人在尋租，說明了這個人在某事上進行了投資，被投資的這種事情實際上沒有提高，甚至降低了生產率，但卻確實給投資者帶來了一種特殊的地位或壟斷權利而提高了投資者的收入，租金也就是由此所得的收入。

因此，柯蘭得爾中給尋租下的定義是為了爭奪人為的財富轉移而浪費資源的活動。 而克魯格則認為尋租是為了取得許可證和配額以獲得額外收益而進行的疏通活動。

(7)微觀經濟學上什麼是尋租行為擴展閱讀：

人們通常以為尋租往往是政府或與政府相關的行為，其實這是一種偏見。即使在市場中，尋租行為也極為常見，如金融領域的投機交易及其在不確定性中追逐最大價值的行為就是系統性的尋租行為，因而構成市場經濟中的尋租結構，這種尋租性的市場和經濟結構會提高經濟社會成本，惡化經濟效率，擠占利潤和工資等收入份額，抑制投資和消費需求。這一點在貨幣信用體系和金融市場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❽ 詹姆斯·布坎南的「經濟人」假定

在布坎南的闡述中，包含了公共選擇理論的一個基本假定：即「經濟人」假定。布坎南以「經濟人」這一假定為分析武器，探討在政治領域中經濟人行為是怎樣決定和支配集體行為，特別是對公共選擇所起到的制約作用，並由此證明政治領域存在缺陷是可能的。
何為「經濟人」？微觀經濟學家認為，作為一個人，無論他處在什麼地位，人的本性都是一樣的，都以追求個人利益極大化、個人的滿足程度為最基本的動機，並假定人都具有經濟人特點。根據這一假定，布坎南認為，通過類似的行為假設，也能夠對集體選擇的結構特徵進行一些基本的預測。它的理論價值在於：首先，保證了對人類行為分析的一致性。在此之前，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對人類行為的分析採取的是兩個完全相反的標准，在市場選擇領域，假定人人都是自利的；而政治選擇領域，自利的人又變成了「慈善、博愛」的利他主義者。其次，它是進行制度比較分析的理論前提。制度比較分析的目的是考察在什麼體制下，可能產生最壞的政策結果及避免產生最壞政策結果的方法，並且探討什麼樣的體制會是最好的。如果假定人人都是利他主義者，就不存在壞的體制，同樣也無法解釋現實中我們所能觀察到的壞的政策產生的原因了。
基於「經濟人」這一假定，布坎南進一步提出，公共選擇理論的宗旨是要把經濟市場中的個人選擇行為與政治市場中的公共選擇行為納入同一個分析模式，即經濟人模式，從而修正凱恩斯經濟學把政治制度置於經濟分析之外的理論缺陷。
「政府失靈」研究根據「經濟人」的分析模式，布坎南的政府理論研究了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幹預行為的局限性或政府失靈問題。這是公共選擇理論的核心問題。 所謂政府失靈，是指個人對公共物品的需求在現代議會制民主政治中得不到很好的滿足，公共部門在提供公共物品時趨向於浪費和濫用資源，致使公共支出規模過大或者效率降低，政府的活動並不總像應該的那樣或像理論上所說的那樣「有效」。
在布坎南看來：「政府作為公共利益的代理人，其作用是彌補市場經濟的不足，並使各經濟人所做決定的社會效應比政府進行干預以前更高。否則，政府的存在就無任何經濟意義。但是政府決策往往不能符合這一目標，有些政策的作用恰恰相反。它們削弱了國家干預的社會『正效應'，也就是說，政策效果削弱而不是改善了社會福利」。於是就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政府幹預會產生「負效應」以及如何從制度上彌補這些缺陷。布坎南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就構成了公共選擇理論的政府失靈說。
布坎南對政府失靈的幾種主要表現形式及其根源進行了較為深入的剖析，並就如何補救這種「失靈」提出了具體的政策建議。
