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經濟擴張多久

1. 日本的戰後經濟是怎麼發展起來動

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蘇對峙的國際形勢是顯而易見的原因，日本企業因而獲得源源不斷的軍需訂單，從而為戰後日本經濟的恢復提供了強有力的刺激。

二、出於抑制日本並與蘇聯對抗的考慮，美國一直以其核力量和海軍、陸軍保護日本本土和海上航道。這意味著，日本得以將大量經費從高額國防開支中轉移出來，為其工業和技術發展提供更多資源。

三、晚至經濟早已「起飛」的20世紀80年代，日本年均國防開支僅116億美元，而同一時期法國、英國、西德為210至240億美元，美國更高達2390億美元。按人均計算，1983年每個日本居民只需為防務支付98美元，而英國人為439美元，美國人為1023美元。

(1)日本經濟擴張多久擴展閱讀：

日本戰後70年的經濟增長主要分為三個階段，20世紀50年代後半期到70年代前半期的高速成長，70年代前半期到90年代前半期的穩定成長，以及90年代之後股票等泡沫崩潰的「失去的20年」，日本陷入被稱為通貨緊縮的低速增長。

而日本經濟實現高速增長的起點是1956年。當時已超過了戰前的經濟規模，日本政府的經濟白皮書中也記錄到「已經不是戰後」。冰箱、洗衣機和黑白電視這「三件神器」銷量驚人，豐富的勞動力對生產和流通構成支撐。

在經濟迅猛增長的背後，扭曲也出現擴大。大氣和水污染日益嚴重，由於增發國債，日本政府的債務出現膨脹。20世紀90年代之後，日本經濟經常陷入負增長。經濟刺激的資金和債務不斷增長，遠遠超過稅收收入，加劇了財政的惡化。

2. 日本的經濟擴張給鄰國帶來疑慮指的是是

日本史一個不負責任的國家。
要往海水裡排核污水了。

3. 日本經濟停滯到什麼時候才會復甦

12月21日，日本央行在經過兩天的政策會議討論後，宣布維持當前基準利率不變，同時下調國內經濟評估，並警告稱，日本經濟復甦活動已出現暫停。

經濟預期更悲觀

日本央行表示，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及日元升值是造成日本復甦暫停的主要原因。貨幣政策會議之後，日本央行行長白川方明也指出，日本經濟回暖的步伐暫停，企業信心進一步惡化，大地震之後的嚴峻形勢依舊存在。同時，他還表示，歐債危機的惡化將進一步加大世界經濟下行的風險。

根據日本財務省12月21日發布的貿易統計數據，受歐債危機、泰國洪水以及日元升值影響，日本11月出現貿易逆差6847億日元（約88億美元），這是日本連續兩個月出現貿易逆差。

「內憂外患」之下，日本各界對來年該國經濟悲觀情緒凸顯。據相關報道，日本民間經濟智庫大和綜合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熊谷亮丸在最新一份經濟預測報告中認為，2012財年（始於2012年4月），日本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為1.8%，相對11月份的預測下調0.8%。熊谷亮丸認為，明年日本經濟存在三大風險因素：第一，核電站全部停運將導致電費上漲15%至20%，對實際GDP的影響超過1%；第二，全球金融市場動盪導致日本經濟下行；第三，日元匯率持續堅挺將壓迫日企利潤和出口增長。

不放棄貨幣寬松

盡管對歐債危機和日元升值感到擔憂，日本央行政策委員會當天仍一致投票決定，暫不採取進一步寬松政策。有觀點認為，鑒於歐債危機不會馬上結束，日本央行必須為市場持續長期震盪做准備，因此，該央行很可能希望保留政策彈葯，用以防備歐債危機蔓延或經濟形勢惡化。

鑒於日元持續升值，出口商一直呼籲政府再次對貨幣市場進行干預。今年，日本政府三度出手在公開市場出售日元，日本央行也於今年以來屢次擴大量化寬松貨幣政策規模，充分利用其主要政策工具，擴大金融資產規模，並數次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12月20日本財務省宣布，將把匯市干預資金規模擴大至195萬億日元，以便在必要時採取決定性干預日元匯率，但效果均不明顯。

目前，盡管日本央行採取保守態度，但並不排除此後採取進一步寬松措施。白川方明曾表示，歐債危機是日本目前最大的威脅，而日本央行將繼續採取擴張的貨幣政策。因此有許多分析師預計，由於海外經濟體、特別是歐洲的不確定因素增加，日本央行未來數月將採取擴大資產購買計劃等進一步放鬆政策的舉措。

4. 日本經濟擴張持續時間創新高 是什麼拯救了日本經濟

主要是日本首相更迭頻繁，缺乏長遠的工業復興方案；改革開放與明治維新可以說是同一條路，但日本很快走上擴張而民生改善差；不可能，因為中國持有大量美債，美國富豪大多在中國；短期內是俄羅斯，長期內是中國。

5. 為何在二戰期間德國以及日本能夠走上侵略擴張的道路而不是別的其它國家

從民族性來看：德國、日本都是比較單一的民族，德意志民族和大和民族。在德國統一和日本明治維新這兩個國家的民族都有很強的凝聚力在一起團結奮斗，且兩個民族都有很強的排外性和侵略性。

