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原子能機構詳細資料大全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原子能機構研究制定我國和平利用原子能事業的發展規劃、計畫和行業標准。研究和擬定我國和平利用原子能事業的政策和法規,負責研究制定我國和平利用原子能事業的發展規劃、計畫和行業標准。
現任主任為張克儉。
㈡ 1955年初,中國發展原子能事業的決策工作開始是什麼樣的一種情況
1955年初,中國發展原子能事業的決策工作開始了。周恩來約見錢三強、李四光和劉傑等人,詳細詢問了中國核科學的研究人員和設備、資源等情況,還向他們了解發展核能技術所需要的條件等。政治局經過討論,通過了原子能發展計劃,代號為「02」。1949年11月1日,南京中央研究院與北平研究院合並,成立了中國科學院,中國政府邀請海內外華人科學家幫助創建現代化的科研機構。科學院以外的一些學術團桐態體,如中國物理學會,也積極參加研究工作。該學會約有亂喊570名成員,其中包括10名積極從事核科技研究的科學家,他們是錢三強、王淦昌、彭桓武、何澤慧、趙忠堯、鄧稼先、朱洪元、楊澄中、楊承宗、戴傳曾。在以後的幾年裡,一些在國外學習、工作的科學家,如張文裕、汪德昭、王承書、李整武、謝家麟等也陸續回到祖國;還有原來分散在各高校局陪源工作的朱光亞、胡濟民、虞福春、盧鶴紱、吳征鎧、周光召等都被組織起來了。
㈢ 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前做了什麼准備工作
第一顆原配源子彈爆炸時間定在1964年10月16日15時培頌態整,首次執行任務的同志精神振奮,信心百倍,於當天中午12時由前進庄出發,前往待蔽工號。
首批進場偵察的共3個組,由3名幹部率領從3個方向進場偵察。
防護工作部在前進庄為首批進場人員進行了隆重的歡送儀式。
事先搭起彩門,彩門正面是櫻雹「前進門」3個字,背面是「凱旋門」3個字,道路兩旁是歡送的隊伍,敲鑼打鼓,並拍電影,歡送首批人員出發。
㈣ 簡述原子能開發利用的現狀及發展趨勢
核能是一種儲量充足並被廣泛應用的能量來源,而且如果用它取代化石燃料來發電的話,溫室效應也會減輕。國際間正在進行對於改善核能安全性的研究,科學家們同時還在研究可控核聚變和核能的更多用途,比如說制氫(氫能也是一種被廣泛提倡的清潔能源),海水淡化和大面積供熱。
1979年的三哩島核泄漏事故和1986年的切爾諾貝利核事故使美國放緩了建造核能發電廠的步伐。後來,核能在經濟與環境兩方面的益處使聯邦政府又開始重新考慮它。
公眾也對核能很感興趣,不斷飆升的油價,核能發電廠安全性的提高和符合京都議定書規定的低溫室氣體排放量使一些有影響的環境保護論者開始注意核能。有一些核反應堆已處於建造當中,幾種新型核反應堆也在計劃之中。
關於核能的利用一直存在著爭議,因為那些放射性核廢料會被無限期保存起來,這就有可能造成泄漏或爆炸,有些激中兄國家可能借應用核能的名義來大量製造核武器。核能的擁護者說這些風險都是很小的,並且應用了更先進的科技的新型核反應堆會將風險進一步降低。
他們還指出,與其它化石燃料發電廠相比,核能發電廠的安全記錄反而更好,核能產生的放射性廢料比燃燒煤產生的還少,並且核能可以持續獲得。
根據國際能源署的資料,2007年全球電力有13.8%由核能提供。截至2020年8月21日:全球可運行的核電反應堆441座,總裝機容量為391.7 GWe。
全球在建核電反應堆54座,總裝機容量為55.6 GWe。超過150艘使用核動力推進的明襲艦船已被建造,由超過180個核反應堆提供動力。
(4)原子能事業做了哪些准備擴展閱讀:
原理
核能發電的能量來自核反應堆中可裂變材料(核燃料)進行裂變反應所釋放的培顫裂變能。裂變反應指鈾-235、鈈-239、鈾-233等重元素在中子作用下分裂為兩個碎片,同時放出中子和大量能量的過程。反應中,可裂變物的原子核吸收一個中子後發生裂變並放出兩三個中子。
若這些中子除去消耗,至少有一個中子能引起另一個原子核裂變,使裂變自持地進行,則這種反應稱為鏈式裂變反應。實現鏈式反應是核能發電的前提。
㈤ 中國原子彈的發展歷程是怎樣的
20世紀50年代初,剛剛從戰爭的廢墟中站起來的中國人民渴望和平地建設自己的家園,但極其嚴峻的形勢也擺到了年輕的共和國面前:一方面,人民政府接收的是一個舊中國遺留下來的爛攤子,科技與經濟十分落後,百廢待興;另一方面,帝國主義不甘心其侵略政策在中國的徹底失敗,除了在經濟技術上對新中國進行全面封鎖外,還在軍事上嚴重地威脅著我國的安全。1950年6月,美國發動了侵略朝鮮的戰爭,並且不顧中國政府的嚴重警告,把戰火螞老燃燒到鴨綠江邊。6月27日,美國又悍然宣布派第七艦隊侵入台灣海峽,武裝侵略中國領土台灣。美國依仗手中的核武器,橫行霸道。有的好戰分子甚至叫囂要對中國發動核戰爭,進行核恐嚇。
