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春秋時期如何發展事業

① 春秋時期都在打仗，當時的商業如何發展起來的

其實正是因為一直都在打仗，所以當時的商業才能夠繁榮昌盛，在這兩者之間，是互相促進的，而不是我們以為的因為都在打仗，所以當時的商業是受挫的。

為什麼呢，你想想看，打仗都需要什麼，需要武器交易，需要食品交易，這兩項最基本的交易如果不滿足，那哪裡來的士兵給你打仗呢，那這些士兵吃都吃不飽會嘩變的 ，士兵也是人啊，也是需要吃飯的。

當然這里不是鼓吹，打仗是好的，我們一定要多打仗，而是春秋時期的戰爭，客觀上促進了文化，經濟的繁盛，商業出奇的發展，文化也是幾千年來極為開放之時，涌現出了諸子百家，各種哲學思想。

所以並不是說打仗的時候，商業不好發展了，而是正因為戰火連年不斷，當時的商業才比較好發展起來，這兩者之間是相輔相成的，缺一不可。

② 春秋戰國時期哪些城市的建設事業得到了迅猛發展

春秋戰國時期，天下四分五裂，各地諸侯紛紛營建各自的都城。所以這一時期，我國的城市建設事業得到了迅猛的發展。這里說幾個比較典型的先秦城市實例。一是燕下都，二是吳都闔閭，三是趙都邯鄲，四是魯城，五是齊都臨淄。

③ 在春秋戰國的戰火中，商業是如何發展起來的呢

我們歷史上的物品交換，可謂是由來已久；傳說，神農氏“日中為市”，便已有了早期商業活動的印記；雖然，此時的交換，還僅限於氏族部落間的以物易物；與完全意義上的商業活動，仍有很大的區別。專家們猜測，甲骨文中出現的“貝”，便是作為物品交換的媒介，最早使用的貨幣；當然，這還有待，更多專家的考證與認可。

進入戰國後，各諸侯國間競爭日趨白熱化；能夠帶來巨大利潤的商業活動，越來越被國君們重視起來；大量出土的戰國時期的各種金屬貨幣，便是很好的物證。這時期也出現了，如齊國的臨淄、趙國的邯鄲，魏國的大梁等，大型的商業城市；以及如范蠡、子貢等，見之於史冊的優秀商人。

楊寬在其《戰國史》中稱，此時還出現了貨運“通行證”，並明文規定：陸上運輸以五十輛車為限；水上以一百五十隻船為限。足可見，這個時期商業活動的規模已經很大了。

不幸的是，日趨繁榮的商業活動，在“商鞅變法”後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當秦始皇統一六國，將“商鞅變法”的法令推廣到全國後，更是極大的阻礙了，商業活動的發展。幸運的是，漢朝以後，伴隨著張騫“鑿空西域”，也開辟出一條商路——“絲綢之路”，通往中亞、以及更西的西方；同時，由南海出南洋的海上貿易，也開始悄無聲息地發展起來。

④ 如果生活在春秋戰國時代

那個時代群雄爭霸，雖然處亂世，但建功勛、立霸業的機會也非常多。有學問、有能力的人是各個國家爭取的對象，所以能人是不會被埋沒的。還有，沒有形成統一的世界觀，人的階層等級觀念也比較淡，所以話說活在那個時代精神上還是蠻自由的，也是思想家頻出的時代。

⑤ 如何發展事業,何為事業

事業就是你要去做的事情，其實，什麼事情都可以說成事業，只是大一些的你想做的事情就是事業呀，，我認為事業應該是做對人的幸福有益的！

⑥ 春秋戰國時期的人民生活如何呢

春秋戰國時一位詩夫感嘆當時百姓生活困苦， 題了詩。 全詩的意思是： 成君的雁兒在空中飛行， 它們的兩只翅膀發出沙沙聲音。 那個人走出門， 到郊外去做牛馬賣命。 我們都是受苦難的人， 可憐的是既老又無親。 鴻雁兒雙雙飛去，了同矣集在湖沼里。 那個人去築牆， 百丈牆身都已築起； 他吃盡了辛苦， 何處是他安身的地方呢？ 雁兒們已經飛去了， 他們在空中發出聲聲的叫啼， 明白我們的人，說我們是勞苦的； 只有那些糊塗蟲， 還覺得我們不安份！