從政治來看：一個是一戰戰敗國，國家被封鎖，國際環境差，經濟危機之後失業人群龐大，黨派從生，給了納粹黨崛起的基礎。一個是一戰戰勝國，利用一戰的機會國力大增，且獲得德國在亞洲、太平洋的勢力范圍，影響力劇增。但受自身地理環境所限有很強的對外侵略性，尤其在26年京東大地震影響，在加上29年經濟危機，使日本軍國主義代表-日本軍部勢力大增，使日本走上了軍國主義道路。

從經濟上來看：兩個國家的經濟形勢模式都是很相近的，當時德國和日本為了發展經濟都是扶持了一批國內大型企業如德國的西門子、克虜伯，日本的三菱，住友等。隨著經濟的發展德國、日本的的企業都不滿足於國內的市場，需要更廣闊的國外市場，這就為對外擴張埋下伏筆了。

從軍事上來看：德國是一戰戰敗國，在德國宣布投降之後協約國制定了極為苛刻的條約，一定程度上限定了德國的軍事力量，但同時埋下了仇恨的種子，德國在20年代開始尋求在國外發展軍事技術，於蘇聯有最多的軍事交流，作為曾經世界第一陸軍的德國有一顆不服輸的軍魂，在22年的魯爾危機時對德國刺激最深，使德國堅定了發展軍事力量的決心。日本在一戰後被日本歷任內閣裁減軍事力量，引起軍隊力量的反彈，在這樣的環境下日本軍隊策劃了對中國的「9.18事件」，之後對日本軍部不滿當時的內閣，對日本政要發動多次刺殺，並最終失控。

從社會背景方面：德國是的發達工業國家，工業人口眾多，29年世界經濟危機對德國經濟打擊最大，德國失業人口總數超過800萬，引起德國的社會急劇動盪，且在經濟危機中猶太人對的財富引起德國仇猶的開始，在經濟危機中納粹的宣傳主張使納粹黨實力直接暴增。日本是一般的工業國家，其國內地理環境差，糧食對其國民尤為重要，在26年京東大地震，29年世界經濟危機之後社會極為動盪，對政要的刺殺連連，使之國內軍國主義失控。

6. 二戰時日本為了擺脫經濟危機，為什麼要對外擴張

日本為了擺脫經濟危機和對外擴張；日本為了以戰養戰；日本自明朝開始就已經制定了征服朝鮮、滿蒙進而中國最後世界的方針

7. 明治維新給日本帶來的最大影A走上對外擴張之路B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 C 社會性質發生變化 D建立起新的社會

明治維新，國門洞開，在對外通商中，黃金白銀大量外流。沒過多久，這個國家就徹底被西方控制，成為了西方對抗中俄的橋頭堡，走上了戰爭之路。

以日本小國，資源貧乏，人口稀少，國土面積不大，國家統一程度不高，國家物產不足，黃金白銀又大量被歐美洗劫。國家財富被洗劫，國家主權在淪喪，所謂的武士道精神，也是在明治維新開始後的西南戰爭中，被消滅殆盡，日本後來的武士道精神，都不是真正的武士道精神，是一種濫殺的精神垃圾。這樣一個國家僅僅通過一個所謂的改革，就可以突然成為世界強國，本身就是不合情理的。各種通史性讀物，對於明治維新具體是如何做到強國的，含糊其辭，說白了，就是本身就不想說清楚。我認為，西南戰爭後，日本最後的國家武裝力量被消滅了，此後的日本軍隊，都不代表日本本國的利益，都是受國際財閥控制的。日本在兩次對華戰爭中，一次對俄戰爭中，過程都稀里糊塗，不清不楚，而歐美列強，都莫名其妙地對此選擇了偏袒日本的做法。其國家戰略，站在日本本國利益來看，簡直如同兒戲；但是，站在國際財閥的立場上看，則完全合乎他們的利益，這充分證明日本政局不受代表日本本國利益的人控制。一個國家，投入一場註定打不贏的戰爭，致使國家殖民地盡失，資源匱乏，國民遭到大轟炸，很多城市幾乎炸平，還挨了兩顆原子彈，戰後統計，幾乎家家都有人戰死。這不禁讓人生疑，這個國家為什麼要投入這場戰爭中？

孝明天皇，36歲，正值暮年，神秘死去。其二子，明治天皇，60歲時死去。而明治天皇死前三年，明治維新重臣伊藤博文被暗殺。三年內明治維新的最重要兩個重量級人物先後被殺，這也太巧了吧。更可疑的是，明治天皇僅僅只有一個兒子活下來了，就是後來的大正天皇。這個天皇據說精神有問題，經常做出奇怪的舉動，但是，也有可能是裝瘋，47歲就掛了。個人認為，明治天皇和大正天皇，多少在國際財閥手中，給日本爭取到了一定的資本。但是，很顯然，這些資本在下一個天皇——昭和天皇手裡，敗了個乾乾凈凈。昭和天皇，是個十足的敗家子。

8. 日本經濟擴張精神和發展目標是什麼

本文摘自《日本學刊》2000年第1期，作者：胡令遠
系復旦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原題：《戰後日本經濟發展與其精神指歸》

日本在二戰中敗北之時，它所面對的是瘡痍滿目的餓殍焦土和虛脫般的精神家園。在新舊世紀之交的今天，回首日本民族悲劇高潮的那一幕，仍不乏作為中國人的諸多感慨。其中，從積極的一面來看，那時的日本，不也正處於中國古老哲學所謂「否極泰來」的轉機之中么！造化的玄機，有時就是這么微妙。