在手持核武器的帝國主義面前,中國人民深深懂得,要反對核戰爭,粉碎核訛詐,保衛祖國安全,維護世界和平,中國就一定要有強大的國防,一定要有自己的核武器。但是,舊中國在原子能方面只有為數不多的科學家在專門研究機構中從事研究工作。中國的核武器研製工作的起步異常艱難。
1946年,由於物理學家嚴濟慈、錢三強的推薦,在法國國立科學研究中心的資助下,在上海中法大學鐳學研究所工作的放射化學家楊承宗,進入了著名的法國巴黎大學鐳學研究所,師從約里奧·居里夫人深造放射化學。解放初期,周恩來號召國外留學生回國參加祖國建設。楊承宗正好完成學業,兩次拍電報給先期回國的物理學家錢三強,要求回國,報效生他養他的祖國,實現自己崇高的理想。臨行前,約里奧·居里先生對他說:「你回去告訴毛澤東,你們要反對原子彈,就必須有自己的原子彈。原子彈也並不是那麼可怕,原子彈的基本原理也不是美國人發悶虛明的。」約里奧·居里的話語不多,但充滿了鼓舞的力量。他相信自己的學生,也相信中國可以而且一定會製造出原子彈。約里奧·居里夫人還將親手製作的10克含微量鐳鹽的標准源送給楊承宗,在核研究方面給予中國具體的幫助。
1955年初,中國發展原子能事業的決策工作開始了。周恩來約見錢三強、李四光和劉傑等人,詳細詢問了中國核科學的研究人員和設備、資源等情況,還向他們了解發展核能技術所需要的條件等。
政治局經過討論,通過了原子能發展計劃,代號為「02」。
1949年11月1日,南京中央研究院與北平研究院合並,成立了中國科學院,中國政府邀請海內外華人科學家幫助創建現代化的科研機構。科學院以外的一些學術團體,如中國物理學會,也積極參加研究工作。該學會約有570名成員,其中包括10名積極從事核科技研究的科學家,他們是錢三強、王淦昌、彭桓武、何澤慧、趙忠堯、鄧稼先、朱洪元、楊澄中、楊承宗、戴傳曾。在以後的幾年裡,一些在國外學習、工作的科學家,如張文裕、汪德昭、王承書、李整武、謝家麟等也陸續回到祖國;還有原來分散在各高校工作的朱光亞、胡濟民、虞福春、盧鶴紱、吳征鎧、周光召等都被組織起來了。
1950年上半年,中國科學院重新組建其下屬的各研究所,新成立了一些,研究機構,近代物理研究所就是其中之一,吳有訓、錢三強分別擔任該研究所的所長和副所長。6月,這些學術帶頭人決定重點開展原子核研究。中國政府也要求外交部有選擇地邀請一些外國專家訪問中國,幫助中國進行建設,其中包括科學技術現代化建設。在以後的幾年裡,核物理研究繼續被列為國家的研究重點,並支持近代物理研究所從事這一領域的研究工作。同時,加速培養這方面的專門人才,逐步形成一支比較強大的骨幹隊伍。
同年,經周恩來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多次談判,蘇聯政府正式通知中國政府,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提供一座7000千瓦的重水型實驗反應堆和直徑為1.2米的迴旋加速器,並接受科學技術人員去蘇聯實習。
1956年4月,周恩來對當時擔任軍委總幹部部第一副部長的宋任窮說,要從軍隊里調一個中央委員出來加強地質戰線。宋任窮思考了兩天,毛遂自薦,對周恩來說:「就把我調出來吧。」周恩來在1956年7月向中央作的《關於原子能建設問題》的報告中,提出成立「原子能事業部」的建議。毛澤東同意周恩來的意見。1956年11月,國務院正式提交一屆人大常委會議通過,決定成立第三機械工業部(1958年2月改為第二機械工業部),任命宋任窮為部長,副部長是劉傑、劉偉、雷榮天、錢三強,後來又增加了袁成隆。
從此之後,中國的原含沖子能發展事業正式踏上了征途。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由於中蘇關系破裂,中國「大躍進」政策失誤和國內自然災害的影響,國民經濟進入嚴重困難時期,尖端武器的研製該「下馬」還是「上馬」的議論越來越多,越來越公開化。有人認為,國家處於特別困難的時期,肚子都填不飽,就不要花那麼多錢去搞一時看不見摸不著的尖端武器了,原子彈、導彈的研製工作應該停止。有人認為,原子彈、導彈應該搞,但是國家現在太困准,尖端武器的研製工作應該放慢速度。
陳毅說:「即使當了褲子,也要把原子彈搞出來。」
中央專委在周恩來主持下,3年內召開9次會議,卓有成效地組織了原子彈、導彈研製工作中的協作攻關等問題。
