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開放經濟體制

Ⅰ 如何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意義

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必須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從政府主導不計成本的開放模式轉向以企業為主導充分發揮市場配置機制的開放模式。主要由企業基於市場形勢和自身競爭力決策選擇出口進口，主要由市場按照需求和價格自發調節。既然選擇了市場經濟體制，就要相信市場的配置功能，讓市場充分發揮作用，不要輕易地去干預市場，政府的主要職責是維護市場功能和秩序。

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必須完善開放型經濟的制度建設。在規范的市場經濟體系中，政府主要是規則的執行者和秩序的維護者。必須減少政策性調控，強化制度性調控。這就要求從體制層面提供強大的保障，對於阻礙開放型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要及時修訂，並在較長時間內保持穩定；另一方面，在機構設置和政府職能發揮上，做到不越位、不缺位、不錯位。

Ⅱ 開放型經濟的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是城市國際化的突破口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建設全面推進，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取得顯著成效。以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為重點，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打造國際競爭合作新優勢，這是新時代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要求。」趙晉平說，黨的十九大報告將「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作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揭示了「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後」的深刻內涵。
威海打造國際化的城市，就要以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構建作為突破口。「威海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就要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結合，堅持沿海開放與沿邊內陸開放聯動互濟，堅持製造領域開放和服務領域開放融合帶動，堅持多邊合作和雙邊合作相互促進，堅持貿易投資便利化建設和自由化建設兩輪驅動，推進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建設將為打造國際化城市提供新動能和新優勢。」趙晉平建議。

Ⅲ 怎樣理解必須完善開放型經濟體系

1.要把「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的結合起來，擴大開放領域，優化開放結構，提高開放質量，完善內外聯動、互利互贏、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形成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的新優勢。
2.要創新利用外資方式，優化利用外資結構，發揮利用外資在推動自主創新、產業升級區域協調發展等方面的積極作用。
3.要創新對外投資和合作方式，支持企業在研發、生產、銷售等方面開展國際化經營，加快培育我國的跨國公司和國際知名品牌。

Ⅳ 我國要構建的開放型經濟體系的內容是什麼

我國要構建的開放型經濟體系的內容是內外聯動、互利共贏、安全高效。

當前我國開放型經濟已經進入新階段，需要加快構建「內外聯動、互利共贏、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採取新的對外開放戰略、自主創新戰略、貿易運行預警體制和摩擦應對機制建設等措施，加快完善開放型經濟體系，不斷提高我國開放型經濟水平。

中國將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和質量，形成開放型經濟新格局。

開放型經濟體系的特點：

在開放型經濟中，要素、商品與服務可以較自由地跨國界流動，從而實現最優資源配置和最高經濟效率。開放經濟強調把國內經濟和整個國際市場聯系起來，盡可能充分的參加國際分工，同時在國際分工中發揮出本國經濟的比較優勢。