⑦ 在春秋戰國的戰火中，商業是如何發展起來的

春秋戰國的時候有很多的戰爭，人們為了能夠獲得更好的兵器，他們就想到了發展商業這個辦法，一個國家想要強大其實就需要錢財的支持。其實商業之所以會發展起來無非是這四種原因，下面我就為你們來解釋。

第三個就是地理原因，我們都知道當時的地理條件還是很好的，諸侯國之間並沒有那麼的四分五裂，雖然他們相距甚遠，但是防禦措施還是可以做的很好的，而本國的人民們為了能夠獲得更多的錢財，他們通常會把自己國家的東西偷偷運到其他國家去賣，畢竟別的國家的商人沒有這些東西，這些在本國賣的很低價錢的東西在國外卻能夠賣得很高。

最後一個就是當時的農民都不種田了，他們看到做商人更賺錢，所以一個個都選擇去當商人了。所以這也導致了商人越來越多。

⑧ 概括指出春秋時期文化事業的發展趨向

一、春秋時期民本思想的產生與發展

春秋時期，諸侯各國統治者都看到民的作用，知道如果沒有民的支持，貴族的統治就會崩潰。如衛懿公好鶴而輕民，封鶴為鶴大夫，讓鶴乘只有大夫才能乘的華美的車子。
公前 660 年，狄人政衛。衛懿公征發國人以御狄人。國人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 ? 」 國人皆放下武器不戰，狄人入衛，殺衛懿公。

有識之士看到民的力量，因此產生了重民思想和民本思想。《左傳·桓公六年》雲：「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功。」《左傳·庄公二十七年》雲：「諸侯非民事不舉。」即國君如果沒有民的支持將一事無成。《左傳·成公十七年》雲：「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 ? 」《左傳·庄公三十二年》：「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
先秦史籍中記載有關民本思想的內容，比比皆是，說明春秋時期我國思想界已經把民看得高於神了。這種重民思想相對於西周的「敬天保民」思想當又是一個進步。
齊國的思想家晏嬰，多次拒絕國君的賞賜和封邑。他的一些政治主張也基本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的。如他住的地方離市場很近，喧鬧嘈雜，齊景公想給他換一處住宅。晏嬰說，由於地住的離市井近，了解物品價格的貴賤，知道「踴貴屨賤」，這是齊國刑罰太重的原因，勸齊景公省刑。 晏嬰說：「君民者，豈以陵民 ? 社稷是主。」

《國語·魯語上》記載：長勺之戰，曹劌說：「夫惠本而後民歸之志，民和而後神降之福。若布德於於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動不違時，財用不匱，莫不能使共祀，是以用民無不聽，求福無不豐。」這些記載也表現出神是聽於民的，「民和而後神降之福。」這是一種輕天、輕神、重民的思想意識。
《左傳·僖公十九年》記載：宋襄公用 曾子 ( 小國 曾阝之君 ) 為犧牲祭於次睢之社 ( 當是睢水之旁的社 ) 。
司馬子魚批評說：「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 ? 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 ? 齊桓公存三之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 ? 得死為幸。」司馬子魚認為，用人為牲去祭祀「淫昏之鬼」 ( 指次睢之社神 ) ，是失德的。民才是神之主。宋襄公如此用人祭，是不會得到庇護的，而最後是難得善終的。孔子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 」人祭、人殉都遭到極大的遺責。

春秋時期，在有識之士眼中，民是重於神的。
民的地位也是高於國君的。齊國晏嬰就認為社稷和民是重於國君的。大臣的工作是為了社稷和民，而不是為了國君個人。齊庄公因與崔杼之妻私通，而被崔杼殺死。

晏嬰不從其死，說：「君民者，豈以陵民 ? 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昵，誰敢任之。」 孟子亦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把民看高於國君、高於社稷，這是春秋戰國時期走在時代最前列的思想，表現了春秋戰國時期對「民」的重視。民是國之本，這種民本思想是可貴的。