為了給我國第一顆原子彈起一個代號,物理學家朱光亞提議並經核武器研究所所長李覺同意,把蘇聯來信拒絕提供原子彈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的日期——1959年6月,作為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代號,即「596」。
中國研製核武器勝利在望,少數大國為了保持核壟斷的地位,不願看到中國擁有核武器,想方設法進行阻撓和破壞。
在美、英、蘇三國聯合遏制中國進行核試驗的大背景下,中國的科技專家們努力工作,發憤圖強,在核武器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到1964年夏天,我國終於全面突破了原子彈技術難關,取得了原子彈研製方面的巨大成就。
可疑的設施是一個能夠在兩個月內投入使用的核試驗基地。」根據這一情報,美國國務卿臘斯克發表了一個特別聲明:「中國將在最近進行一次核爆炸試驗。」美國的情報雖然准確,但它是無法阻擋住中國進行核試驗的步伐的。
1964年8月初,中國第一顆原子彈開始總裝。
9月1日,核試驗預演結束。當時傳來消息,國外可能有人正在策劃對中國的核設施進行破壞,以阻止中國掌握核武器。這樣,何時爆炸中國第一顆原子彈,便更加緊迫地提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專委會的議事日程上來。為此,周恩來於16、17日兩天主持召開中央專委會第九次會議,聽取張愛萍、劉西堯關於原子彈預演情況的匯報,綜合分析國際形勢,慎重研究正式試驗的時機。周恩來綜合大家意見,提出兩個方案:一是早試,將在本月下旬下決心;一是晚試,先抓三線研製基地的建設,選擇機會再試。他說:「我們要設想一下原子彈炸響後的情況,再決定爆炸試驗的時間,國慶前下決心。」周恩來本人傾向於早試。無論早試還是晚試,准備工作不能有絲毫鬆懈。至於核試驗的具體時間,待報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澤東做最後決定。
9月21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請示爆炸的時間。當晚,毛澤東在信上批示:「已閱,擬即辦。」
9月22日,周恩來在毛澤東、劉少奇等參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匯報了首次核試驗的准備工作和中央專委會的試驗方案。會議做出了早試的明確決定。
9月23日,周恩來召集賀龍、陳毅、張愛萍、劉傑、劉西堯等開會,傳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決定。他興奮地向大家說:我向毛主席和少奇等同志作了匯報,他們同意第一方案。原子彈的確是嚇人的,主席更大的戰略想法是,既然是嚇人的,就早響。這樣,任務更重了,不是更輕了。試驗的時間看來需在20天以後了。10月有4次好天氣,中旬可能趕上也可能趕不上,還有下旬一次;11月上旬還有一次,到11月下旬就不好了。要把風向、放射性微塵飛散距離詳細計算,搞出資料。原子彈響了,影響就大了。萬一不響;後果如何,還要找參加核試驗的專家進行專門研究。
周恩來還指出,為了防備敵人萬一進行破壞,由總參謀部和空軍研究,做出嚴密的防空部署;由劉傑負責組織關鍵技術資料、儀器設備的安全轉移;由陳毅組織外交部進行對外宣傳工作的准備;張愛萍、劉西堯趕赴試驗現場組織指揮;除我和賀龍、羅瑞卿親自抓以外,劉傑在北京主持由二機部、國防科委組成的聯合辦公室,負責北京,與試驗場的聯絡;要規定一些暗語、密碼。他還鄭重地叮囑:「一定要保護好我們自己的專家,東西要轉移保存下一部分。不是破釜沉舟,一錘子買賣。」
盡管進行了這樣周到細致的准備,但仍有相當的風險。萬一試驗失敗,消息泄露,將造成不利影響。為了絕對保守原子彈試驗的秘密,周恩來對與會人員規定了嚴格的保密紀律。他說:「希望你們對家裡人也不說,不要一高興就說出去。鄧穎超同志是老黨員、中央委員,不該說的我不向她說。任何人不該知道的,不要知道。」他還對後到會的陳毅說:「你可不能講啊!」陳毅知道周恩來是提醒他在以外長身份接待外賓時不能說了出去。他操著四川口音爽快地回答:「我不講哇!」
張愛萍和劉西堯返回西北核試驗現場,將周恩來的指示傳達給現場上萬人員。周恩來以身作則的表率行為,使大家受到深刻的教育,有效地保證了第一次核試驗沒有發生一起泄密事件。
根據氣象情況,周恩來將核爆炸的零時選定為1964年10月16日巧時,並得到了毛澤東的批准。當基地的人們知道這個確切的時間後,他們想起了一個有趣的故事。