政府政策的低效率。布坎南認為，所謂政府政策的低效率是指所執行的政策不能確保資源的最佳配置。一般說來，美國政府的政策在理論上可分為三類：一類是由政府有關部門擬定方案，最後由選民投票確定的政策，像重大稅收政策的調整、對國家前途影響較大的對外政策的制定等。第二類是由政府的高級領導層擬定方案，如聯邦政府或地方州政府擬定的方案。第三類是由政府部門全權獨立制定與實施的政策，這種政策的合理性通常是由憲法等法規來保障的，政府部門的職責是照章辦事。這里僅以第三類政府政策擬定的方案作為政策低效率的考察對象。
就這類政府政策而言，因為每個政府部門所遵循的政策，通常是由該部門領導人根據自己對公共利益的理解來決定的，所以，一方面是由於這些部門的政治家的行為具有相當大的自由，使得他們有意或無意地被自身的「經濟人」動機所左右，以至於對公共利益的理解經常難以符合實際；另一方面，由於該部門政治家行為的靈活性與他們的自利動機的強刺激性，使得他們的行為實際上不是傾向於為最大限度地增進公共利益服務，而是依據自己獲得的信息和個人效用最大化原則來決策。布坎南認為，產生這一政府行為的外部原因是缺乏一種約束機制來制約政府行為方式。如果約束機制不能提供一種良性壓力，以確保任何人處於某一特權地位時均不能過多地牟取私利，那麼，再高尚的執政官也不能保證公共利益不被他人或他的後繼者有意或無意地損害。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公共選擇理論強調，不應該把增加社會福利與保證個人平等的權力隨便交給某一特權機構，然後再虔誠地等待它的恩賜。理性的做法是，使這些特權機構或特權人物受制於某一硬約束機制，並且由公民真正地而非形式上地掌握該約束機制的最終決策權。
政府工作機構的低效率。政府失靈說認為政府機構低效率的原因在於：①缺乏競爭壓力。在美國的政府機構里，由於相當一部分官員和公務員，受終身僱傭條例的保護，沒有足夠的壓力去努力提高其工作效率；在提供公共服務的政府機構里，也往往因只此一家，別無分店，而使其不注重提高服務的質量和效率。②政府行為趨向於資源浪費。布坎南認為，首先，官員花的是納稅人的錢，就像弗里德曼所說的「用他人的錢，為別人辦事」，由於沒有產權約束，他們的一切活動根本不必擔心成本問題。官員行事時無成本壓力，自由度比市場中私人企業家還大，使不計成本的政府行為不斷發生。其次，政府行為也沒有利潤含義，官員從個人的得失出發，為追求選票和政績，盡量滿足來自方方面面的要求，結果使公共產品超量供應，社會福利費用過高，造成了資源浪費。還因為官員的權力是壟斷的，有「無窮透支」的可能，他們一旦決策失誤，由此造成的資源浪費可能遠遠大於一個企業家的投資失誤。③監督信息不完備。從理論上說，政治家及公共服務機構並不能為所欲為，而是必須服從公民代表的政治監督及司法、審計監督等，以保證政府運行的效率。然而在現實中，這些監督的效力很可能因為信息的不完備而降低、甚至失去。這是因為監督者為了有效履行其職能，必須對被監督者的情況了如指掌，但向監督者提供信息的往往是被監督者，由於政府部門對其經營業務有著自然的壟斷性，可以利用其壟斷地位來封鎖一部分公共產品所涉及的有關資源和成本的信息。因此，監督者根據被監督者提供的不完備的信息所進行的監督，其實效是大打折扣的。
政府的尋租活動。根據布坎南的定義：「尋租是投票人，尤其是其中的利益集團，通過各種合法或非法的努力，如游說和行賄等，促使政府幫助自己建立壟斷地位，以獲取高額壟斷利潤。」如紡織業尋求政府的關稅與配額的保護，將外商拒之於國門之外，維持本行業的壟斷地位，而高額壟斷利潤超過平均利潤的部分被稱為經濟租金。可見，尋租者所得到的利潤並非是生產的結果，而是對現有生產成果（利潤）的一種再分配。因此，尋租行為具有非生產性特徵。同時，尋租的前提是政府權力對市場交易活動的介入，政府權力的介入導致資源的無效配置和分配格局的扭曲，產生大量的社會成本，這些成本包括：尋租活動中浪費的資源，經濟尋租引起的政治尋租浪費的資源，尋租成功後所損失的社會效率。公共選擇理論認為，市場經濟條件下，最常見的尋租行為有4種：一是政府定價；二是政府的特許權；三是政府的關稅和進口配額；四是政府訂貨。