一般而言，一國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市場化程度越高，越接近於開放型經濟。

Ⅳ 如何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幹部教育

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從外向型經濟到開放型經濟，一詞之差，既預示著中國經濟到了一個新的歷史節點，又意味著需要構建一套新的體制
「要以對外開放的主動贏得經濟發展和國際競爭合作的主動。」日前，有權威人士向《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表示，伴隨我國發展階段的轉換以及國際經濟格局的變遷，中國經濟又到了一個新的歷史節點，需要為未來幾十年健康持續更高水平的發展作出謀劃。
回首過去的三十多年時間，「依賴出口和招商引資雙輪驅動的傳統外向型經濟模式對於我國經濟發展可謂『功德無量』。」國家發展改革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談道，作為一個GDP已跨過10萬億美元大關、年外貿總額達到4.3萬億美元以上的超大規模經濟體，如今傳統外向型經濟模式的利好正在削弱，新常態下其不可持續性也越來越明顯。
「作為世界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在外向型經濟模式基礎上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既符合我國經濟發展階段轉換的要求，也是順應世界發展潮流。」
采訪中，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院長邢厚媛強調，要看到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與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層聯系。「改革進入深水期，要動很多人、部門的利益，困難在所難免。」邢厚媛認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建設，可以通過全方位開放來促進改革，加快推動國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
「其實，以往的外向型經濟模式也可以看成是一種開放型經濟體制，但是不規范的、支離破碎的。」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濟研究院院長桑百川認為，如今需我國通過建立起市場配置資源的新機制，創新外商投資管理體制，建立促進走出去戰略的新體制，優化對外開放區域布局，加快實施「一帶一路」戰略，拓展國際經濟合作新空間等等一系列舉措，來推進對經濟體制各個環節、層面的改革，最終形成一個真正完善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這將為我國經濟發展謀求更長遠的新『改革開放紅利期』，來助力未來幾十年中國經濟的新一輪發展，並推動全球經濟的進步。」他強調。
從重招商到重製度
商務部數據顯示，今年1～4月，我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2736.1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1.1%。值得注意的是，在主要國家和地區對華投資保持穩定的同時，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同比增長高達24.8%，成為外資眼中的「香餑餑」。
在邢厚媛看來，全球服務業產值佔GDP的比重在60%左右，發達國家在70%以上，我國與此相比還有很大差距。顯然，外資投資領域的這種變遷，可以「帶動國內服務業水平的提高，有利於我國經濟結構的優化，符合高水平引進來的要求。」
因此，邢厚媛認為，在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過程中，需要「從過去更加註重製造業的開放，轉向在做好風險評估的基礎上，順勢而為全方位開放，尤其是要分層次、有重點地著重放開服務業領域外資准入限制，特別是高端服務業和現代服務業。」
其實，此前成立的上海、廣東、天津、福建自貿區，就已將發展國際服務貿易作為核心內容。近日，國務院又批准北京市這一全國服務業發展水平最高的省級行政單位開放金融、科技、醫療衛生、文化教育、養老、IT六大領域的試點，這是「我國吸引外資擴大開放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信號」。
「過去外資來中國主要看重的是要素成本優勢，而現在則更多的看重中國市場，並且中國市場還在轉型升級。」張燕生補充道，這就註定了中國會持續對外資形成吸引力，也就解釋了在諸多不利因素作用下，2014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資（FDI）規模同比下降8%，而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則保持增長3%的深層原因。
因此，新階段，就需要政府「脫離以往注重提供優惠政策招商引資的舊思維，轉變為注重健全外商投資管理體制，營造良好的外資環境。」專家們普遍認為，這就需要著力做好兩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需要統一內外資法律法規。例如，制定新的外資基礎性法律，將規范和引導境外投資者及其投資行為的內容納入外資基礎性法律。