基地有一個姓楊的技術員,在1964年10月1日國慶節的前一天晚上做了一個夢。當他醒來後,沖出帳篷;大喊道:「黨中央已經審定通過爆炸時間了!」當別人問他是怎麼回事時,他激動地喊著:「我夢見黨中央已經確定了爆炸時間,它包括3個『十五』。」
當時無人能說得清楚,這3個「十五」究竟代表什麼意思。現在這個夢有了比較能夠自圓其說的解釋:第一個「十五」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5周年;第二個「十五」表示從10月1日起往後數15天即10月16日;第三個「十五」表示原子彈將在那天的15時爆炸。
也許是純屬巧合,也許是後人的編排。不管這個夢是真是假,它已經成為中國核武器發展史上的一段趣話了。
10月14日13時,原子彈靜卧在鐵塔上那個純金屬構造的銀灰色小屋裡。這個鐵塔由8467個構件組成,高102米,重70噸,在耀眼的金色陽光輝映下,傲然挺立。
10月15日15時,有關技術人員完成了原子彈核心部件的裝配和幾道關鍵的工序。現場總指揮張愛萍帶領技術人員作最後一次檢查。離開鐵塔時,他有點戀戀不舍,便取下相機,想拍張照片留念,但又考慮到現場不準個人拍照,自己不能違例,他就沒有拍照,沒有留下自己在那偉大的歷史時刻的身影。當將軍後來回顧當時的情景時,仍然感到有點遺憾。
圍著鐵塔,在約60公里的范圍內,呈放射狀地擺列著近百項效應工程和實物:飛機、軍艦、大炮、坦克、裝甲車、橋梁、鐵路、戰時工事和民用樓房,還有馬、狗、猴於、老鼠、種子以及各種測試儀器設備等。真像一個大幹世界,應有盡有。
羅布泊戎裝待命,靜候震撼世界的庄嚴時刻。
10月16日凌晨6時30分,一切不必要留下來的人員撤離現場。現場指揮所設在離爆心23公里外的孔雀河畔的山坡——「721」高地,指揮這次具有歷史意義的核試驗。
下午,李覺、張蘊鈺和兩位工程師最後一次來到塔上,安裝了電引線,做了最後一次檢查。當他們在離爆炸零時前50分鍾回到地面時,周圍的人們關心地詢問他們為什麼比預定的時間晚下來4、5分鍾,李覺回答:「我一定要親自確認沒有任何的差錯。」
接著,他們撤離到現場指揮所,李覺把塔的也控裝置的鑰匙交給了控制室的領導。採取這一安全措施,是為了保證原子彈不能被爆炸塔附近的任何人引爆。這也是爆炸前最後時刻的一個檢查環節。
總指揮部的電話全天24小時與北京總理辦公室的電話接通,張愛萍最後一次報告說:「總理,安裝工作已經結束,一切順利,請指示。」
周恩來平靜地說:「預祝你們成功!」
張愛萍發出最後指令。
在主操縱員讀秒到達零時,「起爆」命令發出的一瞬間,只見羅布泊大漠深處出現一道紅色的強烈閃光;緊接著,騰空而起一個巨大的火球,猶如出現第二個太陽,天空和大地被照得一片通紅;爆炸形成的蘑菇雲不斷上升擴張;稍後,一陣驚天動地的巨響震耳欲聾,好像要把蒼穹撕裂似的。
這時,試驗現場歡聲雷動,全體參試人員激動萬分,熱淚盈眶,互致祝賀。
15時4分,張愛萍眼望高聳藍天的蘑菇雲,問王淦昌:「這是一次核爆炸嗎?」
王淦昌肯定地回答:「是的!」
然後,張愛萍給北京的二機部打電話:「請找劉傑同志。」
在二機部原子彈試驗辦公室里,劉傑正和幾名幹部焦急地等待著。電話鈴突然響了,接電話的同志太緊張了,以至把話筒掉到了桌子上。劉傑一把撿起來,聽到張愛萍激動的聲音:「請報告周總理和毛主席,我們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了!」
「再說一遍。」
「原子彈爆炸了,已經看到了蘑菇雲!」
「我馬上報告!」接著,劉傑抓起了專用電話:「我是劉傑,請周總理講話!」
「我是周恩來!」
「總理,張愛萍同志從試驗基地打來了電話,原子彈已經爆炸了,看到了蘑菇雲!」
「好,我馬上報告毛主席。」
幾分鍾後,周恩來給劉傑回電話:「毛主席指示我們,一定要搞清是不是核爆炸,要讓外國人相信!」
劉傑立刻把毛澤東的指示傳達給張愛萍。張愛萍回答說,這確實是一次核爆炸,這一點已經被充分證明了。
這時,劉傑不由自主地開始抖動,他又給周恩來打了電話:「我們的第一顆原子彈已經爆炸成功。這是一次成功的核試驗!請黨中央和毛主席放心。」
張愛萍向周恩來報告後,隨即趕赴爆區,檢查爆後的各種效應情況。兩個多小時後,張愛萍、劉西堯等簽發一份經多方專家認定的關於原子彈成功爆炸的報告,將它電告毛澤東、周恩來、林彪、賀龍、羅瑞卿:確實實現了核爆炸,威力估計在2萬噸TNT當量以上。
張愛萍這位儒將詩興大發,懷著喜悅的心情,欣然吟出《清平樂,我國首次原子彈爆炸成功》一詞:
東風起舞,壯士千軍鼓。
苦鬥百年今復主,矢志英雄伏虎。
霞光噴射雲空,騰起萬丈長龍。
春雷震驚寰宇,人間天上歡隆。
是啊,這一歡隆的歷史時刻終於來到了!