如所周知，戰後以來，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比日本更專念於經濟的發展，且取得了令世人驚嘆的成就。與此相對應，日本人的精神年齡——麥克阿瑟曾揶揄為政治成熟度尚屬幼稚期的12歲——這當然是以西方精神年輪為參照和尺度的——又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呢？從戰後日本人的精神史可知，他們是一直致力於此一方面的建設的。然而，在20世紀90年代，日本在兩方面同時陷入困境：經濟的低迷、精神的迷惘，似揮之不去的陰影，給20世紀的日本劃上了沉重的句號的同時，還加上大大的問號和驚嘆號。而新世紀的到來，能否成為日本再次走上「否極泰來」新輪回的轉機，人們有理由寄予熱切的關注。作為這種判斷基礎之一的，恰恰正是因為呈峰谷狀變化的日本更凸顯了其戰後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利弊得失，而人們得以更透徹地了解它。

作為發達的工業國家之一，日本在政治、經濟上的西方意義已為人們所認定。所以，陷於困境中的日本的教訓，西方國家是沒有理由不引以為警戒的。而日本的近鄰國家，則由於日本在經濟上的崛起，使本國的經濟發展狀況和水平窘相立現。又由地緣和文化關系的因素，這些國家的政府承受了更大的對比壓力。而一般國民則對經濟快速發展的要求和對富裕生活的嚮往也因日本的刺激而增強。不可否認，日本經濟發展的成果和道路，雖多少強弱不同，但確實是對周邊國家、地區是起到了某種例示和目標作用的，有的國家至今還在日本所走過的道路上前行。因此，要避開日本的失誤之處，研究日本的教訓也成為必然的要求。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後，在世界經濟一體化將更加細密、連帶感將進一步增強。考慮到人類面臨的諸多問題早已在日本的經驗教訓中露出端倪，重新認識、評判日本就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本文所擇完的題目，或非一篇論文的容量所能涵括。這里，只是從分析肌體中採取幾枚切片，聊為散論。能否有一得之見，還待方家法眼。

日本留給20世紀的重要遺產是一份沉重的思考。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在20世紀，日本改變了哥倫布以來長達500年之久的世界秩序——當然這主要是從政治地理的角度。日本人曾常常引以為榮的是自己的國家是最早、且惟一真正實現了現代化的東方國家。因之，有關日本的特殊性的認識、日本是一個特殊國家的認識，在多種意義上不斷地被強調。這種所謂的「特殊性」，除了地理、民族構成等要素外，精神層面的東西則構成其核心部分。在不斷地人為操作過程中所形成的日本之精神領域的諸如神國、天皇觀念等，無論在日本社會的發展變化中產生過重要作用——無論它給日本帶來的是民族、國家的無限榮光，還是奇恥大辱。如一般常識所告訴我們的，每一個民族、國家，無論或隱或顯、或大或小，皆是一個獨特存在，即皆有自己的特殊性。而日本因較多的成功，其所謂特殊性才在內外被特別強調罷了。而與這種特殊性相關聯的精神領域的東西外化後，集中構成所謂的「日本模式」、「日本文明」之核心和基底的部分。這包括除了一般東方國家所具有的集體主義、權威主義等外，日本還另蒙有一層神秘主義的面紗。

西方文明是一種特殊文明，而非普遍文明或普世文明，這已為包括西方的學者們所指出。①近代日本的政治精英和精神先驅們經過遍歷歐美的考察，得出了「西方船堅炮利的技術文明不過是西方精神文明的物質表現罷了」的結論。西方的基本價值觀、價值體系及在此基礎形成的社會意識、政治制度、經濟倫理等，才是西方物質文明產生和不斷發展的源泉。而西方的財富和支配世界的權力等，都與此密切相關。當日本決意學習西方、在歷經成功和失敗，終於在20世紀80年代達到經濟成功的頂峰之時，不少日本學者將此成功的根本原因歸之於日本文化，尤其是所謂日本的「特殊性」。對此，即便不少人發出「誠哉斯言」的贊同聲，但同時對此心存疑惑和遺憾者也不乏其人。西方在顯示了強大的物質文明的同時，其精神文明的表達不僅是清晰的，也給幾個世紀特別是18、19世紀的東方和世界帶來廣泛影響。日本除了向世人顯示了其經濟上的驚人發展能量、在物質文明的創造上絲毫不遜色於西方外，在精神層面上向世界又展現了什麼呢？

為了探索日本經濟巨大成功背後的精神因素，有關「日本模式」的研究在世界范圍內也曾成為一時的顯學。雖未有、也不可能有什麼一致的結論，但大家在日本經濟的成功與其文化有本質的聯系這一點上的認識是沒有多少分歧的。問題是：「日本模式」的世界意義如何？即便在日本經濟最出風頭的時代，此一問題的答案仍是曖昧的。