「而對於外資企業組織形式、經營活動這些一般性內容，應該按照內外資一致的原則，由統一適用於各類市場主體的法律法規加以規范，這將有利於保持外資政策穩定、透明、可預期，營造規范的制度環境和穩定的市場環境。」權威專家講道。
另一方面，推進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
「目前，國際上通行的外資管理體制，重在事後監管，我國需要適應外資管理體制的變遷趨勢，進行相應改革。」桑百川認為，通過推進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既能提升外商投資監管的科學性、規范性和透明度，還有利於進一步釋放外資活力。
當然，權威專家也強調，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下的全方位開放也是建立在國家經濟安全的基礎之上的。
「在對外資開放的過程中，涉及國家安全的部門、行業需要進行一定的安全審查這也是國際公認的慣例。我國現在需要做的是順應開放趨勢，修訂完善安全審查的機制。」
健全「走出去」戰略
「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我國已形成巨大產能，並面臨結構性產能過剩，並且部分企業已經具備一定的國際化經營能力。」邢厚媛講道，尤其是面對金融危機後國際貿易需求下降，國際競爭異常激烈，貿易摩擦加重的現實，傳統的對外商品貿易面臨挑戰。
「無論是主觀意願，還是客觀條件，都在推動我國企業走出去，從傳統的商品貿易轉型為資本經營、跨國生產，這是大勢所趨。」
「但是，『走出去』依然面臨諸多問題也是事實。例如，外部的風險和不確定性，我國依然缺乏一批世界級跨國公司，企業缺乏國際化經營戰略等等。」權威專家就認為，這就需要政府加強對走出去戰略的統籌謀劃和指導，著眼於進一步完善我國境外投資中長期發展規劃和重點領域、區域、國別規劃體系，對企業走出去進行服務指導，提供政策支持和投資促進，「並建立對外投資合作信用體系，以督促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樹立良好形象。」
另外，權威專家認為，健全走出去服務保障體系也極為重要。這就不僅需要政府保障我國境外人員的人身財產安全，還要「加快同有關國家和地區商簽投資協定，完善領事保護制度，提供權益保障、投資促進、風險預警等更多服務，以推進對外投資合作便利化」。
「政府搭台，企業唱戲。企業是市場主體，也是走出去戰略的實施主體，因此需要充分發揮企業的主觀能動性。」邢厚媛告訴本刊記者，中國企業自身也要進行戰略系統升級，制定中長期國際化發展戰略，在做好市場調研、依法經營基礎上，滿足東道國對中國技術、產能、資本的需求。
「同時，中國企業要創新對外投資的合作方式，採取分工合作，集群式走出去，以市場為導向，整合產業配套，形成合力，避免單打獨斗。」
邢厚媛特別提到，由於部分投資國，尤其是部分不發達國家，其產業配套能力比較落後，單個企業在當地立足比較困難，企業抱團會相對容易得多。「目前，我國企業在國外建立的眾多合作園區是一種比較合適的模式。」
此外，邢厚媛還認為，「一帶一路」戰略為我國企業走出去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歷史契機，並且我國已經是不少沿線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最大出口市場和主要投資來源地。
「目前，政府的著力點應該更多地做好中觀設計，做好與沿線國家的產業、政策對接，為企業投資合作提供便利，營造更好環境，而企業則是更好的研究市場，確保實現盈利。」
引領全球經濟治理
「中國要從全球經濟規則的接受者，轉變為規則的制定者。」桑百川告訴本刊記者，開放型經濟體制的建設，需要中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積極主動、靈活、多途徑地參與全球經濟體系，通過提出更多的新主張、新倡議和新方案來增強我國在全球經濟體系規則和標准制定中的話語權。
一方面，要實施更加積極主動的自由貿易區戰略。
桑百川認為，「區域主義經濟日益成為國際貿易規則制定重要平台的背景下，中國要通過適時啟動與其他經貿夥伴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與更多的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來使得中國主張的經貿規則得到更大范圍的應用。」
另一方面，要鞏固和加強多邊貿易體制。在桑百川看來，多邊貿易體制在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中依然是主渠道，我國要加以維護並堅持均衡、普惠、共贏原則。
「無論是聯合國、WTO、G20、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還是金磚國家、歐亞聯盟，中國都應該發出自己的聲音和主張，展現自己的影響力。」
此外，專家們普遍強調，「一帶一路」戰略不僅僅能推動我國實施走出去戰略，同時也是我國參與國際規則制定，發揮全球經濟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徑。
張燕生就認為，通過「一帶一路」戰略的落地，可以讓世界看到中國的行動，理解中國的理念，能夠反映出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既維護我國利益，又促進共同發展的意圖。
「『一帶一路』戰略構想提出後，沿線國家反響強烈，一些國家正在著手將本國發展戰略與『一帶一路』建設進行有效對接，有的合作項目已有成果。」權威專家告訴本刊記者，伴隨「一帶一路」戰略的逐步推進，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作用將日益凸顯