二、唯物辯證思想的產生

春秋時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周天子地位下降，日益衰微，而諸侯大國迅速發展，成為霸主國，如齊、晉、楚、秦等。
諸侯國內的一些舊貴族也淪為下層平民，甚至奴隸。《左傳·昭公三年》記載晉國的貴族時說：「欒、 谷阝 、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錄。」就是說，象欒、 谷阝 等大貴族，已經降為奴隸了。又如晉國出現了公室卑弱，「政在家門」的現象，最終導致韓、趙、魏三家分晉的後果。而齊國姜氏貴族權力喪失，發生了「田氏代齊」，江山改姓的悲劇。這些史實在思想家的頭腦產生了極強烈的反映。

《左傳·昭公三十二年》記載，晉國史墨雲：「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後之姓，於今為庶。」也就是說，任何事物都有兩個方面。事物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向相反的方向轉化，這種變化反映在政治生活中，就是「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這種思想具有樸素的辨證法因素。

四、道家學說及其代表人物老子

道家學派是先秦時期重要的思想流派，與儒家思想互相補充，對中國歷代王朝起過重要的作用。
道家學說的創始人是老子。《史記·老子列傳》雲：「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史也。」《集解》引《地理志》雲：「苦縣屬陳國。」春秋時期，陳雖為楚國所滅，但很快復國，故陳還是一個獨立的諸侯國。太史公所說的「楚苦縣」，是按西漢人的地理概念寫的，正如他在《貨殖列傳》一文中所說的「南楚」、「東楚」一樣。

老子是陳國思想家。他掌管周王室的圖書典籍，是北方文化的代表人物，不能算做楚國思想家。老子主張「小國寡民」的治國方式。老子說：「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有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這是一幅原始公社復歸的藍圖，老子不滿意當時的社會現象，在反對大國侵略小國的基礎上，產生了恢復原始公社的理想。

老子主張「無為而治。」他說：「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統治階級應無為，不要折騰老百姓，老百姓才能自化自正，自富自朴。老子主張天下「均平」，反對社會上出現的貧富分化，他說：「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老子反對上下尊卑貴賤的禮，主張人人平等。他說：「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老子反對戰爭。他說：「夫樂殺人者，則不以得志於天下矣。」兵者不詳之器，非君子之器。」
老子認為世界上有一個萬物之源的本體「道。」
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道，是老子哲學思想的核心。道，本來是道路的意思，引申為法則。老子認為「道」是世界萬物之源。道，是精神的。老子的哲學思想屬於客觀唯心主義體系。

老子思想中最光輝的部分是樸素的辯證法思想。他說：「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又說：「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聲音相和，前後相隨。」它揭示了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包括矛盾對立的兩個方面。這兩個方面相互依存，是對立的統一。這是人們對世界認識深化的表現。
五、儒家學說及其代表人物孔子

儒家學說是先秦時期形成的。自西漢至清朝，它一直是封建王朝正統的理論和統治思想，是治國安邦的指導思想。儒家學說在中國歷史上的影響之大、之深、之長久都是空前的。
孔子是儒家學說的創始人和奠基人，是我國偉大的學者、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學說成為封建社會的正統理論。唐宋元明清時期，儒家經典是封建社會科舉入仕的必考科目。孔子被歷代封建王朝尊為「大成至聖先師。」

孔子是春秋時期魯國 ( 今山東曲阜 ) 人，名丘，字仲尼。孔子的祖先是宋國 ( 今河南商丘 ) 人，其祖籍采邑在今河南省夏邑縣。孔子先祖弗父何是宋襄公的長子，沒有繼承國君位，讓位給弟弟厲公。弗父何成為宋國的公室貴族。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姓孔氏。孔父嘉是孔子的六世祖，在宋國被華督所殺。
孔氏在宋國衰落。孔父嘉生木金父，金父生夷，睾夷生防叔。防叔為避華氏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梁紇生仲尼。孔氏一家是避禍奔魯的，在魯國屬低等貴族。孔子三歲喪父，家道中落，他的青少年是在貧困中度過的，故孔子說：「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孔子自少年熱愛學習，又出生在禮樂之邦的魯國，這種良好的文化氛圍孕育了孔子。孔子曾周遊列國十四年，到過衛、宋、鄭、陳、蔡等國，宣傳他的學說和主張，晚年回到魯國，講學著書。 73歲而終於魯國。
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禮」和「仁。」《論語·顏淵》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矣。」「人而不仁，如禮何 ? 人而不仁，如樂何 ? 」禮，仁皆孔子思想的核心。
禮，就是維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制。禮，是調節人們之間社會關系的制度。在禮制的指導下，國君和臣下，貴族和平民都要人為地劃出等級。根據這種等級身份地位的高下，進行社會財富的分配。地位低下，自然就較少的佔有社會財富。