人們所熟知的、由日本政府的腦庫——日本綜合開發研究機構（NI-RA）自1985年始歷時3年、由200多名學者合作完成的大型研究報告《90年代日本的課題》，是一部具有廣泛影響的研究成果，代表了「日本一些主要研究機關的部分學者對於90年代的世界形勢，日本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個領域的發展前景的看法」。②該報告無論是在擔綱契領的「序論」中，還是在其他相關的章節中，關於世界經濟的發展前景及日本在其中的作用，研究者的意見是統一，即：在20世紀90年代，存在著兩種引發世界恐慌的可能性——其原因源於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問題和美國債務國化這樣兩個危機。美國已經衰退，而世界經濟的主導權必然歸於日本。對此，「序論」中明確記有：「首先，第一個課題是日本經濟在國際社會中如何掌舵」。而報告第五章——「國際社會中的日本經濟」，是由著名的「野村綜合研究所」的中堅分子完成的。其中論述道：「當今，世界經濟在戰後以來的長期波動中，面臨著危機的局面。面對這一危機挺身而出、靠一國的力量就可以扭轉乾坤的超級大國，現在是不存在的。從規模上看，美國仍然算是世界的超級大國，但其實力已經下降，畢竟其經濟本身也自身難保。在這種狀況下，為避免世界經濟危機，一個國家的力量是不夠的，發達國家必須共同努力謀求改善事態。在這種形勢下，發達國家中最擁有解決問題的餘力的是日本。……日本此刻所處的立場，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代替英國成為世界最大資本輸出國及債權大國的美國很有共同點。當時美國處在必須取代英國領導世界經濟的立場，而美國沒有那麼做，結果導致30年代的世界經濟危機。現在，為拯救世界經濟危機而必須掌握領導權的日本不可重蹈覆轍」。③取美國而代之，在20世紀90年代擔負起避免世界經濟危機發生的主要責任並主導世界經濟的發展，是日本的歷史使命——這在當時是日本人的普遍看法並使他們引以為驕傲。與此相印證，在由著名學者、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館長梅棹忠夫擔綱的該報告第一章的「日本的任務」一節中，記有如下的觀點：「人們認為日本是當今世界第一富國，日元日益抬高自己的聲譽，日本處在財富勢所必然地滾滾而來的狀態，彷彿是處在英國和美國曾經所處的那一位置上。這種現象在每一國家的悠久歷史中，是絕無僅有的機會。今天日本幸遇這一機會，日本未來的命運將取決於如何利用這一機會。」④
於此，並非要刻意去驗證史實與預言的相契與否，而事實也已告訴了人們結論如何。令人感慨的是日本人津津樂道於「財富勢所必然地滾滾而來」，以世界第一富國睥睨當世，至於精神、文化層面建設的東西，除了在論述國際化的相關章節中有所觸及外，並不見其有多少關注，雖然這是一部「政策研究」性質的東西。西方給人們留下了憑借經濟優勢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於人的強烈印象，而日本在經濟之外的精神領域的表達與發散，則始終是曖昧的、無所作為的。這也或者可以說是與塞繆爾·亨廷頓所指出的日本文化中「沒有包含一種可以輸出到其他社會、並因此與其他社會的人民建立文化聯系的潛在的普世宗教（基督教或伊斯蘭教）或意識形態（自由主義或共產主義）」有關。⑤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這是日本的一種宿命。但精神領域的東西也是在發展變化著的，所以這並不意味著日本前述狀態的正常性，而其也就難免「經濟動物」之譏諷。而且，這也並非僅具精神象徵的意義，它對日本的政治、經濟實踐皆有著至關重要的現實意義。

20世紀的最後10年，並沒有像《90年代的課題》所預測的那樣賜給日本一個不可多得的良機。而「彼可取而代也」的對象——原不被處於沾沾自喜、躊躇滿志乃至亢奮虛幻狀態中的日本人看好的美國經濟卻在這一時期走出低谷，呈現出強勁的發展態勢。而此時的日本則在碩大的七彩泡沫嘭然鼓裂之後，發現自己陷入經濟持續低迷的狀態中而不易自拔。且不要說挺身而出擔當拯救預想可能出現的世界經濟危機的最主要角色了，即使在未嘗預料到的、與日本密切相關的地區性——亞洲危機中，日本又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呢？人們將此風暴廣泛解釋為「日本模式」的失敗，並表示將與其訣別。

如前已雲，日本不惟經濟陷於泥淖難以自拔，政治、社會、精神諸領域也處於混亂迷惘狀態。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不言而喻是多方面的。其中，日本的經濟發展的精神指歸的嚴重扭曲也不能不說是致命的一環。戰後日本經濟發展的精神指歸的嚴重扭曲，在其國內主要表現在：即經濟增長至上主義造成的對不可重置的自然和普通勞動者的過度剝奪，使經濟增長在倫理上、實踐上部分地失去了其應有的意義，並且帶來政治上的腐敗、社會道德的淪喪，以至與此深有關聯的泡沫經濟的形成及其破滅，從而將日本帶進90年代的困境之中。

澳大利亞歷史學者加文·麥考馬克教授指出，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的日本高速增長以來，日本列島的開發速度用英語來形容的話，即使不是breakneck（折斷脖子般的驚險），也是breathtading（喘不過氣似的驚心）。結果是，經過30年的發展，出現了一種令人暈眩或酩酊的狀況。人們很難去考慮和反省為什麼要如此發展，以及這種發展會走到什麼地步的問題。他進一步指出：「60年代的社會中，人們一致認為勞動、儲蓄、投資、開發和增長是為了實現體面、幸福、充實、有創造性的生活的手段。90年代問題的微妙之處，是增長和開發已不是達到目的手段，而是目的本身了。」⑥特別是盡管90年代前半期受到經濟不景氣的打擊，但改造都市的龐大計劃仍繼續堆積在大型建設公司的制圖台上，且准備加以實施。結果首先加深了人與自然的矛盾，造成了生態環境的破壞。僅以大阪灣為例，在至90年代為止的40年中，共填海造地5600公頃，其中包括佔有全海灣1.8的生態上極其珍貴的淺海域。如今，3.4的淺海域已消失。海灣東西兩端只剩2%尚未被用於填海造地，因而還略帶自然狀態。而東京，現在已經沒有任何自然的海岸線了。曾經是海洋和水棲生物寶庫的東京灣，現在有瀕於滅絕的危機，其水域可能會成為處理工業文明的廢棄物的巨大水下垃圾箱。由於無休止的開發和人口激增，東京形成了所謂熱島現象。加上汽車、空調散發的熱氣，鋼筋水泥所保持的熱氣以及二氧化氮所造成的溫室效應等綜合影響，東京的氣溫以超過世界平均水平10倍的速度在升高。8月的熱帶夜（夜間溫度不低於25℃的現象），在20年代平均為2.6天，80年代則增至13.6天。東京中心地區的氣溫比工業現代化以前平均上升了約4度，造成了強烈的熱氣公害。這僅僅是東京、大阪兩地的情形。田中角榮曾提出「列島改造論」，松下幸之助也曾提出削去日本部分山丘，建造一個相當於四國面積的第五大島，果如此，日本環境的破壞將達到何種程度：幾十年來這樣做的結果，固然也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果，但也使人力和財力瀕臨枯竭。