Ⅵ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體制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逐步深入。1984年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展開，其中心環節為增強企業活力。1985年左右，開始以實施承包經營責任制為主要形式的國有企業改革。1992年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7年十五大提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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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如何建立的

改革開放以來，歷屆黨的三中全會都承擔著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大使命，體現中央領導集體的施政特點

10月9日～12日的北京，將迎來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這是30年以來的第7個三中全會。此次全會的主題將定位於研究推進農村改革發展問題。今年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和改革開放30周年，在人們看來，十七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必將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對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縱觀黨的歷史，改革開放以來，歷屆黨的三中全會都承擔著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大使命，一些具有重大轉折意義的決策，多是在三中全會上作出的。

中共中央黨校黨建專家葉篤初告訴《瞭望》新聞周刊，每屆中央全會都很重要，通過全會凝聚共識，形成理論，部署戰略和整體布局。從黨的十四大以來，一中、二中全會的作用穩定，主要是人事工作部署安排。而歷屆三中全會，則往往帶有每屆中央領導集體的烙印。可以說，要看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高明之處」，可通過觀察三中全會的「出手」，來體現出本屆中央領導集體的施政特點。

之所以三中全會的議題大多鎖定發展與改革，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立群看來，這是因為改革開放30年來，發展是中國共產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是每屆中央領導集體的中心工作。而從30年來7個三中全會的中心議題與關鍵詞的變化中，也可以看出黨對於中國經濟現代化、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中國發展方式的認識在不斷發展、不斷深入、不斷成熟，並進行著逐步演進與探索。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常修澤認為，從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程分析，十一屆三中全會、十二屆三中全會、十四屆三中全會、十六屆三中全會都具有綱領性意義，分別標志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四個階段，即改革的啟動階段、改革的展開階段、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的階段與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階段。

在十七屆三中全會召開之際，《瞭望》新聞周刊力圖從「歷屆三中全會」這一視角縱向切入，簡要勾勒出黨治國理政的思路圖。

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偉大歷史轉折

1978年12月18日～22日在北京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次撥亂反正、實現偉大歷史轉折的會議。全會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充分肯定必須完整地、准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高度評價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問題的討論，確定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決定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口號，作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和實行改革開放的決策；制定了關於加快農業發展的決定；提出了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任務；審查和解決了黨在歷史上遺留的一批重大問題，重新評價了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全會還增選了中央領導機構的成員；決定成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這些具有重大意義的轉變，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開始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我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

「十一屆三中全會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它標志著一個偉大時代——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代的開始」，這是多位接受本刊采訪的研究者的共識，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掀開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序幕，開辟了一個新的紀元。

在此後的六年間，即從1978年12月到1984年10月，中國的改革進入了啟動階段。這一階段，改革的主戰場是在農村。以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農民率先實行包產到戶為發端，在整個農村掀起了一股強大的農村體制改革的浪潮，也就是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農村改革的同時，城市裡的工商企業也進行了一些改革試點，即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在這一階段整個體制還是以計劃經濟體制為主導，而市場調節的部分剛剛開始萌生」，常修澤長期從事體制轉軌研究，他認為，這一階段的改革特點在於正逐步擺脫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探索一種全新的體制模式。

十二屆三中全會：改革從農村走向城市

十二屆三中全會於1984年10月20日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一致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個決定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原則，闡明了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性、緊迫性，規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質、任務和各項基本方針政策，是指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該決定在許多問題上，特別是在商品經濟、價值規律這些重大問題上，沖破「左」的思想束縛，澄清了在許多人中間存在的模糊認識。

「這次會議標志著改革開始由農村走向城市和整個經濟領域，由此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進入了第二階段，即改革的展開階段」，常修澤告訴本刊記者，在此次全會前，中共中央有關方面做了大量的准備工作，進行各種各樣的調研和研討。正是由於充分的准備、醞釀，在全會上作出了改革的決定。決定第一次明確地指出，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不是計劃經濟，而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明確地指出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已是相當大的突破，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大發展。

十三屆三中全會：為深化改革掃清道路

1988年9月26日～30日，十三屆三中全會在京召開，會議原則通過了《關於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和《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兩個重要文件。

這次會議是在一個特殊時期召開的。受訪的專家指出，當時，中國正處在新舊兩種體制的轉換時期，並因此帶來一系列問題。其中突出的問題是經濟秩序混亂、物價上漲過快，並由此影響到人民群眾的生活。為了使中國的改革開放得以深入下去，這次會議確定了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方針，要求把今後一段時期的改革和建設的重點，突出地放到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上來。這次會議為進一步深化改革掃清了道路。

十四屆三中全會：勾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

1993年11月11日～11月14日，十四屆三中全會舉行。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全會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要進一步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

談及此，常修澤分析說，評價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意義需先把時間回撥到1992年春天。1992年鄧小平同志的「視察南方的談話」帶來了一次大的思想解放，當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大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即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論斷，並第一次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則將十四大確定的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和基本原則加以系統化、具體化，對於如何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來進行改革，進行了全面的戰略部署，提出了八個方面的改革內容，即企業改革、市場體系建設、宏觀調控體系建設、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改革、農村改革、對外開放、科技體制改革和法制建設。這八個方面可以歸納為「八柱」，支撐著整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這個大廈。

這一決定是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規劃，是我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行動綱領。這次會議後，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處發展，極大地推動了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程。

在常修澤看來，中國改革的第三階段，即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的階段始於1992年10月，一直持續了10年時間，直到2002年10月，這一階段的改革力度比較大，向縱深發展的勢頭也比較強勁。

