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國把什麼放在經濟首位

Ⅰ 秦國統一華夏，攻滅六國的經濟基礎有哪些

秦朝是華夏民族歷史上第一個封建性質的大帝國，它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非常重大，它的前身是戰國時期一個名不見經傳的諸侯國秦國，一個並不被人看好能完成華麗轉身的小國家。

秦國為什麼能統一華夏也成為了無數歷史學者爭相研究的課題，有人認為是因為商君變法從根本上強大了秦國，也有人認為是因為秦國自秦孝公之後沒有出過昏君，更有人認為是因為秦始皇嬴政雄才大略。

這四大經濟區只有鄭國渠是屬於秦始皇嬴政，其餘三個都是屬於嬴政的祖輩，由此可見，秦國的經濟基礎在秦王政即位之時就已經奠定的差不多了，統一六國也只是一個時間問題，畢竟秦國已經從根基上強大了起來。

當然，秦國能夠在短短十年就滅掉六國建立秦朝，秦始皇的功績也不能被否定，秦始皇的存在就是硬生生的把這個時間給提前了很多。

Ⅱ 秦始皇統一六國,什麼是奠定經和軍事基礎

商鞅變法奠定了秦國的經濟、軍事基礎，獎勵耕戰促進了經濟、軍事的發展。

Ⅲ 秦始皇統一六國的經濟基礎是什麼

有強大的軍隊, 而支持這種軍隊的國家政策更是出色。 1.參加軍隊的士兵，殺一個敵人，有獎賞。具體什麼不太清楚了。所以秦國的軍隊，一上戰場像瘋了一樣。 2.農業政策，推廣耕種，把鐵器全部用作農業。軍隊用的兵器全部是落後的青銅。適合的農業政策保證了這么多的軍隊的供給。 3.國君有雄心，有野心 4.前幾代國君積累了雄厚的資金和軍隊。 統一，整體採用的政策是，遠攻近交，逐個突破的策略。

Ⅳ 戰國時期的國家為什麼會把發展農業放在第一位

整個戰國時代是中國古代歷史社會性質的過渡階段，在這一歷史時期，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的發展都取得了長足的突破，雖說戰國時代是一個利益紛爭不斷的年代，戰爭頻繁的爆發對於社會的結構造成了很大程度上的破壞，同時也損失了一部分的人口和財富；可是戰國時代卻是一個去舊換新的時代，在這個年代裡，所訂立下來的基礎，是之後2000多年的封建社會所共同受益的。

我們不能說，依靠農業經濟進行國家財富收入的方式，就比之西方的商品經濟要低的，這種認知是完全錯誤的，這其實是由時代的環境所導致的，文明發展的基礎不同性質不同，自然會造成發展方式上的差異。

事實上，西方所進行的商品交換，也只是一種發展形式而已，在他們的發展歷程當中，形式也是多有改善的，因此，我們還需要辯證的去看待這個問題；即使在戰國時代展露出對農業經濟的重視之後，之後的歷史社會對於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更加的看重。

俗話說，

民以食為天，國以糧為本

，而在封建社會，人們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本經濟政策，基本的表現就是男耕女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其實如果真的能夠回到那個時代，或許真的可以像桃花源記當中所說的那樣，黃發垂髫並怡然自樂。

所以，當我們看到一種歷史發展形式的時候，我沒有將其深入的剖析，不能夠只是以現代人的角度去分析和評價古代人的發展，這樣是對我們發展歷史的不尊重，同時也是對我們賴以生存和傳承的文明的不尊重。

Ⅳ 從經濟角度分析秦國強盛的原因

商鞅

商鞅，衛國人，是我國戰國時期的一個著名的政治家。

商鞅本名公孫鞅，也叫衛鞅，後來在秦國被封為商君，因而又叫商鞅。他一生的主要活動和貢獻，是在秦國實行變法，歷史上稱之為「商鞅變法」。

商鞅從小就喜歡「刑名之學」，到了青年時期，他已經成為一個有學問有才乾的人了。

離魏相秦 舌戰群臣

最初，商鞅在魏惠王的相國公孫挫手下做小官時，就表現出他的才能，深得公孫挫的重視。在公孫挫臨死前，他曾把商鞅推薦給魏惠王做相，並說：「如果不用商鞅，就把他殺掉，決不能讓他離開魏國。」魏惠王對公孫挫的話根本沒放在心上，認為他病重在說胡話，既沒有重用商鞅，也沒有殺他。