日本著名經濟學家都留重人不只一次談到瀨戶內海的開發及、其產業狀況與環境的關系問題。他指出：「在那裡，為了發展工業，填海造地持續了10年甚至10年以上……。這個內海的沿岸還有被日本的三個主要島嶼所包圍，通過三個海峽與太平洋及東海相聯結的2.2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在那裡集中了日本煉鋼能力的53%、煉油能力的40%、石油化學能力的35%、煉銅能力的63%以及煉鋁能力的76%……這個地區的工業能力比英國同類工業能力的總和還要大。其500公里以上的海岸線現在都變成了混凝土的人工牆壁。」⑦昔日「不僅是在日本，而且在世界上也是秀麗無比的風景勝地，同時也是國民的重要漁業資源寶庫」的瀨戶內海，其「赤潮」出現的頻度依次為：1950年4次，1970年79次，1974年則達到298次。含氮濃度由1953年的100萬分之1.5提高到1972年的100萬分之3.6，同一時期的含磷酸濃度由100萬分之0.33提高到100萬分之0.54。平均透明度則由9.3米降至6.3米。都留教授憤慨地指出，這種情況，「是幾乎不顧保護環境的舒適而盲目追求高速增長的一種動物性精神的典型做法」，也可以說是一種道德精神的墮落。

由此聯想到曾在中國一度興起的開發熱中出現的對山林礦產狂伐亂采、竭澤而漁的情形。近年頻發的大水災已向我們敲響了破壞環境必然造成惡果的警鍾。隨著經濟建設的不斷加溫，地方首腦為了政績而不顧實際的急功近利思想有可能造成對環境的不必要的人為破壞，貽害後人。日本的教訓，我們是應該牢牢記取的。或者有人說，中國文化中有「天人合一」，即講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的傳統。但現實地看，這恐怕難與毛澤東所倡導的戰天斗地、其樂無窮、人定勝天的思想影響相比肩，更何況有現實利益的強烈驅動呢。

對於作為表示經濟增長幅度的標志之一的「GNP」，都留先生則認為它在日本比在其他任何國家都可以用來作為表示「國民總污染」（grossnationalpollution）的代名詞，並指出：「不容置疑，20年的極高增長率，是以犧牲各種各樣不能交易的舒適環境為代價的，並且是使廣大民眾承受非貨幣損失的原因。盡管其他國家經常把優美的環境作為只有當收入達到相當高水平後才可以享受到的一種奢侈品，然而在日本，環境污染地區的特點總是由這些地區的窮人承受其惡果。」⑧由一味片面追求經濟高速發展所帶來的環境污染的道德精神之本質，在這里得到了清晰的表達。

與GNP和環境破壞、污染相關聯，都留先生關於GNP指數中福利內涵的思考也是卓有見地和富於啟發性的。他認為，在通常概念中，是把GNP的增長等同於經濟福利的增長的。但在朝鮮戰爭爆發之後的日本經濟以罕見的高速度增長的20年中，這個概念受到了極大的懷疑。這是因為事實告訴人們，GNP的快速增長帶來了諸多的負效應。其中，由環境的破壞所造成的嚴重社會後果即為其突出例子。並且，這些後果總是使得社會中最脆弱的一環受害最深。GNP的計算方法只是充分考慮建設的一面而忽視被犧牲一面的不良後果的，而當糾正措施出現在市場上時，也會以正值計入。福利內容在本質上是具體的，當所有的商品和勞務匯總到GNP或國民收入中時，都只有單一的內涵，即其市場價值，從而所得出的這種數量上的記錄並不一定能與具體的福利內容相聯系。GNP的福利內涵還與社會財富的耗竭有關，生產過程中的某些資源是無法重置的，如地球的礦藏就是如此。竭澤而漁對於GNP的意義是不言自明的。戰後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為人們提供的是一個「犧牲花園擴大廚房」的例證。
當有關環境公害的訴訟日多、環境保護的呼聲日高、環境問題日漸在全球范圍內已不是什麼計算費用和利益問題、而是作為人權的一部分被重視時，日本一方面加強了環保的力度，並允諾為全球的環境做出貢獻。與此同時，卻為了保護本國的環境而從他國大量進口木材作為工業材料，由此所表現出來的道德精神不免引起人們的質疑，將其視為長期以來施行的國內政策的國際延伸亦無什麼不妥。