1964年10月16日傍晚5時,周恩來陪同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鄧小平、董必武、彭真、李富春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接見3000多名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演職人員。他滿面春風地向大家宣布:「同志們,毛主席讓我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我們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了!」
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反響。在國內,中國人民充滿了民族自豪感,對國防力量的增強歡欣鼓舞;在國外,友好國家和團體認為,中國有了原子彈,顯示了自力更生的威力,是亞洲歷史上的一個輝煌功績。
㈥ 1959年蘇聯欲撤走所有專家,宋任窮緊急做兩個安排,事後看很高明
尊嚴只在劍鋒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內。
1945年夏天,敗局已定的日本人明顯不想這么輕易的結束侵略戰爭, 美國總統杜魯門和軍方的高層人員在經過商議之後, 決定對日本投放本國剛剛研製出來的核武器——原子彈。
1945年8月6日,在原子彈被研製出來20天之後,日本就首先嘗到了原子彈的威力, 廣島和長崎爆炸的兩枚原子彈,立即震驚了全世界。 美國也在原子彈的威力中,感受到了核武器帶來的「好處」,越發膨脹了起來。
1950年6月,朝鮮半島上驟然爆發戰爭,兩天後,杜魯門命令美軍直接參戰,同時命令美第七艦隊開進台灣海峽,阻止中國人民解放軍渡海作戰。10月初,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 悍然越過三八線,向著我國邊境洶涌而來,我國東北邊境的多座城市,已經受到了炮火威脅。
10月19日,毛主席敏銳的捕捉戰機,命令中國人民志願軍進入朝鮮參戰,抗美援朝戰爭就此爆發。 自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短短8個月的時間里,中國人民志願軍奮勇作戰,將「聯合國軍」從鴨綠江畔一直趕到了三八線附近,徹底扭轉朝鮮戰局。
在此期間, 狼狽逃竄的美國人徹底被打得急了眼, 1950年11月底,美國總統杜魯門在公開場合表示: 「如果朝鮮的形勢難以控制的話,我軍的戰場最高指揮員將負責對核武器的使用。」
不僅如此,第二年的4月份, 美國就開始大張旗鼓地向遠東地區運送核武器的組件,並且一度舉行了核武器演習, 「聯合國軍」總指揮麥克阿瑟甚至曾非常具體的表示: 美軍即將動用26枚原子彈,用於朝鮮戰場。
雖然,因為種種原因的影響,美軍最終沒有將核武器投放到朝鮮戰場,但是,接二連三的核威脅,仍然是中國人民享受和平與安寧的最大障礙。
1955年1月,毛主席力排眾議、堅決提出中國要發展屬於自己的核武器。 在1956年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之上,毛主席更是明確提出: 「 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的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 沒有這個東西,人家就說你不算數,那麼我們就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
1956年4月,在一次會議之後,周恩來總理見到了宋任窮,周總理對他說道: 「需要從軍隊中抽調出來一位中央委員,以加強地質戰線。」
此時的宋任窮是人民解放軍總幹部部的副部長,主管的部分正是部隊中幹部的任免、調動以及考核等等事宜,所以周總理這才向宋任窮說起了這件事,讓宋任窮考慮一下,抽調誰出來合適一點。
宋任窮回到家中,經過慎之又慎的考慮之後, 決定由自己來接下這一個任務。 這一選擇對於宋任窮來說十分的艱難:一方面,他希望自己能夠投身到祖國的經濟建設中去,為新中國的 社會 主義建設出一份力;另一方面,卻是他捨不得從軍幾十年的軍隊。
兩天後,宋任窮再一次見到周總理的時候,宋任窮毛遂自薦的向周總理說道: 「總理,您就把我調出來吧!我對穿在身上的那一身制服不習簡此慣。」
周總理聽宋任窮昌咐嫌說要自己擔任這一職務的時候,高興地說道: 「你能來,那自然是再好不過了,但是,你現在能出來嗎?你出來之後,你的那一攤子由誰來接啊?」
宋耐手任窮答道: 「總理放心,部里還有人呢。」 周總理當即說道: 「那好!但我還是要請示一下主席。」