戰國時期，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國爭雄。秦國比較落後，秦孝公為了使秦國稱霸，決心徵召有才能的人。他在求賢詔令中說：「誰能想出好辦法使秦國強盛，就讓他做高官，還封給他土地。」商鞅聽到這個消息後，決定到秦國去。

到了秦國以後，商鞅通過秦孝公的親信景監的介紹，與秦孝公面談了三次。前兩次會面時，商鞅講行帝王之道，秦孝公不感興趣，昏昏欲睡。第三次會面時，因為商鞅已經摸清了秦孝公急於稱雄於世的思想，大講富國強兵之道，秦孝公聽得非常高興。由於思想投機，兩個人一連談了幾天也不覺得累。於是，商鞅得到秦孝公的賞識，開始受到重用。

商鞅向秦孝公建議，在秦國實行變法。秦國貴族認為侵犯了他們的利益，堅決反對變法，弄得秦孝公猶豫不決。一次，秦孝公召集大臣討論變法時，商鞅說：「有獨到見解，作法高明的人，總會受到世俗常人的譏笑和反對。愚笨的人在事情發生後還不知為什麼，而聰明的人卻能做出正確的預見。一般人不能和他去商量革新和創造，只能讓他們坐享其成。做大事業的人，用不著跟一般人商量。只要能使國富民強，就不必按舊制度去辦，也沒有必要遵守老規矩。」秦孝公認為商鞅講得有道理。

可是，貴族甘龍卻認為商鞅講得不對，他說：「聖賢之人是不用改變民眾的習俗來推行教化的，明智的人是不改變原來的制度來治理國家的。依據舊制度治理國家，官吏熟悉，百姓安定。不按老規矩辦事—，天下的人就會議論紛紛。」他要秦孝公仔細考慮，不可輕舉妄動。

商鞅立即反駁說：「一般的人安於現狀，書獃子只會默守成規。讓這兩種人做官，只能是照章辦事，無所作為。三代不同禮，都成了王業；五霸不同法，也都成了霸業。聰明人立法，愚笨的人只能受法的管制；賢明人根據情況變更禮俗，不賢之人只能受禮俗的約束。」商鞅要秦孝公堅定變法的信心。

另一貴族杜摯也反對變法，他說：「沒有百倍的好處，不必變法；沒有十倍的功效，不用更換舊的東西。遵守舊法沒有錯，依照舊禮不會出偏差。」希望秦孝公維持現狀，不必變法。

商鞅毫不妥協地說：「古代的制度多了，應該效法哪一種呢？時代不同了，治理國家不能只按一種辦法行事。……違反古代制度的，不一定受到非議，因循舊制的也不值得贊揚。」

孝公聽了商鞅滔滔不絕的雄辯，大加贊揚，並深有省悟地說：「鄙野小巷的人少見多怪，孤陋寡聞的夫子才喜歡無謂的爭論。愚人高興的，正是明智人感到可憐的；狂妄人稱快的，正是賢能人所擔心的。拘泥於世俗的那一套議論，我不再想聽了。」於是，秦孝公支持商鞅的變法了。

通過這場舌戰，以杜摯、甘龍為代表的守舊振失敗了，堅定了秦孝公變法的決心。

不畏權貴 變法革新

秦孝公下定決心變法，任命商鞅為左庶長(秦國是二十等爵，左庶長是第十級，掌握軍政大權)，開始進行一系列重大改革。

商鞅變法前後有兩次。第一次是秦孝公六年(前356年)公布的，主要內容是：

一、編定戶籍，實行「連坐」。規定五家為「伍」，十家為「什」，國家直接掌握全國的戶口數，而且便於互相監督。一家犯法，其他家必須告發，不然就要一同受罰；告發人和殺敵者一樣受獎，賜爵一級。

二、獎勵軍功，禁止私鬥。新法規定：凡有軍功者，均可得到賜爵、賜地、賜官等獎賞。與獎勵軍功相聯系，對秦的爵制加以整頓，規定了爵位的二十個等級。宗室(國君的親屬)沒有軍功的，也不得享受特權，對田宅、臣妾都有明確的規定。這無非是鼓勵人們為秦國的封建政權而勇敢作戰。與此同時，商鞅變法還規定了禁止私鬥。所謂私鬥，並不是指一般人打架，而是指「邑斗」。「邑」是指一般的城鎮，被奴隸主所佔有。奴隸主之間為了爭奪土地、財產，經常發生爭斗。新法規定不準私鬥，違犯者按情節輕重，給以不同的處罰。其目的是在於削弱奴隸主的勢力，加強封建中央集權。

