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如何讓宗教慈善真正「運轉」起來
讓宗教慈善「運轉」起來
——鍾智鋒
宗教團體參與社會慈善活動已經成為一種全球的趨勢。與此同時，各國政府也日益意識到宗教慈善的益處，並建立了相關的制度促其發展。宗教教義的支持，宗教領袖的推動，宗教組織所擁有的社會信任、服務經驗、組織基礎和志願者隊伍，使得宗教團體參與社會慈善有著先天的優勢。在我國，宗教慈善這輛和諧號列車的正常運轉，既需要國家搭建慈善大道供其奔跑，也需要它的「四輪」協同並進：政府的引導、社會的協同、法治的保障和宗教的推動。
宗教慈善是個好事情
今天，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宗教慈善是個好事情。在西方，宗教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組織，對福利國家的產生、福利國家的運作以及當下福利國家社會問題的解決都有著重要的影響。在中國，隨著宗教團體積極參與抗震救災和社區服務，人們也漸漸地認識到宗教慈善的益處。
首先，宗教慈善是現代社會福利事業的先聲。在現代大學、醫院、養老院還沒成型之前，西方中世紀的教會和修道院便承擔著這些教育、醫療和養老的功能。那時，教會是社會生活的中心，人們的生老病死都與教會密切相連。教會不是社區外一個組織，而是一個在社群中的組織。社會成員資格與教會成員資格高度重合，構成了一個有著共同身份認同和規范的共同體。這個共同體成為了社會福利的主要提供者。現代化帶來了神聖領域與世俗領域的分離。民族國家的興起，推動了國家和教會的制度性分離。原來由教會和家庭所承擔的教育、醫療和養老等公共服務也慢慢轉交給國家。教會的慈善慢慢地變成了國家的福利。需要指出的是，在這個轉移過程中，教會慈善和國家福利的關系是互補的而不是互斥的。直到今天，教會仍承擔著西方社會相當一部分教育、醫療和養老的功能。
其次，宗教慈善可以彌補政府與市場的不足，緩解福利國家的危機。隨著全球化的加深，以公民權為依據，以領土為范圍的福利國家也面臨著很多挑戰。高福利某種程度上削弱了一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競爭優勢。人口老齡化，外來移民的增多，婦女角色的改變，也使得西方的福利制度難以為繼。由於福利國家主要通過政府提供社會福利，政府的低效和膨脹，也使得福利成本變得高昂。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政府是一個全能政府，政府取代了市場和社會，為人們包辦一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政府慢慢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推動了政企分開和政社分開，政府慢慢地從市場和社會撤出，原來由政府包辦的社會福利逐步交給了市場和社會。但是由於企業不願意承擔太多的社會福利責任，一般的社會組織也因太弱小而無法承擔這樣的責任，政府的撤出卻又引發了很多民生的問題。
很多國家通過私有化、政府再造和福利外包的方式來應對福利的危機。這形成了一個由市場和社會提供服務，讓政府來買單的模式。但是，這樣的做法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由市場來提供社會福利看似降低了政府的行政成本並提高了福利供給的效率，但是畢竟企業不做無利可圖的生意。而交給社會看似解決了追逐利潤的問題，但是由於一般社會組織太弱小，政府不僅要為服務買單，還要為組織的培育和運轉買單，這樣的成本並不比市場低多少。總之，無論是企業還是一般的社會中知組織都無法較好地解決福利危機的問題。要低成本高效率地提供碼培悔福利，需要找到一個以公益為驅動力，又有較好的組織基礎和行動能力的行為體。宗教便是這樣的行為體。
宗教組織從事慈善事業有其特定的優勢。有研究表明，宗教參與和社會參與存在正相關的關系。換言之，參與宗教活動越多的人，往往捐獻和參與志願者服務的概率也會更大。
宗教對於把原子化的人組織起來，為制度運轉提供社會資本，有積極作用。此外，與一般社會服務組織相比，宗教教義的支持，宗教領袖的推動，宗教組織所擁有的信任、服務經驗、組織基礎和志願者隊伍都使得宗教組織能更好地參與社會服務。這些都使得社會服務能夠低成本運作，能夠有更多的關愛，能夠更貼近社群和人們的需要。穩定的奉獻和志願者隊伍也使得這些組織的運作免遭資金和人力短缺的危險。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並非所有的宗教組織都會積極地參與社會服務，這取決於宗教組織的理念、傳統、領導權、組織框架和資源狀況。一般來說，比較入世，關注社會福利和正義，有較好組織基礎和人力物力資源，又有宗教領袖去推動的宗教組織能較好地參與社會慈善事業。