不久之後,周總理找到了宋任窮,宋任窮以為是自己的任命下來了,誰知,周總理卻是對宋任窮說道: 「對你的調動,主席有新的考慮,要成立原子能委員會,主席考慮由你來主持。」
1956年11月,中國成立「原子能事業部」的建議在人大常委會議之上正式通過, 會議決定成立第三機械工業部(後改為第二機械工業部),專門負責研製原子彈,同時,任命宋任窮上將為三機部的第一任部長。
當時,新中國的原子能事業正處於草創階段,基本上就是一窮二白,一切都需要從零開始。所以,從一開始建設原子能初期, 我國的基礎方針就是,在堅持自力更生的基礎之上,努力爭取到蘇聯「老大哥」的援助。
於是,從1955年到1958年,中蘇雙方就核科學技術與核工業領域等等多個方面,前前後後一共簽署了多達6份協議。
然而,即便是有協議在手,蘇聯給予我國的援助仍然是十分有限的, 特別是核武器的研究方面,一到了關鍵地方,蘇聯專家不是需要向上級進行請示,就是托詞拒絕,或者明確表示不給。
中國最初並沒有搞鈾-235的計劃,我們以為是只需要搞鈈-239就可以了。然而,實際上是,只靠著實驗室中分離出來的鈾-235,根本就無法滿足製造原子彈的需求,必須要建設專門的鈾濃縮廠才可以,而鈾濃縮廠正是製造原子彈最基礎的部分,蘇聯卻是將這一部分保留了下來。
一次,蘇聯專家在介紹從天然鈾中提取鈈-239的時候說道,同時可以循環提取鈾-235,如果只是提取鈈-239的話,剩下的核廢料就完全浪費了。
聽到這樣的操作之後,我方專家馬上提出, 那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從提取過鈈-239的余料之中,再一次提取鈾-235呢?這樣的話,不才是最經濟、最合理的嗎?一種原料生產兩種產品嘛。
然而,即便是這樣完全符合邏輯的要求,蘇聯的專家卻是不當場表態,要回去匯報上級之後才能夠定奪。當然,最後反饋回來的信息還是非常樂觀的, 但是雙方再次簽署了一個協議,而正式協議簽署完畢的時候,已經到了這一年的年底了。
1956年,波蘭和匈牙利事件爆發之後,赫魯曉夫為了換取我國的支持,這才對援助我國的尖端技術有了些許的松動,在我方的要求之下,蘇聯提供了大量的設備以及技術,先後派遣出了上千名專家來到中國進行工作。
宋任窮對於蘇聯的專家非常的重視,多次在會議中強調, 向虛心的向蘇方專家進行學習,關心他們在中國的生活和工作,充分調動他們的工作積極性。
在二機部機關召開的動員大會之上, 宋任窮專門邀請了蘇聯的專家前來參加,大會表彰了先進個人,並且宋任窮還特地做了一面錦旗送給了蘇聯專家, 心裡熱乎乎的蘇聯專家們紛紛表示,願意同中國的技術人員一同努力,為中國的核事業發展盡一份力。
在宋任窮的不斷努力之下,工程設計與建設的進度有了明顯加快, 宋任窮將兩股勁擰成一股勁的工作經驗,向中央進行了報告,毛主席看過之後,很快就做出了自己的批示。
毛主席的批示給了宋任窮他們非常大的鼓舞,宋任窮他們更加放手去做蘇聯專家們的工作,蘇聯專家對於中國的能力以及技術水平也有了新的認識,雙方之間的了解與感情日益深厚,合作的關系自然更加融洽了起來。
與此同時,宋任窮還特別強調道, 我們要善於去獨立的思考,樹立起「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思想, 要求 科技 工作者要加緊向蘇聯專家進行學習,邊干工作邊學習,將學習到的蘇聯技術與中國的實際情況進行結合, 對一些核心技術以及關鍵點的 科技 原理一定要徹底搞懂,搞明白,不但要會做,還要弄明白為什麼要這樣做,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我國的 科技 工作者同樣不辱使命,通過工作的實踐,不但掌握了相關的技術,還提高自己本身自力更生的能力,結合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有了一些改進和創新, 為我國的原子能事業今後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然而,好景不長,中蘇兩國的蜜月期十分的短暫,從1958年下半年開始,中蘇之間的分歧與矛盾逐漸的顯露了出來。
1959年6月,赫魯曉夫致電中共中央: 由於正在進行禁止核試驗的談判,蘇聯暫緩提供原子彈的教學模型以及圖紙,一年之後,蘇聯將撤走所有的援華專家,並且停止一切設備以及資料的供應。
由於蘇聯政府的急轉直下的態度,蘇聯專家的態度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位搞空氣動力學的蘇聯專家,在到達中國核武器研究所之後,根本不履行其應該擔負起的職責。
當我國 科技 工作者問起技術相關的問題時,他就開始清嗓子,然後就是長時間的沉默,對我國的技術人員始終樹立起一道保密的牆。而且,他不準我國技術人員接觸尖端 科技 ,不是支使我國技術人員去學習外語,就是將人派去無關緊要的礦山進行實習,而他自己則是整天躲在自己的辦公室之中看書,成為了一個 「只讀書不說話的啞巴和尚」。