三、鼓勵耕織，發展封建經濟。新法規定，凡是一家有兩個以上的成年男子就必須分家，否則就要加倍納稅。凡多打糧食和多織布的人，可以免除勞役和賦稅；凡因經商及懶惰而貧困的，其全家則淪為官府的奴隸。

四、制定嚴厲的法令。商鞅以嚴厲的法令來維護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法令制定的原則是「輕罪重刑」，即使犯了很輕的「罪」，也要處以極重的刑罰。據說連「棄灰於道者」(把灰倒在路上)，也要處以黥刑(黥刑是古代一種肉刑，用刀刺刻額頰等處，再塗上墨)。

為了取得民眾的信任，商鞅在推行新法之前，想了些辦法。據說，他在國都南門外立了一根三丈長的木頭，下令說：「誰能把這根木頭搬到北門去，就賞給他十金。」老百姓都很奇怪，沒有人敢去試試。後又宣布賞五十金，一個不怕事的人把木頭搬到北門，果真得了五十金。通過這件事，人們都相信商鞅說話是算數的。因此，商鞅抓住了這個時機，公布了新法。

新法公布之後，受到許多人的擁護，但也遭到了舊貴族的反對。太子明知故犯，破壞新法，商鞅決定依法處理太子。但太子是國君的繼承人，不能施刑，就對太子的兩個老師進行嚴厲的處罰。此後，再也沒有人敢不遵守新法了。

商鞅因變法有功，於秦孝公十年(前352年)被提升為大良造(又稱大上造，在秦的二十等爵中，屬於第十六級)。為了進一步保護封建制，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年)，商鞅又頒布了加速封建改革的法令：

一、普遍實行縣制。商鞅變法前，只是在個別地區設立縣。新法規定，全國普遍推廣縣制，把過去奴隸制的邑、聚等組織都合並為縣。每縣設立縣令和縣丞，這是地方行政長官。從此以後，縣就成為封建地方政權的基本組織形式。這些官吏領取俸祿，由國君任免，與奴隸社會的世卿世祿制不同，它更有利於維護中央集權。

二、開阡陌(縱橫道路)封疆(田界)，承。認土地私有。商鞅下令把過去國有土地上的縱橫道路和田界清除掉，鼓勵農民開墾荒地，承認土地私有，允許買賣。這樣就以法律的形式廢除了舊的土地制度，肯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這一措施對封建制的確立和發展，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三、統一度量衡。統一的辦法是：規定全國的度量衡都必須統一進位制度，即把升、斗、丈、尺作統一規定；製造統一的標準度量衡器，發到全國各地。目的自然是為了加強對人民的剝削，但是，這種統一對當時的經濟發展是有利的，也為後來秦始皇統一度量衡奠定了基礎。

收復失地 受封於商

在這次變法期間，秦國遷都咸陽。咸陽北靠高原，南臨渭河，交通便利，物產豐富。特別是通往函谷關，這對秦向東方發展極為方便。遷都咸陽，十分清楚地反映了秦國地主階級要向更大規模發展的雄心壯志。

商鞅變法以後，不僅沉重地打擊了舊貴族的勢力，而且也促進了封建經濟的發展，鞏固了封建統治。經過多年的努力，秦國日益富強，逐步發展成為一個強國。

長期以來，魏對秦的威脅最大。因為魏當時是戰國七雄中的頭號強國，而秦國力量較弱，黃河以西大片土地一直在魏國的控制之下。商鞅變法之後，秦國兵強馬壯，准備收復失地。秦孝公二十年(前340年)，齊、趙兩國又一次向魏進攻，魏國形勢危急。商鞅認為這正是一個好機會，便率兵攻打魏國。魏國派公子昂為將，領兵抵抗秦軍。從秦、魏當時的兵力而論，秦國想迅速取勝，還是困難很大的。於是，商鞅給公子印寫了一封信，敘談在魏國的舊情，願意罷兵和好，並約公子印前來飲酒。魏國正處在幾面受敵的境地，對於商鞅的邀請，公子印深信不疑，前去會面。會面之後，正當飲酒時，早已埋伏好的秦兵一擁而上，將公子印抓起來了。秦軍趁勢打敗了魏軍，取得了一次重大的勝利。魏國對外連年作戰，國內空虛，只好把黃河以西大部土地割給秦國講和。魏惠王想起公孫挫病重時向他推薦商鞅為相之事，十分後悔地說：「我真恨我自己當初為什麼不聽公孫挫的話。」