影響宗教慈遲正善「運轉」的四個因素
宗教參與社會慈善活動既彰顯了宗教教義驅動下的人文關懷，也體現了宗教的社會屬性。當民族國家和現代的福利制度還未建立時，宗教與宗族便是社會慈善的主要提供者。現代化和民族國家的建立，推動了神聖領域和世俗領域的功能性分化，使得教育、醫療和慈善慢慢從宗教團體轉到國家和市場。這種結構性的分化也使得宗教團體內部發生了分化，有的僅專注於靈魂救贖和教團內的互助，有的能兼顧靈魂救贖和社會慈善，並把救助的范圍從團體內擴大到團體外。總的來說，以下四個因素影響了宗教慈善的提供：
首先，宗教的教義與理念會影響到宗教團體對慈善的參與。雖然各種宗教對慈善都有教義的支持，比如佛教的「功德」，道教的「貴生」，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十一奉獻」，伊斯蘭教的「天課」，但是不同宗教以及同一宗教內不同的宗派對待慈善問題還是有著顯著的差異。美國宗教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曾把宗教區分為入世的宗教和出世的宗教。一般而言，出世的宗教較少參與慈善服務，而入世的宗教則會更多地參與到慈善服務中。此外，就宗教的社會形態而言，教會（church）要比教派（sect）和膜拜團體（cult）更多參與到慈善服務中。在基督教內部，主流教派（又有人稱其為現代派或社會福音派）要比基要派對社會慈善有更多的興趣。
其次，社會福利的制度框架，特別是國家與社會關系，也會影響到宗教團體的慈善服務范圍。根據社會福利生產者（主要是國家、市場、社會組織和家庭）之間的權重，國家可分成以下三大類：自由模式、保守模式和社會民主模式。這三種模式有著不同的理念來源，也對福利的性質和范圍，以及提供福利的責任作出了不同的界定。在自由模式下，福利主要是通過市場購買來實現。在社會民主模式下，福利主要是通過國家來提供。在這兩種模式下，宗教提供社會服務的范圍都是有限的。宗教扮演的只是一個輔助的角色。只有在保守模式下，宗教團體才成為福利的主要提供者。例如，在德國，國家與宗教團體結成夥伴關系，國家幫助宗教團體對其成員徵收教會稅，並由宗教團體給其成員提供社會福利。
再次，國家與宗教團體的關系會影響到宗教慈善的空間。有的國家對宗教團體給予較多的支持，有的則給予很少甚至不支持。有的國家給宗教以平等的支持，有的國家則支持一些特定的宗教團體。有的國家對宗教團體作出諸多的限制，有的則給宗教團體以較多的自由。這些都會影響到宗教團體的資源狀況和活動空間，進而影響到宗教慈善的「運轉」。例如，聖公會作為英國的國教能夠從國家得到很多財政與政策的支持。「耶和華見證人」等新興宗教在歐洲不僅難以得到國家的認可與支持，它們的活動包括慈善也會受到國家的諸多限制。
最後，宗教團體的組織狀況也會影響到它的慈善供給能力。宗教團體參與慈善事業需要有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的支持，因此宗教團體的資源狀況和動員能力會直接影響到宗教慈善的提供。一般而言，資源比較充足和動員能力較強的宗教團體具有較強的慈善供給能力。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基於成員資格並有更穩定宗教參與的宗教團體，要比基於訪客和遊客、宗教參與較弱的宗教團體有更強的宗教慈善提供能力。宗教領袖是否推動也會影響到宗教團體對社會慈善事業的參與。因為唯有在宗教領袖的推動下，資源才能變成能力，理念才能轉化為行動。當然，這並不排除平信徒領袖的影響力。
中國宗教慈善的現狀與潛力
與西方相比，中國宗教對社會服務的參與是非常有限的，宗教慈善在中國還是一個成長中的事物。概括而言，宗教參與對社會服務的參與主要體現為社會捐助，並呈現出一種「災難經濟」模式。2008年的汶川地震和2010年的玉樹地震給中國宗教進入社會提供了一個機會，推動了宗教慈善的發展。
汶川地震以前，宗教信徒組織參與社會慈善大多是零散的、被動的。此外，他們參與社會慈善的時候，往往淡化宗教身份，把錢捐給政府主導的慈善機構（如中華慈善總會和紅十字會），並通過這些機構提供慈善服務。雖然宗教團體也會開展一定的志願者活動，但這往往局限在宗教場所附近的社區。汶川地震和玉樹地震改變了這種宗教慈善模式。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宗教突破既有框架的束縛，跨地區、跨組織地進行慈善救災；宗教主動地、以自己的名義參與救災；宗教參與社會服務沒有因為災難結束而結束，相反，很多組織得以延續和建立；政府和社會也有限度地把宗教納入進來。