因此，布坎南等公共選擇學派對西方現行民主制度，對國家和政府深表懷疑。正如布坎南所說的：「公共選擇理論以一套悲觀色彩較重的觀念取代了關於政府的那套浪漫、虛幻的觀念。公共選擇理論開辟了一條全新的思路，在這里，有關政府及統治者的行為的浪漫的、虛幻的觀點已經被有關政府能做什麼、應該做什麼的充滿懷疑的觀點所替代。而且，這一新的觀點與我們所觀察到的事實更為符合。」 布坎南教授的思想博大精深，他畢生探求的是市場經濟持久繁榮的政治制度基礎。
布坎南在1986年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演講中，區分了「規則的制定」與「政策的制定」。換言之，我們可以將政治過程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規則或者憲法秩序的設計階段；第二個階段為規則的實施階段。用博弈論的語言來講，第一個階段是博弈規則的設計，第二個階段是博弈的展開階段。如果將社會博弈比喻成一場體育比賽，那麼在第一個階段就是要設計好比賽規則；在第二個階段按照事前設計好的規則來比賽。
就像體育比賽要有清楚的比賽規則一樣（沒有清晰的規則，比賽必然一片混亂），經濟政治生活中人們的有效互動也需要清楚界定的規則，而且這種規則是共識。否則，可以想見，經濟政治中就會出現很高的交易費用和低效率。例如，在經濟生活中，企業家就可能不會有長久的規劃，這樣本來可以提高社會福利、使所有人都變好（帕累托改進）的投資就不會發生。更壞的是，這種沒有事前界定好規則的社會，就會出現一種強盜邏輯，即沒有規則的規則——「叢林規則」，這樣的社會是可怕的。
也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當代英國經濟學家肯·賓默爾也說，「界定清晰的社會契約是市場出現的先決條件」。
所以，第一個階段即事前的規則設計至關重要。布坎南認為，最公正的憲法秩序應該是在「無知之幕」後設計出來的。這是一種理想狀態：在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的類型（即屬於哪一類利益群體）的情況下，大家通過形成共識來達成憲法秩序的設計。雖然這樣的情況在現實生活中很難出現，但收入差距不大的相對同質性的社會，還是比較接近這個理想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設計出來的規則應該是最公正的。
更普遍的情況是，在憲法秩序設計的過程中，人們都知道了自己的類型；在一個利益分化的異質性社會中，最後形成的憲法秩序是不同利益群體博弈、妥協的結果。因此，排除革命的話，和平的憲法秩序設計要滿足所有類型人的參與約束和激勵相容約束。參與約束就是要保證每類人接受憲法秩序設計後不比原來的狀態差（即每類人願意參與），激勵相容約束就是在滿足參與約束的情況下，每類人的行為盡可能與社會目標相吻合。
我們知道，在異質性很強的社會，這兩個條件都很難滿足。拿參與約束來說，在收入差距很大的社會中，憲法秩序設計很有可能會損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這樣既得利益集團很可能就不會贊成憲法秩序設計，他們的行為很有可能與社會目標也是不吻合的，即激勵相容約束也不滿足。
因此，一個社會的收入差距和社會分化越嚴重，公正的憲法秩序設計就越困難，因為參與約束和激勵相容約束就越難滿足。所以，憲法秩序改革的時機是非常重要的。歷史地看，憲法秩序民主和經濟發展都比較好的國家，往往是在那些憲法秩序確定的時候收入差距和社會分化比較低的國家。