都留教授似也贊成對「第三世界的國家來說，以GNP衡量的經濟增長，也許是意味著經濟福利的進步」。⑨但我國在追求GNP增長速度時，還是應充分考慮其「福利內涵」的。近年我國政府所強調的可持續發展，即其內容之一。日本的前車之鑒，堪可記取。

對於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其經濟、精神之所以陷入困境的原因，芝加哥大學教授諾馬爾·菲爾德認為，這並非源於昔日所謂引導日本走向成功而今走向反面的「日本特殊性」，而是來自其具體的政策決定過程和全球規模的壓力。⑩譬如，日本那些嚴重破壞環境的削山填海的巨大工程及其他公共事業為什麼會得以無休止地進行呢？即使已在90年代經濟低迷的泥潭中掙扎之時。其中的奧妙，就在於這種大規模的自然改造同蔓延於日本的政治腐敗之間的結構性關聯上。這即是加文教授在其所著《虛幻的樂園》中稱之為「土木建築國家的病理」中的關鍵性的一個病灶。

他指出：「戰後的日本，……利用建設公共事業謀求私利的大型貪污體系已形成……這個體系的本質是權力再生產和利益分配，建築只不過是附屬行為而已。」？他進一步揭示了這一體系的具體運作方式，即「政府建設省向建築公司提供建設工程的機會，這些建築公司經常得到業務來源，無參加競爭的必要。建設項目的預算中被大攙水分，即使抽走3%以上繳政府的繳納金後，仍留下充足的利潤。……政府建設者的官員退休後，便坐上建築公司准備好的待遇優厚的名譽位置。如政府官員想參加競選，建築公司便出錢支援。這樣，建築業、政府官僚、政治家三者利益分享的魔環形成了。」由始於70年代、至90年代這一結構性共謀體系被曝光，人們從而得知20億至30億日元的契約金額的1%和超過100億日元的契約金額的0.5%被作為禮物送給政治家。而從公共事業的預算規模看，每年有超過3000億日元的資金從公共事業上流入政治組織或政治家個人的腰包。這樣一個政界、官僚、財界相結合的共謀之環帶來了多方面的嚴重後果。它不僅是泡沫經濟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而最令人注目的是直接造成了90年代初的日本的政治危機。人們由此加深了對政治的不信任乃至憎惡，給政府形象、公共道德都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某種社會危機，如奧姆真理教的活躍也不能說與此沒有關聯。公共事業是推動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領域，它卻是長期沿著這樣一個魔環在運轉。而在利益驅使的互動中，經濟的「增長」和魔環的轉速都在不斷加快。本應是與公眾切身利益有直接關系的公共事業，竟成為某些人大肆分食鯨吞公眾血汗的骯臟交易的淵藪。

日本著名經濟學家伊東光晴也指出：「綜觀戰後政治，其腐敗在於土木建築業界和政治家的關系之中。如果不能改變這種關系，日本政治是不可能改革的。」？日本的資源狀況使其將貿易立國作為國策，而迫於貿易摩擦加劇的壓力，作為擴大內需的施策，或作為蕭條對策的擴大公共投資，所謂「列島改造論」、「綜合開發論」，一浪高過一浪，達到了為追求增長而增長的狂迷程度，造成了嚴重的後果。

另外，日本出於維持增長的需要，對效率和生產率的追求已達到近乎病態的地步，這就把普通勞動者逼入成為俎上之肉的窘境。他們成了公司的終生奴隸——盡管當時他們並不是這樣意識著的。「過勞死」可以說是對公司的忠誠心超過了生理極限的一種發人深思的現象。而「工蜂」、「兔子窩」等詞彙所象徵的工作狀況及生活基本條件並未隨經濟的發展帶來根本的改變。戰後以勤奮、好儲蓄、無條件服從和幾乎是禁慾式的一代公司職員——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日本的經濟奇跡是由他們創造的，而他們所付出的與得到的，其比例又是怎樣的呢？經濟效率至主義上的精神指歸，恰恰是本末倒置的東西。自然，普通勞動者成了這種超越現實需要的經濟增長主義的奴隸和犧牲品。加文·麥考馬克指出，日本是世界上少有的經濟至上主義主宰一切的國家，而像日本那樣深感富裕之虛幻的國家也極少。當現代化的玫瑰色的夢實現時，人們對現代化的信奉反而減弱了。其原因之一，是因為日本經濟增長模式的中心要素之一，是忽視社會和個人的目標，一味追求企業的目標，把擴大市場佔有率作為最有價值的工作，浪費物資，將人的生活極端程式化。諾爾馬·菲爾德也指出：「戰後日本是為經濟增長而增長的典型社會。即使不是故意的，這樣的社會必然導致無視國民的福利，而且根本地阻礙了認真理解和討論生活條件的可能性。」他還進一步指出：「當一個國家的國民長期極度地忙於生產時，並且當娛樂被狂亂地追求時，怎能期待這個社會會採取應有的措施來賠償日本在戰爭中製造出的外國受害者，如從軍慰安婦和被強制勞動的礦山工人呢？」