十五屆三中全會：建設新農村

十五屆三中全會於1998年10月12日～14日舉行。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業和農村工作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並提出了到2010年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奮斗目標，確定了實現這一目標必須堅持的方針。

全會充分肯定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農村改革和發展的巨大成就和基本經驗，在系統總結農村改革的歷史經驗、深入分析研究農業和農村發展現狀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了農業和農村跨世紀發展的目標和必須遵循的方針，對我國農村經濟、政治、文化建設作出了全面部署，制定了推進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政策措施。

受訪專家認為，在我國，推進工業化、城鎮化的大背景下，城鄉發展不平衡的矛盾越來越突出，這次全會關於農業和農村工作若乾重大問題決定的形成，標志著全黨對我國農村改革和發展規律的認識更加深刻了，加強農業和農村工作的自覺性更高了。

十六屆三中全會：新任務、新起點

2003年10月11日～14日，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在京召開。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完善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不僅是今後十年改革與發展的 「藍圖」，同時也是科學發展觀的全面展示，對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了新的思路和舉措。被稱之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和實踐的又一座新的里程碑。其中所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和「五個統籌」的發展目標，是黨的執政理論的重大創新，是更加現代，更加符合人類發展進步潮流的執政理念。這一執政理念的重大變化，已經和必將推動中國全方位的深刻變化。

常修澤告訴記者，「經濟體制改革的突出變化就是注重對社會利益關系的調整和統籌。」他分析，「前一階段的改革，並沒有把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作為一個獨立的完整的指導性理念提出。十六屆三中全會強調以人為本，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這就從一個更高的境界指引我們研究並推進體制創新。」

綜合受訪研究者的判斷，以十六屆三中全會為標志，明確了國有制不等於公有制，混合所有制經濟特別是股份制也是公有制，這是繼多種形式的分配方式、市場配置資源之後的第三次思想革命。同時，十六屆三中全會還明確了法律沒有明令禁止的領域非公有經濟都可以進入。提出建立現代產權制度，從單純的經濟發展轉向以人為本、全面、均衡的發展觀，同時大力推進政府行政管理改革，這意味著中國改革或者說制度創新將進入全新階段，即改革的第四階段——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階段。由此，帶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重大改革已拉開序幕，經濟、社會及行政體制改革相互促進的態勢開始形成。

不僅如此，十六屆三中全會指出，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這種思想被寫入中國發展的戰略文本還是第一次，這標志著決策層在國家發展戰略上發生的重大變化。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四位一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已全面展開。

期待十七屆三中全會

即將召開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將目標定位於研究推進農村改革發展問題。談及此，張立群分析說，對於中國這個13億人口的大國來說，農業、農村、農民問題關系著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當前中國正處於工業化、城市化的提速過程中，而城市化的發展目標之一就是要解決好農民、農村的發展問題，並且要通過工業化的推進為三農問題的解決找到出路。同時，三農問題能否解決好，也是關系著中國下一步發展的基礎性因素。「正因如此，本屆三中全會的關注面更加集中，這也表明在中國經濟現代化的過程中三農問題正越來越突出」。

經過30年改革開放，我國農村經濟社會發生了歷史性巨變。2007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4140元，比1978年增加了近30倍；農村絕對貧困人口數量由2.5億人減少到1500萬人；糧食總產量由改革開放前的3000億公斤增加到5000億公斤。30年間，10個「一號文件」，「多予、少取、放活」「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統籌城鄉發展」等具有鮮明時代特徵的政策措施，清楚記載了黨領導農民群眾改革實踐的歷史軌跡。

但是，當前農村的改革發展還面臨不少困難和問題，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仍很不平衡，農村穩定發展和農民持續增收難度加大。特別是去年以來，由於部分農副產品供求緊張而導致的物價過快上漲，由農資等價格上漲導致農民種糧比較效益偏低，由政策不配套導致政府重視糧食生產而農民種田積極性不高等不利因素，直接影響著農村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重點在農村，但難點也在農村」，常修澤認為，十七屆三中全會以研究推進農村改革發展問題為主要議程意義十分重大。