《禮記·坊記》大約出自戰國，記載不一定是孔子言論，但卻反映了儒家思想。《坊記》曰：「子雲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子雲：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亦民有君臣之別也。」這段話正反映了禮的實質。
孔子主張以「仁」治國。仁者，愛人也。孔子要求統治者要愛護百姓，以仁政治國，反對苛政。《論語·學而篇》雲：「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雍也》載：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 ? 可謂仁乎 ? 」孔子回答：「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 堯舜其猶病諸 !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孔子認為，能「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不僅是仁，簡直達到「聖」的境地。

孔子主張選賢任能，主張廉政、仁政。這種仁政思想代表下層人民的利益，具有民本主義因素。
孔子對道德有極深的理解和思想，他的許多有關道德的箴言成為我國幾千年恪守的原則。孔子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夫人之道，忠恕而已矣；」「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等等。孔子所提倡的倫理道德、重義輕利、寬恕忠信、敬老愛幼、樂於進取，恭、寬、信、敏、惠等，成為中華民族共同的心態和理想人格。孔子的憂患意識和參與意識也激勵著中國歷代志士仁人去建功立業，英勇奮斗。孔子的倫理觀念和道德觀念對中華民族有強大的凝聚力。
孔子是我國偉大的教育家。他打破了西周以來「學在官府」的局面，首開私人講學之風，使學移民間。孔子提出了「有教無類」的思想。他所教的課程主要是「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六項基本技能。孔子在教育實踐中，對教學有著深刻的見解。如「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三人行，必有我師」；「溫故而知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這些是我國幾千年教育思想的精華。孔子在我國教育史上有崇高的地位。

六、兵家學說及其代表人物孫子

《左傳·成公十三年》雲：「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戰爭是古代社會的重要內容。在戰爭中，我國學者總結戰爭的經驗教訓，研究戰爭的理論策略，這種學問叫做兵學。我國先秦時期研究兵學的理論有《司馬法》、《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其中以《孫子兵法》最為有名，並具有代表性。
孫子，名武，春秋時期齊國人。孫武是齊田敬仲完的六世孫，因其祖伐莒有功，賜姓孫氏，食采樂安 ( 樂安，一說在今山東省惠民縣，一說在今山東省廣饒縣 ) 。後來齊田氏、鮑氏為亂，孫武奔吳，以兵法十三篇見吳王闔廬，得到吳王的贊賞。

孫子主張戰爭必須是有道之戰，方能取勝。他認為，戰爭必須「唯民是保。」 [62] 不用戰爭的方式，而達到和平，這是戰爭的最上策。《孫子兵法·謀攻篇》雲：「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即戰爭不以攻破敵的國家、殲滅軍隊為目的。戰爭的目的是通過戰爭達到和平，因戰爭中任何一方的傷亡都是「民」的傷亡。這種以民為本的軍事思想在歷史上有深遠的意義。
《孫子兵法》是一部具有成熟的軍事思想的兵書，它揭示了戰爭的規律，有明確的主導思想，並且還含有豐富的哲理。孫子認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在發展變化，在戰爭中「兵無常勢，水無常形。」將帥在戰爭中，兵之所向，要向水流趨下一樣，向敵薄弱處進攻。

《孫子兵法·虛實篇》雲：「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趨下，兵之行避實而擊虛。」戰爭中不僅要了解自己，也要了解對方。」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孫子認為，戰爭是人的行為，絕不能依賴任何迷信。他說：「成功出於眾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 孫子不相信卦象卜筮，不相信鬼神，不相信類推，而只相信人。孫子的軍事思想含有豐富的哲理，含有豐富的唯物主義辯證法。

七、春秋時期的史學及其優良傳統

中國古代非常重視對歷史的記載。自從有文字開始，中國人就開始記載自己的歷史，並追述文字產生之前的歷史。
春秋時期，諸侯國均有了自己的國家政權機構，同樣也擁有了自己的史官系統。如齊國有太史、南史；晉有太史董狐、史墨等。又《史記·孟嘗君列傳》雲：「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這條史料說明，當時諸侯國中的一些達官顯貴亦有自己的「侍史。」春秋時期，諸侯各國皆有自己的史官以記載本國歷史。