一個國家的經濟活動、經濟增長的努力的精神指歸，無疑應該是為了建設一個富裕、合理和充滿人性的社會。而離開人們真正需求的資本擴大是現代工業社會的病因。針對日本經濟增長中所出現的與此種精神指歸相乖離的情況，不少學者認為，今後，日本經濟較理想的發展狀況是將增長保持在零增長的水平。——都留教授特別提起許多日本人久已忘懷的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的名言：「沒有必要指出，資本與生產的靜止狀態並不意味著人類進步也處於靜止狀態。各種精神文化、道德和社會進步仍可以和以前那樣大有發展餘地，當人們不再被只求生存下去的思想所主宰時，提高藝術生活（極大可能會得到提高）也就大有可為。」？而日本人更應注重與自然的和諧，把勞動人性化、生活藝術化和餘暇享受化三要素綜合起來，將日本的能源轉向有利於自我創造和社會生活之上，從而使脫離經濟增長的社會制度獲得智慧和成熟。「每個人都富有的那一天或許並不那麼遙遠。——到那時候，我們就能去掉那些困擾了我們兩百年之久的偽道德原則，根據這些原則，我們曾將一些最討厭的人類品質稱頌為最高的價值標准。——到那時我們將能再一次珍視目的甚於手段，珍視美善甚於實用。」？——這也許就是我們對21世紀的期待。
自己從中間總結吧，我估計你是在做論文，你的題目太大了，做論文要小而有針對性，你的這個題目連中國經濟研究所的所有智囊都回答不了，呵呵，望採納，請給滿意答案。謝謝！！！