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當年7月,毛主席召開緊急會議,會議中毛主席決定: 「我們自己動手,從頭摸起,准備用8年的時候搞出原子彈。」 同時,毛主席要求宋任窮, 縮短戰線,集中力量解決當下最急需的問題,中央會全力支持原子能事業。
蘇聯的無恥行為,更是激起了毛主席的雄心, 毛主席在會議中說道: 「敵人有的,我們要有;敵人沒有的,我們也要有,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快, 管他什麼國,管他什麼彈,原子彈,氫彈我們都要超過他們! 」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宋任窮抓緊時間進行應變部署, 並於當年的12月制定出了原子能事業的8年規劃綱要出來, 動員全體幹部群眾,發憤圖強,將所有的建設工作分階段的轉移至完全、徹徹底底的自力更生的道路上來。
當時,蘇聯中央撕毀協議和中止援助的命令,還沒有傳達下來。 宋任窮敏銳的察覺到了機會,利用這短暫的時間差,宋任窮做了兩個緊急行動:
當時,按照濃縮鈾廠的建設進度,蘇聯專家到現場勘察過後,估計至少還需要一個多月的時間才能夠全部完成,滿足交付設備的條件更是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了。
結果,我國技術工人加班加點進行搶建,只用了十幾天的時間就將主廠房全部蓋了起來,不僅如此,主廠房對於清潔度的嚴格要求完全滿足, 蘇方被迫按照原定的時間向我國交付設備,而這對於我國濃縮鈾廠的順利建成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與此同時,宋任窮抓緊布置我國自己的研究工作, 在蘇聯專家成了「啞巴」之後,我國核武器研究所就組織起鄧稼先、朱光亞等一眾科學家,帶領著一批剛剛畢業分配進來的大學生,自己動手,從頭開始摸索,開展原子彈理論研究以及科學試驗的相關工作。
一天,宋任窮來到核武器研究所之中,看到大家的勁頭都很大,於是鼓勵的說道: 「人家預言我們成不了,我們一定要自己爭口氣,你們都是搞流體力學和空氣動力學的,你們當下的任務, 就是要把這一口氣變成動力,把我們的事業搞成功。 」
這一段時間里,宋任窮的工作高度緊張,完全是和時間進行賽跑,宋任窮暗暗下定決心, 一定要趕在赫魯曉夫撕破臉皮之前,將核武器事業從思想上、工作上、技術上全部做好應變的准備。
預則立,不預則廢,也正是有了宋任窮的應變准備, 在1960年,赫魯曉夫公然撕毀協議的時候, 我國的核武器研製工作並沒有造成多大的混亂與停滯,而是以非常穩當的姿態,成功過渡到了完全由我國自主研究、徹底自力更生的軌道上來。
1960年7月,蘇聯專家撤走的時候,很多不友好的蘇聯專家嘲諷的說道: 「這是對你們的毀滅性打擊,你們只能去守著那一堆破銅爛鐵,中國人20年也搞出原子彈。」
面對嘲諷,宋任窮在自己的心裡暗暗發誓: 「就是不依靠你們這些老大哥,我們也要自力更生,拿下原子彈!」 就在宋任窮准備鉚足力氣繼續中國原子彈事業的時候,中央一道命令,卻是讓他不得不離開自己為之奮鬥了四年的工作崗位。
當時,我國東北的重工業亟待恢復,毛主席親自點名宋任窮出任東北局第一書記一職,全面主持東北工作。
一向服從組織安排的宋任窮,這一次實在捨不得離開,對於中國的原子彈事業,宋任窮有著強烈的榮譽感以及使命感,在這緊要關頭離去,宋任窮感覺像是: 「在激戰猶酣的關頭,被命令撤出戰斗一般。」
於是,心有不甘的宋任窮去找了幾位老帥和鄧小平,在表達了自己的想法之後,鄧小平卻是說道: 「這件事不要再提了,毛主席已經定了下來,准備去吧!」
不久之後,周恩來總理前來徵求宋任窮的意見: 「你走之後,誰能接替你的工作,是不是還需要從軍中再找一個呢?」 宋任窮答道: 「從軍中挑選也可以,如果一時之間找不到合適的人選,由劉傑同志接替也行。」 後來,經中央商議之後,任命劉傑同志繼任二機部的部長,繼續中國的原子彈事業。
1960年9月,宋任窮帶著幾分惆悵和眷戀,離開了他魂牽夢繞的原子彈事業,臨行之前,劉傑要為宋任窮餞行,宋任窮擺了擺手之後說道: 「飯就免了吧,但是有一個要求,無論如何你都要答應我,那就是,一有原子彈要試驗的消息,你一定要及時的告訴我!」
1964年10月16日,宋任窮突然收到了劉傑打來的電話,下午三點爆炸。 那一天,宋任窮一直都在守候著這個好消息的發布。
中國原子彈爆炸成功,全世界都為之震動,全中國人民更是為之歡呼雀躍。 宋任窮更是在最為艱難的起步階段,親身參與到了其中,飽嘗了一番其中的酸甜苦辣。
㈦ 中國造原子彈的艱辛
中國能在最短時間內研製出「兩彈」,無數科研和工作人員為之傾注了大量心血。限於篇幅,我們按姓氏筆畫排名,選編了部分「兩彈元勛」事跡。在此,我們向所有科研人員和工作人員致敬!