如何觀察本屆三中全會，葉篤初提示，其一，可觀察中央全會的工作報告，即總書記代表政治局所作的報告，「觀察工作報告怎樣做，能看出點味道來」。其二，可觀察工作報告的徵求意見過程和范圍，現在中委的權力已大大提高，其知情權、發言權、決策權、監督權都悄然擴大，這表明中央領導集體的民主性逐步增強。同時，從中央廣泛向專家智囊徵求治國理政方案來看，中央領導集體的開放性也有所增強。其三，可觀察中央政治局提交三中全會審議的《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在他看來，十七屆三中全會的分量將比人們預料的分量更重。

Ⅷ 如何構建開放型經濟體制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

要准確把握經濟全球化新趨勢和我國對外開放新要求。改革開放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不斷擴大對外開放、提高對外開放水平，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是我國發展不斷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寶。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導致落後，這已為世界和我國發展實踐所證明。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乘勢而上，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更高水平的開放格局正在形成。
邊貿易體制和區域貿易安排一直是驅動經濟全球化向前發展的兩個輪子。現在，全球貿易體系正經歷自1994年烏拉圭回合談判以來最大的一輪重構。我國是經濟全球化的積極參與者和堅定支持者，也是重要建設者和主要受益者。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妥善應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面臨的困難和挑戰，更加需要擴大對外開放。「機者如神，難遇易失。」我們必須審時度勢，努力在經濟全球化中搶佔先機、贏得主動。
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是適應經濟全球化新趨勢的客觀要求，是全面深化改革、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必然選擇，也是我國積極運籌對外關系、實現對外戰略目標的重要手段。我們要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發揮自由貿易區對貿易投資的促進作用，更好幫助我國企業開拓國際市場，為我國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間。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是我國積極參與國際經貿規則制定、爭取全球經濟治理制度性權力的重要平台，我們不能當旁觀者、跟隨者，而是要做參與者、引領者，善於通過自由貿易區建設增強我國國際競爭力，在國際規則制定中發出更多中國聲音、注入更多中國元素，維護和拓展我國發展利益。
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要加強頂層設計、謀劃大棋局，既要謀子更要謀勢，逐步構築起立足周邊、輻射「一帶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貿易區網路，積極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商建自由貿易區，使我國與沿線國家合作更加緊密、往來更加便利、利益更加融合。要努力擴大數量、更要講質量，大膽探索、與時俱進，積極擴大服務業開放，加快新議題談判。要堅持底線思維、注重防風險，做好風險評估，努力排除風險因素，加強先行先試、科學求證，加快建立健全綜合監管體系，提高監管能力，築牢安全網。要繼續練好內功、辦好自己事，加快市場化改革，營造法治化營商環境，加快經濟結構調整，推動產業優化升級，支持企業做大做強，提高國際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
要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提高我國服務業國際競爭力。要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完善對外投資體制和政策，激發企業對外投資潛力，勇於並善於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開拓市場。要加快從貿易大國走向貿易強國，鞏固外貿傳統優勢，培育競爭新優勢，拓展外貿發展空間，積極擴大進口。要樹立戰略思維和全球視野，站在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相互聯系的高度，審視我國和世界的發展，把我國對外開放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Ⅸ 開放型經濟體系的內容有哪些

開放型經濟體系的內容有內外聯動、互利共贏、安全高效。

我國開放型經濟已經進入新階段，需要加快構建「內外聯動、互利共贏、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採取新的對外開放戰略、自主創新戰略、貿易運行預警體制和摩擦應對機制建設等措施，加快完善開放型經濟體系，不斷提高我國開放型經濟水平。

中國將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和質量，形成開放型經濟新格局。在開放型經濟中，要素、商品與服務可以較自由地跨國界流動，從而實現最優資源配置和最高經濟效率。

開放經濟強調把國內經濟和整個國際市場聯系起來，盡可能充分的參加國際分工，同時在國際分工中發揮出本國經濟的比較優勢。

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發展開放型經濟已成為各國的主流選擇。開放型經濟與外向型經濟的不同在於：外向型經濟以出口導向為主，開放型經濟則以降低關稅壁壘和提高資本自由流動程度為主。在開放型經濟中，既出口，也進口，基本不存在孰重孰輕的問題，關鍵在於發揮比較優勢；既吸引外資，也對外投資，對資本流動限制較少。

Ⅹ 我國加快開放型經濟體制的採取了哪些行動

要加快開發經濟體採取的擴大現在的開放程度，加快自由貿易區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