9. 日本泡沫經濟過後用了多少時間穩定了經濟

日本泡沫經濟的成因是復雜的。就本文對其形成和破滅過程的分析來看，至少有以下兩個方面的教訓：(1)日本貨幣政策的失誤；(2)國際經濟協調的困難。 (一)日本貨幣政策的失誤。 1.教訓一：貨幣政策應該是圓潤的、穩健的，過度擴張與突然收縮都有可能對國民經濟產生破壞性影響。在日本泡沫經濟形成的過程中，極度擴張的貨幣政策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在泡沫經濟破滅的時候，突然收縮的貨幣政策又起了雪上加霜的作用. 不少人認為，日本的泡沫經濟是由於「廣場協議」之後日元升值造成的。本文的研究表明，「廣場協議」之後，日元的確出現了大幅升值，但真正對日本經濟產生破壞性影響的並不是日元升值本身，而是當時極度擴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廣場協議」之後，日本當局允許日元大幅升值，但又擔心貨幣升值帶來的通貨緊縮問題，因此，在1986-1988年實行了過度擴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結果導致了20世紀80年代末的嚴重資產泡沫(黑田東彥，2003)。 從1986年到1987年2月，在短短的14個月里，日本銀行連續5次降低中央銀行貼現率，從5%大幅降低到2.5%，不僅為日本歷史之最低，而且為當時世界主要國家之最低。1987年，日本政府減稅1萬億日元，追加5萬億日元的公共事業投資，後又補充2萬億日元財政開支。過度擴張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使日本的貨幣供應量持續上升，1987-1989年，日本銀行的貨幣供應量(M2+CD)增長速度分別高達10.8%，10.2%和12%，造成國內過剩資金劇增。在市場缺乏有利投資機會的情況下，大量過剩資金通過各種渠道流入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造成資產價格暴漲。 與貨幣政策的極度擴張一樣，貨幣政策的突然緊縮也同樣會給國民經濟帶來災難。「日本泡沫經濟破滅並引發危機，至少從直接感受上是日本銀行刻意挑破泡沫的結果」(清水啟典，1997)。因為在泡沫無法自我支撐時，正是經濟系統存在流動性壓力和危機的時候，此時的正確做法是採取「凱恩斯療法」，即先放鬆銀根，然後再慢慢收縮，這樣能夠使泡沫在一種有序的政策引導中有一個時間過程去慢慢地釋放。而1989-1990年，日本銀行緊急收縮信貸的做法「無異於拒絕向一個掉進冰窟中的醉漢提供他所需要的酒和毛毯一樣，可能致他於死地」(羅賓斯，1979)。實際上，面對經濟泡沫，如果只是簡單地採取收緊銀根政策，必然會對正常的經濟活動造成破壞性影響，這是一種非常愚蠢的行為，就好比城裡有房子失火，消防隊不是向房子噴水，而是掘堤淹城一樣(三木谷良一，2002)。 2.教訓二：貨幣政策決策應是科學的，慎重的，任何重大的失誤都有可能把經濟推入絕境。同時，貨幣政策應是靈活的，必須根據經濟形勢變化及時進行調整。「如果日本銀行能在1987年或1988年就提高利率、緊縮銀根的話，日本的泡沫經濟問題或許可以避免」。 在日本泡沫經濟形成的過程中，至少有兩次因為日本銀行對形勢的判斷的失誤，錯過了貨幣政策調整的最佳時機，造成了無可挽回的後果。一次是1986年，日本出現了「日元升值蕭條」，實際上，這次經濟衰退的時間非常短暫，完全是日元升值後市場的自動調整，很快日本經濟便恢復增長。然而，日本政府由於判斷失誤，作出了過度反映，並由此開始實行極度擴張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另一次是1987年秋天，當時世界經濟出現了較快增長，1987年9月底，美國、德國等開始調高利率，日本也准備於1987年年底以前提高中央銀行貼現率。恰在此時，1987年10月19日，「紐約股災」爆發。「黑色星期一」之後，世界經濟很快恢復增長，西方主要國家紛紛尋找機會，提高利率，日本銀行卻決定繼續實行擴張性貨幣政策，維持中央銀行貼現率在2.5%的超低水平上。日本銀行是在1989年5月份才提高貼現率的，這時距離黑色星期一已經19個月了，距離日本銀行實行超低利率已經27個月了(見圖9、圖10)。「長期的超低利率政策，使得本來資金已經十分富裕的日本經濟體系內到處充斥著廉價的資金，引發了資產價格的惡性膨脹」(鈴木淑一，1993)。現在看來，「如果當時日本銀行及時緊縮銀根、提高利率的話，日本的泡沫經濟問題就有可能避免」(清水啟典，1997)。 3.教訓三：貨幣政策應該是獨立的，不應該過分遷就行政干預和國際壓力。貨幣政策的調整關繫到宏觀經濟穩定和國民福利水平，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把貨幣政策作為政治交易的工具。從這個意義上講，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央銀行的獨立性。 當貝克的「國際經濟協調新措施」開始實施時，中曾根政府與里根政府正處在外交政策上的密切合作期，此時，日本政府曾把貨幣政策作為改善美日貿易關系、提升日本國際形象的一個重要政治工具。 比如，1986年，日本銀行連續五次降低中央銀行貼現率，固然有應對「日元升值蕭條」的原因；同時也是受大藏省干預而不情願作出的。大藏大臣竹下登同樣也是屈服於中曾根和美國的壓力。如上所述，在日本銀行連續五次降低中央銀行貼現率的行為中，第四次降息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政府與美國政府討價還價的結果；第五次降息更是日本政府為了能夠在七國首腦會議中獲取政治上的主動權而採取的行動。 又比如，1987年10月「黑色星期一」之後，由於日本經濟增長較快，日本銀行打算提高利率、收緊銀根，而且此前美國和德國已經上調了其中央銀行貼現率，但是，由於美國政府對「黑色星期一」心有餘悸，認為此時日本實行緊縮性政策、提高日元利率可能會導致日元大幅升值、美元大幅貶值，從而引發全球性的經濟衰退，所以，一再要求日本和德國繼續實行擴張性貨幣政策。日本銀行最終放棄了提高利率計劃，一直到1989年5月。正是這一拖延造成了日本資產價格的劇烈膨脹。與日本的情況相反，德國政府置美國反對於不顧，1988年開始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1988-1992年德國貼現率由2.5%提高到了8.7%，保證了經濟的穩定運行。 實際上，德國也是當時參與國際經濟協調的主要國家，但是，由於德國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受到國家法律的保護，所以，每當美國就貨幣政策問題向德國政府施壓時，德國政府總是以德國《中央銀行法》為依據，毫不含糊地向美國政府表明，德國的貨幣政策是由德國中央銀行完全獨立作出的，德國政府無法影響之，更無法干預之。在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日本一橋大學清水啟典教授曾說過，德國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成就了德國經濟；日本中央銀行的依附性損害了日本經濟。很明顯，日本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是西方七國中最弱的一個(清水啟典，1997)。 4.教訓四：雖然理論和實踐都表明低通脹有助於促進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但是日本的案例表明，在低通脹條件下，仍有可能發生資產價格膨脹；並且在低通脹條件下，資產泡沫破滅可能會對經濟產生更大的危害，因此，即使在經濟增長、物價穩定的形勢下，中央銀行也要對資產價格膨脹保持警惕。 20世紀80年代後半期，為什麼日本銀行無視資產價格的劇烈膨脹，堅持實行擴張性貨幣政策呢?一個重要原因與其貨幣政策目標有關。根據日本《中央銀行法》規定，日本銀行的貨幣政策目標是維持物價穩定，防止通貨膨脹。從物價水平上看，日本在20世紀整個80年代中都非常穩定，即使是在資產價格急速上升的1986-1990年間也是如此(見圖11)。經濟增長、物價穩定的現實使日本銀行相信日本經濟仍處在正常運行之中，忽視了資產價格的膨脹。資產價格過度膨脹是造成日本泡沫經濟的主要原因，對資產價格的忽視是日本中央銀行的一個深刻教訓。日本銀行在反思泡沫時期的貨幣政策時認為，當時拘泥傳統的物價水平目標，忽視了資產價格是一個重大失誤。 傳統經濟學認為，在一個物價水平低而穩定的環境中，可以保證經濟長期、持續、穩定地增長。但是，日本的案例表明，即使在低通脹條件下，仍有可能發生資產價格膨脹。因為當物價穩定，名義利率下降時，「貨幣幻覺」會使人們誤認為實際利率也在下降，從而發生大規模的借貸活動。同時，在低通脹期間，中央銀行容易認為貨幣供應量上升是貨幣實際需求增加或貨幣流通速度減緩的結果，從而繼續擴大性貨幣供給。 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在低通脹條件下，資產泡沫破滅可能會對國民經濟產生更大的危害，因為在這種情況下，資產價格的實際調整隻能通過名義價格的大幅下降來實現，而名義價格的急劇下降會對家庭、企業和金融部門的資產負債狀況產生嚴重沖擊，進而危及金融體系和國民經濟安全。不僅日本的案例證明了這一點，經濟學家Kent and Lowe通過對澳大利亞20世紀70年代初與80年代末兩次房地產泡沫比較分析後發現，雖然這兩次資產價格實際跌幅相近，但由於前者發生在通貨膨脹率較高時期，後者發生在物價水平較穩定時期，因此，後者的名義價格跌幅更大，造成的經濟衰退更嚴重。為了避免資產價格膨脹和最終崩潰所帶來的破壞，應當把資產價格納入貨幣政策的監測目標范圍之中。即使是在經濟增長、物價穩定時期，中央銀行也應該對資產價格的異常波動提高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