現在，人們越來越認識到起點公平對於憲法秩序的設計和持久繁榮的重要性。美國自立國之初，政治家們（尤其是傑斐遜）就認為，初始經濟稟賦的平等和相對平等的財產權利是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的先決條件，這被稱為「傑斐遜主義」，也是美國主流的政治哲學之一。後來的經濟史學家們認為，這是造成北美洲和拉丁美洲不同發展路徑的根本原因。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將這種哲學灌輸給並影響了當時的東亞國家政府。日本在美國（麥克阿瑟將軍）的管理下，成功解散了大財閥，並實行了平均主義的土地改革。與此同時，在美國影響下，韓國在1950年左右，也成功實施了「耕者有其田」的平均主義的土地改革。在政治上，初始稟賦的平等使得利益集團問題不嚴重，容易達成社會共識和社會契約（憲法秩序），政府可以實施有利於整個社會的經濟政策。
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的局面稍有不利，因為中國現在收入差距比較大。但憲法秩序的設計對於中國的持久繁榮是不可或缺的，就像沒有界定好比賽規則的體育比賽會出現混亂一樣，中國若要維持持續繁榮，繞不開憲法秩序的設計。在中國收入差距已經很高、利益群體已經出現的情況下，憲法秩序的頂層設計就變得很重要，這樣可以繞過利益群體的干擾。
另一方面，政府要通過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縮小收入差距，提高不同階層的社會流動性，這樣可以創造一個動態平等的社會，也有助於實現公正的憲法秩序設計，為中國的長治久安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製度保證。 這位自稱「田納西農民」的老人，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語速平緩，眼神沉靜，喜歡使用令人緊張的多義詞或隱喻來表述自己的思想——這樣表述的思想於是有了強烈的「內在沖突」。
從他的著作中常可感受到這一經驗主義信條——亞當.斯密恪守了這一信條，時刻警惕著不將具體情境內的觀察和命題推廣為一般命題或「定理」（任何懂得經驗主義方法論的經濟學家都不願意使用「定理」來表述自己的思想）。布坎南常用來描述他自己的（價值觀、政治立場、對世界的基本態度），是這樣一個短語：「not absolutely absolute, nor absolutely relative, but relatively absolute」（我的態度既不是絕對地絕對的，也不是絕對地相對的，而是相對地絕對的）。
越到晚年，他越意識到現實政治失敗之根源是沒有原則——政治人物和他們制訂的公共政策越來越追尋短期利益，這是布坎南為1998年這本著作提出的最緊迫任務。與他的其它著作一樣，他的理論從未離開美國現實。原則，或「generality」（一般性），成為他晚年不斷呼籲的核心觀念，並且在這一意義上，他走向或走入了奧地利學派。「金融危機」之後，他呼籲將「貨幣」問題提升到立憲層次來討論。凱恩斯經濟學占據主導，通貨膨脹政策成為侵吞人民財產的主要途徑。財產權是社會正義的核心，也是美國憲法的核心。在布坎南的立憲經濟學視角下，最高的一般性（原則），屬於立憲范疇。
上帝死了。在各國，無一例外地，政客們（以政治為追尋短期利益之手段）逐漸驅逐了政治家（以政治為實現更高理想之舞台）。貨幣政策，與外交、教育、人口和社會福利及其公共政策一樣，不再有原則。於是，哈耶克鼓吹的「貨幣非國家化」政策正在成為市場經濟的憲法議題（參見Edward Peter Stringham and Todd J. Zywicki，2011，「Hayekian anarchism」（哈耶克式無政府主義），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與其聽任這些政客如中國各地政府的「賣地財政」這樣濫發紙幣，為何不將鑄幣權交給自由競爭的民間錢庄呢？紙幣的價值敏感依賴於發行者是否珍惜自己的名聲。政客和錢庄，誰更珍惜名聲？