商鞅打敗魏軍之後，秦孝公把於(今河南內鄉縣東)、商(今陝西商縣東南)之地十五邑封給他，因而號為商君。

五馬分屍 悲赴黃泉

商鞅採取暴力手段，鎮壓奴隸主貴族的反抗，因而遭到舊勢力的反對。在商鞅相秦十年之後，有一個名叫趙良的人，就代表貴族集團去見商鞅。開始時，趙良勸說商鞅讓位，後來又勸商鞅取消殘酷的刑罰，最後威脅商鞅，說他不遵守舊制，早晚要失敗的。他還兇狠地說：「孝公一旦死後，秦國想收拾你的人難道還少嗎？你的末日快到了!」商鞅掌握秦國的軍政大權，獨斷專行，因而同地主階級內部的一些代表人物也發生利害沖突，積怨甚多。商鞅對於這種處境，自己也很害怕，每次出門，都要有武裝衛士的保衛。後來，秦孝公病重，據《戰國策·秦策一》記載，孝公病重時，曾打算把君位讓給商鞅，商鞅沒有接受。孝公二十二年(前338年)，秦孝公死了，太子駟即位，史稱秦惠文王。公子虔誣告商鞅密謀反叛，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立即逃跑。

當他在路上要求住店時，因沒有任何憑證，店主不敢收留，並對他說：這是「商君之法」的規定。商鞅沒有辦法，又跑到魏國，魏國對他早已恨之入骨，他只好回到自己在秦國的封地商邑。他組織了一些人馬，准備抵抗秦軍，但寡不敵眾，被惠文王的軍隊抓獲。惠文王以殘酷的刑法「車裂」，把商鞅處死。

秦惠文王及公子虔等殺死商鞅，這是地主階級內部的矛盾，並不是新舊兩種勢力的斗爭。因此，商鞅死後，秦國的改革並未停止，封建制繼續發展，並不斷地得到加強。

春秋戰國之際，是我國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社會大變革時期。改革舊的制度，改變舊的不適合生產力發展的一切舊的上層建築，這是時代的潮流，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在這個動盪的時代里，商鞅作為新興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敢於蔑視傳統的勢力和舊的習俗，積極投身於這場封建制改革運動之中，並使封建制度在秦國取得勝利，其歷史功績是應當予以肯定的。

其政不息 稱雄列國
商鞅變法的成功，除了客觀條件之外，在主觀上有兩點給我們以啟示：

首先，商鞅有創新的精神。商鞅從小就受法家思想的影響，但他在秦國主持變法時，並不是完全照搬李悝的主張，而是從實際出發進行的。如耕戰政策，當時許多政治家都在各個諸侯國實行過，然而只有秦國的效果特別顯著。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商鞅能夠從秦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制定出獎勵軍功等一系列具體的行之有效的辦法。因此，改革很有成效。據《史記》記載，商鞅在秦國推行改革十年之後，「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亍私鬥，鄉邑大治。」

其次，商鞅的斗爭精神。在推行新法過程中，商鞅也是遇到了各種各樣的困難的。但是，他敢於同舊勢力作斗爭，為維護封建統治毫不動搖。歷史上許多改革家之所以失敗，並不完全是因為改革的內容不符合實際，有的改革方案甚至很理想，但一觸犯權貴的利益和特權，就不敢繼續堅持下去，使改革成為紙上談兵。商鞅卻能以極大的勇氣推行新法，不畏權貴，不達目的誓不罷休。所以說，改革是有風險的，需要有膽識與魄力。否則，改革是不會成功的。

當然，我們也必須看到，作為地主階級政治家商鞅，把人民視為群氓，鼓吹愚民政策。同時，他也是以最殘暴的方式鎮壓人民，來維護封建的統治政權。如「連坐」法是相當殘酷的，它加深了人民的痛苦，因而怨聲四起。許多史書也都說，商鞅變法對人民沒有什麼好處，刑法越來越多，人民敢怒不敢言。

但是，評價一位歷史人物主要是看他在歷史上的貢獻。商鞅變法之後，使秦國富強起來，並為一百多年以後秦始皇統一中國打下了基礎，為確立和鞏固封建制度做出了極大的貢獻。因此，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地評價商鞅的歷史功績，不應以個人品德上的殘苛來貶低他在歷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