55歲的王淦昌離開17號工地時,竟拔下幾根白發,留在了這個地方
隨著九局的組建,大批風華正茂的中青年科學家被調到這個研製原子彈的第一線。這些人里有「兩彈元勛」鄧稼先、著名物理學家王淦昌、著名空氣動力學家郭永懷。科學家們認為要讓原子彈爆炸,首先必須摸清原子彈的內爆規律,並掌握爆轟試驗技術,於是在北京古長城腳下的17號工地上,九局搞起了爆轟試驗。爆轟試驗隊的生活和工作場所很艱苦,就是一座碉堡、幾排簡易營房和十幾頂軍用帳篷,但試驗隊里年輕人那股忘我、拚命的勁頭真讓人感動。我不止一次地想:有這種不怕苦不怕累的工作精神,還有什麼困難不能克服,還有什麼難題不能解決?有這些願為祖國爭光、為民族爭氣的年輕人,就一定能造出「爭氣彈」來。
爆轟試驗的炸葯是在軍用帳篷中攪拌的。帳篷內的通風不好,霧氣騰騰的炸葯粉塵充斥了室內每一寸空間,古怪難聞的氣味沖鼻而入,攪拌者還要快速地動著,這真是件苦差事,但越是苦差事,大家越爭著去做。為了避免爭執,大家索性輪流進去攪拌,領導這一試驗的王淦昌自然也堅持要做這項工作。看他那利索的動作和攪拌頻率,簡直不敢相信他已是50多歲的人。這種環境對身體當然是有害的,大家怕影響他的健康,總是勸他趕緊離開現場,有時甚至把他硬推出去,可一會兒不注意,他的身影又出現在雲霧蒸騰的帳篷中。「你們就不要勸我了,我是不會離開的。我要和大家一起做。」王淦昌誠懇而又固執地說。聽著這話,看著決心已定的他,大家真的不知再說什麼好,只有一個心思:拚命工作,爭取提前完成任務。就這樣,經過大家共同的努力,通過一次次的試驗改進,我們成功地進行了爆轟試驗,基本上掌握了內爆的規律和試驗技術。17號工地的日日夜夜為中國首枚核裝置的研製和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成功,作了組織、技術、物質、精神上的准備。隨著核武器研製的深入,17號工地已不能適應發展的需要,需要換一個更大的試驗基地。爆轟試驗隊離開17號工地的那天,55歲的王淦昌竟拔下幾根白發,悄悄地放在古長城的石縫中,留作永久的紀念。這件事讓在場的每一個人深為感動。
沒有來自四面八方的奉獻與協作,原子彈是不可能這么快就搞出來的
核工業部制定第一顆原子彈研製方針時,就明確為主要技術以我為主,同時要積極考慮全國大力協同。實踐證明,這一方針完全正確。原子彈實際上是全國大力協同才研製成功的,是全國人民的成果。
爆轟試驗「轟」的一響,那爆炸的速度、力度都要測試出來,這就需要高速照相機。那時也不能到國外去買,只好在國內到處去找,跑遍了北京、上海,問遍了科學院、大專院校的研究部門,可就是找不到,科學家們非常著急。沒有高速照相機,下面的試驗無法進行。我到處調查,到處求人,終於在炮兵部隊找到了。我去找邱創成司令員,邱司令員抗戰時就和我在一起,很支持我的工作,把高速相機給貢獻出來了。
製造原子彈的外殼,需要機械加工,三機部有這個能力。三機部部長孫志遠和我挺熟悉,我就去找他。志遠很痛快,他要我提出要求,把任務交給其下屬工廠。工廠提出要經費,要增加設備,孫志遠回答得很乾脆:錢他們沒有,設備你們自己想辦法,按他們的要求做好,一定要保證質量。結果工廠終於搞出來了,一分錢不用給。
還有一個設備,國內只有空軍才有。我去找劉亞樓司令,他批准了,但研究院不願給,說:「既然司令員批了,我們共用吧,我們也很需要。」我說:「不行,我們有放射性污染。」他們只好給了。沒有來自四面八方的奉獻與協作,原子彈是不可能這么快搞出來的。
在那個經濟困難時期,科研人員忍飢挨餓,但為了製造我國的原子彈,大家都在拚命!
㈧ 美國為了順利投放原子彈做了哪些准備
一切准備孝困就緒後,全體人員立即投入了緊張的訓練,訓練的主要地點定在猶他州的沙漠地帶。中心任務是:巧指念飛機飛行於1萬米高空,對准目標投下炸彈,隨之轉彎疾升,在炸彈投放後的40秒鍾之內,飛機必須遠離爆炸點13千米以上。這種嚴格而單調的訓練一直進行到投擲原子彈的前一刻,足見美國人對此事的准備之充分。
1944年底,格羅夫斯將軍在現場考察了飛行大隊的模擬訓練逗喊後十分滿意,他宣布空軍聯隊的第一階段訓練圓滿結束,爾後將迅速派往古巴,在那完成餘下的訓練計劃內容:在海上進行遠程飛行訓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