雖然中國各大宗教對社會福利的參與仍非常有限，但是他們對社會福利的貢獻有著很大的潛力。目前，中國發展最快的宗教是佛教和基督教。近年，民間宗教也有著非常顯著的復甦。隨著社會的轉型，中國宗教信徒的構成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越來越多高學歷、高收入的人皈信了宗教，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資金來源。
如何讓宗教慈善真正「運轉」起來
既然宗教慈善是個好事情，而宗教團體參與社會慈善又有其獨有的優勢，那麼，如何才能讓興起中的宗教慈善更好地「運轉」起來？筆者認為宗教慈善猶如一輛和諧號列車，這輛車的正常運轉離不開「一路」和「四輪」。「一路」是指可供宗教奔跑的慈善大道，「四輪」指的是政府、社會、法律與宗教。2012年國務院六部門聯合頒布的《關於鼓勵和規范宗教界從事公益慈善活動的意見》，為宗教團體提供了一條慈善大道。但除了慈善大道外，要讓宗教慈善真正「運轉」起來，各方仍需要在以下關節點上作出努力：
第一，國家需要更加明確對宗教慈善的態度，給予更多的社會空間，並搭建一個法律框架規范宗教慈善的運作。時至今天，宗教在中國仍未「脫敏」。在很多情況下，宗教仍被當做一個特殊的類別來對待。文化安全、政治穩定、社會和諧、民族團結、對外交往以及宗教自身的狀況均影響了國家對宗教的態度。現在我國的宗教管理體制還是以場所為中心，宗教團體被限定在國家認可的宗教場所里。宗教團體要在宗教場所以外開展活動，既缺乏法人身份，也缺乏進入渠道和法律保障。「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外，雖然民政部已經放開了四類社會組織的登記，但是宗教類組織的登記仍面臨很多實際的障礙。這就要求政府進一步為宗教組織參與社會服務創造條件、提供支持。例如，設立宗教慈善基金，與宗教團體建立合作夥伴關系，共同推動宗教慈善事業的發展。
第二，宗教團體本身需要提高慈善意識，強化組織建設，並探尋一個有效的宗教慈善運作模式。從宗教義理來看，中國五大宗教都可以給宗教慈善提供理念支持，真可謂「種種宗教通慈善」。但現實中，我們看到並非所有宗教團體和組織都意識到宗教慈善的重要性，只有很少一部分宗教團體積極參與慈善事業。雖然佛教的人間化和基督教的社會福音化在宗教團體內部仍存在很大的爭議，但這並不意味著宗教團體只能裹足不前。宗教團體需要努力思考如何在多元的教義里形成慈善共識，使得宗教的核心教義能夠與社會慈善參與協調起來，思考如何把與救贖、獻祭、功德有關的宗教行為轉化成具有公共性與現代性的社會慈善行為。這需要宗教大師們挖掘經典，闡發義理。除了宗教自覺外，宗教團體參與社會慈善還需要建設好組織和隊伍，選好模式。
第三，宗教慈善離不開社會的支持與參與。宗教雖然超然於世界，但仍存在於社會。就此而言，社會是宗教的基礎。宗教團體可以動員信徒出錢出力，但在中國這個非宗教信徒佔大多數的國家裡，宗教內的動員是非常有限的。慈善事業作為一種公共事業，本身就具有開放性和社會性。宗教慈善離開了社會的支持與參與也必然會行之不遠。因此，宗教需要跟社會建立起制度性的連接。另外一方面，社會雖然蘊含了很多的資源和力量，但是原子化的個人若不被組織起來，潛藏的資源若不被動員起來，這些資源和力量將永遠沉睡下去，不能轉化為慈善的動力。就此而言，社會也離不開宗教這個公信力高、組織性強、動員能力大的「兄弟」。
第四，宗教慈善的持久發展離不開各方的尊重與協同。社會希望宗教團體不要借慈善來傳教，希望宗教慈善能給社會帶來福祉，但不希望宗教慈善破壞社會的規范與秩序。宗教團體希望宗教慈善能夠按教義而行，並能促進宗教的發展。這些利益訴求存在一定的張力，需要各方能夠互相尊重，求同存異，協同並進。筆者的研究發現，一個能把政府、企業家與一般市民以及宗教團體結合起來的模式更有助於宗教慈善的發展。如果政府能夠出面，企業家和一般市民能夠出錢，宗教團體能夠出錢出力，那麼宗教慈善就能夠更好地「運轉」起來。
社會慈善作為一種共同的事業，需要我們盡可能把更多的行為主體納入進來。一個能把國家、市場和宗教團體整合起來的宗教慈善運營模式將造福於中國的億兆黎民。如何構建一個框架，使得政府、市場、社會組織（含宗教組織）和社會成員能夠協同起來，這是社會政策調整和社會管理創新需要重點考慮的問題。相信在政府的引導、社會的協同、公眾的參與、法治的保障和宗教的推動下，宗教慈善這輛和諧號列車將為小康目標的實現與和諧社會的構建發揮出其應有的作用。
（作者系美國貝勒大學政治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