《孟子·離婁下》雲：「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晉國史書叫《乘》，楚國史書叫《檮杌》，魯國史書叫《春秋》。
《墨子·明鬼下》記載有：「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齊之《春秋》」，等。是時周、燕、齊、宋皆有名為《春秋》的史書。
《隋書·李德林傳》記載：「墨子又雲：『吾見百國《春秋》'。」這個記載說明，當時諸侯各國皆有《春秋》。《管子·法法篇》尹注雲：「《春秋》即周公之凡例，而春秋之國史也。」《春秋》是記載歷史的書。墨子所說的百國《春秋》，應是諸侯各國的史書。

春秋時期諸侯國的史書多已失傳，當被秦火焚之。至今傳下來的魯國《春秋》，即今之《春秋經》。
中國史學有嚴肅的傳統。《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記載：齊國權臣崔杼殺齊庄公，但崔杼不願有弒君之名，求太史不要在齊國史籍上記載此事。齊太史不聽，秉筆直書「崔杼弒其君。」結果，「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齊太史與其弟為了能寫信史，接連死亡。史官為能續寫信史，不怕殺頭。崔杼面對史官們的視死如歸、前仆後繼，不得已才不殺太史的弟弟。與此同時，南史聽說「太史盡死」，也准備前去續史，聽說史書己續，才回去。

中國史官這種不畏犧牲、不畏強暴，憑著史學家的良心，秉筆直書歷史的真實，開後代直筆史書的先河。
《左傳·宣公二年》也記載晉國大史董狐不畏晉國正卿趙盾的權勢，秉筆直書「趙盾弒君」，並「以示於朝。」孔子認為「董狐，良史也。」
太史公司馬遷在他的巨著《史記》的撰寫中，以信傳信，以疑傳疑。漢代的劉向、揚雄認為司馬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中國先秦時期至漢代的史學是嚴肅的，具有秉筆直書的優良傳統。

八、科技的發展

天文歷法

農業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主要生產部門，而天文歷法與農業有密切的關系。中國對天文歷法的研究自石器時代就開始了，經過夏、商、周三代的發展，春秋戰國時代，中國天文學已有相當的成就。

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各國採用三種歷法，即三正：夏正、殷正、周正。《史記·歷書》雲：「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夏正以正月為歲首，殷正以十二月為歲首，周正以十一月為歲首。「春秋時，晉國用夏歷，其他各國都用周歷。戰國時，魏、趙、韓三國沿用晉的夏歷。」

醫學

春秋戰國時期，人們對身體和疾病有了較深刻的認識，並在診治疾病方面取得很大的成績。《漢書·藝文志》雲：「醫經者，原人血脈經 ( 絡 ) 骨髓陰陽表裡，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葯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得，猶慈石取鐵，以物相使。」
醫經學派認為，病是由於自身的陰陽不調所起，但用箴、石、湯、火、葯即可醫好。
另外，《漢書·藝文志》還記載有「經方」，即疾病和治療該病所用之「方」，雲：「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深淺，假葯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漢書·藝文志》所記的「醫經」與「經方」，是對先秦醫學的總結。春秋戰國時期，我國不僅已經認識疾病的原因，而且有了醫治疾病的能力。《左傳·昭公元年》記載：「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
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 ? 」秦國醫和是當時的一位名醫，他已看到晉平公的病是淫侈而得，並且認為該病「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表明醫和對待疾病的態度是科學的。

⑨ 春秋時期的社會是如何變遷的

春秋時期，周王朝已經失去控制全國的能力，無論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個領域，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總的趨勢是奴隸制危機日益加深，封建制因素逐步興起。總括春秋時期的社會變動如下：

第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引起生產關系的變革。春秋時代的社會大變革，歸根結底是由生產力的發展所引起的。鐵制生產工具和牛耕逐漸被廣泛使用，迅速提高了社會生產力，推動了農業的發展，同時帶來了生產關系領域的巨大變革。

鐵制生產工具和牛耕的廣泛推廣，加上生產技術的改進和某些大型水利灌溉設施的出現，使得農作物的產量提高。農業生產的發展，使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小生產和以個體經營為特色的小農階層有了成為社會基礎的可能，新產生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代表了正在形成中的封建經濟的特色。鐵制農具的使用增大開墾了「私田」的數量，私田的經營遠比公田出色，於是以井田為主幹的奴隸制土地國有形式開始動搖。