布坎南先是在1975年發表的《自由之限度》最後一章的腳注里批評哈耶克「盲目相信傳統」，後來又在討論哈耶克1988年《致命的自負》初稿的小型研討會上發表了類似的批評（當然是友善的）。布坎南的立場，他說：「與羅爾斯的更接近」。事實上，最新發表的一篇論文，主旨就是論證哈貝馬斯1980年代發表的「社會交往」理論與奈特（Frank Knight，布坎南的老師和布坎南心中的兩位「英雄」之一）在1940年代發表的「自由對話」理論，有無法忽視的相似性（Dalibor Roháč，2012，「Knight，Habermas，and Rawls on freedom, personhood and constitutional choice」，The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vol. 19，issue 1，pp. 23 - 43）。
現實政治和公共政策的普遍失敗，經濟學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布坎南寫道（1986《自由、市場與國家》）：「經濟學，如它在80年代的那個樣子，是一門忘記了最終目的或意義的『科學』……在非常現實的意義上，80年代的經濟學家們在他們自己領域的基本原理方面其實是文盲，……他們似乎是一群被閹割了意識形態的人……。我們的研究生院正在成批生產著這樣的訓練有素的和高度機智的技術專家，這些專家被訓練為幸運地可以無視他們學術事業的最高宗旨的匠人。他們絕不感到有道德上的義務去說服和傳授給他們的學生那些有關一群自由個體究竟如何能組織為可以相當有效地利用自然資源並且不發生導致社會解體的重大沖突的社會過程的理念。」我特別喜歡布坎南這段文字，所以在我的傳真問卷里全文加以引述。這段文字最後一句的關鍵詞「社會過程」，也就是奈特1942年發表於《倫理》期刊闡述了「free discussion」（自由對話）的那篇文章的關鍵詞（Frank Knight，1942，「science，philosophy，and social procere」，Ethics，vol. 52，no. 3，pp. 253 - 274）。
似乎意識到布坎南即將離去，JEBO（《經濟行為與組織》）2011年7月出版了「布坎南」專號。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在這期專號發表了一篇情誼深厚的文章，「on James Buchanan」（論布坎南）。與眾不同，森的文章，核心只是一句話：布坎南的貢獻很多，擇其最重要者，森認為是：「The cultivation of the taste for public reasoning in an open-minded way, which James Buchanan has done so much to advance, is one of the features of his greatness for which economists and other social scientists— and indeed the world at large—have much reason to be grateful」（開放心態的公共理性之品味陶冶，布坎南貢獻最為卓著，是經濟學家以及其他社會科學家——事實上全世界——都有充分理由為布坎南這一偉大特質而感激他）。森在這篇文章里宣稱，在追尋這一思路時，布坎南是他心目中的首要英雄（「a major hero of mine」）。森的評價，在我看來極中肯。在公共領域，大眾需要發言，可是大眾容易有兩極化的傾向。布坎南長期努力於陶冶一種更復雜的從而可以超越沖突的話語品味，在公共領域尤其難得。所以，布坎南認為經濟學家的首要職能是「教育民眾」。因為，這也是奈特的見解：公眾普遍地很難接受哪怕是最膚淺的經濟學原理及其運用所得的結論。
綜觀布坎南畢生的思考與表述，我感觸最深的，如上述，是他晚年視為最緊迫任務的「基於原則的政治」。雖然，「末法時代」，有原則的政治很難不被無原則的政治淘汰。
布坎南晚年的思想，對中國當前的政治改革和經濟政策都具有重要意義。他感慨：「政治在一切地方都已超越了它的限度，人們已經意識到它的失敗之處，公共選擇理論只不過為他們的意識提供了一種解釋——理解他們所意識到正在發生的事情。」中國讀者需要了解為什麼政治在各地都已失敗，以便為中國尋找更可能不失敗的政治。
首先要澄清的是「政治失敗」的涵義。布坎南，更接近羅爾斯的「契約主義」立場。最出色地為這一立場辯護的，是哈佛的天才教授斯坎倫（參見Thomas M. Scanlon，1982，「contractarianism and utilitarianism」（契約主義與功利主義），in Amartya Sen and Bernard Williams，eds.，Utilitarianism and Beyond）。任何政治行動，不論在主持者看來取得了多麼重大的成功，只要違背契約，就是失敗的。憲法是一套政治契約，不論是羅爾斯還是他的批評者都會同意，憲法的基本職能（在羅爾斯解釋的「基本社會結構」和「主要制度」的意義上）是維護社會正義。以契約主義闡釋憲法的這一職能，用斯坎倫的樸素語言就是關於「what we owe to each other」（我們相互應盡的責任或義務）的基本原理——斯坎倫1998年以這一短語為標題發表了他的名著《我們相互應盡的責任》（哈佛大學出版社1998）。政治的成功或失敗，於是取決於它是否實現了最初的承諾。政黨落實它對人民的承諾（政治契約），是基於人民支持而取得權力的政黨對人民應盡的責任。在多黨競爭的或在黨內多派別競爭的體制內，執政者本應超越黨派利益（他的私人「口味」），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Jeremy Bentham），所謂「立黨為公」（他的公共「價值」）。這是阿羅《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第2章第3節「社會狀態的排序」關於選民行為的基本假設（Kenneth Arrow，1951，Social Choice and Indivial Values，1963年第二版），我稱之為「公民意識」假設——每一位公民在公共領域里的「價值」不應被他在私人領域里的「口味」主導。否則，就沒有阿倫特意義上的「政治」（Hannah Arendt，1958，The Human Condition，第1章和第2章）。阿羅說（上引著作第1章第1節），他的老師奈特多次指出，在與自由市場體制相類的民主政治體制里，選民也如同他們在市場經濟中一樣只根據他們的「局部知識」投票，於是「公共選擇」總是傾向於強化「特殊利益」從而導致更大的不平等（富人容易獲得更大的代議權）。不論如何，阿羅聲明自己的論文「只研究民主的形式而不涉及它的內容」。奈特是布坎南的老師，也是阿羅的老師。與阿羅相比，布坎南與這位老師更相似，他始終在探究民主的實質（內容）。
原則，是政治家的生命。與政客不同，政治家有信仰。原則是信仰的政治表達，它不能交易，所以它不是利益。政治普遍失敗，因為政治家在各處都已消失。奈特的預言，與他的其它預言一樣應驗了。以「冪律」方式在過去十年迅速增加的不平等以及「佔領華爾街運動」，可說是奈特預言的晚近驗證。更早的驗證發生在中國。張君勱（素享「民國憲法之父」美譽）在1948年發表「民國憲法十講」總結辛亥以來政治不能成功之教訓時發表的見解，與上述相類。
2013年1月9日，布坎南離世，享壽93歲。他的祖父曾任田納西州州長，這位州長的孫子卻因家境清貧而養成了務農早起的習慣。政治，從不承諾為掌握權力的個人帶來財富。喬治.梅森大學的「布坎南小屋」（Buchanan House）是公共選擇研究中心的辦公室。小木屋被樹林和一大片草地包圍著，十足是一座農舍，尤其是那條林間小路，剛夠一輛汽車駛過，曲曲彎彎來到門前一株老松前。老松對面的門廊里擺著一對舊搖椅，窗上吊著一盆家養的野花。這格調與喬治.梅森大學氣派的建築群格格不入，卻充分表現了布坎南的「低調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