奴隸制時代由於貴族們壟斷土地、山林、川澤和漁場，不許民眾隨便使用，因而限制了私有經濟的發展。對於大量奴隸式的勞動力佔有形式，也嚴重地束縛了勞動者的積極性，妨礙了新的生產工具的使用。奴隸制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尖銳矛盾，是推動社會向封建制轉變的根本原因。

第二，與社會經濟關系的變化相適應，階級關系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統治階級中有些大貴族沒落了，有些擁有較多私田的奴隸主則逐漸豪富，在奴隸制崩潰之勢已定的情況下，他們擴大實力，改變了剝削方式，將土地出租給直接生產者。先是出租私田，後來連井田也納入了出租范圍。」

這一部分由舊貴族轉化而來的新興勢力，是封建社會地主階級的初期代表。另一部分則是軍功貴族和新官僚，他們依靠自己的軍功而獲得了大量土地，成為地主階級的組成部分。在出租土地上耕作的勞動者，身份也改變成了依附農民。與此同時，一部分庶人、工商者的身份也有所改善，而且不斷分化，以個體經營為特色的「隱民」、「私屬徒」和「賓蔭」，已具有封建關系下依附農民的性質。

第三，奴隸制經濟的崩潰和階級關系的變化，引起了奴隸制上層建築領域的大動亂，即所謂的「禮崩樂壞」。

生活力的發展和新的生產關系的出現，使奴隸和人民群眾同奴隸主階級的矛盾更加尖銳了。奴隸主貴族更加殘酷的剝削奴隸和平民，庶人生產的樂西被剝削殆盡，出現「民參其力，二人於公，而衣食其一」的情況。各諸侯國之間頻繁的戰爭，雖然為全國統一創造了條件，但是使人民苦不堪言，許多國家都發生了奴隸逃亡的情況，以及奴隸與平民的暴動事件。持續近兩百年的奴隸和平民的反抗斗爭，致命地打擊了奴隸主貴族的統治，這是奴隸制崩潰的根本原因。

隨著地方經濟的發展和中央權力的削弱，諸候和卿大夫在政治上的獨立性加強了，周初「諸候並立，王室獨尊」的局面，已經被徹底破壞。作為最高統治者的周天子，經濟上喪失了支配力量，政治、軍事上也失去了控制力，舊有的禮樂制度已經失去約束作用，諸侯狹令天子、犯上作亂的事件層出不窮。商周以來奴隸社會的政治典章制度趨於土崩瓦解。

禮的崩潰，是奴隸制解體在上層建築領域中的集中表現，反映了新興地主階級勢力的壯大。

第四，在巨大的社會變動中，舊貴族無法維護舊有的統治，被迫進行改革，主要集中於田制、兵制和基層組織方面。

其中影響較大的，一是晉國「作愛田」，以服兵役為目的把土地賞給國人，為以後按軍功賜田開了先例；二是魯國的「初稅畝」，正式廢除井田制，承認私田的合法性，而一律取稅；三是楚國實行「量入修賦」，按土地收入的多少來徵收軍賦，提高了一部分庶人的地位；四是鄭國確定「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法，在承認個體戶合法性的基礎上，按什伍組織加以編制，加強了對居民的束縛，標志著國家統治更加嚴密。這些制度多被以後的封建國家所援用。

總之，春秋時期各國進行的政治改革，是在奴隸和平民的反抗下被迫進行的，企圖以此挽救政治危機，整飭動亂的社會秩序。同時也是順應歷史潮流的活動，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社會所發生的一些新變化，並採取了新的政策措施，這對封建制度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新興地主階級在爭取本身政治權力的同時，在法律方面也提出了維護本階級利益的改革要求。

⑩ 中國以人為本思想在春秋戰國時期是如何形成和發展的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社會經濟是由奴隸制向封建制發生了巨大轉變時期，同時也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代。

這其中是法家管仲最先提出了以人為本的概念。他說：「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管子·霸業》)同時，在《管子·霸形》中記載，管子對齊桓公說：「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齊桓公變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這就是以人為本。而這里的以人為本是代表新封建階級的法家的禮法結合和儒家以人為本思想的反映。